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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政治
弗朗西斯·穆尔赫恩
通常认定的这后现代主义时期之较为显著的学术研究现象，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学科在都市大学中的兴起。我说“新”，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这门新学科就是一种有指导的、有自我意识的从事理论和实际经验调查研究的反传统（或曰非正统）的课程。新学科最早组建的机构附属于伯明翰大学英语系；首先体现于这一附属机构的思想现如今已发展成了具有一套功能完整的、从事学术活动的学科：专业学位和研究生课程、新一带教师——他们不像因急需而临时任教的导师，已是收过本学科专业培训的研究生、专业学会、观点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全球网络联系。自由出版公司全力出版文化研究成果——这一成果不仅包括本学科丰富的研究专著，也包括对学科本身的诸多论述、大量的教科书以及为数不少的虚假指南。文化研究在大力组建自己学科的同时，也建议对其他学术领域——特别是文学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妇女研究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进行改革，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30年前少数激进派发起的这一新学科研究教学活动，现如今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了人类科学（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宗教等——译者注）各学科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
这一发展态势必然会使头脑清醒的评论家感到新学科不合时宜——或者说，根本不切实际；而考虑到这一发展态势发生在看来要令其失去价值的历史环境中，则更加深了这样一种感觉。在文化研究——一种自行确定的革新和重构的研究课题——兴盛的这几年里，设有该学科（特别是而不仅仅是在英国）的学术机构遭遇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并受在其激励下的兴起的激进运动之影响而遭遇挫折，迷失方向。文化研究的兴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际情况，但谁也不会贸然称之为一种进步。我们在理应承认文化研究可能确已取得了个人和集体成就的同时，尤应对作为一种文化分析方式的这一研究项目常用的推理法以及对称之为文化上的政治这东西进行一些必要的评论。
本文拟分五点简要说明我的观点。首先阐明文化研究是种独特的文化分析方式，接着深入探究该学科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研究活动和思想，最后对其很成问题的关系——即文化与政治间的关系——作一大致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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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威廉斯对所谓的文化研究所下的定义是：在于探究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意义”之产生情况——在社会（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人类重要组织的社会）中意义产生的种种方式（各类叙述、说明、阐释、评价）。因此，文化研究首先主张大大扩充分析的范围，要突破其源头文学评论所保有的界限：可以对所有社会意义进行探究。然而，这难以阐明文化研究的特性。我拟在本文中使用文化评论（或曰“文化批判”，kulturkritik）这一规范的德语用词（下文均用黑体表示这一用词），这是因为日常使用的英语字眼含义太宽泛，难以表达我的论点所下的那种确切的定义；文化批判这一文化评论老传统特别注重对普遍意义的研究。以传统方式从事研究的著作家们——像英国的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西班牙的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德国年纪较轻的那个托马斯·曼——对这种全新的宣扬民主及商业化文化的“大众”文化作出了强烈反应，始终对之表现出了一种高格调的、传统主义的、厌恶的态度。文化研究则与他们不同，主张对所有资料的处理一律平等：换句话说，尽管从听来似乎有理的教育意义上说，诗歌与爆玉米花广告词的价值可能不会相当，然而两者均具社会意义，均应引起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两者要同等地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然而本段开头所下的那种定义不足以表明文化研究的特性：文化研究不仅仅是种人类学研究，仅对社会进行研究；还将社会视为一系列象征性的发展变化过程。还有第三个特性——至关重要的特性：文化研究不仅仅扩大了文化批判的范围和强化了文化批判的社会性，还向支撑老传统的整个价值观体系——整个文化权力体系——发起了挑战，并开始了对替代权力形式（如果说尚未确定的话）的探索。这是文化研究所坚持的意向——“本质上的政治”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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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扩大研究范围、平等处理所有资料的思想是个信念问题，但不实用。没有人、没有一个专业的团体能够妄求研究“一切”，而全然公正客观地摘选资料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总是要进行有目的的摘选的；文化研究的对象各异，研究机构所处的环境不同，总是要按需优先摘选一些资料的。文化研究分析的主要领域也是传统的文化批判非常忧虑、十分反感的一些社会现象：发达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形式及其表现方式——电影、电视、通俗报刊、广告、购物。而其主要论点则完全与文化批判的传统观念相反，认为这种文化不是鸦片，并非有意要使单纯的平民大众消极等待、顺从不抵抗；恰恰相反，是要民众积极、从容、慎重地参与文化活动——乃至颠覆性的文化活动。
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来说研究领域和观点的这些相关连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文化批判的那些传统观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要算赫伯特·马库斯了）转而支持这些观点——确实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经典观点就没有什么宗派色彩了。当安东尼奥·葛兰西断言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时——虽说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起到社会作用、具有“知识分子”地位——但并未背离那经典观点的精神实质。然而，葛兰西这一断言的关键之点是其所具有的两重性：他不仅肯定了求得实质性解放的可能性，也指出了现行的统治这一事实。文化研究的主要倾向有了不同的侧重点。文化研究由于没有将“高雅”文化形式及其表现方式纳入其分析范畴，因而也就违背了其自身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即分析“整个生活方式”（抑或换个更明确的说法，即当前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社会关系）。文化研究由于片面地强调大众文化实践中积极从事批判活动这一点，因而也就往往忽略了制约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极其严重的不平等和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历史现实。这些倾向一同阻碍了其批判性理论和研究分析工作的发展。他们声称欲取代文化批判，但实际上却宣扬了文化批判的精神。
少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已站出来反对这些倾向，但成效不大。他们蛮有理由地指责大多数人犯了“大众主义”错误。然而形形色色的大众主义自视为反现行秩序者。人们还会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由于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多半成了商品化的娱乐活动（或曰使人娱乐的谋生活动），一切的一切形成了一大市场，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文化研究实际上自然而然地遵纪守法、顺从听话起来了——尤有甚者，自觉地成了卫星电视和购物中心的理论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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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是种最最糟糕的情况；可要反对这种文化研究还真得花点大力气、有点过人才干、做许多工作才行哩。人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下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文化研究无疑是左派行为——抑或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么一种引人关注而又明显空泛的说法——即“本质上的政治”意向——的含义之所在。
文化研究肯定是要力争实现社会目标——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以求解放的。文化研究的这种社会目标实质上显然是政治性的。然而进而认为文化研究“在为实现这种社会目标而奋斗”的话，那就不切实际了。文化研究现在已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学术活动；而不管怎么说，学术活动与政治目标不是一码事。当一种持有反对意向的思潮变成领取政府预算资金的学科——一种颁发文凭、提供就业机会和提供研究经费的学科，会发生什么事呢？任何一个注重实际的评论家大概都会看出问题来的。没有一个学术性的学科会真正为了自身荣誉对其学生和教师进行政治考查的。这样的日子不会远了——实际上也许已经来到了，即这一学科首批真正的专业人员——经过这一学科专门培训、现在将这一学科当成一种职业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员——登上了教室讲台开始授课，讲授“颠覆”或其他某种设定的类似的教学内容。这并非是种令人不快的假说——我们如果要找先例的话，只需想一想F．R．利维斯及其志同道合者们的情况就行了：他们的文学评论所具有的战斗性、尖刻的反传统性被广为仿效，结果完全变成一种设定的俗套，只不过仍保有其反传统的形式而已。说教不会起作用；但从事文化研究活动的左派们需要有种人们意想不到的自我意识——一种比其新“政治”学科所想要的那种意识远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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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利维斯，就进一步想到了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最最不同之点——政治问题。文化批判不管在哪个国家，也不管其倾向性如何，始终是个思维现象。文化批判家们通常总要从具有权威性的价值观念这一层面看问题、表达意见；这一层面或许是“人类”，或许是“全球”，或许是“传统”，而他们则最爱从文化这一总括性的层面看问题。他们自行确定的任务是维护文化的影响力，也就是要反对现代性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这威胁或许体现在商业主义上，或许体现者“大众”上——集中体现在文明这一总括性的经典述语上。文化批判一直是种精英行为：毋庸置疑，文化必然始终是少数人的事，因为一般人不关心、也不懂这种事。文化批判家们的政治立场各异从右到左都有，然而这始终是个次要问题；这是因为文化批判固有的意愿就是要维护一种超越“纯”政治的社会权威。其实，文化这一基本价值观念范畴与文明这一社会“机器”范畴之间的主要区别使得文化批判全然难以将政治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文化研究力图超越文化批判。文化研究提出要换个角度对“文明”和“大众”进行再阐释，并在文化批判认为只是一潭死水、无意识行为的地方发现了活力、选择和意义之存在；而文化研究这样做是要实现其激进的社会目标的。然而这就有点奇怪了。不错，文化研究是在不断质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然而正相反，文化研究更为关注的倒是被视为左派的缺点问题。现在左派的确有许多要加以检讨；但文化研究只关注一点，即文化研究不断提出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本学科的主题思想：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提高政治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可以否定并取代左派特有的政治传统。换句话说，文化研究试图将纯政治概念（即“阶级”、“国家”、“斗争”、“革命”等这样一些传统概念）归并于大众文化这一更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下。文化研究这样做，也就完完全全仿效了文化批判所特有的基本形式。文化研究的确是在否定文化批判，然而镜像与原像只不过是左右换了个位置，其像本身原封未变。如果说有什么自相矛盾的论点的话，无疑就存在在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的这一具有政治性的学科活动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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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对文化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一全面思考呢？我说过文化研究一再重申对这一关系有着一种特别深刻的认识——其含义是这一认识不正确，有可能会有违本学科中左派真诚的政治意图。最后，我要大胆地换一种方式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政治”性进行思考。
左派用两种简单化的方法对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我们可以毫无遗憾地摈弃一种主要的简化方法，即人们熟知的政治简约法——将所有文化现象均纳入一种预先已设定好的模式，认为人的潜在价值始终离不开政治，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而受累。而我们现在又有了一种简单化的方法：这次是文化简约法——在大学中以文化研究为主宣扬这一方法，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面貌出现在更为广泛的范围里。这一简单化方法将所有文化特性的表现形式均称之为政治现象，因此要大力支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百分之百地消除政治自恋癖。如果说前一种简单化方法认为文化只不过是种政治工具的话，那么这后一种简单化方法就完全消除了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可能性，而我则认为文化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斗争领域。
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应该承认文化活动的价值及局限。应该可以承认：文化活动既有极强的政治性又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文化虽说是个斗争激烈的领域，是政治斗争场所，然而不能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舞台，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基本原理是：政治—文化关系之特性乃差异性也。这一论点也许不那么令人关注，但当我们使“文化”范畴仅具社会意义（或曰仅为“整个生活方式”）时，就得认真对待这一论点了。这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来说，认为“文化”范畴仅具社会意义可能是个致命的问题，导致了其自身概念上一些问题的出现。
如果说文化仅具社会意义，如果说政治活动仅关注某一特定领域（例如，真正谋求解放的政治就是这一领域）中之社会关系，那就完全可以像文化研究当今往往臆断的那样，认为文化和政治实际上是一码事了。从理论上讲，我们不能说这种社会意义是政治性的，而那种社会意义不是政治性的；如果说文化涵盖整个社会的话，任何一种文化倾向似乎就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自称为“政治性的”了。
然而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可以这样认为，即文化涵盖整个社会关系，政治亦涉及整个社会关系，只是二者的影响各不相同罢了。政治在决定社会关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独特，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政治活动即使完全影响着整个意义层——例如文字和图像，亦得受其独特的作用制约。政治是种审议行为，通常是要影响做决定的。首要问题始终是要干什么。在和平民主的环境里，政治是种禁止行为，要力求做到切实一致。而政治在走投无路时才转而采取文化之外的手段：暴力强制手段。
我们可以不那么抽象地来解释文化活动，即其主要作用在于表达意义，因此这文化活动不同于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对意义有着相同的理解：文化活动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构想，但没有——也不需要有——那种特性，即文化的作用不是采用审议的、禁制的、强制的手段来影响社会关系的性质。葛兰西认识到了这一特性的含义：文化评价与政治评价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往往会是不一致的。
文化活动可能会认为所有差异都是绝对的（诚如乔治·卢卡奇所说艺术和思想领域没有统一战线）。政治在力图导致或阻止某种特定事态发生时、在力图确保这种或那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时，是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差异的。政治必须能够弥合的种种差异——文化活动可能视之为绝对的、难以弥合的种种差异——以求团结一致实现特定的目标。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政治利益需要在看上去文化十分亲和的领域里制造分裂。例如，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譬如，政府拨款资助托儿所），也许就要充分利用同一宗教信仰团体内的阶级对立和性别对立了。从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倾向来看，政治要求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政治对文化的指控亦总是如此。两者都既视对方为派性偏执，又视对方大公无私。
这是文化研究忽略了的主要不同之点。在此不想对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进行探究，但对其所造成的后果倒可以说上几句。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往往使政治消溶于文化。现在看来，就连一直游离于文化领域之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雷蒙德·威廉斯也承认，他夸大了文化层面的政治潜在价值，他的理论著作中一直未能很好地摆脱这一倾向。然而他和其他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者们至少做了两件重要大事。其一，他们在否定将文化归结为政治工具这一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同时，也承认文化的重要性，承认其为一种斗争领域——特别是在消费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时代尤为如此。其二，他们强调“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反对精英们简单地斥之为令人麻木不仁、困惑不解而加以摒弃的倾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绝非是置身于统治关系之外或超然于商品化规则之上的事物，而在这种关条和规则下的“大众”从来就不是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大众文化的特征是既有顺从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
文化研究现在不仅在使政治消溶于文化，同时也在一点一点摒弃其先驱者们的遗产。文化研究只注重文化活动，全然摒除政治的存在；或者说，只注意文化差异的自主独立这一特性，全然否定政治团结形成的可能性。就连文化冲突所带有的政治色彩亦遭否定。如果说完全从“高雅”文化、从不平等和统治关系的历史现实剥离出来的大众文化已然在积极从事批判活动了的话，如果说电视和商场已然成了颠覆场所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斗争了，实际上也就不需要什么斗争了。而如果说只有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话，那么“大众”对消费资本主义的顺从和甘心忍受就会像文化批判家们所说的那样，必然是一丝不苟、不折不扣的了。这就是文化研究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悖论：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确认，甚至是赞美这一反民主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