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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无架构的暴政
乔·弗里曼（Jo Freeman）
1972年
陈信行 译、Karlcx 校订
〔说明〕本文最早的版本是在1970年5月于美国密西西比州Beulah镇举行的南方女权大会上的演讲。初稿投给1971年出版的Notes from the Third Year，但未获采用。之后投稿到好几个运动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回信要求允许刊登，其它的就径自刊登了。第一版正式的发表是在1972年的The Second Wave第2卷第1号。早期运动刊物上的版本，是以Joreen的笔名发表的。之后的修改版以Jo Freeman的名义分别发表在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7, 1972-73, pp. 151-165,以及Ms. magazine, July 1973, pp. 76-78, 86-89。这篇文章传遍世界各地，许多人自行编辑增删、重印、翻译并发表在杂志书籍与网站上，通常没有知会作者。在此的版本是作者本人综合之前三版所编。本版中文翻译获作者授权，可无偿在中文网络自由流传。
在女性解放运动成形的年代里，许多人把重心放在建立所谓的无领导、无架构的团体，以作为我们运动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组织形式。这个想法的来源是对于过度结构化的社会的自然反应。我们多半察觉自己深处在这样的社会中，结构不可避免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应该要反抗过度结构化的左派和类似的团体却往往继续保持着菁英主义。
然而，“无架构”的想法现在却已经从反对上述倾向的一种健康制衡，变成以自己为名的女神。这个想法很少被审视，“无架构”这个名词很少被提起，它却变成了女性解放意识型态中深植而不被质疑的组成部分。在运动的早期，这还不构成问题。我们的运动当时定义自己的主要目标与主要方法为“意识觉醒”，而“无架构”的亲密聊天团体是达成这个目标的绝佳手段。松散而非正式的方式鼓励大家参与讨论，而互相支持的气氛激发出很多个人的洞见。如果不是有比个人洞见更具体的东西从这些团体里产生出来，问题不会发生，因为这些团体的目标本来就并未超越个人成长。
当各个亲密谈话团体把意识觉醒的用处推到极限，而决定一起做些更特定的事情时，基本问题就发生了。许多团体在这个时刻会触礁，因为她们改变自己的任务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架构。当时，女性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无架构”的想法，而不明白它的限制。人们把“无架构”团体和非正式会议用来达成完全不适合的目的，是由于她们盲信除了这种形式之外，没有其它方法不是压迫性的。
如果我们的运动要超越这些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就得清除运动中一些关于组织与架构的偏见。这两者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坏处。它们可以被误用、常被误用，可是光因为如此就轻易拒绝组织和架构，就是放弃我们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工具。我们得理解为什么“无架构”不管用。
正式与非正式架构
跟我们所愿意相信的恰恰相反，世界上没有无架构的团体这回事。任何一群各色各样的人、为了任何目的、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聚集在一起，必然会产生某种架构。架构可能有弹性；架构可能随时间变化；架构可能把任务、权力和资源以平均或不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团体成员。但是无论参与的人们的能力、人格特质或意愿为何，架构总是会出现。除非我们完全拒绝与彼此在任何基础上产生连带和互动，我们才能贴近所谓“无架构”的状况──而这并不是人类群体的本性。
因此，争取“无架构”的团体和争取下列这些东西用处差不多、欺骗性一样大：“客观”的新闻报导、“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或“自由”经济。一个“自由放任”的团体的现实性跟“自由放任经济”的社会差不多；这个想法成为掩护强者或幸运者建立对他人的无可质疑的霸权的烟幕弹。这种霸权很容易建立，因为“无架构”的想法提防的只是形成正式的架构，而不是“非正式”的架构。类似地，“自由放任”哲学并没有防止有经济权力者建立他们对工资、价格、和物资分配的控制权，它只是防止了政府做这些控制。“无架构”成为遮掩权力的面具，而在女性运动中，通常是最有权力的人（无论她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最为大力提倡“无架构”。只要团体的架构是非正式的，决定如何制订的规则就只有少数人，而只有知道这些规则的人察觉的到权力的运作。那些不知道规则、没被选来加入最内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于感受到她们不明了的一些事正在发生，而产生偏执的误解。
要让一个团体内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团体及其活动，团体的架构必须明确，而不是隐讳。决策规则必须对每个人开放，而这只有在正式架构下才可能。这并不是说正式的架构必然摧毁非正式的架构。通常不会。但是至少这样可以防止非正式架构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且开放一些手段使得参与非正式决策架构的人们如果对整个团体其它成员不负责任时，那些成员可以反对她们。“无架构”的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决定要或不要组织架构，只能选择是否要正式架构。所以，从现在起，我只用这两个词来指涉特定的想法：“非架构”只那些并没有建立一套特定运作架构的团体。“有架构”的团体一定有正式架构，也可能有非正式或隐藏的架构。非正式的架构，尤其是在“非架构”的团体中，形成了菁英的基础。
菁英主义的本质
“菁英”（elite）大概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最被滥用的字眼了。它跟50年代的“左仔”（pinko）一词一样常被抬出来骂人，原因也很类似。这个字眼很少被用得正确。在我们运动里，它通常用来指涉个人，虽然这些被指涉的个人的个人特质与从事活动可能差别颇大。单独的人不该被称为“菁英”，因为英文elite这个集合名词指的应该是一群人。任何个别的人，不管多有名，都构不成“菁英”。
正确地说，菁英指的是一群能够对她们所属的更大群体施加权力的一小群人，这一小群人通常不对大群体负责、她们的权力通常不被察觉、也不被认可。一个人如果属于这个菁英小群体、或鼓吹菁英统治，则可称为菁英主义者，无论这个人是否出名。臭名昭著不是构成菁英主义者的要件。聪明的菁英主义者通常懂得隐藏自己：如果她们出了名，就会被群众监视，那掩盖她们的权力的面具就不再牢靠了。
菁英不是阴谋。很少会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刻意地要为了自己去接管一个更大的群体。菁英，不多也不少，只是一群恰好参与同样政治运动的朋友。[1]没有这些运动她们可能还是朋友；不管友谊是否维续，她们可能还是会参与运动。正是由于这两个现象的重合使得团体内产生菁英，也使得菁英很难打破。
这些朋友群体在团体可能会设定的正式沟通管道之外发挥着沟通网络的功能。如果团体没有正式沟通管道，则朋友群体则成为唯一的沟通网络。因为这些人是朋友，因为这些人共享一些价值和倾向，因为她们有私交，而且在做决定时会咨询彼此的意见，所以参与在网络中的这些人在团体中的权力比没在网络中的人大。而且，几乎没有团体不会在内部透过彼此交的朋友产生某些非正式沟通网络。有些团体，视其规模大小而定，可能有不只一个这种非正式沟通网络。这些网络甚至可能会重叠。当团体内只有一个这种网络，它就成为一个“无架构”团体的菁英群体，不管其参与者是否愿意成为菁英。如果这个网络是在一个有架构的团体内，依架构的性质和网络成员的组成而定，它可能成为菁英，也可能不会。如果团体内有两个或更多这种朋友网络，它们可能会彼此竞争，而形成派系，也可能会刻意退出竞争，而使其中一个网络形成菁英。在有架构的团体内，这种朋友网络通常会为取得正式权力而竞争。这是最健康的情形，因为团体其它成员就会成为两个权力竞逐者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而得以对那些她们暂时托付信任的人提出要求。
非正式沟通网络不可避免的菁英主义和排他性质既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特有的新现象，对女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几世纪以来，这种非正式关系一直把女性排除在外，使她们无法完整参与她们参加的团体。在很多专业领域或组织内，这些网络打造了“男更衣室”心态（locker room mentality）以及“老派”关系（“old school” ties），这些都有效地把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以及个别男性）排除在核心之外，使她们无法平等地享有权力的来源与社会报酬。过去的女性运动投注大量的心力要把各种组织的决策与干部选举过程正式化，从而使得她们可以直接挑战排斥女性的作法。我们都很明白，这些努力仍然无法防止非正式的纯男性网络歧视女性，但是至少这种歧视现在比较困难。
菁英群体，并不单单因为它的非正式性质，就让人看不见。在任何小团体会议中，耳聪目明的人总是能分辨谁在影响谁。朋友群体的成员们彼此之间要远比和外人契合。对彼此，她们比较注意倾听、比较少打断发言；她们会重复彼此的论点而且会善意地让步；她们往往忽视“外人”的意见或与外人争论，而“外人”的同意对形成决策不见得需要。但是，“圈内人”也必须与“外人”保持好关系。当然，圈子的界线不如我在此说的那么明晰；那是互动上的一些微妙细节，而不是预先写好的脚本。但界线总是分辨得出来，而且有其作用。只要知道了形成决定前非跟谁商量不可、谁的同意会让整个团体的采纳决定拍板定案，我们就知道谁才是主导者。
既然（1970年代美国激进妇女）运动团体从未具体决定团体内部谁该行使权力，全国各地的团体往往采纳各式各样的标准来规范这件事。大部分的标准是依循着传统的女性特质。例如，在运动早期，结婚通常是进入非正式菁英群体的先决条件。传统上，女性们往往被教导说已婚妇女比较容易彼此产生连带，而她们觉得单身妇女的威胁性太大，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在很多城市（的妇女运动团体）中，这个条件进一步缩小到只包括嫁给新左派男人的女人。然而，形成这个标准的不只是传统，因为新左派男人通常能弄到运动所需的各种资源──邮寄通讯簿、印刷设备、人脉与信息等等──而当时女性习惯透过男人得到资源，而不是自备粮草。随着运动逐渐的改变，婚姻愈来愈不成为有效参与菁英群体的普遍条件，但是所有的非正式菁英群体都有些标准，使得只有拥有特定物质条件或个人特质的女人可以加入。这些标准包括了：中产阶级背景（虽然运动的说辞不断地说要联系工人阶级）；已婚；虽未婚但与伴侣同居；大学毕业或至少有些大学经历；“酷”；太“酷”；抱持着某种“激进”的政治路线或认同；没小孩；具有一些“阴柔”人格特质，如“nice” (亲切厚道)；穿着打扮合宜（不管是依传统或反传统风格）；等等。有些特质几乎一定会被贴上“不对劲”的标签，因此要尽量避免。这些包括：太老；全职工作，特别是对“事业”抱企图心的人；不“nice”；坚决的单身主义（就是说，既非同性恋也非异性恋）。
还有其它的标准可能会被采纳，但是它们都有共通的主题。参与运动的非正式菁英群体从而运作权力的标准前提往往与个人的背景、人格特质、或时间分配有关；而与个人的能力、对女性主义的献身、才能或对运动的潜在贡献无关。前一种是人们通常选择朋友时会用的标准；后者则是任何真的想要发挥影响力的运动或组织必须采用的标准。
每个菁英群体接纳成员的标准或许不尽相同，但是要被它们接纳的方法则大致一样。唯一主要的分别是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菁英群体，还是后来加入的。如果你一开始加入，那么拉越多熟人加入越好。如果大家都还不太熟，那你得刻意地与特定的成员搞熟并建立非正式结构所需要的非正式互动模式。一旦形成了非正式模式，这些模式会自我维续，而最成功的维续战术是持续地吸收“适合”的人。加入这种菁英团体跟加入姊妹会差不多。如果被看做对群体是有益的，一个人会被非正式架构的成员试着“推”入伙，最后要不是退出，就是加入。如果这个姊妹会没有在政治上觉醒到积极从事这种吸收工作，则这种程序可能由外人发动，就像人家加入私人俱乐部一样。找个介绍人，即选择一位看来在菁英群体内受尊敬的人，积极地经营与她的个人友谊。最后，她终究会把你带进这个圈子内。
这些程序都需要时间。所以，如果你有全职工作或者有担负类似的重大责任，通常你不可能加入，因为你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开会、去培养让你能在决策中说得上话的个人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正式架构对工作过度的人很有裨益。正式的决策过程常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多多少少参与在内。
虽然我这些对小团体内形成菁英群体的解剖是采批判观点的，我并不认为这些非正式架构一定是坏的──我只是说它们一定会存在而已。所有的团体都会由于成员的互动而形成非正式架构。这些非正式架构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只有“无架构”的团体会彻底地让非正式架构掌控。一旦非正式菁英群体与“无架构”的神话结合在一起，就不会出现试图限制它们行使权力的尝试。菁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状况的两个潜在的负面后果。第一个问题是：非正式架构的决策很像姊妹会，人们听彼此的话，因为她们彼此喜欢对方，而不是因为那些发言有什么重要性。如果运动并不做什么重要的事，这还不要紧。但是如果不希望运动被困在这个草创期，这种倾向势必得修正。第二个问题是：非正式架构不对整个团体负责。她们的权力不是被赋予的，从而也不能被取消。她们的影响力不来自于她们为团体所做的事，因而她们也不能直接被团体影响。并不是说非正式架构必然就不负责任。试图维持自己影响力的人通常会试着负起责任。但是团体就会无法督促人去负责；负不负责只取决于菁英的兴趣与利益。
“明星”体制
“无架构”的想法创造了“明星”体制。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期待政治团体做决策，并选择一些人对大众阐明这些决策。媒体和大众不知道如何严肃地听取个别女性作为女性想说的话；他们想知道运动团体到底有什么感觉。目前为止社会上只有三种确立群众集体意见的方式：选举或公投、民意调查以及适当的会议所选举的团体发言人。妇女解放运动目前没有采用这三种与大众沟通的方式的任意一种。整个运动或者运动内形形色色的团体都没有建立向大众解释他们对议题的种种意见的方法。但是被制约的大众老是在找发言人。
虽然并未有意识地指定发言人，我们的运动丢出了许多由于各种原因吸引公众目光的女性。这些女性并不代表哪个特定团体或既定的集体意见；她们自己知道，也都这么说。但是由于媒体想知道我们运动对某个议题的立场时，找不到正式发言人或任何决策机构可以访问，这些女性就被当成了发言人。因而，不管她们喜不喜欢、不管我们的运动喜不喜欢，这些公众瞩目的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安在发言人的位置上了。
这是对这些被贴上“明星”标签的女人的抱怨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她们并未被运动中的女性选择来呈现运动的观点，当她们被媒体假设说她们代表整个运动发言时，运动成员会怨恨她们。但是，只要运动一直没有选择自己的发言人，这些女性就会一直被媒体和大众当成发言人，不管她们自己要不要。
这对运动和被贴上“明星”标签的女性都有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因为运动并未赋予她们发言人的职位，运动也无法取消她们的位置。是媒体把她们当成明星，也只有媒体能选择不听她们的发言。只要媒体找不到足以代表运动的权威发言与声明，它们会一直到处找“明星”。只要我们的运动还相信它根本不应该有代表人，运动就无法控制谁被选择来对大众代表我们的运动。其次，被架到明星位置上的女性常常发现她们被自己的姐妹们无情攻击。这对运动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对被卷进去的人来说非常痛苦。这种攻击要不是导致这些女性带着苦涩的疏离感而永远离开运动，就是使得她们不再觉得必须对所谓的“姐妹”负责。她或许还维持着对模模糊糊地定义的运动的某种忠诚感，但是她再也不会轻易被运动中的其她女性的压力影响。只有受虐狂会觉得她对为她带来这种痛苦的人还负有责任，而这些女性通常太坚强了，不会对这种个人压力低头。从而，对“明星”体制的强烈反对事实上鼓励了我们运动一向谴责的那种个人主义式的不负责任。把一位姐妹当成“明星”赶出运动，使得我们的运动对她失去任何控制，然后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犯下她被指控的任何个人主义恶行。
政治无能
无架构的团体很有效地使得女性可以诉说自己的人生经验；但是做事情很不行。当人们厌倦了“空谈”而想要起而行动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乱了阵脚，除非它们改变其运作方式的性质。有时候，发展起来的团体内的非正式架构恰好符合团体的需要，而填补了所需的功能，使得无架构的团体显得好像有用。换句话说，这个团体很幸运地发展出恰好适合执行某个特定计划的某种架构。
在这样的团体中工作会带来很强的兴奋感，但这也是很少见的、很难复制的。这种团体必然要符合下列四项条件：
1）任务导向：它的功能很狭隘、很特定，例如举办一场会议或出版一份刊物。任务基本上组织起了团体。任务决定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必须做到。任务提供了一个指引，让人可以判断她们该做的行动以及未来的活动。
2）团体相对地小而同质性高：参与者需要同质性来保证有可以互动的“共同语言”。背景出身差异极大的人们可以为提高觉悟的团体提供丰富性，让成员可以从彼此的经验中学习，然而，在一个任务导向的团体中，成员太多元性只会让她们不断地互相误解。这些背景互异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诠释词语和行动。她们对彼此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也以不同的标准来评价结果。如果大家互相都熟到能理解这些微妙差异，这些都不成问题。但是，通常这些差异总是导致困惑，以及无止无休的会议来摆平没人事先想到会发生的冲突。
3）高度的沟通：在重要的决策过程中，信息必须传递给每个人、意见需要被检查、工作要分工、而且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只有在团体很小，而且在任务的关键时刻人们事实上住在一起的状况下才办得到。很显然地，参与者愈多，足以让每个人都参与决策所需要的沟通量就会成几何级数上升。无可避免地，这会把团体成员人数限制在5人左右，不然就得把一些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成功的团体可能大到10到15人，但是她们必须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从事部分特定任务、小组成员有重叠，这样才能流畅地让各小组理解其它小组在干什么。
4）低度的技能分殊化：不是每个人都得能做每件事，但是每件事至少都要多于一个人可以做。这样，就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定程度上，人成了可以互换的零件。
善于利用好运的小团体或许能够符合上述这四个条件，大团体则绝无可能。从而，由于在大部分城市中的整体妇女解放运动跟个别小成长团体一样无架构，整个运动的效率很难比个别团体所从事的个别任务还高。非正式架构鲜少能够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内部联系以有效地操作整个运动。所以运动产生了一大堆动作而很少有成果。很不幸地，即使那些动作最终归于徒然，它们并非毫无影响，而是有害的，受害者就是运动本身。
如果不拉进太多人、维持小规模的话，有些团体成功地组织了地方性的行动计划。但是这种形式把行动限制在地方层次，无法在区域或全国层次上进行。而且，如果要运作顺畅的话，这些团体通常就得把自己缩减到只剩原来就在运作团体事务的非正式朋友群体，因而排斥了许多妇女的参与。只要妇女参与运动的唯一管道就是加入某个小团体，孤僻一点的人就必然会吃亏了。只要朋友群体还是组织活动的主要手段，菁英主义就被体制化了。
一个团体如果无法找到地方性计划来投入，大家相聚在一起本身就成了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如果一个团体没有任务（意识觉醒也是个任务），里头的人们就会把精力花在控制团体的其它成员。绝大多数状况下，这并不是由于恶意地想要操纵他人，而是由于她们的才能没有更好的地方好发挥。能干的人，手上有的是时间、又需要一些理由来合理化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就把她们的力气花在人际方面的控制、把时间花在批评团体其它成员的性格。内斗与个人间的权力游戏压倒了一切。当团体找到任务好投入时，人们就会学着接受与其它人，依着她们目前的样子来相处，而把个人好恶服从于更大的目标之下。那种想把每个人改造成自己认为她们该长的样子的冲动，就有了分寸。
意识觉醒阶段的结束让女性团体成员无处可去，而组织架构的阙如又使她们没又到达任何地方的工具。运动中的女性们要不把眼光和力气向内转、指向自己和她们的姐妹，就得寻求其它行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多。有些女性干脆“自己搞自己的”。这可以产生出许许多多对运动有用的个人创意，但是大多数姐妹没条件这么做，而且当然无益于培养集体合作的精神。其它女性则完全淡出运动，因为她们不想发展出自己的个人计划，又无法发现、参加、或发起能提起她们兴趣的集体计划。
很多人转而投入其它政治组织以寻求妇女运动中找不到的架构、有效率的行动、和其它元素。对这些只把妇女解放当成女性应该投入的各种议题之一的政治组织因而能够把妇女解放运动当成一个极佳的新成员招募场所。这些组织不需要“渗透”进运动，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女性们通过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员，而产生的对有意义的政治活动的渴求，本身就足以让她们在我们的运动无法给她们的新想法与能量提供适当出路时，急于加入其它组织。这些加入其它政治组织又留在妇女解放运动、或是加入妇女解放运动又留在其它政治组织的女性，又成了新的非正式架构的来源。这些友谊网络是植基于她们共享的非女性主义政治信念，而不是我之前讨论的那些因素，但是运作方式大致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女性共享着一套价值、想法与政治倾向，她们也变成了非正式、无计划、没人推选出来的不负责任的菁英──不管她们自己愿不愿意。
这些新的非正式菁英常被不同运动团体内旧的非正式菁英视为威胁。这是正确的。这种政治取向的网络往往不甘于像许多旧菁英一样仅仅停留在“姊妹会”的层次，而积极地想要推广宣传她们的政治与女性主义思想。这很自然，但是它对妇女解放的影响从来没有被适当地讨论过。旧菁英很少会愿意把这些差异公开化，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了她们自己所扮演的团体内部非正式架构的角色。
很多非正式菁英都躲藏在“反菁英主义”与“非架构组织”的大旗之下。要有效地迎战其它非正式架构的挑战，她们就得公开自己的身份，而这可能会带来很多危险的后果。从而，要维系她们自己的权力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对方贴上“共产党”、“改良主义”、“同性恋”、“反同性恋”等等标签，然后把她们排除在外。其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团体正式地架构化，从而把原来的权力架构正式化。而这往往办不到。如果这个团体的非正式菁英以往有良好的架构而且运作着较大的权力，正式化的任务也许可行。这些团体也许有多少有效率的政治活动的历史，这表示非正式架构运作得够好，可以取代正式架构。架构化不会改变它的运作方式太多，虽然权力架构的正式化的确会为正式的挑战开了一扇门。然而，正是那些最需要架构的团体最无法打造出自己的架构。它们的非正式架构形成得不太好，而“无架构”的意识型态又使得它们很不愿意改变战术。一个团体越“非架构”、越缺乏非正式架构、而且越信奉“无架构”的意识型态，它就越容易被一群政治上有同志关系的人接收下来。
由于整体妇女解放运动和它大部分的成员团体一样“非架构”，整个运动同样地容易臣服于间接的影响。但是在现象上有所不同。在地方层次上，大多数团体可以自主运作；但是只有有全国性组织的团体可以组织发动全国性的活动。因此，有架构的女性主义组织往往提供了全国女性主义活动的方向，而这些方向是由这些组织自己的优先级来决定的。就是只有类似NOW（全国妇女组织）、WEAL[2]这些大组织以及一些左翼妇女政团有能力发动一场全国抗争。形形色色非架构的妇女解放团体可以选择支不支持全国性抗争，但是它们没办法自己发动这种规模的抗争。就这样，小团体的成员们成了有架构大组织之下的小卒。坚持非架构的团体无法拿运动的丰沛资源来支持它设定的优先目标，它甚至没办法决定优先目标是什么。
越无结构的运动越无法控制自身发展的方向以及它所从事的政治行动。这不表示它的想法不会传播。如果媒体有一些兴趣而社会条件又适合，这些想法还是会广泛为人所知。但是想法的传播不表示这些想法就会被实践，而只意味着人们会广为谈论。如果所需要的行动是个人就办得到的，或许有人会真的去实践；但是如果需要的是协调一致的政治力量，那就不可能了。
只要妇女解放运动还专注于一种强调小群朋友间松散的讨论的组织形态，它就还察觉不到“非结构”最糟的问题。但是这种组织风格有其限制：政治上无力、排他性强、而且歧视那些并没有或者无法打入友谊网络的女人。那些由于阶级、种族、职业、教育程度、婚姻或抚养子女、性格等等因素而与既存友谊网络合不来的人，注定会被排斥参与运动。而那些合得来的人则会有高度意愿要维持现状。
非正式群体的既得利益靠着非正式架构来维系，从而运动无法决定到底谁能在运动内行使权力。如果运动继续故意不选择谁来掌权，权力并不会就此被废除。这样做废除的只是运动成员要求行使权力和影响的人们向她们负责的权利。如果运动由于知道它无法要求掌权者负责，就把权力尽可能地分散，这样是可以防止任何群体或个人完全宰制运动。但同时这也使得运动变得毫无效率。我们得在专治和无效率之间找个平衡点才行。
这些问题在当前已经无可闪避，因为运动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意识觉醒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功能已经过时了。由于过去两年来媒体密集的报导和无数地上书籍和文章的发行流通，“妇女解放”这个词已经家喻户晓。很多人在讨论我们的议题、很多人组成了与任何运动团体都没有联系的讨非正式论小组。我们的运动必须前进、挑起其它的任务。现在，我们的运动需要找出议题的优先级、阐明它的种种目标、并协调一致地追求其目标。要达到这些，我们必须在地方、区域以及全国层次上组织起来。
民主架构的原则
只要我们的运动不再执着于“无架构”的意识型态，它就可以自由地发展出最适合其健康运作的各种组织型态。这不表示我们就得走到另一个极端而盲目模仿传统的组织型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盲目地全盘排斥它们。一些传统的组织方式虽非完美，但应该会很有用；有些传统组织技巧会提供我们一些洞见，可用来思考该做些什么、又该避免什么，才能让运动中的个人以最少的代价达到特定目标。大多时候，我们会需要试验各种不同的架构并发展多样的技巧来适应不同的情况。我们的运动中发展出来的“抽签制度”（Lot System, 以抽签来随机决定分工）就是这样的一种新思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但有时候会有用。我们还得发展其它关于组织架构的想法。但是在我们能够明智地进行试验之前，我们必须接受：架构并不注定就是坏的，只有过度僵化的架构才是坏的。
在我们进行这种尝试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一些民主架构与政治效率的基本原则：
1）以民主程序授权给特定的人从事特定的任务。单纯依据惯例默许人们执掌职位或任务必定不可靠。如果人们是被团体选取来扛起一件任务，最好是在她们表示有兴趣与意愿之后，她们就许下了很难被忽视的承诺。
2）要求所有被赋予权威的人对选取她们的人负责。这是团体对掌权的人维持控制的方法。个人可以行使权力，但是团体对于权力如何行使要有最终决定权。
3）把权力尽可能地分散给很多人。这可以防止垄断权力，同时要求掌权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咨询很多人的意见。这也给很多人有机会这也给很多人有机会去承担特定的任务、学习不同的技能。
4）任务必须轮流。一个人正式或非正式地负责一件事使得这事看来像她的“财产”，团体就很难解除或控制这件任务。反过来说，如果任务轮换得太频繁，个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会做她的工作并从办妥事情中得到满足感。
5）依理性的标准来分配任务。不管是因为团体喜欢某人而给她某个职位，或是因为大家讨厌某人而给她苦差事，长远来说，对团体、对个人都没有好处。选择的主要考虑必须是能力、兴趣与责任。人都需要有机会学习她们不会的技能，但是这最好是通过某种“学徒制”，而不是把人丢下水叫她自己学游泳。承担一件自己无法掌握的责任会使人丧气。反过来说，被排斥而不能做自己能做得好的事使人无法发展自己的技能。女性在人类历史上太常因为太能干而招来惩罚；我们的运动无须重复这种事。
6）尽可能频繁地让每个人获知讯息。信息是权力。获取信息会增强一个人的权力。如果一个非正式网络在团体之外、在她们内部散布信息，她们就已经在团体没有参与之下开始形成意见了。一个人对于事情如何进行、正在发生什么事越能掌握，她就越能够发挥政治效率。
7）让团体成员平等地使用所需的资源。这不一定总是办得到，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达成。如果一个成员垄断了某个团体运作需要的资源（像是某人丈夫拥有的印刷机或冲洗暗房）会不恰当地影响这些资源的运用。技能和信息也是资源。团体成员必须愿意把她们各自懂得的教给其它成员，这样技能才能平等地让成员们共享。
遵守了这些原则，不管各个不同的运动团体发展出什么组织架构，这些架构都能对团体负责、受团体控制。掌权的人们会是分散、有弹性、开放、而且是暂时的。她们不能轻易地将她们的权力变成惯例，因为最终的决定是由整个团体共同做出的，团体可以决定谁要在里头行使权威。
原载《文化研究月报《87期 (2008 / 12 / 25) ，P19 – 26
[1] 在美国运动界的语境中，“政治”通常取其广义的定义，我们在台湾归于各种“社会运动”的那些都包含在内。而台湾运动语境中所指的与社运不同的“政治”，在美国运动中则要特定明确地称作“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
[2] 这两个都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主导的组织，以立法争取男女平权为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和Jo Freeman这样的基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们是“改良主义”，因为她们的目标并不触及父权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要求女性在各个领域有与男性同样的升官发财出名掌权的机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