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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主义
〔英〕乔·肖伯纳
1930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费边社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团体选用的名称。这些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84年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私人会议讨论一般社会问题，特别是讨论当时正在英国进行访问，而且正在竭力使群众对罗斯米尼哲学产生兴趣的苏格兰血统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戴维逊的观点。围绕戴维逊建立起来的团体在他返回美国后便分裂为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称为新生活联谊社，它存在了几年后便被人遗忘了。另一个比较注重实际的、战斗的和政治的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费边社。戴维逊的影响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费边社的性质是由它的发起人决定的，他们是专业人员和高级职员阶级中的一批有教养的人士，其中包括高级文官、证券经纪人、新闻记者和一般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是年龄不满三十岁的有着远大前程的青年人。
那时，社会主义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后，经历了一段声名狼藉和默默无闻的时期，已经以异乎寻常的力量和速度恢复了元气。由于亨利·乔治的演说和他的著作《进步与贫穷》而在1882年转向土地国有化的激进分子，随后又转向研究卡尔·马克思和蒲鲁东，并建立了土地国有化主义者协会、社会民主主义者协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协会。这些团体的目的都是救济雇佣工人，使之摆脱贫困。它们都在雇佣工人中吸收会员（应征会员必须发表公开演说，每周交纳一辨士会费），并且打算一直继续到绝大多数工人都加入它们的组织为止。那时，这些协会将按照乔治、马克思和蒲鲁东的路线改造欧洲社会。
这些协会只能进行鼓动和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由商业不景气造成的失业与痛苦表示抗议，此外，它们是既无前途又无用处的。它们对于这个运动的伟大传道师们的具有批判头脑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政治经验丰富的学生，是毫无吸引力的，更不消说那些具有统治和行政管理的实际知识的高级文官了。费边社给这些学生提供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即给他们本阶级的协会提供一个核心和一个显示某种学术气氛和稳健坚韧气质的名称。不仅名称别无其他含义，费边社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未定形的组织，他们可以随意地对它进行塑造。在若干年内，费边社的成员不到四十人，他们轮流在各家会客室里举行会议，他们每年掌握的会费不到四十镑。费边社没有规定固定的会费，而是由会员尽其所能地交纳会费。它不招募会员，对于容易激动或志向不同的申请者一概加以劝阻，必要时则拒绝接受。社员必须签署一篇声明，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接受费边社的纲领。这篇纲领阐明费边社的目的是：“用下述方法对社会进行重新改造：使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归公社所有，以谋公众的福利。”此外，还要“通过立宪办法将可以由社会经营的一切工业转移给公社”，和“建立公共利益以代替私人利益，作为调节生产、分配和服务的指导性的考虑”。
费边社成立不久就宣称它对社会主义教条采取独立的批判态度，同时确定了它的性质是主张立宪和讲求实际。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称为汉普斯泰德历史协会（由开会地点而得名）的团体——实际上是由费边社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查并否定了他的价值理论。然后又对蒲鲁东的著名论点即财产就是盗窃进行了不十分彻底的审查，主要是因为这部著作由于某种缘故被人们认为是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圣经”相对立的一种无政府主义信条。后来，费边社抛弃了这些批判做法，开始了有创见的、独立的研究。结果，在1889年发表了《费边论丛》。这本著作最初发行时每册售价六先令，由于风行一时，很快就印了一种比较便宜的版本，从而得以大规模地发行，直到现在仍未间断。在这些卓越的英文论文中，毫无马克思或蒲鲁东或1848年的革命老战士的任何痕迹。它的经济学是由李嘉图的地租法则和杰文斯的价值法则构成的，是严格正统的。国家参与生产性工业绝不是未经试验的、危险的、在经济上不合理的改革，它显然已经是一桩既成的事实，它的实施十分顺利，至今仍未引起人们注意。关于通过暴动这种物质力量实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突然转变的见解被嘲笑为“灾变性的社会主义”，并且遭到摒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被说成是普通的立宪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宗教中的异端被当作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而省略了。简言之，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个立宪政党的教义，这个政党同其他立宪政党完全一样，正在力求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牺牲其信徒的任何一般的尊严和道德。当社会主义者仍被普遍认为是非法的，并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本身浸透了革命浪漫性，以至他们对于接纳墨守成规的资产阶级和僧侣的任何企图都表示激烈反对的时候，这种看法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由于被人们普遍接受，因而很快就变得难以察觉了。
同时，费边派是抓住由于可能建立地方公有事业而给实践的社会主义提供的机会的第一个团体。1888年，地方政府法通过和伦敦郡参议会建立起来时，他们发行了一些小册子向郡参议员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完全没有涉及社会主义，而是请求候选人保证实行各种改良，包括各种形式的、没有私人商业承包人干预的直接地方自治事业，并且请求他们澄清在反对“道德上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反对废除低薪劳动方面的种种嫌疑。新团体的候选人，由于没有政纲和传统政策可以依据，于是便抓住这个提得非常巧妙的纲领，以及突然在伦敦以进步主义形式出现的通过地方自治贸易来供应公众需求和通过公平工资条款来确保工人利益的政策。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谴责，嘲笑它是“煤气和自来水的社会主义”，但是它在投票中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并且一直控制着伦敦，直到十九世纪末。这时，随南非战争而来的对官方自由主义的反应和独立教会反对根据1902年教育法由教会对英国小学进行补助而展开的示威，使老的议会自由党人得以把费边派进步党人驱逐出去而以自由党人来代替他们。这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郡参议会中的进步党由于不再是费边派，也就不再受人欢迎了。
费边社成功地迫使伦敦郡参议会接受了一个纲领，这一成就激励着他们向下议院开始行动。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渗透政策。这个词，由于他们的使用，在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政治中十分流行，通常被用来说明费边派的政策。费边社不象其他团体那样不同一切普通政治团体的成员接触，并拒绝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它不仅不限制自己的成员在其他方面的活动，而且实际上鼓励他们加入其他一切同意接受他们的团体，以便把社会主义思想渗透进这些团体，并且劝说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措施。他们注意到，不管当时是哪一个政党当政，反对派肯定是采取批判态度，肯定是急不可待地、吵吵闹闹地要求进行改革。根据这一点，当时处在反对派地位的自由党人首先被选中为渗透对象。他们的地方组织突然吸收了一批积极的、有才智的成员。自由党全国联合会不久以后就致力于实现一系列过去未曾有过的决议，即1891年该组织在新堡举行的年度代表会议通过的、后来所谓的新堡纲领。
1892年的普选——自由党领导人曾企图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进行竞选——证明了费边社的大胆断言，即英国工人（他们的处境在许多方面比爱尔兰人更糟）对自治问题“毫不关心”，必须就社会改革问题进行竞选。自由党候选人在初步摸到选民的脾气后，便匆忙散发费边主义的小册子，发表费边主义的演说，勉勉强强地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领袖对费边社不很了解，对新方针感到厌恶，认为它实际上很不明智，因而他们一上台就抛弃了新堡纲领。结果，两年后，费边社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人哪，回你们的帐篷去吧》的宣言，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卓有成效地运用它高深的政治知识对政府的借口——由于上院否定它的措施和它在下院只占微弱多数因而不可能实行任何进步立法——表示怀疑。费边派提出了新堡纲领中允诺的一系列只需要大臣们提笔一挥即可办到的行政改革。然而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答复。自由党的领袖们嗤之以鼻。罗兹伯里伯爵只是表示，他一直认为新堡纲领和所有的纲领一样是一个错误。政府过分低估了这一打击的力量，从1895年起成为反对派，长达十年之久。
这个打击结束了费边派的直接的政治影响。此后，自由党官方对他们非常厌恶，而且极不信任。费边派公开宣扬他们曾经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对自由党的攻击是他们原定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更加加深了对他们的厌恶和不信任。费边派原定的计划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把那篇宣言作为前言载入名为《关于工人运动的计划》的小册子重新发表（这本小册子规定了在议会中建立独立工党的路线）。.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把自由党看作进步的党和各项政治进步的必要工具，因此，无论是工人阶级或是自由党官员几乎都认为费边派对自由党的攻击是制造混乱、恶意中伤。对费边派的新策略仍然持反对态度的老的社会主义团体支持这样一种推论，即凡是攻击自由党的人，除去从极端革命观点出发的以外，必定是为了托利党的利益，或是受贿赂影响而这样做的。关于建立工党的计划没有被接受，费边社只能停步不前，后来他们暂时的坏名声又因南非战争爆发而更加恶化了。人们都以为，自由党反对派、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必定会把这场战争当作资本主义战争来加以反对，同时把布尔人当作战争的受害者予以支持。费边社在一本题为《费边主义和帝国》的小册子中意外地采取了相反的观点，出于某种在政府和“亲波尔分子”看来不很妥当的理由，不再支持陈腐的无法忍受的克鲁格总统的神权统治，并且宣布赞成按照可以使问题实际上得到彻底解决的办法联合起来的英属南非。费边社本来已经有托利主义之嫌，此刻更被加上沙文主义的罪名。当保守党的教育法案——教会学校靠公共救济金维持——继战争之后被提上日程时，费边社的嫌疑和自由劳工派对它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顶点。保守党的教育法案激起了所有老的非国教徒对教会的恶感，这种恶感是由世世代代的乡村牧师和乡绅们的不容异说和阶级偏见播下的，而消极抵抗运动就是它的表现。但是费边社又采取了出人意外的路线，要求政府出钱维持教会学校，理由是国内的一半学生别无其他学校可去，只有通过资助学校，国家才能进行视察和实行为消除它们的弊病所必需的整顿。
自由主义和费边主义之间完全是虚构的联盟的破裂，现在对所有的党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了。但是同时，关于在议会中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议已由一个新的团体，即凯尔·哈第和拉姆赛·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独立工党积极提出了。由于开展了关于这一建议的宣传，同自由党分离就成为取得工人信任的条件而不是障碍了。1900年，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时，费边派的合作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同意费边社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自由党和工党在1906年普选中取得巨大胜利后，工党终于成为议会中的一支力量。这时，费边社加入了工党，并被允许保留它在工人代表委员会内的代表。
那时，费边社的处境相对地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费边社成立二十二年期间，社会主义在整个欧洲已经费边主义化了。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八十年代由于宣传社会主义被俾斯麦驱逐后，流亡到了伦敦。他从费边派早期的热烈讨论中，听到老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一个主张宪制的、议会的和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纲领已经详细制定出来，他回到德国后，便立即领导了反对老的领袖的费边主义的反叛，即所谓的修正主义，使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法国的饶勒斯和意大利的屠拉梯变成了议会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他们在一切方面与当时费边主义的明显特征完全相同，而与费边派所取代的1848—1871年的老战士毫无共同之处。在澳大拉西亚，工党实际上获得了议会的多数，成立了政府，并把《费边论丛》和作为它的补充的大量《费边短评》中所提出和鼓吹的计划载入法律。在本质上，费边派不再是开拓者了，他们所开辟的基地已经被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占领了。
费边派的领袖们也不再是年轻人了。他们的个人能力使他们承担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同费边社激烈地争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使他们个人获得了声望，以致他们不能再不被人察觉地实行渗透政策。在费边社成立初期担任过若干年书记的悉尼·奥利弗先生（老奥利弗）在殖民地的公务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最后，他成为牙买加总督，不能再亲自参加费边社的会议。肖伯纳先生最初在美国和德国，后来在英国，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他以剧院代替费边社的讲台，以剧作的前言代替费边派小册子来作为他的主要宣传方法。悉尼·韦伯先生同比阿特里斯·波特尔女士——她在经济学和工业调查方面的才华是众所周知的——结婚后便献身于对工业民主的历史和结构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这项工作同他们夫妇的名字密不可分），以及创办和发展伦敦经济学校。安妮·贝赞特夫人，她的非凡口才多少年来曾使伦敦的一切公开会议听从费边社摆布，这时已经通过社会主义转向神学，并且从伦敦到了印度。格莱安·华莱士先生，费边派的另一个著作家，专心从事公共教育管理、讲学和撰写社会学著作。已故的休伯特·布兰德作为著名的记者，找到了一个新的讲台。另一个极有才干的著作家和记者威廉·克拉克过早地去世了。在欧文式社会主义及其美国派生物的研究方面颇负盛名的已故弗兰克·波德莫尔，由于对心灵研究的兴趣脱离了费边社。爱德华·R·皮斯先生在费边社成立时是证券经纪人，在重新加入费边社执委会担任书记之前数年已经成为细木工，因而亲身体验了手工艺工人的生活。这种大胆做法同悉尼·韦伯夫人的做法十分相似，她曾埋名隐姓在伦敦东头工人的陋室中进行工作，调查当地成衣业情况。皮斯先生后来写了一本费边社历史。
费边社这些创始人的名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后来的经历说明费边社是怎样对社会主义运动和一般政治思想产生一种同它的成员和人所共知的财力完全不相称的影响的。
费边社主要由于名称选择适当，吸引了一批才能出众的人。他们在著作和演说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人才汇集拢来的时候，他们由于青春年少、默默无闻，可以不被人察觉地加入各种团体，实现他们的宣传使命，并伪装普通的职业记者向报刊寄送他们的通讯。费边社成立最初十年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影响非常深远；但是由于当时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治问题上的争论和下院的日常党务工作，所以对此没有任何记载。费边社的一个成员说过，“我以青春的活力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两周有三次向广大听众发表持续一小时至四小时的长篇演说，演说之后还要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而这些却毫不为人注意。现在，我只要发表极为平常的谈话，肯定就会在五六份报纸上发现有错误的引用文字”。
1903年，费边社英明地吸收了赫·乔·威尔斯先生入社。他提请大家注意在我们过时的地方公有界限的范围内发展地方公有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后来，威尔斯先生试图利用费边社作为工具来进行他在他的《预见》中概述的社会改造。他的计划受到全社的热烈欢迎，但是他提出的内部改革方案中包括了让老的领导人退休的意见，因为他们熟练的辩论经验和灵活的主持会议和委员会的才能使他十分厌烦，他不愿使自己的建议适应他们的实际的评论。社员们在如此严重的破坏费边社传统的情况面前退缩了，于是威尔斯先生在建议遭到拒绝后便悄悄地退社了。
1907年，费边社向来提倡的“男女平等”的公民权利，被明确地写进它的书面纲领。
1909年，由于悉尼·韦伯夫人有效地渗入了皇家济贫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少数派报告。这篇报告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自封的社会主义者除外）支持，以致韦伯夫人不得不成立一个名义上的新协会来推行报告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费边社关于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和费边社关于废除济贫法，重新调整它的职能的建议。
这一时期，议会正试图以它自己的办法解决早期费边主义宣传曾向英国社会意识和殖民立法提出的社会问题。因此费边社忙于对政府的方法进行严厉的批判，其中著名的有关于1912年保险条例的批判。财务大臣在拟定这一条例时，忽视了费边派及其学校的调查和建议；而仿效德国的做法，从而重复了德国经验中的一切不妥当和错误，并且引起了可能在普选中使他的党遭到破坏的激烈宣传。老的费边主义的推动政治家的计划现在已经无用了，大臣们接受粗糙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且决心完全撇开费边派来实行这种社会主义。费边派对这批政治家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无知以及在解决影响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问题时的某种程度的独裁已经感到难以忍耐。因此，老的幕后操纵的办法必须抛弃而代之以公开的推动。为此必须掌握一个政治上和文字上质量很高的周刊，它能够象《观察家报》和《国家报》过去为工联主义和高尚的自由主义工作那样为集体主义工作。于是，费边派领导人在1913年创办了《新政治家》。这个刊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副刊，它们实际上是费边短评的发展。《新政治家》同费边社之间形式上没有正式的联系，但是由于编辑部和经理部主要都是费边派成员，《新政治家》实际上是费边社创办的，并且一直是它的公开喉舌，直到很久以后，它才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家独立的报刊。费边社的机关刊物《费边新闻》是一个月刊，1891年起出版，没有在费边社外流传。
1914-1918年的战争对费边社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它迫使政府在某些方面以直接的国家管理来代替私人商业，并以保证外汇来挽救银行。这些步骤的提出和采纳实际上不可能不遇到抗议。但是抗议是有限的，因为费边社已经教育公众和官方阶级坚定地采取国家行动而不顾及曼彻斯特学派的传统。实行前所未有的财产税制和附加财产税以支援战争的做法同费边社的宣传也是一致的。然而，战争暴露了国际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无用以及英国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无能和无知。因此费边社首次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它所谓的超国家的法律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并且通过它的研究部的国际协议委员会提出成立超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法庭的计划。这个计划发表在《新政治家》的副刊上。在此期间，费边社在伦敦举行了六次公开集会，由于肖伯纳先生是发言人，费边社接受了肖伯纳关于收入平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目的的宣传，但是费边社并没有完全致力于这个信条。
工党在议会中实现了同资本主义自由党的分离，并在那里组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全国性政治组织的独立政党。综观此后的费边社活动，可以看出，费边派正在逐渐摆脱幕后操纵和策略计谋，这些都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当时必须通过议会中的敌对政党进行工作，必须机智地取胜它们，而且当时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中只有他们对我们制度下的管理艺术有足够的了解，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其所以要摆脱过去的做法，是由于想恢复费边社在调查社会情况以及研究和实际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方面的真正作用。费边社的研究部变成了它的重心。在这里，一些已经多多少少脱离了费边社日常管理工作的老的领袖，暂时地同年轻一代一起重新开展他们的活动。这个团体作为工党的知识分子部门，在战后铁路和煤矿大罢工中以狂热的精力工作了几年。但是它的一些精力最充沛的青年社员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引起了分裂，结果他们背叛了费边社，工党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部。这个研究部实际上吞并和取代了费边社的研究部。在1922年的普选中，悉尼·韦伯先生作为大大增强了的反对党工党的成员进入了议会。这次选举标志着费边社的政治活动最终转向工党在议会中的前座议员席。
然而，费边社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和精干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它鼓舞和激励其他团体和舆论，只要有可能，就通过它们发挥作用。它的许多短评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它们的建议已经成为法律。但是最初的一些短评仍然销路很广。各省成立了地方费边社组织，其中最老的、最重要的就是利物浦的费边社。各大学的费边社组织的成员不断变动，它们继续存在了许多年，但是其中大多数在战后变成了工党大学俱乐部。著作界和政治界的知名人士中，在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加入过费边社的人，数目相当可观。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现在可能认为这段经历是播种他们的政治野燕麦，但是费边派在教育其领导人之后的下一代人方面所承担的工作已经在政治历史中留下了印记，也许还将或多或少继续影响政治历史，直到集体主义者对曼彻斯特学派的反作用达到极限或完全消失为止。
译自《费边短评》第233期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1-20页。
（陈慧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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