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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孔多权力的想象
——与记者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的会见
1975 年于斯德哥尔摩。
贝梅霍（以下简称贝）：《家长的没落》快出版了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交给出版商了，四月份出版。用打字机打的，总共四百五十页，比《百年孤独》短多了，《百年孤独》七百多页。
贝：我们早就盼着它出版。不久前奥内蒂——不是他一个人这么想——说，你在写《家长的没落》时，《百年孤独》一定是个很大的负担。
马：每个作家应该写他能够写的书。《家长的没落》结果比《百年孤独》还难写，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书难写；文学进程越来越复杂了。
贝：为什么？
马：因为每本书都是往前迈出的一步。
贝：当然，《百年孤独》走了七里路后，后一本书肯定一点儿也不容易写了。
马：对我自己的进程来说，《百年孤独》的步子并不比其他作品长。《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让我花费的功夫跟《百年孤独》一样多。许多年来我就听人说，写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后，我再也不能写类似的作品了。我写一部作品时从来不考虑要写得比前一部好还是差，我只是想前进一步。
贝：奥内蒂还说过一句话，说你写《家长的没落》一定没考虑采用不同于《百年孤独》 的写法。
马：但主题要求我采用我写它时使用的手法。
贝：那么，我们就谈谈主题吧。
马：人们多次谈到，说《百年孤独》是对拉丁美洲历史的象征性概括。如果同意这个说法，那它就是一部不完全的历史，因为它缺乏关于权力问题的思考。这便是《家长的没落》 的主题。好了，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因为很快就能看到书了。
贝：只谈一件事：写这本书时，在权力方面你有什么发现？
马：有许多发现；因为你写一本书时，整天都在思考这件事。我写我的书是为了让别人能够读它。
我写的独裁者说，权力就是“热闹的星期六”；他从来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力；他每天都在夺取权力。在书中他最后说：“娘的，这个倒霉的国家，从来也没有人理我！"
贝：独裁者的年纪多大呢？
马：说不清，他一直就非常老。
贝：请谈谈这部作品的结构。
马：我告诉你，这本书没有死板的时间，从根本的东西到根本的东西，结构是那么紧密，有时我意识到忘记了什么东西，却没有办法再加进去。
贝：仅仅一句话吗？
马：可以说是六句，不过读起来没困难；你一读就知道了。
贝：关于《家长的没落》，你对读者有何希望？
马：《百年孤独》写的是日常生活；我想，因此读者才那么喜欢它。不记得谁说过，在《百年孤独》中第一次涉及到拉丁美洲人的隐秘生活，床上的事情；这是最能抓住读者的内容之一。
也许《家长的没落》的读者少一些，因为从我表现这个问题的水平来说，它不会使那么多人感兴趣，尽管天晓得是不是会这样，因为，如果你注意的话，权力问题会在家里提出，在工作中提出，在出租汽车上提出，在各处都会提出。
贝：书中关于权力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马：个人权力带来的灾难；如果个人的权力不行使，选择就只能相反：真正的集体权力。不过，还是让读者去说吧。关于这本书，你让我谈得够多了。
贝：《家长的没落》出版后呢？
马：我把手放在心上对你说，我再也没有什么要在长篇小说里讲述的了。我自己已感到不知所措。所以我害怕有一天醒来会没有事可做。我正在寻找工作，你了解什么情况吗？
贝：我也跟你一样。
马：在找到工作以前，我在同巴西导演鲁伊·格拉一起工作，把《推销灵丹妙药的好手布拉卡曼》改编成电影。我们觉得这篇小说可以通过电影再现从西班牙征服时期到美国帝国主义入侵后整个加勒比殖民主义的全过程。
贝：听说你也在和佛朗西斯·罗西一起搞什么东西。
马：是的；我们在实现他酝酿了几年的一个想法。我和罗西是老朋友。在拍电影的空闲时间里，或者他到巴塞罗那来，或者我去意大利看他。现在我想，我们就要开始工作了。我能够提前透露给你的是，我们拍的将是一部政治电影，一种关于相当原始的帝国主义——我们认为——的思考。
贝：在塑造形象方面还要做什么？
马：拍电视。我一直对《恶时辰》中暴力问题的处理方法不很满意。现在，机会来了：十五天后将重新商谈这件事。这个机会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难得的。我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将更成熟地进行工作：为哥伦比亚电视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一个小时的、包括二十个片断的电视剧。下午三点织衣服的几个老妇女将看到关于哥伦比亚暴力的些许表现，将看到它对谁有利，同样还有某个人。
贝：短篇小说方面呢？
马：我有上百个想法，留待为智利进行斗争的每个空闲时刻去写。
贝：在这方面，你在罗马发表的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者需要进行一个时期的反思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你要求人们多些想象力，少些英雄主义。
马：因为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僵化、生吞活剥之后，在拉丁美洲需要运用想象力。右派已经了解我们的一切策略。
贝：在这件事情上，一个作家的作用是什么？
马：关于这一点，一切都在创造定义的过程中落空了，有些定义是矛盾的，不符合现实。我以为作家的政治作用应该由每个时期的条件来确定。关于他的政治工作，作家感谢交给他具体任务。我以为我为拉丁新闻社为古巴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因为他们曾对我说：“你将在这条战线上工作。”我同样认为，在支持古巴革命的工作中，我给予了良好的服务。现在，为了智利的抵抗运动，我也一如既往。智利人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为我提供了能够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巨大方便。我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作为作家的声誉拿来为智利的抵抗运动服务。
贝：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支持智利的斗争有什么结果？
马：不应给智利军政府一分钟的喘息时间，我们没有给它。我们在全世界宣传它的“恶劣形象”。这种坏形象是他们自己不顾一切造成的，我们只是让世人知道而已。
你是说结果吗？我想，我们成功地使智利政府成了地球上最臭的政府。连和智利军人合作和帮助他们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也只得不情愿地容忍它。皮诺切特本人由于得不到“国际上的理解”而感到难过。
我们知道，对解决智利的问题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还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对智利国内正在进行的抵抗运动——其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智利政局的改变——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帮助。
贝：不久前我读到，一位记者问你哪个拉丁美洲国家具有更光明的革命前途？我想，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你回答说是智利。
马：因为智利这个国家拥有十分广泛的、组织得更好、思想更激进的工人运动，它得到了国际上的巨大帮助和同情，并且存在着左派力量越来越有力的走向团结的趋势。还有哪个拉美国家有这一切条件呢？
贝：智利政变发生几乎一年半了。军政府干了些什么？
马：夺取政权，镇压反对派。除了使通货膨胀胀到了百分之两千、军费开支高达五亿美元外，它什么也没干。
贝：看来很明显，他们越来越孤立了。
马：他们越来越孤立了。在政变那天我给智利军人拍的电报里说的这句话正在实现：“智利人民绝不允许一群由美国帝国主义雇佣的罪犯统治他们。”
贝：好的，请谈谈那封电报吧。
马：那天晚上 8 点得知阿连德遇害我起草电报时，一些朋友对我说那封电报像流水帐。可情况就像流水帐，我没有过错。再说，我也想在我的怒火熄灭前把电报写好；你瞧，一年过去了，我的怒火还没有熄灭。
贝：不久前，里吉斯·德布莱对一位墨西哥女记者说，也许他不知道拉美人应该做什么，但是他确实知道拉美人在斗争中不应该做什么。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不应该做的是什么？
马：拉丁美洲的左派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斗争的形式争论不休。
斗争形式的选择问题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可以预知的；可以预知的事情是革命运动在政治上的强化工作。革命运动在每个国家的开展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文化事件。
本身的条件决定了什么是最有效的斗争形式，每个国家的斗争形式没有理由一定要统一。我感兴趣的观点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失败根本不能说明武装斗争的失败，智利人民阵线的失败也不能说明议会道路的失败。
贝：关于另一个原因？
马：我认为解决办法是，对每一种革命运动来说，谁和这个国家站在一起，谁和那个国家站在一起，并不重要。他们不必为其他国家的分歧负责。这不过是殖民主义的陈旧思想方式的残余，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宗主国，我们就不算什么。这样想并不是反对国际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只是为了打消对教条主义的恐惧。
贝：在一次会见中，你还对革命和进行革命的方法问题有所暗示，对吗？
马：不知什么人总想说服我们这些想搞革命的人接受关于革命是可怕的、灾难性的、残忍的观点。必须彻底地明白，反革命才是可怕的、灾难性的、残忍的东西。这个数字你是知道的：智利政变军人杀死了三万多人，监禁了数千人，拷打了数千人。
我所想象的革命是通过集体幸福寻求个人的幸福，这是谋求幸福的唯一体面的方式。
我们要阻止在拉丁美洲发展的那种无谓的牺牲的趋向。我喜欢革命，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生活，为了所有的人生活得好些，有好酒喝，有好汽车坐……物质财富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被资产阶级盗取的人类的财产；我们要把它夺回来分配给大家。
死亡不是革命必需的条件。革命不应该依然是灾难的清单。
贝：但是流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马：可能是；不过，如果革命是残酷的，那是由于反革命造成的。反革命越是反对革命，革命就越残酷。在责任方面不能含糊，因为如果含糊，我们的母亲就会担心。我母亲不明白，我连一只苍蝇都不敢打，怎么会成为一个革命者？我告诉她，恰恰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成为革命者的：如果不进行革命，我便永远害怕被置于必须打苍蝇的境地。
贝：一个时期以来，你已变成一位政治领袖；连基辛格也谈到了你。在那次部长会议上他说，有一本书，其人类价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在政治上他和作者不一致。他希望，从此以后，拉丁美洲不再被判处一百年的孤独。你有何感想？
马：我觉得，应该感谢基辛格说了这番话，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存在有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危险。
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曾对基辛格身边的一位政府官员说，他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个作者不能进入美国，他是不是觉得奇怪。
美国曾十二年拒绝给我签证。我想，其原因恐怕是我曾在纽约替古巴拉丁社工作。后来又给了我两年的签证。现在又拒绝给我了。我想，原因无需追溯到很远，我在和智利人民并肩战斗。
贝：对你要做的事情，他们感到很不安。最近，你把奥克拉荷马大学授予你的外国图书奖一万美元捐赠给了哥伦比亚政治犯。请问：你将把诺贝尔奖捐献给谁呢？
马：我妻子很同意把奖金捐献出来，但是她说，下一次获奖别忘了她和我的儿子。所以下一次得奖，我要把奖金献给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她会以正当的政治目的把奖金捐出去的。
译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1979 年，阿尔本索·伦特里亚·曼蒂利亚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