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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运的回顾与前瞻

张明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总第88、89期（1984年4月及6月出版）


　　“工人运动”，狭义来说是工人运用集体力量争取本身的权益，广义来说则是从争取权益进至改革整个社会。

早期的香港工运


　　早期的香港工运，是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香港工人明显地认同国家、民族，认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由于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所以他们一般站在反抗行列的前卫，工人运动带着明确的政治取向。当时工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带动社会斗争的作用却很突出。
　　1909年，香港出现最早的工人组织，当时碍于港府不容许工人正式组织工会，所以采用工人研习社形式。1920年，在国民党工会领袖马超俊领导下，五千余机器工人要求加薪40%，进行大罢工，大部份工人离港返穗，火车、电车、电话、电灯工人纷纷加入罢工行列。在各行业工人的大团结力量下，港府和资方终于让步，工人获加薪32.5%。1922年，在苏兆征领导下，从一月中开始，陆续有万多名海员进行罢工，返回广州，到2月初，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苦力等达三万人进行同情罢工，到3月初，全港各行各业罢工人数达10万人。罢工在坚持52天后获重大胜利，除加薪15%至30%外，更取得港府承认海员工会为合法会社。
　　这两次罢工，不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是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斗争。罢工得以成功，除了是工人行动坚决、并取得全港各行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支持外，更是由于广州和上海各地工人在经济上给予后盾支持，保证了罢工的长期进行以至胜利。而罢工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加强了中、港工人的团结互助。
　　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意识强，民族意识强，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中心。工人阶级战斗性强，除了是由于他们受到严重剥削（例如当时航运、造船业等是判工制，中间剥削达2至4成）外，更与当时的大时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运动兴起，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更使最受压迫地区的人民大受感染。工人运动中的精英，大都集结在共产党周围，其次亦有国民党人。参与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的，则除了香港海员外，也包括全国的工运精英。

省港大罢工的经验


　　中、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爱国反帝的斗争，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罢工时期走向高潮。这次长达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的大罢工，是一次轰烈的政治罢工，配合着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的潮流。罢工由上海五卅惨案（1925）触发，省港两地响应全国的反英爱国大罢工，各行业工人纷纷离港回乡，广州政府加以大力支持。罢工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多项突破性要求：政治上，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工立法；经济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保险、最低限度工资制度、减租25%，等等。
　　省港大罢工除了提出进步的政治要求外，在组织上也体现了广泛的民主。罢工工人直接依靠政党力量，领导者是政治化的。由于罢工组织的运转充分体现民主，因此，上下层有密切的配合与信任，决策很大程度受下层影响，也得到下层顺利贯彻执行。由13人委员会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但最高决策机构是“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先由厂际十人小组举出代表，成立全厂罢工委员会，再选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这些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有8百多人，代表大会隔日举行一次会议，罢工工人都可以出席旁听。此外，宣传部在罢工期内出版《工人之路》期刊，发行量达一万份。罢工工人更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是工人革命武装的先声。
　　上述民主选举代表的做法，影响深远。1927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无论国内或是香港的工人运动都受到镇压，工运沉寂了一段时期，国民党传统工会加强其对工运的控制。但到1945年后，仍实行一个传统，就是各厂部约25人选一代表，与工会领导机关每月举行联席会议。虽然它们到后期徒具形式，但旧斗争传统仍有一鳞半爪遗留下来。
　　在抗战时期，左派工运复苏，但大都限于鼓吹国共合作，很少进行改善工人福利的斗争。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工运的左右分裂更为严重，两个领导力量均将工会作为工具以适应其政治需要，与早期主动争取工人权益有很大差异。在国民党方面，汪派将工会帮会化，要工人加入三合会；华南警备司令葛肇煌即为其中一个“工会领袖”。
　　战后初期，国家凋敝，国共内战，工人生活困苦，工运主要是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国共的对峙，对工运有严重影响。

左右对峙：1949至1966


　　1948年，左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和右派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简称工团）正式注册为会社。同年发生了全港华人机器工人大罢工，主力为产业工人，包括太古、九龙等船坞和煤气、水务等公用事业。但是，工联会一些部分不支持这个罢工行动，罢工只争取到若干加薪。随后，工联会发起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要求增加“特别津贴”30元。这个要求比起争取调整职级工资的要求是较为低调的，但工联会属下的工人，也仍然努力为这要求斗争。电车工人带头发动，直接发展为1950年的电车大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均动员起来；右派电车督察开车，工人及家属就睡在路轨上，阻止电车开出。这就是“罗素街事件”。许多任务人或被打残废，或被递解出境。港英政府一方面企图限制共党势力延伸到港，另一方面得到中共默许它继续维持统治，因为周恩来表示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等待适当时候才收回，于是，港英便肆意进行镇压，封《华商报》（《新晚报》前身），命令《文汇报》、《大公报》停刊。
　　1952年发生了“迎亲人”暴动。当时，东头村发生大火，万余人受影响。广州在3月1日派慰问团来港，工会份子在尖沙咀火车站聚集准备迎接慰问团，但港府拒绝让慰问团入境，骚动开始，军警开枪，群众更为愤怒，暴动蔓延至旺角，群众包围警署。
　　解放后初期的香港工人运动，对祖国向心，期望国内的胜利能推进到香港，解除殖民地统治，解放全香港，当时斗争工人的表现非常勇敢，但运动失败，原因除了左、右派分裂，右派进行破坏外，更因中共举棋不定，尽量抑制运动的发展，香港工运于是缺乏中国的有力支持。
　　在上述左翼工人运动失败后，工联会转而发动工人回国服务，“以祖国为重”。在1954、1955年的回国潮中，最先进的部份和积极分子热烈响应，典卖家当，全家回国。但是，回国后，除打入中共官方架构内的人外，非直系党员则或是受政治审查，或是不能分配到工作，难以发挥所长；能进入产业部门的，也有受排挤。
　　人民公社失败后，在62年逃亡潮前后，回国的工人因为失望，大部分都陆续回港了。
　　到1967年为止，工联会的政策是转向福利主义，亦即搞工人医疗队、工人学校等。这表示用自己的力量来搞福利，而非向资本家索取。工会成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场所，工人斗争只零星地进行，工人组织力量衰落。当左派工联大搞福利、康乐时，右派工会则更堕落成为麻雀耍乐场所，流氓意识浓厚。

1967年暴动


　　1967年的暴动，并非直接出于工人的要求，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仅管如此，香港积压着的社会不满，却提供了客观条件，使暴动得以扩延。67暴动是九龙双十暴动后的另一次发泄。双十暴动在1955年发生，当时生活困苦者如小贩、石硖尾贫民等等，因无管道表达不满，于是发展成骚动。它并非工人暴动，也少提工人的要求；相反地，它反映了工运的分裂；当暴动蔓延至工人区时，右翼工人趁机打击左派工会，残酷摧残左派工人，更有强奸妇女的情况。
　　1967年的暴动，配合国内的斗争口号“爱国无罪、造反有理”。暴动先在澳门取得表面胜利。澳门工联会组织了街坊斗委会，工联会掌管并分配粮食，澳督嘉乐比低头，但工联会并不夺权，不要澳督下台，结果是，澳督仍保有地位，工联会力量增大，澳门工人生活却无改善。到今天，澳门工人的生活，比香港工人还差得多。
　　在香港，参与斗争的，估计有6-9万人。参加最为积极的，是九龙船坞、煤气、政军医（原文如此，含义待查──录入者注）等工人。但是，斗争并无充足准备及动员；上层作出停工、或游行请愿的命令，下层就遵从，工人的集结是仓猝的、无计划的、无秩序的。工人在厂内无联系，只是回工会支取工资，学习毛选。这样，工人一方面离开工作场所，另一方面并非商议如何斗争，而是学习政治，当军警冲击工会会所时，工人才拿水喉铁守卫。
　　总的来说，由于整个斗争缺乏完善的组织或是足够的酝酿、动员，纯粹靠上层指令行事，加上完全脱离群众及工人利益，所以在群众中无呼应，处于完全孤立，到后期便沦为放置炸弹的恐怖行动了。
　　1967暴动斗争，导致左派工会精英惨重损失，除了牺牲的、被捕的或被递解处境的之外，许多积极份子被厂方开除，迫得转到非技术性行业。有大约一年多时间，工人往工会支取工资，后来政策改为“一面复员，一面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般工人采犹疑、游离、观望态度；积极份子作出热烈反应，虽盲目但显现其爱国热诚，他们寄望国家会以其巨大力量解放香港。事实却不然。英国政府方面，鉴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左派暴动无明确表态，因此采取一个机巧策略：讨好上层、孤立中层、打击下层。伦敦电台大谈中英友好，捧毛主席，说在港只是一小撮人滋事；香港电台则大骂“左仔”，工会干部迫于躲在中国银行；军警则冲击工会，大举逮捕下层成员。
　　1967暴动虽以失败结束，却是香港工运的转折点。工运对政党的政治需要的绝对服从，遇到决定性挫折；中共对左派工会的绝对控制终结；工人对中共的向心和依赖，一落千丈。工人开始质疑上面的命令，将斗争与本身的阶级经济利益连结起来，工人独立性重新唤起。在工会内，已不能继续只由上层运转，不争取下层支持了。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战后新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人数激增。可是，工会会员人数的增长却不成正比，在78年后更是逐年递减。（见表一）如果减去1970年代颇为蓬勃发展的公务员工会人数，则可见到工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很低，一般在20%以下。工联会及职工联会工会在工业工人中仍是中坚力量，他们的会员人数的下跌，最能说明情况：从1977年开始一直下跌，五年内减了10万多人，跌幅达35%。

劳工运动普遍沉寂


　　1967年以后的香港工运，处于以下情况：工业工人运动沉寂，工潮大多限于自卫性斗争；工联会对劳工运动仍有主要影响力，但同时劳工压力团体崛起；公务员进行多次斗争，公务员工会日益发展。
　　在工业工人运动方面，自从1967暴动失败后，工联会威信下降，一般工人排斥左派工会。1971年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工人对左派工会戒心稍减，较主动地接触左派工会，工联会人数跃升。但由于中共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因此，在香港的具体劳工纠纷问题上，工联会扮演的角色，不是领导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应得权益，而是尽量调停协商，要求工人妥协、让步。举例来说，基达发厂工潮就是在工联会的妥协政策压力下失败告终。在1974年香港经济衰退时期，据报导，中国政府通令本港左派工会尽量缓和工人不满，不要引起重大社会转变。（《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74年2月4日、3月5日）因此，工联会只是埋首福利救济工作，以工人本身力量，互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1976年“四人帮”倒台，香港左派工会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未能紧跟政策上的转变。1980年代以来，工联会奉行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继续推行劳资纠纷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法，结果往往导致工人利益受损。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业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涣散状态。一方面，香港工人流动性大，工厂大多为中小型，工人不满工作或雇佣条件就转厂或转业。工人组织性弱，与资方力量悬殊。政府的政策，包括法例上不容许跨行业组织的工会，对工会活跃分子和罢工者无切实保障，以及冷静期、禁制令等不利于工人工业行动的法例，都在偏帮着资方对工人的压榨。
　　另一方面，工会并无积极主动去接触工人、发动工人加入工会；工会领导层与工人之间联系不足；工会内部缺乏民主运转；工会没有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建立形象，积极为工人在工厂平面、在劳资争持中争取权益，因此不能赢得工人的信任和信心；再加上左、右派工会对峙，工会首要是服务政治而非服务工人实际权益：这些都令一般工人望而却步。结果是，大部份香港工业工人未能集结在工会的组织下，通过集体谈判或集体支持的力量来改变阶级力量关系。举例来说，在1977年，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人数40%，但参加工会的制造业工人却只有13.6%。
　　由于工联会不活跃（工团方面更不在话下），近十年来发展的劳工压力团体所起的作用，便颇引人注目。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职工青年联会、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工教育统筹处等劳工团体，除了推动劳工教育，设立劳工法律咨询辅导，争取劳工法的修订外，也间中介入工潮，以及参与社会性事件，例如艇户事件、反加价行动等。可是由于它们并非劳工的恒常性组织，团体本身人手不足，没有基层实力，而且也自觉地非政治化，因此，他们只能从旁推动劳工运动，以“压力团体”形式出现，在组织和动员基层劳工方面是远为不足的。

香港工会人数（1967-1982）
年份工联及亲工联工团及亲工团 独立总数
196795,40828,650 41521165,580
1968———— ——169,580
1969———— ——175,240
1970114,38736,280 44,632196,299
1971126,40836,005 59,206221,729
1972145,52137,817 63,633251,729
1973170,04735,391 85,000295,735
1974184,44032,099 100,000317,041
1975211,86633,391 127,001372,258
1976224,54433,462 148,519398,525
1977297,47938,493 68,333410,102
1978284,77038,488 76,727410,552
1979267,56138,166 93,665399,392
1980244,63538,122 101,525384,282
1981199,43337,888 107,835345,156
1982192,77537,692 121,058351,525
数据来源：《劳工与工运》p.28.职工会登记局年报

1970年代公务员斗争


　　当劳工阶级运动普遍沉寂时，工人阶级的边缘阶层崛起。在1970年代，香港公务员的斗争和公务员工会的成长，相对地是活跃的。1970年代以来，公务员斗争此起彼落；曾发动工潮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有教师、护士、文员、测量员、屋宇管理员、助理福利主任、传译员、邮务员、牙科技术员、屠宰督察、税务督察等等。
　　公务员的工潮，主要由政府的不合理薪职级制度所激发。在1983年，在十七万公务员中，四万七千名体力劳动工人月入二千元以下，但首长级人员一千人，月入却二万至四万元，另有房屋津贴过万元。在这个悬殊的基础上，每年的薪酬增幅相近，于是造成差距越来越大。举例来说，从1977年至1983年，政府雇员薪酬最低点由615元增至1395元，增加了780元；但最高点从19，800元增至40，850元，增加了21，000元。从83年至84年，最低点增至1605元，增加了210元，最高点则增至46，900元，增加6，050元，实际增长额相差三十倍。这个悬殊的差距，造成极大的不满，导致工潮爆发和公务员工会接踵成立。
　　十年来的工潮大都由中级公务员发动。他们多数较为年青，受过教育，又受外间工联主义影响，较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经济权益，与雇主谈判改善处境。
　　可是，公务员工会虽然组织了约一半公务员，但公务员工会有近150个，亦即各个工会平均只五百余人。力量分散，工会间少联络沟通，削弱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此外，低薪公务员仍有待更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另一方面，公务员斗争大抵限于争取薪酬的改善；在避免卷入左、右派工会的对峙的同时，却犯上了刻意非政治化的毛病。

资产阶级与工人自卫


　　今天，香港工运面临新的转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受到新的冲击——政治上是香港前途问题，经济上则是世界资本主义衰退和资本家对香港工人的进攻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走下坡，危机深重，各国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经济也受到打击，通货膨胀和失业半失业情况日见严重。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面对退出香港的前景，连同大资本集团加紧对香港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政府更带头加价，并提供条件方便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欺压。
　　于是，政府法例处处制肘工会的发展（工会法），限制工人的权利（冷静期、禁制令、罢工法），践踏公民权（非法集会法案）。政府作为最大雇主对公务员斗争施以高压（解雇、减薪、强迫提早退休），将薪酬加辐降低。另一方面又拒绝推行较合理的税制，拒绝推行公积金计划（一种退休供款计划──录入者注），拒绝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攻势，香港劳动人民表达了不满，也开始了初步的自卫联系。各界反加价联委会（包括左、中、右工会）成立，五十万人签名反加价，去年（1983）九•一八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加价集会，荃湾、官塘等关注民生组织提出最低限度工资、工资按物价指数调整等具体口号，67个公务员及政府雇员工会在83年底组成“争取合理调整八四年度薪酬联合委员会”……香港劳动者已更多地表达意见，并初步联合起来保卫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现在这些组织间的联系仍主要限于上层，缺乏基层成员的沟通和积极参与，但从个别分散的组织走向联合阵线式行动，已跨进了一步。

前途问题与政治化


　　九七问题的冲击，在工运中激起回响。以往，工联会只听命北京，67暴动时遭受重大挫折，1967之后基本上奉行中共外交路线，主张维持现状，劳资协商解决问题。现在，面对香港前途问题及“港人治港”的提法，工联会态度模糊，没有明确提出如何将工人权益与政治前瞻联系起来。当中英双方大打民意牌之时，工联会遂就前途问题表态，支持中国收回主权；二百多个工会干部、理事的声明，反映了中共的政策。工联会代表团北上访京后回来的汇报，提出以后的方案；工人应该谋福利，但大前提是不动摇香港的繁荣安定。摩托车业职工总会（简称摩总）由于工人较多，表态也较为进取，认为工人要加强自己独立发言的功能。
　　在独立工会方面，以往基本上不介入政治，因而也少受传统政治势力的控制。九七问题的冲击，使独立工会不得不作出响应。在三月初，九个工会（包括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非学位教师工会、测量员工会、地铁车务部职工会等）联署声明，向两局请愿，要求公开中英会谈内容，协议签署前由港人讨论，政府要承认劳工团体有权在组织内发表意见。这个声明并无提及香港未来的统治模式。
　　可是，总的来说，对于前途问题，香港工人的干预在现阶段仍极微少。各个工会的表态，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前途问题上，工会的代表性，必须以下层的讨论和动员为先决条件。
　　今天，政府故意宣扬政治恐惧病，工人运动对社会事务也普遍表现冷漠，可是，工人并非害怕政治，而是不喜欢两个政党的统治。他们排斥的政治化，是过往中共式的与工人利益脱离的政治化。对于前途问题，由于谈判不公开，工人无法掌握资料，难以表态。另一方面，工人并非没有政治取向，而是他们没有表达的途径。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工会的表态才有真正力量。而在工会内，打破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要扬弃在职工会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的依赖性，必须发展工会，吸收新血，尽可能转变工会发展的方向。

前瞻


　　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是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本行业未有工会的工人或雇员，应迅速组成工会；本行业已发展了工会的，例如一些传统性行业或公用事业，工人应积极加入工会。由于许多主要工业的工会是在工联会之下，因此，工会会员一个重要工作，是打破传统的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扬弃工会上层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政权的依赖，催迫上层争取工人权利。吸收大量心血加入工会，工会场部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动员下层的讨论和参与，将不仅改变工会的路向，而且推动左派工会工人与其它工会连结。事实上，在1967年以后，尽管左派工会仍奉行北京政策，但已不能纯粹依上面指令行事，而是感受到要照顾工人权益的压力了。近几年，左派工会为了顾应工人的福利要求，在一些争权益的问题上，与其它工会结合；例如关注工伤、分娩假的立法问题，加入各界反加价联委会等。在下层的压力下，左派工会会转变其方向，仅管它不会有质的转变——除非中国政治局势有变化。做好基层组织工作，加强工会的基层干预，争取工会民主化运转，推动工人运动从争取工人权益进至争取整个社会的改革，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应该是未来香港工运发展的方向。工运的重新政治化，与以往中共控制下的政治化，是有质的分别的。后者服务中共的政党利益，甚至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前者则从工人的权益出发，在改善本身处境的同时，争取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香港的工人运动，在1920年代蓬勃发展时期，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一部份，与这个民族的前途不可分割；工人的斗争，带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共在大陆取回政权后，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关系，在表像上似有分割。在今天，大陆的工人运动收到中共管制，香港工人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对于香港工人来说，如果没有民主，是暂时不愿与大陆结合的。展望将来香港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没有基层动员的民主化，是虚伪的。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应由近及远，从争取香港的民主化进而争取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香港的工人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240万经济活跃人口中，生产性劳动者占一半，30岁以下的劳动者占总劳动人数的46%，45岁以下的劳动者占73%（1980年数字）。这个大部份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中坚力量。这个力量如能集结，发挥其潜力，可以在实际上左右局势。无论在质和量上，它都比1525—27年第二次革命潮流时期的工人阶级优越。因此，香港工人不应少看自己的力量，工人中的先进份子尤其要坚持下去。如果工人运动兴起，也会影响内地工人运动的从新兴起。香港的民主化，是与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取决于大陆局势的发展。而香港工人要实现其意愿，没有大陆工人的支持，是做不到的。
　　要达到香港的民主化，仍有一段颇长的道路。可是，方向是必须掌握的。要争取这个前景，首先要从事实际的下层组织工作，团结各工会、劳工团体，推动香港工人在前途问题上站稳立场，积极干预；同时，也要加强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联系。在关注前途问题时，不少工会代表团到国内访问。香港工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与大陆工人（特别是下层）取得直接的联系，互相理解和冲击。
　　今天，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和重新政治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未来的香港工运和整个香港的前途发展，将取决于香港工人的广泛动员，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工作，和战斗性领导层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