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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
阿·索布尔（Albert Soboul）
（陈林 译）
一
巴贝夫是法国革命活动家中间第一个克服了一切忠于人民事业的政治家曾经碰到的矛盾，也就是人的生存权利与保存私有制及经济自由之间的矛盾的人。他用他的思想和行动说明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因而成为新社会的倡导者。
象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一样，巴贝夫宣称：“普通的幸福生活”是社会的目的，而革命应该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幸福。但是，私有制必然造成不平等，而土地法即平均分配地产，“连一天也没有实现”（“因为在它制定出来之后的第一天就恢复了不平等”），所以，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和“保证每一个人以及他的众多的于孙后代富裕起来，而又不超过富裕水平”的唯一手段，是“建立公共管理，废除私有制，使每一个人从事他有能力做的工作，从事他懂得的生产，并且使他负有向公共仓库交纳自己劳动成果的义务；为分配消费品组织普通的管理机关，这种机关将编造出全体人员和全部消费品的统计表，并在仔细遵守平等原则的情况下主持分配这些产品”。[1]这个于法国共和国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代言者报》上的《平民宣言》中得到阐述的纲领，与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思想（无论前者或后者都留恋于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所有制）相比，是明显的新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明显的转变，因为巴贝夫宣传的财产和劳动共有是革命本身产生的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意识的最初表达形式。由于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一书，尽管共产主义还带有空想的性质，但它却在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历史中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
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人们去进一步研究巴贝夫主义。近半个世纪是以公布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原文作为标志的。但是，尽管发表了无数文章和研究成果，然而还找不到一位历史学家是用严肃的研究成果的代价来概括说明巴贝夫的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分散在各个地方，不过基本上是收藏在法国档案馆里，而且主要是在国家档案馆和索姆省档案馆里，以及在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档案馆里。着手这项工作的困难无疑是存在的。虽然由巴贝夫的私人文件组成的莫斯科巴贝夫档案资料，涉及热月之前他生活的第一个时期的材料特别丰富，但是在革命政府垮台之后，他与“为平等而密谋”相联的活动的历史，则基本上依靠法国的档案材料。毫无疑问，这种对文件的依赖情况也说明了巴贝夫的图书目录学的某些突出的特点。
在这样的研究工作的状态下，为了顺利地研究巴贝夫主义，最重要的首先是编辑巴贝夫的手稿目录和出版作品目录，以及把在各地收藏的档案资料编成可靠的目录[2]。在这种编目基础上，认真着手出版《人民代言者》的全集。这套全集应该由集体来编辑，并且应是国际专家组的兄弟合作的成果。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既利用收藏在法国各档案馆里的文件，也利用莫斯科的丰富的巴贝夫档案资料，全集应该从巴贝夫担任毕卡迪省的封建土地法顾问开始到他成为万多姆法庭的殉难者为止，反映出他的生活和活动的准确而全面的情况，这个情况要与他在法国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相符合。
巴贝夫主义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在这位无师自通者那里，共产主义理想无疑是博览群书的结果所产生的。但是，他不只是作了些幻想。在整个革命期间，他是位活动积极的人。巴贝夫正是在与他的故乡毕卡迪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中间，在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间，逐渐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事实上，不能把巴贝夫主义说成教条式的东西，而不过是由书本所启示的恢复“至福一千年”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已经由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革命的活动而得到丰富和检验，因而最终上升为体系。
在研究巴贝夫与杜布瓦从1785至1788年的通信的时候，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起源于书本这一事实不会引起怀疑。乔·勒费弗尔在描述巴贝夫的思想根源时，强调指出了卢梭、马布利的影响，而且尤其是摩莱里的影响[3]。维·姆·达林引用过的有用而准确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卢梭对巴贝夫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因为巴贝夫极其认真地研究过他的主要著作，而且不是象克洛德·马扎里克在1789年之前几年推测的那样，是根据其他一些作者所作的阐述，他读过《社会契约论》，对它作过思考并写过简短的笔记；他认为卢梭的《忏悔罪》是一部“分析的杰作”；他对《论不平等的起源》也作了这样的研究。正是从马布利那里，巴贝夫借用了“完全平等”的说法，更确切地说，是从马布利1776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法制和法律的原则》这本著作中借用来的。至于受摩莱里的影响，维·姆·达林则同意沃尔金的看法，是要晚得多了。[4]
为了弄清楚巴贝夫的思维方式和确定他的思想意识变化的阶段，不妨回忆一下空想社会主义者柯林尼昂，因为他的小册子曾同时激起过这位未来的人民代言者的热情和批判性的思考。
1786年，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巴贝夫长期以来只是在与阿腊斯科学院常任秘书杜布瓦·德·福赛的通信中从名称和评语上了解到这本小册子。后来真正弄清楚，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叫柯林尼昂的人写的，书名叫《世界彻底变化的预言者，依赖全体人民要有福利、良好教育和普遍的富裕》，[5]其副标题为《关于普遍存在的极端贫困的原因及其彻底消灭的方法的爱国回忆录提纲》。《世界彻底变化》是属于在果羹河岸存在着有牛奶河的国家的一类空想。杜布瓦·德·福赛是带点讽刺的口吻评价这个《提纲》的，可是巴贝夫却对它信以为真。他来自人民，不能不对人民幻想的老问题非常敏感。在人类社会里，最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和最可怕的贫困往往是为数众多的人命中注定的事，神话的国家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富裕和愉快的幻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柯林尼昂在对平均主义社会的描述中似乎事先已同巴贝夫的经济悲观主义划清了界限，因为他相信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资料的发展可以使人们预感到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出现。
柯林尼昂的小册子给巴贝夫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据巴贝夫自己承认，激起了他的热情。他在1787年3月21日致杜布瓦·德·福赛的信中，提出了“他喜欢幻想的头脑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民的社会制度是这个样子：在它的全体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占有绝对优势，人民所赖以生活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体人民，最后，所有一切东西，直至各种各样工业产品，都是公有的，那么，考虑到当今所取得的知识的总和，那么人民的状况也会是那样子的。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不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呢？这样的社会能否存在？能否找到完全平等分配的手段？”[6]
受到《预言者》的诺言鼓舞的巴贝夫，在1787年6月8日的信中称赞了“改革者的制度”，认为“在我们罪恶的世界中没有差异地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一份可供享受的财产和利益”太好了。他在把柯林尼昂同卢梭作比较时写道：“在我看来，我们的改革家比日内瓦公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有时听这个日内瓦公民说话，就象听一个无聊的幻想家说话一样。固然，他幻想得很好，但是我们的人幻想得更好。他象让·雅克那样深信，既然人们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个人就不应该占有什么东西，而应该共同地享用……但是，不是象卢梭做的那样要把我们打发到森林里居住，在橡树荫下充饥，从路旁最初偶然遇到的小溪里解渴……我们的改革家向我们每天提供四顿好吃的美餐，使我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并给我们每个家长提供价值成千路易多尔的漂亮的房屋。这就意昧着善于把社会生活的快乐同自然和原始的生活的惬意方面结合起来了”。[7]
但是，巴贝夫想的是实际运用改革者的制度，因此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来说，他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喜欢全国人民的改革家。可惜的是，他对于准备实行改革的方法什么也没有谈！”对于巴贝夫来说，共产主义不是文艺的创作，不是多愁善感的幻想，也不是道德的体系，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社会。
毫无疑问，正是巴贝夫在毕卡迪的经验对他的观点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于1760年出生在圣康坦。他父亲是征收盐税税关的一个职员，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女仆。巴贝夫在鲁耶、桑塔尔这些大型农业经济区居住过。在这些受领主剥削的毕卡迪乡村里，领主的剥削制度不能逃避开前封建土地法顾问和编制领主名单的委员巴贝夫的注意。到旧制度的末期，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农场的“联合”，也就是经济的集中，以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仍然保存着力量并且为保护自己的集体权利和村社习惯而联合起来的毕卡迪村社，对领主的剥削和大农场主——资本家手中的经济集中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巴贝夫由于本身的职业在八十年代已获得了直接的经验，熟悉毕卡迪省农民的生活、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斗争。“在领主档案的尘土中，我发现了贵族阶级掠夺土地的秘密。“乔·勒费弗尔已经指出过巴贝夫的这种“乡村经验”。维·姆·达林同意勒费弗尔的意见，并强调指出了这种社会环境对巴贝夫观点形成的影响[8]。巴贝夫由于与村社经常接触，因此还在革命之前就深信“真正平等”的思想。
从这个观点看，维·姆·达林发现的文件——巴贝夫在1786年6月1日之后写给杜布瓦·德·福赛的信非常重要。它提出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性质问题。对于乔·勒费弗尔说来，所谈的基本上是分配共产主义和消费共产主义。维·姆·达林认为巴贝夫在这封信中写的组织“集体农场”即真正的“友爱公社”具有重要意义。“……我将用集体农场取代一个人连续租用的农场：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个人将一起在这种农场劳动：从前当他们各自单独生活的时候，他们常在贫困中过日子；现在他们将变得很富足。”巴贝夫强调指出了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集体农场里……一切农活都按时进行，经常拥有可能性和足够的职工来完成一切工作。”它们同时具有道德的和物质的优越性：在集体农场其他最有价值的成果中间，是农场使人们接近起来这一优越性。在集体农场里，可以说是若干贫困的家庭联合成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些家庭从非常没有信心的状态过渡到了稳定的状态。它们是会从现今的一切灾难中和为着自己未来的忧心忡忡中解放出来的。”[1]
这已经是一种“集体劳动”了。由此可见，还在《为平等而密谋》之前十年，巴贝夫不仅提出了真正的权利平等和由此而来的分配平等问题，而且指出了集体经营经济方式的优越性。”在全体人民之间把土地分成均等的份额，就等于取消了土地给联合劳动提供的资源……”。但是，这还不是“共同地享用财富”。由于“我不想提出大土地占有制的合法性，因此也不想去彻底解决大农场，因为这种解决方法会使它们存在的原则本身受到怀疑。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是已经太晚，或是还为时太早”。巴贝夫仅仅对集体使用土地问题感到兴趣：“农场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保存着，但是它已经不是由一个农场主经营。我根据农场的规模将把一批为了经营起见而由共同契约联合起来的职工安排在农场主位置上”。[9]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集体占有就是对当时的规定施加某种压力。不过，在这样的时代，当社会解放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创立集体农场和友爱公社的方案倒是证明了思想上的重大独创性。诚然，巴贝夫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然而他早在革命之前就预感到组织集体劳动的必要性。
在土地集中加紧的同时，工业活动和资本主义、即手工工场阶段——“分散的手工工场”的资本主义对毕卡迪农村的渗透也增加了。维·姆·达林强调指出了巴贝夫对“特殊工人阶级”、“雇佣工人阶级”的注意，对他们在物价上涨和失业时期提出的要求的注意。[10]他从这个角度上分析了《永久纳税人名册》的《前言》，并引用了1789年的贫困请愿书和向1792年阿贝维尔复选人会议所提的建议。从这个观点看《哲学世界》的手稿也很重要。“想一想那些以工资作为生活的唯一来源的居民阶级不是民族的一部份，是令人苦恼的事。”[11]雇佣劳动者在八十年代生活条件的恶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在巴贝夫的思想意识中得到反映。尽管他的看法显得很肤浅，然而它们为研究工作打开了又一个方向：他对于与毕卡迪乡手工工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了解，对他的观点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789年，巴贝夫在《永久纳税人名册》的《前言》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12]他尖锐地批评了社会组织和财产结构“……社会法律为用阴谋、狡猾和随机应变等方法巧妙地占有社会财产提供了可能性”。巴贝夫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财产集中的结果，这种财产扩大了雇工的人数，而减少了工资的数量；他是在毕卡迪省中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写出这一点的。当时，他同意土地法，同意分配的社会主义，照1848年的说法，就是同意平分大地产，其中谁使用的份地就归谁所有。而在他去世之后，这种份地重新归公社支配。”公共的母亲——土地的分配应该只是终身的分配，而每份份地之所以不可转让，是为了使每个公民的财产经常牢牢地得到保障……”。法国有七千万法亩土地。巴贝夫推测，法国当时有二千四百万人口，每个家庭是四口人，这样按照六百万个家庭计算，每个家庭的耕地面积是十一法亩(1775年，雷梯夫·德·拉·市雷通在他的《堕入歧途的农民》中把土地分成十法亩一份的份地)。“每个家长：“可以使用多么好的一块土地啊！……”“有了这样一块耕种得很好的土地，就能保证多么象样的小康生活啊！若是人民接受了这种真正英明的、确切地与自然预先规定的一般规律（只有人类自己才敢违反这种规律）相适应的制度，那么在人民中间将会树立起怎样正直的气氛、怎样朴素的风尚和怎样永久不变的秩序啊！”
《永久纳税人名册》的《前言》是巴贝夫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巴贝夫本能地而且似乎是试探着力图把一些社会要求同他日常的职业活动联系起来。从含糊不清的空想中产生了社会的实践，但是从分配土地到财产公有的道路将更长。巴贝夫的革命活动对于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和成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
革命战士巴贝夫在1789年的《前言》中阐述了他的平均主义思想之后，现在使这些思想在实践中经受着考验。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布了权利平等。但是在革命高涨期间出现了生活资料即必不可缺少的面包问题，这就很快暴露出这种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巴贝夫的理论思考是与争取具体的社会要求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不象马迪厄所认为的那样，是他的活动的外部装饰品，与他的真正政治甚少联系。相反，在莫·多芒热.和乔·勒费弗尔看来，尤其是在维·姆·达林看来，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他的政治的主要核心。这些思想不仅鼓舞了“为和平而密谋”的活动，而且鼓舞了巴贝夫从1789至1794年的革命活动。
巴贝夫作为一个理论家还具有“策略的智慧”。继莫·多芒热和卡·德·特纳桑[13]之后，维·姆·达林特别强调指山了这一点。巴贝夫作为一个娴熟的策略家，是不愿意过多地显露自己的。他在1791年9月10日从瓦兹寄给库帕的信中对这点作了解释。“我重说一遍，这是这样一些考虑，就是绝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让大家知道”[14]。但是，尽管巴贝夫用的是拐弯抹角的方怯，然而他总是向往“最终目的”。在所有革命转折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平等”的拥护者。他在1786一1787年常用的这种说法，在1791年写给库帕的信中以及在1793年写的《无套裤汉的立法》草案中，重新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他在1794年(共和二年雨月15日)给他儿子也的信中写道“……我同时竭力解释说，法国人民很有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幸福的终结一一达到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为止”[15]。
巴贝夫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使革命达到这一目的。1793年4月巴贝夫被控诉犯有伪造罪，受到迫害，为他的“没有面包的”孩于忧心忡忡。他自我安慰说：“我希望他们把我看作全世界将为之感谢的父亲，并且世世代代的各族人民将把我看作人类的救星”。[16]多芒热曾经指出过巴贝夫性格中的这些救世主降临说的特点。[17]只有深信必须进行彻底社会改革的人和深信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书信。维·姆·达林认为，这是了解巴贝夫的活动的关键之一。
巴贝夫参加1790至1792年毕卡迪省的土地运动，并且获得了最初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经验。这次参加不仅对于了解他的活动很重要，而且对于深刻理解旨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贵族的革命也很重要。尽管巴贝夫的活动就其必要性来说仅限于这个地区的范围，然而他提出了彻底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无可争议地回答了整个法国农民群众的要求，尤其是无地农民的要求。他揭露了8月5日至11日的法令虚假地废除封建制度。从1789至1792年，“……在制宪议会的法令中那样经常提到的虚假的废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制度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18]巴贝夫要求不付赎金地废除封建赋役，除此之外，并要求没收封建的地产，“凡是封建主和领主的土地现在应该进行拍卖(1792年1月)”。[19]他还要求规定出卖教会的财产并以长期租赁的形式把它们发给“贫苦的农民”（1790年5月）。他要求分配公社的土地不是使它们变为农民己有，而是享用土地所提供的收入。总之，他要求的是土地法令。
乔·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了罗伯斯比尔派缺乏“有效的贯通一切的土地政策”。巴贝夫在遇到毕卡迪乡的实际情况时，善于制定出使乡村无套裤汉得到满足的纲领。弄清楚这点，是维·姆·达林研究了巴贝夫的有关1790至1792年的私人文件，而在对巴贝夫的研究工作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作为战士的而不是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巴贝夫不可能象共和二年的罗伯斯比尔派那样，用保持革命力量的平衡，来保证反贵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谁明显地站在无地农民、短工和小土地所有者一边，谁就会冒着遭到农民一一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的反对。在毕卡迪乡如同在法国其他地区一佯，乡村居民并不都是相同的，他们只是因为反对贵族才联合起来的。
在所有这些波折和革命战役中，巴贝夫没有忘记“最终目的”一一实现完全平等.所以土地法对他来说是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他在1791年8月20日致库帕的信中写道，“谁能拥护有名无实的平等？”不能用“平等”一词来使不关重要的交易神圣化；平等应该达到重大的和肯定的结果，造成显著的影响，而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抽象概念。平等不是文法和立法的烦琐哲学问题。在平等方面，模棱两可的解释可能不比在数字方面的多。这里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表达。[20]他在1791年9月10日的信中写道：“……由此有义务和必要为大多数愿意工作而却没有工作的人民提供生存的手段。土地法，真正的平等……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因而也就是对所有的人有正当保障的面包的要求，亦即土地法的要求，必不可免地应该根据整个这种平等而产生……”[21]
1793年春天和夏天，巴贝夫在巴黎粮食管理机关的工作，还有他对于革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思考，给他指出了平均分配的实际可能性。这个阅历成了他达到“最终目的”的新阶段。正是在这段时间，巴贝夫完成了《无套裤汉的立法，或完全平等》的这部著作。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在宗教信仰方面，巴贝夫明显地不同于邦纳罗蒂，比罗伯斯比尔的自然神论走得更远。也不限于对天主教的否定：“……我于1790年公开地宣布与天主教脱离关系……”。他宣称自己是非基督教徒，他甚至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宗教仪式的自由政策：“罗伯斯比尔号召全体法国人对宗教问题保持沉默”。巴贝夫也抨击过卢梭：“当卢梭颂扬与他(耶稣〉和他的公正性的时候，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显得这样的渺小”；他还反对过份颂扬“无套裤汉耶稣”的阿贝尔[22]；巴贝夫打算撰写一部《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平史》，“即对普及教育有益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将指出“这位博得过多荣誉的人是什么东西？而他的行为目的又是怎么样的？”[23]
在政治方面，巴贝夫在革命政府和雅各宾集权期间表现出他是直接民主的拥护者。从1789年末，他对立法者和选举组成的议会产生了不信任“人民应应有否决权”。在巴贝夫于1791年9月10日致库帕的第二封信中，重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让作为真正主权的否决权归于人民吧！”[24]1790年，巴贝夫悍卫了巴黎选区的自治[25]。应该指出，巴贝夫的这个思想决不是原来就有的。显而易见，它直接来源于卢梭[26]，井且是与巴黎无套裤汉战士的政治意向明显相吻合的。
毫无疑问，这种对直接民主的热忱说明了巴贝夫在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之后的日子里的立场：他是个毫不妥协的反罗伯斯比尔的人。他在自己的小册手《论荒芜人烟的制度》[27]中，在共和三年年初谴责了革命政府和恐怖制度。但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破坏和在共和三年1794一1795年）严寒冬季人民的极端贫困，使巴贝夫在政变之后认识到最高限价、规定价格、管理经济的详细办法以及部份地实行生产同分配的国有化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使他认识到包括革命政府对军队采取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时隔不久，巴贝夫在《平民宣言》中写道（1795年11月30日）：“须知这样的管理（社会管理）在实践中已经实现，因为在我们十二个集团军中（可能是小规模地，也可能是大规模地）的一百二十万人采用了它；须知只有这佯的管理可以达到社会的目的一一普遍的幸福生活，达到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普遍幸福生活。[28]
三
艰难的一步终于迈出了。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巴贝夫在致热尔门的信中阐明了他的体系的行动结构。[29]
巴贝夫开始批判了“杀人和抢劫性的”贸易，他谴责了“受资本操纵的野蛮的法律”。“在那种掺杂着虚伪和组成我们当今社会制度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的形式中进行的贸易，不过是大量最极端的舞弊行为。”巴贝夫把”从事生产并真正在工作的绝大多数人“与”脑满肠肥的、非生产的、只关心满足自己的贪欲的少数人”作了对比，祝愿这个大多数人中的“所有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谁都不会感到贫困，也不会感到疲乏……这里既不需要高贵者，也不需要卑贱者，既不需要优等人，也不需要劣等人；作为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正是构成社会的一些人是这种成员)的努力和意向，应该经常以伟大的友谊目标作为目的，谋求普遍的繁荣昌盛，谋求无穷尽的、永久幸福生活的源泉”。
巴贝夫接着谈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指出了应当如何组织生产和分配。“让每一个人有他需要认真去完成的义务，而这种义务可以使他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又不超过这个限度”。不要任何商人和买卖人，而只要“分配方面的代理人”。“……所有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人将为公共仓库劳动；每个劳动者将把自己的个体劳动产品送到那里去，而担任分配的人已经不是代表他自己个人，而是按照大家庭的委托，把整个联合会的产品总量的平均的和不同的份额分发给每一个公民”。
这封于共和三年热月10日致热尔门的信似乎是巴贝夫主义社会批评的基础，也是他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计划的基础。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写进了刊在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人民代言人报》上的《平民宣言》。在那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阐述在几页光芒四射的纸上。[30]“我们将确定这样的所有制，我们将证明土地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全体。我们将证明一个人占有的土地超过了可以养活他的数量，就是向社会的盗窃。我们将证明转让虚构的权利是一种卑鄙的图谋，它对人民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将证明家庭遗产是一种很大的祸害。我们将证明一个人如果没有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那只是由于社会财产的盗窃者侵占了他个人的自然财产的结果；同样，一个人拥有的一切超过了满足他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的数量，就是向联合会的其他成员盗窃的结果……”成千人大声地说：“那么你要求土地法吗？”不，要求的比土地法更多。我们知道，可能会提出什么样的无法反驳的理由来反对这种要求。人们会用充分的论据对我们说，“土地法连一天也没有存在过，因为在它制定出来之后的第二天重新产生了不平等”。公共的幸福生活要求真正的平等；这决不是作不到的幻想。“达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公共的管理，取消私有制，使每一个人从事他能够做的事情，进行他熟悉的生产；与此同时，他必须把他的劳动产品交到公共仓库；在组织内部，为了分配消费品，一般管理机关将对所有的人和所有消费品编出统计表，并在极其谨慎地遵循平等的情况下分配这些消费品”。
因此，所有的人的命运是固定的，没有一个联合会的成员不依赖于幸福的或不幸福的情况。社会规定必须排除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候由于他的知识而变得比与他平静的任何人更加富有、更有实力和更加知名的希望。巴贝夫断言：“如果教育是不平等的，是联合会的部份成员特有的财产，那么这种教育骇人听闻到什么程度啊！”这种土地平均主义也包含了某些道德问题；“保证每个人及其后代(不管人数怎么众多)有足够的东西，然而又不超过足够的限度”。那时不仅“界限、栅栏、围墙和门锁”将会消失，而且争执和审判、盗窃和谋杀、“一切犯罪行为”以及“嫉妒、依赖、贪婪、自豪感、欺骗、表里不一和一切恶习”也会消失。同时，使我们大家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明天或经过一个月或经过一年可能落到我们头上的有关我们老年、我们孩子和孙子的命运”感到永远不安的一切东西也会消失。《宣言》最后带有预言性地号召说：“人民！为了希望觉醒吧！……为着幸福前途的到来高兴吧！……一切灾难已经达到极限，它们不可能再多了；它们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会被消灭！这样，就让一切遭到毁灭吧！让各种自发势力混乱起来，搅在一起，发生冲突吧！让一切变得混乱并从这种混乱中产生出新的重建的世界吧！”
巴贝夫主义并不仅仅归结为这几篇与1795年有关系而由巴贝夫亲自写的著名文章。在作为人民代言人而生活的随后的年月里，他全神贯注于政治活动和组织密谋，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较少。然而，应该指出巴贝夫写的其他一些文章的概述，指出邦纳罗蒂写的《对人民代言人的学说分析》和《经济法令草案》[31]；指出西尔万·马雷萨尔的著名的《平等派宣言队》[32]，而且无疑还要指出邦纳罗蒂于1828年在布鲁塞尔发表的《以巴贝夫的密谋命名的为平等而密谋》[33]的历史。在共和四年的一批共产主义活动家中间，巴贝夫是最伟大的活动家，因为他是思想和行动的巨人。然而，作为社会革命实践体系的巴贝夫主义，毕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 ※ ※
人们通常认为巴贝夫主义是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共产主义，即主张“财产共有”和集体所有制。那么，共同劳动是怎样的呢？更确切地说，劳动组织的情况怎样呢？如果看一看巴贝夫思想发展E的整个路子，那么可以确定，从他的故乡毕卡迪省的土地问题来看，他是预感到集体组织农业劳动的必要性。但是，可否在关于“集体农场”的概述基础上作出关于生产方面的共产主义结论呢？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巴贝夫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而他也没有准确地说明，他将怎样组织“共同劳动”。
然而，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仍被说成农业的性质。毫无疑问，他关心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他非常熟悉毕卡迪省的手工工场的社会问题，如同熟悉巴黎劳动者阶级的境况一样。他的某些说法就是由此产生的。但是，他忽视了由于资本主义集中和使用机器而出现的工业生产高涨的重要事实。
巴贝夫的批评思想主要指向农业生产和交换方式，指向保留着的封建关系和正在产生的农业资本主义，指向商业资本主义；他没有看到在旧社会内部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巴贝夫比较喜欢旧的经济形式，其中包括手工业，他根本没有描述建立在消费品极为丰富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说明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经挤上的悲观主义。[34]
巴贝夫没有专门研究经济，他最感兴趣的是社会制度。他对旧制度下的经济生活和革命时期的能济生活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比所有其他情况更严重的是饥饿、神圣的饥饿”，他在共和四年芽月《人民代言人报》第5期上这样写道：当人民因饥饿而死亡时，“民族财富”一词意味着什么呢？当人们鼠巴贝夫本人那样苟且偷安而对更美好的前景失去希望时，怎么能使自己信服存在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呢？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既不是“按需分配”，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根据可能”，因为所说的是要平均地分担贫穷。消费限制在最必需的范围之内；各种够吃的食物、结实的衣服、于健康有益的住宅、初级教育、人人容易解的“治病技术”。所有多余的东西应该取消，而未来将得到保障。我们用杰·多特里的话说，巴贝夫在平等中看到的幸福生活是“他的一种社会保证，是要最终对起码的生活费用确立信心”。[35]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巴贝夫内心的不安。他象卢梭一样，把“正当的、适度的福利”视为风尚纯洁的保证；他谴责了奢侈。这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意昧着把生活必需变成了美德。法国当时农业和手王业占优势的一些条件，资本主义的集中程度不高和缺少大规模的生产，以及巴贝夫本人的性格和他的社会经验，都使得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诺言的质朴性质。还不可能很快富裕起来；关于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定量配售制度的回忆描绘了一幅最近的将来有说服力的图景。因此，这就确定了巴贝夫主义的地位一一介于启蒙世纪的讲道德的共产主义空想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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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能认为巴贝夫主义只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巴贝夫，也是一位活动家。“平等派密谋”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最初尝试。因此，应该回忆一下这次密谋的历史，至少应该指出它的某些特点。
密谋组织的特点是放弃人民运动迄今使用的一些方法。这种密谋组织给革命历史和革命实践惜来了毋庸置疑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一些。人们通常的说法是，密谋是从上面组织的，这无疑是这样的，不过，它仍然是依靠了人民起义，而不是依靠国家改革或者按照布朗基精神那样出其不意的勇敢攻击。它坚决要求严守秘密，制定必要的地下活动的规则。[36]然而，1792年8月10日事件难道不是由秘密建立起来的起义公社准备的吗？而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起义难道不是由秘密的主教任期委员会准备的吗？
至于密谋本身的组织，那么按照莫·多芒热的说法，它的特点是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在秘密组织的核心，是一个由巴贝夫为首的实行集体领导的小组，即秘密的执政内阁，这些人“把民主政治的各种分散的思路连接到一点上，以便使它们同样地有方向”。因此，出现了集中的必要性，而这种集中曾经是雅各宾派的主要特点。领导核心所依靠的是人数不多的、处于地下的、经过考验的战士，他们是“主要的”和“中间的”联系代表，即“革命代表”[37]。然后是同情者一一怀有共和二年精神的爱国者和民主派，他们是不让知道密谋的秘密的，也不知道“具体的目的”；他们大概也不分享新的革命理想；他们是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基层战士；最后，则是必须吸引在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所以，密谋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规定与群众进行必要联系的任务看来4没有彻底解决。那么这项任务是不是一般地提出来了呢？一些主要的指示、禁令和口号很容易地从上面传到了基层，但是从小组到代表、从代表到秘密的执政内阁的消息却到达不了，或者到达得很差。没有一个文件指出怎样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建立起爱国者会议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还远未达到明确的有组织的政党的概念。革命先锋队看来是与它想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相脱离的。马拉的任命独裁者的要求结果成了集中的集体领导。但是，这种领导与群众的联系并不如在革命期间伟大的人民运动所证明的小组实践中的联系那样密切。
在起义胜利和最初的目的达到之后，也就是在摧毁旧的国家（以及共和三年那部“按其产生是不合法的、按其精神是带有压迫性的、按其构想是带有暴虐性的”宪法）之后，出现了革命政权的问题。这里如同邦纳罗蒂发表的《为平等而密谋》的历史所认为的那样，“在推翻贵族政权和最终确立人民宪法之间”显出了过渡阶段的必要性[38]。在夺取政权之后，指望在政治民主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普选方法举行会议，那是幼稚的。“如此奇怪地失掉自然秩序的人民根本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选举，它所需要的是某种特殊的手段，这种手段能够使它重新处于这样的地位，即能够真正地、而不是虚 假地行使它的主权”。因此，主要地是必须要有为改造社会和建立新的制度所经常需要的“特别的政权”。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革命的临时政权，是为了永远消灭平等的天然敌入对人民的影响，把执行革命制度所必须的团结和意志归还给它”。[39]
那么，这种过渡性的政权是怎么样的呢？根据秘密执政内阁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看，也就是从邦纳罗蒂在著作中所描写的情况来看，曾经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40]雅各宾派的建议是：召开经过整顿的国民公会。这种国民公会“按法律来说被认为是存在的”；接照马拉的传统做法是：“把最高权力交一个由独裁者或领导人任命的人”；按照“不正确地称之为阿贝尔报的通俗概念”是，“起义的巴黎人民”委任共和国临时政府。头两种解决办法被否定了；至于整顿过的国民公会，那么工作能力的要求则压倒了合法性的想法；至于独裁者，那选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何况“普遍的成见看来不可能战胜”，也就是人民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权力、甚至起源于革命的个人权力的敌视是不可能战胜的。至于第三种解决办 法，秘密执政内阁怀疑它能为革命效能提供必要的保证。由此采取了两项决定，而这两项决定的目的在于弄清楚人民的意愿并指导这种意愿；起初是很慎重地收集民主派的情况，在选举时提出民主派的候选人；其次一项决定是，“当革命获得成功时，(秘密执政内阁)将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并且将注视新的议会的活动”。[41]
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强调说明巴贝夫主义在当代革命经验的历史中的意义。巴贝夫主义在继承了两种革命传统一一无套裤汉的传统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一之后，善于越出这两种传统的范围，把更加深入研究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传给了十九世纪。巴贝夫主义与布朗基主义不管它们有怎样的区别，它们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由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起来的这些思想对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万多姆最高法庭对巴贝夫和达尔台判处了死刑。他们仿效古代社会的英雄的榜样，企图自尽，执刑者们却把血迹斑斑的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巴贝夫在他致妻子和孩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请给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写信吧！告诉她们我是怎样死的，并努力使这些善良的人们明白，这样的死是光荣的，根本不是可耻的。永别了！ 我正沉浸在令人愉快的梦中”。[42]
《为平等而密谋》和巴贝夫主义的意义只有在随后的十九世范围内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在革命和执政内阁史上，它们无疑地不过是改变了政治均势、但是却没有获得深刻的社会反响的一段插曲。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在那时初次获得了政治力量。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的密谋”在社会主义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
1828年，邦纳罗蒂遵照巴贝夫生前的遗愿，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以巴贝夫密谋命名的为平等而密谋》的历史。这部著作对三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复兴给予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这部著作，巴贝夫主义成了共产主义思想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正是这个原因，以邦纳罗蒂的著作发表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对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的兴趣一直没有消失。现在巴贝夫的最完整的全集的出版是这种不断增长的兴趣的明显的证明。
(译自《巴贝夫全集》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8页)
原载《论巴贝夫主义》（作者：维姆·达林等）商务印书馆，1983.
[1]莫·多芒热：《巴贝夫选集》，巴黎1925年版，第261－162页。
[2]维·达林、阿·塞特、阿·索布尔：《巴贝夫的手稿和出版作品目录》，巴黎，1966年。
[3]乔·勒费弗尔：《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起源》；乔·勒费弗尔：《法国革命论丛》，巴黎，1954年。
[4]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莫斯科，1963年，第116页。
[5]《全体人民的福利、良好教育和普遍的富裕是整个世界变革的预兆》，伦敦，1786年。
[6]M·雷纳尔编：《巴贝夫与阿腊斯科学院的通信录（1785-1788）》，巴黎，1961年版，第72页。
[7]同上书，第109页.
[8]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3章。
[9] 《巴贝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75年版，第63-67、97页。
[10]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180页和以下各页。
[11] 同上书，第354页。
[12] 巴贝夫是封建土地法顾问，因而能对封建反动势力作出判断。但是，封建土地法顾问必须既是档案保管员，又是土地测量员。这样就产生了《永久纳税人名册》。
[13] 卡·德·特纳桑：《巴贝夫主义者：从空想到实践的社会主义》，见《过去和现在》杂志，1962年，第22期。
[14] 《巴贝夫选集》，第127页。
[15]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590-592页。
[16] 同上书，第526页。
[17] 奥·多芒热：《巴贝夫的性格与教育》，见《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问题》，巴黎，1963年，第11页。
[18]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462页。
[19] 同上书，第386页。
[20] 《巴贝夫选集》，第108页。
[21] 同上书，第125页。
[22]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564、569、574页。
[23] 同上书，第571页。还可以参见：《巴贝夫选集》，第262页；《法国革命的历史分析》，1964年，第100页。
[24] 《巴贝夫选集》，第128页。
[25] 《法国革命的历史分析》，1958年，第84页。
[26] 维·姆·达林：《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第262页。
[27] 巴贝夫：《论荒芜人烟的制度》，巴黎，共和三年。
[28] 《巴贝夫选集》，第262页。
[29] 《巴贝夫选集》，第207页。
[30] 《巴贝夫选集》，第250页。
[31] 这些文章是第8号和第29号证明文件。它们是由邦纳罗蒂作为《为平等而密谋》的历史的附录公开的。
[32] 邦纳罗蒂公开的第7号证明文件
[33] 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布鲁塞尔，1828年。
[34] 杰·多特里：《巴贝夫的经济悲观主义和乌托邦的历史》，载《法国革命的历史分析》，1961年，第215页。.
[35] 但是，杰·多特里的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认真分析。
[36] 见《秘密的执政内阁给每个主要革命代表发布的第一个指令》——邦纳罗蒂公布的第六批证明文件。
[37] 见《总数为十二名主要代表的组织，以及中间代表的组织，他们每个人的首要职责》——邦纳罗蒂公布的第五批证明文件。
[38] 邦纳罗蒂的用语：“代替共和三年政府的权力”，“代替现存权力的权力”。见《为平等而密谋》，巴黎，1957年，第1卷，第84、109页。
[39] 关于这个观点，可以参看邦纳罗蒂的意见：“在我看来，法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国民公会的恐惧和动摇的经验足以说明，在不平等制度和专制制度下形成自己观点的人民，在革命复兴初期是很少能够通过选举来确定领导革命和完成革命的人的。”见《为平等而密谋》，1957年版，第1卷，第85页。
[40] 同上书，第85页。
[41] 邦纳罗蒂：“建议起义的巴黎人民建立一个每省派一位民主主义者参加的机关。”见《为平等而密谋》，1957年，第1卷，第114页。
[42] 《巴贝夫选集》，第300页（没有日期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