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二章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期（1917—1929）
1917—1929年标志着苏联的社会形势在各方面都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一个时期。起初，新政权期望通过西欧革命迅速地摆脱其政治上的孤立。但是，这一革命并未发生。外国干涉的威胁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因素。当“战时共产主义”的混乱年代过去之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来了，带来了国家和市场成分之间的紧张冲突。那时，不存在任何“有计划的发展”。
苏联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差别似乎尤其是在经济中存在着大比例的国家成分，而事实上，该国家机器的新领导人已经诉求于马克思主义（及后来的列宁主义），通过一场工农起义夺取了权力。在1930 年代给苏联带来了新面貌（集体农庄、五年计划）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此时尚未产生，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预见到。那种关于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完整理念，尚未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仍被锁定在单线图式中：反对派对苏联发展的批判主要聚焦于十月革命是否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否由于各种可能的因素（诸如缺少一场西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政治错误），一场潜在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蜕变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一讨论中，还没有把认为单线图式本身可能实际上并不适用的观点视为一种可能的选择；而由于那时苏联社会关系的现实状况，这种观点本身几乎不可能被考虑。
第一节 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三次争论
如塞尔维多利（Salvadori）所指出的，从1918年起，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发动了一场持续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1]。在一套给人深刻印象的丛书、几本著作和发表在《斗争》（Der Kampf）和《社会》（Die Gesellschaft）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他对该问题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切。人们的注意力已被集中在现存文献中考茨基撰写的那些著述上。[2]这里，我将聚焦于我的研究背景中的本质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老考茨基的“特殊魅力”：他自始至终运用单线图式说明所有的社会变化。
正是因为单线图式强大的图式特点，考茨基的推理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1．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2．1917年的俄罗斯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3．因此，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一场被宣告为“革命”的政变而强行建立的社会主义，只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上难以忍受的、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3]
4．这种被认定为异化的形态必将是不稳固的，必将在短时间后瓦解。[4]
考茨基的单线论推理，尤其是在他与布尔什维克作者的论辩冲突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将简短地讨论这三场辩论，即其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Bukharin）的持续辩论。最后提到的那场论战对话，直到现在，在历史文献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考茨基与列宁
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指控，即考茨基已经抛弃了他革命的过去并已经成为一个“叛徒”相反，考茨基在1917年之后的分析与他在1917年以前所作的那些分析极其惊人的一致。显然，他的思想确实演变到了某种程度，但是在他思想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新起点的迹象：
当然亳无疑义……考茨基的种种观点确实逐渐转向温和方向。但仍然不可否认，这一转变产生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总体概念框架内，并且该国家从一开始（以《爱尔福特纲领》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因此是与1917年不可调和的。考茨基可以被指责为固执，但是不可以指责他已抛弃其关于革命进程概念的根本线索，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
[5]
甚至早在1905年以前，考茨基已经设想了在俄罗斯进行一场资产阶级的、一般所说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在1917年和其后，他以严格的一致性坚持这一观点。最初，他在1917年4月——当政治成果尚不确定之时——强调俄罗斯小农阶级在整个进程中是“百搭牌”（wild card，指牌局中有变数的牌，意喻未知的因素。——译者注），“变数X，未知的能量，我们对此还无法指定一个确定的量”。尽管这场革命因此仍然能产生许多惊人之举，考茨基不怀疑，它在本质上而且从其结局看，是一个民主化的进程。
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随着它作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最可靠的基础和东欧无产阶级起来对政洽权力的征服，至少将会是像在西欧一样得以稳固建立。
[6]
将近五个月后，他在不同的背景下重申了这一信念：俄国革命本质上主要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将开启一个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新阶段，这将使无产阶级发展起来，组织起来，并因此“成熟到征服政治权力”。[7]
因此，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措施（比如解散立宪会议）大大地震动了他。考茨基相信（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书里，他写道：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该设想为基础：它将作为一场总体的欧洲革命的出发点；俄国人大胆的首创精神将唤醒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奋起。
[8]
但是他提出，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因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有一种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不可能被制造，它们产生于社会关系。然而西欧的社会关系与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那里没有必然性的革命，在这里却必定引发一场革命。当1848年革命在法兰西爆发时，它的确传播到了东欧的许多部分。但是它止步于俄国边界。而反过来，当1905年革命（在俄国）释放时，它在西方引发了一些争取投票权的强大运动，但是并没有产生任何类似于革命的运动。
[9]
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此把战线扩展得太远。当他们在西欧争取革命的希望被证明是徒劳时，他们承担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其结果是，他们被迫用专政——一种并没有利用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何成分的专政——去替代民主。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考茨基区别了作为一种状态（situation）的专政和作为一种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的专政。第一个提到的变体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变体与“剥夺反对派的公民权”同义，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议会民主。[10]马克思所采取的同样观点，被考茨基根据马克思所陈述的意见所证明：在英国和美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很可能会和平地、民主地产生。[11]
列宁在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中，愤怒地反击考茨基的各种观点，反对他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走得太远的责难。列宁认为，由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当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是的，
只要我们和
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
一起行进，我们的革命就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于我们可能是再清楚不过了，1905年以来我们巳经对此说了成千上万次，而我们从未尝试跳跃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必然阶段或靠各种政令取消这一阶段。……但是，从1917年4月开始，在十月革命前的长时间中，也就是，在我们取得政权以前的长时间中，我们向人民公开宣布并说明：革命现在不可能停止在这一阶段，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前进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崩溃巳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将要求走向社会主义(无论人们喜欢它与否)。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进步方式拯救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并减轻劳动者和被剥削者遭受的苦难。
[12]
列宁反驳对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是不民主的那种责难，他认为，相反，存在着民主的空前扩张和发展。他说，这已经被以下事实所证明：外交政策正在受公众、同时受国家结构的指引，它把工人群众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13]在这一背景下，列宁最后指出，以马克思关于美国和英国的论述为参照是非历史的，并且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降低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是错误的。毕竟，1870年美英两国的形势几乎不可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存在的形势相等同。
前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其顶点），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它最典型的表达，相对而言，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大热爱而著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就是仅仅在20世纪才最终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它以对和平和自由的最小喜好、以军国主义的最大的和普遍的发展而著称。
[14]
总之，列宁用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去证明，这位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前领袖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并且现在几乎已经无法与“某一个自由主义的公开仆从”[15]相区别。然而，伴随这一诅咒式的结论，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论战仍然丝毫也没有结束。在第二个回合中，更多的争论产生了。
考茨基与托洛茨基
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1919）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例证。他引用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例证，称俄国无产阶级致力于客观上（尚）不可能的目标。他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的特征是，他冲动地寻求尽快摆脱其状况，并因此渴望以最短时间立即推翻资本主义。
群众并非本能地想获得指引他们走上发展道路的教义，而宁愿要一种提供规则或计划的东西，规则或计划的实行，无论情况如何，都可能会结束他们的痛苦。
[16]
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将必须尝试防止这样的发展，即使因此冒着失去它对群众的领导权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历史意义上“过早的”时刻夺取政权，那么导致的问题将会是极其广泛的。毕竟，剥夺资本是一个简单的权力问题，因此并不特别困难，但是组织剥夺后的生产，将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相对地缺乏经验和没有受过教育。
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在资本家本身或资本家的代表中找到它的领导。如果人们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必须创造出一种组织形式，它即使没有资本家的领导，也能运行，如果不是运行得更好的话。这就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就像过去菲力浦四世和斯坚卡·拉辛（Stenka Razin）的例子；因为它要求物质和精神类型的一组特定条件，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组织，一个不单单是生产的而且是原材料的输出和供应的组织。而且，它还要求一个意识到自己义务——不仅是对无产阶级自己的邻居和同志而且是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而且是通过长年累月的群众组织已经变得习惯于自愿服从纪律和自我管理的无产阶级；而它，最终，有足够的智慧去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区分受过科学教育和有教养的领袖与既无节操又无知识的煽动性政治家类的人物。
[17]
既然俄国无产阶级尚未准备好实现这一巨大的任务，一场大混乱的到来就是必然结局。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论题，考茨基参照托洛茨基的观点——俄国工人阶级尽管缺乏经验，然而能够“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提出了下述类似观点：
但是，托洛茨基敢于搭乘上一个火车头并让它开动，确信在这个行程中他将“及时学会并安排每一件事情”吗？无疑，他完全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他有必要的时间吗？火车难道不会很可能脱轨或者爆炸吗？一个人在试图让机器运行之前，他必须获得某些操纵机器的必要技能。同样的，无产阶级如果想要从事这一工作，它必须获得那些对生产组织不可或缺的素质。
[18]
为了拯救经济，将不得不恢复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一个新“管理阶级”（Herrenklasse），它将在那时承担起权力的执掌。因此将出现“所有专制主义中最具压迫性的、俄国曾有过的那种专制主义”[19]。由于旧的资本主义被摧毁了, 一个新资本主义将渐渐形成，因为该时代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还不成熟，所以新资本主义对于无产阶级要比旧资本主义更糟。因为这一新资本主义将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将是以卑鄙的讨价还价和金融投机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如果是那样的话，“工业资本主义已经从私人资本主义转化成国家资本主义”[20]。
这些段落解释了，考茨基并不真正知道他应当怎样定义那种新的“被认定是异化的形态”。官僚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官僚是否确实是一个资本家阶级，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无论情况如何，他确定，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命中注定必然失败。布尔什维克既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创举之上重建民主（考茨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前景），也不会有一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它将肯定不是一个热月9日，但是我觉得它与那个热月相去不远”[21]。
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托洛茨基寻求避开考茨基的攻击。特别是，托洛茨基否定任何关于布尔什维克过于轻易地夺取政权的观念。他提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他认为人们不能因为俄国工业的崩溃而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为真正的原因是内战、反对俄国的封锁，等等。[22]第二，他反对无产阶级必须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已经学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技能的观点。第三，他说明，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超出夺取政权的其他选择。托洛茨基合并后两个观点反驳考茨基关于火车头的类似观点，他认为这过分简单化了。
一个人可以用无限多的根据说：“在已经学会在马鞍中坐稳之前，考茨基会敢于登上一匹马并按它的全部步子指挥这个动物吗？”我们已有根据相信，考茨基不会下决心要这个危险的、纯粹布尔什维克的经历。另一方面，我们担心，不通过冒险登上马，考茨基要了解骑在马背上的秘密会有相当的困难。对这一基本原理，布尔什维克的精准见解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当坐到马上时，才能学会驾驭马背。
[23]
而且，俄国工人阶级必须登上这匹马，如果它不想被整个时代的历史阶段所抛弃的话。而一旦它已夺取了权力，并建立了政权，所有其他人将自行遵从它。必须通过社会化战胜资产阶级对生产组织的破坏，无论那个时刻的社会化进步与否：“既然已经登上马鞍，骑手有义务驾驭那匹马，即使冒着摔断他的脖子的危险。”[24]
考茨基的回答很快就来了。在《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From Democracy to State Slavery，1920）中，他反驳说，虽然他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学会了骑马。
真的，在我登上马之前，我没学会骑马，但是这匹马在我登上它之前，巳经学会携带骑手。我并不独自骑马，而是与朋友骑，他们已经学会骑马，并给予我建议和指导。然而，最后，挑战变得比较容易，因为我预先做体操锻炼了我的身体。
[25]
考茨基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以尽可能清晰的解释表明了如下差别：当托洛茨基声言布尔什维克为环境所迫首先骑上马，然后才掌握对它的驾驭时，考茨基认为，一个没有经验的骑手将很可能会摔下马去。然而，两位理论家都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两种立场可能都有一定的正确性，而二者可能都相当有想象力地表述了十月革命的一个根本悲剧。
考茨基与布哈林
在其后数年的过程中，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批判，语气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1925年，他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国际和苏维埃俄国》（The International and Soviet Russia），他在书中宣称，苏联政权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写道：
(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最大的直接障碍——它甚至比匈牙利臭名昭著的霍尔蒂政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还要坏，后者并没有制造一切可能的对立运动，所以完全不可能像苏联所做的那样。
[26]
考茨基概括道：
(布尔什维克）在今天的位置上，他们通过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而生存。但是他们不愿意作为一个资本家阶级在这个位置上行动。因此他们今天高踞于无产阶级和资本之上，以便将其作为工具使用。
[27]
尼古拉·布哈林用三倍于他对手的书的内容的一本小册子《卡尔·考茨基和苏维埃俄国》（Karl Kautsky and Soviet Russia）来回应考茨基。[28]他的回应在本研究的前后背景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布哈林追溯了单线图式与他们的逻辑结论的部分因果关系，并因此为探究有关这一主题的单线论思想的局限性做出了贡献，尽管这不是他的直接目的。可以说，他试图站在考茨基的立场上，只是为了揭示后者观点中的矛盾。
一方面，考茨基用许多著述否认十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他承认自1917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比如废除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如果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那么，布哈林问他自己，结论应当是什么。如果苏维埃国家既不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又不代表工人阶级的统治，布尔什维克权力的真正社会基础可能是什么呢？尽管考茨基没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布哈林已假定在这种情况下该问题的逻辑解答必将是什么。最明显的可能性是，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
像美囯的一些百万富翁那样，他们是从工人阶级当中攀升上来的。但是，他们成功了，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发财致富；然而在这里，一切又都颠倒过来：自我发财致富是夺取政治权力的结果。
[29]
但是布哈林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导致了“最奇特的结论”。因为毕竟正是那些“新经济政策人”最类似于美国类型的资产阶级；然而恰恰是他们，已被布尔什维克剥夺了政治权力。如果布尔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那么这将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就因此被称作资本家阶级。这种看事物的观点也更符合考茨基的主张：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高踞于”劳动和资本之上的新统治阶级。然而问题仍然是，“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逻辑上意味着什么？它必须是哪一类型的阶级？大比例的党员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成为“剥削者”因而是不可能的。只有一小群职业管理者是“新阶级”成员的候选人。但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可以说这些人完全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是以该事实为特征的：它具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至少是对一个确定的阶级制度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垄断。如果一个群体的人是统治阶级，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群体拥有“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换言之，在考茨基看来，接下来就是，如政治局，尤其是我自己（我可怜的灵魂！）成为大规模工业总体的拥有者和剥削者，即金融资本主义寡头，一句话，独占其利润的新的“百万富翁们”。
[30]
这整个观点在布哈林看来是荒谬的——确实是一个“苍白的谎言”。在另一方面，如果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新统治阶级，如果考茨基对“阶级”概念的使用仅仅是比喻性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一个阶级，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如考茨基自己承认的，他们被没收了），也不是那种资本家阶级（这也得到了考茨基的承认）。 这个阶级不是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称为一个有其自己权利的阶级)。那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
[31]
通过把考茨基的观点还原到荒谬，布哈林认为他已前否定地（exnegativo）提供了苏维埃官僚制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确切证据。但他的推理还是包含了两个潜藏的假设，即：
1．如果布尔什维克构成了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必然不得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金融资本家寡头”，而不是任何其他阶级，也就是说，他假设所存在的既是资本主义也是一个工人国家，并且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
2．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构成一个新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将是一个必然代表了特殊阶级利益的集团。
这两个潜藏的假设，接下来将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苏联的辩论中得到辩论；即便如此，布哈林的理论成就是，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思考了该观点的内在含义。
第二节 李、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批评与反批评
1922年，保罗·李（Paul Levi）发表了罗莎·卢森堡（Luxemburg）的书《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的主要文本。卢森堡幵始写作该书是在1918年秋，而德国起义的爆发阻碍了它的完成。[32]围绕着这本书的真实性有不少虚构的故事。其中，据来自某些出处〔也即利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的文本，李在他的前言中称，原手稿曾经差点被烧毁。虽然没有证据证实这一指控，约吉希斯阻止它的出版的确是真的，他断定卢森堡在后来写到这个文本的一些基本方面时已经修改了她的观点，并已转而打算全力撰写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
李发表的版本是基于一份未完成的、并不始终是准确的复制本。原稿在动荡的年1月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就被遗忘了，只是在许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1928年，费利克斯·韦尔（Felix Weil）对李的版本进行了必要的修改。[33]由李编辑的这个文献因此并不完全可信，不过我将讨论它，因为它曾是一个影响了 1922年和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的版本。
李
在其对该书的广泛介绍中，李[34]解释了他为什么决定要出版它。他指出，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之后，俄国的议会共和国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自1921年2月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全面转折。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在1918年曾争取消灭资本主义，三年以后则寻求复活资本主义。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已经转化为农村的阶级矛盾；处在以前的庄园主（muzhiks）和富农（kulaks）反动立场位置的“中农 阶层”，已形成了格罗索模式（grosso modo）[35]。不过，在早期阶段，产业工人曾在农业地区的下层阶层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盟友，现在，他们在农村面对着一个很少感到与他们有亲近感的、相对富裕的广泛的农民阶层。力量平衡因此转变成无产阶级的不利地位。
李延续了考茨基和列宁之间的辩论，辩称考茨基对民主和专政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列宁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列宁或多或少把政府形式简化为国家形式的外在表现。关于相关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定义，李认为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相关的无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他怀疑描述“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任何意义。
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中，不同的“政府形式”是可能的，正如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中，极其多样化的政府形式（共和国、君主制、议会制）都是可能出现的。列宁曾经研究并回答了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已经用他的多种论述进行了表达，他在这些论述中确认了这一观点。
[36]
按李的说法，列宁相信，如果替代的政体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这个令人怀疑的观点意味着：
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一样，该先锋队在（创造）苏联制度中做了一件衬衫，并（耐心地或不耐烦地）等到孩子能够穿上这件衬衫。只要还不能穿，那么母亲仍是母亲，衬衫还是衬衫，先锋队还是先锋队，苏联制度还是苏联制度。
[37]
李拒绝这一由先锋队替代[38]的观念（一个“替代主义的”错误）的合法性。他觉得，无产阶级将会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并掌握它自己的未来。[39]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灾难性政策，他们在1917年后丧失了他们的阶级基础，并使他们自己在俄国社会孤立了。唯有其组织强权仍然维持着他们的运行。为寻求一个新的阶级基础，他们选择了农民。[40]于是，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的方式下，已经发生了政治本质的根本转变；或换句话说，通过政府形式的一种变化，国家机器的本质也被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主体。[41]
李提出的中心问题还将在以后的年代被再三地讨论:一个工人国家是否能够用一种特定的政府类型（例如一种议会民主制）或少数几种类型来定义？
卢森堡
完全无法确定，如果卢森堡活得更长，她是否会得出与李同样的结论。[42]她的著述在相关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提示；很难说她会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然而她在1917年和1918年的出版物中主张一种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批判性团结的态度。她的第一批文章无疑是非常热情的。[43]很简单，《俄国革命》的手稿的确不是首先批判布尔什维克，而是首先批判考茨基。卢森堡反对考茨基关于俄国因为经济落后、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她的否定意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性。在理论上，考茨基的观点将会导致如下结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发生的，可以说，是每个现代国家自身经历的国内事务。[44]在实践上，这种方式将意味着一种倾向，即尽量减少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尤其是德国的工人运动对俄国重大事件的责任。
战争和俄国革命事件已证明，并非俄国的无产阶级不成熟，而是德国的无产阶级没有成熟到去实现其历史任务。而这充分说明，对俄国革命进行批判的考察是首要的任务。
[45]
在这里也许应当指出，由于对考茨基的这一批判，卢森堡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单线论，往前多走了一步。在她看来，如果当时发生一场联合的德国—俄国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可能的。然而卢森堡也意识到了包含在这一观点中的反题：如果俄国革命无法在国际上传播，那么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将导致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果是那样的话，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而只有“虚弱的、被扭曲的首创精神”[46]。在这种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自己极为艰难，犯错误的可能性极大。在她看来，任何人都不应得到“不加批评的赞美”，而唯一负责的态度是以根本的团结为基础的批评。
卢森堡提出的第一点批评关系到布尔什维克的农村政策。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允许农民均分大型地产，她感到已采取了一个危险的步骤。理由是，通过这一政策，社会财产没有得到强化，相反却产生出一种私有财产新形式。相对发达的大农场企业被摧毁了，代替它们的是曾经出现过的小原始农庄，从技术上说，小农庄仍然以“产生于暴君时代的技术方式”运作。[47]土地政策以这种方式强化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影响，并改变了力量的均衡，使工人阶级处于劣势。极大地膨胀了的、拥有财产的新农民阶级会竭尽全力地捍卫他们新得到的财产，因而严重地阻碍农业社会化:“列宁主义的农业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阶层——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平民敌人，这些敌人的抵抗要比那些贵族大土地所有者的抵抗更危险、更顽固。”[48]
她的第二点批评涉及民族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已成为她与列宁也是与波兰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政治冲突的一个源头。卢森堡一贯激烈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她从以下观念出发：既然工人没有祖国（如《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么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她曾经写道，工人的袓国是社会主义者国际。[49]沿着这一总体思路，卢森堡继续表达她的忧虑：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将导致这个新国家的分裂。一旦赢得独立，一个又一个民族将运用它们的自由去与德国帝国主义建立联系并助长反革命。[50]
布尔什维克通过他们的土地政策和民族政策，在他们国家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了强大的反对派。这将卢森堡引向其批判的实质——专政和民主问题。解散立宪会议（1917年10月）对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托洛茨基曾在理论上说明，像立宪会议那样的制度，可能会首先过着“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一旦制度不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应当被摧毁。卢森堡不同意说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被选举人和选民之间如何产生了一种持续互惠的互动。“公众情绪的生气勃勃的流动”（lebendige Fluidum der Volksstimmung）不断地冲刷着代议制的机体，浸染着它们，并指引着它们。
恰恰是在那场通过其白热化而产生的革命中，在微妙的、活跃的、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公众感情的起伏，公众生活的脉动，用目前最美好的时尚影响着代议制机体。
[51]
自然，立宪会议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选择甚至更不理想。这种选择同样摧毁了民主，并因此破坏了群众的政治。
只承认那些靠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的人的投票权，这种布尔什维克方式受到了卢森堡的批评。她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令人不能理解的方式”[52]，它剥夺了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而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因为无法就业而变得贫穷。卢森堡更一般地指出，需要对民主进行最宽泛的解释，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作为政治学习进程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她提出了她关于自由的著名论题：
仅仅对该政府的支持者、仅仅对一个政党的党员而言的自由，无论它们可能有多大，都根本不是自由。自由是对有不同思想的人的始终的和唯一的自由。不仅因为“正义”的狂热概念，而且因为政治自由中一切有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东西，都仰赖于这一根本性质，而当“自由”成为一种特权时，它的有效性就荡然无存了。
[53]
卢森堡预言，废除民主将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全面僵化。官僚制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群众运动的活力将会消失。她在一个构想的段落中，为这样的未来勾勒了一个不祥的情景：
数十个有无穷精力和无限理想主义的党的领袖进行指导并统治。在他们之中，实际上只有一打杰出的头脑进行这一领导，工人精英一次又一次地被邀请到会，在会上他们将为领袖们的发言鼓掌，并将全体一致批准建议的决定——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圏子 的事务。这是一个专政，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在雅各宾派们的统治的意义上的专政。……是的，我们甚至能够走得更远：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杀人质，等等。
[54]
即使有人仔细地推敲卢森堡的全部话语，其准确含义是什么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她警示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农村的强化和各民族取得独立，有可能导致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正视布尔什维克体制有可能蜕化为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但是后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含糊的参照物。当她说到“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时，她真的是指那种形式（也就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决定的形式），还是指一种变成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性的社会转变？[55]无论人们如何解释，很明显，卢森堡相信，她能分辨许多因素，包括导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内源的和外源的因素。不过，她并没有去构想那种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各种解释
关于卢森堡在放弃了她在这本书上的工作后，是继续执著于她最初的批判，还是相反——改变了观点，有许多讨论。1922年，阿道夫·瓦佐夫斯基（Adolf Warzawski）在回忆中引用了据称是卢森堡的标注着1918 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封信：
我同意你的所有有限条件和保留，但是我已经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放弃了它们，而在一些问题上，我并没有走得像你那么远。……的确，新创造的农业生产关系是俄国革命最危险、最受伤害的一点。但是在这里，也适用以下真理：即使最伟大的革命也只能完成通过发展已经成熟了的任务。最受伤害的这一点只能通过欧洲革命才能治愈。而这一革命即将到来！[56]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也称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她有关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尽管她在1918年夏天两次写信给我，但是我与弗兰茨·梅林还是想要完成有关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科学的批判，尽管她对我提到她自己想要做的主要工作，但是她在她后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说“已经解决了”。其原因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因为德国革命爆发后罗莎·卢森堡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看法表明，她关于立宪会议、民主和专政等问题的观点与她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早期批评相矛盾。罗莎.卢森堡采取了改变过的历史评价。[57]
巴迪亚（Badia）在说明没有证据表明罗莎·卢森堡已明确放弃了她关于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批评时，他看起来是正确的。[58]在把揣测的卢森堡的思想变化仅仅与立宪会议问题联系起来时，蔡特金无疑同样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卢森堡似乎真的好像确实对民主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在德国革命的影响下，她关于议会重要性的态度显然有所变化。尽管为了给国民大会打上“胜利的”标记，她曾呼吁成立参选的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59]晚些时候，她又以“一切权力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姿态支持了这种变化。因此，卢森堡观点的这一变化并没有原则意义。她只不过是对德国现实政治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回应，并因此调整了她的策略观点。她与列宁的真正的相互理解，根本无需一定要成为列宁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60]
蔡特金、卢卡奇与考茨基
西方的布尔什维克同情者对于卢森堡（以及李)所进行的批判，简明地表述了不同的答案。克拉拉·蔡特金甚至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书，题为《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立场》（Rosa Luxemburg’s Position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她在这本书中指责李“滥用”卢森堡的文本，如前所述，部分因为她认为卢森堡后来已经修正了她的观点，部分因为李的叙述错误地解释了卢森堡的手稿。[61]
蔡特金详细地考察了李和卢森堡提出的各种观点。要言之，蔡特金的观点的总的理路是，被污名化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曾是不可避免的。[62]她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致，也为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其他为了消除“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危险”的措施辩护。[63]不必说，蔡特金明确拒绝了李的论题，即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蜕化变质，而且党的机构孤立和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执掌了一个独裁政权。诚然，她感到不得不承认该党的社会孤立，但是她认为这是一个只有短暂意义的政治危机问题。以此类推，她阐明了她的观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么大胆、这么狂暴地冲向其目标，这么令人始料未及，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英保持 了它们的活力，在总体上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步调一致。”[64]通过运用工会作为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沟通渠道，政治团结还是会得到恢复。[65]苏维埃组织也将会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这些组织只是一个上升中的运动、一种进步的社会民主化的开端。[66]
蔡特金尝试反驳个别论点时，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于同年殚精竭虑地写作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对卢森堡方法的批评。卢卡奇称，卢森堡的早期作品（它曾阐明了她与列宁的区别）和她关于十月革命的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67]他针对革命问题的“有组织的”方式批评卢森堡，因为在他看来，需要一种“辩证的革命的”方式。卢卡奇用 “有组织的”方式指卢森堡曾根据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68]他认为，卢森堡没能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已经在封建制度内出现，造成社会经济的紊乱；这场革命当时只是一个社会对于很大程度上已经在经济领域与日俱增地发生的种种变化进行政治法律的调整。这正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有组织地”和迅速地（“魔幻般地走向暴风骤雨式的”[69]）实现的原因。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这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要更根本和更广泛，它不是“一蹴而就地”实现 的[70]，而且正恰恰相反，它伴随着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是一个自觉地发展的过程，而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下要求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坚持以一切方式并在所有条件下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然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以独断的方式决定其政策。正如在社会阶级的改造之后，它必须灵活地调控经济政策（社会化、让步，等等），以臝得工人总人口的特殊社会阶层支持其专政，至少使他们保持可能的和必要的中立，只有这样，它才肯定不会在复杂的自由问题上让自己犯错误。……自由（正像社会化一样稀有）可能是在它本身之中和它本身具有的一种价值。它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相反。
[71]
凭借这一总体方法上的反批判，卢卡奇得出了如下结论：卢森堡提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所有不同意见都是错位的。正像蔡特金那样，他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做法比布尔什维克所遵循的做法更具有可能性。卢森堡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她过于简单化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并因此过度估计了这一发展的组织特点。“她不断地把决战的挑战与即将到来的革命阶段对立起来”[72]。
卡尔·考茨基对卢森堡小册子的回答，是蔡特金和卢卡奇那些回应的一个最鲜明的反映。正如后面提及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考茨基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无法采取其他行动。因此，他提道：
毫无疑问，（土地再分配）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进步增加了巨大的障碍。但是这一事件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它最多只会以一种比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更理性的方式发生。它在所有事件上表现出，俄国在本质上发现自己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73]
同样，关于民族政策，考茨基不赞成卢森堡的观点，在他看来，民族独立构成了民主的基本成分。反之，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因为在实现自决权中他们走得不够远，迫使外族人受俄罗斯人的统治。[74]
相形之下，考茨基更多地肯定了卢森堡对民主的热情辩护，即便他认为卢森堡因为相信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相容而陷入幻想。按照考茨基的看法，前者将始终是后者的大敌。[75]
通过图表，我们可以清楚地将卢森堡批判的三个主要观点和考茨基与前布尔什维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蔡特金、卢卡奇）对它的回应总结如下：
| | 罗莎·卢森堡 |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乔治·卢卡奇） | 卡尔·考茨基 |
| 土地再分配 | 否定：
资产阶级因素被强化 | 肯定：
它是必要的让步 | 肯定：
它表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
| 民族自决权 | 否定：
资产阶级因素被强化 | 肯定：
它是社会主义政策必要的组成部分 | 肯定：
它是民主的，但是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不会持续贯彻它 |
| 废除立宪会议、限制选举权等 | 否定：
布尔什维主义变成一种孤立的专政的威胁 | 肯定：
无产阶级民主必须受到保护 | 否定：
布尔什维主义已变成一个独裁政体 |
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一图表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卢森堡观点的特殊性便一目了然。因为，当蔡特金和卢卡奇作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辩护者赞同它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并相信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才能得到维护”时，考茨基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一个否定俄国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独裁尝试，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计划。蔡特金、卢卡奇和考茨基都设定，关于土地分配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准确地说，这一前提并未被卢森堡接受。从一个多少是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出发，卢森堡对俄国革命提出的要求，是从她关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全面的民主（所有人的投票权等）在她的观点中是相容的。这就是她那个因此受到卢卡奇批评的“组织的”方法，这致使她以强调那种形势的“未完成”性的方法，去描述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关系的特征：向社会主义关系前进的道路和回到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都是存在可能性的。
尽管这样，她承认，一方面，一个进程正在革命的俄罗斯发生，它到目前为止不可能轻易地适合既有的图式，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仍停留在单线论的理论框架中。
第三节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批评
高尔特、潘涅库克、鲁尔
起初，未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高尔特、潘涅库克和鲁尔是俄国发生的大事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但是，正像卢森堡那样，他们很快表现出保留态度。例如赫尔曼·高尔特[76]将他1918年以《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为名的小册子题辞献给列宁，称其为“使他自己成长为高于所有其他无产阶级领袖”和“唯一与马克思同等并列”的革命者。[77]高尔特特别钦佩俄国革命的有两件事，即它的最高纲领主义和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也谈到西欧的形势和俄国之间的四个根本区别：
1．工人阶级在俄国是小规模的，而在西欧它的规模非常大。
2．贫穷的、无财产的农民在俄国是极其大量的，他们的革命行动来自于他们对教会、贵族阶级和国家的反抗。相比而言，西欧的农民主要是以中小型企业为基础，不含革命潜能。
3．革命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官僚制度）在俄国是“虚弱的”，但是在西欧是强大的。
4．雇主阶级在东欧是微弱的，但是在西欧它是强大的。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意味着，工人阶级在俄罗斯，“与一个广大的同盟军——贫苦的农民一起”对抗一个“孱弱的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在西欧，则“单独”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78]高尔特由此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西欧革命的胜利将会比它在俄罗斯的实现要困难得多；但是，第二，西欧在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将会容易得多。
在西欧，工人阶级发现了一个比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要更强大的基础，因为，首先，银行、大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和商业在战前(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巳经成熟到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第二，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在西欧和美国已在总体上将生产和分配组织化和集中化了。而这一组织化在技术上十分强大，并能够直接被无产阶级接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种组织化在俄罗斯缺乏或很不完善。俄国社会在战前尚未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而它的组织方式在战争期间被削弱，反之西欧社会在战前巳经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并且它的组织化和集中化已经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
[79]
附带说明，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高尔特如何与他特有的机械的单线思路相反，默许俄国革命跳跃一个阶段；俄国，毕竟据说还“未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我们将看到的，高尔特很快消除了他观点中的这一矛盾。[80]潘涅库克[81]和鲁尔也赞同对俄国事件的这个格罗索模式的肯定评价。
因为在1919年和1920年共产国际内部“左派”和其他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激烈化，高尔特和其他人所提出的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差别，开始成为各种不同的政治策略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中，应提及潘涅库克 1920年的书《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World Revolution and Communist Tactics）。当高尔特特别强调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差别时，潘涅库克更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潘涅库克宣称，葛兰西预见了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隐蔽的权力”。特别是在西欧，与俄罗斯相比，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从中世纪起就共同生活着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工艺；当封建主义被击败之时，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农民阶级同时产生出来，他们也是他们自有小经济方式的主人。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出一定的民族文化。
[82]
俄国的情形同西欧非常不同：“不存在任何一个在传统上支配精神生活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因此，与在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不同的是，在东方，群众较少被塑造，因此更易于接受共产主义。[83]从这一区别可得出如下结论：革命者如果想要征服群众的精神，他们必须遵循一种与西欧非常不同的策略。在西方，最主要的是，必须批判那些无产阶级仍然信赖的资产阶级组织，比如议会、工会。潘涅库克的小册子写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几乎与列宁的《论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同一时刻发表。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列宁在他自己的书中把潘涅库克 （别名K．Horner）说成是那些满嘴“胡言乱语”和“胡说八道”[84]的人中的一个，而当他详细地论述“荷兰左派”时，他甚至几乎完全不提及他们最重要的观点——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差别。这一切说明，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流派之间的距离迅速地扩大了。
列宁的书使左派共产主义者感到极大的失望。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赫尔曼·高尔特撰写了他的《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他在信中表达了这种幻灭的情绪。即便如此，他在这本书中仍然流露出对列宁的钦佩之情（类似于在《世界革命》中，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革命》的续篇[85]），高尔特的批评现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他用一个评论展开他的论述，他已从列宁的最后一本书中再次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抛弃了许多“幼稚病”的病菌。不过，他认为，列宁著作的主要线索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简单地把东欧和西欧的条件相等同。因此，他评价说：这是你的（也即列宁的）第一本不好的书。对于西欧，它是最坏的可能性”[86]。
在其他方面，高尔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新意。它大部分由对潘涅库克早期阐明的观点的重申而组成，只是这一次，它们被用更雄辩的措辞来表述。高尔特还表明了其对欧洲的划分，使其观点十分清晰：
就像我们从东方向西方移动，在确定的意义上，我们越过了一条经济边界。它从波罗的海流向地中海，大约是从但泽到达威尼斯。这条线分开了彼此两个世界。这条线以西，工业、商业和金融资本与高度发达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实行了绝对的统治。…… 这一资本是非常高度组织化的，并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固地建立起来的囯家政体中找到了表现方式。这条线以东，也存在着集中的工业、商业、运输和银行资本的迅速发展，但是它缺乏一个稳定的绝对的统治的史前史，以及相随而来的一个稳固确立的现代国家。
[87]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分界线的东方和西方需要非常不同的策略的原因。
在大约同一时间，高尔特和潘涅库克与布尔什维克拉开了距离，奥托·鲁尔[88]放弃了他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残存的积极评价。在他作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回之后[89]（他和他的代表同伴墨吉斯实际上并未参加大会，甚至在它召开之前就已愤怒地离场了），鲁尔斗胆在几篇论文中说出了心里话。按照鲁尔的看法，布尔什维克通过直接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试图超越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这一尝试已经失败了。其结果是什么？“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社会主义。一种理论解释。一个官僚政权。一个纸面法令的集成。一种煽动话语。以及一种可怕的失望。”[90]
布尔什维克已创造出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它完全适合他们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中央集权制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期的组织原则。它服务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但它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要求议会制度。
[91]
在后来的一本书中，鲁尔试图运用单线图式进一步证实他的一些观点。他声称，无论谁相信俄国革命意味着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起点，都是错误的历史分析的受害者:“俄国革命因为其历史环境，从其起点就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清除沙皇制度，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并在政治上帮助摇篮中的资产阶级。”[92]当鲁尔在1924年写到这一点的时候，高尔特和潘涅库克已同时抵达了同样的观点。[93]
柯尔施
在德国共产党中，多次出现左派和反对派团体，表达对苏联及其自身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发展的抵制。[94]在这些人中，柯尔施表达了他们的忧虑。[95]及至1925年，他除了少量的批评之外，已把苏联视为唯一成功的革命榜样。[96]然而，当一封莫斯科来信批评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费舍尔、马斯洛等），并敦促建立一个新领导层时，柯尔施投入了战斗。在1925年9月法兰克福一次党的会议上，他把苏联领导层严斥为他所称的“红色帝国主义”。1926年1月，他和另一些人共同创建了左翼联盟团体，该团体给自己提出了重组该党的任务。1926年3月，该团体着手出版一份反对派期刊《共产主义政治》（Kommunistische Politik）。一个月以后，它公开发表了其政治纲领，在其中谴责共产国际扼杀了革命前景，并断言机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兄弟党中占了上风。[97]在国际上，柯尔施也试图组成一个反对派；为此目的，他与其中的阿马德奥·波迪加（Amadeo Bordiga）和苏维埃反对派领袖T．V．萨普罗诺夫（T．V．Sapronov，）保持接触。[98]然而，这些活动几乎没有产生组织意义上的切实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反对派活动的组织中（这使他在1926年4月底失去了他的党证），柯尔施尝试在理论上彻底探索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
在标注着1927年10月的一篇重要短论中，柯尔施提出了他的“静悄悄的反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两个群体会持续地相互对抗。一方是那些的确不再想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或想要抑制它的人（其中有列宁），另一方是那些始终想要继续推进阶级斗争的人。第一种思潮主要是从国家的考虑出发进行推论，而另一种思潮是从阶级利益出发进行推论。在两种思潮的冲突中，国家主义者完全贏得了胜利。这些胜利的证据是布列斯特和约（the Brest-Litovsk peace treaty）、战胜工人反对派、镇压卡朗施塔得叛乱和清算托洛茨基反对派。最终导致的一场大失败即一个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是各种局部失败的积累。
作为简单的、抽象的和非辩证的思维，它表现出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赞扬红色十月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却将其历史成果即当代苏维埃国家称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大多数人去寻找原罪的源头（一些人在1917年的布列斯特和约中寻找它，另一些人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它，第三群人从1924年“列宁逝世以来”俄国党的蜕化变质中寻找它，第四拨人从192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从新经济政策向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理解它，等等),以便用一个既定的日子来记载波澜不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和作为既成事实的“一个革命的工人国家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斯大林主义者可以用全面的合法性对这些进行回答：这样一种“堕落”，这样一种与以前的经济和政治的绝对明确的断裂，是不可能成立的。
实际上，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与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是同时开始的。特别是从1921年以来，当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变得有利于资产阶级集团时，反革命的影响力开始迅速增长。因而，在十年的空间中，资本主义复辟已经缓慢地并几乎是秘密地取得了胜利。[99]在这同一衰落过程中，列宁主义已经蜕化为一种表面上是无阶级的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人们必须完全彻底地与之决裂。[100]
第四节 总结
在1920年辩论期间，单线论在总体上主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所有主要参与者都设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无情历史顺序将会发生。然而，当考茨基只是在一国框架内解释这一顺序时（在每一单个国家，每个阶段都必须在它能够被下一阶段取代之前“已经成熟”），另一些人则认可在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其中有卢森堡）和/或借助适当的国家政策的帮助（蔡特金、卢卡奇）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至于其他，所有讨论者都同意，沙俄帝国至多建立了一个带有封建残余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但是，对关于“布尔什维克经验”的解释得出的结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一批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苏俄的时机尚未到来，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必须首先“已经成熟”。从这一观点出发，两种说法得到辩护：
（1）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种唯意志论的尝试，预先已命中注定让一个国家脱离历史规律；从这一努力中产生的这一异化形态将在短期内崩溃。（考茨基）
（2）另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不论布尔什维克其他的主观意图——只是一场为发育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高尔特、潘涅库克、鲁尔）
2．另一批作者相信，十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在落后的俄国，在某些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1）第一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过程；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仍然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卢森堡）
（2）第二种观点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过渡已经失败，通过一种“静悄悄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柯尔施）
（3）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达到了重大程度上的巩固。（蔡特金、卢卡奇）
事实上，单线图式合乎逻辑地认可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排列变换，目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巳经明确化，只有一个例外：他们无一人为“暴力的”的反革命（区别于“静悄悄的”反革命）已经发生的命题进行辩护。
[1] 卡尔·考茨基（1854—1938）长期被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教皇”。他是1883年该党的创建者，直到1917年都是《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主编，该刊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理论机关报的职能。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7年分裂之时，考茨基加入了其左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并于1922年加入了USPD与右翼重新统一的党。见参考书目信息中 Gilcher-Holtey1987；Panaccione 1987。
[2] 最有深度的讨论是Salvadori 1978, pp.218-25,251-312。广度不够的是Waldschmidt 1966, pp.81-99,101-24和 Steenson 1978,pp.201-11,229-31。
[3] 概括地说，塞尔维多利提出了一种“政权‘怪物’：它在意识形态上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控制，但是它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它在政治上组建了专制政治体制”（Salvadori 1973，p. 77）。
[4] 考茨基曾经坦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马克思主义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仙，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译者注），一再预言布尔什维克体制将迅速崩溃。以一些语录为例：“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可见的未来共产主义专政的瓦解。我们不知道它准确地发生在什 么时候。它可能很快发生，或比预计要更久些发生。但是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既然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越过了它的界限，并发现它自己在上升中，其死亡速度自然必定也加快了”（Kautsky 1921，p. 77）。“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个泥足巨人，它不可能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中逃脱，而且它也不可能使它自己重生。它经历的首次重大危机必然把它引向一场大灾难。”（Kautsky 1925a，p.380）“布尔什维主义正在走向它的终点。……白卫军的独裁主义措施抑或正统主义都无法取代苏维埃统治。一旦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政权失去掌握和领导这个国家的权力，各种选举无论如何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大混乱。”（Kautsky 1930，p. 258）
[5] Salvadori 1978, p.253。
[6] Kautsky 1917a，p.20。
[7] Kautsky 1917b，p.507。
[8] Kautsky 1918，p.28。
[9] Kautsky 1918，pp.28-9。
[10] 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不过，就马克思并未构想一个一党体制而言，考茨基认为应当诉求于马克思。Mautner解释道：“至于马克思提出的国民大会的专政，他并不是指一种由其参与者通过废除所有人的权利而行使的左派专政，而更多是指有其自身利益的一个集团（国民大会〉、由人口最大多数（‘人民’或真正的大多数）组成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唯一统治。”（Mautner 1926，pp.281-2）在这一背景中，重要的是说明19世纪的“专政”概念还意味着一种比专制更积极的管理，并因此比该概念在今天具有较少的贬义内涵。见Draper 1962。
[11] 考茨基参照的是下述的马克思引文：“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恰恰必须采取暴力。”（Marx 1872, p.160）马克思的讲话被报导在布鲁塞尔的报纸La Liberté和阿姆斯特丹的报纸Algemeen Handelsblad上。
[12] Lenin 1918。
[13] Lenin 1918，pp.20-2。
[14] Lenin 1918，p.13。
[15] Lenin 1918，p.90。
[16] Kautsky 1919，p.12。
[17] Kautsky 1919，p.112。
[18] Kautsky 1919，p.117。
[19] Kautsky 1919，p.134-5。
[20] Kautsky 1919，p.134。
[21] Kautsky 1919，p.146。
[22] Trotsky 1920, p.105。
[23] Trotsky 1920, p.82；英文版，第101页。
[24] Trotsky 1920, p.83；英文版，第102页。
[25] Kautsky 1921，p.12。
[26] Kautsky 1925b，p.11。
[27] Kautsky 1925b，p.25。
[28] Bucharin 1925。这本小册子看起来躲过了布哈林的传记作者斯蒂芬·F·科亨（Stephen F．Cohen）的注意，见Cohen 1975。A．G.洛维（A．G．Lowy）的确提到过这本小册子，不过他并不认为它主要是与考茨基的论战，而认为布哈林为了延续与另一个人即斯大林的辩论，而涉 及与考茨基的讨论。见 Lowy 1969，pp. 259 -61。
[29] Bucharin 1925，p.28。
[30] Bucharin 1925，pp.34-5。
[31] Bucharin 1925，p.35。
[32] Frölich 1967，p.286。
[33] Weil 1928。
[34] 在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被谋害之后，律师保罗·李（1883-1930）是仍然很脆弱的德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对左倾激进冒险主义有明显反感的李，很快推动了与该党左派的分手，于1920年创建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KAPD）。他因为对1921年德国共产党失败的“三月攻势”的公开批评，此后很快辞去主席一职并被开除。他后来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左冀。除此以外，见Beradt 1969。
[35] Levi 1922, p.16。
[36] Levi 1922, p.35。
[37] Levi 1922, p.29。
[38] 该术语是托洛茨基的。见Cliff 1960。
[39] Levi 1922, pp.50-1。
[40] Levi 1922, p.47。
[41] Levi 1922, p.51。
[42]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经济学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化（SPD）的成员。在1914年4月4日SPD党团在神圣帝国的帝国议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之后，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等人共同致力于创建左翼反对派，这个派别从1916年起成为著名的斯巴达克派，并在1918 至1919年的转折前后成为德国共产党。从1915年2月到1918年10月，她因为所谓的非法活动几乎不停地入狱（首先是因为叛国罪，后来是保护性监护），后于1919年被自由军团的成员所谋杀。其权威传记见Nettl 1966。
[43] 见Luxemburg 1917a 和Luxemburg 1917b。两篇文章都是匿名的，但都属于卢森堡。见Nettl 1966, pp.680-1。
[44] Luxemburg 1922, p.69；英文版，第368页。
[45] Luxemburg 1922, p.70；英文版，第368页。
[46] Luxemburg 1922, p.71。
[47] Luxemburg 1922, p.85；英文版，第377页。
[48] Luxemburg 1922, p.87；英文版，第378页。
[49] Luxemburg 1916, p.47。
[50] Luxemburg 1922, p.90。
[51] Luxemburg 1922, p.102；英文版，第386页。
[52] Luxemburg 1922, p.105；英文版，第388页。
[53] Luxemburg 1922, p.109；英文版，第389-390页。
[54] Luxemburg 1922, p.113-4；英文版，第391页，改编本。
[55] 李在他的“导论”中，明显选择了第二种形式。
[56] 见Warski 1922，p. 7。Gilbert Badia的著作（1974，p.204）称，Warski曾记得“30年以后”这一段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明显是出自这本书的年代。
[57] Zetkin 1922,p.7。
[58] Badia 1974，p. 205。
[59] Luxemburg 1918-19, p.484。
[60] Amodio 1973, p.324 和Jost 1977。
[61] Zetkin 1922，pp. 132-44。在某种程度上，蔡特金的书是她那些否定考茨基批判布尔什维主义的早期论文的继续。见Haferkorn and Schmalfuss 1988。
[62] Zetkin 1922，p. 146。
[63] Zetkin 1922，p. 38。
[64] Zetkin 1922，p. 199。
[65] Zetkin 1922，pp. 202-3。值得注意的是，蔡特金正如卡茨基和托洛茨基早期曾做过的那样， 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推理。先锋队的快速行进、火车头的司机、骑马的驭手：所有关于激烈速度的构想，都是试图宣传这一进程的必然性。
[66] Zetkin 1922，pp. 204-13。尽管蔡特金始终如一地认同苏联，但看起来她在后来的年代中同情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她从未接受过反对派的反官僚政治的观点。见Hermann 1971，尤其是pp. 418-21。
[67] Lukács 1923。卢卡奇同意该解释：卢森堡在写作她的小书中是极其明白的，但是她在原则上认为它（十月革命）几乎没有重要意义，“抽象地说，相当可能的是……Warski和蔡特金所说的卢森堡的观点的变化是一种错误的解释。”（p.276）
[68] Lukács 1923，p.288。
[69] Lukács 1923，p.286。
[70] Lukács 1923，p.287。
[71] Lukács 1923，p.296。
[72] Lukács 1923，p.280。
[73] Kautsky 1922，p.35。
[74] Kautsky 1922，p.35。
[75] Kautsky 1922，p.44。
[76] 赫尔曼·高尔特（1864—1927〕，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从1897年起就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SDAP）党员；作为该党左翼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1909年与Wijinkoop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18年成为荷兰共产党。由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高尔特辞去了他在这个党的职务，并于1920年加人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随后他建立了这个党的荷兰支部——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APN），不过该党在其短暂的存在期间（到1932年）仍然是边缘的。高尔特的传记，见De Liagre Böhl 1996。
[77] Gorter 1920b, p.77。
[78] Gorter 1920b, p.88。
[79] Gorter 1920b, pp.88-9。
[80] 当写作《世界革命》时，高尔特已经批判了布尔什维克，但在他这一本书中几乎没有这一迹象。然而在他的私人信件中，高尔特没有隐瞒他对土地再分配和民族自决权政策的保留意见（Bahl 1973，pp.195-7），这与卢森堡的批判有显著的相似性。我不知道高尔特和卢森堡是否相互接触过，但不排除如下可能性：他们相互独立地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尤其因为这些观点是对他们两人早期已经表述过的那些观点的逻辑的演进。
[81] 晚至1919年，潘涅库克仍相信，“俄罗斯近两年以来真正实践了共产主义”（Horner 1919，p.395）。潘涅库克（Pannekoek，1873—1960），天文学家，1899年加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SDAP）。1906年到1914年，他住在德国，在那里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理论家起了突出的作用。1918年以后，他加入了荷兰共产党，但是在1921年离开了该组织。他同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在后来保持了与围绕在Henk Canne Meyer周围的共产国际议会共产主义者党团（the council-communist Group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的联系。见Malandrino 1987 and Gerber 1989。
[82] Pannekoek 1920, p.12。
[83] Pannekoek 1920。
[84] Lenin 1920, pp.28,31。
[85] 高尔特的公开信与他在战时写作的那本书合并成一个整体。在《帝国主义》（Het Imperialisme）中，他敦促工人们实现国际联合。在《世界革命》（The World Revolution）中，他向他们指出了一场由西往东运行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场国际革命斗争的纯无产阶级性质是其公幵信的中心论题”（De Liagre Böhl 1973, p. 251）。
[86] Herman Gorter 1920a, p.213。
[87] Herman Gorter 1920a, pp.178-9。
[88] 奥托·鲁尔（Otto Rühle，1874—1943），教师，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1915年，他是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第二个议员。虽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联合创建者之一，但在1920年被该党开除。他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的联合创建者之一，并作为其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他成了所有政治党派的反对者（“Die Revolution ist keine Parteisache!”），并同时被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开除。1933年，鲁尔经由布拉格永久移居墨西哥。见Herrmann 1973；Mergner 1973；Jaco by and Herbst, 1985。
[89] Bock 1969a, pp.251-5; Mergner 1973, pp.154-8。
[90] Rühle 1920a。
[91] Rühle 1920b。
[92] Rühle 1924，p.17。
[93] 作为总结，见Bock 1969b, pp.31-48。
[94] Langels 1984所提供的一个概览。
[95] 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律师，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DP），并追随这个党的左派，它在1921年与德国共产党（KPD）联合。从1923年起，他担任图林根议会的议员，并担任该州司法部长数周。他于1926年被开除之后，曾短暂地在“坚决的左派”（the Entschiedene Linke）中活动。柯尔施的思想在这些年中发展成为议会共产主义。1933年，他移居丹麦，并于1936年移居美国。见Buckmiller 1973b, Buckmiller 1976；Coode 1979。
[96] Michael Buckmiller, 1973a, p.62; Kellner 1975-6, p.83。
[97] Entschiedene Linke 1926。
[98] 他会见了在莫斯科的意大利领导人阿马德奥·波迪加。然后他会见了萨普罗诺夫……当 后者来到柏林进行一次秘密旅行时。他们谈了很多话，并同意合作从事反对派的工作。”（Korsch 1972, p.42）关于形成一个国际反对派的这一尝试的更多信息，是从Montaldi（1975） 和Prat（1984）的书中所提供的。
[99] Korsch 1927a,也见Korsch 1932。
[100] Korsch 1927b，见《论柯尔施关于苏联社会的理论》，Orsoni 1981 and Kornder 1987，pp.149-59。
柯尔施的学生之一，也是“坚决的左派”的成员，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也称库尔特·马丁（Kurt Martin），他从事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的工作。见Mandelbaum et al. 1974 和Marti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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