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相关专题：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 (1966) 一完整可靠的英式传记是最令人感佩的编史工作类型。这样的传记往往是厚厚的两卷本，拥有相当的长度、完备的文献记载、繁多的注释，以及通篇的引文；同时鲜明生动地论及争端之中的历史时期，并不比最杰出的历史著作来得要少。不同于其他传记，于其中历史并没有处理成一个著名人物生活必不可少的背景，而更像是一道无色之光被伟大人物的棱镜所穿透和折射，结果成功地取得了生活和世界的完整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成为那些大人物生活的经典模式。但是，对于那些主要兴趣在普通生活之中的人们，或者对于艺术家，作家以及其天赋是与世界保持距离的人们，那些主要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其意义的人们，而不是在他们的世界中扮演角色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模式则未必适用[1]。 J.P奈特（J.P.Nettl）选择罗莎·卢森堡的一生，作为那种似乎仅仅适合于伟大人物传记形式的对象[2]，是对他自己才华的一次打击，她实在不是那一类型。甚至在她自己所处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她也是一个边缘的角色。在那些短暂的辉煌时刻，她的行为和著作所产生的影响都不能与同时代的人们相比——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到倍倍尔、考茨基、再到饶勒斯（Jaures）[3]、米勒兰（Millerrand）[4]。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是这类传记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那么奈特先生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女性呢？她十分年轻便离开故土波兰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继而在几乎不被人所知和遭到忽视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随后的大约二十年里，尽管没有职务上的正式认定，她又成为了德国左翼运动中最具争议和最不被理解的人物。由此看来这倒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成功——在她所处的革命家的世界中，有关她的生活、死亡和死后都成功地绝口不提。能否说她所有的失败——包括被正式认可的失败——与我们这个世纪令人沮丧的革命的失败有着某种关联？历史之光在被她的生活和著作的棱镜折射之后会有些什么不同？ 无论如何，我知道没有一本书能够赋予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这段历史时期以更多的光亮，这两个斯巴达克同盟[5]的领导者、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于柏林死在掌权的社会主义政权眼皮底下，并极有可能是在其默许之下。杀手来自非法的激进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6]成员，这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不久希特勒的冲锋队就征募他们将其看作最有指望的暗杀集团。那时候的政府实际上是掌握在“自由军团”手中，因为后者取得了“诺斯克（Noske）的充分支持”，诺斯克是社会党的国防专家，并因此而掌握军队，这一点最近由参与暗杀的幸存者帕卜斯特上尉得到证实。波恩政府（它在不止一个方面只是急于重现魏玛共和国的邪恶品性）广为散布说——因为“自由军团”挫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莫斯科想要将德国归并为红色帝国的企图，所以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是完全合法的，是“一个符合军事法的判处”。这比曾经的魏玛共和国曾经的伪装更为深思熟虑，它从未公开承认“自由军团”事实上是政府的武装，而且凶手龙格因为他仅仅“企图杀人”（他在旅馆的走廊里袭击了罗莎·卢森堡的头部）判处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监禁以示“惩罚”，还判处了沃格尔中尉四个月的监禁（当卢森堡在一辆车里被杀害并被扔进兰德维希运河时，他是官方部门的主管），因为他“没有将尸体上报并非法加以处理”。在审讯中，出示了一张龙格和他的同伙于刺杀成功的次日在同一家旅馆庆祝的照片，这使得被告十分高兴。主持法官说：“被告龙格，请检点你的行为，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四十五年之后，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讯中，相同的微笑再次出现，相同的话也被重复。 随着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害，欧洲左翼分裂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政党已经不可避免；“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所描述的深渊已经成为了……死亡的深渊”。并且，因为这一早先的罪行是在政府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完成的，它也就成为了战后德国死亡之舞的先导：极右派的暗杀者们从肃杀极左派的重要领导人开始——胡戈·哈斯（Hugo Haase）、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利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和欧仁·利文（Eugene Levine），并迅速转向了中间派以及中间偏右派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和马提亚·埃尔茨贝尔格（Matthias Erzberger），后两者被害时都是政府成员。罗莎·卢森堡的死成了德国两个时代的分水岭；成了德国左翼运动无法往回走的起点。所有那些出于对社会党的痛苦失望而转向共产党的人们，对于共产党迅速的政治堕落和道德瓦解而感到更加失望，但是他们又感到重返社会党的行列就意味着对于谋杀罗莎的宽恕。这种极少公开的个人反应，如同镶嵌的碎片般落入历史的大谜语之中。它们构成了环绕在罗莎·卢森堡名字周围的传奇。当然传奇有它自身的真实，但是奈特先生并没有在意有关罗莎的传奇，这是十分恰当的。还原罗莎历史性的一生很难，但这正是奈特先生的工作。 她死后不久，当所有的左翼派别都认定她的所为一直都是“错误”时（这一长长的系列中最后一名的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在《遭遇》一书中提出“一个十分绝望的例子”），她的公共形象发生奇特的转变。两小册她的书信集出版了。其中的形象是完全个人化的，有着单纯感人的仁慈以及诗意的美好，足以打破那个宣传中嗜杀的“红色罗莎”，至少打破了一个坚定的反犹者和反动集团成员的形象。然而，另一个传奇开始出现了——一个伤感的看护鸟的人，一个爱花的人，一个当她离开监狱时狱卒会含着泪花与她道别的女性——仿佛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个始终将他们当做常人看待的奇特囚犯。奈特没有提及这个故事，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后来又经她的朋友库尔特·罗森费尔德证实，他坦言他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情景。这也许是够真实了，而它有点儿尴尬的一面因为另一件轶事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奈特提到了这件事。1907年她和她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后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的老女人”）一起散步，忘记了时间，耽误了同奥古斯汀·倍倍尔的约会，倍倍尔当心她们失踪了。罗莎于是讲出了她们的墓志铭：“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的两个男人（men）。”七年之后，1914年1月，在面对指责她在战争中“煽动”群众内乱的刑事法庭的法官们所做的极好演说中，她有了一个证明这个残忍的玩笑的机会。（顺便提一下，对于一个“一直错误”的女人来说，在很少有“严肃”的人认为可能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五个月，因这样的罪名而被审判，倒并不赖。）奈特先生很好地重现了这次演说的全文，其中的“男子气概”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是无出其右的。 在经历过许多年、许多次大灾难之后，这个传奇变成了对于这场运动逝去的美好时代的怀念之象征，在当时，希望仍然是新鲜的，革命即将来临，而且最重要的，群众信仰的能力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领袖们道德上的正直还没有被损害。它所讲述的不仅是罗莎·卢森堡的人品，而且是老一辈左翼人士的人格——其含混、混乱和在所有细节方面的不准确的故事也得以传遍世界，并且在每一个“新左派”产生之处再度复活。然而与这个光辉形象并存的还有一个老话中的“喋喋不休的女人”、一个既不“现实”又不科学的“浪漫派”（她确实总是步调不一致），她的书遭到冷落，尤其是她那本论帝国主义的书（《资本积累论》，1913）。而当每一个“新左派”运动在转向“老左派”时——通常发生在其成员四十岁的时候，都会埋葬它早期对于罗莎·卢森堡的狂热和年轻时的梦想；而且他们从没有认真阅读更谈不上理解她所说的。一旦他们处在新获得的社会位置上，便轻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市侩态度来抹杀她。“卢森堡主义”这个在她身后由党内政客因为争论而发明的称谓，甚至从来没有获得过被指责为“叛国”的荣誉，它只是被当做一种无害的、幼稚的传染病。除了在俄国革命初期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精准的、令人惊诧的批判之外，罗莎·卢森堡所写所说的全都没有流传下来，而它们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那些持“上帝失败了”论调的人们可以将其当做便当而完全不恰当的武器，来攻击斯大林。（正如《时代文学增刊》中关于奈特的书评者所指出的“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和著作作为一种冷战的武器是不适当的”。）她的新崇拜者并不比那些诽谤她的人与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处。她对理论差异的高度敏感和对人的精确判断，以及她个人的好恶，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将列宁和斯大林混为一谈，这更因为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信徒”，从来没有将政治当做宗教的代替品，正如奈特指出，当她反对教会时，从来不去攻击宗教。简言之，“当列宁所面对的革命轮到她头上来的时候”，她仍然视之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篇信仰的檄文。列宁本质上是一个行动的人并将一切事件都导向行动，但是她——在她对自己半认真的评价中——只是一个天生的“书呆子”，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冒犯了她对于公平和自由的感受的话，她更宁愿埋头在动物学、植物学、或者历史学、经济学抑或数学之中。 当然得承认她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太不正统了，以至于几乎可以怀疑她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奈特先生正确地指出，对她而言马克思最多不过是“他们中最好的对于现实的解释者”，她甚至可以写出“马克思那部著名的《资本论》的第一卷，有着黑格尔一样的大量的华丽辞藻装饰，让我非常讨厌”[7]这样的话，表明她缺少那种个人性的忠贞不渝。在她的视野中最重要的是现实，是现实中所有那些奇妙和可怕的方面，它们甚至比革命还要来得重要。她的非正统性是坦诚的、不存在争辩的，她“推荐朋友阅读马克思的理由是‘大胆的想法、对任何事情都怀疑并思考’，而不是他结论的价值。……他的错误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她为什么不为去做冗长的批评而烦恼”。所有这些在《资本积累论》中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现。只有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公正地将这本书称为“自马克思死后无可匹敌的真正了不起的、令人销魂的成就”[8]。这部“天才的惊世之作”的核心主题十分简单。既然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的经济矛盾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瓦解的迹象，她开始寻找一个外部原因来解释它的生存和扩张。她在所谓的“第三种人”的理论中发现了它，即事实上，扩张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法则的结果，而是在那些被“资本主义”占领并被带入其影响范围的国家中，前资本主义的成分不断涌现的结果。一旦这种进程占据了某个国家，资本主义就被迫寻找地球上的其他部分——那些前资本主义地区——以便将它们带入总是依靠其自身以外的东西为资源的资本积累的进程之中。换句话说，马克思“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如原罪般是一个独立事件，是一个初生的资产阶级一次性的“剥夺”行为，其进程会遵循“铁的规律”，即因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引向毁灭。相反，剥夺行为必须不断被重复以维持这一系统的运转，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从而产生出其对立面并“孕育了革命”，它会依靠着外部成分维持其运转。如果有自动毁灭的话，那也要等到整个地球被其征服和占据之后。 列宁很快认识到，这部著作无论其优缺点，都是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理论基础的辩证法是冲突的，辩证法则认为每一命题都必然创造出其对立面——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无产阶级——因此在整个进程中的每个时刻都必然与引发它的最初成分相关联。列宁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她关于扩张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并需要蚕食其他系统以维持其运转的理论，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问题只在于，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完全按照事物的真实状况进行描述同样无法避免错误。她认真地“描述了南非的黑人所遭受的苦难”明显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今天谁能否认它应该是有关帝国主义的书中的一页？ 二从历史的角度讲，奈特先生最重要最具有原创性的成就是发现了波兰—犹太“志同道合者团体”（peer group），罗莎·卢森堡终其一生与这个从中发展出波兰党的群体有着密切的小心翼翼的依恋。不是对于那些革命，而且是对于20世纪的革命精神，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在今天完全被忽略的资源。这个社会阶层甚至在20年代就不复呈现，到今天已经完全消失了。它的核心成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同化了的犹太人，其文化背景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能够背诵歌德和默里克，她的文学趣味是无可挑剔的，远在她的那些德国朋友之上），其政治构想是俄国的，不管在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他们的道德水准都是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些犹太人——在东方是一个极少数群体，在西方被同化的犹太人中占有更小的比例——他们不属于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犹太人的还是非犹太人的，因此没有任何传统的偏见，并且，在这种真正伟大的孤独之中，他们逐渐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这样的准则后来吸引了一些非犹太人，其中就有朱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和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ynski），这两人后来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背景，列宁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第一任领导人，这是他指望权力在其手中不可能腐败的人；捷尔任斯基甚至被要求掌管儿童教育与福利部。 奈特先生恰当地强调了罗莎·卢森堡与她的家庭之间的良好联系，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她的侄女，他们中没有人表现出一丁点社会主义信仰的倾向或革命行为，然而在她不得不躲避警察或投入监牢时，他们又为她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指出这一点是很有价值的，它使我们对于这一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有所认识，而没有这一背景，犹太志同道合者团体当中所产生道德准则就成为几近不可理解的。在那些对待其他人——几乎是任何人——都一律平等的态度中所隐藏的平等观念，本质上来自于十分质朴的童年世界经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彼此尊重，互相信任，一个博爱而真诚的群体，在这里，忽略社会背景与道德观点的差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志同道合者团体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只能被称之为道德趣味，它与“道德原则”截然不同。他们将自己的道德属性归功于他们曾在一个纯正的世界中成长，这给了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罕有的自信”，因此，他们对于后来所进入的世界表现出不安，并被认为是傲慢和自负而招致严重不满。由这个社会阶层而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构成了罗莎·卢森堡的家园。这样的家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点，由于其所具有的显著犹太特征，它没有“祖国”。 当由犹太人团体占主导地位的党SDKPIL（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最早叫做SDPK，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从官方的社会主义波兰党（PPS）中分离出来，因为后者要求波兰独立（毕苏斯基Pilsudski，一次大战后波兰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就是该组织最重要的后继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分离之后，该组织成员变成了空谈国际主义的热心支持者。可以说，只有在民族问题上，人们才可以指责罗莎·卢森堡的自欺和不愿面对现实。从她的反民族主义立场中发现“一种奇怪的犹太品质”，当然是“可悲而荒谬”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同她所具有的犹太特征的确有一定的关联。奈特先生虽然没有掩饰什么，但还是小心地避开了“犹太问题”，考虑到对于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会低调处理，人们也只能赞同他的选择。不幸的是，他这种可以理解的逃避行为使他无法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重要事实，这是非常遗憾的，而这些简单、基本的事实也同样逃过了罗莎·卢森堡足够敏感和警觉的头脑。 首先，据我所知这一点只有尼采曾经指出过的——欧洲犹太人的地位和作用，命中注定使得他们成为“好欧洲人”（Parexcellence）。在巴黎和伦敦、柏林和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的犹太中产阶级们，事实上既不是世界主义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尽管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自己属于这一行列。他们是欧洲人，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换句话说，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坚持错误地认为他们同德国人一样是德国人，同法国人一样是法国人，犹太知识分子则自欺地坚持他们没有“祖国”，因为他们的祖国实际上就是欧洲。第二点，至少东欧的知识分子都通晓多种语言——罗莎·卢森堡本人就能熟练地使用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并且熟练地掌握着英语和意大利语。他们从来不知晓语言障碍的重要性，以及“工人阶级的祖国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口号，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如何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有着敏锐的现实感以及严格避免陈词滥调的罗莎·卢森堡本人，并没有听出这样的口号在原则上有什么错误。一个祖国，毕竟首先是一片“国土”（land）；而一个组织并不是一个国家（country），甚至在比喻的层面上也不是。后来，这一口号被修正为“工人阶级的祖国是苏维埃俄国”，这的确具有了一种名义上的正当性——俄国至少是一个“国土”——这使属于这一代人的国际主义乌托邦梦想终告结束。 人们可以举出更多类似事实，但要说罗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是完全错了仍然是很困难的。还有什么比在帝国主义时代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愚蠢的民族主义对于欧洲的灾难性的衰落带来更大的影响？那些尼采称之为“好欧洲人”的人——即使在犹太人中也是极少数的——他们正是唯一提前预感到那灾难性后果的那群人，尽管他们不能正确估量在一个正在衰败下去的民族政体中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 三与波兰人“志同道合者团体”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对于罗莎·卢森堡公共与私人生活持久的重要性，奈特先生披露的这些迄今为止难以接触到的材料，使得这位传记作者能够将她生活的事实拼凑起来——“爱与生命的精致营生”。现在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她的个人生活，原因很简单，她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免遭恶名。这不仅仅是资料缺乏的问题。这些新资料落到奈特先生手中确实是很幸运的，他因此有资格将几位前辈研究者送出这个领域，与其说他们缺乏接近事实的通道，不如说他们在自己的课题上无法达到同样的思考和感受。奈特如此轻易地处理手中传记材料令人惊讶，比较起来，他的做法是感性的。他的传记是这位非凡女士第一张似乎有说服力的肖像，以满怀深情、机敏和极为细腻的笔调写成。仿佛她找到了自己最后一名崇拜者，也正因此其中有些判断是可以讨论的。 毫无疑问他错误地强调了卢森堡的野心和事业心。他是否认为她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野心家及地位追逐者的强烈蔑视仅仅是伪善之言？这些人的嗜好在德国议会是公认的。他能够相信一个真正“雄心勃勃”的人会做到像她这样豁达吗（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饶勒斯刚刚结束了一场雄辩的演讲，其中嘲笑了罗莎·卢森堡错误的热情，可是没有人为他翻译。罗莎站起来重现了他那动人的雄辩，一字不差地将它从法语翻译成德语）。除了假定她的不诚实和自我欺骗，否则奈特不能解释卢森堡给约基希斯的这封信：“我有一种被诅咒般对于幸福的强烈渴念，并随时准备为了每天的那份幸福与头脑中的顽念作斗争。”奈特对于野心的错误理解是将它当作了一种性情方面的天赋力量，他误解了她的玩笑话：“点燃燎原之火”，由此不由分说地将她推进公共事务，甚至来解释她的大部分纯粹智力方面的工作。虽然他再三强调“志同道合者团体”高标准道德，但是看起来他仍然没有理解诸如野心、事业、地位甚至仅仅是成功，都处在严格的禁忌之下。 奈特还强调指出了罗莎·卢森堡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但看起来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她是如此“自我意识的一个女人”。奈特更多地将这归因于她拥有和男人一样而不是超越他们的天赋与机遇，因而限制了她的抱负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的表现。她厌恶女性解放运动——她同时代所有其他女性和政治信念都无法抗拒地被它拖着走——是有意义的；面对鼓吹妇女参政的平等，她或许冒险地回答：“小差异万岁”。她是一个局外人，不仅因为她是一个波兰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她不喜欢的国家之中，以及身处一个她很快就加以蔑视的政党当中，而且因为她是一位妇女。当然，奈特先生的男性偏见必须被原谅，它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这偏见没有妨碍他充分理解约基希斯——她实际上的丈夫，她的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爱人——在她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话。他们之间致命的、严肃的吵架是他们那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环境的典型体现，起因是约基希斯和另一个女人短暂的恋情，而罗莎狂怒的反应又使问题无休止地复杂化了，并导致了约基希斯的猜忌和罗莎多年拒绝原谅他。他们那一代人还坚信爱情只会发生一次，婚后的不负责任行为不该误解为是对某种自由恋爱的信仰。奈特先生的证据显示罗莎有很多朋友和崇拜者，并且她很喜欢这样，但是这很难表明在她的生活中曾有过任何其他男人。党内谣传说她打算和狄芬巴赫结婚——她称他为“您”，而且做梦也没有将其视为与自己一样的人——相信这样的谣传实在愚蠢之至。奈特将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基希斯的故事称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和爱情悲剧性的故事”，我们没有必要就奈特的结论进行争执，而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他们最终悲剧关系的原因，并不是“盲目的和毁灭性的猜忌”，而是战争和经年的监狱生涯，是注定失败的德国革命和它那血腥的结局。 利奥·约基希斯这个名字也是奈特从被湮没的历史中“救”出来的，他是一个出色的职业革命者，并且至今仍是职业革命家的代表人物。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他一定是一个标准的男性，这一点对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起德国社会主义者名人来，她更喜欢格拉夫·韦斯塔普（Graf Westarp，德国保守党领袖），“他是一个男人（man）”。只有极少数的人为她所欣赏，而约基希斯则排在这张只有列宁和梅林会被毫无疑问写上去的名单的前列。他一定是个拥有行动和激情的人，他知道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忍受。将他和列宁相比会很有意思，他有点像列宁，有些不同的是他喜欢匿名和幕后策划、喜欢密谋和危险——这些素质一定为他增添了更多的个性魅力。他真的就是一个“未铸满的”列宁，甚至他的不善于书写、他的“投入”（正如她在一封信中精到而又充满爱意地评述的）以及他作为演讲者的平庸之才。这两个人在组织和领导方面都具有伟大的才能，但也仅此而已，因此当无事可做并且只剩下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自己的无力和多余。这在列宁身上体现得不明显因为他从来没有彻底孤立过，但是约基希斯很早落此境地，因为与普列汉诺夫（19世纪瑞士的俄国移民教皇）——的一场争吵，他与俄国党闹翻了，普列汉诺夫把这位新近从波兰来的自信的犹太青年看做“小号”的涅恰耶夫（Nechaieff）[9]。根据罗莎·卢森堡的说法，结果他“完全无根地生长”了许多年，直到1905年革命才给了他第一次机会：“很快，他不仅取得了波兰运动领导人的位置，甚至包括俄国。”（那是因为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取得突出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几年当中，虽然约基希斯自己“没有写下一条纲领”但一直都保持其刊物“依然是核心灵魂”的身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在德国军队中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反对党，约基希斯迎来了最后一次短暂的辉煌时间。“没有他就不会有斯巴达克同盟”，它和德国的任何一个左翼团体不同，很快就成为一种“理想的志同道合者团体”。（当然，并不是说是约基希斯制造了德国革命；像所有的革命一样，它不是由任何人制造的。斯巴达克同盟也是“水到渠成，而不是制造事件”，而官方认为1918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暴动”是由它的几个领导——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基希斯——指使而导致的，这不过是一个神话。）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莎·卢森堡的政治思想中有多少来自于约基希斯；在婚姻中，要分辨夫妻二人的思想并不总是很容易。但是，他失败而列宁成功这样的结果，这既是环境使然，也与他稍低的社会地位有关——他是一个犹太人和波兰人。无论如何，罗莎·卢森堡可能是最后一个据此而判断他的人，而“志同道合者团体”不以这些范畴为标准来评判人。约基希斯自己可能会同意欧仁·利文的话，后者也是一个年青的俄国犹太人：“我们是处在缓刑期的死人。”这种情绪使他和其他人不同，因为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罗莎·卢森堡自己，可能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在她死后，他拒绝离开柏林逃生，“必须有人留下来为我们所有的人撰写碑文”。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谋杀的两个月以后，他也被捕并在警察局里被枪杀了。谋杀者的名字是知道的，但是却“没有任何要对他予以惩罚的举措”；他以同样的方法杀了另一个人，然后继续他“在普鲁士警察部门中谋求晋升的事业”。这就是魏玛共和国的道德观念。 阅读和回忆这些往事，人们会痛苦地觉察到“德国同志”与“志同道合者团体”成员之间的不同。1905年俄国革命中，罗莎·卢森堡曾在华沙被捕，朋友们为她募集了保释金（可能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的）。付款时还附加了“非正式的威胁：如果罗莎发生任何事情，他们会对知名的政府工作人员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这样的“行动”观念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她的德国朋友脑中，不管是在政治谋杀的风波之前还是之后，不受惩罚的行为早已变得臭名昭著。 四回顾过去是令人不安的，对她来说也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不仅仅在一些关键时刻，罗莎·卢森堡都表现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权力的一致而不是相反。这些是她真正的错误，她最终都能承认并为此悔恨自责。 其中较小的危害与民族问题有关。1898年她从苏黎世到了德国，在那里她以“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一流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朱利斯·沃尔夫教授在他的自传中仍然怜爱地忆起“这个我最能干的学生”）。这篇论文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即刻出版的荣誉”，且至今仍为研究波兰历史的学生所使用。她的论点是波兰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俄国市场，以及所有试图“形成一个民族的或者语言的国家的努力，都是对过去五十年内发展和进步的否定”。（远在两次战争之间波兰经济萎靡得以证实之前，她在经济上便做出了正确判断。）她后来成为德国党内波兰问题的专家，成为他们在东部德国省份内波兰人中的宣传员，并且她还与一些人加入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人不计后果地希望将波兰人“德国化”，如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秘书对她所说的那样，他们“将高兴地令你看到每一个波兰人甚至包括波兰社会主义者”都那样，显然，这种官方认可的欢欣对于罗莎来说是一个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在那场修正主义的论争中，她违心地站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权者一边，于其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这场著名的论争由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0]引起，并以“改良取代革命”写进了历史。这场论争在舆论上因为两个原因造成误导：仿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世纪初仍从事革命，情况并非如此；它压下了伯恩斯坦不得不说出的许多实情。马克思经济理论家们在对于伯恩斯坦的批判中承认，伯恩斯坦的论述中充满了“与现实的一致”。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剧增并不伴随着大资本家数量的减少而是增多”，同时并没有出现“富裕阶层的减少和加剧穷人的痛苦”，他认为“现代无产者的确贫穷但还不至于穷困潦倒”，而马克思的那个口号“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也并非真确。普选给了人们政治权利，工会赋予他在社会中的一个位置，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新帝国主义发展出一套清晰的路数。无疑，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喜欢这些实情，主要是出于对批判性地检验其理论基础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并且这种不信任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现状中的既得利益受到伯恩斯坦分析的威胁而变得尖锐化了。居于首位的是这个党作为“国中之国”的这种身份：事实上党成了处于社会之外的庞大而秩序分明的官僚机构，谋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会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德国社会，这样一种“结合”令人感到其给党的利益带来的危险不亚于一场革命。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的“贱民位置”以及它参政的失败，奈特先生持有一种有趣的理论。对党的成员来说，这个党似乎“在其内部提供了针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更佳选择”[11]。事实上，出于“在所有方面保护社会免遭攻击”，它产生出一种所谓“并肩共存”（正如奈特所指出）的欺骗性感情，而法国社会主义者便对此十分不屑[12]。不论怎样，党的成员越增加，“不顾一切地组织起来”的激进要求则越热忱，这是明摆着的。由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社会的摩擦，并享受没有任何后果的道德优越感，一个人在这“国中之国”当中可以过得很舒服。甚至无需为这种严重的疏离付代价，因为贱民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镜中映像，是德国社会一个“微缩景观”。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死胡同可以同相反的立场来进行分析，甚至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解放看做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并要求停止谈论无人愿意进行的革命；也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不仅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疏离”，而且确实要改变这个世界。 来自东方的革命者抨击伯恩斯坦的有普列汉诺夫、帕尔乌斯（Parvus）、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一道，后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名声显赫的理论家，虽然对他而言，与伯恩斯坦呆在一起反比这些国外的合作者要轻松得多。他们赢得的这场战争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仅仅加强了疏离而更加远离现实”。因为真正的焦点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理论上的。面临危机的是伯恩斯坦的信念，它羞涩地隐藏在一个脚注之中：“大多数中产阶级——不排除德国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重号为笔者所加）都显得相当健康。”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称他为“市侩”的原因。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视这场战斗关乎党的前途。真实的情况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对革命有一种共同的厌恶，而“必然性的铁律”给了考茨基不去做任何事情的最好借口。只有这些来自东欧的人们，他们不仅“相信”革命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而且还希望做点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在道德与正义底线上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而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在许多方面又是共同的：诚实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这可以解释伯恩斯坦于她“私密的温柔”）、对现实的忠诚和对马克思的批评。伯恩斯坦意识到这一点，在回应罗莎·卢森堡的抨击时，对于她深表怀疑的“整个马克思的预测建立在正在演进的社会进化，而它的基础是危机理论”，他有着机敏的评价。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早期的成功建立在双重误解之上。在世纪之交，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遍及世界的社会主义者的艳羡和钦佩之情”，而支配党的政策和精神的奥古斯特·倍倍尔这个德高望重的元老，从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的创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总在声称：“我是并永远是这个现存社会的敌人。”这听上去不像波兰“志同道合者团体”人物所说的吗？从如此狂妄挑战的口气中，人们不是可以认为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大了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用了几乎十年的时间——直到她从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回来——她才发现这种狂傲的秘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故意不介入世界，而一心埋头于发展党的组织。不同于这种做法，罗莎·卢森堡在1910年之后发展出与社会持续“摩擦”的纲领，就像她所意识到的，如果不这样，革命精神的根本源泉就要枯涸。她不打算在一个宗派组织中浪费一生，无论这个组织是多么庞大；她献身于革命因为这是一件道德事物，这意味着她始终富有激情地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介入这个世界的命运。她卷入欧洲政治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因此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之外，这最鲜明地体现在她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共再三重申“共和纲领”上面。 “共和纲领”是她的著名著作《尤尼乌斯小册子》（Juniusbroschüre），这本书于战时在监狱写成，之后成为斯巴达克联盟的平台。列宁在并不知道作者的情况下，立即宣布，发布“这个共和纲领……实际上（意味着）宣称革命，以一种非正规的革命的纲领”。一年之后，俄国革命以一种没有任何“纲领”的方式爆发了，它首先的成功是废除了君主政体并建立了共和国，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来自俄国、波兰和德国的同志们对她的猛烈抨击。事实上，是共和的问题而不是民族的问题，导致她与周围人们的决定性分歧。她是完全孤独的；而当她强调在所有环境中不仅个人自由而且公共自由都是绝对必要时，她的孤独就显得不那么明显。 第二种误解直接和修正主义争论联系在一起。卢森堡将考茨基不愿接受伯恩斯坦的分析的态度，误认为对革命的忠诚。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她匆匆带着伪造的文件[13]回到华沙，她不能再欺骗自己。对于她来说，这段时间不仅构成一次决定性的经历，也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她回来后，尝试着和德国共产党朋友们讨论有关事务。她很快明白“革命”一词只有同一种真正的革命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打破毫无意义的字面含义。德国社会主义者坚信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遥远的蛮荒之地。这是第一个震撼，她再没有从这个震惊中恢复过来。第二个震撼是在1914年，并一度把她带到自杀的边缘。 自然，她首次与真实的革命的接触教给了她许多东西，它们远胜过幻想以及对此抱有轻视和不信任态度的艺术。在它们之外，她得以从内部观察政治行动的实质。奈特先生正确地指出了她对于革命理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主要在于，她从“革命工人委员会”（即后来的“苏维埃”）中了解到，“好的组织不是先于行动而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因此“革命行动的组织可以而且必须从革命自身中学习，就好像一个人只能在水中学习游泳一样”，革命不是任何人“制造”而是“自发”爆发的，“行动的压力”总是来自“下面”。“只要社会民主党（此时还仍然是唯一的革命党）不将它扑灭的话”，一场革命就是“伟大和有力的”。 然而，1905年革命序幕却在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她。从根本上说，革命不仅没有爆发于非工业化的、落后的地区，而且也根本没有发生在有民众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第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场革命是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的后果。关于这两点列宁从来没有忘记，并从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革命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一旦旧政权的当权者被推翻，一个拥有一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领袖和严密组织的较小团体，就足可以重新掌握权力。大规模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只是一个妨碍因素。其中第二点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与列宁意见相左的根源，她第一次批判列宁是关于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的策略。她从战争中从头到尾看到的仅仅是最为恐怖的杀戮，无论其最终结果是什么，所付出的是人的生命的代价。更重要的，将革命视作战争和杀戮也违背她的本性，而这一点列宁未予回应。在关于组织的问题上她不相信缺少广大人民的参与和发声的一种胜利，她也不相信不论代价的夺取权力，她担心“革命的扭曲比革命的失败更加可怕”，这就是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最大的区别。 历史事件难道没有证明她是正确的吗？苏联的历史不正是这种革命“扭曲”的可怕危险的长时间体现？当然，她没有看见列宁后继者的公然犯罪，但如她所预见的“道德的崩溃”，不是比正直地反抗更高权力和对抗历史条件的所有政治失败，对于革命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此，唯一的拯救途径则在于“公共生活自我约束、最不受限制、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意见”。 她没有活到足够的年龄看到自己是多么正确，看到恐怖和道德恶化，它直接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影响。这不能归之于列宁，尽管他有错误，但是他与最初志同道合的人们之间有着更大的共同性，而不是他的后继者。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罗莎·卢森堡去世三年之后，利奥·约基希斯的后继者保尔·列维（Paul Levi）担任了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出版了她1918年“只为你”而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评论，而当时并无出版的意图[14]。对于俄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非常尴尬的时刻”，列宁如写下尖锐和偏激的回应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而列宁却写道：“让我们以一个古老的俄国寓言来回答：一只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一只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尽管有错误，但是她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一只雄鹰。”他继续要求出版“她的传记和她著作的全集”，不清除其中的“错误”，并责备德国同志们“难以置信地”忽视了这个责任。这是在1922年。三年之后列宁的后继者决定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化，并因此下令对于罗莎·卢森堡的整个遗产进行猛烈攻击。这个任务被一个叫做露西·菲舍尔（Ruth Fischer）的人欣然接受了，她告诉德国同志们，罗莎·卢森堡和她的影响“仅仅是一种梅菌”。 鸿沟已经被挑明，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称之为“另一类动物物种”的人。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社会主义的叛徒”，便可摧毁仅存的志同道合者，以及遗忘他们精神遗产的最后残余。不用说，她的部分著作曾经出版过。二战之后，一个充满错误注释的两卷本在东柏林出版，并附有一个叫做弗雷德·厄斯纳的人对“错误的卢森堡主义”进行的详尽分析，但是这个批判“太过斯大林主义”，因而迅速变得湮没无闻，这肯定不是列宁曾经要求和希望的，借此“教育共产主义的一代又一代”。 斯大林死后，情况开始变化，当然不是在东德。在那儿，对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修正明显导致了一种“倍倍尔崇拜”（可怜的老人赫尔曼·敦克尔是惟一对这种新的谬论提出异议的，他是最后一名著名的幸存者，仍能“回忆起我的生命中的最美好的时光，那是我作为一个年青人结识了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兰茨·梅林并和他们一起工作”）。然而波兰人，虽然他们在1959年出版的两卷版选集其中“部分作品与东德的重叠”，但恢复了由列宁去世后便盖棺论定的她的名誉。1956年之后，罗莎·卢森堡成了波兰出版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对于她到底是谁和做了什么，人们希望有一个姗姗来迟的认识。同样，人们也希望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教育中，最终能够发现她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奈特先生是对的：“她的观点，属于严肃地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地方。” 注释 [1] 近年来另一个限制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尽管他们在当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人们认为详尽无疑的传记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忠诚。不管Alan Bullock在他关于希特勒的书及Isaac Deutscher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如何小心翼翼以某种方法论的技术加以处理，但是以非个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只能被看作错误的美化和对于事件更微妙的篡改。而我们想要在恰当的比例中同时看到事件与个人，便不得不去看资料较少但符合事实的关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完全的传记，它们分别由Boris Souvarine和Konrad Heiden撰写。 [2] 《罗莎·卢森堡》二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 [3] Jean Jaures（1859—1914），法国政党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国会议员，《人道报》的创办者之一。 [4] Milelan，Alexandre Millerand（1895—1943），法国政治家，右翼社会党人。 [5] Spartakusbund，斯巴达克同盟。1917年成立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1918年12月30日改组为德国共产党。 [6] Freikorps，德国民间准军事团体。1918年12月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出现，成员有退伍士兵、失业青年等。 [7] 参见1917年3月8日致汉斯·狄芬巴赫的信。 [8] 出处同上。 [9] Nechaieff，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者，主张目的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即所谓“涅恰耶夫主义”。 [10] 在英文世界里他被运用最为广泛的一本书是《演进的社会主义》，不幸的是缺少必要的注释和对于美国读者的一个导言。 [11] 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一书中，《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1914，作为一种政治模式》，1965年4月。 [12] 这种情况与法国在德雷福斯危机期间的法国军队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撰文《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危机》（选集第一卷1901）精彩论述的：“原因是军队不愿意挪一步，它想表明自己是共和国公民力量的对立面，而同时并不失去把自己交给这个对立面的力量”，通过一场政变通往另一个政府形式。 [13] 1905年，罗莎·卢森堡与利奥·约基希斯化名德国记者，返回波兰。 [14] 不无讽刺地，她惟一的这本小册子到今天仍然在被广泛阅读和运用。下面是在英文中所涉及的书目：《资本积累论》，伦敦和耶鲁，1951；《对于伯恩斯坦的回应》，三剑出版社编辑出版，纽约，1937；《尤尼乌斯小册子》（1918）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标题之下，由Lanka Sama Samaja Publications编辑出版，锡兰和科伦坡1955。尤其作为印刷品形式，最早1918年由Socialist Publication Society面世，纽约，1953。同一家出版社在锡兰出版了她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商业联盟》（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