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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1]
――与拉丁社记者的会见
1976 年于哈瓦那。
拉丁社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枯枝败叶》和你后来的作品之间发生了形式上的明显决裂。而在《百年孤独》中，你又采用了你那种独特的叙述形式。原因何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 不是决裂，是一部作品合乎逻辑的发展。《枯枝败叶》不是线形的，其结构和《家长的没落》相同，只不过在《枯枝败叶》中，故事情节围绕一个死者从三个角度展开，而在《家长的没落》中，叙述的角度是多重的，尽管也是围绕一个死者。在《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之间有一个结构发生变化的阶段和对现实的不同表现手段。其原因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我写《枯枝败叶》时，头脑里已经形成文学应该是怎样的概念，即文学应是经历和周围的现实的富有诗意的再现。但是那时哥伦比亚伴随波哥大事件开始了一个暴力时期。由于我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尚不成熟，便认为自己错了，已形成的关于文学应该是怎样的那种概念是错误的，我那样写《枯枝败叶》不对头，我必须根据我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以更简单的方式表现眼前的现实。用严格的文学标准衡量，我认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我最好的作品。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会进入一条死胡同，会碰壁，作为一个作家是没有前途的，我过去的一切经历不会在我正在写的作品里得到反映。于是我断定我又错了，而我在写《枯枝败叶》时的文学概念是对的――我的责任是对整个现实负责。其作用如同爆炸，我写了《百年孤独》。
记：我读到过，《启蒙世纪》[2]出版后，你撕毁了当时你正在写的几十章小说的稿子，这是真的吗？
马：不，事实并不像你说的这样。《启蒙世纪》出版时，《百年孤独》的写作已有相当大的进展。最让我吃惊的是那部作品依据的小说概念和我的恰巧相同。当然，由于如此一致，我不得不改变一下，因为不然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我模仿了《启蒙世纪》。对这部小说，我是非常钦佩的。阿莱霍深入加勒比海地区，寻根觅踪，深挖细找，从那个世界出发进行再创造。由于那是我们的一个共同地区，所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方法的根源》出版时，《家长的没落》已经开始印刷，不能做任何改动了。两者也有一致的地方。
记：不过，再回过来谈谈《百年孤独》的创作时间吧。你说你写了十八个月……
马：是十八个月。而作笔记，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任何时间都做，我想我花了大约十七年。哎，我相信你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当我终于誊清、整理好结束这部小说后（我写作时有个癖好，比如，倘若稿纸最后一行出了错，我就把稿纸取下来，换上一张重新打好。由此你可以想象一天下来我会费去多少稿纸），我和梅塞德斯就去邮局把稿子寄给阿根廷的出版商。当时我们感到愉快而幸福（梅塞德斯从不读原稿，她总是说，等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印出来后再看吧）。邮局的人秤了秤那一捆稿子，对我们说：“邮费 82 比索”（那时我们住在墨西哥）。我们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儿，结果只凑到了 50 比索。“唉，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啊，那就先寄一半吧，我们马上找人借，或者卖点什么东西。”我们只好这么办：把稿子分开，寄了一半。在那段时间，梅塞德斯什么都卖，什么都当，靠朋友们生活，最后只剩下两三块阵地了：在冰冷的墨西哥城之夜我写作时用的加热器、为孩子们做饭用的搅和器和理发用的吹风机。当时我们从邮局回到家，当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当了 50 比索），然后又跑到邮局寄了其余的书稿。我们怀着平静的、既有所希望又感到绝望、既有把握又无把握的心情离开邮局时，梅塞德斯对我说：“喂，加博，现在就怕这部小说不成功了。”
人在二十多岁时写作特别自然流畅，可谓挥洒自如，无所顾忌。胡安·博什[3]曾深入研究过文学，他关于文学的观念肯定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有一天我听他谈过一条非常重要的文学忠告。他说：“我奉劝年轻作家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掌握其小说艺术的一切技巧和方法，因为以后，到了中年，写作就不那么自然了，而到了老年，既没有必需的技巧和方法，也没有年轻时的那种自然性，就不能继续写作了。”听他讲这番话时，我正在写一篇很短的小说。而如今，我已年近五十，经过反复研究文学技巧后，我能够以纯粹的技巧写一部小说，并相信会受到许多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没有那么做是考虑到正直这个重要问题。二十岁的那种挥洒自如是无所顾忌的。我对工作，对工作的意义具有这样的意识，有时我想，工作可能毫无结果，或者知道你写的每一行可能都具有破坏性。所以注意使用的每个字，每个名词，决不粗心大意。我动笔写作时，总感到恐惧，总要找几打借口推迟动笔，其原因就是害怕空白的稿纸。
最初我总在夜晚写作，这是我的记者职业养成的习惯，其他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作。报社下班后工作人员走了，我留在编辑部里，随着电传打字机的节奏开始写作。打字机的嗒嗒声一停止，我的脑壳便一片空白，仿佛脑子被抽光了似的。我不再当记者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了在白天写作。我必须学会做可怕的事情，比如写作时不吸烟。在写《家长的没落》时，我捏扁了空烟盒，吸第一口烟时我意识到，几个月来我每天吸的烟多达四包，我没有丝毫不适的感觉，但是这种依赖性变得非常强烈。所以我决定，那将是我吸的最后一支烟。第二天，我坐在打字机前时想到，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决没有在不吸烟的情况下写过一行字；我必须学会，这是痛苦的。我告诉你，我必须学会白天写作。于是我坐在打字机前，尽管没有什么要写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抱怨中消磨着时光：“我何时有时间坐下来写作、搞文学呢？”当他们有时间时，却又不知道怎样支配时间。写作的手会比垒球的投手凉得还快。我坐下来，从早晨九点写到下午三点，尽管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如果把它留到明天，就等于把它留给了过去：你必须养成自己的习惯。目前，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写作了。我把我的生活划分为写作的时期和不写作的时期。在非写作时期我获得了经验，在写作时期我不能停顿。现在到了第二个时期，我必须利用，至少要利用头三个月来“热手”。用“冷手”写出来的东西是平淡的，并会充满谎言。浪漫主义作家们那种广为人知的灵感大概就是这种手热吧。
记：加夫列尔，你的创作拥有整个富有诗意的世界，你怎么不致力于诗歌写作呢？
马：虽然我从没有写过一行诗，我的文学修养却来自诗歌。我是通过蹩脚的诗走向文学的，是从蹩脚诗明白什么是好诗的，如蓝波[4]、凡尔纳和济慈的诗。我从读努涅斯·德·阿尔塞和胡安·德·迪奥斯·佩萨的蹩脚爱情诗篇开始，直到有一天发现你完全迷上了诗。我很晚才喜欢小说。我的爱好是诗，我认为我的这种爱好会在散文中得到更好的表现。当我写《家长的没落》时，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因为我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都是亚历山大体和十一个音节等类型的诗。你知道，我很喜欢写博特罗民歌。真的，我曾到处寻找一些录有瓜希罗民歌的唱片，但是在哪里也没有找到。早晨我听到一个播送农村音乐的节目，但是它没有去年我在古巴拉斯·维亚斯省和奥连特省听到的音乐的水平。所幸的是，在哈瓦那电台有人送给一盘录制着那种类型的极好的音乐的磁带。
记：我们再回过来谈文学吧。
马：在我生活的一定阶段我要总结。对我来说，唯一多余的东西是名声。我一直希望当作家，当个好作家，希望人们读我写的书，希望人们承认我是个好作家，但是我从来也不希望有这么大的名气，这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事情，因为它只能让你感到厌倦，只能给你带来会见（请你原谅）。于是我不禁自问：“我用这种名声干什么呢？”我心想：“我何不把它用到政治上去呢？”就是说：我可以把它用来为拉丁美洲的革命服务。你瞧：我既没有政治兴趣也没有政治修养。我和某些人一样，也希望革命在全世界胜利，而不仅仅想着文学、艺术和那些愚蠢的言行。但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如果我有什么事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的话，那就是我是阿拉卡塔卡镇的报务员的儿子。
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家长作风，古巴作家所能干的最糟糕的事情也许就是有意识地坐下来写小说，写革命诗歌了。希望他们不要写：革命本身会做的，而且正在做，因为它正在创造做这件事的条件。青年们唯一必须做的事情是自觉地进行思想修养。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为了生产绘画和革命小说，只需要革命。你们已经有了革命。小说不是杂文，而是现实的富有诗意的再现。
不久前，哥伦比亚一家文学研究杂志刊登过一篇评论《家长的没落》的文章，我很想议论一番，与其说因为它的文学危险性不如说因为它的政治危险性。评论者（对了，他是一位左派同志）说，《家长的没落》的重大失误之一是在小说中看不见人民参加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当然看不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恰好一致，拉丁美洲人民并非总是进行反对一切独裁者的斗争。存在过群众长期处于消极状态的情况，这或者因为不断受到欺骗，或者因为受到残酷的镇压。此外，不应该忘记，拉丁美洲的封建独裁者在权力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阶级，构成了他们自己的腐败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支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如果注意到这一事实，斗争是很困难的。同样也不应该忘记，在许多情况下，人民并没有受到独裁者的直接镇压，因为它只是镇压少数积极分子、反对派政治领导人和学生，而不针对群众。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这是独裁者统治本身的产物――使得他们甚至常常把独裁者变成神话。
记：几年前，在几次谈话中你肯定地讲，《家长的没落》将是你写的最后一部小说。为什么这么说？
马：的确，《家长的没落》将是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迄今为止我写的一切小说都有一个在心里酝酿构思的漫长过程。我是说，我写的一切小说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直至成熟的。《家长的没落》几乎构思了十五年。就是说，当我写完一部小说时，我已经知道下一部小说该写什么，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在我心里思考了，两部小说之间有一种连续性。现在我的头脑里一部小说也没有，但是这并不能让任何人平静：除了现在我正在写的关于古巴问题的书[5]外，我还计划写一百篇小说和几卷我的回忆录。
记：你说过，《百年孤独》是表现冷漠、表现团结的反面的小说。你从没有打算写表现人类团结的小说吗？
马：不是你写小说，完全相反：是小说写你。
译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 1979 年
[1]本文仅选译有关文学创作的部分。
[2]《启蒙世纪》，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l962 年出版。
[3]胡安·博什（1909－ ），多米尼加作家。
[4]蓝波（l854一1891)，法国诗人。
[5]指《古巴：封锁时期的日常生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