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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评论》简史
ROBIN BLACKBURN
魏玓、施盈廷 译
以下这份译稿是英国《新左评论》四十年来的简要历史。该简史的原文在以下网址http://www.newleftreview.net/Histor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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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评论》(以下简称《新左》)创立于1960年，由两本期刊《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人》(The New Reasoner)的编辑委员会合并组成。这两本期刊成立的起因，是对于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所引发的政治争议[1]。他们分别代表了对于工党内部主流的「修正主义」传统，以及对于英国共产党内部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反对力量。而后来将这两批人马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焦点政治行动，是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反核和平运动：「解除核子武装运动」(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CND］)。在那两本期刊里，汤普森(E.P. Thompson), Charles Taylor 和 Alastair Macintyre[2]等人曾经开启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伦理和小区议题的辩论，Raphael Samuel探讨了「对阶级没有感觉」(the sense of classlessness)的现象，Isaac Deutscher则分析了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路线问题(有关早期英国新左派的言论，请参见Out of Apathy, edit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Verso, London 1989)。
合并之后的新期刊，被定位为新左派组织的发言机关。在路线上，以平易近人和主动介入为特征，并且能够对当代政治议题进行立即的响应。到了1961年年终，解除核武运动逐渐沉寂，使得新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组织的动能降低；而编辑委员会内部的动荡与分立，也使得比较年轻，但经验较少的编辑委员在来年开始成为《新左》的核心。换句话说，《新左》创刊的头两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是一个可以独立看待的完整阶段。其特征是运用崭新的取向对通俗文化进行了解，对于现代传播产业的民主化，也提出了创新性的规划。霍尔(Stuart Hall)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两人稍后都对这两个议题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此外，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第5期的隽永大作〈给新左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也被大量复制和流传。这篇文章对于所谓的「劳动形上学」(labour metaphysic)提出质疑，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北美新左派势力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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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到1963年是《新左》的一个尝试和过渡期，整个论述范围显得较为局限。随着新左派运动扩散到其它领域，这本刊物逐渐定位在比较单纯的知识生产，特别是着重于引介来自欧洲大陆的相关理论；例如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R.D. Laing与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人的学说。当时期刊的关注焦点偏向第三世界而非英国本地的议题。从15期到22期的特色，就是拥有一系列论述古巴、阿尔及利亚、伊朗以及葡萄牙殖民地的文章，其立论基础主要是比较社会学和阶级分析。除了一篇讨论英国当代哲学家Oakeshott[3]学说的论文，对于当时英国保守党执政晚期的政治议题，几乎没有文章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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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年初之际，《新左》的编辑形式有了重大的改变，尽管有些许变动，但是基本上这个形式一直被沿用到1999年。在此同时，一个更为宽广且具有野心的编辑方针也发展出来了。在1964年到1966年(第23到35期)之间，《新左》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展现了这本刊物的独特取向和风格。首先，就论文的主题焦点来说，尽管分析角度并无太大差异，但是稍早对于第三世界的关注已经转移到英国国内。其中有一系列的论文探讨了英国历史发展的结构性特征，以及英国成为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特别是其中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特殊动态。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理论影响来自葛兰西(Gramsci)。而这些言论也在1960年代中期，引发了汤普森刊登在《社会主义文摘》(Socialist Register)的主动响应和辩论。其次，从政治立场来说，《新左》对于传统的英国工党立场抱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个立场大致上预告了十年之后兴起的所谓欧陆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当时的《新左》认为，在政府或是国家层次进行社会主义领导之前，必须先在市民社会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并作为先决条件。这个立场在《新左》生产的第一本书《迈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 1964)中获得充分的表达；这本平装书当初就是为了替工党规划新的政策取向。事实上，在威尔森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里，《新左》已经对于这个政权可能推动社会主义转型的幻想全数破灭。此外，在此一阶段中，虽然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已大幅降低，但是《新左》也推出一些短小精干的评论，以及各种文化议题的文章，让论文题材更加丰富也更有可读性。例如有一系列关于电影的文章，是电影「作者论」首度在英国的引介(分别参见Lee Russel 以及Peter Wollen 的作品)。另外一个主题则是不同职业的工作者在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工作经验谈(后来收录成由Ronald Fraser主编的两册书)，也是这个时期相当受到欢迎的文章。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关注的理论，还包括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包括沙特学说的探讨，使得本刊的政治讨论丰富不少，而卓别麟电影《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的讨论，也非常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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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到1968年之间(第36到51期)，是《新左》发展的第四个时期，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针对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的不满，《新左》集结了相关论文，委由Penguin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分别彰显了两大反抗运动：第一是发生在1967年，为了对抗通货紧缩与薪资冻结的工会运动(《永不妥协》［The Incompatibles］)，第二则是在1968年达到最高峰的学生运动(《学生的力量》［Student Power］)。当时《新左》的编辑也对英国的学院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检视，形成第50期的专题「英国文化的构成」(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此外，《新左》在这个时期开启了一系列关于二十世纪国际革命运动的经典专题，包括策划一个环绕在正统共产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与卢卡奇(Lukacs)拥护者之间的辩论，主题是托洛斯基在俄国革命和后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策划这个专题的编辑是Nicolas Krass，他曾经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将视野放到英国海外，关于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带动的游击活动，以及越南共党在中南半岛革命成功等专题，重新恢复了最初《新左》对于第三世界的关注。在这个时期，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明显。也是在同一段时间里，《新左》译介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t)的文献，包括葛兰西、卢卡奇(Lukacs)与柯西(Korsch)的作品；自此之后也成为该刊一条重要的编辑路线。对《新左》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足以用来对抗官方共产主义的权威教条，以及反对社会民主制度的妥协和庸俗化。不过，《新左》的理论兴趣亦旁及其它，包括一些探讨心理分析的文献(如阿多诺［Adorno］和拉康［Lacan］的著作)，以及重刊部分俄国形式主义和构成主义的重要作品。从1966年起，《新左》也开始涉入有关妇女解放的议题，刊载在第40期，由Juliet Mitchell撰写的〈女人：最漫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之作；文中综合了西蒙波娃(de Beauvoir)、恩格斯、Viola Klein、Berry Friedan等学者对于妇女受压迫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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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发展的第五个时期大约从1968年末开始，直到1971年年中(第52期到67期)。伴随着在西欧蔓延的学生与工人运动，以及越战引起的冲击，《新左》此一时期的立场也更加基进。第52期的特别专题称颂发生在巴黎的「五月事件」是一场「受压迫人民的嘉年华会」。虽然英国国内的政治发展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不过倒是有文章讨论了英国第一次的妇女运动会议和相关文献。这个时期论文的焦点主要是在北美、日本以及其它「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等地区。而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仍然是此一时期《新左》最重要的主题内容，有相当多的讨论和评介文章。在社务运作方面最重要的改变，是1968年年终所决定设立的出版部门，作为固定的《新左》论文出版机构。第一本以该出版部门名义出版的书在1970年秋天付梓，该书的雏形也反映了当时《新左》所重视的议题。至于文化议题方面的文章在此一时期较不经常出现，不过还是有一些关于摇滚乐和性议题的讨论，以及Peter Wollen一篇重要的论文〈电影的符号与意义〉(Signs and Meanings in the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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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1年到1975年间，《新左》持续发展对理论的探讨，特别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卢卡奇、阿图塞(Althusser)、法兰克福学派、沙特与柯列提(Colletti)等人----的讨论或访问(后来收集成一本新左《读本》［Reader］)。西方马克思主义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前卫思潮的包容态度，以及建构出一套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在东欧地区的不当官僚统治的批判基础。随着这方面的理论探讨，该刊愈来愈重视社会和历史分析，及其在认识与本质层次上的相关议题。有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都以阿图塞学说为主题，其它包括Nicos Poulantzas 和Goran Therborn等学者的影响力也相当可观。该刊和出版部门也出版了一些班雅明(Benjamin)、阿多诺和Timpanaro的著作。威廉斯在第82期刊发表一篇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进行探讨的文章，建立了所谓「文化物质论」(cultural materialism)的根基。这个时期也有比较多针对英国本地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希斯(Heath)政府的施政问题。而此时期《新左》主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论点，在左派政治势力里算是异数。由Tom Nairn策划有关这个议题的专号，也在稍后由Penguin出版社出版为专书。在68期到90期的这段时间里，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表达，则是批判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分析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近况----特别是有关俄国境内异议份子的出现、捷克斯伐洛克的处境，以及发生在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这是围绕着「第二世界」的议题，首度在《新左》出现较为完整的探讨；最主要的原因，是编辑们感到必须针对这些国家里独特的官僚体制，提出一套批判看法。而关注第三世界的文献在此一时期也再度获得重视，有不少相关论文发表；主题不仅包括个别国家的探讨，还有许多是对整个后殖民国家处境的辩论。Bill Warren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在许多先前低度发展的地区里，如今资本主义在那些地方却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引发不小的争议。此外，有关家务劳动的讨论文章，融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分析；而Enzensberger则发表了一篇关于生态与媒体的原创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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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五年之后，《新左评论》的「西方马克思」(Western Marxist)计划(programme)，也就是对后古典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主流，所进行的引介和评估已几近完工，此接续了《新左评论》在理论工作上的两个不同（也许是互补的）重点。第一个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包含Marx、Engels、Lenin、Luxemburg），或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s）[4]的批判性评价，以及对国际劳工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遗产进行重新评量。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概念协助《新左评论》得以触及很多不同国家的读者和作者，但这并不妨碍第二个重点，也就是与英国社会主义和基进思想的遗产接轨。现在，《新左评论》已出版本身的原创性书籍，因此相较于期刊的型式，这项工作从书籍上更能够彰显出来。一开始在期刊中对Raymond Williams作品的讨论，已发展为《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一书；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之中，与Edward Thompson的争论战火再度点燃；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起源即由《新左评论》自行探索。Robert Brenner在《新左评论》第一０四期中＜资本主义起源＞（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一文，表现一种对社会形塑动力和生产模式之日渐成熟的关注。在政治上，第七个时期（第九十期到一百二十期）见证了南欧独裁政权的崩解，和第三世界（越南、安哥拉、衣索比亚、伊朗、尼加拉瓜）基进革命的新进展，《新左评论》也采用相对上较一贯的态度来报道这些事件。一般所称之第一世界问题是社会主义传统较不长探究的，在此也被处理，比方说Goran Therborn、Erik Olin Wright、Ian Gough、Arghiri Emmannuel和Ernest Mandel等作者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政府支出、社会阶级和世界经济萧条的文章即属之。针对葡萄牙、意大利和土耳其地区所作之极左派冒险主义的评论而得之时事观察，如访问Scargill[5]、科里现场干部（Cowley shop steward）[6]。《新左评论》在此阶段结束前的最鲜明特色，是抗拒了七０年代末期集结的冷战气候，以及关注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中令人担忧的制度僵化(immobilism)。因此，第一一九期的《新左评论》就包括了Alec Nove针对计划与市场、Fred Halliday针对阿富汗，和Stuart Hall针对Poulantzas所著《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一书所写的文章，而像Miklos Haraszti和Rudolf Bahro这类作者的文章，也标示出「实存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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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从一九八０年至一九八四年，此时期因军备竞赛和美英的轻率鲁莽而造成危机日增，所以编辑优先考虑和平运动的议题。为回应Edward Thompson最初对该议题的介入，由《新左评论》所组织的国际性论战扩展成《毁灭主义和冷战》(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1982)一书。大部分的文章探究东西方政治竞争的关键地区，包含波兰和东德、中美及加勒比。在《新左评论》第一二四期的一次主要介入中，Raymond Williams坚称赢得和平与达到政治解放及正义是密不可分的。从世纪即将结束的观点来看，八０年代早、中期的和平运动，及其接续而来的剧变，可被视为是新和解(detente)时期后续发展之要素。有关波兰和科索沃(Kosovo)的文章则关注东方的爆炸性内部紧张关系。国内的稿件有点狭隘地专注在对工党的描写和期盼上，而不是针对当下保守政权的本质，其中包括在第一三四期Anthony Barnett的「铁大不列颠」(Iron Britannia)一文所提之著名异议，这也是福克兰战役中的一个特殊议题，以及在一四０期针对一九八三年选举所作的特写。《新左评论》过去对一党独大模式(Westminster model)的批判，有助于揭示对比例代表制的强烈坚持，这种立场在当时的左派仍不常见。随着北美的稿件和投稿者大量增加，现在美国在《新左评论》中所占有的地位跟早期的西欧类似。Terry Eagleton的文章，以及呈现Adorno、Brecht、Lukacs和Benjamin之间「美学和政治」(Aesthetics and Politics)争论的文化素材标示着某种复兴。此时期的理论关注标示着《新左评论》发展的过渡时期，包含Ralph Miliband和Norman Geras为文处理西方社会制度特征和阶级关系，以及Goran Therborn和Adam Przeworski为文处理社会民主组织和政策。至此时期将结束之时，编辑委员会进行一次改组，在六０年代中期加入的编辑约略有半数离开，一些新的编辑加入《新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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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０年代中期到晚期，对苏联集团系统的经济批判（对于此系统的社会敌意和对民主的否定，在更早之前即已被记录和分析）引人注目， 有Wlodzimierz Brus、Ernest Mandel、Alec Nove、Robin Murray、Diane Elson、R. W. Davies和Meghnad Desai等作者，为文处理计划与市场、消费者权力与社会所有权。苏联学者Boris Kagarlitsky的稿件接续其后，分析苏联的改革开放(glasnost)。《新左评论》一七七、一七九和一八０期的几篇文章探索共产政权在一九八九年道德和政治崩解的广泛含意。在《新左评论》第一八０期，Fred Halliday和Mary Kaldor评估「冷战终结」(The Ends of Cold War)。Raphael Samuel写成的一系列文章，尝试要复兴西方共产党(Western CPs)中激进分子的经验和观点。Fredric Jameson在《新左评论》第一四六期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7]，促成对八０年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理论和文化调合的广泛讨论。Mike Davis在洛杉矶所作的惊人报导唤醒了实存资本主义世界。在较早期，男性及女性学者（Wally Seccombe和Maurice Godelier）均针对女性受压迫发表重要文章。在此时期，一系列针对女性运动的文章涵盖了西班牙、希腊、西德、爱尔兰、日本、法国、孟加拉国共和国、印度、巴西和中东。另一系列详细探查左派在欧洲的轨迹，则涵盖了丹麦、意大利、瑞典、法国、西班牙、挪威和西德。就较广泛的政治议题而言，针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后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New Times)的争论，批判性地响应这些曾被认为非常具有打破传统意义的论点，并指出这些论点其实是八０年代晚期右派气候影响下的产物。在《新左评论》第一四八期，Francis Mulhern响应Raymond Williams的作品，尝试将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关怀作大胆的结合。在第一五一期，对Jurgen Habermas的访谈中则处理影响人类团结和解放的最根本问题。针对历史和社会权力、「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自由主义价值和弃绝斯大林主义的交流和文章，持续捍卫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机，并丰富历史和文化唯物论的基本论点。在此时期及较早时期中，受到信奉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展现出普遍性的影响力，使得《新左评论》得以远离较广泛之新左派及后新左派氛围中的民粹主义、相对主义和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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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进入九０年代，新的衡量标准形塑了《新左评论》的议题。一系列的历史回顾文章分析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崩解，包含在一八三期中，Jurgen Habermas的「矫正革命」(Rectifying Revolution)、在一八五期中，Robin Blackburn的「世纪末：崩解后的社会主义」（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在二０二期中，Benedict Anderson的「共产主义后的基进主义」（Radicalism after Communism）和Peter Wollen的「我们的后共产主义」（Our Post-Communism）、在二一二期中，Manuel Riesco的「向雅各布宾致敬」（Honour to the Jacobins），而Slavoj .i.ek、Ronald Suny、Andrzej Walicki、Ivan Szelenyi、Roy Medvedev、Michael Burawoy、R.W. Davies、Ernest Gellner、Georgi Derluguian和其它作者，则探究共产主义从中欧到泛高加索(Transcaucasia)的发展轨迹。相对于此，中国（传统上《新左评论》稿件较少顾及的一个世界地理区）兴起为主要强权，也有文章针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面向进行广泛地讨论，包含从Richard Smith、Cui Zhiyuan和Roberto Unger到Lin Chun、Liu Binyan、Zhang Xudong和Jeffrey Wasserstrom，最后集结在《新左评论》第二三五期，由七月四日运动(July Fourth movement)领导者针对中国的未来而开设之圆桌讨论中。另一方面，在西方一系列关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动态的主要研究，标示出这个十年，包含在一八八期中，Robert Brenner对正规学校的批判性评估；在一八九期中，Giovanni Arrighi对世界收入不平等所作的基础调查；在一九五期中，Andrew Glyn对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地区的概述；在二三二期中，Michel Aglietta的「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以及在二三三期中，Robin Blackburn对「新集体主义」(The New Collectivism)的分析，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二二九期，完全专注于Robert Brenner的「全球性混乱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以处理这个已扩展开来的特殊议题，本期一上市即销售一空。
在政治上，《新左评论》与大多数的左派不同，并没有和该时期的新帝国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humanitarian)的介入有太多往来，《新左评论》猛烈地攻击联盟介入波湾和巴尔干战事，包含Robert Brenner和Peter Gowan探讨的伊拉克战事，Tariq Ali、Robin Blackburn、Edward Said和Peter Gowan探讨的南斯拉夫战事。如果这是一个我们看着第一代新左派(New Left)许多关键人物离开的时期，新左派的知识活力并未减弱，在这些离开的人物中，《新左评论》曾为文纪念的包含Edward Thompson、Raymond Williams、Ralph Miliband和Raphael Samuel。《新左评论》在理论上的争论范畴，从Michael Mann的种族净化的动态和阶级政治的命运，到Jacques Derrida和Fredric Jameson的历史唯物论和解构之遗产、Jeffrey Alexander和Pierre Bourdieu的战后社会学变迁、W. G. Runciman和Mike Rustin的社会进化论的重生、Immanuel Wallerstein和Gregor McLennan的世界体系取向的效用、Eric Hobsbawm、Goran Therborn和Tom Nairn的马克思主义之鉅观历史分析。而经常性的美学讨论包含Peter Burger、Fredric Jameson、Terry Eagleton、Julian Stallabrass 和Malcolm Bull。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出版的第二百期，提供了《新左评论》在这个阶段所关注之各项议题的很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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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时，《新左评论》在新系列中重新设计并重新开张。描述每篇文章的「稿件纪要」(programme notes)，以及对当时主要话题之记录性评论取代了引介性的「主题」(Themes)单元，并加入了经常性的书评、访谈和网站。在第一期中，Perry Anderson发表期刊宣言「重生」(Renewals)。此后，《新左评论》发行的主要文章探讨了美国、日本、欧洲、英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古巴、伊拉克、墨西哥、印度、巴勒斯坦等地区的议题。《新左评论》也对全球经济和抵抗全球经济的反资本主义进行重要分析，并对世界文学和世界电影、文化批评和前卫(avant-garde)进行讨论[8]。在新世纪之初，《新左评论》强而有力地再度重申其基进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
[1] 译者按：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是当时非常关键的冷战国际情势变化。在中东方面，埃及在七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色列在十月对埃及发起攻击，英国与法国立刻驱兵介入，于十一月初达成停火协议；此一危机的解决，相当程度架构了此后中东的权力地图。另一方面，东欧则在苏联核心领导人斯大林死亡与赫鲁晓夫接班的转换时刻陷入动荡，匈牙利学生与工人于1956年十月在首都布达佩斯发起大规模街头抗议，要求政治经济改革并脱离苏联统治。十一月初，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进行血腥镇压，估计造成三万人死亡，二十万人逃离家园，最后苏联镇压成功。然而相对于苏伊士运河事件，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对发生在匈牙利的屠杀却置若罔闻。这里面存在的是核心国家赤裸裸的利益考虑(中东的战略与物资意义远超过东欧)，而不是什么理念或道德问题；英国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不满，大概由来于此。
[2] 译者按：此应是误打，正确的原名应是Alasdair MacIntyre。
[3] 译者按：英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是当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代表人物之一，也对英国保守党的政治立场具有指导地位。
[4] 译者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维也纳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包括Max Adler、Otto Bauer与Rudolf Hilferding 等人，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维也纳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这支马克思主义学派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的科学，着重因果关系的分析。其中Hilferding运用边际学派经济理论提出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学说最为人所知，他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信贷资本愈形重要的角色，以及垄断性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斯大林势力的打压，后来又在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肃清下，逐渐消失。
[5] 译者按：Arthur Scargill(1938- )，英国工会领袖和工运活跃份子，领导英国矿工全国总工会于1984到1985年进行大罢工。1996年因不满布莱尔的新工党政策，脱党成立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并担任党魁至今。该篇访问标题 ’The New Unionism’，刊登于第92期(July-August 1975), 页3–33。
[6]译者按：shop steward指在工作现场设立的「现场干部」或「小组长」，是工会组织运作的重要设计，大都是劳资争议代表。
[7]译者按：篇名’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页53–92。
[8]译者按：《新左》改版后2001年的九月/十月号，刊出有关台湾新电影导演杨德昌的两篇文章，第一篇Leo Chanjen Chen所撰〈失望的建筑师〉(The Frustrated Architect)讨论杨德昌的创作历程与风格，另一篇则是对杨德昌的访谈纪录〈台湾故事〉(Taiwan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