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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 decency, socialism: in memory of Marko Bojcun
团结、正直、社会主义：纪念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科·博伊森
﹝乌克兰﹞丹尼斯-皮拉什（Denys Pilash）
2023年3月14日
Guanyu Zhu 翻译
2023年3月11日，我们的朋友和《Commons》的同志，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工人运动历史学家和致力于左翼运动与乌克兰团结一心的活动家马尔科·博伊森（Марко Бойцун，Marco Bojcun）辞世了。他在保持乌克兰左派的火种和通过移民和异见人士将其传递到现今的乌克兰上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他72岁的最后几年，他受尽了癌症的折磨，即使如此，他仍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去贡献出自己的每一份力。他的代表著作基于他1985年写的博士论文（《乌克兰1880至1920年间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Labour Movement and National Question in Ukraine: 1880-1920）），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以前不可获得的资料和新的研究。
因此，该著作首先以乌克兰语出版（可以在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上下载单卷版[1]，并在我们的网站上查看该作品的评论文章[2]），然后以英语出版（在 “历史唯物主义” 书系（book ser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出版的《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Ukraine in a））。这项关于20世纪之交的第聂伯河的乌克兰社会转型、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成以及创建众多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研究，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乌克兰革命之前与革命期间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目标之平衡。
然而，大概对马尔科主要的事是积极参与英国左翼和工会与乌克兰的团结网络，即“乌克兰团结运动”[3]（Ukraine Solidarity Campaign）。这个网络连接了许多人，包括乌克兰左派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Ford）和著名的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但马尔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自成立的近十年以来，乌克兰团结运动一直竭尽所能确保国外人士了解乌克兰的真相，并支持我们的基层运动。
多亏了这个运动，尤其是马尔科的努力，克里维浦里赫（Kryvyi Rih）煤矿工人和库列尼夫（Kureniv）有轨电车司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甚至被英国议会所关注。抵制无数的刻板印象、虚假信息和对普京侵略的辩解（这些都是斯大林主义和左翼运动中其他保守势力所津津乐道的），对马可来说也至关重要。因此，他经常写作、演讲，参加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的）全面入侵期间，他加倍努力地向西方左翼人士解释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危险、东欧的历史和现状，以赢得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即使他已疾病缠身。
马尔科·博伊森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学习，自那以后一直居住在英国，但戈尔巴乔夫改革使他能够定期走访乌克兰。在1968年这个重要的年份，他的家人从澳大利亚森林边缘的他们所耕种的农场所在的小镇搬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大城市，从40度的酷暑到零下20度的严寒中。
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小型的流亡社区（马尔科的父母在难民营相遇：他的母亲是被纳粹强制从捷克斯洛伐克流放的，而她的丈夫当时一直在为纳粹的党卫队“加利西亚”师团（SS “Galicia”）战斗，这对于马尔科的政治取向来说似乎相距甚远，但后来当老博伊森被要求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报告他的左翼儿子时，他拒绝并被迫离开了他的报纸工作），到一个全新的大世界。
马尔科属于那一代在1968年激进主义浪潮中政治觉醒的青年，这个时期欧洲和外面发生了学生抗议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发生了反战和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反文化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以及寻求“人性化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来对抗铁幕内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模式，这些都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得到了实践，但最终被苏联坦克所镇压。
自那时起，尽管他们的父母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些在海外出生的乌克兰人也走向了激进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成为全球新左派浪潮中的一部分。在马尔科的例子中，这是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1963年再次合并后）（其理论家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是罗曼·罗德斯基（Roman Rozdolsky）的同志，後者于1967年去世时是当时最著名的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学派（马尔科直到1982年当地组织没有明确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都是加拿大第四国际支部的成员）。
左翼侨民不仅要对抗乌克兰侨民中右翼势力的支配，还要对抗西方左翼运动中的亲苏幻想。马尔科在他为《民主开放》（Open Democracy）撰写的文章中出色解释了这个问题[4]。对于乌克兰左翼来说，这个问题在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后变得格外突出，而在2022年全面的俄乌战争爆发后更加突出，当对象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时，许多西方左翼人士主动避免了与被帝国侵略的受害者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许多当时的加拿大左翼青年成为乌克兰裔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如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 Himka）[5]、博赫丹·克拉夫琴科（Bohdan Krawchenko）、米洛斯拉夫·斯肯迪亚（Myroslav Shkanrdij）和罗曼·森库斯（Roman Senkus），但也许只有博伊森一直在坚持参与左翼活动直至最后（然而加拿大新民主党成员哈利娜·弗里兰（Halyna Freeland），即著名部长的已故母亲，也在左翼活动中）。马尔科在一次与《Commons》的详细的访谈中[6]，形象地（并且幽默地，老派左派迈斯特连科（Maistrenko）在1970年代仍穿着从革命时期留下来的斗篷的照片足以证明）回忆了那个时代、他的社交圈和与左翼侨民老一代的联系。
他们的激进左翼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对少数族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以及国际主义和国际团结。马尔科参加的第一次集会是在1970年在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举行的，抗议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反越战抗议者（有趣的是，肯特州立大学反战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是另一个未来的乌克兰朋友——比尔·阿特雷尔（Bill Artrell）[7]，他在“欧洲广场革命（Euromaidan Revolution）”的启发下，致力于我们的人民，直到去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结束）。
不久之后，马尔科开始创立第一批加拿大的民间委员会，以团结乌克兰政治犯，并在1972年组织了一次乌裔加拿大学生绝食抗议，抗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种种迫害现象。当时几乎每个已知的乌克兰异见人士都受到了逮捕浪潮的影响，特别是从民主派左派视角批评制度的瓦西尔·斯图斯，列昂尼德·普柳西（Leonid Plyushch），丹尼洛·史马克（Danylo Shumuk），伊万·久巴（Ivan Dziuba）等人。绝食行动的结果是，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Elliott Trudeau）本人不得不与学生进行谈判，并在与他的苏联同行阿列克谢·科西金（Alexei Kosygin）的会晤中提到政治犯问题。
（图片：1972的乌裔加拿大学生进行的绝食抗议。最后一排左侧是马尔科·博伊森，他前面的是安德里·班德拉（Andrii Bandera））
1975年后的接下来的十年间，博伊森是《对话》（Diialoh）杂志的创作者和作家之一（包括有关乌克兰的文章、批判性分析以及对解放运动中其他成员的采访），他们将其与其他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禁书（尤其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左翼思想的新颖观点和革命小册子）非法分发。该杂志的座右铭“为独立乌克兰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而奋斗”（ For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independent Ukraine）一直贯穿于博伊森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他成为在英国大学中在政治科学与历史学中教育和研究乌克兰研究的先驱者（此前一直属于俄罗斯研究），首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中心（不幸的是，马尔科的第一批学生中第一位前往圣彼得堡和基辅学习一年的学生遭受了来自俄罗斯内政部特种警察部队（OMON）和金雕特种部队（Berkut）武装力量的种族歧视，因为他来自厄立特里亚）。
博伊森的熟练的乌克兰语让英国电视制片人邀请他拍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乌克兰的纪录片，比如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果的纪录片（他和安纳托利·阿特曼科（Anatoliy Artemenko）合作制作的《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8]（Children of Chernobyl）获得了国际奖项，他还与他人合著了一本关于类似主题的书，名为《切尔诺贝利灾难》（The Chernobyl Disaster），还有利沃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害者墓地的发掘，以及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和首次自由选举等主题的纪录片。
因此，他能够采访克拉夫丘克（Kravchuk）和伊瓦什科（Ivashko）等政党领袖，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拜访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从被软禁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大主教弗拉基米尔·史特尔牛克（Volodymyr Sterniuk）到一些来自利沃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带他去见了乌克兰人民运动（Rukh）领袖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Viacheslav Chornovil）、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和罢工的矿工。他还与普通人交谈，他们独特的生活故事成为他的书《柏林墙以东》（East of the Wall）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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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的乌克兰，他积极尝试通过咨询欧盟政策和一体化（具体来说，他警告政府官员不要对自由贸易盲目热情，并建议采取积极主动的立场出口乌克兰产品到欧盟市场），或通过分析和批评寡头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在基层层面上支持工会运动和年轻的乌克兰左翼，这些左翼曾经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疯狂资本主义的妖魔化中被摧毁。难怪在全球2008年危机的头几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完整版已由《Commons》发布）[9]自信地表示，乌克兰将能够复兴工人运动，为更好的薪资、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而奋斗。
（图片：马尔科·博伊森关于乌克兰工人运动的著作封面）
马尔科帮助出版了几本重要的书籍[10]，比如由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者”（ national Communists）瓦西里·沙赫拉伊（Vasyl Shakhrai）和谢里·马兹拉赫（Serhiy Mazlakh）编写的《致浪潮》（To the Wave）的第一版乌克兰语版（由安德烈·兹多罗夫（Andriy Zdorov）编辑），伊万·迈斯特连科（Ivan Maistrenko）的《战士主义》（Borotbism）的再版[11]（这是最早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乌克兰革命的作品之一），以及列夫·托洛茨基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著作和演讲集[12]（他很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唯一提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要求的国际政治家）。马尔科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参加了在基辅的发布仪式。书本讨论会被激进的极右翼分子打断，这些极右翼分子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没有别的论据可以用来反驳异见者，除了暴力。这件事触怒了博伊森和组织这场书本讨论会的（博伊森的）乌克兰同事、历史学家尤里·沙波瓦尔（Yuriy Shapoval）。
马尔科·博伊森个人参加了由新乌克兰左翼组织的其他活动，例如视觉文化研究中心（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研讨会，以及《Commons》组织的“经济危机还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会议。他为《乌克兰研究杂志》（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撰写的〈乌克兰革命的研究之方法〉（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13]一文帮助我们概念化了1917年后乌克兰革命在国际革命进程中的位置和其独特性，而他的《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问题》手稿启发了像汉娜·佩雷科达（Hanna Perekhoda）[14]这样的现代革命史研究的新一代。
他对“迫在眉睫”（ pressing）的主题的科学贡献，帮助我们理解了后苏联寡头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矛盾。尤其是他在《Commons》的期刊《彼岸世界》（Other World）第7期发表的文章〈发展策略与积累模式：乌克兰回归资本主义〉[15]（Strategy of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on mode: Ukraine’s return to capitalism）中，详细描述了库奇马政府形成的乌克兰私人资本积累体系和大资产阶级的融合，以及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债务增长和市场改革对民众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结果。
他为国际读者撰写的关于现代乌克兰的文章同样至关重要。其中很多篇文章被收录在最近出版的《走向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学：1990-2015年选集》（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kraine: Selected Essays 1990-2015）中。这些文章代表了一个有能力的和进步的视角（不幸的是，这种视角很罕见），涵盖了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选举、内部和外部政治进程的动态。与某些西方左派流行的用“地缘政治”掩盖阶级分析的模式不同，他毫不妥协地指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主体性是不容被各种帝国主义者控制和抹杀的。
在《Commons》的另一篇文章〈乌克兰危机的原因〉（The causes of Ukrainian crisis）[16]中，博伊森是最早尝试全面分析亚努科维奇政权崩溃、2013-2014年“欧洲广场革命”在社会层面爆发及其后续冲突的人之一，他没有使用“文明”和“民族文化”矛盾的陈词滥调，而是从建立在后苏联乌克兰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客观危机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之前，博伊森已经提前警告了我们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复兴。自从去年的全面侵略开始以来，他仍在定期为乌克兰团结运动准备有关战争进程的报告和乌克兰抵抗能力的消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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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会因其在照片中的形象而被后人所记住——他的明亮微笑散发出人类的正义感和对做出行动的随时待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总是保持着这些品质。所有有幸认识他的人都会深刻记住他作为一个诚实、随和与热情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18]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之外，他还是一位葡萄种植和酿酒的业余爱好者，是霍克伍德酒庄（Hawkwood Vineyard）葡萄酒制造合作社的创始人。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坚持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乌克兰的愿景，并在2000年以来得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始终如一的团结给乌克兰工人和其他进步运动带来了力量。因此，左翼组织“社会运动”（Соціальний рух）[19]如此纪念他们已故的同志和导师：“尽管现在我们的独立被视为一个既成事实，尽管当时他是那些总是提醒世界乌克兰的存在和其为自由做的斗争的人之一...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人民在与不公正和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所有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在俄罗斯的侵略期间。” 为了实现乌克兰工人的胜利，马尔科直到最后也没有停止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感谢你，同志，感谢你所有直到最后都不曾停止的工作，和那些你已以身作则的（对我们的）启示与鼓舞。一路走好。
[1] https://rosalux.org.ua/images/bojcun-book-2021.pdf
[2] https://commons.com.ua/uk/mizh-klasovim-ta-nacionalnim-recenziya-na-knizhku-marka-bojcuna-pro-robitnichij-ruh-v-ukrayini/
[3] https://www.facebook.com/UkrainianSocialistSolidarity
[4]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ukrainian-socialists-in-diaspora-lessons-on-cold-war-solidarity/
[5] https://commons.com.ua/uk/authors/himka-ivan-pavlo/
[6] https://commons.com.ua/uk/marko-bojcun-mi-perejshli-vid-nacionalizmu/
[7] https://www.radiosvoboda.org/a/bill-arthrell/30284922.html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zGhphEqmrHU
[9] https://commons.com.ua/uk/marko-bojtsun-nazva/
[10] https://www.istpravda.com.ua/short/2023/03/12/162475/
[11] https://diasporiana.org.ua/wp-content/uploads/books/26128/file.pdf
[1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JpHRBolVe_9Y3fPwE3uPECtZIcnHt9/view
[13] https://diasporiana.org.ua/wp-content/uploads/books/13760/file.pdf
[14] https://jacobin.com/2022/03/bolshevik-soviet-republic-donbas-ukraine-national-question-lenin-putin-ussr
[15] https://commons.com.ua/uk/strategiya-rozvitku-i-rezhim-nakopichennya-povernennya-kapitalizmu-do-ukrayini/
[16] https://commons.com.ua/en/prichini-ukrayinskoyi-krizi/
[17] 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tag/marko-bojcun/page/2/
[18] https://www.istpravda.com.ua/columns/2023/03/13/162477/
[19]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r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