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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讨论[1]
（根据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记录整理）
1845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一个问题：“人在涉及到自己本身时，把什么当做事，把什么当做恶？“（1845年2月18日讨论结束）①[2]
沙佩尔：“……自然界是善的，现在盛行的恶不能归罪于它。因此，自然界产生出来的一切必定是善的多因此，只要人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只要和谐支配着这个地球，那么人也是善的……但是，当人开始控制自然界时，当他不是出于坏心，而是由于无知而发明私有财产时，人类的幸福就消失，而被某种可怕的不和谐的状况所取代。”亨·鲍威尔：“……对自然规律的任何偏离都是毫无道理的……”
得出的答案是：“凡是能够促进人的身体和精神发展的东西都是善，反之便是恶。”
第二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里什么安排得好，什么可以改善？”（2月25日一4月1日）
登格列尔：“……自然界希望在这个地球上保持着和谐；因此它赋予每个动物各种特性，它也没有把人抛弃不管，但人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界范围，一些人凌驾于另外一些人之上，而后者又非常怯懦地忍受着；直到现在人们才睁开眼睛……”
第三个问题：“共产主义之外，迄今提出和采用了哪理消除社会弊病的方法？”
简短地讨论了思想方面的建议，劳动的组织，仲裁法庭，维尔特的国家工场等。 '
第四个问理：“共产主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曾作为消除社会弊病的方法被提出和采用？”（1845年4月24日一5月12日）
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快就集中到共产主义是在“小范围内具体实行”还是普遍推广，是在移民区还是在各国实行，是在美洲还是在欧洲实行。沙佩尔：“不要移居异乡。在欧洲这里进行宣传，就会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只限于生活在一个共产团体中，那就得不到人类的支持。为什么最初的基督教徒会增加得那么多呢？这是因为他们在各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列曼反驳道：“干吗去填一个烂泥潭，难道要在这上面建造家园吗？为什么不直接在坚实的土地上建造呢？……为什么不在不受土地法限制的地区，不在人类能更早地成熟到可以达到这个崇高目标的地区呢？”他主张建立一个移民区，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不论出资多寡。
亨·鲍威尔主张靠宣传；他说：“每人每年向十个人宣传，这十个人来往于各地，这些思想就传播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遍地开花结果了。严格说，共产团体，根本没有能维持下来的，似乎继续存在的这类东西也注定要灭亡，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沙佩尔：“在美洲森林建立移民区太困难；这些移民区必然缺少精神食粮。我们在这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伟大的战斗，而不是在美洲。”——鲍威尔：“没有必要在小范围内实行这些原则；况且这样做也太困难。只有采取宣传的办法我们才能最快地达到目的。”
克利盖[3]说：“人生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人一生都被流放；这些人是需要帮助的，但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范例。我们最好是生活在共产团体中；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应受到欢迎……”对此沙佩尔认为：“克利盖公民说的意见倒很美妙；1834年流亡者到达瑞土时，就受到友好的接待。但是，流氓、懒汉和破产者全都来了，他们冒充流亡者，结果，事情被搞糟了；在美洲办移民区也会有这种结局。”
第五个问题：“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的原因是什么？”（1845年5月19日一7月）
……亨·鲍威尔：“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共产团体都不是共产主义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个别人建立和领导的……”魏特林反驳鲍威尔公民说：“难道家庭不是生活在共有共享之中？共产主义并没有一个固定人数限制，它可以有各个不同的方面。”他还列举出至今妨碍实现这一原则的种种原因。他最后说：“共产主义者之间一些很小的分歧有时也是妨碍实现这一原则的一个原因。”
沙佩尔：“至今还没有财产共有，就是夫妻之间也没有；原因是缺少知识，启蒙不够。只有法国革命才开始作一定程度的启蒙工作，1830年加快了这一进程。劳动阶级至今与启蒙无缘，从1842年起，哲学家们公开表示赞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不依附于任何人；如果我们是些宗派则另一回事……；共产主义只有通过各种意见的争论才能牢固扎根。”
魏特林：“基督教常常遭到反对；它早期有许多好的东西；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反对它……我们应该利用一切东西；用感情能够办到许多人用理智办不到的事情。”（这是针对沙佩尔的“只有用科学”的说法）
沙佩尔反驳魏特林说：“假如有可能把原则建立在感情之上，那么这种感情必须是纯粹人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各种信仰仇恨，并使它变成仁爱。”亨·鲍威尔说：“不应该把任何东西建立在感情之上，只有通过思想建立起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
克利盖：“如果理智压抑感情，那就去它的吧；只有当自己的最高要求得到满足时，人才能合理地行动。”
普芬德：“感情按其本性是在刹那间立即行动的；只有理智才检查有待开始进行的东西。因此，只有建立在理智之上的那些国家才能继续存在。”
沙佩尔：“要长期管理国家，感情和理智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有努力象兄弟一样相互开导，并且用理智和感情唤起联合，才有可能把人类引上较好的轨道……”
克利盖：“我并不是主张有什么物质上的欲念时必须放纵所欲。我的某一肢体伸到燃烧着的火中，我就要抽回它；我饿了，我就吃我能吃的东西了。”
魏特林要求给理智和感情下一个定义，沙佩尔下了一个定义。克利盖说：“只有通过对无产者进行启蒙才能改变人们的命运；饥饿已开始反对宗教的声音。所缺乏的只是在这方面没有把一个正确的观点告诉人类；否则人类就前进了，收获也为期不远了。”
沙佩尔：“人类不是通过饥馑才能达到目的；世界历史向我们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提防革命，因为革命会把人类重新拉回到受奴役的状态。只有采用宣传的办法才能把人类从他们的耻辱生活中拯救出来。”
6月23日[4]，沙佩尔说：“共产主义至今没有实现，这是因为没有进行应有的智力教育。这一代人受迷信的锁链束缚太甚，象以前各代人一样，很难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全部活动是为后代进行的，他们有可能实现我们用启蒙宣传的方法只是在理论上传播的东西。”
魏特林：“如果前面的发言人（沙佩尔和亨·鲍威尔）的意见得到普遍支持，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毫无意义了。这等于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永远拖延下去；因为今天有效的东西，明天也会有效。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味老调重弹而一事无成。我认为，对共产主义来说人人都已成熟，甚至罪犯也是如此；正是现存社会制度才产生罪犯，在共产主义中是不会有罪犯的。人类必然或者是已经成熟或者是没有成熟。那些说没有成熟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听从他们，我们必然无所事事，坐等那烤熟的鸽子自己飞进我们的嘴里。不！我们有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让我们切实地为此工作吧；光靠宣传是全然无济于事的。"
沙佩尔：“如果对于共产主义来说，人类已经成熟，人类就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魏特林是想切断自由的发展而强迫人类尚未认识就去行动。如果共产社会接纳娼妓、小偷和杀人凶手，首先群众就一定反对他们，要把他们监禁、流放和处决。以前没有信教自由；谁不信仰某一宗教，他就被用石头砸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烧死。今天有信教自由了，正象那些为争取信教自由殉难的先辈们为我们付出了鲜血一样，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后代而战斗。但是，我们不要强迫某个人。广大群众只要深明真理，其余的事自然会水到渠成。
理智必须思考，心必须自由。用热烈的言词激发人们追求共产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这样激发上去的群众必然会跌回到更糟糕的地步。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很快就会使往日的混乱状态重新出现。不！公民们，只有所有人都相亲相爱，共产主义才会实现。正象我们的先辈是争取信教自由的先锋战土一样，我们是争取个人自由的先锋战土，如果我们不能看到我们努力追求的东西得到实现，我们会以此自慰：善自有善报。偏见会造成不幸，最大的幸福是具有世界公民的高度觉悟。人们为了掩护大军前进而把优秀射手放在最前面，然后是前卫，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我们是发起战斗的优秀射手；跟在我们后面的是前卫和社会的大军，其后才是由盲从分子和国民组成的后卫。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一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强迫树木生长是不可能的，同样，强迫人类接受新的思想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鄙弃物质的暴力；它是粗野的，人类不需要它；人类自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需要用物质的手段进行战斗。我们认为，我们是人类这棵大树上的叶子，后代将会收获我们默默无声的工作所预备好的东西。”
克利盖激烈反对沙佩尔和亨·鲍威尔所说的一切，而表示同意魏特林的所有基本观点。因此，他非常不满地说，他听到的一些说法同他以前只能从警察当局的官员和庸人口中听到的如出一辙。例如，拿“人类还没有成熟”这句话来说，普鲁土文化大臣全部活动的效用就集中表现在这句话里面，对于这种说法他克利盖迄今当然只是一笑置之。共产主义无非是争取人人都能得到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食粮。对于一个饥肠辘辘伸手讨面包吃的无产者，他克利盖决不会先滔滔不绝地讲一通无聊滑稽的大话，然后才回答说：“是啊，你还没有成熟到能吃饭；共产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在你想要实现它之前，整个人类先要认识这个思想。”对于一个妓女，她在悲惨的生活中突然为启蒙的火炬所照亮，从而不顾死活地愤怒反对那个把她变成一个贱人的社会，他克利盖不能对她叫喊道：“你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战斗，你先要等待，一直等到整个人类对此作出决定再说。”他认为，不承认反动派通过逮捕和流放明白无误地表示出来的对立意见广为流传，那是胆怯的表现。他由于自己的信念而感到自己同整个现今社会格格不入，就象无产者由于其实际的生活地位同整个现今社会格格不入一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是这个社会的罪犯，他相信，每个共产主义者必然也有同感。他也坚信，沙佩尔和亨·鲍威尔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这种看法的后果，是不会坚持他们可悲的看法的。同时他还相信，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至于宗教改革派，他认为他们的斗争不是为我们的信仰自由，而是为他们自己眼前的幸福，因此他要求沙佩尔也遵从他们的榜样，即不要为我们的后代，而要全力以赴为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实现的东西。
弗里茨[5]：“宗教改革派不是为自己斗争，而是为他们的后斗争；历次农民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切革命都是为后代进行的，没有一次革命涉及到其自身的利益。人们还觉得共产主义似乎很坏；发展是分阶段的……”
普芬德：“沙佩尔和鲍威尔是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来阐述共产主义的。而克利盖阐述的共产主义就好比一棵植物在第一道阳光射出时就破土而出，但一露芽就只落得个冻死的结局。克利盖想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对人们说：你们得接受，不接受我就敲你们的脑袋；他们因此反过来敲我们的脑袋，谁最有劲谁得胜。他要求热情。热情有什么用？什么热情都是幻想，是不能持久的香槟酒的气泡。全部历史都证明，任何发展，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整个人类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它是存在不下去的。”
沙佩尔：“克利盖的发言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十年、八年，对，甚至是六年前（1839年）说过的话同他说的一模一样。可是现在，一些痛苦的经验教训使我冷静下来了，现在我不得不完全同意反动派的那种说法：‘人们还没有成熟’；因为他们如果成熟了，也就不再这样说了。的确，路德只求为自己的极乐而斗争，但永恒的自然规律另有所求，因而我们收获了他播种的东西。一棵树必须逐渐地把它弄直，否则会把它折断。我不要求对我的工作给任何报酬，我只要求自己对所尽的义务应有觉悟。真理绝不是靠枪托打进脑子里的。克利盖宣传的东西是对良心和社会的可鄙的强制。他究竟想干什么呢？是要我们移居美洲，以舒舒服服地隐居在一块共产主义移民区为生活乐趣吗？不！我们要为后代工作。我们宣传的真理将纵情驰骋，这是自然规律所使然。我们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共产主义者在十亿人中大约只有四至五百万，与全人类相比只是区区之数。我仍然认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荒谬的，它完全违反共产主义的原则。真理不需要物质的暴力，它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如果我在这里能把真理之所赐灌输进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心里，我就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了。在政治方面我也是坚持要革命的。我最大的愿望向来就是要战死在沙场上。然而我必须克制我的个人愿望；我是属于人类的，为了人类的利益我必须为真理、平等、正义而斗争。而克利盖也许是想同罪犯、小偷、娼妓和杀人犯一起生活吧？可是这些人只要看到他们的私欲再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立即背信弃义地把他抛弃。就象在萨瓦进军时（1834年）所有的革命农民一得不到面包就逃之夭夭一样。不！这不是革命！我们要坚持不懈并且勇敢地撕下挡住人类眼光的面纱；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切。”
魏特林：“关于真理、自由、正义人们在这里已经说了很多。我们的全部努力是应该奉献给它们的。可悲的是，有一些概念自己还没搞清，至少是人家要求下一准确定义时自己非常尴尬，而自已却为这些概念生活。沙佩尔讲得很长很诚挚；但他的整个发言无非是：先反对革命，然后赞成革命，后来又反对革命。没有成熟这一说法一直是任何进步的敌人的贴身武器。其次，人们在这方面想靠多数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这里甚至都不曾有过一致意见，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整个人类的意见一致呢？即使有一个人受大家的委托担任全人类的导师，原来的意见纷争也会重新开始，获得启蒙以后情况也和现在一样。今后如何？如果得救之福完全寓于启蒙之中，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启蒙？我们从哪里取得我们认为必要的启蒙手段呢？撇开书报检查和其他障碍不说，千百万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听我们讲。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地死去，年轻人又得从头做起，启蒙普及不了；它总是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关于我们所希望的东西，克利盖和我根本还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意见；我们只是反对我们这一代没有成熟这一教条，认为以共产主义尚不存在等等为理由是根本证明不了这一教条的。今天没有发生的事，明天可能发生。革命是象暴雨一样突然爆发的，它的效力谁也无法预料。最后，即使有人同意沙佩尔的主张，把它说出来也是很不策略的。这样的主张会使年轻人丧失勇气。不应该用这类令人气馁的原理来冷却这些人的满腔热情。如果希望不再鼓舞着我们，我们的热情又从何而来呢？”
6月30日，克利盖答复了沙佩尔和普芬德的许多反对意见，继续反驳以牵强附会的和平进化为根据的还没有成熟的教条。他认为：“历史证明不了什么，即使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历史也根本没有反对革命的证据。法国革命就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说整个民族屈服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和屈服于这个阶级的上帝，即金钱。关于萨瓦进军，他反驳说：得不到吃的就逃跑，这完全是对的；因为他们的肚子明白告诉他们，这一运动同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如果革命的目的不同时也是为了参与运动的广大群众的个人利益，这个运动就注定要失败。但共产主义恰恰就是无产者的最大的个人利益，因为它无非就是要向所有的人提供衣食住的手段；所以共产主义能够并且必定使无产者由衷地卷入革命。至今我们还没有共产主义革命；因此，过去的革命没有留给我们任何成熟的果实，这是很自然的。”
沙佩尔：“首先我必须对魏特林公民说，如果我说我作为个人是革命者，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就不是革命者，这是毫无矛盾的。克利盖声称，历史为我们证明不了什么；我说相反，历史为我们证明了一切，而且正因为反动派在知识方面超过我们，所以他们才比我们强大。一千年来我们已经有过共产主义的革命，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遍及各地。如在梭伦和莱喀古士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扎克雷起义时期的法国，瓦特·泰勒时期的英国。德国的农民战争以及比利时的运动都是社会革命。但是，它们都和拿破仑时期、查理五世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历次法国革命一样失败了，继短暂的胜利之后便是更大的覆灭，这就是一切革命的命运，因此，我们要当心，不要提出一些对我们的原则极其有害的原理。于是克利盖公民想把整个共产主义归结到物质上，一些革命者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无非是想吃想喝，而庸俗不堪地解释一切也变成对的了。不，人民应当成为人，尤其是应当成为精神上幸福的人。我们以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的名义在进行斗争；但是这一斗争进展得不会很快；我们首先要开导人民；否则随着外部的毁灭自己也毁灭了。我们从历史中看到这种情况，一切总是以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而告终；群众打死了高贵的人，最后只剩下庸俗的人。不，我们不能从始点一下子跳到终点。在日常政治中，难道我们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极其卑鄙的受贿腐败，不是在所有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反对理智的联合。现在还根本无法开始实行财产共有，那是留给后代去实行的；我们只能进行启蒙、启蒙再启蒙。那么克利盖公民怎能把私人利益说成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原则呢？我们恰恰要消灭私人利益！我们是宣传自我牺牲的！如果我追求我个人的利益，就会呈上一份卑躬屈节的请愿书，祈求君王的照顾。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不，我只能在大家的利益中寻找我个人的满足，就象我深深知道，如果我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最好是关心我的弟兄们一样。谁对我说，他只追求他的个人利益，那我就不能再相信他；共产主义要求牺牲，我乐意为共产主义牺牲。”、
莫尔：“如果我对魏特林和克利盖两位公民的话理解得正确，那么他们不是想唤起革命，而只是在革命已经进行时支持革命。但是，我们也必须密切注意，看革命的目的是否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迄今的一切革命只对少数人有利，甚至连法国革命对资产阶级都不曾有利；革命的无数次破产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非常准确地预见到革命的结局必定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那么我认为，我们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处处宣传反对一切革命。”……
魏特林：“我在这里既不能号召革命，也不能宣传反对革命。我是在探讨，仅仅是在探讨革命的效果。各民族都为有自由而自豪，但是，一切自由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在政治方面除了革命之外，我们认为启蒙是无济于事的，启蒙总是只有在革命之后才起作用。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获得自由归功于革命。用和平的方法进行启蒙是一种幻想；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获得所追求的东西。既然我们这里都不能通过启蒙取得一致，而我们又是些自认为是工人当中有教养的核心的人，那么，哪里还能通过启蒙取得一致呢？而革命却是一个取得一致和进行启蒙的极好手段，它给予人们无限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革命中，人们心里会充满对自己志同道合的弟兄，自己患难与共的弟兄的同情，而他们对于这种同情的力量，过去是闻所未闻，毫无所知的。这时，小偷忘记了偷盗，娼妓忘记了卖淫，裁缝忘记做他那漂亮的上衣。这时，所有人都亲如手足，所有人都同心同德。这时，理智只是一个可怜的角色；没有感情，理智就什么都不行；这时，感情就是一切，最伟大的行动都由激动群众的感情之力所产生。有人反对物质，但是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理智都是极其荒诞的。没吃没喝就不可能进行启蒙。向饥饿的人进行启蒙是荒唐的。可见，首先要满足贫困不堪的人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着手消除无产者对财产的敬重心情，让他们起而革货币制度的命，让他们牢牢圮住：如果他们在贫困之中不愿行乞或者挨饿而宁愿偷盗，那他们不是罪犯，而是好汉。”
7月6日，亨·鲍威尔发言说：“摆在面前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把共产主义理解成象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即建立个别的共产主义团体并不叫做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包括全人类时才算实现，那么，我们的确一方面可以说：人类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另一方面又可以说：人类永远不会成熟到这种地步，因为如果共产主义有朝一日遍及全球，那么它的历史就会提供一幅类似今天各民族的政治历史座描绘的那种此起彼伏的图景。如同这里某一民族兴盛了，那里另一民族衰落了一样，将来共产主义也是此起彼伏的。人们自然可以把原始的人称作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你的我的，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而这种概念现在却成了阻碍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象我们到目前为止具有的那种财产共有的小团体，一方面与压倒它们的另一社会相比太无足轻重了，另一方面又不敢直接出面反对私有财产。占有者的利益会作为不可克服的障碍横挡在对面，阻碍着只用和平启蒙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只要还有能力，就会维护自己。当然，他们和支持他们的政府是最能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他们干的下流卑鄙的勾当使他们成了最好的宣传者，目前的日常政治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这种可鄙的压迫必然会产生一种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将一直持续到旧社会被暴力摧毁为止。因此，不应对单纯和平的启蒙抱多大指望。如果没有巨大的实际事件强迫占有者，他们是绝不会让步的。魏特林已经向我阐明，不斗争就什么也得不到；启蒙不断为新的革命作准备，它不可能避免革命。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伟大的准备时期；国家法律、政府措施和工业进步正以强大的力量把社会问题推向首位，并不断地施加压力，直到最终整个民族有朝一日理解共产主义并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进而在没有敌对的法律，没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情况下畅通无阻地自行鼓舞全人类去争取自己新的生活原则。那时，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占领全球的时代将是可能的事。现在我们总是有征服的民族和工业的民族，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人道的民族，它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已经开始探讨社会问题，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只要我们大胆地工作，使共产主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就不是象某些人在最近的讨论中也许想象的那样遥远了。”
沙佩尔：“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个问题立即被提到首位：1．我们这一代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吗？2．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是革命的吗？我只要浏览一下欧洲的统计，看到欧洲有一半人是文盲，我对这一代的期望就大为减少。但是，如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宣传，宣传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例如，假定德国有二千名共产主义者，他们每人每年只要向三个人进行启蒙，这样，六年就可以争取到三百万人，这相当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人数（？）……这样，下一代就会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成熟到可以建立较好的社会组织；因为我从来都不相信能够从始点一下子跳到终点。如果在口头启蒙之后，报刊，最后是物质的暴力也接着做它们的事情，这样，成熟的时刻就能来临，同现在似乎出现的情况一样（原文如此！）。我们在最近五年中已经争取到五万至七万名共产主义者；让我们再耐心等一下，看下一个五年我们会取得多大成果。所以我对这一代所寄的希望很小，而对下一代寄以很大的希望，尤其是著作家正在这方面大胆帮助我们。如果他们借助于我们的帮助，例如实行累进税制度，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通过建立纯共产主义的团体进一步推动运动。至于第二个问题，无论如何可以假设有朝一日会爆发某种剧变，它针对过去的混乱提出某种目标；但是这绝不能妨碍我们随时随地谨防革命。我们好好想想就会注意到，政府恰恰总是企图诱使这类剧变的爆发。这些政府如果看到某一运动不仅制止不住，而且它已经把全体人民都吸引进去，它们就采取这样的原则：象医生治病那样，给病人切除溃疡，或者赶快放血。它们派密探钻进对方最急躁的营队里，唆使突然起事，分化瓦解爱国者，并通过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的对领导人的反叛，使整个运动完蛋。1832年巴黎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里昂，政府的密探被它自己的士兵开枪打死，1839年（5月），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一个爱国者把一个暴躁的革命领袖击毙，并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黄色的名片。因此，卡贝慈父的态度使政府感到很讨嫌。他到处宣传反对革命，这样，政府根本抓不到什么表面的理由，就完全退回到，例如，图卢兹去了。在德国，我们也必须抱类似的态度，德国各邦政府已经开始仿效法国警察，西里西亚最近的密谋事件证实得非常清楚。处处制止青年人急躁行事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平静的态度迫使政府成为革命的；他们必然不断进攻，最后达到一定的点，这时，情况完全改变了，这时，一个带来胜利成果的斗争才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七月革命中的情况。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革命，它只通过维护其合法的专利权来取得胜利。在德国，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合法的道路上迈进。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资产阶级也还受压迫。它可以同政府进行最初的斗争；然后，我们无产阶级站在后台并且做得更好，象1830年的法国人那样。只要我们很冷静，处处制止年青人急躁行事，我们目前的全部努力只用来进行教育，这样，资产阶级将发觉我们比1830年准备得更好，而且我们能够从资产阶级对政府的胜利中得到相应的好处。”
魏特林：“只要一个党还很小它就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自己强大起来。革命者和启蒙者我们都一样需要。因此，需要这样的政策：不要评判我们党的这些派别谁好谁坏。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对于所有这些，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不让工人看到我们的原则有可能很快实现，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就极端困难。但是，实现原则只有通过革命，另外，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完人。敢为一项事业赴汤蹈火，也就敢为这项事业去做一切。革命迅速爆发的希望比和平说教更激动人心。卡贝慈父终究是一位老人，在他的报纸〈《人民报》）的订户中，肯定有一半人不赞成他的和平调子，一味和平宣传会减弱勇气和热忱，何况这种宣传一般是极端枯燥无聊的。必须时时爆发些革命斗争，哪怕这种斗争只是招来反动派的迫害；这恰恰是最好的宣传。殉难者的荆冕，比诗人和演说家所有的桂冠加在一起更能赢得人心。各国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们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悲壮的殉难。例如，当新教遭到天主教迫害的时候，新教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啊！现在新教教徒的热忱已经冷却。再没有人争着信奉路德教了，再没有人象从前那样重视路德教了。基督教的遭遇也完全一样。我再重复一遍：一味说教会令人无聊生厌，而且很可能长不了，各国政府会利用我们所有的宣传口号为自己谋利，正象普鲁士国王在1813年利用法国革命的口号为自己谋利一样。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我们的经验，不要过分责备年青人的造次莽撞。年青人的造次莽撞常常比老年人所谓的深谋远虑更合理，炽热的感情比来自全部经验和书本的理智更能得出明白正确的认识。年青人的大胆行动屡见不鲜地使谨小慎微的老年人成千上百句金玉良言啼笑皆非。”
第六个问题：“什么方法最能实行共产主义？”（1845年7月15日、22日）。
沙佩尔发言说：“一般说，共产主义在德国是人道主义的，在法国是政治革命的，在英国，尤其在美国是完全反对革命的和务实的；美国有五十至六十个各种倾向的移民区。”
他还提及维尔特的累进税制和“国家工场”的思想：“因为依靠这些，国家可以压制资产阶级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私人财产可以成为国家财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必定可以实现。”
魏特林：“要探讨什么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首先要对过去使用过的一切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当欧文分子建立和谐新村时，他们希望它所获得的物质成就能吸引周围的人都加入，并且以这种令人信服的实践逐渐使共产主义占领整个英国。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为什么呢？如果一些来自旧社会的人突然被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那他们就立即只看到吸引人的东西，而再也看不到旧社会的恶。他们会由于一些无益的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而毁坏自己之间的和谐。如果他们能很容易地更换地点和团体而又不损害整体和自己本身的物质利益，如果他们能躲开敌人，和谐就会有保证。但是，这在这么小的移民区里比在目前的社会里更行不通。他们因有自己的利益而眷恋乡土和一小群人，就象妻子眷恋丈夫或丈夫眷恋妻子一样。自由是受限制的。人不会没有激情和情绪。就拿和谐新村来说，连兴建也没有能兴建起来。这个团体在想到自己动手干之前，必须先筹集九百英镑租金；其次，为了经受住竞争，它必须保留旧社会的全部价格，这样一来，各种主要好处从一开始就没有了，而不能更换地点、社会团体和劳动团体这个主要缺点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
另外，移居美国的人还完全缺乏精神食粮，他们对此越是习以为常，他们这方面的情况就越严重。他们同整个现今社会相隔离，肯定很快就无聊苦闷；他们怀念旧的状况，互相败坏对方的生活。抛弃资产阶级创造的美好的东西而到美国从头开始创造在欧洲全都已经是现成的东西，这也是愚蠢的。人们与其长期丧失自由和不得不干毁坏森林之类的事，倒不如在欧洲这里干；至少他们在这里可以做些对事业有利的事。
说起原先的问题，那我必须回答说：我认为每一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要让无谓的争吵使我们分裂，而要坚决支持有助于我们的一切。如果有人有一种思想受人欢迎，而我们却不同意，那么，我们宁愿完全保持沉默，也不去反对它。我们是一个有明确方向的大党，我们不要因为反对个别不同色彩的流派而失掉我们的时间！只要大方向一致，是用无神论还是宗教，是用移民还是革命来进行宣传，对我们来说反正都一样。我也有我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支持别人任何有益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如果别人也同样以容忍为己任的话。”
沙佩尔：谈小移民区存在的匮乏。谈法国人的方针；“法国人想用政治革命来实现一切。卡贝慈父也认为，必须先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这次革命造就一个独裁者，他以其坚强意志、聪明才智和仁爱之心推行共产主义；这样，经过五十年的过渡时期，整个民族就可以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之中。”
“魏特林说任何能实现目的的方法都对，我也这样认为。但是在我看来，他心爱的理论（普遍盗窃）从其实际意义来说是以幻想为基础的，即使这个理论象蒲鲁东在理论上作过充分证明的那样，是现今社会状况最严谨的结论也罢。如果盗窃成为普遍现象，那自然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我只怕其结果是最可耻的军事专制主义而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这样会有几千人被绞死。这样一来，原来虚伪的诚实正直就倒退到更坏的状态。在伦敦这里，我们已经见过很厉害的抢面包抢肉事件；但结果是饥饿的小偷徒劳无益地挤满了监狱。人们很狡猾，只要把个别人逮捕起来，然后把他们判处长年流放，别人也就无意步其后尘了。所以，什么方法我都赞成，只是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从实际来看，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完全荒谬的。”
克利盖发言，“他把盗窃说成是现今社会的忠实写照，并且特别把盗窃译成战争法规，以此证明盗窃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他以极大的热情维护这种方法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盗窃问题不适宜于拿来讨论，对此，他表示了这样一个信念：这一盗窃理论可能实际推行时，一定会得到他和我们团体的每个成员的极其坦率的辩护。”[6]
第七个问题：“什么人对实行共产主义最感兴趣？他们中的哪些人拥有加速实行共产主义的手段最多？”（7月29日-8月19日）
……魏特林：“通过在德国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报纸，许多人也许感到自己从仁爱出发达到了报纸上所宣传的自由。共产主义也能满足有功名欲者和征服者的某些东西，所以有征服欲者和君主将会转向共产主义。如果有个君主疾病缠身，因而学会体恤病人和不幸者的状况，他就会出于对穷人和病人的爱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一个充分享受健康之福的富人根本不会赞成共产主义。好活动的年青人会倾向于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如果想为共产主义做点事情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当中满足自己的行动欲望。共产主义的著作也为妇女着想，为穷人谋福利，革命者在其中也获得满足。”
列曼说：“君主为大的皇室所轻视，他们出于妒忌也会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亨·鲍威尔：“不！是工人将这样做；如果……他们得到启蒙，就会立即提出自己的要求。”
弗里茨：……“约瑟夫皇帝表明，他对人民有某些好的意见。如果我们想突出某一等级，我们就成宗派了。”……“富人当中有许多高贵的人，如果我们以我们的好榜样把这些人吸引到我们这边，他们就会用他们的资金支持我们。”
普芬德发言认为鲍威尔说得对，他说：“中间等级对共产主义有极大的兴趣。我们必须依靠启蒙把穷人和无产者吸引过来。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们已走下讲台去教导人民，因此，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魏特林：“我们没有弄清应该把哪些人吸引到我们这一边。至于约瑟夫皇帝，他把他的全部财产赠给了穷人和不幸的人。如果约瑟夫皇帝有老弗里茨的勇气，他也许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但是，他由于他所做的事必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们必须主要指靠工人，我们也必须用钱进行活动，我们必须拥有任何能使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们用革命的方法唤起共产主义，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能统治一切的独裁者。为此，这个独裁者不应该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东西；如果他的活动只是为了普遍的幸福，我们会非常乐于让他担任这个职位。”
1845年8月15日，鲍威尔（发言反对君主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只限于指靠那个还有点东西的阶级。最低层的民众阶级对一切都麻木不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还没有落到最低层的那个阶级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过，这个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先拿起武器的。如果再来战斗，他们也将知道为什么而战。”
弗里茨反对只限于对工人进行宣传；他说：“我们也必须设法争取富人。”
列曼：“让我们以学者为榜样，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工业城市上。”
鲍威尔：……“教育是号召争取比较美好的未来的主要方法；十年前，情况还不象今天这个样子：现在，学者和哲学家同我们携手合作，富人也企图同我们取得一致，我们希望不必经过巨大的斗争就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魏特林：“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谈论过各个等级。富人和学者将会尊崇共产主义。然而，富人即使替共产主义说好话，共产主义对他来说毕竟并不完全合适。无产者对共产主义有很大兴趣……，但是，十分之九的人还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在农民当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漆黑一团。《快乐而好奇的汉斯》一书是一部共产主义的书，这部书在许多许多年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人们根本不了解它。”
8月12日，会议继续讨论关于宣传的可能性，8月19日，大家一致赞同魏特林对第七个问题所作的回答，这一回答是：“在现今社会感到不满意而又不想光图自己满意而损害别人的人对实行共产主义最感兴趣，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拥有加速实行共产主义的手段最多”。
第八个问题：“手工业者和与手工业者境况相同的人以什么方式才能最有力地促进共产主义的实行？”（1845年8月19日一9月9日）
魏特林和其他人详细地谈了口头宣传的技巧等等。问题的回答是：“实行兄弟般的团结一致和传播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九个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使宣传统一起来，应该做整什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去做？”（9月9日、16日）
魏特林赞成采取忍让态度，不主张态度粗暴。其他如鲍威尔等人不完全同意这种出于策略原因采取的忍让态度。魏特林说鲍威尔、莫尔和普芬德的意见是“写出来的东西先要经过审查或得到同意；但这是行不通的。我碰到这种场合……试问，该得到谁的同意？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大家全都意见一致是很难的……鲍威尔公民说，应该写些小传单，但是写关于共产主义的小传单已经够多的了，小传单会被扔掉或撕毁，而书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虽然小传单有小传单的好处，但是，如果想写点重要的东西，就不能写成小传单。如果认为这是浪费，认为是为某一个人写的著作花钱，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审查委员会，那我们什么书都出不了。”
9月16日，鲍威尔：……“书通常提出体系，我们不能设想，这些体系在财产共有的社会中是将被实行或者是能够被实行的；因为人们总是要根据时代和情况而定。莱喀古士以及早期基督教徒根本没有著书……到现在为止口头宣传做出更多的东西。”紧接着魏特林对此又进行了答辩。
第十个问题：“什么是最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独立于任何体系之外的实质？”（1845年9月30日一10月14日）
魏特林：“共产主义就是：我为自己做的，必须也是别人认为是好的或可以做的，没有人觉得受到阻碍。完整的表述是：自己所希望的，必须也是大家所希望的。
无神论是一种片面的原则，要各式各样笃信宗教的人有什么改变是不可能的。最好是不强迫信仰，信仰自由。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愿意信仰宗教和道德，而试金石必然总是：这对大家是否都好？”
对无神论和魏特林所理解的共妻作了一番讨论之后，魏特林重申了他的观点：“凡是自己所希望的必须对别人也是好的。”而罗森塔尔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并且不再受别人统治。宗教是阻碍共产主义的。因为一个人只要信奉宗教，他就甘愿忍受折磨忍受奴役，而不去关心他的真正幸福和权利。”
沙佩尔同意最后这个意见，然后批评了欧文和卡贝的体系（人们把卡贝的体系同羊圈相比）以及魏特林的体系，说这一体系是“兵营式的”。“如果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那么，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找到他的幸福。劳动和享受相互交替，每一个幸福才会变得完全。无需强迫，因为人并不懒惰；如果人经过相应的教育阶段，他就会愉快地劳动。至于宗教，只要人们信奉宗教，他们就会忍受一切，很少关心他们的权利。我并不是想说，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上帝；但是上帝必须同世俗相一致。我们不需要把上帝拉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任何超尘世的东西都不得干预国家事务。让我们设法使每个人都知道，共产主义的实质必须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魏特林提到刚才作过的解释说：“但是，这个人比另一个人有更多的智慧，这个人也就需要较多的精神满足。这个人必须帮助那另一个人；缺乏知识的人必须向知识较多的人学习。”
普芬德：“人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述。上面讨论过自由；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这本身就是平等。在共有共享中自由和平等是可能的。魏特林公民认为自然界给共产主义设置了障碍，但是，如果我们遵循自然界，人与人就平等，一切都处于共有的地方就有节约。”……
10月14日，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实质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一切都是共有共享的；但这并不在于自由发展。共有共享渗透于一切之中，象一条链子一样把一切相互连结起来。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为了那些被自然界所忽视的人们的利益，我们希望共有共享。人们用基督教编造一切；我们的责任是要注意防止共产主义也发生这种情况。”
鲍威尔：“魏特林公民认为自由并不包含共有共享；如果一个人享有自由，他一定也能使自由得到满足。人们必须共同享有自由，否则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沙佩尔：“魏特林公民认为，必须给我所说的原则再加上‘共有共享’。发展的基础必须是人人共有的，我相信，连享受都共同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恰似兵营里的士兵的享受一样，我担心我们会因此陷入严重的争斗。其次我相宿，我们在自由发展中人人都能幸福。”
普芬德：“没有共有共享，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们能够全面发展自己时，这已经是共有共享了。只要有自由发展，享受也必然是共同的。在我们以后的世代，情况会有许多变化；因为由于有共有共享的和谐，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喜爱的东西，并且有很多节约。”
魏特林“认为讨论的内容同讨论的问题不完全吻合，即便是我们现今的社会领导人也可以向我们承认自由的发展；自由的发展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质。”
沙佩尔：“我相信，如果我们向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这个自由发展，他们也不会愿意；每一个人必须享有他的完全的自由，而又不反对他人的个人自由。”……
第十一个问题：“根据共产主义的实质来检验古今的各种不同的体系。”（1845年10月21日—11月11日）
魏特林谈到欧文的体系，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体系；一切均应通过共同联合起来去进行，教育被赋予极其伟大的意义，教育可以造就人的一切。——他在卡贝的体系中没有发现什么矛盾。——然后谈到傅立叶。
沙佩尔：“是某一时代产生了这些体系，我认为现在不再存在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了。在这些体系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兵营生活；何况人们根本看不透人的内心深处。欧文认为：劳动是一种负担，繁重的劳动属于年轻人，老年人最好是负责管理。但是，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人是最强壮的，因此也能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傅立叶的体系在好些方面是可恶可笑的。所有这些人只是探求用什么方法他们才能够做到有最繁重的劳动可做。各人有各人的特殊爱好，没有人乐意做强迫他做的事……我们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我们将看到，一切都将有条不紊，经过两代人以后，一切都将处于最好的和谐之中。”（10月28日）沙佩尔说：他可以在卡贝的社会制度下生活一个月，但时间不能再长了。“在那里，生活是如此安宁，而过分的安宁会使人类重新成为奴隶。人类要不断地战斗，但是，这个战斗必须向精神方面发展；现在人们已经谴责共产主义者，说在共产主义的状况中再不会有对更美好的东西的渴求；而那些不去努力追求更美好的东西的人们是可悲的。他反对欧文的家长制式的制度，认为这是老年人的统治……”
魏特林：……“共同劳动和共同享受是有可能的，最有能力的人做的事必须对能力较弱的人有利。经过对各种不同的体系的考察，卡贝的体系是最好的。”……
沙佩尔：……“不论欧文还是卡贝都是追本溯源从人的本性出发。这是一些最初的体系，这些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和变得更好。”
接着还是讨论卡贝，好些人维护他或原谅他，但没有完全赞同他。
第十一个问题：“个人对自由的爱一般要求什么？而现今的社会制度一般给这种对自由的爱又提供了什么？”（1845年11月11日和18日）
第十二个问题：“争取自由独立的努力给现今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11月18日）
第十三个问题：“在已知的体系中，这些好处得到了多大的保障？”（11月25日）
沙佩尔：……“在魏特林的体系中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我认为，真正的体系将会由我们德国新的哲学家建立。当我们讨论完魏特林提出的这些问题之后，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德国新的哲学，并进一步研究我们的主张「
第十四个问题：“在共产主义国家中个人自由通过什么规章得到体现井与国家的需要相和谐？”（11月25日）
沙佩尔就此问题发言，他没有谈出什么重要的东西。
第十五个问题：“什么是衡量人力的正确标准？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交换制度？»（1845年12月2日）
……沙佩尔：“在财产共有中不可能有一个交换制度，这同魏特林的体系所阐述的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这种制度，所以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交易小时也会带来弊病，这样，有的人就总能比别人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不需要交易小时，人们就需要多少生产多少。”……
第十六个问题：“魏特林作为他的体系的基础提出来的对舒适品的管理和对非舒适品的管理的区分能提供什么好外？怎样理解交易小时？在什么范围内交易小时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
魏特林认为交易小时对生产非舒适品的劳动来说是必要的，但交易小时被大家拒绝了。
第十七个问题：“在过渡时期应当更多地注意什么？是原则的实质呢？还是个人自由？”（1845年12月23日）
第十八个问题：“君主政体、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按其本质来说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和坏处？（1846年1月7日）
魏特林：“君主政体有一统的好处，君主政体只根据一个人的话去行动，所以它行动起来能够比一个共和政体有力得多。共和政体要通过选举才能行动，这样一来，根本不能象君主政体那样能够取得统一，这个人要这样干，那个人要那样干，这确实只能造成混乱。在战争中，这种状况毕竟是很不利的，因为通过选举，许多东西会泄露出去，不过，共和制由于有自由确实有许多好处，总之是应该把事情交给象拿破仑那样的一个人去办。”
……“法兰西共和国确实产生了许多好的东西；也正是通过它才取得自由；但是，它缺少统一，因而整个垮台了。拿破仑通过统一拯救了政府。拿破仑把新的宪法结合在一起，并以此连成统一；只是他的野心毁掉了他。只要原则确定了，共和制同样也能实现共产主义。”[7]
译自卡·格律恩贝尔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10卷1922年莱比锡德文版第362-391页。
（李长山 译 胡文建 校）
[1] 这是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1840 年2月，共产主义者同般的前身——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卡·沙佩尔和约·莫尔等建立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845年2月一1846年1月，协会进行了一次热烈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讨论的问题是由魏特林拟定的。讨论表明，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等虽然还有许多错误的不成熟的认识，但已开始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足，特别是已开始摆脱魏持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为日后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准备了条件。这一文件是由麦克斯·涅特·劳根据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记录整理发表的，第一次刊登在卡·格律恩贝尔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第10卷。涅特劳在 发表这一文件时附有前言和其他叙述，这里删去未译，只译了他整理的1845年 2月一1846年1月的讨论圮录。麦·涅特劳还作了一些注释，我们也只译了 其中的几条。——译者注
[2] 已知的最早的记录是1845年2月11日的记录，记录了沙佩尔主持的协会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的发言情况：“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财产的发现，虚伪的宗教和民族之分给入类带来一切不幸，而只有通过启蒙才能使大地变成花园人类变成一个家庭。”——麦·特劳注
[3] 他5月12日第一次出席，随后经沙佩尔和魏特林提议成为会员。一麦·涅特劳注
[4] 6月16日选克利盖当主席，亨·鲍威尔当书记，从6月23日至7月15日的记录是鲍威尔作的。——爰·涅特克注
[5] 他从1845年4月28日起是会员。——麦·涅特劳注
[6] 从1845年7月22日起由哥贝尔记录，记得简略，在结束上述讨论时，沙佩尔、克利益还推荐谈一些哲学著作。——麦-涅特劳注
[7] ①根据麦·涅特劳的说明，魏特林不只提出十八个问题，但其余的问题是什么不得而知，对他提出的问题只讨论到这里，以后没再讨论，因为在1846年1月14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案：下面的问题不再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常常已经充分讨论过；2．代之以讨论《未来的宗教》和各位公民能够提出的科学问题。”这个提案获通过。从沙佩尔11月25日在讨论第十三个问题时发表的意见表明，这个提案可能是他提出的，后来他们讨论了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宗敦》。而魏特林从1844年8月到伦教，1846年1月初他动身去布鲁塞尔， 1846年年底移居美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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