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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Argentina: Contesting Neo-Liberalism by Occupying Companies, Creating Cooperatives, and Recuperating Autogestión
〔书评〕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通过占领工厂、建立合作社，来挑战新自由主义
杰罗姆·沃伦（Jerome Warren）
（2021年2月11日）
小狼 译、施帕德 校
《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
〔说明〕杰罗姆-沃伦是科隆大学合作研究所的德裔美国博士研究员，分析经济民主的各个方面，包括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和平台经济。
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广受欢迎的纪录片《占领》（La Toma）为全世界的观众讲述了在阿根廷工人重开公司（ERT）的现象（Argentina’s Empresas Recuperadas por sus Trabajadores）。但是，马塞洛·维塔（Marcelo Vieta）最近出版的《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Argentina，Brill, 2019. 644页）是第一本全面回顾“世界上最大的由工人主导使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合作社的运动。”克莱因的贡献是使这个观点广为流传，但是这本书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什么是ERT，它们起源于哪里，以及它们贡献了什么。
事实上，把这本书称为《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其实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它涉及的远比在阿根廷语境下的工人自我管理这一概念多得多。事实上，维塔以这个切入点写了两方面：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分析；第二，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到阿根廷的案例中，同时还穿插了阿根廷的社会历史。
在“占领、抵制、生产！”（occupar, resistir, producir!）的口号的推动下，阿根廷的反主流文化工人小组“无惧自己数量上的劣势，挺身而出，使公司免于倒闭，解决就业不足和失业问题，稳定地方经济，并确保周边社区的社会福利。”（同上）正如维塔从众多案例研究中列举出的无数例子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在阿根廷的各地社区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与支持。此外，400多家公司的存活率“几乎达到90%”（115页），这就让“创业需要风险投资者存在”的这一说法不攻而破。确实，维塔写这本书的更大目的是指出上述事实并为产生新想法提供机会。
维塔是一位有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加拿大学者，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社会和共济经济、合作社、工人恢复企业、批判理论和工作社会学等主题的研究和教学。他还长期参与国际工人经济网络，以及其他项目的教学工作。《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丰富的内容，对工作场所的民主现象研究做出了个可喜的贡献，这应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维塔引用了葛兰西的观点，采用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方法”（521页），在这种方法中，理论的建立在一个时间或地点的特定情况上。因此，维塔详细的描绘了工人恢复企业今天所面临的情况，迅速地调查了阿根廷的移民历史、进口替代工业化（ISI）发展模式的上升，以及与胡安-庇隆（Juan Peron）的命运有关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形成以及其成为军事独裁的倒退。维塔回顾了这些事件，讲述了当前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背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与梅内姆主义（menemismo）（一个描述卡洛斯-梅内姆总统政策的术语）有关的东西。
ERT诞生于阿根廷在世纪之交时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危机中，它“明确了一种超越劳资关系的工作方式，向劳动者阐明了如何推翻由雇主决定雇员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权力。”（551页）然而，ERT现象的突出之处在于，它是“由工人发起对企业的恢复，同时也将企业完全转化为工人的集体所有制和管理。”（135页）
维塔继续强调了阿根廷经济表现不佳、复苏企业数量上升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处在急剧恶化的状况中的2001年主权债务违约所起的作用，勾勒出了经济衰退与国内被占用或复苏企业数量之间明显的非线性关系（106页）。该书将工人恢复企业现象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4年（108页）；第二个时期，2004年至2009年；第三个时期，2010年至2015年。每一个时期的特点是阿根廷经济的不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经济转型运动的巩固和制度化（110页），以及从迫在眉睫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转向微观经济不稳定，在这一时期，恢复的企业也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支持（111页）
本书的一大优点是对“autogestion”这一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分析，通常在英语中它被译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鉴于这一问题在英语世界的论述深受几个著名的失败例子的影响，如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胶合板和再造林合作社，它来的既重要又及时。这些例子使关于合作社的英文研究带有明显的负面色彩，强调退化（这个词描述了合作社转变为投资者拥有的公司的过程）和资本不足等问题。在合作社研究和合作社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偏见，如认为劳动管理型企业在劳动密集型或高技术部门运作最好。维塔很好地进一步侵蚀了这些偏见，提供了似乎明确与这种偏见相矛盾的事实。
这种情况需要重新审视，而像《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这样的书则对此做出了贡献。维塔的书有一个明显的定位，那就是它远离了上述的范例与偏见。相反，维塔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分析方法，这在下文会进一步概述。这种方法侧重于自我管理在组织人类生产活动的创新模式的任务中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对于对阿根廷以外ERT的经验感兴趣的读者，维塔对国际上的ERT进行了概述，包括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经验。他花了很大功夫来展示在这里的每一个案例中，ERT现象是如何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本书在概览这些事件时，为ERT立法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指出了每个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因此，那些对借鉴阿根廷的经验和学习全球最佳实践感兴趣的人，就有了阅读本书的另一理由。
在整本书中，自我管理的概念既与阿根廷政治经济学的庇隆主义（Peronist）传统联系在一起，也与阶级意识中的单一概念，即阶级的重构联系在一起。在该书后面的章节中，两个概念被融合为对工人阶级习俗、理论和历史的现象学描述。这本书认定，工人阶级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不同方法不断改造、重组和强调有尊严的工作、社区以及与全球其他弱势工人群体的基本团结意识。在这一点上，维塔的的观点继承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和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这就是说，团结的关系是通过共同的不稳定感所激发的共同经历来推进的（219页）。书里反复提醒读者，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而是一个过程，此外，新的意识模式是由共同的经验铸造的。正如维塔所写的，“在这些实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共同创造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超越竞争性市场、紧缩政策以及繁琐的国家或工会官僚机构的调解。”（103页）
事实上，与工会这个实现工人为有尊严的劳动而斗争的长期最成熟的力量的微妙关系证明了阶级这个概念的流动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会实际上是倾向于与ERT的工人 "保持距离"（129页），这表明即使在这里，工人阶级成员之间的团结界限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静态和不变。维纳在他的书中精辟地阐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指出建立像FACTA这样的自治的 "ERT工会 "，必须要游说阿根廷各地方、区域以及国家的政府，以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维塔一开始就表示，他的书旨在为“工作的批判性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 of work）做出贡献。的确，书中的第4章和第5章在这一方面很有价值，因为它们分别涉及到劳动和自我管理的概念的历史。维塔做出的最有趣的结论之一是，“ERTS象征性地拆除了将工作场所与社区隔离的墙”（513页）。事实上，“新的经济构想”（526页）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像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那样。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工业资本主义的旧模式越来越多地消失在背景中，正是像这样的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有助于勾勒出这样的蓝图，恢复、重新找回并重塑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并将社区推向互助和团结的方向。
书中的案例研究和理论阐述延伸出的另一个问题：“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工人也照样可以有效地经营生产性企业 。”（107页）事实上，维塔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被提出的观点：合作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合作将工人聚集在一起，形成 ‘工人集体’。”（530页）。然而，这种“资本的积极面”引出了迈克尔·莱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提出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生产者（即工人）自己不能获得生产中合作的成果？”（同上）因为，维塔回答说：“资本家的‘有计划的合作’，与详细的劳动分工和管理控制相混合，将合作完全集中在提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因此，在维塔看来，一个被回收和重开的工作场所，本身可能并不意味着是香格里拉（净土），而是指向一个新的蓝图，那就是超越资本主义中的合作：“当工人集体控制和自我组织生产资料和他们在工人合作社的劳动时，他们为自己恢复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打破了资本的中介作用，取消了作为财产的工资劳动，并夺回了对他们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控制。”（531页）
该书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是对一个传统的贡献——蒲鲁东（Proudho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马克思、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以及最近的布鲁诺·约萨（Bruno Jossa）等人都有这样的贡献——将合作社运动与更大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很清楚的一点是，自主管理和实现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维塔反复指出了ERTS和合作社普遍面临的挑战：他们的“双重现实”，即实行经济民主，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往往导致妥协、冲突和“补偿性倾向”，其中等级制度、某些技能的特权和劳动过程的强化（“自我剥削”）开始出现（539页）。这些都是真正的挑战，维塔在他的分析中对它们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维塔凭借列出的7个社会创新和6个“占厂重开”运动，它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以及一个许多人都曾听说过、但却少有人如此详细地研究过的运动的第一手肖像。这部巨著对于任何研究工作场所民主和经济组织民主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同时对于国际合作运动的实践者或学生、工人阶级历史爱好者以及那些寻找后资本主义想象力的理论和实践案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构想试图超越工资劳动制度，并转向社会团结的概念。阿根廷的工人自我管理是对自我管理和经济民主的经验性论述的一个值得欢迎——令人惊讶的稀少——的补充。这是本评论员遇到的对阿根廷近期经验的最详细分析（西班牙语文献较为多）。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启发人们在其他环境和时代中理解自我管理的类似努力，从而推进维塔自己的观察，即工人能够通过恢复他们的工作和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创造能力的过程，发展对自己的新认识，以及与他们社区的积极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