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第二帝国末年的工人活动家欧仁·瓦尔兰（摘录）
〔法〕让·布吕阿
1974年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 第五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本文将阐述1868年8月至1870年5月瓦尔兰个人的历史，同时也介绍这个时期的法国工人运动。我们透过瓦尔兰在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将充分地看到他的工人活动家的本色。
帝国的危机终于开始了。1866和1867年是严酷的两年。拿破仑第三远征墨西哥的冒险惨遭失败。1866年普鲁土在对奥战争中获胜，使帝国深感不安。1867年，经济危机袭击法国，造成了工资下降和小麦价格上涨等严重社会后果。一场社会动乱在酝酿着。为了度过危机和安抚工人，雇主们想方设法改善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他们主动提出让大理石工人分享红利，但这一建议却遭到工人的拒绝。瓦尔兰写道：“工人们做得对……近来，资产者先生们把分享红利当作万应灵药，似乎这是消除劳动与资本间展开的伟大斗争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1]如同雇主们的小恩小惠一样，社会恺撒主义力图控制工人互助团结的计划也遭搁浅。“把穷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由自己的头头用纪律来约束他们，使他们只能对主人俯首听命；利用他们自己的财力，再加上从纳税人身上刮来的钱作补贴，使他们对主人感恩戴德，不致因过分的贫困而成为国家的危险；这是帝国用以笼络穷苦和无知大众的手段”。[2]
到了1868年，帝国不得不稍作让步。从此，议员们有权向政府提出质询，但政府始终不对立法团负责。由于取消了事先的审批手续，报刊制度有所松动，但保证金和印花税“继续阻挡我们的去路，并对我们厉声断喝：穷人们闭嘴”。[3]从此，公众集会未经准许即可举行，但不得议论宗教和政治问题。在工资问题上，原来规定唯雇主之言为信的1781年民法条款被取消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尚未被承认，但自1868年起，政府已容忍其存在。“我们所有的团体（工会——布吕阿注）都是非法的，它们只是由于当局的容忍而得以存在，但这种容忍已成为习惯和常例，当局再想反悔也不可能了”。[4]
反对派并不因这些让步就偃旗息鼓，工人运动在继续壮大。1868年10月至1870年4月是第一国际的鼎盛时期。在1869年一年，共发生七十二起罢工，参加人数达四万零六百人，波及圣艾蒂安、菲尔米尼、埃尔伯夫、奥顿、卡尔莫、马赛、格列诺布尔、里昂、巴黎及其它各地。卷入罢工的不仅有修鞋、毛纺、制革、制帽、制鞋等传统的手工业，而且包括冶金、采矿、丝织（里昂的织工）等大工业。冲突的增加证明了“劳资斗争正日益加剧……那些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责备国际煽动罢工和制造混乱！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不是国际制造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战争，而是这一战争的需要才使国际得以创立”。[5]在1870年的头几个月，罢工运动迅猛高涨，席卷克列索、里昂、巴黎等城市以及伊泽尔和亚尔萨斯等地区。据统计，自1月至7月，共发生罢工一百一十六起，罢工参加者达八万五千二百三十二人。里昂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1870年4月指出，这一空前情形“表明工人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具有出色的组织性"。瓦尔兰的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瓦尔兰是个性格温和、善于自制的人，他沉默寡言，极其腼腆，甚至有点羞怯。但他为工人阶级服务则满腔热情，不知其它。“到了专横和罪恶被消灭，自由和正义普照大地的那天，我就不再是革命者了。在此以前，请您相信，专制制度越是要打击我，我就越要起来反抗，我对专制制度也更加危险”。[6]瓦尔兰衣着朴素而又整洁，他讨厌马虎落拓的作风。他善于演讲，但并不玩弄辞令。经常听他演说的欧仁·法叶说，瓦尔兰讲话“简洁而又明确”。瓦尔兰的朋友克莱芒斯——和他一样是装订工人——曾谈到，他的声音“深厚而低沉”，“说话缓慢和沉着有力”。他经常应邀主持工人集会，但从不滥用这一职务赋予他的权威。每当会议陷入混乱或不必要地拖长时，他能巧妙地抓住要点，提纲挈领地对讨论作出总结。这些集会推动了工人觉悟水平的提高。“八个月的公众集会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积极主张改良的大多数工人都是拥护共产主义的。如同在1848年六月事件后不久一样，共产主义的口号今天激起了整个保守派阵营的强烈仇恨。波拿巴派、奥尔良派、教土和自由派无不异口同声地怒骂共产主义是奸贼、乱党和祸害”。[7]
瓦尔兰密切关注罢工运动。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罢工的声援。从1865年起，各行业工会建立了一个联合储蓄会。“凡加入储蓄会的各行业工会在其会员的会费中每周提取五生丁作为互助金，这一款项不作它用，专门用于帮助罢工工人。”[8]由于罢工的次数增多和时间拖长，储蓄会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互助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为此，瓦尔兰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劝告：“募捐是应该采用的一个手段，但决不可滥用。”[9]如果罢工次数太多，储蓄会怎么能负担得起？他劝说卢昂市索特维尔区的棉纺工人“首先应该相互支持，以便在斗争全面展开后，再取得其它地区工人兄弟的支持”。[10]每次罢工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对所有罢工全都适用的方法。有时应该把冲突全面铺开，有时则相反应表现耐心。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力量对比。例如，1869年秋，由于巴黎制革工人的罢工使雇主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皮革业雇主公会的会员便互相声援，对遭受损失的那几名雇主给予补贴。瓦尔兰写道看来，组成全国工商联合会的各雇主公会甚至有可能串通一起，让工人团体通过几次无休止的罢工把储蓄金消耗殆尽，从而把工人团体彻底搞垮。”[11]
瓦尔兰始终重视工人的日常斗争，“尽管我们经常受到某些革命者的攻击，他们指责我们过于注意细小问题，却看不到整个制度都应该改变”。[12]对于工资问题，瓦尔兰自然不是漠不关心的，但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间比提高工资更加重要。他坚信恶性循环的理论，认为提高工资势必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他写道：“今天，罢工只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努力似乎就在这循环中转个不停。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应付由投机造成的物价上涨。投机者为对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再一次抬高产品的价格，如此循环不已……”。[13]相反，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使工人有时间学习，思考他们受剥削的深刻原因和加强他们的组织。此外，罢工能促使“工人组织起来和互相声援”。通过罢工，工人可以表达更加普遍的要求。“人民渴望对产品实行更公正的分配；人民要求共享为少数人独占的利益……总之，必须解决社会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瓦尔兰指出，组织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武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马克思的结论是一致的：“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4]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瓦尔兰当然是知道的，因为它记载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上。
1869年春，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工会的发展，瓦尔兰及其伙伴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工人活动家应在什么条件下参加反对派的活动，以及各工会“联合”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政治问题虽然是个经常性问题，但它在选举期间显得特别尖锐。大选将在1869年5-6月间举行，瓦尔兰认为工人不能袖手旁观。他于1869年1月8日写信给奥布里说：“我愉快地获悉，您决定作为工人候选人参加竞选（在卢昂——布吕阿注）。里昂也有同样的想法。马赛已来信向我们了解情况。我希望大家不久能就此问题协商一致；尽管顽固的蒲鲁东分子会弃权，我们将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选举中较量一番，以表明人民与资产阶级已分道扬镯。”经过讨论，终于决定提出工人候选人单独参加竞选。实际上，参加竞选的工人候选人很少，在巴黎只有布里昂森一人，他是首都群众集会中最受欢迎的演说者之一。瓦尔兰撤回了竞选提名，但他在《致1869年的选民》上签了名。这份号召书提出的纲领值得重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未来的巴黎公社所执行的政策，废除常备军、武装全体公民，实行政教分离；官吏由选举产生；建立陪审团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国家负责对所有人实行义务的、全面的世俗教育，学生上学期间发放伙食津贴，废除学衔特权；保障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保障公职人员独立行使职权的自由；实行累进税和取消所有的间接税；金融公司一概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把它们改造为银行、船舶、铁路、运输、保险、矿山等公益事业；禁止对地方利益的任何侵犯，市镇、省区和殖民地由当地自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管理。国际总委员会1869年5月4日会议宣布，这个纲领是建立在国际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选举是反对派的一大胜利，他们所得的选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而在1867年则只占百分之十九。在大城市，特别在巴黎和里昂，选举结果表明工人群众不投政府候选人的票。因此，政府加紧挑衅活动，并于6月10日进行了一系列逮捕。暗探混杂在人群之中。瓦尔兰写道：“在捕人的当晚和第二夭，政府加强了军事布置。成连的骑兵如临大敌地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可笑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起来抵抗，唯有一些贵夫人乘着敝篷马车跟在骑兵后面，准备亲眼看看这场幻想的革命。幸而，公众舆论没有上这场险恶阴谋的当。公民们没有拿起武器，他们没有向政府提供它为再一次拯救社会所需要的机会”。[15]6月16日，军队向利卡马里的矿工开枪射击，十三名工人中弹身亡。10月8日，在阿韦龙地区的奥班，又有十四人惨遭杀害……
瓦尔兰对反对派的大部分当选议员都不信任。“我们认为，自由派联盟那伙人和帝国是同样危险的。我们在1848年六月事件中已领教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反对他们。”[16]1869年7月6日至12日，卡尔·马克思化名阿·威廉斯在巴黎作短期逗留。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库格曼说：“那里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17]六个月后，瓦尔兰又一次谈到选举：“在不久前举行的大选和补选中，社会主义派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人民欢迎激进党候选人，因而我们也不能不投他们的票，但这些候选人决不会履行社会主义派演说者要求他们许下的诺言，他们的一系列背信行为将使我们能够指出他们的无能和破除人民对他们的幻想。”[18]
在帝国政府处于全面危机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全体劳动者的团结和组织。瓦尔兰对职员工会和工人工会间建立的联系特别感到高兴。他指出，这一事实“打破了历来把职员和工人分为两个不同阶级的坏传统”。[19]瓦尔兰在1869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里祝贺劳动者在团结和组织这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在人类活动的各部门，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从此，不再只是产业工人感到组织的需要，店员首先已经向我们学习，看来，邮电、铁路等部门的职员也将以我们为榜样。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毫不畏惧地去迎接未来，就必须使全体劳动者同心协力”。[20]
第一步首先在巴黎迈出。巴黎的工人团体数量是不少的，现在应该使它们联合起来。类似的计划很早就有，但实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各行各业都有本位主义，政府又通过禁止集会设置了许多障碍。在瓦尔兰的坚持努力下，困难终于克服了，巴黎工会联合会于1869年11月14日成立。到1870年春，联合会集合了五十四个基层工会和四万名工会会员。瓦尔兰任联合会通讯书记，金属切割工泰斯任副书记。会址设在科尔特里广场六号（今科尔特里街十四号九瓦尔兰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他于11月30日写信给里沙尔说：“你们里昂的情况如何？你们打算成立联合会吗？这是十分必要的事。一旦巴黎、卢昂、里昂和马赛的联合会组织起来，我们马上就能成立全国联合会。这样，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力量，并在酝酿中的事件里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召开。作为巴黎装订工人支部代表出席大会的瓦尔兰表示乐观。“在巴黎，国际并没有死去，相反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气勃勃”。与法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意见相反，瓦尔兰主张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讨论遗产问题时，他站在巴枯宁一边，主张立即取消继承权，这和受马克思影响的总委员会意见相反，后者认为，“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起点的主张只能使劳动者离开对现社会的真正攻击目标”。瓦尔兰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力地维护集体主义的立场，反对所谓“个体主义”的立场。他自称是“非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鉴于瓦尔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巴枯宁分子在巴塞尔曾想尽办法来笼络他。虽然瓦尔兰确实受到了巴枯宁某些论点的影响，但他不是“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在大会期间，巴枯宁的门生詹姆斯·吉约姆曾把瓦尔兰拉到一位代表的房间，竭力劝说他加入巴枯宁派。事情似乎没有完全成功，瓦尔兰宁愿保持其独立见解。1870年初，他拒绝在一份反对马克思的意见书上签字，并认为这份意见书是“不恰当的”。总之，决不能说瓦尔兰是巴枯宁的亲信，他甚至不是坚决的巴枯宁分子。
瓦尔兰在分析形势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实际的态度。他于1869年12月4日写道：“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任何社会阶级和公民阶层都不再相信帝国还能够维持下去。然而，帝国尽管已老态龙钟，但它垮台的日期却还定不下来，它的寿命也许会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和希望的要长得多。”[21]三个星期以后，他说：“我应该告诉您，在我们的会议上，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我们对革命还没有准备好，我们需要花一、二年时间，通过报纸、集会和组织工人团体来开展积极的宣传，才能真正控制局势和保证使革命成果不被社会主义共和派所夺走。”[22]
因此，在瓦尔兰看来，掌握一份报纸对组织工人、展开宣传和进行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可是，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机关刊物《劳动报》于1869年12月停刊了；该报历来得到店员工会的支持，随着店员罢工的失败，它再也维持不下去。1869年12月19日，由罗什弗尔创办的日报《马赛曲报》出版了，1848年革命时代的老人米里哀尔担任社长兼经理，并专门负责处理该报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稿件。这是必须利用的一个好机会，瓦尔兰和国际的其它成员同意为该报撰稿。《马赛曲报》发行量很大，虽然时有起伏，但平均每天销售量总在五万份左右。除了国际成员的稿件外，该报还辟有《工人消息》的专栏，刊登召开工人集会的通知和有关报导。报纸还公布罢工捐款的清单。每当发生劳资冲突时，报纸均派员亲临现场采访。因此，《马赛曲报》于1870年初已成为法国工人阶级的日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瓦尔兰。
反对派的力量继续在加强。1870年1月10日，《马赛曲报》记者维克多·努瓦尔（原名伊万·沙尔蒙）被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所杀害。这位青年人并不很出名，但他是《马赛曲报》的记者，而杀人凶手是皇室成员，这就足以引起巴黎人民的愤慨。1月12日举行葬礼的那天，十万人上街游行，起义一触即发。政府命令所有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帝国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未能得逞，瓦尔兰对此表示庆幸。恩格斯在2月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真是幸运……在给努瓦尔送葬时没有出事；利用巴黎所有革命群众在发动攻击时把他们当场拿获，这正是迪拿巴分子求之不得的事。”[23]瓦尔兰认为，全靠罗什弗尔的努力，运动没有偏离方向：“他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和理智，因而没有下令让革命的优秀战士去送死。”[24]
工会联合会于1月13日开会，总结1月12日事件的经验教训。联合会的代表在维克多·努瓦尔下葬那天曾会见了各工会的成员，但由于事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主张“开战”，另一些人则主张“保持游行的和平性质”。瓦尔兰认为，“把领导权交给一个人或几个人”，这对人民的事业是危险的，“决不能让几个人左右运动的发展”。“我们决定，今后将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变化并随时共商对策。群众的情绪很高，革命在前进，决不能让革命偏离方向。”罗什弗尔于2月7日被捕。瓦尔兰、马隆和贡博特共同签署了一项抗议书。抗议书不是出自瓦尔兰的手笔，但包含了他的基本思想。“革命党人切莫上当；如果单靠挺起胸膛不怕牺牲就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回答他们的挑衅。但现在的问题是要保证革命的成功。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们又要三思而行。杯子已注满了水，迟早会漫溢出来。应该让革命自己来选择爆发的时机。”[25]
传讯瓦尔兰的传票发出了。2月13日，在参加了“锅社”的全体会议后，瓦尔兰被当局逮捕。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锅社”全体社员提出抗议。避居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成员（包括弗兰克尔在内）“也在抗议书上签名，反对无故逮捕瓦尔兰公民，同时向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位英勇战土表示同情”。瓦尔兰被拘押在桑台监狱，于2月26日未经审讯即行释放。
3月13日，瓦尔兰在里昂圆形大厅主持了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他在离开里昂时表现十分乐观：“大部分里昂工人为生活所迫举行了多次罢工，罢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受苦不单由于他们的经济条件，而且由于他们在现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罢工使他们寄希望于国际，希望通过国际取得其它各国兄弟的支持。他们过去把激进党的资产阶级议员当作革命者，随着这些议员的背叛，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从此彻底懂得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一项‘鉴于’的意义：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6]瓦尔兰离开里昂后来到克列索，并在该地建立了国际的一个支部。
瓦尔兰在外省旅行的同时，开始考虑把国际在巴黎的各个支部联合起来。联合各支部的主张完全是由瓦尔兰主动提出的。1870年4月19日，在一次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的会议上，这一主张获得了与会者的支持。会议象往常一样由瓦尔兰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因此，我们不应该再相信那些用空洞诺言骗取我们选票、而在执政后抛弃和背叛我们的人。剥削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有的向我们许诺天堂的公正，以换取我们盲目地服从压迫者。有的则不经我们的同意，自作主张地制造出用以镇压我们的法律。他们在本阶级中选拔官吏，使之成为让天平偏向主人一方的有力磋码。这一切今天都应该改变。国际业已破除了民族间的偏见，我们已经懂得应该对始终站在百万富翁一边的所谓天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受够了仁慈上帝的骗，它再也不灵了！那些所谓的平民演说家，当他们为了过议员的瘾而向我们乞求选票时，可以空口许愿，但对保护和争取我们权利的任何要求，他们却认为有损于他们的尊严；我们也不再相信他们了。我们向所有受苦和斗争的人们发出号召。力量和权利都在我们一边。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努力奋斗，反对现有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让我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一致。让我们各团体联合起来，从而扩大我们的行动。”
保尔·拉法格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4月20日写信对卡尔·马克思说，“这次会议开得何等好呀！与会成员都感到有统一行动的必要，工人阶级已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阶级的独立性，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假如您这位阶级斗争的骑土能参加这次集会，您一定会感到何等的兴奋。”就在这封信里，拉法格还谈到瓦尔兰有“极大的影响”，有组织者的真正才能。
国际的巴黎支部设在科尔特里街。瓦尔兰定期向国际总委员会报告巴黎的情况，他作了大量工作，使工人的相互声援越出了国界。在他的努力下，国际从此坚决地把重点放在行动方面，而国际最早的法国会员却把该组织当作一个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团体。
4月23日，政府决定组织一次公民投票，对以下的主题进行表决：“人民赞同皇帝自1860年以来对宪法进行的开明改革……”。政府的手腕玩得确实十分巧妙。如果投反对票，这似乎是拒绝改革；而如果投赞成票，则是对帝国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主张弃权。瓦尔兰也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无论就局部或就全体而言，我们始终是反对帝国的。任何人如果认为有权向人民提出问题而不允许人民对问题进行讨论，我们都决不接受……我们坚决主张成立世界社会共和国。我们反对公民投票及其任何结果，因而我们恳请劳工弟兄以各种形式实行弃权。”[27]
公民投票于1870年5月8日举行，投票结果为七百三十五万八千张赞成票对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九张反对票，弃权票也很多（一百八十九万四千六百八十一票）。但从大城市的情况看，响应弃权口号的工人为数不多，他们一般都出于对帝国的仇恨，跟着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塞纳省的结果是十八万四千张反对票对十三万八千张赞成票；在里昂，有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八张反对票对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张赞成票。反对票超过赞成票的城市还有圣艾蒂安、马赛、尼姆等。恩格斯于5月11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法国各大城市的选举结果很好。其它地方是假造的，可不必考虑。”[28]舞弊的事是可能有的。但还应该看到，大多数农民投了赞成票。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虽然也号召“乡村劳动者”弃权，但农村并没有受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相反，工人的立场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论他们投了反对票或是响应了国际的号召实行弃权。马克思对弃权的口号提得是否恰当没有发表意见，但他赞扬了法国的国际会员的作用。他写道：“我们的法国委员们向法国政府清楚地证明政治性的秘密团体和真正的工人联合会之间的差别。法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拘禁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等处的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们有一部分人逃到瑞士和比利时去了），就有多一倍的委员在报刊上发表勇敢而坚决的声明，宣布自己是它们的继承者（而且还有先见之明地附上了自己的私人地址）。法国政府终于做了我们希望已久的事情——把是帝国还是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变成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29]
其实，政府自己也觉察到了危险。它懂得危险来自何方，早在公民投票开始前，它已于4月30日下令通缉国际的会员。瓦尔兰当时在中部地区巡回宣传。他在索恩河畔夏龙的一位1848年时代的议员沙尔·布瓦赛家里暂避。开始，他在人劝说之下准备去瑞土。后来，他又感到后悔，换了火车转回巴黎。由于他的住地被监视，他住在他的老朋友、装订工朗思兰家里。伙伴们纷纷来向他劝说：何必自投罗网呢？瓦尔兰这才下了决心，动身去布鲁塞尔。欧仁·安斯接待了他，他化名昂利·巴费尔特，并在安特卫普的一家装订作坊中找到了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帝国对国际巴黎支部进行了第三次审判。7月5日，在逃的瓦尔兰以及马隆、缪拉、埃利贡、潘迪、若昂纳尔和贡博特被判一年徒刑，其它被告被判两个月徒刑。国际巴黎支部被解散。几天后，战争就爆发了。
8月19日，瓦尔兰在致玛丽·雅茨凯维奇的信中，对时局的发展怀着满腔的忧虑，他写道：“我们历来认为可以信赖的两大民族，如今已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卷到了互相残杀中去，国际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听说8月8日和9日发生了群众示威。“为什么巴黎人民在最初的军事失利后没有立即打碎帝国并让革命的法兰西去对付普鲁土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继续进行，人们打仗至少还有点道理，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却为拿破仑第三和威廉一世去流血丧命，这真是令人沮丧！”
瓦尔兰的这些话表现了他的懊恼情绪，但他没有忘记维克多·努瓦尔下葬那天的事。他懂得无组织和无领导的危害性.“尽管巴黎人最近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不能使我满意，我真想到巴黎去看看，以便参加群众游行和采取必要的行动。”布朗基主义者冒险攻打拉维叶特消防营的消息也传到了瓦尔兰的耳朵里，他认为“这次袭击行动的组织者简直是发疯”，“他们没有想到，在向人民发出号召以前，应该摸摸人民的脉搏和弄明白人民是否有热度”。他说了一些十分尖刻的话，责怪农民投票支持帝国，同时却又“为我们的外省遭到蹂蹒而感到痛苦”。他还为被捕同志的命运担忧。“他们怎能忍受圣泊拉惹监狱的拘押？”“无论如何，帝国在道义上已经死去，我希望我们不久将在巴黎见面。”
就在同一天，瓦尔兰还写信给昂利·巴赫鲁赫。他又一次抱怨自己陷于无所事事的境地，并接着说：“时机对开展宣传工作不太有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洛林和香巴尼平原上进行的杀人惨剧，忧虑地等待着这一流血斗争的结果，因而使社会问题完全被遗忘了。但战争不仅直接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摧残，并且将导致金融和工商业的凋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题将空前紧迫地重新提出。帝国现在已寿终正寝，改换政权已成为不可避免，恢复专制制度留下的创伤的任务也许将落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肩上。但我有点担心，我觉得巴黎人民自公民投票以来变得萎靡不振了。在头几个败仗已暴露出帝国政府的腐败后，巴黎人民为什么没有把帝国扔到阴沟里去？议员们表现软弱，这我能理解；但人民竟跟着他们软弱，这使我深感痛心。法兰西要避免亡国的耻辱，决不能依靠帝国那伙残渣余孽。总之，革命的法兰西一旦诞生，单是把普鲁土国王赶走就远远不够了。”
9月4日起义的成功使瓦尔兰结束了流亡生活并离开布鲁塞尔，据克莱芒斯日记上的记载，瓦尔兰于9月11日已回到巴黎，但也有可能他到达巴黎的日期比这更早些。
※ ※ ※
最初信奉互助主义的瓦尔兰，到了1870年，已公开主张集体主义或非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这表明他与蒲鲁东已断然决裂，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看到瓦尔兰的立场有时和马克思的估计不谋而合，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位法国活动家十分器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瓦尔兰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当时既没有流行，马克思自己也并不喜欢。此外，真正亲近马克思的公社社员还是弗兰克尔、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欧仁·杜邦和赛拉叶。
瓦尔兰是个十分典型的人物，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蒲鲁东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的日益分离。抱住蒲鲁东主义不放的那些人，即“狭隘的”或“落后的”蒲鲁东主义者，很快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历史上，人们可以划分两个阶段：蒲鲁东主义阶段和集体主义阶段。蒲鲁东主义的“开明派”战胜了“狭隘派”，这是应该归功于瓦尔兰的。我们已经知道，瓦尔兰在妇女劳动问题和教育问题上很早就同蒲鲁东的理论一刀两断，蒲鲁东在1865年发表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写道：“正如没有讹诈权、勒索权和偷盗权一样，也不应该有同盟罢工权，不应该有乱伦权和通奸权”。但是，瓦尔兰却全力以赴地帮助罢工者。不仅如此，他认为罢工以及各种工人斗争具有历史的意义。他写道：“国际工人协会支持罢工，因为这是劳动者为保住每天面包所应采取的唯一实际手段。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并不是要组织工人不停顿地同资本占有者作斗争。它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它准备实现劳动的彻底解放，使劳动者掌握为生产所必需的社会机构和天然要素。”[30]在组织工人方面，瓦尔兰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当他着手把国际的巴黎各支部联合起来时，他与托伦发生了冲突。拉法格后来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您知道，巴黎的蒲鲁东分子在第二帝国期间曾竭力反对巴黎各支部的联合，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由瓦尔兰、阿夫里阿尔、罗班、马隆等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之外。”[31]
瓦尔兰最初有明显的非政治倾向。如同蒲鲁东的影响一样，这一倾向反映了工人活动家对资产阶级政客的不信任。1848年六月事件的伤口没有愈合，工人活动家再也不能容忍卡芬雅克式的共和党人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瓦尔兰在一份有关波兰问题的意见书上签了名，这份意见书虽然对波兰的专制统治提出抗议，但在结论中却说：“作为出席一个经济性组织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认为对波兰的政体问题无权干预。”瓦尔兰对国家的性质缺少理性的认识，但他看到，帝国正倾全力为雇主效劳。因此，不反对帝国，就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工人的罢工必定遭到国家的强大军队的镇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克列索的施奈德不正是立法团的议长吗？因此，不可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截然分开。瓦尔兰于1869年8月6日写信给奥布里说：“您似乎认为我周围的人更关心政治革命而不注意社会改革。我应该告诉您，我们认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单有政治革命，这还等于零，但通过我们经历的种种逆境，我们感到，只要我们在如此专横的现政府下生活，就不可能组织社会革命。”瓦尔兰在致巴枯宁分子吉约姆的一封信里强调说：“法国目前的形势不允许社会主义派不问政治。当前，尽快推翻帝国是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者必须领导这一运动，否则就是失职如果我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我们将在面临彻底变革的法国无所作为。”[32]
越到后来，瓦尔兰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越加坚决。看来，他遇到了一些阻力，他在1870年3月8日致奥布里的信中写道：“假如您以为我重视政治运动而忽视社会主义运动，那您就错了。不，我所追求的政治事业完全是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但您应该明白，只要旧的政治国家不消灭，我们就搞不成任何社会改革！我们不能忘记，帝国目前已名存实亡，政府已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社会主义派竟为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所陶醉，总有一天当我们猛醒的时候，压在我们头上的主子将比现在的主子更加危险、更加有力和更加强大。我们在准备未来的社会组织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政治运动。”他在1870年4月16日的《平等报》上写道：“我们反对政治冷淡主义，因为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造成有害的后果。参加政治活动是我们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我们的伟大目标显然是彻底改造社会关系。因而，一切宣传鼓动都附属于社会主义运动，并只是它的手段。这一点已为我们工人协会的章程所确认，而我们是不应该同这个章程相抵触的。”
瓦尔兰对协调一致的政治斗争的关心，部分地说明了他对外省的重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巴黎被孤立。如果我们想到过去的1848年的六月事件和未来的公社起义，就足以衡量出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1月19日，瓦尔兰写信给巴斯特利卡说：“外省的援助可以分散政府的力量和使政府措手不及，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不久以后，即4月26日，他又写信给里沙尔说：“马隆给我来了一封信，据说您问他是否我们在组织革命小组。您且放心，我们正忙于做这件事。但一旦斗争在巴黎搞起来了，我们能否依靠你们来牵制敌人？如果我们通知你们，我们这里要动手，你们里昂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掀起一场运动？我已就这个问题同巴斯特里卡商妥，我们对马赛寄予信赖。应该使所有工业中心全都准备好。”
通过罢工，工人们既意识到他们遭受的剥削，也意识到他们的力量。但这种觉悟并不是自发的，还必须有一些忠实，积极和聪明的工人，即象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这样的“活动家”，去发动工人和去反对个体主义思想。瓦尔兰说：“我们历来任人虐待和剥削，因为我们是分散的和没有力量的；今天，人们开始重视我们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卫的能力……不久，当我们大家团结了起来，我们就能互相支持；由于我们人数最多，而且归根到底全部生产是我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就能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要求享有我们劳动的全部产品，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33]在瓦尔兰的推动下，装订工人工会很早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此外，瓦尔兰既参加工会的活动，又参加国际支部的活动；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科尔特里街领导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是同一些人。大部分宣言由两个组织共同签署。它们的合作十分密切，简直达到不可分的程度。当然，在对国际巴黎支部第三次审讯案中，被告强调了两个组织的不同，但这只是为对付帝国的迫害而采取的谨慎措施。就瓦尔兰而言，他从没有同意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分离的观点。
其所以如此，因为政治体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瓦尔兰写道：“可以说，迄今以来的政治国家无非是旨在建立权威和奴役群众的征服制的继续……权威的使命始终是要民众恪守为少数人利益而制订的法津。这一权威的严格和专横可以有程度的不同，但这并不改变经济关系的基础，即始终使劳动者听任资本占有者的支配。”因此，“即将到来的革命不应停留于简单地改变政府的名称”，“它应该解除劳动者所受的一切剥削”，既然社会财富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它应该用于为集体谋利”。[34]
取消所有“束缚我们的制度”是容易办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但建设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劳动者对此还没有达成共同的意见，少数人甚至还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之中”。[35]
瓦尔兰认为，未来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工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观点后来被否定了，但它在当时国际的法国支部成员中似乎占着上风。最初，工会会员“只想反抗资本的剥削或取得某些细小的改善”。但是，由于工会作为工人的组织而存在，它有利于工人“联络感情”，使他们习惯于“协商一致”，“管理自己的事务，集体讨论和研究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因为他们既是集体的成员，他们直接的个人利益也就不存在了”。这一分析同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分歧点在于对工会未来作用的认识。在瓦尔兰看来，工会“是未来社会建设中的天然要素”，它“将行使社会机构和组织生产的职能”。[36]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的残余或是巴枯宁的影响，也可能是在当时工人活动家身上依然十分活跃的手工业工人思想。总而言之，瓦尔兰认为，工会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生产者的组合。他反对实行“中央集权国家”的一切主张，反对“由国家任命厂长，再由厂长任命副厂长、监工、车间主任……从而造成劳动组织中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使工人成为没有自由和没有主动性的无意识的齿轮”。针对与卡贝的空想共产主义相类似的这种组织形式，瓦尔兰提出了建立在产品无偿交换基础上的另一种方案，这一方案和蒲鲁东的某些观点十分接近。“劳动者自己应有掌握和支配其劳动工具的自由，但必须以成本价格实行产品交换为条件，以便使各行业的劳动者相互提供服务”。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虽然也强调了合作社所能起到的决定作用，但他又补充说，全国生产应“按照总的计划”[37]来调节。
在政治方面，瓦尔兰似乎寻求一种代议制和直接民主制共存的方案。他对普遍意志的“执行”和“表达”作了区分。他写道：“说得更清楚些，我们能够同意执行权的代行，因为人民不能亲自执行其意志，但我们不同意立法权的代行；应该由人民自己投票通过法律。”暂且，“必须把同行业的人联合起来，然后再把各行业联合起来；目前，我们的努力仅限于此，以后再干别的事情。”[38]
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瓦尔兰从事的工人运动无疑促使了帝国的垮台。但共和国的领导人恰恰是瓦尔兰曾提醒他的伙伴需要警惕的那伙人，因而更有必要加紧组织群众并揭露那些利用群众和背叛群众的人。这正是瓦尔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所要进行的工作。
译自法国《思想》杂志第176期
（1974年7-8月合刊）第85-108页。
（承中 译）
[1] 《马赛曲报》1869年12月31日。
[2] 《马赛曲报》1870年1月20 日。
[3] 《贸易报》1869年6月20日。
[4] 致里沙尔的信，1869年6月20日。
[5] 《国际报》1869年5月7日。
[6] 致奥布里的信，1870年3月8日。
[7] 《平等报》1869年3月30日。
[8] 致里沙尔的信，1870年2月19日。
[9] 致奥布里的信，1869年1月8日。
[10] 同上。
[11] 致奥布里的信，1869年11月16日。
[12] 《马赛曲报》1870年1月20日。
[13]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15] 《平等报》1869年6月19日。
[16] 《平等报》1869年6月14日。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12页。
[18] 《平等报》1869年12月4日。
[19] 《贸易报》1869年6月20日。
[20]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21] 见《平等报》第46期。
[22] 致奥布里的信，1869年12月25日。
[2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8页。
[24] 致巴斯特利卡和里沙尔的信，1870年1月19日。
[25] 致里沙尔的信，1870年2月9 日。
[26] 《马赛曲报》1870年3月30日。
[27] ①致奥布里的信，1870年4月20日。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第49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第502页。
[30] 《贸易报》1869年8月29日。
[31] 拉法格致马克思的信，1871年口月9日。
[32] 致吉约姆的信，1869年12月25日。
[33] 《劳动报》1869年10月31日。
[34] 《马赛曲报》1870年3月11日。
[35] 致里沙尔的信，1869年11月20日。
[36] 《马赛曲报》1870年3月11日。
[3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票》第2卷第379页。
[38] 致安斯的信，1870年1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