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

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陈伟凯译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常把这样的副歌唱了又唱：“不存在代替的方案”^[1]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认为，为了让我们的运动能够回应这一断言，有必要重申民主计划的有效性。

　　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潮正继续高涨。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在法国。仅仅在一年之内，新自由主义教义遭到了两次令人震惊的挫败——在公民投票中否决了欧盟宪章，是左派的第一个胜仗，接着发生了抵制CPE法（首次工作合约法）的社会动乱，该法旨在限制年轻工人的权利。
　　但这些胜利更尖锐地提出了应以什么方案来取代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那些反对“另一个全球化运动”的陈腐乏味的嘲弄——说它只反对现状，并无自己的建设性计划——随着运动取得真实的胜利而受挫不小。
　　在运动内部也有一些应对这一挑战的努力，比如在法国公投之后，“另一种全球化”运动［the altermondialiste movement (movement for another world)］的积极分子们发起一项新的计划，起草“另一个欧洲原则的宪章”以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宪法条约。去年11月佛罗伦萨的会议过后，在最近召开于雅典的欧洲社会论坛上，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
　　目前已完成的宪章草案没有受到什么争议。他们致力于通过对一系列“公共社会权利”的精确定义来扩展现有的人权，例如，保护公共服务免受跨国公司的掠夺，这些跨国公司热衷于从全球所有政府事实上都在奉行的私有化政策中获利。
　　这一宪章牢牢隶属于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在一篇经典的论文中，社会学者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T.H.Marshall）追溯了过去两百年里公民权这一概念不断扩大的轨迹——从公民权利（如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到政治权利（首先是普选权）再到社会权利（如就业，福利保障，教育）。新自由主义的“反改革“，本质上就是试图通过取消以战后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权利来倒转公民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就此而论，维护这些权利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是一回事，以为它们自身可以构成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代替方案则是另一回事。占统治地位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着一种资本逻辑的纯粹版本，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要抛弃它，就需要引入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可是这一社会逻辑是什么，宪章却只字不提。

挑战私有制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财产权利。如果所有东西都可以当作商品，那么就必须保护个人和公司占有这些东西——包括如基因这种东西的抽象的所有权——以及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新自由主义议程——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世贸组织已在大力贯彻这个议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加强和扩展绝对的私有财产权。
　　那么“另一个全球化”运动对此又说了什么呢？它提出了什么样的财产概念，以取代正把世界瓜分成小块归富人和公司私人占有的新自由主义呢？2006年1月，新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派出军队没收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强制执行他的恢复国家控制烃工业的法令。2005年五、六月的人民起义迫使右翼总统卡洛斯·梅萨下台，他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工业国有化。
　　事实上，很多反全球化人士对这种要求颇感担忧。去年十月我置身于墨西哥城的一辆遇上交通堵塞的小巴上，乘客们——来自全球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热烈争论着玻利维亚运动中提出国有化要求是否正确。同样地，宪章原则草案在财产权问题上闪烁其词：

　　“这些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产品——土地、空气、水和能源——的使用需要由社会占有的工程项目来履行，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化，它不是国家或政府的财产，允许公民及工人参与有关公共服务的组织、职能和设计的决策过程。”

　　这些扭曲的说法反映的不仅是英国人通常被“应征服役”于多语言运动中时努力和世界通话的方式。在对国有化的疑虑背后，是对东方斯大林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带来的官僚国家所有制的记忆。但更直接的影响则是自主论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可以用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那本有名著作的标题来概括：不必夺取政权而改变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忘掉政府，设法局部地取代新自由主义。
　　霍洛韦的方法作为一种总体战略是毫无希望的，在应对即将到来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同样无望。玻利维亚人民想要扭转烃工业的私有化，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像莱普索斯－YPE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外的跨国公司被驱逐以后，烃工业将会怎样？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所有制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除了国有化看来别无选择（如果有什么的话，莫拉莱斯可能会因没有在百分之百国有的基础上恢复国营而遭到非议）。
　　要贯彻像接管烃工业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政府就必需兼具强制力和政治合法性。并且这种合法性关键是有赖于政府能够表现出顺应民意的姿态。这使它有责任服从来自底层——像在玻利维亚这样的来自群众运动——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莫拉莱斯在没有当选总统前实际上是反对烃工业国有化的要求的，但是把他送上总统职位的运动迫使他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重蹈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覆辙，认定现在的政府是进步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机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算它可能对群众的压力作出回应，也仍会试图维护资本的统治。它始终是以官僚和等级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力图排斥大众的参与、主动性和控制。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总是争辩说，任何成功的反对资本的革命必须打碎国家机器，代之以建基在普通大众民主上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劳动者得以自我管理。
　　所以光是国有化还不够。但这无损于玻利维亚事件的重大意义。几十年来公共资产一直为了让私人赚钱而被卖掉之后，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奋斗终于真正迫使一个政府把一些东西收回了——而且不仅是收回某些原有的东西，全球的政界和工商界的权贵因为莫拉莱斯政府把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收归国营而发出的痛苦嚎叫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经验证实了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阿赫图斯（Antoine Artous）的一段评论：“我从不认为，在没有至少深刻地改变（如果不是立刻推翻）某些财产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阿赫图斯接着指出国有化是不够的，“社会占有的整个概念不能被归结为简单的财产权的合法转移。它预示着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等级式生产组织）的全面挑战，并以协作的生产制度取而代之。”

市场还是计划？

　　确实，要真正打破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国家所有制范围的扩大就必须包括采取民主的自我管理形式，国有工业的工人连同他们产品的消费者能够借此集体地决定国有工业为了公共利益应如何经营。这同样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委内瑞拉，总统支持“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以挑战美国，这种激进局势已经把经济组织的替代形式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打破另一个禁忌，并且不仅讨论国有制，也讨论计划。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计划就被视同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官僚指令经济。随着这些国家的繁荣，计划享有了巨大的声望，被诸如印度这样的后殖民地国家纷纷效仿。苏联的衰落和垮台则败坏了计划的名声，并助长了新自由主义的合法化。现有的正统经济学理论有系统地隐瞒了当代世界中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中国和韩国——依靠国家干预的程度。
　　反对计划的反应意味着，甚至那些力图发展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的人也同样认为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是无可避免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例如哲学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和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集体所有的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出售他们的产品。就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也在他的新书《全球化：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里主张：使市场民主化是可能的。
　　此类策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以竞争为基础是任何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特征。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那些共同而非集体控制经济的企业之间竞争的无意识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个企业占有资源的份额取决于它如何成功地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和服务。在如何分配资源上，不是充分由社会集体地来决定。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中落败，它就丢掉了它所享有的资源份额——破产了。结果市场经济的个体单位在有系统的压力下将倾向于削减成本从而降低价格以维持竞争。
　　按照定义，这个体制是不能在总体经济水平上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因为对资源配置不存在民主的或者其它形式的集体决定。但即便在单个公司内部也同样难以维持民主的组织。左翼网站（Z-net）的迈克尔·艾伯特（Michael Albert）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建议我们想象一个在民主和平等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卖出它的产品，此时工人们会怎么做？
　　在这种情形下，假设拒绝破产，他们有两个明显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削减他们自己的工资，恶化他们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作速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方法，他们在情感或心理上都不是很能承担。或者，他们可以雇佣经理人员来执行这些降低成本、扩大产出的措施，同时经理人员毋需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实际当中，可以预计会出现后一种情况。因此，市场有一种内在的压力将全体职工组织为两个群体——服从的大多数和做决策的极少数，后者享受着更高的收入和权力，可以免受削减成本的决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把该决策强加给其他人。
　　因此，市场经济的逻辑倾向于破坏并最终淹没任何可能在内部出现的民主和平等的岛屿。这意味着像罗默和史密斯那样相信可以让市场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者很容易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两难困境。他们或者对市场的功能强施种种限制以防侵蚀民主，但这样一来，任何以他们所倡导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很可能会瓦解，因为他们阻碍了竞争逻辑的彻底生效，或者他们设法确保竞争逻辑生效，这将摧毁他们试图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
　　这意味着任何对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都必须建立在民主计划而非市场的基础上。有一些民主计划如何运行的模式，迈克尔·艾伯特的“参与经济”（Parecon，或participatory 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这包含了一种工人和消费者委员会的经济制度，个人与企业向委员会提交他们的社会资源分配议案。接下来进入一个逐步的调节过程（艾伯特称之为“循环往复”(iteration )），最后技术专家们提出一个可以最大程度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计划。
　　该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它太接近地模仿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同样宣称资源是由个人的需要来配置的。艾伯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分散权力的执着在这里有点过头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并非中立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某种集体的和民主的决策过程，对于尚有争议的社会优先权，要在常常是相互竞争的观点中做出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左翼经济学家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式，他称之为谈判协商（negotiated coordination）。在这里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者、消费者和其它相关集团之间讨论的结果，除开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通过民主制定的关于经济优先权的总体决议的框架以外。
　　很明显，关于民主计划还有更多要说的——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要做。即使如此，艾伯特、迪瓦恩等人所做的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开始打破对计划的偏见，并勾勒了一个拒绝市场的经济如何能够设法做到既民主又有效。

为权力而战

　　但是任何与资本主义的决裂都不能采取瞬间跃入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形式。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新的工人国家将继承一个带着深刻的资本主义印记的社会。起初，它不得不向旧秩序妥协，然后逐步地向着一个由“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所统治的社会转变。
　　同样地，今天要结束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转向一个通过民主决定优先权的经济，而不是停留于无政府的竞争状态。最为关键的转变包括控制金融市场，以及在工人控制下将经济的关键部门国有化，在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财富和收入的累进税制的基础上扩大社会服务。
　　这些措施虽然很激进，但仍然给市场经济的许多方面留下余地，大量部门仍然掌握在私人手里。必需采取新的措施，以持续的压力和干涉使整个经济转向民主计划的原则。关键的一步就是削弱在今天主宰着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力量。
　　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可能是采取普遍直接收入。换言之，国家的每个居民都有权得到一份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相对较低但还像样的收入。这服务于两个目标，第一，它可以比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得多地保证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福利水平——那些由于有子女或身体残疾或其它原因而有更多需要的人，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基本收入。
　　第二，拥有一份有保证的基本收入，将大大减少人们接受劳动力市场上提供的任何工作的压力。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前提——工人除了接受雇佣劳动，没有可容许的选择——将会消失。劳资的力量平衡将会偏向工人，不管他们的雇主本性如何。
　　概而言之，权力问题至关重要。我所勾勒的这种变革图景的最明显的挑战就是，如何确保变革的方向是朝着一个民主计划的经济，而不是退回到市场资本主义，或者那种最终统治着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唯一重要的保证是，政治权力的杠杆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
　　只要政权采取今天这样的形式——一套官僚主义地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机器，其管理者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息息相关——那么任何社会进步都只能是暂时和脆弱的。这就是为什么霍洛韦和其他人所鼓吹的不理会政府的策略如此荒谬可笑。如果我们决定转向一个民主计划的经济，就必须对抗和推翻现有的政权。
　　这个任务只能通过一种不同的力量的发展来实现，一种建立在通过反抗资本的斗争发展起来的、自我组织的工人和其他穷人的基础上的力量。二十世纪伟大的革命运动让我们多次瞥见了这个力量——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到1978—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the workers' shoras）。2003年10月和2005年5、6月起义期间玻利维亚的民众运动所展现的自我组织，表明当代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同样能够产生这种力量。
　　一个民主计划的经济体将会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工厂和社区委员会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联合起来共同决定社会的大政方针。在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中，马克思独具慧眼的洞见就是，在新社会建立以前，在战胜旧社会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形式将得到发展。自我组织是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所需要的反抗并最终推翻资本的方式，同样也将是自我管理的社会的基础。
　　推翻资本本身是一个过程。任何一个社会，当它刚开始把民主计划引入到一个仍然由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都会面临艾伯特所设想的市场经济中的工人合作社所遇到的两难困境。同样的困境导致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堕落和最终的失败。世界上某一部分的任何突破，只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并日益增多地颠覆资本的逻辑才能够生存下来。
　　这听起来像是苛求，但资本的全球化已经造就了抵抗的全球化。全世界不同区域的斗争彼此“感染”。恰帕斯和西雅图有着全球的反响。法国反对CPE法的巨大斗争鼓舞了希腊的击败右翼政府的学生运动。拉美的运动已成为所有与新自由主义作斗争的运动的灯塔。
　　即便只是在一国之内颠覆资本主义，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对自由放任市场的全世界范围的抵抗，并不是简单地把一种取代资本主义方案的想法提上议程，它同时也为这一替代方案的胜利创造条件。

^[1]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