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新闻工作使我具有了政治觉悟”
——与记者路易斯·苏亚雷斯的会见
1978 年于马德里。
路易斯·苏亚雷斯（以下简称苏）：所谓魔幻文学，是和处于落后发展状态的国家城镇和地区相关联的。如果那些城镇得到一定水平的发展，那种魔幻世界就会消失吗？同样，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取得某些物质成就后，其文学也会消失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 所谓拉丁美洲的魔幻文学也许是世界上最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只限于一个十分具体的文化区域，即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有人认为它的魔幻色彩是由于黑人因素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它要早得多。魔幻文学的第一部杰作是《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日记》。这部日记所感染的加勒比海地区的魔幻成分如此浓重，日记描述的故事本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书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或者说发现新大陆的那个时刻，被描写了两次，但没有一次我们是直接了解的。事实上，在第一次返回西班牙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在阿佐雷斯海域，一阵可怕的大风暴袭击了哥伦布的破帆船。哥伦布心想，如果没有一个水手能够在风暴中得到幸存，他发现新大陆的荣誉就会被驾船走在他前面的马丁·阿隆索·平松捞去。为了在风暴中把他的荣耀保存下来，一天晚上他匆匆写了他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并把书稿装进一个包着防水布的木桶里以防恶劣的气候，然后把木桶放入水中。众所周知，他是那么多疑，他没有对他的任何一名水手说明书的内容，而只让他们相信那是对圣母玛丽亚许的愿，好让风暴停下来。最令人惊奇的是，风暴居然真的停止了。另一件惊人的事情是，那只木桶永远没有再出现。这就是说，无论怎样，船只即使不遇难，哥伦布的叙述也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了。他又写了一次，这一次不那么匆忙，但也遗失了。后人所了解的所谓《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日记》 ，实际上是读过哥伦布的手稿的拉斯·卡萨斯神甫重写的。尽管拉斯·卡萨斯加进了许多音乐，尽管他删掉了许多，但是老实说，这本日记仍然不失为加勒比魔幻文学的第一部作品。
苏：既然日记中记述的是集体和个人的真实的发现史，你为什么说是魔幻文学呢？
马：因为日记里提到了神奇的植物、神话中才有的动物和不可能存在的、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的生灵。曾经是一个小贩的哥伦布做那一切的意图很可能是为了激发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的热情，使得他们能够继续资助他的探险活动。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日记仍然是加勒比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也许是哥伦布本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充满了他自己造成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开始于发现者本人的形象。人们把他描绘得那么贫穷，到处流浪，领着他儿子迪埃戈从“拉拉维达”修道院里走出来，那副样子很感人，最后戴着锁链贫困交加而死。实际上，谁也想象不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苏：他是怎样的人呢？
马：哥伦布身材非常高大，长着红头发，脸上满是雀斑，一双眼睛深蓝，头顶已谢，他非常担心，在旅途上总要找神奇的处方保护头发。但是，也许没有什么比他的尸体更神奇的了。在历史上，他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坟墓有三座，分散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在三座坟中，谁也不知道他葬在哪一座坟里。一座在圣多明戈的大教堂里，一座在哈瓦那的大教堂里，一座在塞维利亚的大教堂里。
苏：在哥伦布之后，魔幻文学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何？
马：听我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种神奇色彩随着非洲奴隶的到来加强了。他们那种奔放的想象同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的土人的想象融合在一起，后来又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幻想及加利西亚人的超自然的迷信混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现实不可能和我们原有的现实不同，而由那种现实产生的文学，当然还有绘画，和音乐，不可能不同于我们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绘画和音乐。非洲－－古巴音乐、特里尼达的乐曲旋律或礼仪赞歌，既和我们的文学有联系，也和威尔弗雷多·拉姆的绘画有联系，比如说，它们都是同一种现实的美学表现。
苏：在将来拉丁美洲由于物质的成就和发展（正如开始我指出的那样）而情况发生变化了呢？
马：在将来，我不认为那些美学表现形式的存在会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我们明天所处的社会性质。当然，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一切美德不但不应消失，而且应该强化和纯洁，因为可以推测，社会主义将把人民的文化成果保存和发展到最光辉的水平。我希望这样的事能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
苏：人们对文学、艺术方面和整个生活中的责任和斗争问题谈过很多。关于责任问题应如何理解？对什么负有责任，为了什么负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希望别人的责任是什么？
马：多年来，我们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不得不承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可怕压力。当然我认为这种责任是存在的，而且应该存在。但是它不仅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也是木匠的、医生和足球队员的。凡是愿意把世界变成更公正的社会的人，都必须肩负责任。不过，我不喜欢这样提问题，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抽象的定义。我说过许多次，现在我再一次强调，对一个作家而言，把作品写好也是一种革命职责。而对我来说，这一点足够了。
苏：你认为什么叫知识分子？
马：照我理解，知识分子是一种古怪的动物，他总是把先入为主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并不顾一切地让现实服从他的理论。这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方面非常让人怀疑的原因。
苏：对那班为得到作家头衔而只写了寥寥数页作品的人，为什么就承认其为作家呢？
马：作家分为两类：写作的作家和不写作的作家。不写作的作家经常抛头露面，他们使时髦的东西在世界上泛滥。当作家也成了一种时髦，尽管他不写作。另一类作家，即写作的作家，却很少抛头露面，恰恰是因为他们忙于写作，无暇顾及。
苏：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许多拉美作家——现在我只指辍笔的作家——只写了一部作品？是因为创作才能枯竭了还是为了保存它呢？
马：一般而言，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只在写一本书，尽管这本书有许多卷。比如巴尔扎克、康拉德、麦尔维尔、卡夫卡、福克纳，都是这样。问题是，不管怎样，他们写的多本书中总有一本更为突出，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只有一本书的作家。具体说吧，譬如，塞万提斯写了许多作品，但是人们提起的只有《堂吉诃德》。但是作为创作，我更喜欢他的一些短故事，特别是维德里埃拉硕士的历史。但丁写了另一类作品，尤其是那些美丽的诗篇，人们却只知道《神曲》。事实上，尽管拉伯雷、弥尔顿、索福克勒斯、托尔斯泰都写了许多作品，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因为一本书而为人所知的。博尔赫斯的情况却非常有趣，他享有的名声和荣誉毫不愧色，因为他写了许多零散的篇章，但是没有一本书重要。在拉丁美洲，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说法：作家是一本书的作者。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比如罗慕洛·加列戈斯只有一本名著《堂娜芭芭拉》，我认为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本极好的小说；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数《坎塔克拉罗》最好。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由于《总统先生》而无人不晓，我却认为这部小说是本大陆写的最差的小说之一。然而《危地马拉传说》和许多小作品却无疑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不妨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授予他列宁奖金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在政治上，说得客气一点，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并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另一方面，人们都大加指责胡安·鲁尔福只写了一部《佩德罗·帕拉莫》。每当有人问他何时出另一部作品，他总感到恼火。这样对他是不对的。首先，我认为鲁尔福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一样重要。我再说一遍，这部小说，如果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长的、不是最重要的，但的确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中最美丽的。我从没有问过某位作家为什么不再写了，但是对待胡安·鲁尔福，我的态度还要谨慎得多。倘若我写了《佩德罗·帕拉莫》，我一生就会无忧无虑，永远不再写作了。
苏：有人说《百年孤独》是一部不可超越的作品，包括它的作者。对此，你如何看？你愿意作出相反的回答吗？
马：在写《百年孤独》之前它就被我自己超越了。事实上，我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百年孤独》的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就像全世界的生活，它那种线型的流畅的和在某种程度上浅显的叙述形式，使得它比我的其他作品更为流行。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家长的没落》却更为重要。不管怎样，我确信，《家长的没落》是一部把我从被人遗忘的境况中拯救出来的作品，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记得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条街的名字。
苏：真的发生过拉美作家先在巴黎后在拉美的“爆炸”吗？今天是什么把你同“爆炸”起因连结在一起的呢？
马：所谓拉美作家的“爆炸”, 的确发生过。那是古巴革命合乎逻辑的结果。事实是，我们在世界上“爆炸”很久以前，造成“爆炸”的大多数作家就已在写作了。但是在拉丁美洲那些遥远的不发达国家，没有人理睬我们。我自己大约在 1953 年就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但是拖了三四年才有人帮助我出版。胡安·鲁尔福于 1955 年出版了《佩德罗·帕拉莫》；卡洛斯·富恩特斯也在那个时期出版了《最明净的地区》；阿莱霍·卡彭铁尔很久以前就出版了他那头几部极好的小说。然而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后，这些作家才被人所知，我们才在拉丁美洲域外有了名气。这是由于欧洲——那是一块喜欢追求新奇的大陆，一块充满喜欢追求新奇的人的大陆——特别是法国人，对古巴革命非常喜欢。他们认为那将是一种他们所希望的革命。他们希望的革命完全是不现实的。但是不管怎样，那种革命使得他们对拉丁美洲关心和感兴趣了。法国人对地理一无所知是出了名的，但是这毫不奇怪。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说他们是老土：对自己的事沾沾自喜，对别人的事完全不知。这种情况总是很明显，他们缺乏地理知识的现象非常明显。得知古巴革命的消息时，欧洲人，我是说特别是法国人，居然不知道古巴在何方，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名叫拉丁美洲的地区。于是对它发生了兴趣，开始研究它，试图了解它。在他们知道拉美已存在的许多事物中，发现有文学，他们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那些多次寄到法国和美国的出版社后遭到拒绝的作品出版了。
苏：那么他们为什么改变了看法呢？
马：他们觉得是好书，因为古巴革命为我们起了扬声器的作用。但是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现象，这就是把我们拉美人作为牺牲品的文化殖民主义，那时它比现在厉害得多。当从欧洲和美国传来消息说我们的书是好书时，我们的出版商和批评家才开始对我们的书感兴趣。我们那些曾经说我们的书不好的批评家开始说我们的书是好书了。拉丁美洲那些不出版我们的作品的出版商也开始出版我们的作品了。这样，拉丁美洲的读者便开始了解我们，并有了了解我们的媒介。就是这样，很奇怪地通过巴黎、纽约，通过从别的大陆传来的消息，我们才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拉丁美洲小说“爆炸”的最重要的东西，即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我们，意识到拉丁美洲的文学不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一样好，而且现在仍然如此，以后的许多年间也将仍然如此。因为我认为拉丁美洲将依然是一座愈来愈重要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一种深刻得多的表现方法而变得更加重要的创作源泉。
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包括在你喜欢的作家中吗？
马：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不管怎样，我是喜欢他的。当然，倘若他不是我自己，倘若他不必写书，我会更喜欢他。
苏：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甚至从最特殊的实际上讲，政治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休息，还是对创作的一种丰富呢？
马：对我来说，团结的含义如同天主教徒所说的“天主教徒大家庭”，其意义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每个行动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全人类负责。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的政治觉悟就达到了你的最高水平。老实说，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对我来说，我生活中没有一种行为不是政治行为。
苏：有些作家——勉强算作家——把一切都留待真正能够写的时候再去写，你如何看？你怎样理解？你怎样对待写作的纪律？
马：写作是一种牛马干的活儿。我有这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写作越来越困难了。有一个时期我想，这准是由于表现的才能在趋于枯竭。但是现在我认为完全相反。我认为其原因是责任的意识在逐渐加强。一个人越来越感到，他写的每个字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反响，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写作活动在童年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在发现了写作而兴致勃勃的时候本来是一件令人兴高采烈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推移却渐渐变成一种真正的痛苦。自从我能够开始写作，比如说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自从我开始靠写书生活的时候起，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种不同我以前的纪律。实际上，从大约十八岁我开始写作起到四十岁我开始靠我的书生活止，我只是在我的业余时间里写作。那些时间是为吃饭而必须从事的其他职业给我余下来的。这首先意味着最有用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最舒适的时间、最有利于创作的时间，我不得不用来干糊口的工作。其次还意味着，我保存下的或余下来可用于写书的业余时间，是我感到最疲劳的时间。当然这会严重影响文学创作。但是我从那个时刻写作的热情、流畅的文字和某种程度的无责任感中得到了补偿。那个时期，就像我说的那样，只要有可能，我就写作。从我能够靠我的书生活的时候起，我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二点的工作制度。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大约凌晨两三点钟完成了报社的工作后，我就进行写作，在仅有的两三个小时内有时能写四页、五页甚至十页书稿。有时我坐下来一口气能写一篇故事。现在，如果一天能写好一段，我就认为很幸运了，尽管一般来说第二天我会把它撕掉、然后重写。就是说，写一本书要花许多时间。吃的苦头非常大。但是不管怎样，工作自觉得多了，一个人对所干的事情更加信心百倍了。
苏：你做的事情，你对写作时间的安排，是你希望这样呢，还是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来做呢？
马：其实，关于作家的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构思故事，而我最厌倦的是必须把故事写下来。譬如在某个瞬间，在任何时刻，我想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及其一切细节和特点，我能够立刻把它讲述出来，就像我读过一样。这是最迷人的部分，我最喜欢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使一个人真正感到是一个作家的东西：在一瞬间构思一个故事的才能。现在，要把它写下来，这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我觉得最理想的工作是构思故事并像行吟诗人那样四处讲述它，或者为了在我们的世界，当前的世界稍微深入点，有人能负责把别人讲的故事写下来。这将是一种很好的工作，作家将变得更加多产，很可能被公认为最好的作家。
苏：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在某些新闻体裁如新闻报道的写作上应该加强文学因素呢还是这会削弱它的敏捷性、现实性呢？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新闻工作？
马：我认为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区别愈来愈小，特别是当我提到新闻而主要是想到报道、提到文学而主要想到故事的时候。两种体裁都从同样的现实中吸取营养，都要求同样的经验和对职业的同样驾驭。我认为两者是同一种才能的结果。现在我认为，过去也一直认为，我想将来我也永远认为自己（在一般意义上说）既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此外，我还认为，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没有这种感受力，任何小说家也不可能成功。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而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
译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197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