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一位不受驯服的革命家（帕齐斯〔Georg Paizis〕，2012年）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一位不受驯服的革命家

帕齐斯（Georg Paizis）

（2012年）
宋治德译

【译者前言】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比利时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作家。他一生矢志不移地捍卫俄国十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作不懈的斗争。他是托洛茨基的战友（虽然彼此有一定分歧），也结识了不少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家、理论家和作家，要特别提的是他于1923年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在维也纳流亡期间认识了卢卡奇、葛兰西和越飞（托洛茨基的忠实战友，即《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促成者之一）。

　　塞尔日用法语写作，著作等身，直至塞奇维克（Peter Sedgwick）翻译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忆》（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并于1963年出版后，他才更加受到英语世界的左翼所重视和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他的其它作品才陆续被翻译成英文。塞奇维克的英译本对原著做了不少删节（因为当时出版社的要求），他于1983年去世。本文作者帕齐斯（George Paizis），后来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补译被删节的部份，而成就了现在完整的英译版本。

　　塞尔日作品的中文翻译，更是凤毛麟角。塞尔日非常关心中国1927年的革命，虽然他未曾到过中国，但他根据去过中国的朋友的见闻和其它相关的讯息、报导，写了不少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文章。他敏锐地指出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的错误和危险，这亦影响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由于他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成为他被逐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如本文所述的他加入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过去译为「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于1930年代，翻译和出版塞尔日的作品名为《俄罗斯革命逸史》（不确定译自塞尔日哪本著作或文章），其后没有再版，恐怕现在已难找到。

　　本文涉及《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的引文，译者参考了法文原著而有所润饰。文章原载于《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2012年七、八月号371期。

　　2017年7月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

　　【编按】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是一位响应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召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为了保持真正的革命传统，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里帕齐斯（Georg Paizis）回顾塞尔日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在今天为我们提供的教训。

　　维克托·塞尔日（1880—1947）是一位上世纪最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当他去世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小说和诗歌，这些是对他将近50年的活动和所参与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时刻的响应。然而，直到1963年出版了塞奇维克（Peter Sedgwick）翻译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忆》（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之前，他在很大程度上被英国的左翼忽略了。现在，他的一个新的、终于未经删节的回忆录版本问世，提供机会向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介绍塞尔日，以检视他著作的适切性。

《一位革命者的回忆》（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英译新版

　　塞尔日时常是一位局外人〔译按：指「邦诺帮」的活动时期，见下述〕。他生于比利时，是一个反沙俄的穷困流亡者的儿子。他从15岁起便自立生活，拒绝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成为印刷工人。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法国南部森林的无政府主义者聚居地生活，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当代恐怖分子和理论家的菁英。他在巴黎是报纸《无政府主义》（L’Anarchie）的编辑，笔名是le Rétif，即难应付、倔强的意思。但他对他的许多同志的自我毁灭、孤立倾向——如「非法主义者」——提出批评，他形容他们深受集体自杀的愿望之苦。然而，他在1912年因为与「邦诺帮」（Bonnot Gang）〔译按：20世纪初，法国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持械行刧银行的组织〕——一群非法主义者与挑战强大的法国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而被判5年苦役。事实上，塞尔日只是拒绝向警方供出资料而被定罪。

　　当他于1917年出狱后，参加了在巴塞隆纳失败的工人起义。他逃回法国，因为被怀疑为布尔什维克嫌疑分子而被拘留一年，之后才被允许离开而前往革命的俄罗斯。他于1919年抵达，加入布尔什维克和参加彼得格勒面对反革命军队包围的保卫战。这是他著名小说《被征服的城市》（Conquered City）和论文集《革命面临危险》（Revolution in Danger）的主题。他为第三国际从事刊物出版工作和翻译服务，与俄罗斯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一同协作。他提供对列宁、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也有他在街垒和激烈的斗争之中遇过的战斗者的清晰描绘。他也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员与俄罗斯和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中间人，也经常代表异见人士（尤其那些开罪了秘密警察契卡〔译按：1917—1922的肃反委员会〕）向苏维埃当局说项。

　　「在1921年这个夏天，我与国外同志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甚至是终身的友谊……我被那些具自由意志、由想望激发去为革命服务而不会视若无睹的人们所吸引。当一个「官方真理」正在抬头，这在我看来是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情。」〔译按：《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第166页。以下该书引文只标示页数。〕

　　他在尝试成立农村公社失败后，国际〔译按：以下皆称「共产国际」〕派他去德国，他在那里目睹德国共产党（KPD）和共产国际为此而准备1923年的起义及其失败，这时期塞尔日的文章，收录在《德国革命的见证》（Witness to the German Revolution）一书，其描述了经济危机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出了名的日常超高的通货膨胀和贫困造成大众的生存问题。

历史契机

　　塞尔日见证了当改良主义政党的权力减弱时而变得更容易叛卖，法西斯主义兴起和德国共产党未能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而造成政治两极分化。当德国共产党号召总罢工时，工人的回应是茫然不解。谁要为这个重大的挫败负责？塞尔日显示了他的批判性洞察：共产国际过于官僚和自上而下的特征，结果令它不能与工人阶级产生联系。

　　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和列宁的去世，俄罗斯共产党的官僚攫取了对党的控制权，老布尔什维克同志为此抵抗而斗争。无实权的、且成为被诋毁对象的反对派领导人，便是托洛茨基。塞尔日离开维也纳，迅速加入为了革命的灵魂所作的斗争。不要说是反对，讨论也被扼杀了。投票成了例行公事，并且被新成立的大多数——因「列宁征召」（Lenin levy）而新招募的、一切从属于党机器的25万党员〔译按：斯大林在1924年初列宁去世不久所推出的党员招募运动的名称〕——强行通过。有些诗人、战斗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绝望中自戕了。镇压的另一面便是腐败。到了1927年冬天，左翼反对派人士（Left Oppositionists）被逐出了共产党，他们面临的困境：要么在体制外继续抗争〔译按：但起到的作用有限〕，要么为了返回体制内而投降。

　　1928年，塞尔日被监禁，后来获释了。他的家人受到迫害，他的朋友从工作岗位被开除而不能谋生或得到任何救济。这正是在「五年计划」期间，政府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工业化和剥夺小农土地的计划：「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高峰期，为了建立黄金储备，食物以最低价格出口，整个俄罗斯的人在挨饿。〔译按：第293页〕」为了实现计划付出人命的牺牲和代价，意味着暴力和镇压的程度会继续加强，异见被消灭。作为反对派是一个没有中间道路的个人事情——要么认错而放弃原本政治信念，要么被逼迫残害。为了形容这段官僚权力的疯狂时期，他创造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译按：根据美国研究塞尔日的专家魏斯买（Susan Weissman）《塞尔日传记》（Victor Serge :A Biography）当中的考证，认为塞尔日是第一个用「极权主义」形容斯大林统治体制的人〕。

濒临死亡的经历

　　他当时濒临死亡的经历改变了塞尔日的生命轨迹。直到那时，他的人生和写作都是由历史的要求决定的，但他认为他所写的这些令人难忘的时代没有任何持久的艺术价值。「如果我有机会生存下去，我必须尽速完成这些我已开始写作的书：我必须写作、写作……我想到了我会写什么，脑海里勾勒出关于这些令人难忘时代的一系列纪实小说（documentary novels）的计划。」因为历史和新闻工作的著作存在局限性，所以采用「纪实小说」。这个写作的目的，将是「作为一种表达大多数人难以表达其内心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思想感情交流的方式，作为一种对我们身边流逝的广泛的生活而必须尝试确定其重要方面的方式，以便后来者据此而获益」〔译按：第303页〕。这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来实现，其形式取决于它所处的条件：「我必须以单独的片段来构筑它们，其可以分开地来完成和尽快送出国外，如果是绝对需要，它们可以按原样——不完整的——出版」〔译按：第305页〕。

　　塞尔日为了维生，从事翻译工作，并将他的稿件送出国外。1933年，他与他儿子被流放到哈萨克的奥伦堡（Orenburg）的劳改营。他形容这段流放的岁月是处于饥饿、写作、与俄罗斯的家人及欧洲的朋友隔离的日子。尽管警察干涉他的邮件往来，手稿仍被送到国外的朋友手中并为他赢得声望，使到他朋友发起争取释放他的行动成为可能〔译按：其中对他最大帮助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他们最后在1936年春天成功离开而到了法国〔译按：塞尔日只能带妻儿逃离斯大林魔掌，但他的胞妹和大部分亲属都死于劳改营或监狱〕。凶残的莫斯科大审判就在该年夏天开始。假如他当时还在苏联，他将遭灭顶之灾。

　　随后的十年，法西斯主义党徒在德国和意大利掌权、和斯大林主义宰制了左派的情况下，他形容为「世纪的午夜」（the midnight of the century）。他们向警方〔译按：法国和比利时〕散布对塞尔日的谣言和指控。他受到社会民主派人士的杯葛，不可能靠写作谋生，所以他转而做校对工作。他在俄罗斯的朋友和家人被失踪了；欧洲的同志也遭到斯大林分子的特工暗杀。托洛茨基中了在身边潜伏的苏联特工的离间计，而与他断绝了政治和个人的关系。他对莫斯科大审判表达了抗议之后，他的苏联护照被注销而成为无国籍人士。另一个重大事件为西班牙内战，斯大林分子对其革命进程的绞杀。塞尔日的挚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译按：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佛朗哥和斯大林主义的亲托洛茨基的革命武装组织〕的领袖安德鲁·宁（Andreu Nin）被杀害了。对这椿案件侦查的警察总长被迫辞职，而要开启调查的法官也不得不离开。「在牢里的革命者，遭到绑架、暗杀或被斯大林行刑队枪决的受害者，他们所有人都无止尽地被谴责为「佛朗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托洛茨基分子、间谍、特工，人民的敌人」〔译按：第393页〕。

　　当战争来临时，塞尔日向法国南部逃走，在途中拒绝了许多富有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帮助或收容，如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最后到达马赛。在得到帮忙下，他获得许可登上开往美洲的轮船，但是难找到一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他与儿子维拉迪（Vlady）直到最后成功在墨西哥定居。他在1940年托洛茨基被暗杀几个月后抵达墨西哥，说：「这正是老人离开的时刻，也是对于工人阶级最黑暗的时刻，正如他们过去看到他具有的如斯崇高影响的最激昂的时刻」〔译按：第427页。引文与英译本略有差异，已依据该译本和法文原文作了更正〕。

托洛茨基的遗产

　　他与托洛茨基遗孀〔译按：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保持友谊，并合撰了《托洛茨基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一书。在墨西哥，他用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了他的《一位革命者的回忆》、以及一些文章和他最著名的小说《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The Case of Comrade Tulayev）。这本小说大致依据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杀一案写成。他以分散而又全景的叙事，探讨国家机器如何利用一名苏维埃政治人物的被杀，而同时借此来清除异己作为解决自己内部的冲突。小说结尾，以那些对于未来抱有一种虚假安全感的上层官僚，对比被压抑着而传出隆隆愤怨之声的下层工人。

　　塞尔日在贫困中去世时，脚上穿着的是破洞的鞋子。「我很早便从俄国的知识分子那里学到，人生的唯一意义，在于自觉地参与历史的创造。我越思考这点，它似乎越成为深刻的真理。据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反对任何贬损人的事情，并为了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而投入一切的斗争」〔译按：第439页〕。

　　1963年出版的《一位革命者的回忆》英译本，由塞奇维克（Peter Sedgwick）翻译，帕齐斯（George Paizis）后来帮助翻译和出版了最为完整的英译本。本书新版现于书签（Bookmarks）书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