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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左翼进步的一面
休·麦克唐纳（Hugh McDonnell）
2018年12月29日
日土兀 译
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多洛雷斯科洛尼亚，小区建筑的入口是对罗梅洛（Óscar Romero）大主教工作和生活的纪念。(Alison McKellar / Flickr)
1968年的五十周年纪念引起了对于二十世纪那个关键时刻的诸多反思。若果那动荡的一年的典型图像是在巴黎街头筑起路障，或者是在柏克莱抗议反对越战，世界各地对政治及社会权力的挑战也为那一年留下了印记。可是，拉丁美洲的主教们在哥伦比亚召开的麦德林会议——解放神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的一次关键事件，却是离奇地被忽略了。会议的宣言为在扩大神学「解放」的概念至包含一种正向的人性化过程，以及在攻击使数以千万计拉丁美洲人民变得贫穷和受到压迫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打下了新的基础。
基于博尔索纳罗上个月（2018年11月）胜出巴西总统选举，回忆解放神学扬弃教会作为反动和顽固堡垒的传统角色，相反却「优先选择穷人」，尤其显得重要。这位总统当选人以捍卫「基督教文明」作诉求，以此作为支持种族主义和从上而下的阶级战争的意识形态支持，与1964至85年间军事独裁时期——他公开地的赞扬之——的修辞，以及那些像魏地拉和皮诺切特等人为他们在整个拉美大规模屠杀怀疑异见人士所提出的理由呼应。
一个让博尔索纳罗对国家和教会的崇拜在历史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来自他如此天真地回忆的独裁政权。1970年代初期，年轻的贝托神父（Frei Betto）因他支持左翼战士——包括马克思主义作家、政治家和游击战士马里盖拉（Carlos Margihella）——的工作，被那个政权被逮捕、虐待和囚禁。面对侦讯警员的质问：「基督徒怎么能和共产党人合作？」
贝托神父回答说：「对我来说，人不是以信徒和无神论者来区分，而是以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那些想维持这个不公义社会的人，以及那些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来划分）。」为了向他的囚犯施压，警察反驳道：「难道你忘记了马克思视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吗？」贝托反过来坚持「 是资产阶级把宗教变成人民的鸦片，把天主说成只是天上的主宰，然后把大地据为己有。」
贝托的行动主义是巴西教会内更广泛趋向的一部分，寄望于国内与在整个拉丁美洲、受麦德林会议催化的社会运动同行并进的贫穷者、受压迫者和受鄙视者。他的路径也显示了一个重点，即解放神学远不是对教理高深、抽离的重新思考。
相反，她与争取政治和社会正义、面对骇人听闻镇压的草根运动分不开的相互联系，意味着「解放主义基督教」——借用洛维（Michael Löwy）发明的一个术语——更为合适。在没有简化解放主义基督教的复杂性和变化的前提下，贝托的对话说明了在这个具影响力的拉美教会少数流派中三条共同的主线。
首先一种强调默观地举行礼仪以及严守教义和礼仪实践的体系的信德或信仰的观念不再站得住脚了。相反，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认识，重新构思信仰的要求，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压迫者和苦难的承担。
从这个观点看，解放主义基督徒没有把自己理解成拥有更高等的知识要向世界传授，就像从高空俯视一样。他们的左翼无神论同志是基督徒而不自知。同样，解放神学家的目标，明显地不是无神论而是偶像崇拜——新的法老、凯撒、和黑洛德王崇拜的死亡的新偶像：财富、市场、国家安全、政权、军力、「西方基督教文明」。
其次，慈善被重新构思，除去了与父权等级制度的持久连系，以及首先对那个产生慈善的需求的自我辩护。正如巴西籍枢机卡马拉（Helder Câmara）说过的：「只要我叫人们去帮助穷人，人们就叫我圣人。但当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人们就管我是个共产党徒。」
相反，解放主义基督教在马克思主义与受压迫者团结的格言——即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找到了慈善的概念化方式。尽管如此，与马克思主义当中无产阶级的概念的接触并非它的简化，这与教会内对解放神学的批评相反。
萨尔瓦多的基督徒马克思主义工会活动家发明了「贫产阶级」（pobretariado）一词精准地把握到解放基督教包括拉美依赖边缘性资本主义具体经验的尝试。那么，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穷人群体，不但包括了被剥削的阶级，还包括了那些被正式制度体系排除的人们、被蔑视的种族和被边缘化的文化，以及像古特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等人所强调的，作为被双重压迫的社会范畴的女性。
第三个创新是反对传统的区分方式，把教会放在一边，把政治放在另外一边。他们反对静态的、私人化的宗教和被截平的、资产阶级的「爱」的概念，赞同与去人化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作斗争。比起拉丁美洲的建制左翼政党和运动，依赖理论使人能马上领悟到「结构性的罪恶」，以及更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正如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解放神学家、麦德林会议的主要顾问古特雷斯1971年所写的那样：
「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实际上就是采取有利具统治地位的社会界别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面不可能采取中立。（需要做的是）消除少数人盗取大多数人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而非作主张社会和谐的如歌诉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公正、更自由更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一个虚假调和和看似平等的社会。」
解放神学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在政治和社会抗争中显示出来？如今她的现状如何，尤其是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全球反动浪潮？
起源
洛维表明：「人们或许会说，基进基督教的思潮在1959年象征性地诞生了，那时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们的同志进军哈瓦那，而在罗马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表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第一次召集书。」更广泛地说，这时刻是以在跨国资本霸权下、拉美的工厂化为特征。以冈德•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话来说：「 发展的经济落后」——症状是更大的依赖、加深了的社会分化、乡郊人口离散，以及急速扩大的城市破产边缘贫民。
在那背景下，古巴革命在整个南半球引发了新一轮的更尖锐的社会抗争、游击运动的出现，以及军事政变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接连出现。
基于拉丁美洲的教会传统上是支持这个制度的堡垒，人们根本不会预期她会在当时正在涌现的社会抗争的那一边作出重大贡献。尽管如此，一个具影响力的少数派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的批判神学的兴起，以及教会试图透过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向社会科学开放。
尤其重要的是德国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以及吸收了法国反资本主义思想的法国神学家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马克思主义内的非正统趋势，像布洛赫（Ernst Bloch）的希望哲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都启发了解放神学家，在更广泛的范围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两者都对麦德林会议宣言产生了影响。
虽然如此，但重要的是，解放神学不只是欧洲神学创新在美洲的延伸，或者是长久以来保守的天主教会对资本主义的反感的重燃。她涉及到创造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从而表达拉丁美洲的具体情况：带有依赖性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的贫穷、制度化的暴力和普及的宗教性。她拒绝了欧洲中心史观，即使它存留在进步主义的思想中，视历史是进步和科技进展叙事的、乐观的历史视野是一种狂妄自大。相反，解放神学以相反的观点、从失败者和被排除者的角度思考历史，视穷人是普世性和救赎的带信者。
解放主义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时刻是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之死。 他组织了一个具战斗力的民众运动，后来在1965年加入了国民解放军（ELN），一个在哥伦比亚的卡斯特罗主义游击运动。托雷斯而言，「革命为基督徒不但是许可的，更是他们的义务。」1966年他在一次与军队的冲突中被杀，但他的殉道在拉美的基督徒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情绪和政治的冲击。
在整个拉丁美洲，基进化的司铎们组织起来，包括阿根廷的「为第三世界的司铎」（1966）、秘鲁的「社会融合全国组织」（ONIS，1968）、同样在196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的戈尔康达团体，阿连德治下的智利的「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1971），同时越来越多基督徒积极地参与民众运动。他们在这种实践的光照下重新诠释福音，经常视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社会现实的一条钥匙以及改变社会的导引。
巴西
可是，巴西的教会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解放神学及其牧民追随者赢得决定性影响的教会。巴西很多在过去数十年在社会正义取得显著成就的群众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坚定的基督徒、平信徒牧民机构，以及基督徒基层小区，当中包括基进的工会联合会、无地农民运动、贫穷小区协会，以及她们的政治代表 ——巴西工党——的草根活动的产物。
基于与法国在文化上特别紧密的连系，法国的进步神学在巴西的传播比南半球其它地区更快，也因而是一个轻易取得的工具，去理解古巴革命引发的众多思潮。至1960年，天主教学生运动（Juventude Universitária Católica）变得基进化，很快转向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想。
1960年代初期，见证了鉴于远方政治和神学发展、关于巴西情况的特殊性，出现的思想繁荣。解放主义基督教的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是普及教育。基层教育运动采用了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革命性的教学法，是天主教在普及扫盲班第一次基进牧民实践的尝试 。基层教育运动不但教导贫穷人读书写字，也尝试提高他们的意识，帮助他们掌握自己的历史。
1964年四月，军方夺取了政权，以把「西方基督徒文明」从「无神论共产主义」拯救出来——简言之，捍卫受民选总统古拉特（João Goulart）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威胁、占执政地位的寡头。一如既往地，新政权在当年六月，迅速获得巴西主教团的背书：「我们在感谢天主回应了以百万计巴西人民的祷告、把我们从共产主义危险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对军方表示感恩，他在生命受严重威胁下，以国家的最高利益站了起来。」
可是，很多基督徒积极分子和司铎们并不认同这种情感，当中很多人是当局「红色恐怖」最初的受害者。
如果左翼基督徒在起初被镇压和边缘化所压倒，在往后数年，民间社会对独裁政权的反对日益增加， 越来越多基督徒，甚至包括少数主教，开始支持反对派。部份人变得基进，在1967至68年间包括贝托在内的一大群道明会士，支持武装抵抗运动，并且透过匿藏组织成员或者协助部份人逃出国境，协助像全国解放行动——一个由巴西共产党前领袖马里盖拉创立的游击队组织这样的秘密组织。
很快他们当中几个人会被军方囚禁和迫害，游击队活动也被摧毁。当局加强对基督徒活动家的镇压，他们以监禁、强暴、虐待和谋杀残酷地镇压「颠覆」活动，尤其是在1968年十二月，剩余的公民自由和司法保障被限缩之后。
在起初，作为建制的教会，在挑战这种镇压时采取审慎态度，但在1970年新任主教阿恩斯（Paulo Evaristo Arns）上场以后出现转向，他以致力捍卫人权以及与在囚的宗教活动家的团结而闻名。这在1970年代、地下左派覆灭后尤为突出，教会在她的朋友和敌人面前似乎成为了政权的主要反对者。她为人权活动家、工人运动、农民联合会提供保护，并要求政府为他的暴力、滥权和镇压民主负责。
教会的批判后来延伸到谴责军方强的发展模式以及她假设的「现代化 」为不人道、不公义，并且认为是以穷人在社会上的边缘化和压迫为基础。例如在1973年，巴西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主教们和各修会的省会长发表了两项声明，不但谴责了独裁政权，也谴责了资本主义本身是「恶的根源」。
尼加拉瓜
解放基督教也在中美洲的沃土中生根，尽管比起在巴西晚了很多。她是桑迪诺抗争以及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次把由美国支持的苏慕萨独裁政权的革命是现代史上基督徒——平信徒和神职——第一次扮演重要角色的革命，包括在运动的基层和领导层。
在麦德林会议之前，尼加拉瓜教会是个传统的、社会上保守的机构，公开地支持执政的苏慕萨王朝。例如在1950年，当地的主教们的发表声明，宣称一切权力来自天主，因此基督徒必须服从已确立的政府。
麦德林会议后，基层小区在团结和有阶级意识的自我组织的前提下，同时动用了欧洲和美国神职和修会重大的组织力量，包括在1980年被萨尔瓦多军方暗杀的克拉克（Maura Clarke）等人物，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些小区在首都马那瓜的贫民窟和乡郊地区当中呈倍数增长，也同时也变得更基进化。
草根组织和这些小区的基进化使很多成员变成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的积极分子或者同情者。这个马克思主义游击运动是在1960年代初由丰塞卡（Carlos Fonseca）和博尔热（Tomás Borge），揉合了基进农业民族主义、格瓦拉马克思主义、革命基督教的传统。她热切地吸收了年轻的基进基督徒，但反过来没有试图向他们施加任何意识形态的条件。桑解阵的普通战士不少是来自天主教大学生运动，经常透过基督徒革命运动加入到桑解阵去。
这不代表教会整体支持革命。基本上，人们发现来自主教们的仇恨、修会的支持，以及教区神职班的意见分歧，他们大多数支持主教们。尽管如此，即使是当地教会的高层，在苏慕萨政权在1970年代在危机中泥足深陷时也日益变得具批判性。
正当桑迪诺起义在1978至79年的起义过程中终结了独裁政权、导致苏慕萨出逃，以及桑解阵在1979年取得胜利时，教会当局仍然拒绝支持桑解阵，发出了一份谴责各方暴力的声明。
可是，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无视主教的忠告，积极参加了桑解阵的起义。抗争最强烈、行动最有组织和最有效果的地区，正正是过去数年基层小区和基进基督徒活跃的地区。再者，很多司铎、修士（尤其是嘉布迁会士和耶稣会士）和修女直接援助桑迪诺运动，为战士提供食物、栖息处、药物和弹药。
基督徒对革命的巨大贡献的历史性的创新，并没有被桑解阵忘却，后者在1980年10月发表的《关于宗教的宣言中》承认：「基督徒是我们革命历史中一个组成部份，达到了在拉丁美洲，甚或在全世界其它革命运动中无法相比的程度……我们的经验显示了，同时身为信徒和革命者是可能的，两者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信任，透过三名司铎在桑迪诺政权中的参与，得到了实质的确认。
萨尔瓦多
正如在尼加拉瓜一样，在萨尔瓦多教会内，一直到了麦德林会议后事情才开始有所进展。在拉丁美洲的主教们在1968年采纳的新取向和解放神学初期著作的影响下，一群司铎在1972至73年间在阿吉拉雷斯教区的贫苦农民中间开展传教工作。
在团体当中的核心人物是一名萨尔瓦多籍的耶稣会士、格兰德神父（Rutilio Grande），他在首都圣萨尔瓦多的修院任教，但后来决定离开城市，与乡郊的穷人一起生活。
司铎的传教队伍（很多都是耶稣会士）居住在农民中间，并基于对天主的计划是「扬弃压迫性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创建了基层小区。圣经教导的核心目的是要打破他们视为传统农民宗教的被动性格。他们告诉堂区信众不单要「爱慕」耶稣，更重要的是仿效他的榜样，与世上的邪恶作斗争。这包括自我组织，去抗衡他们视之为社会性罪恶的事，当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他们也在农民中间提倡自信，产生了透过小区选举产生的新领导者。
在萨尔瓦多教会内，主教对解放神学的反对比在尼加拉瓜更多尖锐。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罗梅洛（Óscar Romero），他在1977年被委任为圣萨尔瓦多总主教时曾被视为一个妥妥的保守人选。
确实，正如他往后向友人说的那样，他被拣选是因为他最有可能中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司铎」和基层小区，并改善教会和军政府之间，在他前任在位期间恶化的关系。标志性电影《阿尔及尔之役》的导演彭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曾经表示他希望拍摄一部关于罗梅洛的电影，探讨他从保守到基进的非典型转变。
这个转变发生在格兰德神父被杀后，神父是总主教的好朋友，尽管两人政见不同。1978年以后，他深受西班牙解放神学家索布里诺（Jon Sobrino）的影响，他与保守的主教们、教廷大使、军方、寡头们，以至教宗本人的冲突日益加深。他定期与基进司铎和基层小区，后来更包括工会人士以及人民革命阵线的战士会面。
每逢主日弥撒，数以千计的人到主教堂听他的讲道，数以十万计的人透过教会电台聆听他「穷人的自我解放」的讯息。1980年二月，他向美国总统卡特发表信函，请求他不要向萨尔瓦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不要干预萨尔瓦多人民的命运。
一个月后他向士兵发表特别讲话，呼吁他们不要听从上司，提醒他们被他们杀害的农民是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义务去服从这种命令。次日他就被准军事化的处决小队杀害了。他的死亡成为了拉丁美洲以及其它地区坚定的基督徒一个具有魅力的象征。
播下的种子
很多评论家指出解放神学近年正在退潮。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大规模援助下，福音派基督教自1980年代起在拉丁美洲兴起。在重要的例外情况之外，拉美的福音派通常提倡非政治性的宗教实践，甚至对成功毫无保留地表示溢美之词。值得留意的是，这是博尔索纳罗的重要支持基础。
桀骜不驯的教会亦非不受自1989以来自由主义胜利浪潮的影响，虽然她没有与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僵化和残暴有所关联。桑解阵政府在次年大选落败，同样对整个拉美的基进基督教带来一大打击。
不过，考虑到像贝托担任在囚的前巴西总统卢拉的顾问，以及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以解放神学作为自己政治纲领的基础，这些人的立场（地位？），人们对于解放神学重新感到兴趣，解放基督教发展的其中一个一直存在的障碍是来自梵蒂冈的怀疑或直接仇视。因此，教宗方济各的当选以及他反对不公义的资本主义的劝导，还有罗梅洛的封圣，自然也重燃了人们对这现象的兴趣。
针对那些认为解放神学是一种过气的力量的预言，洛维坚称「解放主义基督教已经在拉丁美洲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温床中撒下了一颗种子 ，他会在未来数十年，继续成长茁壮，并会带来很多惊喜。」 在扭转拉丁美洲粉红浪潮的逆境中，解放神学 ——在拒绝共谋的、不可接受的现状，以及在受迫的一方提供有耐心的、具反思性的战斗力（？），仍然有重要的贡献。
至少，基于教会施行可怖的不公义方面的糟糕记录，以及基督宗教的主流措辞被用来捍卫暴力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猖獗的不公义、贫穷化，以及其产生的暴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记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