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第三章 工作的需要
在本章中，我要讨论的主题是工作。在大量失业是整个工业世界国家一个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时代，工作是一个无须再详细介绍的主题。然而，我还是要在此做一些介绍。因为，我必须承认，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思考工作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稳定而相对惬意的工作——在一所大学里教哲学，既没有什么失去这份工作的危险，也没有什么更换工作的希望。因而，依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思考工作的问题。
这种自满逐渐被1984年至1985年的英国矿工罢工所动摇。为了捍卫工作和家园，矿工们坚决反对关闭矿窑。罢工的原因看起来源于外部，因为矿工反抗的是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控制的经济势力。不管怎样，几个月过去了，矿工们仍然坚持罢工，甚至加大了他们斗争的强度——他们完全依靠自己，没有来自其他工人运动的有力支持，而且还要面对以整个国家组织和媒体宣传的力量来破坏罢工的企图。随着矿工们异乎寻常的团结、异乎寻常的决心和对事业的投入逐渐展现出来，人们开始追问：为什么他们要做如此艰苦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为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说，答案很清楚。矿工们为工作和家园而斗争，他们为人人有权工作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而斗争。因为社会主义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生产劳动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活动，并且至少是人类可能通向自我发展和完善的主要途径。此外，矿工们也为同样必需的适当的休息时间而斗争。这些就是我要试图解释并为之辩护的观点。
当然，这些观点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尤其是人们需要工作，失业是人类的恶、也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几乎是所有政治观点的共同基础。但是，人们为何需要工作，从更深的哲学层面去理解，又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因为人们并不想工作，他们常常认为工作是痛苦的差事，如果可以逃避的话，他们就会逃避。这就是享乐主义人性观对劳动的描述。享乐主义人性观是功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哲学。根据这种理论，趋乐避苦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动力。工作是痛苦的付出和奖金的延期支付。我们从事工作，仅仅因为工作是满足我们各种需要的手段，我们被迫如此。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可以不付出艰辛的劳动就可以消费并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我们肯定会选择不工作。这就是享乐主义的观点。
因此，罗素（Russell）（1935）写了“对休闲的礼赞”。他认为理想的生活就是舒适而休闲的生活。休谟也持这个观点，他的构想如下：
让我们假设，大自然已经给予人类足够丰富的所有外在便利，以至于从来就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事件，没有任何忧愁，也没有劳顿加诸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无论他的胃口有多大，也无论他想象出来的愿望和需求有多么奢侈，都可以完全得到满足。……没有费劲的工作要我们来做，不需要耕耘，不需要出海。音乐、诗歌和沉思成了他唯一的工作，而交谈、欢笑和友谊则是他唯一的乐趣。（Hume 1751：183）
第一眼看上去，这个观点可能很有吸引力，并且似乎是合理的，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它。许多实证表明，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比它看上去的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这些研究指出，绝大多数人想要工作，并且有工作的需要，尽管他们对工作有诸多的不满：工作很单调，总是一成不变，毫无意义。而且，有许多证据已表明失业的危害与破坏性影响。
如果不做深层次的探讨，当被问及是否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时，相当大比例的在职人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1978年在英国的一项调查中，75%的人回答说“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其中经理人员的比例（81%）高于技术工人（73%）。而且甚至有66%的非熟练工人也说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Jahoda 1979：311）。
当然，在解释这些粗略的调查结果时，需要非常谨慎。很明显，答案就在可获得的那些选择之中，而且通常是不太吸引人的那一些，正如科恩（Kahn）所解释的：
对大多数工人而言，他们需要做的是在失业与工作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失业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也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活动可供失业者选择；但是工作又有种种消极的因素：因循惯例一成不变，工作计划很有强制性，工人对工作的依附性很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会毫不犹豫选择工作，并声称自己对工作比较满意。
然而，其他研究还指出，几乎没有人会因放弃工作而开心，即使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收入的损失。他们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消费性的生活，他们将工作只是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在一次对美国人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当问及如果他们继承到了足够多的财产，可以不工作也生活得很舒适的话，他们是否会继续工作时，80%的人说他们会继续工作（Work in America 1973：9）。而且，在同样的前提下，回答将继续工作的人的比例，随着人们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而上升。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正如玛丽·杰哈达（Marie Jahoda）所说的，“对于65岁的人来说，工作和不工作的选择一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比较，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肯定带有幻想的色彩了”（Jahoda1979：312）。
对失业人员和已退休人员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工作的有无并不只是关涉钱的问题。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马里安塞耳（Marienthal）的一项关于失业工人的调查表明：
他们对时间的感觉已经衰退，无事可做让他们更不可能按时吃饭或做其他的安排。就连比以前更迫切需要的预算，也逐渐被放弃……家庭关系……走向恶化，家庭争吵越来越多。（Jahoda 1979：312）
随后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没有工作会使人自尊受挫、精神不振，并且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和精神病患者的增多（Work in America 1973；Hayes and Nutman 1981；Jahoda1982）。总而言之，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工作，在自尊、自我认同和使命感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而且可能是无可比拟的心理作用”（Work in America 1973：4）。
五、异化
然而，人们对那种告诉他们说，他们需要工作或应该在工作中获得满足的哲学观念，抱怀疑态度，并且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奇怪的是，这种哲学观念似乎与绝大多数人的现实工作体验不一致。工作常常是例行公事，工作很沉闷，并且常使人迟钝，所以，工作远没有向人们提供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工作使人异化，工作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产生破坏作用。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工业时代的工作形式“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743页）。这些语言尽管是对100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工作条件的严正控诉，但在今天仍然适用——不仅适用于工厂的工作，而且同样适用于不断增长的办公室工作和服务领域的工作，因这些领域也是工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分工的产物（Braverman 1974）。
近年来，现代工作的异化和破坏性影响已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地证实，大部分的证据以工人们自己工作的亲身经历和他们的个人描述为基础（Fraser 1968；Haraszti 1977；Terkel1977）。有人认为这种证据是不可靠的，是“主观的”和“仅凭印象的”。但这类证据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不能对工人们的感受视而不见，即便是最没有同情心的著作家也不能。“异化”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流传到今天，人们仍然常常使用的少数几个理论概念之一。这是因为，异化理论所描述的工作特征，人们在很多行业领域内都经历过。我们都知道，异化是工作的普遍特征。
显然，异化的程度可以从旷工率、非正式罢工次数以及工作中的其他违纪情况统计得出。这些证据更容易量化、也更客观，但并不一定因此就更好。因为，像所有其他的证据一样，其意义也需要解释。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旷工率日益增加。这在那个时期常常被看成工人们的异化日益加剧和“清教徒工作伦理”不断消失的证据（Work in America 1973，11；Skillen 1977，60）。而今，我们很少听到这方面的讨论了。矿工、罢工等违纪现象，现在也比以前少。但是，据此推断说人们的工作态度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工作中的异化已大大减少，就不太明智了。众所周知，失业的威胁就像一个严厉的工头，随时会出现。“在地牢中也能找到安静，但那并不是人们想要居住的地方”（Rousseau 1973：169）。
毫无疑问，很多现代工作都使人异化和不满足，但这就驳倒了人们需要工作的思想吗？根本没有。坚持人们有工作的需要和在工作中有获得满足的需要，并不是说，这些需要在当今社会都足以能实现。与此相反，只有认识这些需要，我们才能够理解异化现象，也才能够领会这个概念的决定性力量。因为，异化的概念假定，人有工作的需要和在工作中获得满足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现代工作条件所否定的。这个观点众所周知，也无须再强调。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描述中已讲得十分清楚，异化劳动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
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0页）
异化的概念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和有创造力的存在物。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是最基本的和必需的人类活动，并且是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强调，在当前条件下，大多数工作正在异化，并且有人为的破坏性。但是，他完全否定工作只是苦差事、人类对它有着天生的和内在的反感这种观点。假如有必要的条件，劳动可能是“一种自由活动”，它可以成为“吸引人的劳动，个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16页）。
这些并不只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类似的还有以马斯洛（Malow）等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的研究和以工业心理学“工作致富”学派理论为基础的观点。与享乐主义者的解释相反，弗兰德雷克·汉茨泊格（Frederick Herzberg）等人认为，人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者，对人来说，工作可以并且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人们愿意投身到工作中去（Herzberg 1966；Skillen 1977：68-9）。
这种探讨有助于解释和说明工作的需要。首先，从最抽象和最概括的意义上讲，工作需要活动。显然在现代社会人们至少有活动的需要。事实上，他们不满足于那种无须工作、只有消极的安逸的生活。不活动的闲散是失业者需要调整的重大心理问题之一。此外，工作不仅需要活动；而且工作的状态至少为人们在醒着的白天构筑了一种时间结构，而这种时间结构的丧失也通常是那些失业者所面临的问题（Hays and Nutman 1981：40-1；Jahoda 1982：22ff.）。
其次，工作是生产活动。开发我们的各种能力塑造物质世界以适应我们的种种需要，其本身就是一种满足和一种需求。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它使人可以“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4页）。《在美国工作》一书的作者们概括了近来许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指出，“通过了解自身处理工作对象的功效和能力，一个人可以获得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控制感”（Work in America 1973：4）。而且工作的本质在于以有用为目的的各种能力的开发，其产品就是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价值。
无论他的或她的职业是什么，工人都有被需要的感觉。尽管并不只有工作能为个人提供使其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机会，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作用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的人常常会感到他们是无用之人并且会失去生活的目标。（Hays Nutman 1981：43）
第三，工作（至少是大多数的现代工作），从其组织和产品形式看，是一种社会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工作就是一项直接的社会活动。工作使人们走出家门并且使人们与其他人联系。在现代工业中，工作过程的确已成为一种合作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产品从个体劳动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集体生产者的社会产品，即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582页）。此外，产品，当其注定走向市场时，就意味着它并不只是要满足个人或家庭的各种直接需求。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基础，也是他们的认同意识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基础。的确，在采矿业或工厂制造业等大型企业中，工作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汉茨伯格（Herzberg）和他的同事，广泛考察了有关工作态度的各种研究，发现社会因素是人们最常提到的从工作中获取满足的源泉（Hays Nutman 1981：42）。与此相对地，正如杰哈达（Jahoda）所说，“关于失业的案例研究……一再关注社会孤独方面的消极影响”（Jahoda979：313）。当然，这也是最近妇女问题研究文献的主题，她们的工作局限于家庭。
六、妇女和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无疑是将工作等同于职业、等同于就业，并且将工作与失业相对立。如此认为也是可以的，因为就业已成为当代社会工作的主要形式。然而，很明显，有许多种类的工作却并不采用这种形式。当讨论到妇女与工作的关系问题时，认识到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
传统意义上说，妇女的工作一直被局限在家庭范围内，这从妇女的“位置”在家里的观点就可窥见一斑。但是，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工作方式在不断地改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最近的经济萧条以来，妇女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出家庭参与到就业大军之中。因此，人们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中”，马格瑞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写道，“妇女们是一个工作于货币经济之外的群体，她们的工作（在家的工作）并不值钱，因此毫无价值可言，也就不是真正的工作”（Benston 1982：195）。
当代妇女运动就是这些变化的产物，也是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它反映了人们对工作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包含着人们对工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反应，对此我已经非常清晰地描述过了。一方面，有些妇女一直坚持抵制就业的压力，认为工作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一个异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妇女们除了受到更多的压迫和剥削外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她们试图推翻本斯顿所描述的思想，并“重新评价”家庭女性的工作。
然而，妇女运动的主要趋势是接受——即真正确认——妇女对家庭之外的工作的需要，并要求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切实可行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在工作中享有平等的报酬和机会、产假及育儿期休假等；在家中则要有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当然，这并不是反对家庭内的工作而主张到外面去工作，就好像这两种工作是完全对立的一样。事实上，我所描述的两种妇女运动情况恰恰证明了妇女既需要家庭内的工作也需要家庭外的工作，男人也如此。
毫无疑问，驱使妇女们出去工作的动力主要是经济上的。然而，妇女运动的含义事实上与经济动机完全无关。妇女感觉到了一种对工作的需要——一种内在需要：这种需要不仅仅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更多地是为了工作本身的目的。
这个结论的一些心理学上的证据，大体而言与我所描述的失业的心理影响方面的证据惊人地相似。家庭主妇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被纯粹的家庭角色所限制，不能充分发挥她们的天资和才干。经验研究显示，家庭主妇比职业女性更多地表现出消沉沮丧和精神萎靡不振的特征（Okley 1982：75-81，reporting studies of G. W. Brown and T. Harris）。
这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纯粹的家庭角色对于妇女们来说是不够的——无论在这方面可能有多么地满足和丰富，这就是妇女运动的主要立场所在。很多年以前，在这类文章中，贝笛·弗瑞达（Betty Friedan）就探讨了这个“没有名字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名字的，名字就是“失业”。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妇女们像男士们一样需要职业、需要就业、需要工作。
七、劳动和自由解放
近年来，对享乐主义的批评已有很多，但是，大家可能对我一直在阐述的观点并不十分熟悉，因而会产生更多的怀疑。许多人认为我们本质上是积极主动的生产性存在者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工作，但他们也坚持说，某种职业形式的工作永远也不能令人满足。一种职业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是为了谋生；令人满足的生产性活动只可能存在于雇佣和就业范畴之外，只存在于自由的时间里。因此，我们势必需要在雇佣劳动与其之外的自主的创造性活动之间划定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不是就业.不是职业，而恰恰是它们的对立面。用高兹（Gorz）的话说，他们需要“从劳动中得到自由解放”——把工作日压缩到不可能再少的最低限度，同时扩大和延伸休闲的时间（Gorz1982，1985）。
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工作的权利”就是对职业的一种需求，而依照高兹这类自由主义著作家的观点，这种需求既是反动的又是过时的。其反动性表现在它所体现的工作伦理观是，并且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向劳动人民不断鼓吹的、使他们毫无怨言接受并从事劳动的一种意识形态。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终身的劳动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必然。然而，自动化以及新技术的出现，正迅速地创造着使人们从这种需要中解脱出来的种种条件。我们正处在“后工业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时代，从工作中获得“解放”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而传统的工作伦理观会显得既不适宜也不实用。
当今，诸如此类的思想观点具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左翼中影响更大。然而，要理解今天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或是理解建立在此类思想观点基础之上的那些态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观点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便是我现在要讨论的。
首先，必须对工作伦理观必然是反动的这一广为传播的观点提出挑战。历史上关于工作的各种思想清楚地揭示出，相信人类的劳动价值决不始终是统治阶级的观点。相反，那些因其社会地位而可以不必劳动的人，往往会轻视劳动——尤其轻视体力劳动——并且将体力劳动贬低为最低级的、最没有价值的人类活动[1]。
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动尊严这一思想是与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密切相关的。现在，尤其是在左翼之中，人们嘲讽“新教工作伦理”，认为它是一种反动且压迫人的意识形态，因而拒绝“新教工作伦理”已成为一种习惯——或者几乎已成为一种义务。下面我将回到这个问题，讨论这一伦理观在其正常的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意义。然而，首先必须认识到在“新教工作伦理”盛行的时代，至少在早期新教的控制下，这一伦理观有其进步和激进的方面。
众所周知，新教的工作观念有助于工人工作态度的形成，并且有助于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习惯和原则（Weber 1905，Tawney 1938；Hill1969：chs4，15）。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并不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杰作，而且这些观念也并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它们代表了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用17世纪的话所说的“勤奋的劳动人民，如自耕农、手艺人以及中小商人”的看法和需要，换言之，这些观念反映了“经济上独立的人（如房东们）的需要，但不包括无产阶级和特权阶级”（Hill 1969：130）。
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早期新教的观点常常针对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即贵族和地主阶层）—他们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阶级。这些观点是内战时期（Civil War）革命思想的基础，正如希尔所说：
劳动尊严的理论，正如其世俗化的对象——劳动价值理论一样，是一把双刃剑。这些在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中已有提及……“他们不配拥有面包，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考虑到公众的利益。”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所谓下层阶级异教徒的呼声。在16世纪以前，他们一直遭受有产阶级的压迫，但是随着劳动人民社会价值的不断提升，他们逐渐赢得了尊重。（同上书：第135页）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要劝使人们相信现代工作的习惯美德就是一直工作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和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新教工作伦理的政治涵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背弃了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对劳动义务的强调也就超过了他们对工作权利的强调”（同上书：第140页）。
然而，希尔所指的“下层阶级异教徒”依然存在，劳动尊严的思想也仍然是把“双刃剑”。事实上，正如我所论述过的，这些观念仍然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础，并且是现代工作条件的批判基础。
与此相联系，还要看到，这些观念也是高兹（Gorz）等著作家自由主义观点的基础，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尽管高兹呼吁“从劳动中获得自由解放”，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他的立场与我以前批评的享乐主义相混淆。高兹推崇的不是一种纯粹消费和闲散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主张我们的自由时间都应该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为，他也坚信，人本质上是积极主动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发挥其创造能力，他们才能获得满足。但是，他也认为，这种满足只有在就业领域之外才有可能获得，而就业不可避免要使人异化。
人们能否在某个未来社会克服异化的问题超出了我目前研究的范围。但是，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目前许多工作无疑具有异化和不令人满意的特征。此外，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工作很不体面，只适合仆人做，因此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去从事这些工作。但不管怎么说，用一种纯粹消极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类型的职业是错误的。因为我一直在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证据表明，工作是一种更为复杂和矛盾的过程，而且大多数人能够从工作中获得真正重要的满足。
当然，这些满足——即由我们诸种创造能力的积极主动的社会实践带来的满足——可以不通过就业来获得，有些人也确实在职业结构之外找到了。正如《在美国工作》（Work in America）一书中提到的：
虽然工作是大多数人生活的中心，但对少数人来说，工作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他们而言，如果还有另外一种更能让他们接受的途径可以获取盘中餐的话，他们会欣然放弃工作。关于以上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表明，对大多数这类人来说，他们明白对他们开放的这类工作，丝毫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工作所必需的自尊、认同或优越感。这些人便转向其他的活动（音乐、嗜好、运动、犯罪）和其他的领域（家庭、教堂、社区）去寻找工作中无法获得的心理补偿。（Work in America 1973：10）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工作的经历是相当令人沮丧和失落的。如果是通常意义上的失业，情况就更是如此。退休的人和家庭主妇也有同样的感受，尽管表现不那么突出，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杰哈达（Jahoda）的惊人发现，她在Marienthal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失业后实际上减少了休闲活动，“去俱乐部、志愿者组织，去免费图书馆，以及阅读”的活动都减少了（Jahoda 1979：309；Jahoda et al.1972）。
无疑，人们有可能没有工作但是过着一种满意的生活，然而，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只是少数，因为那需要极高的内在涵养。杰哈达（Jahoda）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事实上，没有人阻止失业者创建他们自己的时间结构和社会联系，也没有人阻止他们与别人分享他们的生活目的、意图或是尽最大努力表现他们的技能。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常规生活的基础上、完全依靠失业者的内在动力加以完成，需要巨大的心理投入。（Jahoda 1979：313）
杰哈达也提到：“有些学者，尽管具备种种物质和教育方面的优势，如果不按他们的常规时间生活一年，也会感到失落和迷茫。”（Jahoda 1982：23）
八、错误的需求？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有工作的需求，与此相反的例子几乎没有。但是，我所批评的那些著作家，未必就因此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争论的焦点不是大多数人事实上有工作的需求这种观点。与此相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解释这种事实。因为，他们可以争辩说，所谓“工作的需要”是我们所受教育和道德规范的最终产物，它是一种“错误的”和“人造的”需求，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
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论证，人们从工作中获得了真正重要的满足，工作的需求是自然的真实的。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需求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遍的特征。新教教义无疑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它把工作描述成神授的义务和人类的“呼唤”。此外，用更具现代气息的话来说就是，人类被赋予了独特的创造力，这是人性的本质特征，它把我们与其他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的特征，人是（homo faber），是生产性的动物（Norman 1983：chs8-9）。
社会主义工作观和这些思想确实有一些类似，但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和这些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否认有所谓普遍和永恒的人性。马克思认为，人性是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的。人类的诸种能力和需求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尤其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劳动的产物。“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造他自身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07-208页）。
人们通过劳动活动发展了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并创造出种种新的需求——包括对工作的需求——正如我一直在论证的那样，这是目前社会中一种真正的和基本的需求。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事情并非一直如此，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经常听到西方国家的雇主们在发展中国家抱怨说，“本地人”不是好工人：他们是“不可靠的”，他们“懒惰”。这些抱怨并不新奇，马克思曾经引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在1857年11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这位辩护士像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只满足于产生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了这种“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传授给他们的基督教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7页）
同样的抱怨仍然可以听到。人类学家古森特（Gusinde）在1961年描述一群南美猎人时更多的是无奈而非愤怒。
亚马拉人（Yamana）不能够每日持续地进行艰苦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态度很随意，想干就干，这使他们的欧洲农场主和雇主们十分懊恼。……这种不规则的反复使欧洲雇主绝望，但是印第安人也没有办法，因这是他们的天性。（Sahlins 1974：28）
据报道，本世纪初，在那些新招募的墨西哥矿工中也存在类似的事情。
没有积极性，不懂得节省，经常因为节庆而矿工。如果一个星期工作三四天，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那么他只愿意一个星期工作三四天，而且嗜酒如命——所有的这些都被当做天生劣根性的证据被指出来。（Thompson 1967：91）
以这种方式谈论天性是荒谬的，以纯粹的道德术语谈这些事情也是荒谬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判断所指出的工作态度的真正差别视而不见。
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惊人地证实了这些差别。例如，在大量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莎林斯（Sahlins）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共同的观点：原始人——以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必须不停地工作，为了生存不停地斗争，没有空余的时间来“发展文化”。
原始人的生活惯例中没有其他的活动……狩猎者和采集者，除了完成纯粹的生存任务外，很少有空余时间。……通常，随着文化的变革和空余时间的减少，人均工作量就会增加。但是，原始人的生活情况却与此相反。（Sahlins 1974：35）
例如，莎林斯所说的安艮（Armhem）岛上的土著居民：
工作并不努力，每人每天分配和准备食物平均要花4-5小时。另外，他们并不持续地工作，对生活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断断续续的。当人们为当前生活获得了足够的必需品时，他们就会立马停止工作，这也就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空闲时间。（同上书，第17页）
在其他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群中，也存在类似的生活方式。“研究报告……表明，成年劳动者每天用于生产食物的平均时间是3-4小时”（同上书：第35页）。
这些人怎样处理他们的空余时间呢？根据莎林斯（Sahlins）的观点：“安艮（Armhem）岛上狩猎者们大部分的时间在休息和睡觉，的确空闲得很”（同上书：第19页）。如果这样“原始的”社会其文化未能得到发展，他概括说：“准确地讲，这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人们懒惰”（同上书：第20页）。他指出，人们不选择文明的发展之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布斯门（Bush-men）就问：“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有这么多的芒果，为什么还要种芒果树呢？”（同上书：第27页）
九、工业和人性
这样的闲散态度并非“另类文化”，在欧洲工业化之前，人们就是这样。工业革命开始之时，工人强烈地抵制工厂中所要求的新的工作制度；那些早期的工厂所有者们就和现在发展中国家的雇主们完全一样，抱怨他们的工人不可靠。例如，在纺织工厂，“第一次介绍工作任务时，就发现工人们对长时间的限制和固定的分工态度消极”（Pollard1965：161）。事实上，第一批制造商们不仅面临着技术和机械方面的问题，他们还要想方设法“训练人们放弃散漫的工作习惯，使他们与复杂的机器和睦相处并真正接受固定的工作规律”（Ure 1835：15）。
此外，至少在工业化开始阶段，高工资和计件工资的刺激对工人们是不起作用的。在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的至理名言是“报酬越少，干得越好”。按劳取酬是工业主义的一项革新。随着人们对工作及其报酬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按劳取酬的工资制被逐渐引入（Pollard 1965：191；Thompson1980：393）。工业化之前的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将来的生活：当他们挣够钱时，他们就“重返家乡…（或者）去狂欢痛饮直至酩酊大醉”（Thompson 1980：3923）。正如马克思对牙买加自由黑人（Quashees）的描述：
努力工作，摆脱以前只为挣得基本生活所需而工作的观念，对他而言是那么的陌生。必须设法使他变得贪婪、“受人尊重”……因为除非工人自己想“被尊重”……其他任何激励都是徒劳。（Pollard 1965：195）
新教道德的谆谆教诲，它对工作的种种美德、常规、秩序、戒酒与节约等的强调，无疑在改变人们对工作和报酬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教育在培养年轻一代形成遵守新工业秩序的习惯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旦进入学校的大门”，就像汤普森（Thompson 1967：84）所说：“孩子们就进入了纪律时代的新世界”。然而，劝说和学校教育的作用也不应被过分强调。当工作还停留在家庭或小作坊水平时，这些影响十分有限。只是在大规模的机械被引进时才迫切需要新的规章制度，并在工人们身上强制推行。制造商们对这点非常清楚，就像他们的“哲学家”尤尔（Ure）所观察到的那样。他说，在一个作坊里，“当一个披风（mantua）制作者选择从座位上站起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时，她的缝合线只是稍稍松开一点点，仅此而已；并没有其他工作在等待着她”。若在一个棉纺厂，与此相反，“所有的机器在不停地运转，人们必须全神贯注”，因此，尤尔强调说，“是机器最终迫使工人接受工厂的规章制度”（Pollard 1965：184）。
尽管一开始工厂的工人们对新的规章制度非常痛恨，可是制度最终还是盛行了起来。工厂运作所需要的工作习惯和态度，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内化：人性发生了变化。“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工厂里，技工们无论在体力还是在智力上，都比伦敦手工业的工匠们高出多少啊！”尤尔欣喜若狂地赞叹道（Ure 1835：23）。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等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他们对此深表怀疑。
根据工业社会的标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不可靠的”和“懒惰的”，他们没有“纪律性”，也缺乏“活力”。诸多著作家已注意到这些事实，他们从不同道德的视角进行了最广泛的探讨。然而，我们无法从道德的角度将这些问题阐释清楚，因为这些事实所表明的是：人们的工作态度和习惯是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方式的最终产物和反映。特别是，我一直在描述的现代工作需求是现代工业条件历史发展的产物。正如黑格尔所言，“勤劳的习惯”是工作本身的产物。“通过工作获得的实践教育，首先在于培养自动的、周期性的想要做些事情的需求并使人单纯地习惯于忙碌”（Hegel1821：129）。与此相类似，马克思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已成为普遍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是在新的一代中“普遍的勤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页）。
卢梭（Rousseau）是现代著作家中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他以极强的洞察力意识到并开创性地描述了我们的诸种需求的发展方式——特别是现代社交性的、积极主动的生产性需求的历史性发展。“自然状态中的”人——“原始的”人—他说，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需求的动物（creature），并且对身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只希望脱离劳动而自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文明的人总是在迁徙、流汗、辛苦工作，并且绞尽脑汁去寻找更多的劳动机会”（Rousseau 1973：104）。
卢梭说“原始”人是“懒惰的”，然而与习惯上的道德判断相反，他申明“懒惰”一词在这里并不带有通常意义的道德谴责，因为他把早期人们的“懒惰”当做人类的“自然”属性，而把现代忙碌的、生产性的需求视为“人造的”需求、“错误的”需求——并认为这些需求危害和破坏人性的发展。
莎林斯（Sahlins）和其他许多当今的著作家们一样，倾向于相同的观点。因此，他警告说，不能用那种“令人担忧的欧洲式强制所带来的优势”来评判狩猎者与采集者的工作习惯和态度（Sahlins1974：63）。他还提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更恰当的推论或许应该是欧洲人工作过度”（同上书：第51页）。这些思想为时下许多流行的、怀疑人类工作价值的观点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高兹（Gorz）的观点与上述思想类似：他也认为，工作的需求是错误的，它是现代工业社会人为的创造。而在其他的非工业社会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更真实和更自然的——工作态度。这些就是我一直在描述的高兹对工作态度的批评标准。
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中得出另一种观点。我所描述的种种发展并没有为浪漫主义的“自然”工作观提供任何基础。这些发展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人性完全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工作态度，所有的工作态度——那些前工业社会的工作态度和当代的一样——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它们由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并反映着当时的生产方式。因此，现代的工作需求，虽然它无疑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但不应该就此被简单地判定为“错误的”或“人造的”。相反，这是真实的、不可消除的当代心理特征。我曾指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新的习惯、新的态度和新的需求会不断产生出来，而旧的会不断消亡，人性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十、休闲的需要
很明显，与需要工作一样，我们也需要工作之外的时间——休闲的时间——来放松和娱乐，以及追求在工作中无法满足的活动和需要。高兹（Gorz） 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甚至举证说：1977 年大量的欧洲调查显示，大多数 （ 55%）工作的人们，假如让他们做出选择，与增加薪水相比，他们更愿意选择工作时间的缩短（Gorz 1982:140）。此外，尽管通常强调缩短工作时间在全日制工作需要的范围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工人们长期以来都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就像杰哈达（ Jahoda） 所说，劳工运动传统上一直是这样的观点：“休闲时间是工作时间的一种补充，而不是它们的替代” （ Jahoda 1982 : 24 ）。
然而，高兹则正好相反，他把休闲完全看作是人们渴望的工作替代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认为工作是一种强制的必需，而自由就是“从工作中获得解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马克思把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作了对比。“必然王国”是劳动的王国……是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王国，而“自由王国”则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的王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828—929页）。高兹充分利用了这篇文章。他谈到自主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和工艺、业余爱好、运动和娱乐活动，这些都是从工作中获得自由解放后所允许的。然而，他对自由王国的解释和他对工作心理学的解释一样令人质疑。尽管他很好地认识到了工作是一种社会性条件的需要，但是，他似乎又认为，当我们从工作的强制需要中获得自由时，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娱乐活动将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由此可见，他没有认识到，对这些活动的渴望和需要同样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在这一点上，无疑有人会认为我误解了高兹。但高兹毕竟非常清楚地说道：工作时间的减少其本身并不是“内在的解放”，只有当“公共的设施”——如社区中心和工作室——以及“当地的、非市场化的集体服务“网络形成时（Gorz 1985:103-4 ），才会带来自由。因此，这种说法清楚地表明，自主性活动的需要是自然出现的，使其繁荣所需要的一切都只是手段——自由时间和适当的设施。而这个观点正是我要质疑的。
即使有一个合作化的网络系统，所谓更多的自由时间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王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需要积极主动地安排工作以外的时间，这其实是现代的一种现象：它在前工业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卢梭这样来描述他的“自然人”：当他仅有的、最基本的需求获得满足后，他就会在最近的一棵树底下入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猎狩者、采集者们的大量自由时间，几乎都不是用于我们所谓的“作为自身的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诸种仪式和礼节——往往是社会生活得到相当发展的一个特征——作为例行的公事，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强制性的需要。这和高兹（Gorz） 所描述的“自主的创造性劳动”几乎没有关系。此外，正像汤普森 （ Thompson） 所描述的那样，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流行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怠惰的，缺乏知识的内涵，一无用处，因而没有生命力” （Thompson 1967 :93 ） 。在我看来，这与前工业社会人们花大量的时间交谈、唱歌、跳舞以及盛宴狂欢不同。但是我们也必须谨防将前工业社会浪漫化了。确切的真相是：在前工业社会，人们并不缺乏自由时间，但他们在工作以外的自主活动是散漫的、极其有限的。
广大劳动人民积极自由地、创造性地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大发展 （ Bums 1973 ; Cunningham 1980 ; cf. Chapter 4 below）。公共休闲活动兴起于18世纪，一直以来发展稳定，至今已成为工业领域的一大支柱，并且扩展势头不减。当然，在大量的现代休闲活动中，人们只是作为消费者、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参与其中。我现在所描述的这些发展仍在进行之中，但它们的总方向是不会弄错的。
这些观察表明，“自由王国“不是通过简单地拥有自由时间就能够获得的——尽管可以肯定，自由时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空余时间是历史性的发展，其自身就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发展是将工作之余纯粹迟钝的、闲散的时间，逐渐地转变为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人类真正自由发展的时间。总而言之，“自由王国“最好是看成“必然王国”的一种发展——看成是“必然王国”的一种补充而非其对立物。
十一、工作政治
我一直在为以下观点辩护，即工作和休闲，尽管是历史地发展的，在当今世界，却是人们真正的、基本的需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但是，这种观点却被认为是保守的、在当今政治中已无应用价值，因而被人们广泛忽视。这样的指责毫无根据，我将就此进行申辩。
例如，我们经常被告知说，“工作伦理”在不断衰落，尽管我们一直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它似乎是指人们的工作态度在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们不愿意默默地受制于任何权威，他们需要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满足。不管什么工作都是一种责任和一种美德的思想，已成为明日黄花——如果它的确曾经广为流传的话。但是，如果我给出的观点都完全正确，设想这是因为人们在否定他们生活中工作的重要性就完全错了。相反，我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人们不再将工作看成一种责任，而是看成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已经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自由主义者，如高兹，则对这些发展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新教工作伦理的崩溃”证明了，人们至少意识到工作的需要是现代社会强迫产生的，是错误的、不自然的。这种说法通常被看做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最广泛、最激进的批评（ Wills 1977 ; Anthony 1978 ; Gorz 1982, 1985）。其实它根本不是。这种怀疑主义告诉人们，他们对工作和希望在工作中获得满足的需求都是一种错觉，是社会调控下的人为的产物，应该被丢弃。事实上，在目前的环境中，这就是要失业的人甘于他们失业的处境，要被异化的、不满意的工人们放弃他们幻想的从工作中获得满足的要求而听任命运的安排，要妇女们继续留在“家庭的”位置上。
政治家们，而不是一些自以为激进的人，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政治家总认为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他们的话是最冷静、最现实的——那就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将长期面临大量的失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听到他们（甚至有的来自主会的领导）谈论“休闲教育”，其“休闲”是失业的委婉说法。这种思想认为，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教育人们接受失业的事实，并且要适应失业（ Jenkins and Sherman 1979 ） 。
乍看一下，我所陈述的观点似乎为政治家们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支持：即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接受失业。如果工作的需求是社会创造的，那么，它的确可以通过社会的手段来消除——但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消除人们对工作的需求。事实上，我所陈述的思想和这些观点正好相反。当我指出工作的需求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真正的需求时，当我强调工作的需求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时，我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工作的需求并非教育的产物，也非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现象；相反，它是在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上产生的，因此，它不可能仅仅通过教化的手段加以改变。
十二、社会主义和工作
我认为，工作的需要和休闲的需要，本质上都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是生产力的产物。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中就已经形成了。然而，工业发展逐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在生产力发展的几种形态中，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 Marx 1859 :363 ） 。
这些冲突和矛盾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明显。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甚至被闲置着：不仅是工厂和机器未得到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人——成 于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在社会中形成的习惯和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没有能力调动并雇佣他们。马克思指出，即便在他们被雇佣时：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现代工业生产的潜力是巨大的，人类自由解放的潜力也同样是巨大的。在一个理性的和人性化组织的社会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它们来满足真正的、最基本的需求——事实上贫困依然存在，甚至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可以利用它们来创造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包括工作时间的减少。但是，这样的说法可能在许多方面引起质疑。因为人们害怕并担心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倾向于把这种说法看做天真的“生产主义者”观点而拒之门外（Gorz 1982 :33 ）。
由此，对社会主义的这项控诉的确成立，因为它公开宣称是一种“生产主义者”哲学——不是因为它主张为生产而生产；而是因为它把生产看做我们的基本活动和人类社会的主要价值。它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也来自于此。资本主义不能够再有效地运用其生产力——生产手段和劳动力——这些都是它自己所产生的，也不能够再满足我们的诸种需求——包括对令人满足的工作和休闲的需求——这也是它所创造的。因此，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不是让人们从工作中获得自由解放——这一点资本主义通过发放大量救济己做得再成功不过了——而是使工作和生产力（包括人）从资本主义制度徒劳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至于未来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已学会用一种审慎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乌托邦式的远景。过去常被称做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就足以成为一种警告。当讲到“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时，马克思也明显是谨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9页）。马克思在勾画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时，一个少有的设想就是，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页）。这一设想常常被轻率地视为马克思的一种更具乌托邦色彩的幻想。但事实的确如此吗？我所陈述的论据提出了这个疑问——不仅是基于对一种理想未来的勾画，而且是在目前所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列宁说：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列宁写作的那个时候，俄国仍然主要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他的话想必听起来就如马克思的话一样远离现实、带着乌托邦式的浪漫色彩[2]。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人们仍旧这样认为，那是因为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为基础。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使人异化的和压制性的经历。驱使他们工作的刺激也许不再是那种饥饿的威胁，而显然是担心丧失物质上的保障。毫无疑问，工作具有物质刺激作用，但是，正如我所指出的，也有证据表明，目前工作（至少不是最令人厌恶和有失体面的那种下作）也是人的一种主观需要。尽管它可能仍然不是“生活的主要需要”，但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因此，马克思的观点，绝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它越来越成为现代心理学上的一种事实。也就是说，创造更理性的、更令人满足的社会工作组织的主观条件正在不断发展成熟，所缺少的是经济社会关系的客观框架和使工作需要得到满足的客观工作组织。
[1] 这种观点在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中是很常见的。他们的著述都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并都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但是，这些观点在近期的著作中不断出现（密尔 1863；阿伦特 1958;cf．以及上第一章）。在中世纪，社会对工作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趋向于将工作描绘成一种令人讨厌的必需品——诅咒人类一出现就受制于工作。尽管如此，工作也同样存在着其他更为积极的方面。这也许太过于简单而不能像安东尼（Anthony）（1978）一样主张，“工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这种现象只伴随着新教出现；但是在现代，肯定强调工作道德的独特方面。
[2] 列宁十分清楚这种观点．“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例如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要在一种广泛的、真正的群众规模上应用这种劳动形式（例如，共产主义），仍然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这将需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创造一种新的劳动纪律，人们之间新的社会联系形式，以及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列宁192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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