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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
熊安东
一、抗日战争随校内迁
我们是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的学生，年龄大者十六、七岁，小者十二、三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但学校仍进行招生考试。九月照常开学上课。十月，日军占领平津，逼近济南，并疯狂轰炸洛口鐡桥和市区，学校决定迁至泰安，借住省立第三中学，继续上课。校长孙东生提议“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鼓舞并穏定了我们的学习情绪。当时全校师生多认为战争和迁校是暂时的，没有想到它的长期性。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机又狂炸泰安并低空扫射，市民伤亡甚多。济中师生乃再内迁，经金乡、许昌至南阳的赊旗镇（今河南社旗县）。同时，山东各地的中学也陆续迁来，组成“山东联合中学”。济中在山陕会馆和文庙继续上课。当时还说要“保卫大武汉”，高唱“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抗日情绪高涨，同学们纷纷参加排戏、歌咏、宣传抗日，动员群众，起来保家卫国。
一九三八年五月，郑州告急，山东联合中学师生二千余人，第三次迁校至湖北郧阳，并改为“国立湖北中学”。此行十多天，步行八百里。自背行李、跋山涉水，颇为艰苦。老弱师生及女同学改走汉江水路，船在老河口翻沉，三十四人落水，二十九人溺死。惨案发生，全体师生震惊！到郧阳后，住马王庙，继续上课。郧阳是一山城，滨临汉江北岸，波涛汹涌，地势险峻。时值盛夏，天热、多雨、潮湿、患疟疾、疥疮者多、同学和老师病死多人。山城闭塞落后，群众对抗日战争知道甚少，我们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我们在迁校和流亡生活中，深深受到了课堂之外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逼近武汉，国民党政府撤离武汉，进驻四川重庆。冬，学校又作第四次迁校，目的地是四川。此行二个月，步行二千五百里，孙校长率原济中师生二百余人先行，于十二月一日黎明渡过汉江，雨雪中南行五十里，在山上小镇宿营（今湖北十堰市附近）。次日进行分队，在老师带领下，仍然是自背行李，沿汉江西行。江中多险滩，水流湍急、两岸崇山峻岭。村镇少、行人稀。夜宿古庙睡禾草地、吃玉米地瓜粥、没有盐巴。走出峡谷，进入陕南盆地。一九三九年元旦，到达汉中、休整数日换衣服，捉虱子、治疥疮。汉中有西北工学院和后方医院，重又听到了抗战的信息。正是三九寒天，元月初再沿川、陕公路南行，这里是三国时的古战场，西城、定军山、阳平关。爬上大巴山脉的险隘五丁关，进入嘉陵江上游的广元，再爬上剑门到剑阁县。入川之难，到了“天上”方才知晓。我们时而走在群山中盘桓的公路上，时而改走深山峭壁中的古栈道。满怀激情，艰苦而豪迈，真也高歌笑谈山水间，挥汗跋踄风雪中。
历时一年多，徒步经走了鲁豫鄂陕川五省，行程七千里，山东联合中学师生二千余人，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三月间，陆续到达了四川北部的绵阳地区。定名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高中）设在绵阳、一分校（师范）设在梓潼，二、三、四分校初中分别设在新店子，德阳、罗江。罗江四分校以原济南一中师生主体。
二、真理读书会
四川国立六中真理读书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内迁时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济中在泰安初始不过五、六人，郧阳湖北中学时十多人，到了四川国立六中时，发展五十多人。会员分布在罗江四分校、绵阳高中部、梓潼师范部等地。读书会曾有过的存书，如今能记起的，见后面书目。
进步书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书是由个人购买，集体使用，专人保管。分班分组阅读，读后写心得体会相亘传阅。小组讨论会在校内，大组会在城外山上庙里。小组实为“小公社”：金钱亘济，患难亘助。因为那时我们都是流亡在外，无家庭接济。读书会没有明确的章程，入会也没有任何仪式。它的内聚力来自进步的书籍，是马恩列托的书和陈独秀的书，把会员们团结起来的。
书籍的保存和流通，是读书会里的大事情。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罗江四分校最为开明，进步书籍可以半公开阅读，墙报和讨论会也可公开进行。但是在绵阳校本部和其它分校就管教甚严。一九四零年冬天到一九四一年初，在皖南事变前后，绵阳校本部来了“白色恐怖”。进步师生被捕和被迫离校，校内实行军训。书籍的存放和流通改为在“地下”进行。读书会员傅国良在校本部被捕，那里的存书连夜送到罗江四分校。一九四○年春，罗江会员被调到梓潼一分校，存书分散带走。梓潼分校校方检查甚严，随把部份存书放在西山上庙内和石墓室内，秋天多雨，发现漏雨，又搬到城东山上的塔顶。这批书大部份被会员先后带到重庆和成都。一九四四年春，最后一批书由曹毓林熊安东也带到重庆。
阎子桂老师是读书会的辅导员。他是山东人，在北大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三五年参加的“一二九”运动，曾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一九三七年在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教书。当时，他教“公民课”，但不用课本，在课堂上谈抗日战争形势，批判抗战必败论，驳斥抗战速胜论，反对唯武器论等等。提出长期抗战争取胜利的条件：大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改善士兵生活待遇，实行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立即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日战争等等（见赵芳举《缅怀孟宪章同志》），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心胸开朗。
一九三八年秋冬，学校在湖北郧阳，我们看到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迁都重庆；同时，校方苛扣教职员薪金，贪污学生伙食费，由此引发学生不满。校内墙报批评译（时有读书会墙报《星火》以及其它进步墙报多种）。阎老师在公民课上大讲时事，批评各式不利抗战的思想和言论，引起顽固派的极为不满。某日傍晚，有十数人闯进教职员宿舍，呼喊阎子桂回答问题。一时聚集了许多同学，读书会员尹纯德、范文华、康至泉等也赶到，情况紧张，进步的和顽固的两派同学有动武之势。当时国文老师李广田和音乐老师瞿亚先各举马蹄灯照明，历史老师许衍梁在后，阎老师居中，他镇定地回答了来人提示的每一个问题，态度和平，说理简明。提问者感到无言以对，竟自撤离了之。来势汹汹的“兴师问罪”，倒成了一堂形势大课。（往事久远，问答情节已难记清，但属于抗战形势）。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阎老师在罗江四分校仍上“公民课”，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这次世界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
家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不义之战：讲《雇佣劳动与资本》，揭露资本积累的秘密：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以及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了大老板的财富，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中前进，新社会将取代旧社会。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真理总会战胜谬误。同学们听得真切，课堂十分肃静。
他在城外的山上给读书会员讲《不断革命论》，讲苏联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近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展示出：民主民族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同时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为世界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是世界工人和劳动者的共同事业。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事业，只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将不断地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取得胜利。
这位读书会的启蒙老师，对读书会员产生了深刻影响。往后我们还要谈到他。一九四零年夏天他离开罗江四分校去重庆。
三、读书会的书目和会员名单
往事久远，记得的书目如下：
马恩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自然辩证法》、《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家庭、国家及私有制的起源》、《反杜林论》、《雇佣劳动与资本》、《费尔巴哈论》。
普列汉诺夫著作：《艺术与社会生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
列宁著作：《帝国主义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列宁选集》（多卷本）、《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远方来信》、《四月提纲》。
托洛茨基著作：《自传》（上下卷）、《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史太林主义与布尔塞维克主义》、《文学与革命》、《论德苏协议》、《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朋友、战士》、《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著作：《实庵自传》、《长期抗战的条件》。
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郑学稼著作：《俄国党争文献》、《俄国党狱真相》。
纪德著作：《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克鲁普斯卡亚著作：《回忆列宁》。
约翰‧雷特著作：《震撼世界的十日》（十月革命纪实）。
高一涵著作：《鲍罗庭的罪恶》（揭露中国大革命时俄国顾问执行斯大林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行及后果）。
柳宁著作：《风暴》（中国左倾盲动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严灵峰著作：《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王实味著作：《野百合花》。
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
张中甫著作：《中国近代史》。
日本佐野加沙美著作：《中国历史教程》。
刘镜园译：《克鲁泡特金自传》。
高尔基著作：《母亲》、《回忆列宁》等。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介绍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肖洛霍夫著：《被开垦的处女地》。
夏衍著：《包身工》（揭露上海工人的苦难生活）。
会员名单、约五十余人、往事久远，难记全。
绵阳国立六中高中部：
孙鸿志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江北军工二十一厂锻工，后又回学校，一九四九年在重庆。
杨承章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去西安。
傅国良 一九四零年在绵阳六中被捕，后押至成都，一九四九年去重庆。
郭桓参 一九四零年去成都，一九四九年在成都教书。
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初中部：
一级
孟宪章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二十一厂锻工，歌乐山汽车修理厂工人，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工人，一九四九年在乐山，后去西昌，二零零零年病逝。
杨寿源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二十一厂技校学徒工，一九四一年被捕，后释放，一九四九年考入山东大学，一九四九年在上海，一九六二年病逝于上海监狱。
尹纯德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税务局职员，一九四五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张圣时 一九三九年去重庆，一九四四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南大），一九四九年在南京。
刘志超 一九四零年重庆南方印刷厂排字工人，一九四五年文聿出版社工人，一九四九年去重庆，后去西昌。
苏学常 一九四零年重庆南岸织布厂工人，一九四一年贵州遵义教书，一九四四年回重庆，一九四六年回上海，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牟家义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一九四四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王元勲 一九四二年去成都，一九四六年去成都医院养肺病，一九四九年在成都。
牟敦杰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
陈汝霖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在北平。
二级（六中四分校）：
范文华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一九四一年在贵州遵义教书，一九四四年回重庆，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一九四九年在青岛，后去济南，六十年代得疯病，病逝。
康至全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工厂学徒工，一九四九年在四川。
赵胜文 一九四零年重庆郭家屯五十兵工当勤杂工。
刘广恩 一九四零年重庆磁器口军工制呢厂技术工人。
曹庆华 一九四零年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一九四一年被捕入狱。
李雨亭 一九四一年去重庆，一九四六年在成都教书。一九四九年在重庆，二零零三年病逝。
李广智 一九四一年去重庆，流落街头，死于霍乱病。
王学诚 一九四一年去重庆，流落街头，死于霍乱病。
隗 寛 一九四二年去重庆，当南岸牛角沱纱厂磨房工人，一九四九年在重庆，他是济南大明湖船工的儿子。
赵鳯田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飞机场做杂工，同年被捕入狱，一九四五年释放，一九四九年又被捕，同年在重庆渣滓洞被杀害。
单松岺 一九四一年重庆江北鐡工厂锻冶工人，一九四五年死于急性肺炎。
王春录 一九四一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在重庆。
杨承志 一九四三年考入成都四川大学，一九四九年在山东济南中学教书。
三级（罗江六中四分校）
任玉玺 一九四零年去重庆，一九四一年被捕，后释于出狱，一九四七年民生轮船公司职员。
王香臣 一九四一年重庆二十一厂制图员，同年到遵义教书，一九四五年考入重庆乡村教育学院，一九四九年在重庆。
张洪仁 一九四一年重庆二十一厂制图员，同年被捕，后释放出狱，一九四五年考取东北大学，一九四九年在北平。
杜文林 一九四一年去重庆，一九四五年考入复旦大学，一九四九年在上海，一九五零年去东北。
曹毓林 一九四四年去重庆，一九四五年考入浙江大学，一九四九年在杭州。
熊安东 一九四四年去重庆，一九四五年考入中央大学（南大），一九四九年在上海。
刁长尧 一九四四年去重庆，中华书局文书，一九四六年死于肺结核病。
李安民 一九四四年四川三台税务局职员。
姜桂林 一九四四年在陕西双石堡医院工作。
刘钖佑 一九四四年在成都教小学。
四级（罗江六中四分校）
张宗武 一九四二年罗江六中四分校撤销后，不知去何处。
牟 杰 一九四二年罗江六中四分校撤销后，不知去何处。
四、在战争年代认识社会
我们是一九二五年出生的一代青年学生。童年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读小学时知道五卅惨案：日军杀害济南市民五千余人，蔡公时外交官被杀害。一九三一年日军强占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日军进攻华北，喜峰口和百灵庙战役震动了我们小小的心灵。一九三七年芦沟桥抗日战争爆发，紧跟着是七千里四次随校大迁移。
同时亲眼看到日军狂炸济南、泰安和兖州，破坏家园和惨害同胞的血泪罪行，从而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惨酷性和反动性。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南京失守，武汉撤退和迁都重庆，逐渐认清它在消极抗战，偏安自保。汪派投降日寇、蒋派乞求英美。历史和抗战都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大革命时期它镇压过农民土地斗争，此时它也是无能完成反帝抗日的民族解放任务。
南阳賖旗镇（今社旗县）是河南四大镇之一。镇内有七十二条街——各行各业的手工作坊分街生产和经营，明清时代商业资本已有惊人的发展。可惜当时已是萧条破落，生机全无了。但镇中尚存红墙绿瓦庙院式的“山陕会馆”，代表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当集中。中国历史走自己的路，从秦汉以来，长期陷入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改朝换代的怪圈中。
我们走过了伏牛山区、汉江两岸、陕南和川北，农村普遍贫困，经济凋残，苛捐杂税和地租盘剥。农民食不饱腹、衣不暖身。汉江两岸的山头上屹立着农民起义留下的寨墙。山林内仍有“红”和“ 黄”带子会在活动。中国的土地问题极待解决。“耕者有其田”空喊十多年，国民党政府是无法解决的。
汉江险滩白水河，河岸修建观音堂，堂内香火不断，堂外江中沉船的桅杆仍在风雨中摇动。山城洵阳县十分贫苦，却建造十八层地狱的城隍庙。汉阳县城外，冷森森地竖立着几十座节孝坊。罗江县绅士们照旧在文庙祭孔，杀猪宰羊。“五、四”时代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在那里？封建迷信还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
梓潼县的“保护神”叫文昌帝君，它平时驻在七曲山上的“文昌阁”，春天请回城内的“文昌宫”。迎神时节，全县乡绅、善男信女、人山人海。文昌坐八枱红大轿如帝王出巡。旗牌招展、烟火弥漫、锣鼓开道、铜炮齐鸣！更有数十男女，全身挂满油灯随行。进得城来，沿街商店设案祭典，上香跪拜。真“天府”奇观！平时城里却常见到官兵拉壮丁，农民像囚犯一样押解上前线了。当时就是这样：富人们在后方发国难财，照旧过那原封不动的腐败生活，穷苦人却被拉到前方杀敌抗日。那能不失败吗？
抗日战争在艰难地进行着的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激烈冲突中走向战争。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英美法和德意日）为了各自的利益正在加紧备战。苏联却忙于“清党”和“肃军”（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九月希特勒进攻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回师东进，德苏战争开始了。同年十二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不久，太平洋战争也爆发了。国际局势激剧地变化着，战争从大西洋燃烧到太平洋，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人们均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
全世界正处在多事之秋，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叫嚣并发动战争。同时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又发生了党争、党狱和肃军，列宁生前的老战友、保卫共和国的元帅以及将军们被斯大林强加以“间谍”和“叛徒”的罪名镇压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和战士也被关押在集中营。德苏战争之初，苏联前线接连失败，红军战死、被俘以及大面积国土沦丧，会员们当时都感到悲痛和愤恨，都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读书会会员们经过学习马恩列托，总结亲身见闻，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走“十月革命”道路。走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和世界革命的道路。我们不相信“一国社会主义”论，也不迷信“救世主”，但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要到城市去，组织产业工人和劳动市民，实现《长期抗战的条件》，阅读《母亲》和《包身工》、认识工人运动的方方面面。
五、真理读书会的主要活动
一九三九年初，罗江六中四分校开学上课。校长开明，老师思想进步，学生求知的热情高涨。在李广田老师的编导下，师生集体创作了《七千里征途》（即《在风沙中挺进》）。该书详细记录了从济南迁校至四川罗江的生活和见闻。作家陈翔鹤作序，孙东生校长作代序并准备出版。书约十多万字、三十篇，十七位作者中，有真理读书会员尹纯德、张圣时、苏学常等人。作者们畅所欲言，对沿途的社会丑恶现象口诛笔伐，颇多新鲜见解。可惜，当时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终未见出版。另外瞿亚先老师领导的“狂飊剧团”，从郧阳到罗江跋山涉水二千五百里，沿途演出，宣传抗日，动员群众，颇受各界观迎。小演员中有读书会员张洪仁等人。
一九三九年春，读书会员范文华、孟宪章等人联合校方进步同学，共同与校方谈判，争取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范文华为主席。随之新建餐廰（草棚式），改善学生生活。出版墙报，增加阅览室书刊。读书会的墙报《思潮》，刊头木刻画由张圣时作，新颖醒目。当时的评论重点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同时各班级的进步同学自组织出版了多种墙报。校园内思想活跃、开放民主，有“北大之风”。
一九四零年，绵阳六中高中部也有读书会的墙报《黑白》及其它进步墙报，但没有学生自治会。当时墙报上也提出改善学生生活，井质疑校方苛扣制服费用。校方不满，借口一座茅草房火烧，制造了“有人破坏”！随后绵阳公安局逮捕《黑白》墙报负责人傅国良以及其它进步的同学。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绵阳高中部发生多次逮捕事件。同学和老师许衍梁等二十多人失踪或入狱。傅国良以后被押解到成都监狱，双腿瘫痪。他的母亲从济南赶到成都，陪他精心疗养多年，始得康复，出狱后留在成都。
一九四零年夏，绵阳校本部顽固派对罗江四分校进步师生施加压力，孙东生校长被调往重庆“受训”不归。当时有毕业生将迁入高中部，顽固派却废除了分校毕业生升高中免考制，井下令严格入学考试，借此“筛选”他们认为合格的学生，把进步学生拒之校外。学生自治会随之罢课，并前往绵阳请愿。经过艰难的谈判，校方只免除了考试，但要调到梓潼师范部另设立高中部。梓潼分校以严格出名，很多同学因此离校。读书会和进步同学共同领导了这次罢课运动。
同年秋，六中同学又有几人被捕，四分校校园的环境渐渐恶化了。阎老师和进步老师先后离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白色恐怖”来了。一九四二年春，四分校终因“赤化”而被重庆政府撤销，师生并入其它分校。当时，进步同学多数被迫去了农村，真理读书会员走向重庆和成都。
读书会员走向工厂，走向工人
一九三九年春，山东梁贻由武汉经西安进川，他自背行李步行，有时帮人拉板车和赶马车，沿川陕公路爬过秦岭和大巴山，四月间到达了罗江。他和阎子桂商定：真理读书会员要去工厂锻炼一事（详见《回顾一九一八—一九四八》波臣著）。同年五月，他在“五‧三”大轰炸时到了重庆，并筹划会员进厂事。他先进军政部制呢厂，后又去兵工五十厂。
真理读书会员学习马恩列托理论，接受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革命论观点，产生了要到工厂去，到工人中去的念头。要到工厂中当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愿望如饥如渴，不可耐待，于是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二年秋，分批分组按不同路途先后去了重庆。
一九三九年秋，第一批去重庆的有孙鸿志，孟宪章、杨寿元等。他们都是最早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多数进厂做学徒工。后来孙鸿志因难以适应车间锻工生活又回到了学校，其它人坚持下来。
一九四零年夏天，绵阳高中部傅国良被捕后不久，第二批会员去重庆。他们是范文华、康至全、任玉玺、苏学常、刘志超等十数人，多数进工厂当工人，而且都坚持下来了。阎老师也在此时去重庆工作。
一九四一年春天，太平洋战争爆发，汪精卫投降，重庆政府内外交困。当时六中校园又来了“白色恐怖”。真理读书会梓潼南山庙内开大会，并决定第三批会员去重庆，他们是李雨亭、单松岺、王香臣、张洪仁等十数人。多数进工厂当工人，都坚持下来。
当时因日军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影响工厂生产，各工厂招工者不多，进厂甚难。李广智和王学诚两位会员因没有及时找到工作，流落街头，赶上霍乱流行，因食用摊贩的饭菜，染上霍乱，二人先后病死。接受这次惨痛的教训，后来改为小批人员再去重庆。
一九四二年去重庆的有隗寛、赵鳯田等人。
一九四四年去重庆的有曹毓林、熊安东、刁长尧等人。
去成都的有郭桓参、王元勋、杨承志、刘钖佑等人。
六、战时的陪都──重庆（上）
山城重庆，一九三八至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至此。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之交会口，当时人口300多万，市内工厂、机关和学校多从“下江”各城迁入。工业有煤铁矿、兵工厂、纺织厂等。技术工人来自上海、青岛、广州、郑州和武汉等地，随厂迁来。青年工人就地培养者多，各厂多分布两江沿岸的滩头和山沟里，很不集中。原材料和成品进出以及人员往来均靠水运，很不方便，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都是老式的，带有落后的手工操作。重庆产业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政治地位低、社会活动少。在厂里埋头生产，回家忙于生活，熟练工人的工资较高，但要养老育幼，青年工人多来自市民和中小学生，他们思想开放，要求进步。当时抗战失利、官吏贪污腐败。物价高涨，生活困难。青年工人普遍对现实不满，同时看不清前途在何方？胜利在何时？产业工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组织和动员产业工人，是我们去重庆的目的，同时也是我们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一九三九至四四年，绵阳六中真理读书会的同学，前后分五批去重庆。主要是进工厂，再是文化机关和学校，当时分布情况如下：
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第三厂（炼钢）：任玉灵等十余人做学徒工。簸箕石重庆兵工二十一厂（制枪）：孙鸿智、孟宪章做锻工，王香臣、张洪仁做制图工。该厂技术学校有杨寿元等做学员。郭家沱重庆兵工五十厂（制炮）：梁贻做电工、赵盛文做勤杂工。磁器口军政部制呢厂：刘广恩和刘恒新做机工。南岸重庆织布厂：苏学常，职工。江北制铁厂：单松龄，锻工。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曹庆华，售票员。牛角沱碾米厂：隗宽，磨工。南川飞机修理厂：赵凤田（金声），勤杂工。南方印书厂：刘志超，后去文聿印刷厂。中华书局：刁长尧，文书。重庆税务局：尹纯德，职员。校场口工人福利社：熊安东，职员。
另外在民生造船厂、南岸酒精厂、歌乐山汽车修理厂以及青本关中学也有读书会员。曾家岩重庆电力公司，下设三个发电厂和电工训练班，该公司有工人师傅刘振基（电工）以及工人刘毅和王坤荣等。
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老人”（我们称呼“山东老梁”和“东北老王”等。），有以下几人：
梁贻：又名波臣、山东曲阜师范毕业。一九三八年在武汉纱厂做工，后经西安、罗江到重庆。先后在金陵大学电训班，兵工二十一厂，兵工五十厂做电工。是绵阳六中真理读书会在重庆的组织者。
阎子桂：真理读书会的启蒙老师，一九四○年到重庆，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张维良：上海店员工人，一九四○年到重庆，先后在南方书店、文聿出版社工作，经济支持并介绍会员进厂。
史逸民：中央（南京）大学毕业，一九三九年到重庆，先后在《益世报》、大川针厂和一家私人银行工作。经济支持，介绍工作。
赵芳举：山东徐文升，济南乡村建设专科学校毕业。一九四○年重庆电力公司职员，参加重庆《工人呼声》的编辑和排印工作。
王振华：东北王叔本，北大学生，一九四一年初由广西到重庆，先在《益世报》当校对，后在华岩高级农校教书。《工人呼声》主编。
《工人呼声》在一九四○年冬天出版。油印、不定期、署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庆小组，（后改为四川地委会）。梁贻、张维良、赵芳举和工人刘振基分工负责。在重庆工厂区散发。四一年春由王振华主编。出版地址在校场口陈家馆一间阁楼，〔注〕内部叫“白屋”。平时王和赵住其内。
该报主要内容有：一、坚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反对妥协投降。声讨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血腥镇压军民。批评中共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失掉警惕。要求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二、揭露贪官污吏发国难财；奸商抬高物价，民不聊生。揭露军队上层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前方败退，丢失大半国土。揭露工厂管理混乱，工人生活困苦，炮厂不出炮，电厂常停电。要求改善士兵和工人生活，搞好生产支持前方。三、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至四日，日军狂炸重庆。接连“疲劳轰炸”，天天有警报，日夜跑防空洞。最终造成校场口防空隧道被炸毁，地下万人窒息死亡。此事震撼大后方军民，《工人呼声》愤怒声讨日军的血腥罪行，同时批判重庆政府的官僚行为，侵吞防空经费，草菅人命。
出版《工人呼声》之外，还有临时性的传单，署名重庆马克思主义青年团（M.Y.）。传单发给工厂和沙坪埧校园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王振华还去工厂和学校做调查，办小型学习班。讲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分析、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和前途。一九四一年春节，磁器口制呢厂刘广恩等领导该厂工人增加工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兄弟给他披红绸，戴红花，共同庆贺。情况顺利，工厂工作初步开展起来。这可能使青年人麻痹大意起来！
山东老梁是位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一九三八年他在武汉纱厂做工时，国民党要迁都重庆，纱厂也要迁移，工人要解散。他曾领导工人对厂方说理斗争，为数百工人争取到“遣散费”。一九三九年绵阳六中真理读书会的同学不断的进入重庆工厂。青年人热情奔放，但不习惯工人生活，不适应工厂环境。他预感到隐藏着危险，并提出加强保密，暂停发放印刷品，经过各厂讨论后，老梁的提议未得到同意，四一年东北老王主持编报后，又加大对重庆政府的批判力度。事情引发触角灵敏的特务组织注意。重庆《新华日报》也提出劝告：青年人莫走上危险道路！
重庆军工系统各厂的特务组织属于兵工署督察处管辖，兵工各厂都有其豢养的爪牙，兵工二十一厂也不例外，该厂技工训练班里也有六中读书会员，杨寿元在班里搞个剧团，演出后受到厂内外欢迎。同时，特务也走到他的身边。一九四一年十月初，中秋节前三天，这位热情的青年人被捕了。特务们从他的床下搜出印刷品和通信，结果扩大了被捕的范围。
二十一厂制图室有张洪仁和王香臣。制图室的老工程师沈正功同情工人。他得知张洪仁已被捕，马上转告王香臣走人。临时把自己身上的西装脱下，交王化装出走。他深情地对王告别说：我十几年没见到这种场面啦！（指青年人下厂干革命。）你们又来了！请走好，王得到逃脱。孟宪章由王转告出走歌乐山。由他师傅，一位忠诚的老工人保护起来。
同年十月，梁贻在兵工五十厂被捕。他预见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特务早已睡在他床边，特务弄清他的笔迹，检查他投进厂邮箱内的信件。他被押在朝天门灯笼巷兵工署督察处垟门里，同时关押张洪仁、曹庆华等人。张曹等同学不久被押走。同年十月底一个阴雨蒙蒙的夜晚，梁贻趁门岗睡熟后逃走了。第一次被捕者有杨寿元、张洪仁、任玉玺、曹庆华等十余人。
随后，被捕者押在“江北大兴厂集中营一战时青年训导团”，此时王振华早已离开《益世报》去华岩高等农校教书。狱中的同学都不知道他的新地址，特务们难以找到重庆组织的领导人。但是，重庆政府打日本鬼子极其无能，迫害革命者却是非常“认真”。他们经过半年的排查，最终找到他的住址。随即发生第二次逮捕。
一九四二年春天王被捕，同时发现他妻子的来信。在江津国立女子师范读书的黎洁霜也被捕了。同时接连被捕的还有电力公司工人刘振基、王坤荣和南川飞机修理厂的赵凤田等人。
范文华是当年各厂的联络人，还有出逃的梁贻，他们的通缉告示贴满码头和车站。但是，在市民保护之下，躲过一阵风头后，他们先后走山路渡过长江。老梁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一九四六年去了上海。老范和王香臣、苏学常，还有工人刘毅，逃到贵州遵义去教书。孟宪章跟随师傅到乐山武汉大学校办工厂。其它出走的同学转移到成都各地。张洪仁、杨寿元、任玉玺等后来均被释放出狱。工人刘振基等出狱后仍回到电力公司。王振华和黎洁霜先押在“红岩”白公馆，后调到贵州息峰集中营，再回到白公馆时，在狱中生了小华和幼华两个儿子。
一九四一年冬天，阎子桂和妻子杜锐逃离重庆到西安避难。中途路过梓潼时告诉隗宽和曹毓林：重庆出事了，有同学被捕，暂停去重庆。事后得知他在西安王曲军分校教经济学，同学们表示不赞成，一九四六年秋天，曹毓林路过西安时，受范文华等的委托，曾当面要求他离开王曲军校。他表示同意，一九四七年春，他考取公费留学。同年由上海去美国读书，妻子杜锐到青岛工作。
〔注〕：《工人呼声》编辑部（“白屋”）地址在陕西路赣江街65号楼上。
七、战时陪都──重庆（下）
一九四二年春天，大难过后留在重庆的“老人”有张维良、赵芳举、史逸民，真理读书会员刘志超、单松龄、尹春德、隗宽以及工人刘振基等人。一九四三年，范文华、苏学常、王香臣、工人刘毅重又返回重庆，一九四四年王春绿，曹毓林、熊安东、刁长尧也到重庆。组织开始工作，仍用中国共盟四川地委会名。负责人范文华、苏学常、刘志超、隗宽和刘毅。当时老范说过：过去没有，现在也无权确定谁是党、团员，但都相信托的“不断革命论”，并为之工作；按地区划分小组，继续打听、连系和支持被捕和走散人员的下落和情况。
一九四四年冬天，出版内部读物《火星》，油印，不定期。地址在两路口到蔡圆坛的山水沟──复兴街。这是一条阶梯式的贫民区，沿街房屋前面是砖木结构，后面为竹木茅棚。范文华和曹毓林住在一家住房里进行编印。内容有通讯、时评和转载文章，一九四五年是世界二次大战和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同年二月雅玺达会议，五月八日德义法西斯投降。八月六日至八日两颗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300万苏军南下东三省。八月十五日天皇令日本侵略军投降。形势急转直下，令人鼓舞。但人们感到突然和难以理解。“5.8”欧战结束和“8.15”日本投降时，都发表了《告重庆市民书》：要求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制订宪法，惩办汉奸卖国贼，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待遇，人民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油印品在工厂和校园散发，同时刊在《火星》上。
《火星》上有篇《狂欢之夜》。那是“8.15”日寇投降、重庆百万市民自发游行的记实，我们参加了这次空前的群众行动。当天傍晚，从两路口到朝天门，群众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欢呼雀跃，红灯游动，百花怒放，鞭炮齐鸣。平时烟雾蒙眬的山城，活了！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人民热情全部释放出来，多么伟大的力量啊！人民自发地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游行一直持续到午夜，方才各自散去。
还有一篇《希腊国内革命战争》，真理读书会会员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带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革命又会推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并激发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觉醒。当时我们注意到波兰华沙人民起义，巴黎工人武装和意大利的地下游击队。同时也注意到二战结束之前美英和苏联召开过德黑兰、波茨坦和雅尔塔会议，三国政府重新瓜分了东欧、中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和丘吉尔同样惧怕世界革命。结果，华沙起义在孤立无援中被德国法西斯镇压了。英义进占欧洲大陆后，斯大林迫使法共和义共等国的工人放下武器，巴尔干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靠近地中海的希腊仍属英国领地。
一九四四年冬天，希腊工人武装力量解放了全国，并和入侵的英军开展了激战，革命战争达半年之久。工人武装由希腊社会党、共产党和第四国际托派组建了联合战线。最初，革命战争在全国取得重大胜利，后来，社会党、共产党都先后退出了战斗。托派武装坚持良久，最终失败了。这篇文章是根据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的连续报道，再系统地整理和编写出来的，二战后世界革命的失败，带来的是长期的“冷战”，那是后话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春节期间，重庆爆发了“胡世和惨案”。〔注〕电力公司的工人刘振基等领导了这场反抗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正义斗争。当时，邹容路某文化协会餐厅窃电被查获，电力公司领班刘振基师傅和电工胡世和等前往索赔罚款。该餐厅不认账，引起打斗，特务经理田凯当众 （约百人）开枪，并杀害胡世和，随而引起公愤。刘振基在全厂职工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在古剎长安寺内设灵堂公祭胡世和。电力公司职员赵芳举等撰写《告全市人民书》。并向各界揭露胡世和被害真相，要求严惩凶手。重庆《新华日报》全体职工敬送挽联。曰：“特务横行何处去；自由光明几时来。”公祭约十天。灵堂上放满了花圈和挽联。市民、工人、学生前往吊唁者纷至沓来。重庆的读书会员都去致哀。最终死者家属得到抚恤金，胡世和公费殡葬。重庆工人抗暴斗争取得胜利。这也是重庆人民反抗重庆政府法西斯统治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以后，重庆组织调整了布署，坚持城市产业工人工作之外，有条件的真理读书会员开始进入高校，为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作准备。自一九四三年起考取时在四川、云南、贵州的高校会员有：四川大学杨承志，中央大学张圣时和熊安东，复旦大学杜文林，重庆乡村教育学院王香臣，西南联合大学尹纯德，东北大学张洪仁，浙江大学曹毓林，山东大学杨寿元。以上八所高校，除川大和教育学院外，其它高校一九四六年复员迁回到南京、上海、北平、沈阳、杭州和青岛等城市。
〔注〕：“胡世和惨案”发生地点，是在苍坪街 （今邹容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烈士灵堂和悼念大会地点，是在通往朝天门的长安寺。
一九四六年以后，解放战争中，在高校读书的会员们，都在各自的大学里，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争，即世人熟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争和平、争民主、争自由。同时揭露驻华美军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并要求苏联归还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军港，但这些活动超出了本题目的界定之外，那都是后话了。
最后应该说明：一九三九至四九年在重庆牺牲和病死的同志、战友和同学。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王振华和黎洁霜及其儿子小华和幼华四人，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壮烈。解放后评为革命烈士。（请参考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报》,同年八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同时被杀害的还有王坤荣和赵凤田（金声）。王坤荣也被评为革命烈士。赵凤田一九四二年在南川飞机修理厂被捕，四五年出狱，四九年三月在重庆太平门又被捕，同年十一月在中美合作所被杀害。（今天的“渣滓洞监狱”原男监内楼上有他的名字，无其它数据。）一九四一年李广智和王学诚患霍乱病死。一九四五年刁长尧肺结核病死，同年单松龄肺炎病死。向死难者致敬。
谨以此文悼念以上的死难者和烈士。
二○○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