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三、办地下印刷厂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当时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文件都是靠油印，书籍和刊物则由比较进步的印刷厂代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印刷的文件和书刊越来越多。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派对带有革命色彩的印刷出版物的控制是很严的。 五卅运动前，在派克路（今黄河路）有一家主要为中共中央代印文件、书刊的“明星印刷厂”曾被反动当局查抄，厂老板被捕判刑。这就引起了其他代印厂家的恐惧，结果以后谁也不愿意再冒被抄坐牢的风险给我们代印书刊了。由于五卅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和上海总工会有大量文件和传单要急于赶印，党中央的《向导》和《新青年》等刊物也需要尽快出版，以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五卅运动开始时，党中央就决定要筹办自己的印刷厂。 开办地下印刷厂是非常艰巨而又有危险的。在党中央出版局的领导下，1925年六七月间，开始筹办第一个印刷厂。负责筹办印刷厂的是倪忧天（浙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倪中虚）。他苦于无助手，因而转请上海印刷总工会的郑复他和徐梅坤代为物色。于是郑、徐二人就找到我。那时我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深知创办地下印刷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每天利用晚上和工余时间，协助倪忧天工作。 不久，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党的第一个印刷厂，就创办起来了，厂址设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香山路香兴里的一条弄堂里。这是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前门挂着“国华印刷所”的招牌作为掩护。厂里的设备有：两部对开机、一部圆盘机（脚踏架）、一部切纸机（刀架）、一只浇字摇炉、一副老五号宋体钢模，以及三、四号头子铅字等。排字房的负责人是陈豪千，排字工是孙五梅，浇字工是史叔荣。以后，上级组织又陆续调来了几个工人。印刷厂的任务很繁重，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能够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我协助倪忧天完成筹建印刷厂的任务后，就把我的同乡、印刷工人马永寿推荐给倪忧天，顶替我的工作，我仍然去搞工人运动。 地下印刷厂开办后约3个月，上海的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环境越来越恶劣。1925年9月的一天，国华印刷所派交通员沈先定拿着《××决议案》的清样，送上级组织校阅，途中碰到巡捕抄靶子（即搜身），沈在惊慌中把清样和原稿都丢失了。他立即返回向倪忧天和陈豪千作了汇报。倪、陈二人一边立即处理掉排印的版子，一边急忙向上级组织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上级组织的领导人得知后，估计印刷厂会暴露，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印刷厂立即停产关门，人员全部撤离。这样，党的第一个地下印刷厂就此结束了。 1925年8月22日，上海反动当局组织流氓冒充工人，闯进上海总工会机关进行捣乱，他们砸烂家具，打伤工作人员。上海戒严司令部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对上海总工会进行查封，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也被反动派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我由于经常在厂内外活动，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一次工头找我谈话：“年轻人要好好在厂做工，不要外出搞什么活动。过去的辛亥革命，我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到头来有什么结果呢？宋教仁不是被暗杀了吗？”他表面像是在善意地劝说我，而暗地里，却到我工作的机器旁检查工具箱；与此同时，巡捕们也来到我的宿舍进行搜查。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出版局又要筹办印刷厂，需要人。党组织知道我的危险处境，便决定把我调出中华书局印刷厂，去筹办党的地下印刷厂。 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去见倪忧天。倪忧天把国华印刷所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我，并说：“现在印刷任务很急、很繁重。组织上考虑到你对印刷业务熟悉，决定让你再来筹办印刷厂。”倪又关心地说：“敌人正在监视你的行动，组织调你来筹办印刷厂，对你隐蔽也有好处。”起初我还不大愿意去，仍想继续搞工人运动，但是，组织已作出决定，便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新的印刷厂在青云路青云桥南，靠近横浜河，设在广益里内东边的一幢半房子里。工厂的设备有待于老厂拆迁。尽管国华印刷所没有被敌人查抄，但随时可能被敌人破坏。为了保密，拆卸机器没有请外人，我一个人夜以继日地拆卸、整理、装箱；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拆卸完，然后雇了两辆老货车，把机器运到新厂址安装好。再由倪忧天通知原国华印刷所的陈豪千等人来厂开工印刷。厂名定为“和记印刷厂”。 印刷厂开工后，为了减少机器开动时发出的噪音，安装时，在地下挖了一条槽沟，将皮带盘和地轴都埋在槽里。但因地下水位高，碰到下雨天，皮带槽就成了水沟，马达就不能开动。为了对付下雨天和停电，我们还准备了手摇装置，用人工手摇的办法，开动机器。 新厂排字房仍由陈豪千负责，还有孙五梅等五六个人。浇字工人是陈祥生，是新从明星印刷厂调来的。我负责机器房的工作，并担任厂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还派工人徐元坤（徐梅坤的胞弟）和两个学徒到机器房工作。会计兼校对是曾猛。厂的总负责人仍然是倪忧天。陈祥生和徐元坤两人以后由我介绍加入了党组织。 印刷厂接受的任务有突击性和经常性两种：突击性的任务很急，比如明天要开市民大会，需要大量传单，今天送来稿子，当晚就要印好送出去；经常性的任务是印《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杂志。工厂按照稿件排好字后，先用薄型纸印6份清样，交给组织转送到北京、天津、郑州、广州、武汉和重庆，供那些大城市的党组织翻印出版。本厂则自己打纸型印刷；当时这两份刊物的印刷数量都不大，大约每次印二三千本。 在青云路青云里，我们还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楼上是工人的集体宿舍，我和陈豪千两人住在亭子间，楼下则用以堆放纸张并兼作食堂。工人们晚饭后一般不出门，在宿舍里不是开党团组织生活会，就是开娱乐会讲故事。我仍像在中华书局那样，晚上除了参加突击性的夜工以外，经常外出参加上海地方党组织举办的学习班。学习班的地点不固定，多在青云里或师寿坊（上海大学所在地）。讲课时外设岗哨，参加的人需要对上“口号”才能进去。学习班仍由罗亦农、贺昌、汪寿华等领导人讲授，内容有《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青年运动》等课程。 青云桥印刷厂建立以后，也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印刷《向导》周报，突然有人来敲后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邻居，他大约在什么银行或洋行当职员。他问道：“你们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白天不印？是不是印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这样大声嚷嚷，对印刷厂的保密十分不利。我便客气地把他请进来，态度软中带硬地对他说：“先生，您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有损本厂名誉的！我们白天印，晚上也印，白天机器声扩散响声小，晚间夜深人静响声大，难免影响邻居休息。我们印的没有什么秘密，先生如果不信，可以到里面去看看。”我说罢就拉着他的手往里走。这样一来，他反而觉得难为情，连声道歉说：“请原谅，请不要在意，我是随便问问的！”说完回头就走了。 第二天上班时，我向倪忧天、陈豪千汇报了昨晚发生的情况。分析认为，夜间机器发出的噪音，的确影响了邻居们的休息，这是引起邻居不满的主要原因。但还不止如此，从那位邻居的话可以听出，由于楼上排字房和邻居紧贴隔壁，工人们在排字时，说话不够注意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如碰到缺少某铅字时，就随意向浇字房的工人高声大叫缺个共产党的“党”字，缺少总工会的“总”字或缺少蒋介石的“蒋”字，等等。这对即使不过问政治的一般平民百姓来说，也能猜到工厂印的是什么样的印刷品。根据这一情况，厂里立即开会，要求大家加强警惕性和纪律性，以后缺字不准随便乱叫乱喊。自此以后，工厂与邻居倒也相安无事。 1926年春的一天，青云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突然闯进来，手拿我们正在印的一页《向导》周刊的印片，气势汹汹地说：“厂长在吗？叫他赶快出来！”工友们告诉他俩说：“厂长采购纸张、油墨去了！”他俩一听火气更大，就把校对兼会计的曾猛带走了，关在青云路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来人叫保，我们花了50块大洋，才把曾猛保释出来。人是回来了，但这个地下印刷厂显然已经暴露，不能再印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了。遵照上级的指示，印刷厂立即停业关闭。 在青云路印刷厂出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再办一个印刷厂。组织上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把机器房的工作移交给徐元坤，到租界闹市区选厂址；最后选定泥城桥新闸路57号鸿祥里1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添置了机器，购买了印刷材料和其它用品，挂出“中兴印刷所”的牌子，开始正式营业。 原想把新买的全张机“大英架子”安装在通客堂地板上，可是当我们动工时，管房子的经租帐房突然进来看到，无论怎样说好话，他坚决不让装。但“大英架子”要安装在灶披间里，是不可能开机印刷的。只好请来明精机器厂的老板章锦林，一起研究。章的办法是先把地基用水泥填高扩大，再叫工匠将墨台改装，缩短平台。这样安装以后我们勉强可使用。住在这里的居民，几十年来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灶披间的地基高出一尺多？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我故地重游，说了这件事，才解除了他们的疑团。这是后话。 中兴印刷所不排字，只浇铅版和印刷。浇铅板的工人是史叔荣，他先前在国华印刷所做过。厂里除我以外，还有倪通裕（倪忧天的侄儿）、徐鸿生（商务印刷厂的工人）、我哥哥毛品章、施有章，另有一位名叫王芝惠的，是从北方调来的，由他任帐房，总共六七个人；组织上指定我负责该厂的工作。 这个厂能印全张报纸，印的份数也比较多。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一印就是一万多册。在这里印好的印刷品都是由厂里的工友送发，不许外人来取。1926年夏，由于青云桥那个厂已经暴露，不得不转移厂址，上级决定在新闸路638弄新康里（现名斯文里）22号，租了两幢房子，由陈豪千的原班人员负责迁厂事宜，挂“文明印务局”的牌子。这样，两家地下印刷厂都在新闸路，一家在东头，一家在西头。因怕青云桥厂在迁移时被敌人盯梢，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所以相当长时间，两家印刷厂互不交往。以后因文明印务局的工作比较复杂，才把我调去。中兴和文明两厂的负责人是倪忧天。我是具体经办人，不脱产，两边跑，开始是以中兴厂为主，以后以文明厂为主，并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后来，文明厂又增加了马永寿为技工，马永年为学徒。中兴厂的日常工作改由徐鸿生负责。 这两家印刷厂共有20多名工人，骨干力量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数为中共领导人员的子弟，政治素质较好，组织纪律性也比较强。为了保守机密，平常全体人员都不与亲友来往，并注意不使一张废纸流散到外边。工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当厂里没有加班任务时，便集中在一起学习。大家兢兢业业工作，为革命事业争作贡献。但其中有人因不满足于每天这样单调的工作和学习，就常在工余时间和上海印刷总工会的工人一起，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上向下散发传单。显然，这给地下印刷厂的安全保密带来了隐患。 不久，召开了有两厂各部负责人参加的民主生活会，起因是有些同志对倪忧天遇事不与其他负责人商量，自己说了算有意见。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毛泽民、彭礼和到厂出席了民主生活会。在这次会上，出版局领导人既肯定了印刷厂的成绩，又提出了改进厂里工作的意见。对少数人私下外出散发传单的问题，在肯定他们革命热情的同时，也指出这种不经组织同意的行动，是组织纪律所不能允许的，搞不好要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出版局负责人的讲话在全厂传达以后，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提高了全厂人员的组织纪律性。 我们的地下印刷厂劳动条件是比较差的。前面提到过工房小、机器大，工人操作时几乎是无立身之地；在装版和卸版时，还必须先把机器停下来；工人不是从铺板上来回爬，就是从机器底下来回钻。因为这是革命工作，不是为资本家干活，所以大家都毫无怨言。 地下印刷厂也碰到过几次险情。有一天，中兴厂的电动机的马力稍微加大了一些，机器来回冲击着邻居家的墙壁。这家邻居正在烧着一锅稀饭，由于受到机器的震动，烟囱破裂倒进锅内。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这位邻居怒气冲冲地闯进来，大喊大叫，提出抗议。开机工人当即停车，向他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这么一说，这位邻居的火气立即消下去了，反而面露笑容地说：“以后注意点就行了！”这场风波瞬息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算得是一件幸事。 在中兴印刷所时，有一次，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一批印好的《告上海人民书》送往上海总工会。当车子拉到新闸路时，由于一路震动，包扎印刷品的绳子断了；印刷品经风一吹，象天女散花一样，飘到空中又落到地上。这时幸亏有几位过路的热心人帮助收集起来。他们由于要急于赶路，也无暇看传单的内容，一场意外事故就这样避免了。 无论文明厂，还是中兴厂所印的书刊，都是找厂外的一些小作坊装订的。在梅白克路（今新昌路）的一条弄堂里，有家装订作坊，雇佣着本里弄的几个女工，专门承包文明和中兴的装订业务。这家作坊的老板经常自己来回取送印件。有一次老板雇了一辆黄包车，装满了已装订好的书刊，他自己押运，从作坊运出。当黄包车拉到泥城桥交叉路口时，正碰上了红灯，黄包车停了下来。值勤的巡捕上来检查，翻看书刊。恰巧这时老板借停车之际，到路边的小店去买香烟。他回头一看，巡捕们正在搜查印件，知道情况不妙，拔腿就跑。回到自己的作坊，气急败坏地对妻子说：“不得了啦！巡捕抓住了黄包车，搜出了印件。你赶快烧掉一部分，我带另外的找地方藏好！” 老板藏好印件后，立即来印刷厂报告。厂领导得悉凶讯，也感到事态的严重，认为这有可能威胁到印刷厂的安全，于是急忙作应变措施。所幸这一天竟平安地度过了。 第二天，那位黄包车夫来到装订作坊，叙述了前一天的遭遇。当巡捕发现车上拉的是革命书刊后，就把他带到巡捕房，对他进行毒打审问。但他一口咬定是在马路上临时接的货，沿途有人押运，指示道路，自己不知道是什么货运到哪里；押运的人在搜查时跑掉了。巡捕房对他逼供没有什么结果，又揍了他一顿，关了一夜，就把他放了。由于这位黄包车夫的机智掩护，此事化险为夷。作坊老板连声道谢，并拿出5块大洋给车夫作为他养伤的费用。 总之，由于印刷厂全体人员警惕性的提高和组织纪律性的加强，这两个印刷厂在我离沪到武汉前的一段时间，虽然经过几次险情，但总算都平安地过去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印刷任务。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翌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调倪忧天到武汉筹办此事。上海方面的印刷工作，开始由毛泽民、后由彭礼和负责。不久，倪忧天从武汉打来电报，要我也到武汉协助他办厂。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后，我就约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同事朱飞熊于2月7日赶到武汉。 在武汉建立的印刷厂命名为“长江印刷厂”。厂址座落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体育场附近的福生里，房子比较大，有楼上、楼下4间的石库门通厢房。厂名用红漆写在高墙上，在远处就能鲜明地看到。这家印刷厂不同于上海的地下印刷厂，是半公开性质的，它主要承印中国共产党的书刊；有时也承接国民党左派部队的印刷品，以增加经济收入。当时，毛泽民任武汉《民国日报》的经理，印刷任务视需要而和我们互通有无。 长江印刷厂同长江书店关系密切。长江书店也是中共中央开办的，经理是苏辛甫，专卖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书刊。开始书店的规模不大。店面只有一间。在大革命的形势下，书刊较少，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长江印刷厂办起来以后，所印的书刊都由长江书店经销。《向导》周报开始每期印1万份，后来每期增印到2万份以上，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共产主义ABC》等书的销路更广，印多少，销多少。因此，长江书店迁址中山路大街，店堂为五开间，红漆门面，非常引人注目。 长江印刷厂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又在福生里另租了3幢房子，楼上作工人的宿舍，楼下作为工会的会议室、俱乐部和仓库。工人增加到六七十人，其中一部分是从上海来的技术工人，一部分是从武汉当地招收的。厂长是倪忧天，我担任工务长兼厂党支部书记。排字房的负责人是汪向明，他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积极。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以后，工人运动闹得热火朝天，嘹亮的歌声响彻城市的上空，红旗到处迎风飘扬，人们笑逐颜开，乐得象过年、过节一样。长江印刷厂里也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在开工后不久，我们就召开工人大会选举厂工会的领导人。会上大家推我担任厂工会的委员长。但在第二天向武汉印务总工会汇报备案时，印务总工会的负责人却说：“毛之江（当时我名毛之江）是长江印刷厂行政上的工务长，是代表厂方的，不宜担任委员长；即使是工人们拥护他，也只能任常务委员。”厂工会根据上级工会领导人的指示，重新推选湖北省籍的排字工人、中共党员安先成任委员长。我任厂工会党团书记。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优秀的共产党员、上海总工会领袖汪寿华就是在这时牺牲的。 许多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出头露面的工人干部，也都纷纷撤离到武汉。中共中央在上海泥城桥办的中兴印刷所的工人也转移到武汉长江印刷所。这引起部分本地工人的不满，他们向厂方提出：“武汉还有许多印刷工人失业，怎么可以先安排上海工人来厂做工呢？”根据这情况，由倪忧天出面对武汉工人说：“他们是上海总厂老板派来的工人，我们这里是分厂，不能拒绝接收他们。”工会召开了会员大会，由上海来的工人讲上海武装起义的经过，讲蒋介石制造四•一二事件，屠杀革命者的罪行。会议临结束时，倪忧天说：工人阶级是一家，武汉工人应对上海工人表示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声讨。经过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解决了两地工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全厂工人的阶级觉悟。 长江印刷厂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建立的，因而工人们在精神上不象在上海那样紧张，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但在7月15日以后，随着汪精卫的背叛、大革命的失败，长江印刷厂也关闭了。 汪精卫初到武汉时，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长江印刷厂的工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谁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谁就是反革命。但时隔不久，7月15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汪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宁汉合流”，汪精卫集团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团体都被取消，工农运动被镇压。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当时，在长江印刷厂旁边的济生三马路广场上，常有所谓“赤化分子”被武汉卫戍司令部枪杀。我作为印刷厂的党支部书记、工会党团书记，曾根据上级组织的通知，到武昌参加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听取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政治形势报告，以及如何采取应变措施等。 一天，党中央由罗亦农和向警予两位领导人出面，约我到江边一只摆渡船上见面。罗、向两位领导首先向我讲述了武汉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任务，以及对策；并指示说：“以后印刷厂的事由《向导》主编郑超麟和你联系。”我回来后立即和郑超麟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决定长江印刷厂停产，贴出“招顶出盘”的启示，逐步遣散工人；同时按照上级组织指示，另外择址筹建一个秘密印刷厂。 长江印刷厂贴出的“招顶出盘”启事，纯属掩护性质，实际是由上级组织派来的新“老板”盘进了工厂；表面上是倪忧天和上海派来的工人全部回去，实际是他带着少数工人隐蔽起来，在筹建新的秘密印刷厂。 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清理长江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先暗地叫马永寿找来铁工将机器全部拆下装箱，除了部分铅字、钢模留在武汉外，其它全部托运至上海，准备在上海再新建一个地下印刷厂。而武汉新建秘密印刷厂的设备则是四•一二后，从上海中兴印刷所拆卸运到武汉的。 当长江印刷厂的机器设备拆卸到最后一批时，原厂工会委员长安先成突然走进门来说：有六七个被遣散的当地失业工人要来找老板，提出现在失业了，生活很困难，要求借给500块银元，以维持当前的生活。我劝他们不要一起进厂，由安代表进厂找老板反映。安找到“老板”以后，新“老板”向他说明，新厂刚在筹办，现在还没有活可做，等生意兴旺了，再请他们来厂。他当场拿出5块大洋交给安作晚餐费；并约他第二天再来厂从长计议。他高兴地说了一声“明天会！”便敲着叮当响的银元走了。 当安走后，我们感到可能要出大乱子，就连夜加快把机器卸装好，托运走。从此，这个印刷厂的新“老板”杳如黄鹤，远走高飞了。 武汉新建的秘密印刷厂的厂址，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选定的，它开设在汉口沙家港上游河街的一条小巷里，是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倪忧天和我以及部分留下来的工人都住在那里。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党内有大量油印文件要印刷厂随时装订好送去。一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地点同郑超麟碰头。郑迟来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经过里弄口时，看到印刷厂门口有武装警察，估计要出事，我没有进里弄就到这里来了。”我说：“既然这样，还是我回去看一下动静吧！”我十分警惕地回到厂里。听工友们说，在我离厂不久，突然来了十几个武装警察和两个便衣侦探，一边喊着找老板，一边搜查所有桌柜。楼上正在装订文件的工人机警地把文件藏在床铺的席子底下。他们上楼看到工厂还没有开工，在排字房和帐房里也没有搜出什么，就走了。我急忙赶回去向郑超麟作了汇报。我们估计那里可能已经暴露，不能再作厂了，就把它作为暂时的住地。 又过了五六天，一天晚饭后，警察和便衣侦探又来了。他们没有找到老板和帐房，就把倪忧天带走了。因为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倪忧天穿夏布长袍、戴着眼镜。他们认为倪就是老板，对他进行了盘问。倪忧天说：“我是刚从上海来的工头。”他们说：“你既然是工头，那么就作为交换老板的人质，跟我们走一趟吧！”第二天，国民党的反动报纸上就刊登消息，说破获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抓住了一名要犯，等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在倪忧天被带走以后，厂里急待处理的是八七会议文件。我们同留在厂门口站岗的警察说好话，请他们吸烟喝酒，缠住他们，然后进去将文件烧毁，因而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 我将厂里发生的事情及时向郑超麟作了汇报并请示营救办法。郑说：“党中央正准备迁回上海；我走后你与湖北省委联系，设法救出倪忧天；厂里的本地工人分别遣散，上海来的工人陆续返回；然后你也回上海去。”我按照他的指示，向工人们说明印刷厂暂时不办了，发给他们生活费，把他们打发走。几天后，反动当局把尚留在厂里的个别工人逐出，把工厂封掉了。 在倪忧天被带走的第二天，有个士兵送来一张便条，说是倪写的。便条大意是说他刚从上海来，受了人家的骗，落到这地步，叫我带些钱和香烟去看望他。我从便条的笔迹看，确实是倪忧天写的，而台称和署名都是假的。于是，我准备了一些礼物，跟着那个士兵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督察处，同倪忧天见了面。督察处派人到印刷厂是为了抓老板，既然倪不是老板，就对他迟迟没有审问，只将倪交给一般值勤的士兵看管，不怎么严。我把带去的香烟、酒、糖果等分给了士兵（以后每次去看他都这样），并在与倪忧天谈话间对好了口供。以后，我又给督察处送礼、托人说情和打听消息；并趁机将外面的形势和我们迁移的地址偷偷地告诉了倪忧天。 过了一个多月，卫戍司令部派人来通知说，倪忧天可以保释，要我们去领保单。我又去看倪忧天。倪说，警察署问的很简单，只要两家店铺作保，他即可释放。我从倪手中接过保单回来，立即向湖北省委作了汇报。在湖北省委的指示和安排下，找了一家书店和一家纸行担保。然后我去督察处，将盖有两个铺保印章的保单交给倪忧天。第二天，士兵来通知我去“对保”。 那天傍晚，我到督察处。一会从楼上走下两个穿长袍、派头很大的警探，出门就叫马车，要我和他俩一起上车去对保。那个士兵不请而自动上了车，两个警探马上挥手叫他下去。在路上他俩还说“他去了会不方便”。我心里想，大概他俩为了中饱私囊，在耍什么花招吧。 我们先到那书店。书店摆设很简单。警探问老板有多少资金？老板说有1万元。警探看了一下，一边摇头说他“瞎说”，一边仍让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我们出来上了马车以后，警探说：“你这事很难办，要靠我俩啰！”我一边说请帮忙，一边掏出两块银元塞在他手里；他不收，却说“你到另一铺保再商量吧”。 这时马车拐进了一个小巷。里面开有一个鸦片馆。我和他们一起下来，警探就进去吸鸦片；茶役则为我沏了杯茶。当我看到这两个警探将保单拿给周围的鸦片鬼传阅时，心里真是焦急。幸亏这些鸦片鬼都是没有政治头脑的，否则非出事不可。 警探吸完烟，精神十足，由我付了帐，再到纸行对保。纸行是个石库门房子，门坎上有“盈记纸行”的字号，进去后有沙发、写字台，木架上还陈列着纸张样品，派头不小。两个警探一见，连声说：“这个行！这个行！”实际上，据我知道，这个纸行是个“皮包纸行”，就是这点东西。它是我们地下党为掩护工作而开设的。我和郑超麟就经常在这里碰头联系。 老板在保单上盖好印后，警探站在门外，要我和老板商量商量。这意思是最明白不过了。老板拿出10块银元，加上我身上的两块，一共12块，我一出门就递给了警探。他俩笑纳了，痛快地说：“你那位明天上午就释放！” 可是，第二天上午快到11点了，倪还没有回来，也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又跑到督察处，卫兵说他早走了。我心里一沉，如果倪给押到敌人司令部去，那就糟了！ 我回来不久，一位茶役送来一张便条，是倪忧天的亲笔，嘱我到某某饭店去吃饭，带些钱去。我跟着这个茶役到了中山路一家大饭店，上楼见倪忧天和昨日两位警探已坐在那里喝酒，喝得面红耳赤；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他们见我来了，都邀我入席一起喝。一个警探向我解释说：“按这里的老规矩，凡是从拘留所出来的，首先是要理发洗澡、喝喜酒，以脱霉气。”倪趁机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警探又说：“只要找到那个印刷厂老板，花几个钱，就可照样开工做生意。”还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不要到督察处去，就到某某路某某茶园，找我们商量好了。” 饭后我付了钱，包括倪在饭店的理发、洗澡费。倪问我身边还有钱吗？我掏出一把不值钱的“国库券”放在桌上，倪将它收起也送给了警探。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和警探握手告别。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事情虽然有些琐碎，但我还是把它写出来，让读者尤其青年朋友从中可见到旧社会官场之黑暗和腐败。 倪忧天被放出来时，已经过中秋节了。我给他买好当晚的船票，送他上船回上海。第二天，我和马永寿也离开武汉坐船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