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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青东农场管制七年
熊安东
（一）释放证收回
一号监是重刑监，无期犯人都关押在这里。我在此已被关押二十年。外部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有白天和夜晚的交替。监内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没有任何变化。
每天早晨哨声中起身，三人关一个小监室，内务整理得像部队一样，有角有楞。各层楼面的夜班主管几乎是同时快速地开小监室门。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的撞击声，像一阵急风暴雨呼啸而过。初来乍到时，震得头脑发胀，尝尽铁窗滋味。天长日久，听惯了，神经麻痹了，这阵金属撞击声，变得像一曲生命交响乐。小监室门开后，马桶拎到门外，楼面劳役犯把马桶拎到楼下，一阵倒马桶、刷马桶的声浪自楼下粪池边传来，有时因风向关系，还会飘来阵阵臭气。劳役犯把马桶送到每个小监室门口后，马桶拎回室内，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三人静坐室内，等劳役犯送洗脸水，每人一大号搪瓷杯水。劳役犯收倒污水后，又送来早饭，饭装在铝盒里，每人一盒。饭毕，空盒收走，整个监房变得静悄悄的，等待日班主管来开门。
又是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的相互撞击声，一阵震耳欲聋的交响乐。犯人都走出小监室，分组学习。学习到远处伙房方向传来饭盒装车声响，此曲只应天上有，心情振奋。只等楼面主管：”回房间”！接着是一阵哐啷关门声，坐等吃午饭。饭后，自动劳动起来，把针织布的边角料拆成回丝。楼上楼下又是一阵开门的声响后，仍坐室内不动，一面拆回丝，一面等待分批下楼到两幢楼之间的院内放风半小时。放风回来，随手把铁门哐啷一声关上，继续劳动，等待吃晚饭。晚饭后，日班主管来点人账。所谓点人账就是看看室有几个人，同铁门上的番号对一对；所谓收封，即将钥匙插进锁孔里旋上两圈――三道包险锁。一天到此结束，只等哨声睡觉。
明天，一切又重复一遍。年复一年，月复一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该是开小监室门，放出犯人学习的时辰都过了，整个一号监都还静悄悄的。
托派犯人都关在一个楼面，楼面主管开了我们的小监室门后，没有再开其它监室的门就回他办公的前阳台去。
这个不寻常的动静引起我注意。三个未判决的人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三人已被关押了二十年，尚未宣布判决。
不久，两个改造表现积极的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去了。他们都是无期，已服刑二十年。
像是发生了甚么事情，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下楼。走进一间办公室，先调走的郑超麟、喻守一、黄鉴桐、王国龙、叶春华、周仁生、蒋振东等几个人都在那间办公室里，沉默地站在办公桌周边。
在一九九二年，郑超麟写的回忆中写道︰”公安局有人来向我们宣布释放，而且给了释放证，我们都盖了手印，但承办单位立刻把所有释放证收去，因为我们不能回家……”（《史实与回忆》第二卷二二○页）。
我不记得发释放证的情节。那天我最后到那间办公室的，或许在我到那间办公室之前，发释放证和收回的事情已结束了。既然又收回去，也就不必再给我了。
一位面孔陌生的干部，在我走进办公室时，向我招手叫到身边对我说︰”你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啊，今后你还要好好地改造思想！”这位干部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接管我们的事务一直管到九十年代退休的郁洪飞。
宣布我们分别去劳改工厂（南汇县周浦劳动玻璃厂）和劳改农场（青浦县青东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炼狱的路，何其修远！
（二）准备养起来
在办公室吃过一顿监狱给我们准备的午饭后，在众多干部的陪同下，分乘两部汽车离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汽车驰出监狱大门后，铁门在车后又重重地关上了。二十年的青春年华留在这两扇铁门的里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曾分别在两件玻璃器皿上，用一小块金钢矿石磨制上了我的生命印痕︰在一个小瓶杯上磨上了个”笑”字和我的番号”七六○”；在一个瓶茶杯上磨上一座桥和桥下的流水、磨上了一朵牵牛花和一行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各表述了在那两个年代里我的心情和心态。两件器皿被我带出了大铁门，成了纪念品。
汽车驰出喧嚣的市区后，在一条备战公路（路面特宽，把路两旁的护路树砍倒，就是一条起落战机的跑道）上奔驰着，车行路当中，两侧成了农家的打谷场和晒谷场。蓝蓝的天穹下碧绿的田野，呼吸着新鲜空气，回归大自然，心旷神怡。远处农舍传来鸡鸣犬吠声，幽然引发无限乡愁，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欢乐。
天圣庄甲一号是介于青东农场场部与农场干部家属宿舍之间的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它的西面隔一条拖拉机土路是干部家属宿舍；它的北面是片水稻田；它的东面隔着一片水稻田是农场场部；它的南面是块桃树林，桃树林濒临一条可航行机船的河，河上有一座可供小型拖拉机行驰的石桥，桥南是个自然村──天圣庄。
这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共有十二间，每间约二十方米，每间朝北一窗，朝南一门一窗。这排平房的大门开在第二间，东面的一间供管教干部住，西面十间的门上都写了房号，一号是我们的学习室，二号到七号分住我们六个人，我住三号。八号放劳动工具和堆放杂物。九号和十号是十二中队的仓库，堆放蜂窝煤砖。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东西长约三十公尺，南北宽约十公尺。院内有一棵枣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梧桐树。入住后，我们自己动手移植了十棵葡萄，札了很大的棚架。
室内已放好一张双人床，一个书桌和方凳，都是新制作和油漆的。政府干部宣布我们每人每月生活六十元，公费医疗，可以接家属来同住或来探望。
农场派一位姓潘的干部专职负责我们的事务，是一位因残疾转业的军人，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政策性很强。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对我们的安置是按照中央文件规定，他举例说，这排平房顶高不达标，农场调了一百多劳教人员，用上几十个千斤顶，硬是把这排平房的屋顶抬升了一尺。我们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高于农场普通管教干部的月工资（平均四十五元），更高于刑满留场职工的月工资（十五元），而我们在农场的身份是戴帽的三类人员，可我们又不同农场的劳教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单独安置一个住的地方，规定不与任何人员随便交往。因此，这位潘队长认为，政府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并且是养老到底。以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对我们这些人安置的种种措施看，潘队长的讲法并非他个人想象，可能是有根据的。
到农场的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屋门关了，电灯开着，在书桌前默默坐了良久。又把电灯熄了，在室内来回踱步，思绪万千。昨天晚上，还关在监狱里躺在小监室的木地板床上，等待次日早晨开门时那一阵铁门，铁锁，铜钥匙相互撞击的交响乐。今天晚上，我用自己的手轻轻地关上屋门，又轻轻地开了屋门，走到院子里，抬头遥看满天闪烁的繁星。人啊，生活在梦一样的现实中。
到农场安定下来后，由农场医院的医生给我们几个人全面检查了身体，有病的治病。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先做了内痔脱肛的手术治疗，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拔光全口残牙，装配了一口义牙。多年来不能嚼咬的困难解除。
政府把叶春华的妻子曹家聪从安徽白茅岭农场调来青东农场，我们六个独居汉有一人有了家室，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大事。
在”不反对，不支持”的政策规定下，郑良积极找对象谋划成家，也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关心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妻子赵青音陪伴婆婆，携带儿媳抱住小孙女从温州来探亲，一家老少四代人团聚，更是天圣庄甲一号院子里的一件大事。
周仁生的母亲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对人对事都很达观。特地带来温州特产——老酒汗，送每人一瓶。此酒系用黄酒蒸馏而成，无色状如白酒。又亲手用老酒汗烹制油煎荷包蛋给每个人品尝，酒香蛋香，好吃。使人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一个署名赵青音的人负责上海同南京的通讯联系，信上以姐姐自称。一九四七年秋，我从南京来上海，在周仁生的住处，经介绍彼此才认识的。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学生模样的少女，喜欢说笑。二十多年过去了，人大变样，沉默寡言。背负着托派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家属双重身份，在劫难逃，文革初起时，经常被拉出去挨批斗，折腾得心力交瘁，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理睬她。
与周仁生初相识时，他尚未结婚。现在看到他一家老少四代人团聚，我为他感到高兴。
周仁生住四号，我住三号，紧相邻。回到屋里，想到自己，一幅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无言话凄凉的黄昏晚景，感到无限悲伤！
（三）两次回乡探亲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天潘队长交我一封从山东乡下寄来的信。我们个人的信件，都是先由管教干部老潘收下，然后再分送我们手中。
“家里还有啥人？”我看信后，老潘问我。
“只有老母一人。”
“不能来么，该回去看看。”
他这句话使我感到温慰，也感到疑惑。安置农场时，对我们宣布家属可以来探望或同住，没有宣布我们可以回家探亲。
“能行吗？”我试问了一声。
“你可以打个申请报告。”
想不到，批准了。老潘通知我做好准备，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干部郁队长和贝科长到农场，向我宣布了路上和到家以后应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又宣布：”由潘队长陪你回去，没有别的意思”，解释说：因为我离开社会久了，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事情我都不熟悉了，买票、转车、住宿等手续都由老潘办理方便，等等。
其实不解释我也明白，一个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人能够独自到社会上跑来跑去吗？”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他们的政治职责。
列车是在黎明时分到达济南站的。走出车站，即看到街上挂着横幅，墙上贴满了标语，满地是撕碎的标语纸屑在晨风里翻滚着，两家”革命造反派”为夺权还在恶斗着。
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的路上，一些年轻小伙子拉着地排车奔跑，有的拉着空车奔向市区，有的拉着装满了垃圾的车运向郊区。他们是为了生计而忙碌的农民，每天一大早趁在允许他们拉地排车进城的时间里，进城捡拾垃圾积肥。在化肥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北方的农民就有起早背着粪筐到村头地边转转，捡拾狗粪人粪回来倒在猪圈里积肥的习惯，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种肥田方法。
做官的忙于夺权，种地的忙于捡拾垃圾积肥。
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它们有各自的内在规律，都按步就班地发展着，变化着。
从济南到我家一百八十里路，在离我家五里的公社所在地的集镇有汽车停靠站。老潘住了公社的招待所，我还要步行五里才能到家。
“近乡情更怯”。我怯的是分别整整四十年后，将要见到我娘，不知她已老成甚么模样。分别时她三十五岁，陪送我走到村头，我走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那时我十二岁。
“少小离家老大回”，唐朝诗人贺知章在京城做官，告老回到家乡时的心情是轻快愉悦的。我”老大回”却是回来与老母见上一面又要生离死别地”回去也”，凄惨！
看到我娘时的一瞬间，几乎不敢相认。四十年间，时刻想念着她，三十五岁时的面影同眼前已苍老的面孔复合不起来。视觉神经迅速地调整了焦距，还是认出来了。我喊声：”娘”，扶她坐回坑沿上，相互对视了好半天，都讲不出话来。无言的对视，代替了千言万语。我察觉她用怀疑的神情注视着我的嘴巴，我立即明白了，她看不到那粒靠右嘴角的爆牙而疑惑了，我把全口义牙取出来给她看后，她满脸皱纹中闪出一丝笑容。”和你老爷爷一样，换了一口假牙啦！”认出来了，确信了，就好了。又是一阵沉默，又是相互望着，看不够地看着。此时不讲话比讲话更能表述内心的深情。
屋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手里提着旱烟袋杆大踏步走进屋里，我三叔一面打招呼一面给我介绍：”刘大麦，是咱村支书。”我一听官衔，肃然起立，颔首致敬。彼有干部丰度，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自行找了个小凳子坐下，先塞满一烟袋锅烟，用火柴点燃了，吧嗒吧嗒吸上两口，对我三叔说：”我从公社回来，知道安东回来了，嗯，嗯……”。
“要感谢毛主席、中央伟大革命人道主义呀!”对我说的，我敬听着。我猜想，他在公社里一定见到了老潘。
“回来能坐多久哇? “
“批准一个星期。”
“那好，那好，能回来看看就好，嗯，嗯，忠孝不能两全哪！”
我想不到他嗯出了一句”忠孝不能两全”。回来看望老母当然是孝，那个”忠”从何说起呢？看样子他还有话要讲，我只好等他又吸上两口烟后，他又说：”家里烧的，吃的都有哇？有困难向我讲。”
“不缺，不缺。”我三叔代我回答。我跟着说：”我这回来，政府补贴了二十斤全国粮票。”
他走后，我才知道，他小时候没有念书，当了干部后，才学了点文化。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一大早，每家出一个劳动力到黄河滩割草当饲料。这是头一天晚上通知的。我决定拿把镰刀跟着去。割草的时间很短，很快把几辆独轮车装满了。他们推着独轮回去后，吃过早饭还要到大田里收割高粱。
我一个人留在黄河岸边呆了一会，泥浆一样的黄河水仍然是浪打浪地向东奔流不息，四野的景象同四十年前没有两样，只是刚才来割草的一群人，都还不到四十岁。
回家的第三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旧时称鬼节，是给去世的人上坟的日子。我娘由我的堂弟用独轮车推着到十多里外去给我外祖母上坟，我没有跟着去。一因，是上海公安局干部贝科长要我注意的事项之一，要移风易俗；二因，我三叔也不主张我去，要我注意政治影响。
我娘是想要我同去的，说舅舅很想念我。我说不去，也没有向她说明不去的理由。天下做母亲的都是无条件顺从儿子的心意的。我不去，她失望，但不勉强我。如今每想及这些事，总感到痛苦、难过，欠了一笔心债!
没有跟娘去上坟，我跟三叔三婶还有生产队上的人，一同到河堤边湿地里去收割苘麻。生产队有一个搓绳小组，在我三叔的技术指导下生产各类粗细不同的绳索，是生产队的一项副业。
在我临走前，我娘从木箱里拿出一条新棉被给我。是她亲手纺纱，亲手织布缝制的。织被面的纱线先染成深浅不同的靛青色，拉配经纱，被面织成古朴的小方格图案，被里布是淡靛青色。共缝制了两条，一条给我，一条给我弟弟。两条棉被在她的木箱里存放了三十多年，一直想亲自交到我们兄弟俩手里。等啊，盼啊，三十多年流水逝去，我的一条总算亲自交到手。我弟弟的一条没能亲手交，那时我弟弟当军代表在四川某高等院校支左。我娘去世后，弟媳回家带走的。
走的那天早晨，我娘由我侄女着站在屋门口看我走。无言地分别了。上一次分别，一别四十年。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第二次回乡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收到三叔打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
老潘在把电报拿给我之前，他已同上海干部通了电话，并已作出了决定。所以他说：“准备一下，下午走”。口气是肯定的，申请报告也不要打了。
半夜时分，车过蚌埠，广播里突然响起一阵哀乐后，传来了周恩来病逝的噩耗。整个车厢静肃下来，有人发出悲恸的叹息声。
在济南换乘长途汽车，我在离家五里的集镇下车，老潘继续乘车七十里到惠民县城终点站下车。因为是冬天，公社招待所条件差，他要到县城找个好点的旅店住。约定好，他把住址通知公社转我，有事电话联系。
我三姑家就在集镇上，我先到三姑家，三姑一见到我就哭了，我什么都明白了。
“把丧事办完了，你三叔才给你打电报的。”
“你娘的坟就在西坡地。”西坡地就在我村的西边。
有几棵杨树，有几个坟堆，一家新的当然是我娘的坟，坟头上的幡在寒风里飘动着。我立在坟头默默沉思娘的一生。在那父权和夫权的宗法社会里，我娘命里注定是时代变迁的悲剧角色，成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新思潮祭坛上的牺牲，被丈夫遗弃。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两个儿子卷入历史的旋涡，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儿子坐牢；当了革命军人的二儿子转战南北。反差太大了，精神上，感情上，不知她怎么受住了。如今，期待与希望、不幸与痛苦都已埋入黄土，一切都得以安息。
辞母坟
（一九七六年，一月）
西坡坟头风微微，
漠漠落霞孤雁飞。
呆呆痴想空垂泪，
不闻慈母嘱早归。
回上海路经徐州，下车去淮海大学看望父亲。陪行的干部老潘也要拜访他的几位转业到徐州地方的老战友。他同我住进了徐州饭店。
自从”文革”开始以后，同父亲断了讯息。他受到了冲击，挨了批没有挨斗。红卫兵把他下放到农场劳动，校党委书记又要回来，下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我向他：“教育革命搞得怎么样了”?
他想了一会说：“几个女学生，跑到图书馆阅览室，坐在看书的桌子上，嗑着瓜子问我，‘老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咳，师道尊严一点都没有了”!
过了六年，一九八二年，我已解除了管制有了公民权后，去徐州看望他。谈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他说：“那时有许多教授挨批斗，胸前挂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有的不写姓名，就写上‘X叫兽’三个字”!说这些话时，还是心有余悸的神情。
我同老潘住了徐州饭店，买好了火车票回上海的前一天，他带我去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淮海战役纪念塔。馆与塔离徐州市十多里路，位于云龙山的南麓。那天是休馆日，不开放。老潘拿出了两个证件到值班室交涉，竟获准了。两个人在空无一人的几个馆这里观看了好半天。出馆后又去纪念塔。塔建在一座小山头上，有一圏半人高的围墙。我俩拾级而上进入围墙后，看到纪念塔身四周堆放了许多悼念周恩来的花圏。看得出，前两天在这里进行过悼念活动的。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奋力地把一个个花圏抛到围墙外的山林里，有一个人清扫地上的纸屑，顺手倒到墙外去。看到这一切，我正在纳闷，把这些花圏乱扔山林里，为什么不烧掉呢？老潘喊我：“走!咱们回去!”
在下山的路上，老潘对我说：“回到上海，不要把看到的情况讲给他们哪!”
（四）学习
一九七二年九月安置农场时，政府干部宣布我们要在学习与劳动中继续改造思想。学习为主，劳动次之；以自学为主。还规定了我们每人自备必读书籍和报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和《论反对派》；每人订《红旗》月刊，六个人合订《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是农场订给管教干部老潘的，转给我们看。
每月我们六人可以集体到青浦城镇购物一次，每年由老渖带领到上海市区购物一次。到青浦城镇我们总是先到新华书店看看。到上海市区，我们要先到福州路的几家书店转转。我们可以自由地选购各自喜欢和需要的书籍和报刊。周仁生预约订购《列宁全集》，他是读外语的，在外文书店订阅英文和法文报刊，置购了《英汉大辞典》和《法华大辞典》等，刘平梅预约订购《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黄继桐预约订购《列宁全集》，还买了《资本论》等书；叶春华买到《勘大林全集》和《列宁哲学笔记》等。我喜欢农场的生活环境，购置了有关农业知识和蔬菜生产的书籍。
管教干部老潘看到我们每人都买了这么多书，为显示对我们关心尽职，叫我们自己动手做书架，顺口念上一句语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林彪虽已葬身蒙古沙漠，人们还习惯“语录不离口”。材料他想办法，去请示了场政委和副场长后，他带我和郑良到农场场部的大院子里锯倒一棵已成材的樟树和两棵柳树，我用劳动车拉树干到一个中队的锯木车间锯成板料和木条，到场部仓库借了全套木匠工具。我们六人竟各自制作出了虽不象样却很实用的书架。叶春华手艺不错，周仁生手艺最差。在农村环境，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己动手，添置点家具，别生一番情趣在心头。
除了参加集体学习和参加劳动，我们大都是呆在自己的屋做自己的事情，很少到别人屋里串门，一则免得影响别人的自学，二则那已不是“千杯少”，“半句多”的古朴时代。阶级斗争（实是人斗人）斗得神经紧张，斗得人与人之间无言语及真思想，无言表达真感情。象形文字“狱”字做得多么惟妙惟肖！我呆在自己屋里时，常把屋门关上，在朝南窗下的书桌边，泡上杯浓茶，从右手墙边立着的书架上取一本想看的书，潜心求索智能，积累知识，自得其乐，陶然忘形忘机，也忘却集体学习会上那些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的枯燥表态发言和无事生非的口舌仗。
一号房间是我们集体学习室，室内有一张长方形台桌和几条板凳。每逢学习，各自捧着《红旗》月刊和笔记本围桌而坐，烟茶自备，态度彬彬然，气氛肃肃然。我大都是到一号室坐下来才打开《红旗》翻看指定学习的“社论”或“专论”，把“社论”或“专论”的主要旨意写在笔记本上，以备表态发言时引用。学习小组长周仁生，称职尽责。管教干部老渖有时端一杯茶来坐一会，以示对我们学习的重视。其实，我们学什么和怎么学，他是管不了的，他只是传达上海干部的布置，尽一点督促的作用。
主要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学习各大批判组署名的重要专论。现在我还能记住几个常发表重要专论的署名：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涧、等等。
我们安置农场时，九一三事件刚刚过去一年。批林整风运动，批林彪极右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继之，批林彪极右实质。极左怎么一下变成极右？有了个「形左实右」的说法。揭发出林彪题写横幅：“悠悠万世，唯此唯大，克己复礼”，把林彪同孔孟之道绑在一道，批林整风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批孔子，批孔孟之道又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历史被想象化，大捧法家，大批儒家。在儒法问题上谈古论今或借古喻今的文章越做越大：两千多年的中国史是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场革命，是对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的革命专改，是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是新生地主阶级的自卫措施等等。
杨荣国教授著文论证：“孔丘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我在学习会上讲了一句：“孔子是农业宗法制社会的思想家，怎么会成了奴隶制的思想家？”小组里有人批评我并引起了争论。批评我的人并不同我争论对孔子的历史评价，而是因为杨荣国的论文收进了江青主编的并经毛泽东批传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小册子中，中共中央把它转发全国当作学习资料。当时我们人手一册。
对钦定的学习数据上的文章产生疑义，那还了得！“反对党中央，一顶帽子放在桌上了！对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动机，当时都是无可非议的。我只有力争辩护我没有反对党中央的思想。我还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制还是代表奴隶制，这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有不同观点的学术问题等等。记得有人提了一条不是批评的批评：「人家冯友兰教授都写了批孔孟之道的论文，批判他自己过去对孔子的评价。」这样的意见，当时也是不能反驳的。（八十年代，冯友兰教授对参加评法批儒闹剧大合唱队一事，作过反思自责：“只是附合当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某一方面的吹棒，这就是伪，这就叫做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正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学习会上的争论，引起管教干部老潘的注意。晚上他到我屋里来，对我讲了如下一段话：“你们争论的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从前我也听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现在又说是奴隶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若认为你的讲法符合马列主义，你就坚持。如果不符合马列主义，你就要接受他们的批评。坚持错了，是不得了的。”
在小组学习会上我挂免战牌，承认思想没有改造好，但否认有反对党中央的思想。
一场争论的结果是，别人的批评都写进了我的一九七四年半年思想改造小结，以后又写进年终思想改造总结。
一九七五年，半年小结和年终总结时，仍要旧话重提。那是个只有向他人脸上抺黑才能显示自己正确的年代。别人对我的批评仍然写进我的半年小结和年终总结。
一九七六年是我国极不平凡的一年。一月八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病故；四月四日清明节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七月六日，共和国元帅朱德病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伤二十多万人；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一场宫廷事变的现代版 －“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的复出填平道路。
一阵沙尘暴式的评法批儒闹剧落幕。
看完戏，我松一口气，不再担心在集体学习会挨批评。一九七六年终总结时，小组会上谁都没提去年前年事。我也没提，是考虑到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思想改造总结中，小组里某几个人给我提的批评意见，是受到上海干部赞同的。
（五）劳动
安置农场后，分派我负责劳动方面的事项。
我们居住的那排座北朝南的平房北边，有一块低洼湿地，杂草丛长，蝇蚊孳生。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九七二年冬在这块洼地的西、北、东三面开挖了一条长一百公尺，宽、深各一公尺的排水沟。挖沟的土方，填地垫高，沟边栽种河柳条围成篱笆墙。经过一九七三年大半年的陆续平整，修理成块菜圃地，种上青菜、小白菜、茄子、辣椒等，还有黄瓜架、丝瓜棚；扁豆，红豆爬上篱笆墙。自种自食，有田园生活乐趣。
每当集体学习结束后，我常带件工具，到这块菜圃，或锄草，或捉虫，或整修菜棵菜苗，或看蝶纷飞蜂忙忙，藉以调节已在集体学习会上弄得疲惫了的脑神经，舒展一下心情。
按规定，我们六个人是不参加大田劳动的；但每年六月，还是安排我们到大田劳动一个星期。收割冬麦和插早稻秧这两项劳动我们是做不了的，叫我们到稻秧畦去拔稻秧供大田插秧用。每年六月抢三夏是农业最忙的时节，副场长用一句话形容这时节的忙字：“早上一片黄，下午一片黑，明天一片绿”。黄指的是成熟了的冬麦，黑指的是收割冬麦后耕翻的土地，绿指的经过一夜灌水耙平后田里又插上了早稻秧。在全靠人力和畜力的时代，不这样抢时间，就会误了晚季稻的生长期而造成减产。
法国画家米勒画的《拾穗者》，在收割后的广阔田地里，有三个农妇，二个弯着腰用右手在地上拾穗，另一个稍抬起上身，状似累了喘一口气。“粒粒皆辛苦”，中国这句诗词在这幅画中画得传神。我念中学时，在一本画书上看到这幅画受到震撼，知农民的艰辛。
每年六月三夏大忙的那几天里，我在农场以及附近的农村公社的田野上，到处看人们忙收割，忙稻秧；牛们在鞭子驱赶下奋力忙耕田和耙田，到处都在忙，我们几个人也去帮忙。对“粒粒皆辛苦”的涵义有了更深层的和更现实的感受。 这才真是劳动改造了思想，提高了觉悟。
（六）给予公民权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在周浦劳动工厂受管制的六个人──郑超麟、王国龙、蒋振东、喻守一、林华、李培，和在青东农场受管制的六个人──周仁生、刘平梅、郑良、黄鉴桐、叶春华、熊安东，共十二名托派重刑犯人，集中到青东农场的小礼堂，参加了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给予公民权的仪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从高级人民法院干部手中接到《裁定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裁定书
XXX，男，五十八岁，山东惠民县人。
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逮捕。一九五五年五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二十年的监禁关押，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为由，“宽大释放”而不放，又送到农场严加管制七年后，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决定给予公民权”，才结束了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捕算起的二十七年关押管制，回到社会上，成了个无家无业者。
是因为「反革命罪」，“有悔改表现”而“宽大释放”，不是平反。平反应是没有罪才平反。那时候说托派无罪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托派的反革命定性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直排本）的一六二页“注三○”为基调的。在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政治书藉，《辞海》，《辞典》中有关托洛茨基、托派等条目，都是照抄“注三○”的，这是个非同小可的”注”。在这个“注三○”里引用了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现实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那时代，苏联和中国，虽然还没有发明出“最高指示”这个名词，但斯大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更具有权威性。所以在这个“注三○”里也对中国托派作了个定性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托派被认为是反革命，托派份子被判反革命罪，正是这个“注三○”所说的那些理由。
在二十七年的关押管制中的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要接受“注三○”的定性结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如果做到自觉地承认是“托匪”，甚至做出些变态心理的言行，那就是改造积极份子了。一九六五年，郑超麟填写一首词《蓦山溪》中，给这号人做了素描画像：“不见旧相知，竞低头，然然可可，徒劳争取，照样十三年。抬望眼，企天鹅，何处来宽大？”他那里会想到，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风暴骤起。“竞低头，然然可可”的「旧相知」，竟然像是出自内心地怀着一种义愤的样子用手捺他低头，他才明白了：“原来，犯人要表现积极，争取宽大，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参看《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二一九页和四三二页）。”旧相知”狂废心机，徒劳争取，照样二十年加七年！
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给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几起莫斯科审判案平反，证明瞭加给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那些吓人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那些审判案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制造的冤假错案。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版的第一卷一六八页“注三三”，修改了第一版时第一卷一六二页的“注三○”。上世纪九○年代出版的《辞海》、《辞典》等也相应地做了修改。在第二版第一卷一六八页的“注三三”中，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定性讲话不加任何说明地撤销了。对中国托派定性的那一句话也撤销了，对撤销的原因做了说明：“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二七○页“注十八”和第二卷五一六页“注九”）
原来如此，是“错误论断所造成的”！鲁迅也大上其当！
中国没有因“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后果而给按反革命罪判刑的人平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前，我是上海市立长宁中学教师、教育工会会员、人民共和国公民。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逮捕，判反革命罪，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时年三十一岁。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决定给予公民权”后，不分配工作，不安置工作单位，成了无业者，时年五十八岁。
2006年1月写于石泉新村，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