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文革”在中国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在市场经济改革派眼里，“文革”是“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在自由派眼里，“文革”是女权运动和#MeToo运动；在方方们眼里，“文革”是兔小将和高调合唱大批判；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文革”是香港人砸红绿灯和美国人推倒奴隶主雕像；在许多朋友圈异见人士眼里，“文革”是至高无上的领袖、“党领导一切”和文字狱……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词，能够像“文革”一样被平等而博爱地套在政治光谱从左到右、从进步到反动、从建制到反建制的各色人物和事件身上。这个词身上承载着现代中国人对政治最深刻的恐惧，也反映出人们对这恐惧本身惊人的无知。
　　如果去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问：“文革是什么？”那么很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迫害知识分子”“铺天盖地的政治标语”“文字狱”。但悖谬在于，此三者在“政治失序”发生之前的十七年里也从未缺位，而打倒前十七年体制恰恰是“文化大革命”表面宣称的目标之一。恐怕更难以想象，仅凭这些针对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的、“温良恭俭让”的政治迫害和纯粹的文字狱，又怎能激起一个民族内心最强烈的恐惧并使其久久难以忘怀？
　　2015年秋季，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徳（Andrew Walder）教授发表在Social Science History秋冬号的一篇论文，从统计视角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它是一起令110万至160万人死亡、2200万至3000万人受害的政治灾难。然而，不同于党官僚、保守分子和自由派所坚信的，高呼“革命无罪”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并不是大规模死难的元凶。在论文中，魏昂徳将“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图景：（一）针对部分地方领导人的造反活动；（二）文官政府力量崩溃与武装派系间的暴力冲突；（三）国家一系列严厉的镇压运动。而根据对中国2213个县市出版的地方志的数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死难的元凶，实则是下场“止暴制乱”的国家力量。
　　如同一系列近年发表在海外的文革史研究一样，魏昂徳的这篇论文以扎实的史料撼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正确历史”。然而，这些研究从未被纳入简体中文世界的讨论中，而那才是最需要它们的地方。被迷雾遮去来路的我们，不知该去向何处。但一切皆可“文革”的时候，我们失去的决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的答案，更是走出迷雾的勇气。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操持这套方法论不仅需要广泛地吸纳各类史料，更需要非凡的勇气。这是我们翻译本篇文章的主要动机。如同马克思化用《神曲》时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正文摘要〕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五年中，这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使得一个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陷于瘫痪，并导致了严格的军事控制制度。尽管在后毛泽东的1980年代发生了一波启蒙运动，但人们仍旧主要基于不多的、局域性的叙述，以选择性和印象化的方式来认识造反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以及对它的镇压。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取材于2213个县市出版的地方志中的历史叙述，据此描绘了这一系列大规模造反运动的时间和地理分布、造反运动随时间的演变，以及使得军事化的国家结构得以重建的镇压手段。本文将已公布的数字同内部调查报告和样本选择模型的统计估值进行了比较，估计其应造成110万至160万人死亡，以及2200万至3000万人直接受到某种形式的政治迫害。绝大多数人员伤亡是由于当局的镇压，而不是造反分子的行动。尽管总体死亡人数巨大，但单位人口死亡率仍然显著低于一系列可资比较的案例，包括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主义恐怖政策达到高峰的苏联大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