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汉：考验和锻炼——“二七”革命斗争的回忆

考验和锻炼

——“二七”革命斗争的回忆

江岸铁路工人疗养所所长张士汉
来源：《老工人话当年·第1辑》，工人出版社编辑，1958年版

一

　　我今年七十二岁。我出生在满清的帝王统治时代。在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下，我过着奴隶生活。往后，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忍气吞声地做了二十多年的牛马。只有在新社会里，我才有了幸福的生活。回想起来，有六十多年的日子是在旧社会里熬过来的。俗话说得好：“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现在我来谈谈其中一段最难忘的日子。
　　原先我在京汉铁路黄河南岸电灯厂当小工，每天给电灯厂的锅炉挑水。太阳一落坡，我就开始干活，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每夜要干整整十几个钟头。我的肩膀被磨破了皮，浑身累得腰酸背疼。干活还不准抽烟，累了也不准休息。有一次，我实在挑得太困了，就放下水桶歇了一会儿。工头徐国开跑来不问情由就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水缸边，指着水缸骂我：“懒东西！你看里面水满了没有？”平时见了段长、监工要喊“老爷”，稍不如他们的意，就是拳打脚踢，做错一点事就要罚钱。不管天晴落雨，起大风下大雪，涨水退水，你都得照样干。记得有一回我去挑泥浆水，一失脚陷到淤泥里，半个身子都埋了下去，要不是转身得快，连命也没啦。虽然这样豁着命干，可是我一个月才挣七块半钱，除去三块饭钱和租窑洞住的房钱，就剩不了几个啦。养不了家，只好经常扯账。生活是真苦。当时我不懂革命的道理，只怨自己命不好。
　　我开始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是老工人姜海士传给我的。姜是郑州铁路工厂的锅炉工，郑州工会的副委员长。他常到电灯厂来修锅炉，每隔一两星期还到黄河南岸给工人讲演。有一次，我们工会的委员长特地把我介绍给他。从这以后，我就和他接近起来。姜海士经常给我们讲工人阶级受压迫、被剥削的道理。他说，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要团结只有办好工会。听了他的话，我积极参加工会活动，一下班就往工会跑。我当了工人俱乐部的小组长，收会费，送通知，送信，经常都是我。最初只是在业余时间干，后来事情多了，我就时常出钱请人挑水，自己去办工会。这样，我就成了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二二年八月，长辛店的铁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罢工结束，京汉铁路全路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技工每人每月增加三元，小工增加一元五角。我们黄河南岸的工人那次虽然没有参加罢工，但也照样增加了工资。从这次罢工的胜利中，我第一次懂得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只要大伙齐心，什么事情都有办法。从这时起，我就更加热心参加工会工作。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我和工会的秘书被选作代表到郑州去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我们二月一日清晨到达郑州。一下火车，就看见街上已经戒严。军警拿着枪跑来跑去，沿街关门闭户，路上行人寥寥。俨然大敌当前。我们不管这些，还是到总工会报了到，领到了代表证和一面小红旗。当时大会会场设在普乐剧园。我们报到后就和大家一起整队向会场进发。队伍奏着音乐，呼着响亮的口号，挥舞着小红旗，浩浩荡荡地前进。当走到离普乐剧园不远的钱塘里的时候，军警就来包围队伍，挡住我们的去路。身躯矮胖，蓄着八字胡子，外号叫“黄狗”的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跨上前来，满脸怒气对着我们吼叫：“吴大帅不准你们开会，赶快回去！”我们派代表和“黄狗”交涉，前后谈了两个钟头，没有结果。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人群中喊了一声“冲啊”！我们就冲破了军警的包围，拥进会场。主席高彬马上宣布开会。大家刚坐下，黄殿辰就带着手抢和马弁赶了进来。他跳上台去大叫：“不准开会！吴大帅知道了，要枪毙你们！”我们根本不管他那一套，只是高呼口号，又叫乐队奏起乐来。“黄狗”虽然在台上大喊大嚷，嚷得声嘶力竭，可是工人震耳的口号声和响亮的音乐声，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最后，还把他拉下台去，并且斥责他说：“不准捣乱会场！”这个会就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从上午十点一直开到下午四点。狗军阀存心和我们为难：我们原来住的旅馆，不许我们去住，原来包饭的万年春酒楼，也不让们去吃饭了。这算得了什么，我便找了一个小馆买了饭，借住在熟识的工人家里，等待总工会的指示。
　　当天晚上，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我们的工会秘书先回黄河南岸去了，我一个人去参加那次会谈。京汉跌路十六个分会的代表全都到了。会上提出了五项要求，签名发出宣言，抗议封建军阀对工人的压迫和侮辱，并且通过决议：从二月四日起，举行京汉铁路全路总同盟罢工。不达到五项要求，决不上工。
　　根据秘密会议的决定，我连夜赶回黄河南岸，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我们组织了三十个人的工人纠查队，大家选我作队长。
　　二月四日中午，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开始了。那天上午十一点，我们接到总工会的密码电报后，马上就罢了工。我和纠查队员就出动到铁路上值勤。按照总工会的命令，在罢工期间是不准任何车辆在铁路上行驶的。黄河南岸工务段的法国段长慕里那多却坐着巡路的摇车，大摇大摆地耍威风。我上前去阻止他。慕里那多不但不听，反打了我一拳。我气极了，就把他坐的摇车掀翻。慕里那多还想耍他平时的威风，吹须瞪眼地想来打我。工人们一下都围了拢来。慕里那多一看势头不对，才夹着尾巴溜了。

二

　　在总同盟罢工期间，封建军阀向工人阶级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二月七日，军阀在南北一齐下手，对工人进行血腥的屠杀和迫害。在江岸，军阀萧耀南制造了二七惨案，打死工人三十多人，打伤二百多人，工人阶级优秀的儿子林祥谦遭到了惨杀。在长辛店，军队也逮捕和枪杀了工人。在敌人残酷的压迫下，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了，根据总工会的指示，我们含着眼泪，暂时忍痛复了工。
　　不久，敌人的迫害就落到我的头上来了。二月十日，正是阴历的腊月三十日。那天傍晚，夜色已经在黄河桥头出现，天空一片灰蒙蒙，远处也看不清楚了。我贴完春联，正在做菜，忽然有人打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警务段的便衣警察李林。我和他平素没有来往，他一来，我就知道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有好事。我招呼他说：“李先生！请坐。”李林说：“我们宋巡官叫你去问话，马上就去。”到了警务段，宋巡官说：“我们胡总段长，叫你到郑州去问话。”我听了这话，心中暗暗吃惊。原来这个胡总段长就是京汉铁路警务段第二总段段长胡鸿章。这个家伙为人凶狠毒辣，凡是落到他手里的人，不死也要剥一层皮，所以外号人称“胡剥皮”。
　　当天晚上，我被押到郑州。一下车就被送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钉了脚镣手铐。在一间豆腐干大的小房间里，关了三十二个人。人挨人，背靠背，连脚也没有地方插。我一进去就看见有好几个熟人。司机彭占元低声问我：“怎么把你也弄到这里来了？”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这帮家伙存心害人。”
　　这帮家伙把我们弄进拘留所以后，便花天酒地忙着过年去了，却把我们扔在那既窄且黑的监狱里活受罪，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连屙屎拉尿也是带着脚镣手铐去的。我们就这样又冻又饿又渴地捱过了两天。初三上午，黄河南岸电务段工人郭德胜到郑州乡下去上坟，顺路来探望我。这时，我实在饿极了，就把他带去上坟的馍和菜都吃了。
　　在候审的几天里，我听见牢里有些人说：“这回是把我们当政治犯抓来的，可能要枪毙。”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心想：“我自己死了不要紧，留下老娘叫谁养呢？”可是回过头来，我又想：“这次大罢工，有不少工人牺牲了，他们是为了争自由、争人权而牺牲的。我要是死了，也是为了办工会，为了黄河南岸的工人，就是死也是值得的。现在应该想法去和敌人作斗争，为什么光是想到死呢？”想到这里，我就不再难过了。
　　阴历正月初四，胡剥皮亲自来过堂。胡剥皮满脸横肉，摇头晃脑，像一条肥猪似地坐在堂上。我一走进去，胡剥皮就把桌子一拍，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为什么罢工？”
　　“为了成立工会。”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
　　“你为什么胆敢打外国人？”胡剥皮又问。
　　“我没有打外国人，是慕里那多不讲理，先打了我。”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胡剥皮。
　　“你们工会哪些人是共产党？”
　　“我不知道。”我坚决地回答说。
　　胡剥皮就叫那些狗巡警用二寸粗的鞭子打我。我被打得满地乱滚，昏了过去。他们用凉水把我喷醒，又吊起来毒打。我牢牢记着二月一日晚上开秘密会议时总工会秘书长说过的话：“在任何环境下要坚定，不能动摇，要绝对保住工会的秘密。”因此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我却什么也没承认。
　　第二天早晨，我和同时被捕的六个工人，从拘留所里被提了出来，押到郑州车站，关到一个不大通气的铁闷子车里，说是要把我们押送到保定府曹锟的军法处去审问。
　　火车向北面飞快地开去。列车快到黄河南岸了。我站在车里的铁窗旁，踮起脚来从窗孔里向外面眺望，我想，在停车时候能在车站碰一个熟人该是多好啊！列车嘎嗤一声在黄河南岸车站停住了，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往外眺望，可是站台上没有一个熟人。我正在焦急，突然看见加油工梅凤德提着油壶，从列车前面走来。我叫了他一声，老梅就跑了拢来。我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他说：“老梅啊，我要押到保定府去了，麻烦你给我家里带个信。”我的话刚说完，列车就开动了。列车轰隆隆地向黄河大桥开去，快到我的家了。我的家就在桥南头的山沟里．距离铁路只有四十公尺远。当火车驶近黄河大桥的时候，我心里想起了很多事。我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没有了我，她将多难过；我想起了年轻的已经怀孕了的妻子，我们结婚才一年多，就遭到这样的不幸，将来生孩子时，有谁来照顾她呢？我又想起来监狱探望我的老朋友郭德胜，他也许正在为我担心哩。想到这些，我心里比刀扎还难受。在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看到他们一眼啊！当列车走到黄河大桥的时候，我提起脚跟，向铁窗外望去，可是我的家被材料厂的大门挡住了，什么也看不到。失望后的难过袭击着我，我离开了铁窗，猛的倒卧在又冷又硬的铁板上，以后，我什么也不去想了。
　　第二天上午到了保定府，我们被押到军阀曹锟的军法处，换上七斤半重的大镣，上面还加上铆钉，手上戴着沉重的手铐，脖子上还锁上大铁链，铁链另一头套在牢房里墙上的一个大木杆子上。行动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粗糙的脚镣，把脚胫骨上的皮都磨破了，鲜血直流，每走动一步，都像针尖钻心一样。
　　军阀曹锟的爪牙、京汉铁路局局长，兼军法处处长赵继贤亲自从北京赶来过堂。那一天，我被拖进了刑堂，刚进门匪徒们就把我一掌推在地上，接着咵哒一声，把拷打的刑具都摆在我的面前。这里面有夹棍，乌鞘鞭，板子，铁链，冷水捅……
　　赵继贤把贼眼向我一瞪问道：“张士汉！你为什么罢工？加入过什么组织？”我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工人，总工会命令我们罢工，我就罢工。我只晓得做工，不懂什么叫组织。”赵继贤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对我说：“你们工人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说出共产党来，就放你。”“我不晓得有什么共产党！”赵继贤喊了一声：“不打不会招，用刑！”立刻就有两个大汉脱光了我的衣服，用乌鞘鞭乱抽，打得我紫一条，红一条，遍身是血。打完又问：“还招不招？”“没有什么可说的。”接着又把我拖到铁链上跪着，架开双手，然后在脚的两头压上杠子，用力一跺，我就痛昏过去了。最后，他们又用绳子绑住我的两个大拇指，把我悬空吊起来，边问边打。这时，我浑身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手上的骨节轧轧作响，仿佛每个骨节都要折断似的，汗水像榨出来似的直往外淌。接着，天摇地转，金星直冒，眼前一黑，嗡的一声又昏过去了。等到我在深夜里苏醒转来的时候，用手指一摸，身上粘糊糊的到处是血，背上的血和衣服粘在一块，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透进骨里。几天以后，背上的伤口化脓了。每天晚上，我不能仰着睡觉，只好侧着身子。有时一翻身碰着伤口，就像无数针在刺着全身似的，一直疼到心里。就这样，我带着周身的伤，捱过了两个多月，后来经过医治，伤口才慢慢愈合了。
　　直到现在，我的背上还留下许多伤痕：一条六、七寸长、铜钱般厚的伤疤，从背心一直拖到脊推骨边；无数像针扎过斑斑点点的伤痕，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这些地方的皮肤都变成了酱紫色。这就是三十多年前赵继贤迫害我的罪证！在镇反运动中，人民政府把赵继贤捉到了，一九五一年七月在江岸举行公审，我上台控拆了这个恶贼的罪行；公审后，又亲眼看见这个狗东西在林祥谦烈士就义的地方被枪毙。我们工人多年的血海深仇这回才算报了。

三

　　封建军阀不但摧残了我的身体，而且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被捕的第二天，军阀就派人去抄我的家。我六十多岁的老娘和怀孕的妻子都被这些狗东西赶出门，只好去过流浪乞讨的生活。
　　我妻子起先回到郑州双桥的娘家。不久，就要生产了。娘家的人有迷信，说是血光会冲坏家神，不让她在娘家生产。我岳母只好把她送到乡下一个破庙里去住。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大人的肚子成天饿着，哪有奶水给小孩吃。这个孩子只活了七天声就活生生地饿死了。
　　我母亲因为想念儿子，一个人讨着饭从黄河南岸到了保定府来看找。记得来牢里找我是在一天的上午。那天我带着脚镣在牢里坐着，忽然听见有人喊：“张士汉，你的母亲来接见！”这时，我心里突然一惊，一阵心酸顿时涌上了心头，泪花扑簌簌地直往下掉。我想她老人家这么远的路跑来看我，一定吃尽了千辛万苦。果然，她老人家穿着一身破袄，手上拿着一个讨饭篮子，里面有几块黄面馍和吃剩下的窝窝头，一看就知道是讨来的。看见这个情形，我叫了一声“娘！”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往后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母亲听我说牢里吃不饱，怕我挨饿，就经常把讨来的残菜剩饭拿给我吃。在保定停留了一个多月，她老人家才讨着饭回湖北的老家去了。

四

　　这一年七月，经过党的活动，我们这批被捕的工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西关的第一地方监狱。在那里又过了二十二个月的狱中生活。
　　转到地方监狱后，每天吃小米稀饭，只有两片咸菜，脚上仍然带着脚镣，连大小便都没有一点自由。不过因为那里是地方监狱，准许每个星期接见亲友。
　　在我转到地方监狱的两星期后，有一天上午，突然听间看守喊：“张士汉！有人接见。”我心想恐怕是老婆或老娘找来了，一想眼泪就不禁涌出来了。可是，走进来的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他身穿蓝色长袍，衣襟上挂着钢笔，约莫有十八、九岁，一副学生打扮。我正想开口问他的姓名，他却先对我使了一个眼色，抢着喊我说：“张士汉，你家里写信叫我来看你，缺什么用可以告诉我。”当我正在惊喜不定的时候，他又告诉，给你在账上存了三块钱，往后零花就可以支出来用，家里的事不用管，有我帮你解决。我正想问一问，接见的时间到了，他就走了。我回到号子里，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人来看我；但是，我又非常纳闷，心想我在保定府一无亲二无故，这个不认识的人，为什么来看我呢？内中必定有原因，可是又没法问清楚。从这以后，每逢接见的日子，就经常有人来看我，并且给我存上零用钱，因为有人在旁边监视，我也没法细问，只好把这个闷葫芦存在心里。
　　我被囚禁在七号牢房里。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号子里坐着，十号的一个青年人突然跑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先问我：“你叫张士汉吗？是不是从黄河南岸来的？”我回答说：“是。”’他自我介绍说，他姓吴，是长辛店工会的，我的情况是外面的人告诉他的。那天，他和我谈了一会儿，并且勉励我说，你为了工会，受了委屈，今后要坚持下去，不要泄气。谈不几句，因为怕被看守发现，很快就走了。过了几天，住在四号的正定铁路工厂铆工老康专门跑来找我。他和我先前常在一起开会，比较熟。见面后，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老吴早几天已经跟你谈过话，他是共产党员，要发展你参加组织。我马上问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条件？”他说：“这件事由组织来考虑。”接着，老康又明白地告诉我说，过去的罢工斗争都是党领导的，前些时来探望你的人，都是党派来的，那个年青人就叫应桂卿，他在铁路子弟小学教书。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党对我的关怀，我张士汉真不知要怎样感激党才好。经过他们的教育，我开始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加坚定了要求参加党的决心。
　　有一天，老吴自己跑来找我。他把我从号子里叫出来问我：“参加组织的事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要求参加自己的党，就是怕不够条件，组织不批准我。”他说：“根据你过去在牢里的表现，经得起考验，组织决定批准你。”我听了后，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我在牢里还找到了党，这真比我找到自己的爹娘还要欢喜。从那次以后，我们就在牢里建立了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有了组织的教育，我的思想也开朗得多，坐牢的痛苦也似乎忘掉许多了。就这样，我们在牢里过了一年多。
　　一九二五年初，吴佩孕被冯玉祥打败了。一月底一天下午，我们被捕的二十多个人都被叫了出来。看守长叫人当场把脚镣给我们剁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我们说：“孙岳督军接到北伐军的电报，决定把你们放了，大家在牢里受了委屈。”原来党设法把我们营救出来的。我们跨出监狱后，应桂卿和十几个同志，早已在门口叫好马车迎接我们。我们就坐马车到了车站，这里总工会早已准备了二等车接我们到北京去休养。由于党的关怀和营救，我终于获得自由了！

（董维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