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费伯：拉美的生态危机（1992）

拉美的生态危机

丹尼尔·费伯*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民和自然环境在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地方官僚统治阶级的蹂躏下，遭受了几个世纪的剥削和掠夺。但是，在资本生产流程的国际化中，生态破坏、贫困和灾难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群众运动日益高涨。这些运动关注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在整个拉美，由环境主义者、城乡妇女、当地群众、工人、健康部门的官员和农民等人员参加的组织和运动正在就生态、人类及公有生产条件与资方和国家进行着一场斗争。

　　在生产开始前，资本必须能随意得到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人力条件）、土地、自然资源（生态条件）和基础设施（公共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并不是按照价值规律，像商品一样被生产出来，因此国家必须设法通过以下途径，使资本获得这些条件：1、家庭、教育、健康、住房及其他人类福利政策；2、自然资源和其他生态政策；3、通信、交通、划分区域和其他公共服务政策。简而言之，国家对资本利用这些生产条件进行管制。但是，资本和国家很能随意根据市场规则（即交换价值）去对生产条件进行调拨和重组。如前所述，根据文化习俗和社会价值即使用价值，这些条件也是人类和社区（即生命本身）再生产的手段。因此，我们发现，人们越来越抵制资本家对生产条件的掠夺和调整。这一斗争在社会和生态危机爆发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在拉美的那些所谓新社会运动可以、而且应该被看做是一场阶级间的争夺，即一方面围绕着自然资源、劳动力及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农村与城市空间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人类和自然的“健康”再生产。

　　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的许多地方对生态、人类、资本主义生产的公共条件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摧残和破坏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健康、教育和住房领域的社会政策捉襟见肘。成千上万拉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桥梁、公路、供水、排污设施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需要维修和重建。大城市还饱受大规模有毒气体的污染，疾病的侵袭和交通拥挤。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的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滥伐树木，严重的土壤流失，水资源遭到破坏，农业生产率下降，基因品种多样性的降低，工农业的污染和缺乏清洁的水和空气，加上死亡和疾病的蔓延，再生资源的枯竭，当然更不用说政府镇压反抗的一系列政策，都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生态危机及保护环境的斗争反过来促使拉美的许多地方爆发了经济危机和改革的革命运动。对此，拉美政府、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的发展机构相继出台了计划和政策，去保护和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环境。许多措施忽视甚至加深了农民、工人、当地民族及拉美其他平民阶层的社会和生态贫困的局面。然而，由国家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收效甚微，因为它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拉美生态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本文主要讨论拉美如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毁坏资本主义得以维系生存的环境基础，从而加剧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趋势。文章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分析拉美的危机）转向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它一方面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关心生产的生态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围绕环境保护和重建自然的斗争对于像尼加拉瓜或古巴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考虑到目前拉美的社会和生态危机，对生产的生态条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朝着稳固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

不平衡的发展

　　在一些拉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自然”是生产活动的起点，但显然不是归宿点，尤其是当涉及污染和浪费时。但是，垃圾和污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业和消费中废弃的副产品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带来好处。正常限度的废弃垃圾可以经过自然的再循环利用，不会对生态系统或人类构成威胁，而且某些分类的垃圾即使大量存在也可以再循环利用而不会产生副作用。但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这些垃圾如在地面上高度集中，是迟早会变成污染源的。届时，大自然的再循环利用就不能发生了。

　　由此可以推理，拉美的资本开发越不平衡，工业和城市人口的空间就越集中，这样垃圾就更有可能转变成污染。例如，拉美最多的有机废料是城市污水，这是市区水质污染的主要根源。在圣保罗市，每天排放到三条河流的污水达一千万吨以上（流经圣保罗市的河流中的氧气含量为零）。这引起了大面积传染病的爆发，尤其是痢疾和大肠杆菌的孳生。在里约市（里约热内卢），地下水污染是造成瓜纳巴拉湾一带14个城区高达20%的婴儿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污水处理的问题主要是政府不愿意在建立回收垃圾工程和保障大多数人的健康（尤其是那些不熟练或半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健康和幸福）方面追加社会资本投资。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估计不到10%的城市污水得到处理。

　　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不平衡发展和破坏自然的理论纲要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村和城市地区必然会产生高度的劳动力分工，这种分工会破坏人类和自然间基本的新陈代谢过程，即人类、动植物所消耗的自然要素必将回归土地。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违反了保持土地肥力的自然条件。历史也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平衡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商业、人口等集中在“发达”城市地区，而且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原料的开采主要发生在“欠发达”的城市地区。在上述两种情形中，不平衡发展和阶级社会已经破坏了人的社会体系和大自然的生态体系之间的基本新陈代谢平衡关系。

　　拉美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农业制度，它集中生产某一种经济作物，供应当地或世界出口市场。从这一意义上说，集中在美国等第一流世界国家的集约化工业结构就是以拉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和对经济部门的专业化的分割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因此拉美不平衡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土壤和耕作的农业环境。

　　在本文中，作者拟对拉美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生态上的灾难性后果做一番描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推动了这一建立在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出口多元化、现代化和扩张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土地退化和土壤流失，而且还导致农民的社会和生态贫困。事实上，农民自给自足部门的生态边缘化已成为这一发展模式的功能性组成部分。这一模式为资本主义出口部门提供了必需的、高度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工人。这一模式被称为“功能性二元论”。除了雇佣劳动力外，中美洲的穷苦农民所采取的其他一些生存策略加重了对自然资源基础的掠夺性开采。这一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这些生存策略破坏了半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并使生态环境处于严重恶化或崩溃的地步，因此这些政策已经行不通了。美国支持的生态灭绝和倒退的经济政策加剧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这一危机已推动了强有力的改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以伸张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事实上，尼加拉瓜的生态改善计划仍然被许多群众看做是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结论是，在分析当前中美洲的帝国主义和革命的危机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应该把生态危机置于这一分析的核心地位。

　　不平衡的发展所产生的第二个相关的后果是砍伐森林。当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热带雨林以及这些森林地区所特有的动植物种类正在迅速遭到破坏。大面积砍伐森林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和全球经济扩张的推动下发生的。滥伐森林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直接用木材资源出口；第二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开垦林地，放养牲畜，以便向工业化国家出口。

　　B．密利坎在他的文章中考察了居住在大亚马逊河流域一带的自耕农居住地对当地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过失”。这一地区生长着全球所有热带雨林的1/3。他还对新马尔萨斯理论中提到的为了生存需要而不断“迁徙”的种植人口的增加对热带雨林的破坏的根源提出了挑战。他对巴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的生存策略和土地退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地说，他考察了近代朗多尼亚地区边疆拓殖的根本动因。他认为，考虑到巴西的土地、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特性，砍伐森林、土壤退化以及殖民者的大肆掠夺“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他接着又说，正如巴西的土著人、工人、橡胶种植者和其他人的斗争所表明的那样，对环境有益的做法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在B．密利坎看来，发生在朗多尼亚地区触目惊心的热带雨林遭砍伐和水土流失有力地说明，巴西的社会经济问题应该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通过民主方式得到解决，而不是使它们在亚马逊河流域的边疆地区重蹈历史覆辙。

　　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第三个严重后果是对矿藏、燃料和地下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和过分的依赖。如果大自然是物质生产的归宿点，而不是出发点；如果城市垃圾、风和太阳真的被看做是一种能源的替代品，那么，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以及能源垄断者的势力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加快对再生资源的开采速度。炼油设施的集中化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瓜纳巴拉湾一带的炼油厂所造成大范围的水质污染，远远超过那些小型工业和城市垃圾所带来的污染。

　　不平衡发展所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不仅是土地的退化和流失，森林的砍伐、旱情的加重及沙漠化、洪水泛滥和矿产资源的耗尽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且这一切也是因为资本主义农业和在农业区过度开采的结果。人口的迁移、经济的边缘化以及人们被迫搬迁到资本主义农业地区和半无产阶级雇佣劳动力的工业区，这一切导致那些在热带雨林地区或大城市周围地区的家庭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基础被掠夺和滥用。

　　L.史蒂芬的文章揭示了当代墨西哥依附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如何加深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自给自足部门的妇女（许多是半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和生态灾难。许多努力扮演传统性别角色的妇女，开始参加“群众运动”，为伸张经济和生态的正义事业而奔走呼号。史蒂芬把这场运动看做是为人类劳动力再生产而进行的一场“阶级和性别的斗争”。但是，史蒂芬对这些运动进行考察后认为，妇女参与这些运动并不一定导致传统性别角色的变化，也不会扩大妇女的权力。只有当群众运动对独立的妇女组织要求开放封闭的结构，并允许妇女参与和倾听她们的呼声时，她们才能为按照性别进行劳动分工的传统模式提供别的出路。如果把妇女限制在雇佣劳动力再生产的性别角色，那么外围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对墨西哥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造成的社会、生态问题仍然将会存在下去。

　　拉美原料产区的资本主义出口农业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把自给自足农业推向了边远且更加贫困的地区。位于西半球的海地和萨尔瓦多是两个最为典型的国家。那里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而被迫迁徙到荒无人烟的贫瘠山坡上。地主和依附型资本垄断了最好的耕地，生产出口产品。债务危机和强加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使贸易条件更加不公平。在这一体制下，不公平的贸易条件意味着拉美国家必须增加出口。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更频繁地耕作有限的土地，以供出口之需。为此他们要施更多的农药和化肥，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一现象增加了为这个资本主义出口部门服务的工人和农民患职业病的危险。人们除了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能看到的有关工人遭雇主虐待的报道外，估计20世纪70年代中美洲地区农民因农药中毒的案例超过70000起。因此，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流动工人的身体中敌敌畏的含量和其他致癌化学物的成分是世界上最高的。

　　D.古德里奇和D.凯洛瑟在书中十分详尽地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并描述了1982年以来墨西哥结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政策是如何取消了那些有益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计划的。而在那时，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的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尽管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但国家却停止或减少了一揽子环境和人类健康计划的实施，并把降低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作为吸引外资、偿还债务和解决墨西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问题的一种手段。D.古德里奇和D.凯洛瑟提出了一个从内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计划。这一计划是以重振农业社区的经济和对农村的生态结构进行改革为目标，解决的方法就是推进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其实现粮食自给和适应农村经济改革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以此作为应对农民外流、失业、城市化、粮食歉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政府目前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只会加深墨西哥大多数穷人的社会贫困和生态危机。

　　为此，我们不妨推断，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会引起工业地区的大规模污染以及原料地区自然资源的急剧退化。除了对人类健康产生副作用外，不平衡发展还导致“人口过剩”现象，这也意味着数以万计的拉美人民将面临着严重的无产阶级化、边缘化和赤贫化，而这一点本身则会加速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拉美所谓的人口爆炸和经济边缘化不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

整体发展

　　整体发展（combined development）是指资本用最有利可图的方法，把社会和经济形式结合在一起，如把21世纪的技术同19世纪的政治条件结合起来。在拉美，这主要是在50年代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形式，后来被“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所取代，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那些没有或很少有土地的拉美农民大规模地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地区，或从拉美国家移居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第二，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出来的工业化和相关的资本希望在拉美找到合适的投资环境，这种“商业环境”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为此政府愿意置环境法规和保障于不顾，对工会进行镇压，以便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可供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拉美的那些非法的打工者和没有权力的工人被吸引到老工业部门和农业区。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廉，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会组织遭到严重削弱，职业健康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环境状况每况愈下。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北美其他地方的农场打工的墨西哥人，其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

　　资本转移到客观条件（有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和主观条件（没有强大的劳工和环境保护运动）都合适的地区以后，会产生出新的工业和原料生产地。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污染和生态破坏被“输出”到拉美国家。这实际上是把第三世界作为区域性和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巨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由于污染控制设备和其他环境监测手段明显地会增加社会资本的开支（即会减少增加值以及利润的收入），因此资本的重新配置和整体发展提供了一个使工业生产中额外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转嫁到国外去的机会。那些在发达世界国家内因劳工斗争而被禁止的危险化学品和生产流程，在第三世界的工、矿、农业部门中重新出现。例如，哥伦比亚农业部的统计报告显示，14家跨国公司进口的产品几乎都是美国1970年以来早已禁止使用的杀虫剂。由于职业健康和安全保障措施的执行会大大降低资本家的剥削比例和利润，所以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劳工关系司空见惯。例如哥伦比亚卫生部发现，这个国家中28%的纺织工人患有肺矽病，而煤矿工人中15%的工人患有心肺疾病。同样，玻利维亚全国职业病防治所发现，40%以上的矿工有不同程度的矽肺病或肺结核病。

　　由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垃圾集中堆积以及整体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已经造成了拉美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类健康危机。在拉美的一些城市，如加拉加斯、利马、墨西哥城、圣地亚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空气污染比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还要严重。在被巴西人称为“死亡峡谷”的库巴萄，空气污染导致每千名婴儿中就有40例死胎，另外40名婴儿出生一周后即夭折。里约热内卢的二氧化硫含量（每年排放约20万吨）超过国际标准的几百倍以上；圣保罗市至少超过25%。里约热内卢的大部分污染来自炼油厂（44000吨）、柏油加工厂（127000吨）、橡胶厂（10700吨）、水泥厂（94000吨）、炼钢厂（8000吨）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工业。

　　然而，在许多其他城市里，汽车引擎的尾气是空气污染罪魁祸首。在墨西哥有大约36000家工厂（占墨西哥工业能力的一半），但其中70%没有防污染设备，此外还有250万辆汽车奔跑在公路上。这些车辆每天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达6000吨以上，占空气污染物的85%。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城市中使用的汽油的含铅量很高，因此铅的污染（是导致儿童大脑损坏的一种主要物质）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在里约市，30%接受测试的居民中铅的含量高出标准的好几倍。另外，农民大量使用木材、牛粪便、木炭来做饭或取暖也加重了环境的污染。一些城市（如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已经开始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这与城市地理位置、海拔高度和气候等原因导致空气对流不畅有关，从而造成严重的缺氧和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种状况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但是，政府官员则更加关注国家和国际都市的经济，而不是关注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他们很少实施全面的环境保护计划或政策。

　　S．墨姆特别指出，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的环境政策倡议应该被看做是控制公众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不满的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由于政府把加速经济的自由化和国家机构及私人企业间的自愿联合限制在一个庞大的战略范围之内，因此萨利纳斯的环境政策充满了矛盾，而且不起任何作用，一切只是表面文章而已。所有这些先发制人的改革措施是在体制合法性越来越下降而且危机严重的时刻实施的，但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西哥环境组织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力量，因而也减少了对主要政党的威胁。即便如此，环境组织仍然揭露了政府在生态问题上行动与政策间的不一致，成了墨西哥争取社会和生态正义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

　　总之，整体发展的含义是：在资本的货币流通（the money circuit of capital）过程中把自然资源的退化输出到国外，在资本的生产流通（the productive circuit of capital）过程中把污染和对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危害输出到国外，在资本的商品流通（the commodity circuit of capital）过程中把生产和消费的危险手段输出到国外。换句话说，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拉美的不仅是技术，而且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还有商品文化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把世界看做是一个聚敛资本的地方，而且整体发展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产生，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到，对生态和社会的破坏是一个自我加剧的不断上升的趋势。拉美无组织的、由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第一世界被弱化的社会运动将不可能消除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健康所造成的损害。高科技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将增加全球的社会成本以及剥削率（rate of exploitation），因此也会带来高利润，加快资源的使用和耗费，从而加剧各种形式的污染。

结论

　　在每个拉美国家，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力量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和生态的特定形式。因此，要理解拉美环境组织的斗争实质，就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一种概括无论其理论上多么深奥，都不能抓住问题的特殊本质。“具体来说，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和速度的后果，资本主义工厂的规模和组织”以及农民社区所使用的技术及“不平等发展和整体发展的具体形式”都考虑在内。但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和生态环境所起的破坏作用之后，在呼吁人们发起一场民主的、群众性的基层运动以改变这种状况之后，我们应该大力推动拉美及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

*丹尼尔·费伯（Daniel Faber），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生态杂志》的主编之一。

（原载《拉美透视》杂志199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