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五章 从苏共二十大到镇压“布拉格之春”（1956—1968）
1956年标志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转折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甚至不到十岁，就再次被解散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他的著名的秘密报告，他在其中激烈地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布达佩斯，造反的群众推倒了死了三年的独裁者的雕像，而在波兰城市波兹南，也爆发了一场叛乱。在匈牙利和波兰，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在这个多瑙河共和国（指匈牙利，这一年那里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一译者注），俄国人用坦克恢复秩序。
这些演变丝毫不令人吃惊地在西方共产党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如，英国共产党遭遇了大批知识分子离去的浪潮，包括像爱德华·P. 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和约翰·萨维莱（John Saville）等一批人脱离英共，随后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脱颖而出。在丹麦，在共产党前领袖阿克塞尔·拉尔森（Axed Larsen）离开该组织去建立一个新党时，丹麦共产党分裂了。在法国，法共议员埃梅·西塞尔（Aimé Césaire）与罗杰·威尔兰德（Roger Vailland）、克劳德·罗伊（Claude Roy）、雅克·弗朗西斯·罗兰（Jacques Francis Rolland）等知识分子一起，离开了法国共产党。
“新左派”的核心因此在国际上产生了，而它们在1960年代的进程中长大成熟。1962至1964年的中苏分歧、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发动的革命游击活动中心的尝试、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美国反对“Jim Crow”（对黑人的贬称——译者注〉的黑人群众运动——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新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考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他们在伯克利大学、巴黎南特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柏林自由大学的校园起来造反了。
不过，这些发展对关于苏联的理论解释所造成的冲击，一开始是有限的。起初，“新左派”的思考还主要是依据较陈旧的参考框架。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诸理论
围绕克利夫的思潮
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克利夫（Gluckstein）称应把苏联定义为一个大资本，它在世界市场上运作，并且它首先是通过军备竞赛与西方进行竞争。
这一解释在1950至1960年代得到了最后的修饰，还补充了一个“长期军备经济”的理论。对苏联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这一理论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同样是由军事化动力引发的。这一由迈克尔·基德隆（Michael Kidron）重点提出的[1]的理论补充，在1960年代导致苏联更加重视其内部和外部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当然，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改变原初理论的原则性。
第二节 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的典型特征，是反对重新检验和修正托洛茨基关于“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任何基本方面。如在前一章所述，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托洛茨基理论中的过时因素（关于斯大林现象的有限存续期的虚构）。其后，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他们最重要的理论任务，是在所有新发展中发现对旧有理论的肯定。在波兰和匈牙利暴动和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1957年第四国际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就宣称，苏联、缓冲区国家和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剧烈变化已在总体上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它带着明显的自满情绪指出，第四国际是工人运动中唯一预见了斯大林主义的演变和正确解释它的思潮。[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曼德尔提交的报告和有关结论。关于托洛茨基的陈旧的1939年的选择（“或者是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是重建苏维埃民主”），曼德尔现在认为，在1957年，这一选择不再以同样的方式适用。
据认为，这一选择的两个阶段与世界范围的力量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联。……选择的两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可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答案。当托洛茨基第一次精确地阐释这一观点时，正是在希特勒取得胜利的1933年之后，他被迫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关系的未来动力这一问题要点。革命将会再次提前发生，还是它将继续在世界各地被击败？在1935年，没有人能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殖民地革命的传播，随着苏联经济的大规模进步，力量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转向有利于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受到严重削弱，这意味着托洛茨基的一个选择（反革命）似乎不再是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似乎更现实：
革命的机会已在东方发生。……工人阶级已放弃了它的被动态度。它不再容忍不诚实的“守夜人”。正相反，工人阶级越来越顽强地追问他。工人阶级在工厂范围和原则领域发动斗争，迫使他放弃他的傲慢，并准备颠覆他的权力。
[3]
这个预言事实上没有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自吹它是唯一一个能看透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思潮，反而是没有正当根据的。这也许解释了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为什么后来长期将托洛茨基的选择搁置一旁。
曼德尔起初把自己主要定位为对手理论的批评家，[4]他从1960年左右起赢得了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最重要的“现代化思想家”的显赫声誉。在他全力关注苏联社会的分析的大量著作中，我将取这一本：他的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该书完成于1960年，第一次出版于1962年，其中一个重要章节提出了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理论的“正统的”辩护。[5]在这部著作中，曼德尔对托洛茨基的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分配规范的矛盾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因此，当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有社会中都成为确定特点时，苏联就反映了从官僚对国家和经济的控制中产生的特定的矛盾。这些特殊的矛盾分成二类。
第一，从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衰落（或停滞）的畸形关系这一事实中产生的矛盾。矛盾根源于如下事实：工业化起步得太晚，而全面农业集体化发生得太早，所以这样一场农业革命产生在不充分的技术经济基础上。
第二，从官僚制的物质利益是这一经济的真正驱动力这一事实中产生的矛盾：
社会主义计划和积累的正常媒介，是工业生产者部分意识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创造性的首创能力。但是事实必须确证理论；生产力的每一增长都必须直接反映在群众消费的增长中。一旦这一驱动力由于太高的积累率将太多的牺牲强加到生产者身上而大大地缺乏，官僚阶层就成为积累的调节者和主要指导者，它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消费者特权（在货币、住房、奢侈品和其他稀缺消费品等方面）。
[6]
由于担心被清洗和他们自己的地位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官僚被刺激去不断地扩大生产。
第三，从官僚行政机构中同样产生的矛盾：
在苏联经济的计划特点和据认为是完成计划的首要驱动力的官僚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经济体的主要矛盾，是引进这一经济体的特定的官僚管理的一个结果。这些后果将这一官僚管理产生的两个特殊矛盾相结合：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和消费品的匮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整体计划的各种需要和官僚制的高度集中化造成的损害之间的矛盾。
[7]
第三节 新生产方式诸理论
吉拉斯
有一个时期，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被视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8]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分裂中，他提出了对苏联的尖锐批判。部分受托洛茨基相关著作的启发，吉拉斯确信，工人阶级在苏联已不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在他1950 年的书《论社会主义新道路》（On New Roads of Socialism）中，他这样谈论苏联：
在苏联，不存在创造一个新阶级的经济基础。那里所发生的、我们看到的它的外在展示，不意味着和不可能意味着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回归，这实际上大概是产生在社会主义自身结构基础之上和这一结构之内的新现象。
[9]
尽管这段话仍然显示出与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的强烈联系，但在随后发表的一个文本中，这一点发生了改变，吉拉斯指责苏联是官僚“帝国主义”。此时他认为，该统治阶层（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正在增长的矛盾而陷于困境）依靠对外扩张，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为它的内部问题寻找解决方式。[10]
在他的书中，吉拉斯提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分析性的差别。虽然他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官僚政治倾向，但他认为这些倾向在那里不可能占上风，因为历史前提和权力平衡更趋于分解官僚制。[11]然而，后来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并于1953年开始发表对南斯拉夫本身的原则性批评。在造成他被驱逐出党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指出了南斯拉夫制度的严重不足和一种苏联类型的专制主义的危险。与此同时，他还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影响广泛的修正。在匈牙利民众起义的灾难性事件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其中称，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都正在形成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的官僚。[12]
在他的出版于1957年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中，吉拉斯详尽解释了他关于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已经确立的理论。他的分析回顾了里齐、伯纳姆、沙特曼和其他人的思想，而并不伪装是原创的（“这本书中的每个提法，几乎都在别处被说过了……”）[13]，中心是关注所谓的政治官僚。他认为，这个阶层同样不应该与那个官僚制相等同：
只有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组成统治官僚和我的术语所指的新阶级的核心，那些人并不是行政官员。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党或政治官僚阶层。其他官员只是这个新阶级控制下的机器。
[14]
这样，一方面，该官僚阶层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它只是该党机器的一小部分。党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核心，但并不是所有党员组成这一政治官僚阶层。只有那些具有特殊特权的官僚，作为他们行政垄断的结果，属于这个新阶级。
在吉拉斯看来，这个统治性的“政治官僚”区别于以前的统治阶级。他指出了其与传统统治阶级类型的三个根本区别：第一，以前的统治阶级是在经济变革已在旧的社会关系内部发生后，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政治官僚阶层只是在革命已经成功时创建它自己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在掌权后实现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确立它自己，并在这一过程中确立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15]第二，以前的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革命前已然存在，而苏联不是这种情况。在那里，这个新阶级绝对只是在它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形成的。新阶级的先锋队意识因此走在各种事件前面；它在实际获得权力之前，已经具备了其阶级权力的理念。[16]第三，紧接着这一超前意识的是第三个区别：与以前的统治阶级相对比，这一新统治阶级只可能在一个特殊的组织化形式，即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17]
联系政治官僚的这些“出生缺陷”，他说明了它与其他统治阶级的更多区别。这个新精英阶层阶级意识异常薄弱；这些普通的政治官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属于一个新统治阶级，尽管它知道它属于一个有着明确理念、目标和地位的群体。[18]而且，政治官僚阶层是比其他统治阶级更紧密、更严格地组织起来的，伴随的结果是，它的权力在历史上是不平等的。
当代共产主义是由三个控制人民的基本因素构成的极权主义类型。第一个因素是权力；第二个因素是所有制；第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没有一个历史上的极权体制，甚至没有一个当代的极权体制——除共产主义以外——已成功地将统治人民的所有这些因素同时结合到这种程度。
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历史可被分为三阶段：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和1950年代中期以来表面上集体领导起重要作用的非教条的共产主义。三个时期之间的区别可用图表概括如下：
时 期
领导层
权 力 关 系
“革命时期”
列宁
夺去权力；建立新阶级统治的基础
“教条时期”
斯大林
以“社会主义”的口号启动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新阶级的权利因此得以巩固
“非教条时期”
集团领导
以“合法化”的口号，没有大规模的清洗等，实现了阶级社会“静悄悄的”维持
不过，吉拉斯强调，不应将这个三重划分只看成一张粗略的和抽象的图表。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明确描述的阶段；列宁领导下也有教条主义；斯大林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还认为，集体领导的非教条状态是相对的。然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已发生种种明显的转变。权力，最初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它的目的本身。在特定的意义上，苏联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通过工业化，新阶级现在已经稳同地掌握了权力，并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在历史上，仍然继续出现的只可能是平庸和停滞。[19]
显然，吉拉斯为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添加了新因素。与里齐比较，他并不把工人大众描绘为奴隶。与里齐和伯纳姆比较，他相信官僚阶层是一个纯东欧或苏联的现象。最后，与里齐、伯纳姆和沙特曼比较，吉拉斯对旧统治阶级和这一政治官僚阶层赋予了更密切的关注。正是吉拉斯理论更大量的细微差别表明，这一新统治阶级理论是根本难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相容的。毕竟，如果这个党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核心，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它把政党解释为社会各阶级的代表，而不是其起源）不是被颠倒了吗？吉拉斯承认这一困难，提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但只是说道：“在历史上，谁去实现一个过程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被实现的那个过程”。[20]
库伦/莫扎列夫斯基
早期的新阶级社会的理论家中间，被设定的官僚集体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往往是没有详细说明的，[21]波兰的异见者亚采克·库伦（Jacek Kuron，1935-2004）和查尔斯·莫扎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生于1937年）在1964年做了一个尝试，重点关注这一难题。[22]他们在《致党的公开信》（他们因为被捕而未能写完此信）中，提出了一个他们称作“垄断官僚”的动力学理论。这些作者把苏联和他们自己的国家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尝试。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决裂的时刻，俄国和波兰都是不发达国家。它们只有发育不良的工业，和与此同时许多以城市失业者和农村剩余人口的形式出现的过剩的工人。两个国家的经济都被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所控制。在这些条件下，工业化进程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因而，新统治者将此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但是他们不可能指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相反，假如要取得工业化的成功，那么必须抛弃主宰资本主义的那些机制。[23]因为大量保留了积累的劳动力，工业化获得了粗放的特点。然而，由于低水平的原始积累，迅速增长的工业就业岗位无法与消费品数额按比例的增长相结合，所以生活标准下降了。为生产而生产成为中心目标。
对于这些新权贵，工业化是“生存目的”和根本任务。他们无视那些余留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不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无视他们这些人，开始落实这一根本任务：反对农民，用武力剥夺它的剩余，通过集体化胁迫其丧失财产；反对工人阶级，把他们的工资压到尽可能最低的水平，甚或减少；反对知识分子和技术管理层。这样一种工业化过程的有效实现，需要剥夺一切阶级和阶层试图阐明他们的不同利益、争取实现和维护这些利益的各种方式。
[24]
这样，全部权力不得不集中于这个垄断官僚阶层的最高层。其结果是一党制度将同样的地位授予全部社会机构（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实行大众传媒和宣传部门的垄断化，取消公民自由，实行中央指导经济。由于这一工业化进程，因此，垄断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苏联类型社会的剩余产品被一分为三：（1）大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积累，也就是扩大生产；（2）另一部分用作维持国家权力：军队、政治警察机关、法院、监狱；（3）最后，另一部分剩余用于不直接关系到阶级社会存在的各种活动，诸如科学、教育、卫生、文化等。精英花费在奢侈消费品上的部分剩余产品的数量是相当微不足道的。
一旦工业化过程大体完成（至1950年代末），根本性的失衡就出现了。因为该垄断官僚阶层想要（即使这不再是历史的需要）继续更大地扩张资本一动产部门（“重工业”），继续损害生活水平。
结果，出现了低水平的消费和生产潜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采取了长期危机的形式。尽管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投资在增长，但这些矛盾问题从经济增长的衰退中表现出来。毕竟，第二部类（消费品）比第一部类增长更慢，结构性比例失调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
建立在官僚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损害该国生产力的桎梏；随着这种情况日复一日地持续发展，危机不断深化。因此，解决这种经济危机需要推翻这些生产关系和消灭官僚阶层的阶级统治。
[25]
第四节 各种“无标签”理论
魏特福格尔及其批评者
1957年，汉学家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1896-1988）[26]发表了他的以《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为书名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他以一种几乎是摩尼教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的双线图式，其中西方“民主的”传统与东方“专制的”传统相互对立。为了解释这一假设的对比，魏特福格尔特别引证了地理和气候的观点。他申明，在东方，农业由于庞大的灌溉系统的建设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和专制统治者的基础：“农业统治的专制君主行使着对军队、警察和智能服务的不受限制的控制；他拥有他支配的狱卒、提审官、行刑 者，以及对臣民进行抓捕、剥夺权力和杀害所需的一切手段。”[27]
魏特福格尔也把他的理论运用于俄罗斯和苏联。为了做到这一点，魏特福格尔制造了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即“东方专制主义”也可以被输出到非压力型的地区。[28]他说明，这样一种转化曾发生在蒙古人入侵时期俄罗斯的例子中；[29]从那时起，东方专制主义巩固了自身。因此，从伊凡三世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是以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的专制政权为特色的。[30]即使这样，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反抗的力量形成了。在1917年初的几个月，当沙皇军队在世界大战后软弱无力之际，反抗势力最终成长壮大，足以形成一个短期的反专制的民主政府。因此，“一个真正开放的历史形势”短暂地出现了。[31]然而，新的民主领袖犯了重大错误；他们延续那场战争，即使他们缺乏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并且直到召开立宪会议之后，他们仍然拖延土地改革，始终不解决这个问题。[32]民主政策中的这些缺点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会；因此，苏联，一个将东方专制主义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社会得以建立，并且降生了一个工业基础上的全面的（国家〉奴隶制。[33]
魏特福格尔关于俄国历史的解释直到1980年代仍继续具有某些影响（见第六章）。然而，各种各样的专家指出其值得怀疑的科学有效性。 在1963年与魏特福格尔在《斯拉夫人评论》（Slavic Review）上的一场辩论中，利埃森诺夫斯基（Riasanovsky）否认俄罗斯存在过东方专制主义。 这种社会形式毕竟是通过发展孱弱的和四分五裂的私有制来定义的。不过在俄罗斯，不同形式的私有财产长期存在，此外它已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成长和分化。而恰恰是蒙古人曾试图倒转所有制的这种分解化。利埃森诺夫斯基从基础上指责魏特福格尔没有对历史本身进行研究就把图式强加于历史。因此，魏特福格尔的解释仍然是“外在表面的”。根据利埃森诺夫斯基的观点，蒙古占领军对俄罗斯帝国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不可否认，他们引进了一些新制度，但这不应当加以夸大：
例如，蒙古人的财政政策在俄罗斯经常失败。因此，这些侵略者根本不考虑人们的纳税能力，而用更粗放、更简单的人头税取代了“烟草”税和“耕作”税。但是，当俄罗斯王子们从蒙古收税人那里接手作为中介之时，这一改革就消失了，甚至邮政系统也回归到基辅人的时代，尽管蒙古人扩大和改善了它。
利埃森诺夫斯基更为一般地质疑，像这种蒙古人类型的部落社会怎么能够持续影响一个像基辅那种类型的发展水平更高的共同体。[34]
迪特里希（Dittrich）也指出，声称蒙古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带到俄罗斯，不是一个可信的主张。在他看来，魏特福格尔的理论提出了比它回答的问题更多的问题；他把这归结于这一理论的片面性、简单性和事实错误，而这与一种僵化的、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有关。[35]
马尔库塞
哲学家赫柏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这经常在他的圈子里造成对他的错误解读。典型的是卡尔·柯尔施在1930年代末期对有关早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的评论：“在内部，他们全体毫无例外都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反斯大林主义者。马尔库塞生来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可能恰恰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36]批评者对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1958，是他关于苏联的最重要的著作[37]）的回应，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困扰：当某些人污蔑他是卫道士的时候，另一些人视他为“冷战分子”。[38]
马尔库塞认为，俄罗斯在1917年不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而他将苏联分析为一个由官僚阶层统治的社会，它在一个“指令性的专政下”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39]一个官僚阶层已经发展起来，它一方面不是一个阶级，因为“经济实力的传统资源对苏联的官僚阶层不利”；但另一方面，“它虽然不拥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但如果不用所有制而用掌握生产资料作为标准，苏联的官僚阶层是一个阶级。[40]
该官僚“阶级”“不是一个单一同质的集团”，因为该统治集团的最高层“自身是变化的，包括经济、政治等官僚部门如管理、军队、党的‘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利益和对社会统治的追求。”[41]两种力量凭借对权力的垄断而运行：
一方面，尽管中央计划突发奇想、漏洞百出并经反复修改，但基本代替和整合了那些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阶层，直到最高层，都臣服于竞争性的恐怖，或者在这种恐怖缓和之后，臣服于被极度运用的种种政治性和惩罚性的措施，直至被剥夺权力。
[42]
整个苏联社会，包括官僚阶层，都服从于生产力即“‘和平共处’条件下苏联国家的生存前提和竞争实力”加速发展的绝对命令。[43]由于这一原因，官僚阶层缺少一个作为“反对该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总需求，争取其特殊利益有效存续”的社会基础。[44]即，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命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属于其社会内部结构，贯彻这些基本原则与那些竞争性的权力和明显的利益包括强调重工业的优先性相矛盾，因此，要实行普及全国的社会主义所有权，并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努力创造一种“缓和”。[45]
总体上，苏联官僚阶层以一种实体化的形式代表社会利益：
没有中介因素，国家直接成为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国有经济的总经理和实体化的集体利益。因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功能差异趋向于被湮没：由于剥夺了上层建筑超越和对抗基础的功能，上层建筑系统地、制度性地与基础相雷同。
[46]
罗斯道尔斯基
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曼·罗斯道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1967）[47]出生于奧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在1950年代得出了关于苏联的异端观点。在罗斯道尔斯基的讣告中，恩斯特·曼德尔陈述道：
他与第四国际的差异显然与他对像朝鲜战争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等重大事件的解释相关。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中，他将这些差异具体化为正确的国家定义，即：资本主义已被推翻，无产阶级尚未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他采取了这种观点：蛻化的工人国家的公式……现在不再与现实相符，而且人们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也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被延宕，官僚阶层将会成为一个阶级。有时，他使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式描述这些国家的特征，但是伴随着大量的缄默和委婉的陈述。
[48]
1959年，罗斯道尔斯基写了一篇关于“工人国家”问题的短文，在他去世后的1978年才发表。[49]如曼德尔的悼词指出的，他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只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为人所知。总之，这令人吃惊，因为罗斯道尔斯基被所有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非托洛茨基主义者。
在他的这篇文稿中，罗斯道尔斯基以下述理念为出发点：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表明，它与这个革命进程最早的背负者的意图几乎没有任何类同之处。他追随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历史必然性在没有被历史行动者承认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假如俄国革命与改变了参加者头脑的最初事变如此相似，假如通过它的代言人的如此之多的行动导致的结果最终仍然与曾经期望的那些结果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在这一事实背后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以捕捉到它潜藏的内在运动规律。
这里暗含的观念是：革命后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罗斯道尔斯基，这一必然性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毕竟，革命前的俄国曾面临一种选择：
通过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克服几个世纪之久的落后状态，或者长期沦落到外国（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
当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时，它不可能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就已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一迫切任务必须由另一种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来实行。但这一权力设想以铁的逻辑实现自身，因为这场革命已经在国际上被孤立。而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1920年代发展起来，其中，一个独裁的官僚阶层决定了有关生产资料、生产发展速度、分配关系等。根据罗斯道尔斯基，该官僚阶层“还不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阶级”，在其总体性上，俄国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相当不确定的“暂时的构建物”，人们既不能将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也不能将它定义为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
将这一新社会形态定义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我们所知，不是每个阶级层次都必定是资本主义的，并且另一方面也因为，资本家阶级与众不同的定义特征——利润动机——是缺位的。称这一形态为“工人国家”或“蜕化的工人国家”似乎也不合适的，因为在苏联工人本身极少有话语权，并因为统治官僚阶层尽其所能和必然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防止国家所有权转变成真正的大众所有制！
罗斯道尔斯基在一个脚注中说，他意识到，坚持这一观点，使他自己保持了与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距离。
博泽
196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和解。在这一发展背景下，社会党内发生了一场（非常适度的）关于苏联的辩论，该党当时是仍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社会党国际最后的成员之一。这是法国自1930年代以来第一场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争论。最突出的观点是由法国籍罗马尼亚裔社会主义者加斯东·博泽（Gaston Boeuve，1894-1969，化名“Ôerban Voinea”）提出的。[50]他合理地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几乎没有尽力去分析由共产党专政控制的那些社会的性质”。[51]博泽主张，苏联既非社会主义的（因为继续存在剥削和压迫），也非资本主义的（特别是因为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并因此能够逃避市场规律），因此，他将苏联及其缓冲区国家描绘为以国有化、计划化和剩余价值生产为特征的“特殊的社会”。
当时，作为批判“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52]博泽提供了关于其解释的更多细节。他在一个非常宽泛的（而它看起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剩余价值”概念，即将它作为“物质化的剩余产品”。但是，博泽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这些官僚阶层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因为它没有阶级意识；[53]而且剥削仍然发生，因为工人大众创造了它无法控制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一种剩余产品）。[54]博泽试图给这个新社会形式起一个名字，这样，他就把自己明确地放在了斯泰因伯格和希法亭的传统之中。
第五节 总结
就有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受到的关注而言，1956至1968年可被评价为缺乏重大创造力的时期。“蜕化的工人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复自己，这意味着，相对来说，最重大的进展发生在各种关于新生产方式的理论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领域的几乎全部新的理论贡献，包括“新阶级”的理论家（吉拉斯、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和“无标签”的理论解释的支持者（罗斯道尔斯基和博泽）撰写的那些著述，都源自东欧。这样，人们可以说，1956至1968年这一时期记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几乎全面的理论停滞，一种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反转成为“暴风雨前的寂静”的停滞。
[1] 虽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1942，第17章）曾主张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理论（即军国主义在衰落的资本主义中产生出它自己的扩张主义动力）进行详细解释，但 是这个“长期军备经济”理论的真正创建者是美国人伊德·萨尔德（Ed Sard），他使用笔名Frank Demby、Walter S. Oakes和T. N. Vance （Drucker 1994，pp. xv 218; Hampton 1999，p.38）写作。在一篇发表于1944年的在某些方面可被认为是有才气的文章（Oakes 1944）中，萨尔德预言了战后的军备竞赛，当时“二战”仍在进行。尤其是，萨尔德认为美国将保持战争 经济的特点；甚至在和平时期，美国的军备开支仍将会相当大，即在100亿和200亿美元之间，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带来了失业人口与30年代相比剧烈减少的结果。几年以后，萨尔德进一步扩展了他的分析（Vance 1950）。他着重强调，一般资本主义与特殊的美国和“官僚集体主义”的苏联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斯大林主义的帝国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输入的’帝国主义，它的侵略性政策是建立在持续地获取新的劳动力资源包括熟练工人和奴隶，并增加它的生产和消费品库存的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之上，而只有当它将工人人口和生产的重要中心都整合到其官僚集体主义的制度之中时，它才会在政治上 感到安全。……美帝国主义……是一种‘输出的’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最迅速的资本积累的 无情推动下，用其一切形式以不断增加的数量输出资本。”（p. 325）在一系列文章中，萨尔德接着解释了这些含义，尤其是关于美国经济（Vance 1951）。托尼·克利夫（Ygael Gluckstei）取同样看法（Cliff 1957）。迈克尔·基德隆·克利夫的一个同志，当时试图重新解释这一理论，该理论在那之前是更符合凯恩斯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德隆的文章，正像Alasdair Maclntyre早期的一篇文章（Maclntyre 1961），是对Henry Collins“左翼改良主义案例”的回答。基德隆后来在他的书《二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Kidron 1968）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分析。然而，十年后基德隆批判了他自己的理论，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军备经济为长期繁荣提供动力这个观点是难以支撑的。正相反，这种开支肯定会导致停滞”。见Kidron 1977。有趣的是，基德隆的政治同僚继续捍卫基德隆此时自己已经否定的理论（见Harman 1977）。论Kidron（1930- 2003），见Birchall 2003。
[2]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8.
[3] Germain 1958.
[4] 见前一章。
[5] Mandel 1962，第2卷，第15章，第208—273页。
[6] Mandel 1962，p. 240。英译本，第584页。
[7] Mandel 1962，p. 247，英译本，第589页。
[8] 吉拉斯是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进行其文学研究期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在国王亚历山大 的君主专制之下，他曾长期在监狱里度过。1930年代末期，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支持了铁托；1928年，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在一年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从1948到1953年，他与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和鲍里斯·基德利（Boris Kidri）是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几个“建筑师”之一。1953年，他成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由于他的社会批判，他在1953至1954年一次党的非常全体会议上被剥夺全部权力。1956至1961年和1962至1966年，他再次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入狱。见Reinhartz 1981。
[9] Djilas 1950，p. 12-3.
[10] Djilas，pp. 16-8.
[11] Djilas，作品。
[12] Djilas，1956.
[13] Djilas 1957，p. vi.
[14] Djilas 1957，p. 43.
[15] Djilas 1957，p. 38.
[16] Djilas 1957，p. 38.
[17] Djilas 1957，p. 39.
[18] Djilas 1957，p. 39.
[19] Djilas 1957，p. 168.
[20] Djilas 1957，p. 41.在围绕着吉拉斯的巨大名声之后，里齐（Bruno R.）也在1958年被重新发现，当时一本由老布尔什维克鲍里斯·苏瓦（Boris Souvarine，1895-1984）编辑的杂志《契约社会》（Le Contrat Social），发表了一篇关于“Bruno R.等人的‘新阶级’”的稿件。Henein 1958.该标题看起来参考了在同一杂志上的一篇早先的文章。（Lazitch 1957）。这里，埃及的超现实主义者乔治·海奈（Georges Henein，1914-1973）将“Bruno R”错误地表达为“Bruno Rossi”，并提到他被遗忘的著作《世界的官僚化》（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吉拉斯 在一个幻想破灭的个人经验的末期所发现和经历的，Bruno R.在18年前已经以一种用生命 抗争的方式宣示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里齐复兴的开始，这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 导致了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新译本（也见Paragraph 6.3）。在他的稿件中，海奈称“R”在1942年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永远地消失了，或许成了哪个有权阶层侵害的牺牲品 回不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猜测，因为它很快被推翻了。在那以后不久，《契约社会》收到了里齐的一封个人来信，他在信中显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沙特 曼的支持者德雷珀（Hal Draper，1914-1990）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封附有里齐的传记细节的 信。也见Bell 1959。
[21] 曾在第四章中讨论的约瑟夫·古特曼（Peter Meyer）是个例外。
[22] 受1956年反斯大林抵抗运动的鼓舞，库伦和莫扎列夫斯基（战后波兰第二任外交部长之子）寻求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因此，他们保持与波兰托洛茨基主义历史学家拉德维克·哈斯（Ludwick Hass）的联系，阅读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被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采纳的决议《斯大林主义的兴衰》。两个材料直到1964年仍为华沙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助教们和波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ZMS的积极分子所用。他们因为他们的“公开信”分别受到被判处三年和三年半监禁的惩罚。见Wagner 1968；Raina 1978 pp.82-95；Jedlicki 1990；Soltysiak 1992；Lugowska和Grabski 2003，p.195-208；Gaudillière等人，2005。
[23] Kuron/Modzelewski，英译版，第44页。
[24] Kuron/Modzelewski，英译本，第36页。
[25] Kuron/Modzelewski，英译本，第48页。
[26] 一个在1920到1939年间的共产主义者，并从1927年起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专家。魏特福格尔在1930年代期间已经因为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出版物获得了国际声誉。在1934年移民到美国之后，魏特福格尔演变到反共方向，尽管他继续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见Ulmen 1978。
[27] Wittfogel 1957，pp. 420-3.
[28] 在大纲中，魏特福格尔早已提出了这一观点（Wittfogel 1950）。在《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以后，他进一步详细说明了他的理论（Wittfogel 1960 and 1963a）。
[29] Wittfogel 1957，p. 174；也见p. 225。
[30] “专制国家机器的主人们以变化的态度回应了变化的历史形势，但是直到1917年他们并未放弃他们的独裁权力。”Wittfogel 1957, p. 179.
[31] Wittfogel 1957，p. 437.
[32] Wittfogel 1957，p. 438.
[33] Wittfogel 1957，p.441.魏特福格尔受普列汉诺夫这一理论的启发。（Bertram D. Wolfe， 1896-1977）他曾在1948年提及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表述；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明确表示，土地国有化将再次把农民朿缚在土地上并造成“亚细亚”传统的复活。沃尔夫本人补充道：“……如同普列汉诺夫曾预言的，它是个人专制、劳动管制、各种清洗、强制劳动、官僚特权、警察统治的一种‘复辟’的真正的经济政治基础——一种相比起来将会使沙皇制看上去像是一个有限国家的国家膨胀。”（Wolfe 1948，p. 468.）在这一评论的影响下，魏特福格尔在第二年得出了他的工业专制论。（Ulmen 1981，pp. Vii-viii.）
[34] Riasanovsky 1963. 在他对利埃森诺夫斯基的回答中，魏特福格尔否认蒙古人是游牧民。在他看来，他们的社会本质上是农牧式的，并由一个强大的城市中心带领（Wittfogel，1963b）。
[35] Dittrich 1966.
[36] 柯尔施致保罗·马蒂克的注明1938年10月20日的信，此处引证在Buckmiller and Langkau 1974之后，第183页。
[37] Marcuse 1958.斯库尔曼（Schoolman）合理地指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几近于马尔库塞后来的《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的一个精确的理论副本。在这第二本著作中，其观点有时几乎逐字复述了其早期研究。"（Schoolman 1980，p. 150）也见Sollner 1987-1。
[38] Kellner 1984，pp. 197-8.
[39] 此概念见Marcuse 1964，p. 40。
[40] Marcuse 1958，pp. 109-10，116.
[41] Marcuse 1958，p.111.
[42] Marcuse 1958，p.111.
[43] Marcuse 1958，p.118.
[44] Marcuse 1958，p.116.
[45] Marcuse 1958，pp. 115-6.
[46] Marcuse 1958，p. 124.
[47] 罗斯道尔斯基是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始人，并从1926年起一段时间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在1920年代末演变成左翼反对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奧斯维辛、雷文斯布希克和奥拉宁堡的集中营遭受关押。1947年，他移民到美国。他因为他的著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失去历史的”人民的问题》（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less’ People，见Rosdolsky 1964）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见Rosdolsky 1968）而知名。参见Radziejowski 1978；Melville 1992。
[48] Mandel 1968b.
[49] Rosdolsky 1959.
[50] 法理学家博泽从1914年起成为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学生组织的积极分子，并在1921年当社会民主党寻求与共产国际联姻时离开了该党。他于1948年移居巴黎，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流亡者中心的积极分子。见Haupt等人1986，pp. 387- 8。
[51] Voinea 1965a，p.43.
[52] Le Corre 1965a.
[53] 一种已经得到辩护的解释，载于Voinea 1955，pp. 197ff。
[54] Voinea 19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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