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迪厄与社会批判的复兴（﹝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2002年5月）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 critique

皮埃尔·布迪厄与社会批判的复兴

﹝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漫游的小卡片译、当值义工校

　　原载英国《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113期，2002年5-6月号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行评价。最明显的是，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写了一系列专著，代表了他对不同智识领域的主要贡献。例如，想一想《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ʼAlgérie，1958），《教育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1970），《区隔》（Distinction，1979）和《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1992）。布迪厄的大量著作沿着一条复杂的智识路线。然而，就本次研讨会的目的而言，也许最好将注意力集中在我认为的这两个主要方面——超越布迪厄创作的所有令人信服的专门研究——他对于那些致力于实践一种真正激进的哲学的人来说，应该是有趣的。
　　要欣赏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考虑当代的智识场景。给人最明显印象的事就是，后现代主义已成历史。鲍德里亚（Baudrillard）在911事件的出圈（effusions）只是表明这个知识分子流派已经变得多么过时（vieux jeu）。更积极地考虑，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现象，鲍德里亚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这个现象在哲学上的不可能性，这个现象就是社会批判的复兴。以布迪厄的祖国法国为例。在1980年代早期，由于新哲学家们（nouveaux philosophes）和福柯（Foucault）及其追随者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突然在智识上垮台，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这样写道：“今天的巴黎是欧洲智识反动的首都。”将近二十年后，这句话再也不符合事实了。今天的巴黎，由于围绕《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 ）和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组织（ATTAC）的激进分子联盟的爆炸式增长，是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布迪厄的前合作者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皮耶洛（Eve Chapiello）已经致力于一项不朽的研究，除其他外，它记录了法国1990年代早期以来他们所谓的“社会批判的革新（renovation）”，即《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au esprit du capitalisme，Gallimard，Paris，1999）。法国的贡献已经成为出现世界社会论坛的主要因素，该论坛于2001年和2002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 Brazi ）举办，是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一股反对力量。
　　布迪厄对这一进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似乎总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由衷的轻蔑态度。在他《帕斯卡尔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1997，2000年英译）的一个杰出段落中，他处理了那些舒服地安居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据信最前沿的理论家：“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工作和剥削的痕迹均被抹去的社交和电子小天堂之中，认为世界上布满着‘赛博格’（cyborgs，半机械人）和‘受控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s），而我们已经进入了‘统治信息论’（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的时代，那么他怎么可能不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在‘与所指相分离的能指流’中消融了？”
　　在布迪厄的所有作品中都隐含着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困境的认同。在1990年代早期这开始变得清晰。《世界之重》（The Weight of the World ，1993）揭露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的各种社会苦难。从1995年11月至12月的公共部门罢工开始，布迪厄开始积极参与反对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集会。他与一群合作者一起创办了Raisons d'agir 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短小、廉价的文本——最著名的是布迪厄自己的《反扑的火》（Contre-feux，1998）和《反扑的火2》（Contre-feux 2，2001) ——旨在寻求系统地祛除自由市场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 ）的伪装并揭露其包藏的社会利益。
　　布迪厄的政治介入将他转变成了一个在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历史地形成的人物的最新实例，这正是他自己在《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1992）中所分析的人物——一个将在专业领域积累起来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用于政治事业的知识分子。它们还使他成为猛烈攻击的靶子，其中包括“社会学恐怖主义”。难怪他的朋友哲学家雅克·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表达了对那些法国机构——甚至爱丽舍宫（the Elysée）——的虚伪的愤怒，他们虚伪地在布迪厄死后对其大加赞扬。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且在一种作为对批判思想进行削弱的更广阔的氛围下，布迪厄运用了他巨大的声望：一个伟大的法国知识分子仍然能够在西方文化中发号施令，去谴责世界上显而易见的不义，去主张反抗的正当性。法国左翼工会网络 “团结、联合、民主”（Solidaires Unitaires Démocratiques，缩写SUD，或常称Solidaires）的皮埃尔·卡尔法（Pierre Khalfa）在布迪厄死后说道，“他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他为与周围的经济主义而作的抗争建立了它的正当性。”（Libération, 25 January 2002）。
　　布迪厄的工作中应该引起激进的哲学家们特别兴趣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他的專注之处，这在《帕斯卡尔的沉思》中与定位于社会的、哲学的、甚至可以说伦理的智识工作本身一起得到了最系统的求索。“我不喜欢我自身中的知识分子，”他写道。这反映了他的这一观念：“学术世界及其生产——通过排他的特权使得普遍的获取变得容易——的根本的含混性在于这一事实：他们与生产世界的分离（apartness）既是一种得到解放的歇息（liberatory break）也是一种脱节（disconnection），一种潜在的后果严重的隔绝（separation）。”对于布迪厄，学识（scholarship）的秘密被这个词本身的词源所揭示：skhole（=school，希腊语，本意为踌躇、阻止、抑制，引申为空闲、闲暇。），闲暇，从世界的各种紧要事件中解放出来，可以与这些紧要事件及这个世界保持无拘无束的（liberated）关系。
　　在《帕斯卡尔的沉思》中布迪厄履行了在《区隔》中的承诺，从事了对于理性的他所谓的“最极端的历史化”，以期避免抽象的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之间虚假的两极对立。他论证道：科学领域的社会逻辑迫使研究者——就像布迪厄相信的那样，人类参与者更普遍地为了社会认同和由此产生的象征资本而竞争——寻求生产这样的作品，它们能够正当地声称，相比它们的竞争对手，它们对世界的呈现更加精确。认识的演进便是如此在这些高度特定的条件下由社会竞争所引发：

　　事实仍然是，即使有这一切，【科学领域内的】斗争总是在该领域的构成规范内进行，并且仅仅使用在该领域被批准使用的武器，声称它能够运用于事物本身的特性、结构、效果等等，并因此有了真理的地位，而参与斗争的各命题心照不宣或光明正大地承认，彼此負有义务接受对一致性的检验和实验的裁定。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论点，值得对它进行其至今尚未受到的细心的哲学审视。除了它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外，布迪厄似乎还在努力建立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新观念，这样的知识分子既要充分利用学术生活从每天的日常操劳中超然而出所提供的机会，又要避免重新落入基于接近“真理”的特权而要求统治权的窠臼。在1999年11月西雅图大规模游行示威的余波中，布迪厄呼吁“有担当的学识，也就是说，一门在政治的世界中进行介入的政治学应该尽可能遵守科学领域的现行规则”（ʻPour un savoir engagéʼ，《反扑的火2》，Raisons dʼagir，Paris，2001）。无论Raisons dʼagir出版社有什么过失，它都代表了布迪厄及其合作者为了发展一种“学者-活动家”（scholar-activist）的新形式而付出的严肃努力。
　　一般来说，布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并不能展现他最好的一面：因為他倾向于将其和新自由主义放在一起，作为他在最后几年中寻求在政治上抵抗的经济宿命论的孪生例证。很难不把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关于马克思（事实上还有其他人物，如涂尔干（Durkheim），韦伯（Weber））的原创性声明看作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的一个实例。他在《帕斯卡尔的沉思》中设法解决的关于智识工作、科学知识和解放的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仍然与主要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Lukács）和葛兰西（Gramsci）所抓住的问题相同。布迪厄许多有關超越传统对立——比如，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主张都能足够容易地进行哲学上的解构。但它與布迪厄帮助重建空间的方式——在这个空间中真诚的批判思想（以及实践）得以重新被追求——相比，似乎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