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iq Ali：给一位年轻穆斯林的信

黄令时译

亲爱的朋友：

　　在2001年9月，曾有一次大型反战聚会（地点应为格拉斯哥）。你还记得，会后你曾过来问我是否信徒么？我否定的答案，给你带来极大震撼。你同行朋友的响应是「我父母早已就你的事警告我们」。然后，你俩的提问像飞镖般，毫不留情的向我投掷过来。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并使我细心反思。以下是我的答案，就给你俩，也给那些在欧洲或北美提过类似问题的人。

　　在讨论时，我曾告诉你，我批评宗教、批评利用宗教达至政治目的的人，并非为要取悦公众。虽然总有别有用心的人，为一己私欲而利用宗教。但世上也确有虔诚的教徒，全心全意为穷人打拼。然而，虔诚者亦正是常与宗教组织发生冲突的人。组织工人和农夫反抗压迫的神父，会给天主教教廷妖魔化。主张社会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则会遭到伊朗回教领袖铁腕对付。

　　反美还是反恐？

　　我知道你有许多朋友，喜欢高唱「拉登」这个名字，并为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欢呼。响应他们的人虽不在少数，遍布全球，但却与宗教无关。在阿根廷，有学生因老师批评拉登，离场抗议。在俄罗斯，一位年轻人向父母身在纽约以外的俄罗斯朋友，发出只有两个字的电邮讯息：「恭喜」。他们的回复是：「谢谢。妙不可言。」。我记得，我们还谈及那群希腊球迷。虽然政府要求他们默哀两分钟，它们却拒绝遵行，反倒唱起反美歌曲来。

　　如果我深信伊斯兰激进思想能把世界推向大同，也会奋不顾身向公众宣扬。然而，上述举动却无法为已发生的事开脱。在幸灾乐祸的快乐背后，不是坚强，而是可悲的软弱。跟所有回教国家相比，印支半岛从美国处吃到的苦头更多：整整十五年的狂轰滥炸，数百万人民丧失生命。可是，他们有想过要炸掉美国吗？智利人跟巴西人未反抗美国扶植的军政府，在多年内战后才取得胜利。但他们和古巴人一样，都没想过要把美国炸个稀巴烂。

　　今天，世人的无力感愈来愈强。因此，当美国遭逢袭击，他们便拍手欢呼。至于这件事导致什么、有什么后果、谁会得益等，他们一概不关心。一如事件本身，他们的反应只具象征性。

　　我想，拉登及其组织已走进政治死胡同。整件事虽引人注目，但亦仅此而已。美国以宣战为响应，能把九一一事件变得重要些，可在历史长河中，整件事还不过是件琐碎事、一个历史注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言，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回教徒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回到虚拟的过去（实在应为七世纪的人民高兴）。如果「阿富汗酋长国」就是他们要强加给大家的治国模式，那么无数穆斯林就要起来反抗了。别以为拉登或是奥玛尔就是回教的未来。若然，那将是我们文化的大灾难。你希望生活在那种环境以下吗？当你的姊妹、母亲、或所爱的女人，不能在公众地位现身，外出时要穿着得像死尸一般时，你能忍受吗？

　　让我开门见山吧，我反对这场阿富汗战争。我不能接受强国因利益受损，而更迭他国政府。可是，当塔利班剃掉胡子，落荒而逃时，我也不会可怜他们。这并不表示，被捕者应如动物般被整治，也不表示他们从日内瓦公约而来的权利可被剥夺。但我曾说，今天大美帝国的基要主义无人能敌。他们可随心所欲的违反条约和法律。他们在阿富汗发动非法战争后，还要公开虐待囚犯，不过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实力，并杀鸡儆猴，显示胆敢桴虎须的下场。何况，在古巴土地上干这肮脏活，也正可羞辱古巴一番。

　　我还记得，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与当地盟友在拉丁美洲虐待和强奸政治犯。越战时，美国又违反了大部分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囚犯被虐待和处决、妇女被强奸，也有囚犯给从直升机上抛下来，在地上摔死、在水中淹死……所有这些事，都假自由之名而行。

　　西方许多人都相信「人道干预」这鬼话，所以当这些暴行陈列在眼前时，他们都大为震惊。但，跟帝国在上世纪的罪行比较，这些事实在算是平和得多了。九一一事件后，我跟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面。他们总会问我：「你相信我们回教徒有这么聪明，能做出这样一件事么？」我总是答：「我信。」然后，我会问他们觉得谁要为此负责。答案永远是「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使我们丢脸，并唆使美国攻击我们国家。」我稍稍纠正他们一厢情愿的错误概念，同时也为这些对话而悲伤。为什么如此多的穆斯林会这样散漫？为什么他们会让自己沉沦于无穷自伤自怜之中？为什么他们的天空总是阴霾密布？为什么总要有一头代罪羔羊？

　　何去何从？

　　偶尔，在对话中我感到，没有一个回教国家可令他们感到骄傲。移居英国的南亚人，生活总是比沙特阿拉伯或海湾国家的人好。有些事必须改变。阿拉伯国家急需改变。这许多年来，跟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沙特阿拉伯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对话，总会提出相同的问题，总会重提相同的难处：我们感到窒息。为什么我们无法呼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静止不变----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最重要的一样：我们的宗教。

　　巴勒斯坦每天不得安宁，而西方视若无睹。我们的政府已死，我们的政客贪腐，我们的人民无动于衷。因此，有些人投向极端份子了。这又有什么可怪可议呢？谁还可以提出让我们信服的事呢？美国？他们甚至连小小卡塔尔中的民主，也容不下眼。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有选举权，我们的政府就会要求美国关闭境内的军事基地。美国会听命么？半岛电视台只因不受节度，便已招来美国的怨怼。当半岛电视台攻击阿拉伯精英的腐败时，绝无问题。汤马士‧费特曼（Thomas Frieman）甚至在《纽约时报》里，用上一整个专栏来称赞这一举动，称之为阿拉伯世界拥抱民主的前夕。可是呢，此情不再了。民主的意义，就是具备另有想法的自由；半岛电视台播出了阿富汗战争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在美国电视是看不到的。因此，布殊和贝理雅便向卡塔尔施压，迫令中止这些不友好的广播。

　　对西方而言，民主的真谛，便是相信西方所相信的东西。那果真是民主么？如果我们有选举政府的权利，那么，或会有个别国家，选出极端分子治国。西方会就此放过我们吗？法国政府就让阿尔及利亚军方好过吗？没有。法国坚持，1990年和1991年的的选举无效。法国知识分子称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FIS）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完全无视他们赢得选举的事实。其实，如果FIS的人果真可以组织政府，他们间早已暗存的分歧便会表露无遗。军方也可以警告，热河人若试图削弱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将面对严重后果。是在什么时候，那些流氓元素开始渗入终致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呢？就是在FIS原有领袖给消灭清光以后。那么，我们应把内战归咎于FIS呢？还是阿尔及尔和巴黎那伙把胜利夺去的人呢？阿尔及利亚的屠杀事件耸人听闻，但伊斯兰激进份子是否就是罪魁祸首？1997年9月22日晚上，在阿尔及尔以南十哩的宾达刺（Bentalha），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镇中五百名男女和小孩杀害？是谁？那个无所不知的法国人利维（Bernard Lvy），坚信是伊斯兰激进份子犯下这滔天罪行。若然，为何军队拒绝让当地民众自卫？为什么在那晚要当地民兵离开？保安部队为何不插手制止，而是隔岸观火？利维先生凭什么认为，马格利比地区（Maghreb，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必须以捍卫法兰西共和国利益为己任？这种基要主义为何从来不曾招来攻击？

　　阿拉伯人总是说：我们知道该做何事。但每次西方干预时，我们便距离目标愈来愈远。如果西方真的想帮助我们的话，便该撒手不管。这是我的阿拉伯朋友所得结论，而我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且看伊朗。在进攻阿富汗期间，西方对伊朗的态度转趋温和，因为伊朗对战事发展举足轻重。伊朗最终按兵不动，帝国的基要主义者便大谈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但，插手其中将是愚不可及。在伊朗，新的一代除感受到宗教领袖的压迫外，对其它是一概不知。伊朗国王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所以他们只认定一样东西：不要这些宗教领袖继续管制他们。即是伊朗近年没有像沙特阿拉伯或前「阿富汗酋长国」的劣绩，人民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

　　伊朗制片者所说的故事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数年前，我曾在洛杉矶认识一位年轻的伊朗制片者，他名叫曼苏乌里（Moslem Mansouri）。他在伊朗秘密录制纪录片，然后偷偷把几小时的访问片段带出国。他取得三名德黑兰妓女的信任，在超过两年间一直拍摄她们，而她们也毫无保留的跟他聊天。胎把最后片段给我看了，而从文字记录中，我得以一窥访问内容。这些妓女说，宗教节日期间，就是生意最景气的时候。其中一人道：「现在，所有人都不得不出卖肉体！像我们这些女人，必须为了十万都曼(Tooman，伊朗货币单位)而忍受一个男人。年轻人一定要挤到床上去，哪怕是十分钟也好……那是基本需要……让他们可以冷静下来。」

　　「政府禁制卖淫之日，就是淫业兴盛之时。其实，不要说是卖淫了，就算是我们在街上跟异性说话的自由也早给政府剥夺……无论在公园、戏院或街道，你都不能跟身边的人说话，否则便会惹来伊斯兰卫队没完没了的审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很有意见！没有人有安全感。我曾到一所公司求职。公司经理是个蓄胡子的人。他打量着我的脸，然后说：『我会聘请你，并在薪金以上再多添十万都曼。』我说：『你最少可先测验一下我的计算机技术看我是否合适…』他说：『我是为你的外表而聘用你的！』那我便知道，要是我在那里工作，便最少得每天跟他交欢一次。」

　　「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为了离婚的事，到了一个特别的家庭法庭，并恳求那担任法官的教士，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跟他说：『求求你……请你行行好，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愿意当你的贾里斯（Kaniz，在波斯语意为仆人，原意是『求求你，我亟需它。』）………』你猜那家伙说什么？他说：『我不需要仆人！我要的是女人！』当教士也这样说时，你还能指望其它人说啥呢？为了让我的离婚申请生效，我前去要求某官员的签署核准。他却告诉我，我不应该离婚，而应非法地在未有离婚前，再行结婚。他说，没有丈夫的话，便很难找到工作。他说得对，但我却没有钱可付给他……这些事让你衰老得快点……你会变得抑郁……你有很大压力，足以把自己压垮。也许，总有一个方法摆脱这些事……」

　　曼苏乌里愤恨难平，因为没有美国电视网络愿意购买这套影片----他们不想动摇卡塔米的政权！曼苏乌里本人根正苗红，而没有这个背景，他就不可能成为制片人。他小时家中清贫，父亲是提示祷告时间的人，所以他的成长跟宗教密不可分。但他憎恨宗教，并拒绝参与两伊战争，结果被拘捕。正是这经验，把他改头换面。「监狱生活很艰苦，但很有意思。就是在里头，我感到自己思想终于成熟。我一直在监狱里反抗，我很喜欢自己的坚强。我觉得，牢狱之灾是我把自己从教士的腐败中拯救出来的代价。我为此骄傲。入狱一年后，他们告诉我，只要我肯签字保证，将出席星期五的讲道和宗教活动，则我可有条件获释。我拒绝了，于是再给多关一年。」

　　其后，他担任一本电影杂志的记者。「我觉得，在传媒工作能掩饰我的计划，也就是拍纪录片，揭露现政权的黑暗。我知道，由于那些审查条例，我是不可能制作自己想拍的电影。伊斯兰电影检查当局永不会容许这类题材的电影出现。与其白费心机，不如偷偷拍摄八部录片，然后偷运出国。由于资金所限，我终于只能拍成两出：《特写‧远镜》（Close Up,Loag Shot）和《自由诗人森路》（Shaloo,the Poet of Liberty）。」

　　「第一出电影是关于萨斯亚（Hossein Sabzian）的生平。他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半纪录片电影：《特写》（Close Up）的主角。此片拍竣后数年，我访问了萨斯亚。他热爱电影，妻小却无法忍受，终于舍他而去。现在，他住在德黑兰市郊的一条村庄，并得出一个结论：他对电影的爱，只能为他带来不幸。在我的片中，他说：『我这种人，就是在生活的环境中被毁掉的。我们永远不能表达自己。从来有两种死人：躺着的和站着的。我们便是后者！」

　　在每个回教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甚或更差的故事。海外的穆斯林后裔，与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有很大一个分别。后者对宗教更具批判性，因为宗教对他们的身分认同没有影响：他们怎会不是回教徒？可是，在欧洲和北美，情况却迥然不同。由于极端政治衰落，这些地方鼓吹多元文化，强调差异。

　　「文化」与「宗教」，其实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委婉词，就如当下北美或欧洲社会的主要议题，式多元而非阶级问题。我聊天的对象，包括来自马格比利地区的法国穆斯林、来自安勒陀利亚（Anatolia）的德国穆斯林、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国的英国穆斯林、来自各方各地的美国穆斯林，甚至是一位孤立在斯堪地的那维亚的南亚穆斯林。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我与那些居住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健壮好动农夫相知甚深，而这群海外回教徒，竟比他们要更正统、更固执。

　　英国首相对单一信仰学校（Single-faith school）的功效深信不疑。美国总统在每次演说后，总加上一句「主佑美国」。拉登在开始和结束电视访问时，都会赞颂阿拉。三人都有权这样做，恰如我有权继续相信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启蒙时代思想家攻击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因为他们相信：第一，那是一套意识形态的骗局；第二，那是一套有系统的制度性压迫，迫害和不宽容的力量强大。今时今日，为什么我们反要抛弃这两种想法？

　　我不想你误会我。我对宗教的反感，决不只是针对宗教而言。我从不否认，宗教意识曾担当推动世界进步的角色。例如，正是这两种对基督教的诠释（新教的改革与天主教的反改革），导致欧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尖锐的辩论开始，加上对神学的热情，后来酿成内战，最终达至革命。

　　历史的教训

　　藉更改忏悔对象而生的销毁圣像运动，导致荷兰人在十六世纪群起反抗西班牙统治。十七世纪时，先有苏格兰采用新的祈祷书，1688年又有拒绝容忍天主教之举，是后来英格兰发生清教徒骚乱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的躁动，未曾稍息；仅一个世纪后，启蒙时代的思想便为法国大革命火上加油。英国圣公会虽与罗马天主教廷联合对抗新威胁，但主权和共和的观念广受欢迎，并终于破土而出。

　　我几乎已听到你的问题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我的朋友。西欧历经宗教狂热的洗礼后，终于超脱并向现代迈步。这是鄂图曼帝国所永远无法模仿的。逊尼什叶之争，出现得太早，这两种敌对教义早已处于胶着状态。而此时，异端又早已在伊斯教中被连根拔起。在西方出现大变革时，在苏丹左右的，是一群宗教学者，他们统治着一个将要枯萎逝去的帝国。

　　十八世纪时已是这样了，何况今天。或许，只有如伊朗的群众般，透过亲身经历，穆斯林才能体会这点。宗教的冒起，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统江山后，没有其它学说可供选择。在此，你会发现：若伊斯兰国家大开国门，则新自由主义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为所欲为。

　　大美帝国曾利用过回教，将来也大可这样做。因此，我们的挑战便是：我们急需改革伊斯兰教。不仅要把极端保守主义和落伍的基要主义扫除：更要开放伊斯兰世界，拥抱较西方现有学说更进步的新知新见。

　　要做到这点，我们要有绝对的政教分离。教士阶级要解散。穆斯林知识分子要得到释经的权利，因为可兰经是伊斯兰文化的集体资产。我们要得到自由、理性思想的权利，要得到想象的权利。我们若不朝这方面而行，便将回到杀戮战场之中，而非一个更美好、更人文的环境里。走回头路的做法，实是难以接受。我容让笔端写出心底话，宣扬异说，为时已久。我想我不会再改变了，但我希望你会。

塔立克·阿里（Tariq Ali）
　　作家、历史学者、电影人及政治运动家。1943年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牛津大学毕业。曾领导反越战运动，直到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现为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滚石乐队有名的政治歌曲“Street Fighting Man”就是写给阿里的；而约翰连农“Power to the People”也是受其启发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