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万毓泽《马克思主义》（2021）
3. 古典马克思主义 (classical Marxism) 的成形
3.1 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
有些学者根据时序的先后来界定「古典马克思主义」，将其限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俄国革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如 Renton, 2002）。据此，古典马克思主义内部可能就具有强烈的多元性甚至矛盾性。其中，在第二国际内部占据一定地位的决定论式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等同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1891 年《艾尔福特纲领》已从「自然主义、宿命必然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讨论的「历史趋势」（Colletti, 1972: 55；另见 Hansen, 1984）；德国社民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在解说《艾尔福特纲领》时，虽然提醒人们不能「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Kautsky, 1963: 84），但也明白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败：它的瓦解只是时间问题；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产。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以代替现存的社会形势，不再只是愿望；它已成为必然的东西」（转引自 Callinicos, 1990: 17-18）。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将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公式化、毫无传统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转引自 Kautzer, 2017: 46）。但要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并非只有德国社民党，也不是只有「决定论」式或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见如 Giordani, 2018；Gaido and Quiroga, 2021）。
另一方面，Callinicos（1996: 15，另见 2007: 429-30）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具规范性的定义：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由后来的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所延续。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将社会主义设想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是受剥削和受压迫者自己解放自己，而非交由某个代理人为自己完成解放。」
Deutscher（1988: 39）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我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之间，有着惊人的矛盾，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永远是一种羞辱的矛盾。」他补充说明，所谓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其后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人所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而「庸俗马克思主义」则是「诸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们、斯大林主义者们、赫鲁晓夫份子以及其它类似份子的假马克思主义」。
Callinicos 和 Deutscher 等人的界定方式，呼应了 Hal Draper（1966, 1992）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在Draper看来，古往今来，「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above）始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费边社（Fabian Society）、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然。他们背后的核心世界观是「必须由那些不受大众控制的统治精英以不同的形式把『社会主义』交给感激涕零的大众」（Draper, 1966: 4）。但另一方面，「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below）则针锋相对，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透过积极行动的群众『由下而上』地解放自我、凭自己的力量争取自由、掌握命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Ibid.）。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71）开宗明义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以及他对生产者合作运动的重视，都生动表现出这种精神（关于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更详细的讨论见 Musto, 2018: 171-97；Löwy, 2014c；Comninel, 2014；关于马克思和合作运动，以及更广泛的对「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讨论，见 Elliott, 1987；Hudis, 2012；Lorenzo, 2013；Roberto, 2014；Chattopadhyay, 2016；万毓泽，2018b: 77-8）。
本文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特色有二。除了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外，还特别着重对（转型中的）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 Perry Anderson 在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之对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便特别强调前者逐渐远离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人物。[1]
3.2 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由于强调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极为重视工人的基层自治组织，对群众、政党、工会的关系也有相当细致的看法，与「包办替代主义」（由党或党的菁英来「包办」革命）差异极大。以下简要论述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的观点。
列宁的〈怎么办？〉（1901-1902）和〈进一步，退两步〉（1904）常被视为「列宁式政党」、「先锋党」或「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主流的看法认为「列宁把党视为革命的工具。……党一定要……紧密受到控制，而且是彻底忠实的组织。关键是狂热精神，而非党员本身。党员的一言一行乃至作梦都必须以革命为念。……纪律要严明，不容异己」（Le Blanc, 1990: 2）。
托洛茨基 1904 年的〈我们的政治任务〉批判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强调「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把工厂当作榜样一样」（Trotsky, 1904）。他进一步说：
「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Trotsky, 1904）
列宁 1902-1904 年的著作确实反对党内的普遍民主，主张建立集中、严密的地下党。但批评者往往忽略了他的写作脉络：沙俄当时仍是高压的警察国家，根本不容许有合法的反对派，遑论是革命派。因此，当沙皇专制面临危机，一般人民得到局部的政治自由时，列宁便放弃了〈怎么办？〉等文章中的许多主张。比如说，1905 年底，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与非党的革命性〉中写道：
「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按：指党代表与党组织接受全党的监督与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Lenin, 1905b）
同年稍早的 11 月，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中，则首度提出党内民主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普遍选举制、公开性、干部任期制以及严格的报告义务等（Lenin, 1905a）。
另一方面，〈怎么办？〉中的「灌输论」亦极为知名。列宁写道：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Lenin, 1901-02，重点为笔者所加）
然而，1905 年俄国爆发革命，工人自发建立了苏维埃，此时列宁便认为「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Lenin, 1905a）。托洛茨基晚年未完成的斯大林传记也提到，「1905 年 8 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怎么办？〉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怎么办？〉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质，从而承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Trotsky, 1998b: 81）。
简言之，若要完整评价列宁的组织与党政理论，不能仅以〈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作品为依据，还必须考察他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大量著述，因为这些文字都是「针对当时运动面临的具体局势所提出的具体响应」（Molyneux, 1998: 49）（另见尹彦，2003；郑异凡，2009；Draper, 1999；Lih, 2006；Löwy, 2009）。
卢森堡则在 1906 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许多著作中阐述了她的组织理论。她也批判列宁早期提出的集中制，强调群众的「自发性」：「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Luxemburg, 2012: 178-9）。
卢森堡的许多文字，都彻底批判了「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
「人们认为，只需要把旧政府推翻，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领导，就可以发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命令。这又只不过是幻想。社会主义没有也不能通过命令来实现，也不能通过一个哪怕是很出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来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群众，通过每一个无产者来实行。群众被资本的锁链束缚在那里，就必须在那里把锁链砸碎。」（Luxemburg, 2012: 432）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过的最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要求彻底改造国家并且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行彻底的变革。这种改造和变革是不可能由某个行政机构、委员会或者一个议会下命令来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众本身去着手和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学会从被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死机器变成这一过程的会思考的、自由的、主动的领导人。」（Luxemburg, 2012: 409-10）
卢森堡 1918 年在狱中撰写的〈论俄国革命〉尽管引起许多争议（例如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她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一事的评价），也不应被当成她对俄国革命的全盘否定，但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无疑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珍贵遗产：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Luxemburg, 2012: 404）
另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眼中的「人民群众」绝非只有男性无产者。她的女性身份使她对性别议题极为敏感，并在二十世纪初期就针对家务劳动等问题提出了批判。举例来说，他在 1912 年的〈女性选举权和阶级斗争〉（Frauenwahlrecht und Klassenkampf）这篇演讲中指出：
「只要资本统治和工资制度继续存在，只有那些创造剩余价值、产生资本主义利润的劳动才会被认为是生产性的。……无产阶级女性和母亲在家中的所有辛劳都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活动。这听起来粗暴又荒唐，但恰恰对应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粗暴和荒唐，而无产阶级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晰敏锐地掌握这个粗暴的现实。」（Luxemburg, 1912）
再看葛兰西。葛兰西从 1918 年起，就对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形式产生浓厚兴趣，并研究了各国的工人代表制。他号召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comitato di fabbrica）（由工厂的全体工人选举代表，不分脑力与体力劳动）：
「目前，工人应当着手在『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下，把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同志选进广泛的代表机构中，『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这个口号应当同另一个口号，即『国家的全部权力归工人和农民』的口号结合起来。」（Gramsci, 2008: 18；更多讨论见 Williams, 1975；Joll, 1989: 23-33）
葛兰西 1926 年 1 月在法国里昂（Lyon）参加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著名的〈里昂提纲〉（「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文中说：
「认为党能够通过外部强加的权力来领导工人阶级，这是不必要的。……我们坚信领导阶级的能力不在于『宣告』自己是阶级的革命机构，而在于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真正』能够把自己同那个阶级的所有阶层连结起来，真正能够在群众中开展一场按照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向发展的运动。党只有靠它在群众中活动的结果，才能使群众承认它是『他们的』党。」（Gramsci, 2008: 104）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1930）中则说：
「唯有以研究群众本身的政治进程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党与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绝不会忽视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进程中，党与领导人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成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成分。若没有一个起领导作用的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消散殆尽，就像没有封藏在活塞箱中的蒸汽一样。但是推动事物的，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Trotsky, 2008b: xvi）
综上所述，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史可说是受压迫者由下而上的自我解放史，也是一部追求「自我管理」的民主运动史（Roper, 2012；Barker, 2008；Ness and Azzellini, 2011；Azzellini, 2015；Azzellini and Kraft 2018；Marik, 2018；Amini, 2019）。一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皆出现蓬勃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但都遭到镇压（如德国 1918-1923 年的革命运动，又如 1919 年 3-8 月短暂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Janos and Slottman, 1971；Kuhn, 2012；Broué；Harman, 2017；Pelz, 2018）。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数百人更在 1919 年 1 月的柏林起义中遇害。再连结到苏联的状况：列宁过世、托洛茨基失势、左派反对派被剿灭，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促成了「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巩固。
借用卢卡奇的话，「官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取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胜利之后在苏联出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一再重新解释，以适应斯大林统治的需要」（Lukács, 1990: 279），并成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二十世纪最血腥、最压迫的政权官方意识形态」（Ducange, 2020: 121）。尤有甚者，「马克思名言集也出现了，大多数名言都脱离原本的脉络」（Ibid.）。「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严重背离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成形，成为对「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最后，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位代表人物，同一时期还有一些左翼活动家或知识分子延续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理念，也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如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天文学家、革命家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1873-1960）是「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的倡议者，特别重视工人委员会式的民主。他认为「工人委员会是在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工人藉此来争取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生产」；「这里实现了完整的民主，每个参与劳动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委员会组织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属于劳动者的民主，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Pannekoek, 1941-2；更多讨论见 Gerber, 1989）。潘涅库克的委员会民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相当接近，除了值得比较外，也意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有其模糊不明之处（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
3.3 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转型，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也有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卢森堡和英国的 Belfort Bax）已开始关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问题。美西战争（1898）和第二次波耳战争（1899-1902）等重要事件的爆发，使帝国主义问题成为第二国际内的争论焦点（Gaido and Quiroga, 2021: 52）。
1900 年 9 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中通过卢森堡起草的决议，其中对帝国主义提出了分析：「所有重要的文明国家一致卷入同样的军国主义、海上扩张主义，同样地追逐殖民地，到处出现反动，尤其是国际间出现了持久的战争威胁，或者至少是一种持续的敌视状态。」（Luxemburg, 1900）从 1900 年到 1907 年，第二国际内出现多次争论，如在 1907 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荷兰的万科尔（Henri Van Kol，1852-1925）提出的决议草案竟主张「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Lenin, 1907）；伯恩斯坦更在会议中强调「不应在殖民政策上采取简单否定的立场，而是应该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我们应该放弃那种立即放弃殖民地的空想。这种观点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美国还给印地安人。殖民地就是在那儿。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文明的民族必须对不文明的民族进行某种监管」，导致另一位德国代表认为伯恩斯坦「比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还要帝国主义」（Day and Gaido, 2011: 25, 26）。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后「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Lenin, 1907）。
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7）等。这些著作虽然都对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却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了大环境的变化，必须对世界局势有所厘清，再据此提出政治战略（从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的帝国主义文献汇编见 Day and Gaido, 2011）。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许是其中最通俗、却最重要的代表著作。该书运用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的分析（Hilferding, 1994），并综合了英国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帝国主义理论，确立了帝国主义不是一种「政策」，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阶段，而是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达到的「最高阶段」。
此外，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也值得一提。该书的独特贡献在于（1）凸显了「帝国主义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之间的关系」：由于工人没有能力消费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导致资本家必须向「非」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扩张，以寻找市场、原料及投资机会；（2）主张帝国主义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的阶段，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3）「对于资本主义扩张对世界各民族和文化的影响具有人类学的敏感度」，并在书中考察了美洲／非洲原住民承受的灾难、法国／英国殖民主义对阿尔及利亚、印度、南非、中国的侵略等议题（Le Blanc, 2010: 163-5）。关于最后这点，卢森堡「极为重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类型的社会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形式、经济体系）的并存」（Le Blanc, 2010: 163）。与其它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卢森堡对殖民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各种村社结构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关怀（Löwy, 2010），相当值得与晚期的马克思做比较，也值得从后殖民或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重新加以阅读（见如 Hudis, 2018；Le Blanc, 2018；Chowdhury, 2018；Scott, 2021；Gordon and Cornell, 2021）。
自希法亭、卢森堡、列宁、布哈林等人以来，对资本主义的分期（periodization）与积累阶段（stages/phases of accumulation）进行分析，便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进一步参考 Heininger, 2004: 18-31；Callinicos, 2009），并可视为后来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层理论」（middle-range/intermediate theory）的先驱（McDonough, 1995, 1999, 2003），包括托洛茨基–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长波理论、法国的调节学派、美国的积累社会结构论、日本的宇野学派等。此外，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也始终未曾停歇，并在晚近 David Harvey（2008）、John Smith（2016）、Patnaik and Patnaik（2017）等人的辩论中再度受到注目（另见 Higginbottom, 2018；Callinicos, 2021）。
古典马克思主义另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贡献，来自托洛茨基与俄国经济学者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1892-1938）论辩时发展出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Trotsky, 1923）。
1920 年代初期，已经有经济学者注意到，资本主义除了短期的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外，似乎还可区分出更长期的经济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 1790-1925 年的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以物价、利率、股价、工资、对外贸易、煤炭和生铁的产量及消费量等统计数据为基础，计算出资本主义自1789年以来，经历了两次约五十年的完整长周期（Harman, 1999: 132）。熊彼得则在 1939 年首次将这种长期经济波动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Schumpeter, 1964），并沿用至今。
康德拉季耶夫论述经济长波的首部主要著作《世界经济及其在战时和战后的变动》出版于 1922 年。他认为，这些经济的长期波动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因素造成的，因此将之称为周期／循环（cycle），以彰显其循环特性。他认为，1920 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将会「决定性地削弱世界经济组成要素当中的不一致」，故「〔经济危机〕是一个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而新的平衡将取代已经崩溃的旧有的平衡」（Day, 1976: 69, 68）。
托洛茨基于 1923 年六月阅读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后，立刻写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波动〉一文加以批评。他说：
「康德拉季耶夫教授试图把他在短期景气循环中观察到的『严格节奏』（strict rhythm），移用于他所谓的长期循环的时期，我们可以马上拒绝这种作法了。这种尝试显然是以形式上的模拟为基础，而做出的错误概括。短期循环的周期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动力所决定的。这种力量，只要有市场，便无处无时不会出现。至于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深思熟虑便同样称之为循环的那些长周期（50年），其特征和持续时间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运作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让资本主义得以出现的外在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对新国家和与新大陆的吸纳，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战争与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重要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中扩张、停滞与衰退期的特征与更迭。」（Trotsky，1923b，重点为笔者所加）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是二战后首先严肃讨论长波理论的人。他在 1962 年以法文完成的巨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raité d'Economie Marxiste）处理了马克思讨论过的短期景气循环，但尚未讨论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波动。但两年后，他以英文发表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Neo-Capitalism）便比较了康德拉季耶夫、托洛茨基、熊彼得的论点，并大胆预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将于 1960 年代末期左右结束（见 Mandel, 1964；Louçã, 1999: 104-5）。其它版本的长波理论（尤其是受熊彼得影响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即认为资本主义可透过内生的因素（主要是技术革新）而自动从衰退长波过渡到另一波扩张长波。相较下，曼德尔的长波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故本文称之为托洛茨基－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反对粗糙的技术决定论（衰退长波会引发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会带来新的扩张长波），强调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政治因素，即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以及金矿的发现、殖民地的征服等因素）（Mandel, 1998；Went, 2002a；Went, 2002b），因此可视为一种「辩证、因参数而异的社会－经济决定论」（dialectical, parametrical socioeconomic determinism）（Mandel, 1992b）。这种形式的「决定论」能够在历史危机中看出几种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是无限的可能性或单一的可能性。换言之，曼德尔的看法很接近 Molyneux（1995）所谓的「相对的决定论」，以有别于「绝对的决定论」与「绝对的非决定论」两种极端。
3.4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线并存、共同演进。如果我们将「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及「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么当代仍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断试图继承、恢复、丰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下将焦点摆在战后法国以「自我管理」（autogestion；self-management）为核心的左翼思潮与运动，尤其是希腊裔的法籍思想家 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以及他参与创立的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1949-67）及其同名刊物（1949-1965）（以下部分文字节录及改写自万毓泽，2018c）。
卢森堡 1916 年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小册子》）中说：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像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Luxemburg, 2012: 323）
这是一种开放的史观：人类的未来往何处去，取决于受压迫者的自我解放运动，而非取决于「客观」的经济规律（Löwy, 2013: 91-9）。这种观点当然与第二国际内占主导地位的决定论史观格格不入，却成为「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法国团体的命名来源与行动指南。
Castoriadis 在 1950 年代的文章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只能是工人的管理（gestion ouvrière）。工人要管理权力，也就是群众自主机构（苏维埃或委员会）的权力；工人要管理经济，也就是由生产者导引生产，且同样由苏维埃式的机构来加以组织。」（Castoriadis, 1955: 9-10）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种彻底的政治－经济民主化，由工人接管经济生产、掌握政权机构，而非仰赖党或官僚的发号施令。他说：
「社会主义是不再把社会划分为发号施令者（dirigeant）与执行者（executant），而这既意谓要在所有层次落实工人管理（工厂、经济与社会），也意谓要建立群众机构的权力（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各级委员会）。社会主义绝不是某个党的权力，不论这个党的意识形态或组织结构是什么。」（Castoriadis, 2012: 197）
这是典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就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立场。尽管Castoriadis后来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等概念，甚至宣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哲学反思……总是与更广泛的自主（autonomie；autonomy）计划扣合在一起，也就是追求一种强而有力的、清楚明白的政治（la politique），其目标是彻底探询、转化现存的社会制度。」（Adams, 2014: xi）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仍生动表现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怀。
1965 年，「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前成员 Yvon Bourdet（1920-2005）和Alain Guillerm（1944-2005）创办了期刊《自我管理》（Autogestion）（后更名为《自我管理与社会主义》〔Autogestion et socialisme〕），继续推动「自我管理」的研究与运动；1968 年五月风暴中的激进左翼也将「自我管理」列入政治纲领，当时的学运领袖龚本第（Daniel Cohn-Bendit, 1945-）的名作《左翼主义：共产主义老年病之药方》（Le Gauchisme.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1968）甚至有近八十页「剽窃」自《社会主义与野蛮》（Hastings-King, 2014: 2n）；此外，「自我管理」的思路也影响了法国的左翼工会运动，如 1960-70 年代的法国民主工联（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便是显例。法国知名政治理论学者 Pierre Rosanvallon 在积极参与法国民主工联的过程中，亦出版了他早期的代表作《自我管理的时代》（L’Âge de l’autogestion，1976）。
到 1970 年代为止，这种「自我管理」式的社会主义观一直在法国激进左翼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当时便在《自我管理》的创刊号发表〈自我管理的理论问题〉（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utogestion），主张「应该从两方面来研究自我管理：它既是开辟道路的斗争手段，也是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的手段：由下而上、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全面改造社会。其原则意谓延伸到社会的所有层级。」（Lefebvre, 1966: 68）
Castoriadis 的「自我管理」或「自主」方案包含了一部份经济民主的构想。事实上，晚近许多经济民主的文献都很值得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话（参考万毓泽，2020）。Castoriadis 指出，工人在个别企业或厂场内的「自我管理」是不够的，还应该将「自我管理」延伸到经济领域，因为「在官僚化的经济与社会『调控』的脉络下设想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的工厂，是荒谬无比的」（Castoriadis, 2005: 35）。换言之，要有更宏观的、总体经济层次上的经济民主。他的设想大致是：
1．要有真正的消费者主权，才能带来个人的自主。
2．赋予生产者集体的决策权力，在生产单位进行工人的自我管理。
3．透过集体有意识地、民主地决定如何在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之间分配消费品，以及如何在整体消费与整体投资之间分配总产品。换言之，社会成员必须共同决定是否要追求经济成长（Castoriadis, 1999: 174-5, 1997: 413, 1957: 46-8）。
4．由民主决定的经济计划并不是僵化、无弹性、不容质疑的教条，而是要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问题与新困难的出现，随时重新检视并调整。
若真的实现自我管理，意谓「对社会做全盘的重新安排，就像如果工人的自我管理巩固了，长远来看也会出现另一种人格。另一种对经济及组织的导引方式，另一种权力模式，另一种教育等，也必然随之出现」（Castoriadis, 1964: 76）。
Castoriadis 的思想历久弥新，晚近不断被重新挖掘与诠释（见如 Memos, 2014；Karalis, 2014；Popp-Madsen, 2021；Schismenos et al., 2021）。本文之所以特别着墨其思想，还有另一个原因：Castoriadis 早期曾参与希腊与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运动。虽然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创刊号中，由 Castoriadis 执笔的发刊辞严厉批判了托派「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改良主义态度」，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恰恰是托派观念表现得最肤浅的地方」（Castoriadis, 1949: 1），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各种变体）仍然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学术与政治遗产之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深刻影响了 1930 年代以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外的若干人物或思潮。其精髓或可概括为四点（Bensaïd, 2006）：（1）以不断革命论对抗「一国社会主义论」；（2）过渡性的要求、联合阵线策略与对抗法西斯主义；（3）对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体制；（4）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关于「托派」的发展历史，可参考以下不同立场的书写：Callinicos, 2015；Bensaïd, 2002a）。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为处理其中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上特别有意义的第一及第三点。
首先是第一点（以不断革命论对抗「一国社会主义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背后的学理基础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UCD）。这是托洛茨基对历史唯物论极有创造性的诠释与重建，十余年来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其中与历史社会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学者）的高度重视。国际关系学者 Rosenberg（2006: 313）便认为，UCD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概念化历史过程本身，在其中，可以重新发现『国际』行为的地缘政治动力乃内在于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Alexander Anievas和Kerem Nisancioglu 的一系列著作便从 UCD 的角度重新书写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并藉此提炼出一种严肃看待非西方社会的「国际主义」式社会变迁理论以及「非欧洲中心论」的欧洲史（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3, 2015, 2016a, 2016b, 2017a；Anievas and Matin, 2016），已受到各方重视并引发争论（见如 Di Muzio and Dow, 2017；Duzgun, 2017；Mielants, 2017；Davidson, 2018a, 2018b, 2018c；Medved, 2018；Post, 2018；Anievas and Nisancioglu, 2017b, 2018；Christie and Degirmencioglu, 2019）。由于过去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受后殖民理论的冲击（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 Vivek Chibber 对 Ranajit Guha、Partha Chatterjee、Dipesh Chakrabarty 等后殖民理论家发动的攻击及其掀起的国际论战，如 Chibber, 2013；Warren, 2017），Anievas 和 Nisancioglu 等人的知识方案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去欧洲中心主义化」，因此格外重要（另见「马克思主义」（下）的 1.4 节）。
「不平衡发展」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已见雏形；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托洛茨基自《总结与前瞻》、《俄国革命史》以来等著作，则为这个理论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所谓的「不平衡」，意谓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区域与区域、区域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所谓的「综合」，则意谓在受资本主义中心国支配的边陲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殖民地中，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包括阶级关系、产业结构、技术等）往往与该社会最落后的成分（如封建关系、农奴制）「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托洛茨基分析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俄国时指出：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是从手工业开始的。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征服，是伴随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而实现的…。藉由使落后国家处于经济奴隶的地位，欧洲资本将其主要的生产部门与通讯工具（moyens de communication）扩散出来，跨越了一连串中间的技术与经济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原来在起源国中是必须逐一通过的。」（转引自 Löwy, 1995: 112）
他又在〈三种俄国革命观〉一文中说：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 100 年或 200 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综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了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Trotsky, 1998a: 592，中译略有修改）
这使得俄国本国的资产阶级相对软弱，并且让俄国（集中在现代大工业中）的都市无产阶级拥有相对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如 Smith（1994: 7）所言，「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存在，嘲弄了所谓资本主义具有固定、必然的发展阶段的各种说法」。换言之，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摆脱把历史视作为一系列预先决定的、次序不变的历史阶段的演化式史观」，从而在政治战略上「脱离了欧洲中心论，认为边缘国家有可能成为历史运动的先锋」（Löwy, 1995: 116-7）。
再看第三点（「对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体制」）。苏联的官僚化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是促使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临困难、发生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见「马克思主义」（中）的讨论）。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则极力试图捍卫并延续古典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在 1936 年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试图回到（或挽救）列宁的传统。列宁 1917 年 8-9 月写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详细讨论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就是强调「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Lenin, 2001: 25）。而最能说明国家机器特征的，就是「官吏」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列宁将其称为「『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Lenin, 2001: 26-7）。他批评当时许多人都片面强调「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却刻意「忘记」马克思学说的关键：「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Lenin, 2001: 22）。
《被背叛的革命》进一步发挥马克思及列宁的国家消亡论，严厉批判「那些崇拜苏联的人们，这些人崇拜一个丝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国家」。托洛茨基这样描述当时的苏联：「官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军队不但没有被武装的人民所代替，反而产生了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Trotsky, 2008: 59, 61）。讽刺的是，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竟然在 1935 年的第七次大会中通过决议，声明「社会主义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的加强，在苏联已经成功了」。但托洛茨基反问，如果社会主义已经胜利，为何还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违反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政若有『加强』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压迫若有「加强」的必要），不是证明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胜利了，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增长了。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资料」。归根究底，对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言，「官僚制度与社会的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Trotsly, 2008: 71, 62）。他进一步说：
「批评的自由和思想斗争乃是党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党内各种派别的存在，那完全是堕落时期的一种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派别斗争的历史。」（Trotsky, 2008: 100）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词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Trotsky, 2008: 104）
托洛茨基过世后，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分裂或重组最相关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就是（托洛茨基来不及充分发展的）「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托洛茨基及部份以「正统」自居的追随者将其视为「堕落工人国家」（degenerated workers’state）。根据托洛茨基晚期的看法，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是「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或「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一个矛盾的社会」，它「一开始立即带有两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它又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它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这种方法的各种的结果」；而苏联的未来「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其走向「要由各种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决定，而且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Trotsky, 2008: 57, 238, 63, 58）。
但也有许多后继者不满托洛茨基始终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尽管是「堕落」的），陆续开辟了不同的理论道路，提出诸如「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如 C. L. R. James、Raya Dunayevskaya、Tony Cliff）、「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如 Cornelius Castoriadis、Claude Lefort）、「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如 Max Shachtman、James Burnham、Irving Howe、Bruno Rizzi、Hal Draper）等看法，并在政治上集结起来（见以下不同立场的批判性考察：McNeal, 1977；van der Linden, 2007；Callinicos, 2015；Sperber, 2019）。
这些争论不仅间接影响了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的诊断，对当前的「争取另一个世界的运动」而言也仍有意义：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样貌究竟为何？如何看待国家或科层体制在其中的角色？苏联式体制（的失败）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在学术领域，托洛茨基留下的对于官僚体制的分析，也与其它的社会科学家（如韦伯）鼎足并立（见如 Mandel, 1992a；Twiss, 2014）。
当代继承托洛茨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认为自己是在延续「古典马克思主义」，但也强调必须秉持开放的精神来深化传统。如曼德尔就曾说，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持续发展、纳入新的事实和新的科学考虑」，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考察重要的经验变化」（Mandel and Agnoli, 1980: 7，转引自 de Jong, 2020）。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
[1] Das（2017, 2020）则只列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他取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称为「MELLT马克思主义」），不包括葛兰西。本文认为，葛兰西固然可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尽管这个概念有其限制），但也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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