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塔马斯：“我们必须回归政治”（2017年3月28日）

G.M.塔马斯：“我们必须回归政治”

2017年3月28日
Yang Chenhuan 翻译、轮值志愿者校订

　　原文链接：G.M.Tamás: “We Must Return to Politics”

　　〔说明〕G.M.塔马斯，一位重要的东欧思想家，最近在一次反对斯洛伐克新法西斯分子游行的示威活动中造访了布拉迪斯拉发。在抗议前夕，卢卡什•利卡夫坎（Lukáš Likavčan）与他进行了对话，主要是关于匈牙利的动量运动（Momentum Movement）、民粹主义、团结、左翼的背叛以及当代东欧左翼运动的可能性。采访最初以英文发表在政治批评（Political Critique）的网页。

　　在匈牙利，有一个新生的反欧尔班（匈牙利政府总理）草根运动，即动量运动。他们最近声称他们在反对匈牙利申奥的公投运动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你认为这场运动可以改变匈牙利的政治吗？

　　他们（动量运动）不太可能赢得下一次选举，但他们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包装。这些人接受了右翼的大部分偏见，却没有接受它的所有政策，并又接受了温和左翼和自由派的一些政策，但不承认他们是温和左派或自由派。欧洲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例如罗马尼亚的USR运动——已经在议会中相当成功，以及伊曼纽尔•马克龙的运动——他似乎是在竞选法国总统之中最成功的候选人。
　　举个例子。动量运动的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上次选举中，他投票支持了欧尔班的政党，以表明他不是某种“外国代理人”，即犹太自由派或昔日的共产党人。匈牙利民间社会（如教师运动）中的许多人也这样做。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这样做便被认为“政治合格”。他们还会诅咒所有自1989年以来的一些左派或中间自由派的政党，因此符合普遍的偏见：有一些反民族主义势力在活动，摧毁我们民族的脊梁，并吧我们出卖给欧洲、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平等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或其它类似的恶魔。
　　动量运动的人顺从了这种普遍的偏见，同时反对政府的反民主、反自由、反平等的措施，但他们做得非常小心。他们会说：“我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我们既不右也不左。我们会去匈牙利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征求人们的意见。光靠理论无法解决问题”等等。这是他们返祖的政治理论——即根本没有政治概念，只有经验、利益和偏见。这些运动也有非常强烈的代际和阶级偏见。总是告诉年轻人，新年代不要被过去的诅咒玷污，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他们谈论过去的语气暗示着某种邪恶的神秘力量。过去是一种罪过，但我们的民族传统必须受到尊重，而且，他们很酷。

　　所以你会说这样的政治运动甚至没有一丁点民粹主义策略？

　　如果你认为民粹主义者是那些迎合公众舆论的人，那么的确，他们非常擅长这些。但我不想给他们贴标签。可悲的是，这些人认为政治理论是无效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有效率的公共行政和健康的民族意识。非常有趣的是，反对申奥的运动并没有解决与职业体育（腐败、沙文主义、传播恶质的竞技精神：资本主义和战争的隐喻）或大众旅游有关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奥运会花费太贵了。除了这些，没有涉及其它方面，因为那会引起争议——他们不想引起争议，他们只想要共识，因此获受欢迎，从而获得选举成功。动量运动只是以代表最平俗群体的名义出现，而没有任何理念可言。

　　在您最近的文章中，您反驳了声称欧尔班、菲科或希德沃/卡钦斯基的政治是民粹主义的主流言论。你能否阐明你对此的立场？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总是基于大众对精英的不满，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匈牙利和波兰是威权政体，和任何精英一样，都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任何想赢得选举的人一样。但仅仅想赢得选举并不是民粹主义。甚至戴高乐也想赢得选举。那又如何？如果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排除大众参与、支持最极端不平等的制度，那是愚蠢的。例如，考虑一下特朗普被指责为民粹主义者的情况。好吧，他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并不是所有蛊惑人心的政客都是民粹主义者。当然，他想要更多选票，而且他做到了。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民平均而言相比他的对手的选民更富有；他提出的大多数政策都不利于大多数人；他和他的圈层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人。但如果他们的政治委任不符合特朗普所倡议的反普罗民众的措施，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重要。特朗普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吊诡的是，平等主义者被指责为精英，因为他们恰好是少数群体。但183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精英吗？我认为巴黎的银行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尔良主义者是精英，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少数人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成为精英。因此，将美国的自由派和左派大学人士视为精英是完全荒谬的。精英们在华尔街，在情报部门，在军队，在华盛顿特区。那些拥有传统精英的威望和权力的人。把一切颠倒过来——只是在修辞上而并非事实——不是一种甚有价值的政治分析或社会理论方法。

　　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民粹主义与解放政治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这种联系是偶然的，但平等主义运动比反平等主义运动更有可能具有一些解放性质。

　　正如您最近讨论的那样，民粹主义与解放政治之间这种联系的偶然性是否允许某种“左派的背叛”？

　　可能。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阵营，主要是由于各种社会性恐惧。但是白人工人阶级不是必然成为种族主义者。它可以被阻止，它可以被过去称为政治的东西阻止。这就是你们防止此类灾难发生的方式。但是这条路被遗忘了——这不一定是出于恶意的背叛，或许是由于精神疲惫或眼界太窄而导致。

　　您如何回应这样的论点，例如，要在解放政治中向前迈进，我们必须超越左右之分？

　　我认为这是胡扯（笑）。纵然左派历史悠久，但还是有一些很简单的标准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左派。一是社会、物质和文化的平等，超越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二是群众参与和分享权力。如果这两件事并存，尤其是同时存在，你就可以说是左派。任何右翼的政党或运动都无法满足这两个标准。现在大家都在假装超越阶级，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现象。左翼自由主义阵营通过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非常重要的分层因素来判断平等，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却忽视了阶级——尽管伯尼•桑德斯等人的出现以及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左翼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右翼人士告诉白人工人阶级：“你们之所以更穷，不是因为自动化、机械化、数位化，也不是因为日益严重的剥削，而是因为在大学里所有那些左翼年轻女性都在疾呼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这是一个宣传性谎言，但它被异常地认真对待了。凯撒对罗马暴民说了什么？“你的处境很糟糕，因为腐朽的元老院贵族正在为希腊和亚洲的利益服务，他们不再爱罗马，因为他们沉迷于‘违反自然的’外国风俗习惯，是不道德和纵欲的。”这是史上最古老的谎言！如果不试图欺骗大多数人并令他们相信不平等的持续存在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么任何种姓或阶级社会都无法存在。但今天，即使是进步人士也间接地将反动专制和不平等的发展归咎于工人阶级。这是可悲的（同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是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见。统治阶级认为无产者是粗人，不值得尊重——例如，不值得接受教育——并且注定是要消耗身体、生物和智力上的废物。这是左派应该鄙视和反对的保守观点。

　　但是，在您的论证中，您是否认为阶级和其它类别的身份认同不存在必要的区别吗？这可能会被严重误解，好像左派的本质是专门关注阶级冲突。

　　不，我不否认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和同志解放主义者是左派。他们是任何左翼政治的真实而重要的方面。即使是120年前的老社会民主党人，也足够聪明地意识到全民养老金和妇女投票权都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要比他们更愚蠢吗？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斗争。在其中一些斗争中，我们有自由派盟友，例如在性别平等问题或LGBTQ+社区的斗争中。但有些事情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有任何盟友，当他们认为“政治规则不应该建立在一个阶级、富有群体、政治团体、专业精英、贵族、教会或军事精英或甚至是种族或教派的多数等的特权地位之上”这一议题，他们是孤单的，
　　以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新型运动为例。动量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曾在布鲁塞尔和欧盟担任助理和实习生。他们属于管理型中产阶级，拥有卓越的智力。这些人是“知情者”。在奥匈君主制国家，人们总是说你需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来统治（“质量”，正如英国人过去常说的那样），而不是屈服于乌合之众的野蛮本能。在奥匈君主制国家，“素质”指的是拥有学位的人，即军队中的军官或公务员中的高层，以及“令人满意的”的人，即那些能够激起或被激起而决斗的人，只有他们应该拥有“荣誉”。教育上的优势总是被伪装成优越性的唯一基础。
　　看看像德国这样现代化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你知道有些人怎么反对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吗？他没有高中文凭。他们假装对他那朴素的警察父亲没有意见，但仍然说他应该上大学——好像穷人的儿子和其它人一样有机会。从这方面来看，社会主义者将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而其它人将不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真的想摆脱我们正在遭受的这些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就必须改变社会。

　　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变革：我们能否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团结实践分开？

　　不能，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这是一个激进分子对渐进式社会改革漠不关心的老故事。在这方面，我是列宁的欣赏者（虽然在其它方面我不是），因为在20世纪初，他非常清楚，在议会和地方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中活跃，从事密谋、地下工作（无论如何）和组织工会，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不同目标。让我们今天看看如何让老年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我热切地站在那些想要增加养老金的人一边。寿命在延长，而好的生活却没有延长，我会推动这样的改革，尽管我认为这不会解放人类并结束异化。但如果它能减轻痛苦，我会赞成。

　　关于团结，我总是想知道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什么。我们是应该解决国家问题、利用国家，还是建立可以绕过机能不良的公共部门的自主团结网络？

　　89后的许多人相信公民社会、占领运动、反全球化……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些策略已被击败。我们不能绕过权力，因为权力太强大了。如果你愿意，我想要一种传统的政治。旧的压迫性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新的盟友：社交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各种其它平台。为了改变这一点，左派应该再次尝试影响、修正和改变权力。从“向权力说真话”开始，到以征服权力结束。必须发明这样的方法，并对过去的方法进行盘点和检查。
　　然而，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议会制度可能变得无关紧要。的确，他们的作用和依据受到严重质疑。即使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也会犹豫议会制民族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所以，我对方法一无所知，但我相信，放弃对需要权力和控制国家暴力的现实政治，我们不会有任何进展。逃避权力斗争以保持我们的理论纯洁和良心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当然，我希望反过来也是如此。谁愿意去最小的小村庄和老教权主义农民讨论直接民主的优点？我曾经当过很短时间的职业政治家，我记得那很累。但它无法规避。从根本上来说，站在人民一边，首先要努力为人民说话，其次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在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之后，似乎是西方赶上东方，而非相反。您是否认为普京、欧尔班、卡钦斯基或菲科的专制政权的经历给了东欧左派一些成为反建制政治先锋的潜力？

　　这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认为的：由于沙皇专制的极端性质，俄罗斯是最薄弱的一环。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更现代；真正的贵族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极其薄弱（这就是东欧知识分子大谈特谈的原因）。但1905年的俄罗斯与我们今天的处境有一个区别：在俄罗斯，存在着地下革命的这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即民意主义。今天我们可能有独裁统治，但肯定没有那些善良的旧虚无主义者，因为我们甚至不再对基督教感到失望。你能想象今天的左翼运动说他们是死于休假之中吗？就像巴伐利亚伟大的革命者欧根莱文（Eugen Leviné）所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都死在假期里。”）或者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烈士？这个年代已经没有那些人了。
　　然而，有一段时间，我们直接接触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幻想，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还有另一个教训，1989年的事件表明改变社会制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突然私有化，红军化为乌有。我们可能是发生突然变化这一事实的活生生的见证人。因此，我们不应该绝望，虽然我们的力量目前可以忽略不计。自称“左”的人很多，甚至包括菲科先生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小丑，但真正的左翼与其说是弱，不如说是小。真正的左派有决心，认真，但很少，而且常常被埋没在理论和历史中。我不会称之为弱小，因为弱小意味着对这项事业不严肃。而事实不是这样。
　　因此，我们当然必须以严肃的方式回归政治。不是通过建立小型政党并获得几千张选票。这是可敬的，但是并没有价值。有时你可以做个姿态，露出你的本色。这是战术上的考虑。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像波兰的“左翼一起”（Razem）这样的政党是有益的尝试，尽管他们对我来说过于精简。但这是一个细节问题。总的来说，在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下，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老问题应该重新讨论。我们不要忘记敌人是非常强大的。欧洲社会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各处无一例外地被法西斯主义击败，甚至在法西斯反革命先发制人的地方也是如此，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当前面对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尽管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群众性的种族主义动员，尽管违反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阶级敌人没有太大变化，如果我们证明我们言出必行，它就不会放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