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2008）
弗朗哥时期的劳资关系[1]
圣地亚哥·洛佩斯·佩蒂特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考察弗朗哥主义与反弗朗哥运动的历史，必然是有局限的。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涉及重大的工人斗争、“统治集团”的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很难从中得到一个统一的整体印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的来说，他们眼中的工人、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三个互不相关的部分，最多存在一些相互的联系。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克服这种虚幻的对立，并在阶级与资本的运动中，将这种斗争的统一生动地呈现出来。我们发现在工人斗争的周期与资本的状态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它推动着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和，而是在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以及同样在资本的自我意识与阶级仇恨之间，全面展开的斗争所构成的唯一的历史。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有着一个相当明确的目的，即抛开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a）的所有幻想，在远离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化的阶级运动中学到教训、学会行动并且领悟阶级意识。
1961-1962年：阶级自主的重振
毫无疑问，1961至1962年的工人运动主要集中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它标志着新的工人运动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在五十年代的斗争和努力，这样一个斗争的周期便是难以想象的。之后的十年里，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发展计划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在政治上摧毁工人阶级。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工人及其组织的无差别镇压，并彻底压制下层阶级的一切反抗。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工厂不是作为发展的中心或者推动力，而是单纯地作为等级制与集权主义的、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的一环，而被瓦解了。《西班牙宪章》[2]中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感觉：“作为生产单位的公司，将按等级对它的各部分下达命令……而公司的老板将主导公司的方向。”弗朗哥治下的法西斯国家，通过对社会直接的外部干预来主导（控制和固定）物价上涨过程。特别法、普遍的镇压、固定工资的法令、国家对内部市场的整治……国家处于社会内部，为消解阶级斗争而完全将自己社会化，以此确保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这是自给自足和干预主义的时代，它决定了工厂—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工人运动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来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由自给自足经济所固有的低效税收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工人压力而导致的公共开支的增大造成的。在这个通货膨胀模型中，工资只是一个变量，它会影响生产成本，但不会影响消费倾向。凯恩斯发现，作为投资的工资是一个双重变量，但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政治上对工资进行限额，将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未来起决定性作用。1951年7月在巴塞罗那（抵制有轨电车）、巴斯克和马德里等地的工人斗争使工资上涨了25%。在1953年上涨了14%，1954年则上涨了17%。在1955至1956年上涨的比例几乎达到了30%[3]。
在1957年初，造成危机的三个要素汇集了。从经济层面来看，有迅速的通货膨胀和外汇的枯竭；在政治层面上，长枪党与天主教会无力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资产阶级计划；在社会层面上，工人阶级运动在不断高涨。工人阶级发现，工资是制度的致命弱点，即能在阶级冲突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和阶级意识的立足点。工资被用作了向资本进行政治进攻的工具，正因为财政枯竭才使得阶级运动逐渐兴起。1956年至1958年的斗争也是1961年至1962年的斗争的前奏，它标志着古典法西斯主义的弗朗哥国家干预的终结。在这些年间，随着传统工人组织（工人总同盟[4]、全国劳工联盟[5]……）的缺失，集会（asemble）开始成为斗争的中心，工人团结成为了阶级觉悟中的最基本要素。西亚特汽车公司（SEAT）的工人首次为声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而举行了罢工[6]。虽然这次声援罢工组织得很乱，不难想象，工人团结的情绪轻易地蔓延了开来。
资本的应急对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战术上的，在阿斯图里亚斯宣布了紧急状态（estado de excepción）来阻止阶级自主的爆发。其二是战略性的，在1958年6月颁布了《集体协议法》（Ley de Convenios Colectivos）。但是，针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打击，即“稳定计划”（Plan de Estabilización），要到1959年才开始实施。我们先来简要地分析一下这两种措施。
1958年4月24日颁布的《集体协议法》，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算作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政治失败，尽管他们还没有放弃独裁统治，但已经羞嗒嗒地放弃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计划。在这项法律中提到：
1．承认社会阶级是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事实
2．承认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对抗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这项法律声明：
工会集体协议将促进社会公正的精神，并在生产和工作社区内建立团结，从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
协议并不否认阶级斗争，而是试图引导阶级斗争，将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结合起来，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打下基础。但实际上，经济形势却并不允许这种机制的广泛应用。为了发展，必须先要实行紧缩计划。协议谈判数量的激增仅持续到1962年[7]。
稳定计划旨在打击通货膨胀、加强资本的集中，而这些都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超额剥削。对此我们无需多言。显然，金融资本将从计划中获益，而工人阶级将在面对限制工资、失业、移民……和镇压时，勇敢地起来反抗。通过减少内需来抑制通货膨胀，又使得经济活动减少，这对于稳定计划实施之前就已经处于困境的产业来说，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采矿业、纺织业与文具业将会是受失业影响最严重的产业，但总的来说，所有工人的购买力都在下降。
工人阶级无力应对这种冲击。许诺的失业救济、移民、镇压以及无产阶级自主组织的缺失都牵制了工人的攻势。但是当资本的回应到来时，工人阶级也懂得如何完美地选择时机来反击。到1961年年中的时候，稳定计划已接近完成，主业会[8]的技术专家为经济复苏做好了准备，但同时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开始了。这次斗争在1962年达到了高潮，它是阶级运动自发性的真正爆发。自发性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之后一系列长期的对抗中都体现了工人的自发性，正因为这些运动处在工人政治势力的影响之外，它也打了资本一个措手不及。运动是从雇主拒绝在协议谈判中让步所产生的紧张气氛开始的。但是，斗争周期真正的政治作用，是它使无产阶级在面临镇压时踊跃地团结起来了。我们可以清晰地将这个时期一分为二。1962年4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区达到了斗争的高潮阶段，这场斗争扩大到了整个地区的将近30万工人，导致了自1957年以来实行的工资限额制被打破。由于商业压力和普遍亏损，《国家公报》在5月24日宣布煤炭价格上涨。1962年8月，阿斯图里亚斯发起了一场新的罢工运动，抗议一些公司没有履行协议中的承诺，但歇业（lock out）和残酷的镇压阻止了罢工的蔓延。
在这场斗争周期中，工人阶级的核心是矿工。矿工在工作场所中的高度集中与他们遭受的沉重剥削，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但除此之外，他们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使他们比起其他的无产阶级更能直观地理解到：如果不进行政治斗争，那么他们的条件将不会得到任何改善。因此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抗争下去，并从根本上扩大斗争。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懂得了要把冲突变成“公共秩序”问题，只有使其“政治化”才能取胜。1963年7月，在新基哈诺山地区（Nueva Montaña Guijano）的事件发生后，15000名矿工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雇主和警察的通力合作阻止了运动的蔓延。矿工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只能复工，而没能实现纲领中的任何一点。这在1962年的斗争浪潮中是一个例外，在当时的斗争中，他们一般能争取到20%至30%的加薪。
1962年的罢工运动不仅波及了阿斯图里亚斯矿业，还蔓延到了许多生产部门。如毕尔巴鄂的巴斯科尼亚（Basconia）、巴伦西亚的建材和建筑业、加迪斯的农业以及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斯克的大型金属业公司。从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不难指出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往往表现为“病急乱投医”（Muertos de hambre）、运动组织不力，并且缺乏政治领导。但总的来说，这些罢工是由具有优越条件的工人所推动的，工人阶级的这些部分第一次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角。工人们能够通过零星罢工、总罢工和占领工厂（如贝亚塞恩货车工厂〔Fábrica de vagones de Beasaín〕）来进行直接斗争，而没有任何组织作为中介，尽管工人阶级的历史组织（全国劳工联盟与工人总同盟）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试图打入民族工团主义中心[9]的西班牙共产党[10]和它旗下的工人工会反对派[11]也没能做好它的工作。
在西班牙，我们必须讨论摆脱了工人阶级历史组织的阶级自主，它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个事实。无产阶级的自主组织、集会和工人委员会，本身就是阶级进行自我政治统一的地方。因此，它们根本不是供各个政治派别开会的，而仅仅是为了行动统一而建立的平台，也就是说，集会的举行要先于统一的组织、阶级的自主组织及工人自主的表达。
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非常重要，它表现出进攻性，但还没能爆发成革命危机。事实上，它限制了资本的发展，使得民团工会[12]的统治模式陷入危机，并在阶级运动中反映出工人政治力量的影响。1962年6月，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企图利用工人阶级运动来反对独裁政权。西共于9月根据“民族和解”（Reconciliación Nacional）[13]的战略提出了“政治总罢工”（Huelga General Política）的口号，此举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它无法组织起阶级运动，并将其导向西共根据“自由盟约”（pacto por la libertad）提出的目标。西班牙国家的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突破了边界，汇入了囊括比利时总罢工、德国与法国的工人动员的全欧洲工人斗争周期中。斗争是国际化的，阶级成分是相似的，资本是相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独裁统治的高墙正在崩塌， 不论对于寻求进入世界经济的资本来说，还是对于要将自己与阶级兄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如此。
所谓的“西班牙奇迹”
在稳定计划以及在政治上战胜了1961至1962年的斗争周期之后，开启了一段持续到1973年的历经危机和起伏的时期。在1961至1973年这段时间里，每年的累积平均增长率为7％，而工业产值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14]，最终形成了所谓“西班牙奇迹”的大繁荣。然而，奇迹还是有很多令人不快的地方：高通胀率、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失业、危机……等等，给辉煌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在1961至1962年斗争周期中，由资本提出的对抗阶级自主的计划表现在了两个方面：政治开放和经济发展。它们旨在恢复生产力，并在政治上利用从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工人斗争。在这一时期，“改革”已经借鉴了1958年的经验，并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1961至1973年的弗朗哥国家无意消解阶级斗争，而是想利用它促进发展。工厂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说得更好一些，社会分解到了被推上前台的工厂中。资本主义的语言头一回这般直白：生产力、加班、奖金……这些术语是新剥削形式的表达。在这种模式下，工厂居于核心地位，随之带来了无产阶级结构性力量的增强。弗朗哥国家同时处于社会—工厂之内与之外，为了允许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即可受控制的对抗，干脆就将其置于虚假的相对自主中。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物价稳定过程的顺利开展。内部与外部的运动（内部即生产纪律管理，外部即社会纪律管理）表现为了全国的运动，只有从这一刻起，我们才可以说现实而非抽象的调解与镇压，是在将真正的阶级运动引向资本的发展道路上。数据上也显示了这一点。尽管在这一时期内发生了大量的斗争，但在1964至1966年，生产率的增长率是6.9%，而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却只有4.6%[15]。
在整个1961至1969年期间，生产率的增长率为99.25%，而工资的增长率为60.14%。在深入考察这场显然由国家而非社会发起的运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确定它产生的一些影响。从总体上讲，社会—工厂之内与之外的运动应解释为：弗朗哥国家为了使自己适应下去并保持住统治地位的尝试。国家的“向外”运动产生了虚拟的政治空间（1964年和1970年的《结社法》〔Ley de Asociaciones〕、1966年的《出版与印刷法》〔Ley de Prensa e Imprenta〕以及《国家机关法》〔Ley Orgánica del Estado〕），并且总的来说，还产生了对于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实践必需的、作为最低限度的政治基础的调解与代表制度的可能性（1965年《刑法》修正案，1966年、1971年的工会选举等等）。国家对于社会—工厂的“向内”运动，减少了一部分虚拟的政治空间，因为国家显然是作为资本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而出现的。除了特别法和镇压之外，国家还为了资本的利益，以更广泛的方式限制阶级斗争的发展（限制工资额度的法令，限制贷款等）。
弗朗哥国家的弱点始终在削弱自身，最后它不得不求助于特别法和镇压，以求将自己保留在社会之中。它不得不进行社会化来保障自己的存在。几乎在这整段时间内，工人斗争在客观上都与资本的发展计划相契合，这并不是偶然。阶级运动无力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来攻击资本主义，这也不是偶然。弗朗哥国家对工厂—社会的两方面运动，是资本对阶级斗争所采取的机制的明显形式。它将工人斗争引入资本的发展计划中，包括控制经济周期与工人斗争周期之间的联系，使得工人斗争、危机与资本重组这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以各种形式（稳定措施、持续的通货膨胀或是国家恐怖主义）将危机与工人的反抗，转变为了推动经济复苏所必需的动力。
资本在整个周期内，通过弗朗哥国家进行的干预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就是避免通货膨胀，即避免社会冲突加剧，另一方面，它需要保持发展，即保持社会消费的基础。也就是说，尽管危机是必然的，但由于政治影响不可预测，仍应将其降至最小程度。事实上，除了1967年的危机以外，它都应对得不错，虽然代价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动荡，工人斗争的势头也愈发高涨，这是其他欧洲国家没有的现象。在此期间，国家干预和反工人阶级的机制由三个部分组成：
1．法律。《集体协议法》（1958年）、《刑法》（第222条）与1970年的《劳工集体冲突管理条例》。这些条例其实都是对工人“冲突”的不断让步，直到失效为止，它们都是纯粹经济性质的。
2．经济政策。信用周期相较于中央的决定更具有自主性，这使得货币管理局不会阻挠货币和银行业的扩张（作为吸收工人压力的一种方式），而只能采取其他稳定的方式和控制信用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在不造成价格上涨等危及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消费）。在1962年的货币改革中，《信用与银行管理基本法》允许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便实行更灵活的控制。事实上，它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发展得到了充裕的资金。经济干预不会使生产结构合理化，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与银行业产生冲突，而是作为与斗争周期挂钩的“稳定政治”的资金。[16]
3．“政治”政策。我们将其理解为，在为了摧毁任何可能脱离经济周期的阶级自主的表现时，作为阶级权力的国家所采取的直接干预。它通过镇压手段（军事和宣传方面）进行干预，将工人阶级重新纳入资本的计划中。
这种机制被利用于经济周期，它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并且有效地维持了经济周期不被打破。当然了，即使在公共支出的大量增长和以能受控制的通货膨胀进行融资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结构性的对外赤字（虽然它被立即填补上了），它导致了非独立的和第三产业的经济的发展。这种机制使得工人的压力，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都有可能成为资本的集中化和技术化重组的最佳动力。因此在这期间内，技术上的革新非常频繁。举例来说：只有两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西班牙罗伯特·博世公司（Robert Bosch），自1966年以来就实现了全部生产自动化；同年，维尔瓦的矿山引进了机械运输，淘汰了大量的工人；1968年，佩加索（Pegaso）和马基尼斯塔（Maquinista）都尝试建立新的奖金制度；同年，西班牙奥利维蒂（Hispano Olivetti）采用了新的半自动机械[17]……
当然，技术革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劳动，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向权力进行反抗，并且在工厂里拒绝工作的各类工人的一项真正的技术飞跃。这种国家干预体制，实际上并没有使经济周期变得更加灵活，它只是不断地在短时间内将之维持住，避免了周期的失控。事实上，它甚至也没有改变阶级的政治构成。维持稳定的手段或者通货膨胀、镇压……这些只不过是当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被打破时，面对工人阶级而处于防御状态的应急政治手段而已。它产生了内部矛盾，但又无力阻止伴随着资本发展而同时增长的、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一。
很明显，另一方面，在早就不合理与匮乏的经济基础上，这种周期性发展还受到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制约，例如农业生产的停滞、出口多样化上的无力……等等。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改革的确不会改变阶级的政治成分和各方面的不平衡，在缺少能够履行社会契约的阶级工会的情况下，它仍然是引导阶级斗争，并通过直接的强制手段履行社会契约的最佳资本主义方案。
这种机制在我们看来，表现为国家在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将自身社会化的运动，对此还有过几种片面的考察。按照经济学家的看法，对货币运动的放任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出现紊乱时，再用强制措施介入。这是经济学上经典的经济发展和紧缩交迭的政策（“stop and go”）。按照“政治学家”的看法，该机制可以归纳为一系列镇压和自由化的措施。这是西共一直以来对此所做的改良主义的解读。但将这一运动完全具体化后，它在理论上就更被抽象化了。这两种措施都将是所谓的“极端分子”（ultra）和“进化论者”（evolucionista）之间的斗争，即“坏”与“好”之间的斗争。西共没有理解到，他们所具现化的这场运动是工人斗争“粗略”计划的复杂机制的最明显表现，简而言之，它就是阶级动力。
资本主义计划内的工人斗争
在这一时期，谈到工人运动就离不开工人委员会[18]。在阿斯图里亚斯出现了各种名义的工人委员会，它们都表现出追求阶级自主和反对民团工会的意图——即瓦解民团工会，从中把阶级当中最先进的部分重新组织起来。面对镇压，工人委员会转入了地下。由此建立了阶级自主组织的最初的、相对稳定的核心。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解放阵线[19]都立即意识到，工人委员会为增强他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开启了新的机遇。在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西共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工人委员会应当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盟，它的路线不应超出民主斗争的范畴，为此最好宣布它是非政治的。西共希望，按照这种观点去做，就能更易于让工人委员会合法化。在这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下——因为它将阶级与反资本主义的方向及其自主的性质一起转变了——西共扩大了新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的程序更加官僚主义。首先，凝聚起当地的政治力量，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工人委员会。然后，再尝试把工人委员会扩展到所有的工厂和场所，以较小规模复制这一集权模式。由此，西共把工人委员会变成了能够在工人运动内部组织起所有改良主义实践的机制。为了推动自由化，必须推行这些改良主义实践，然而它不仅促成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另一种构想，而且还造就了大量的思想上和实践上的改变。西共不想让工人集会成为一种阶级实践，而是成为提供领导权和长入资产阶级合法性的最好方式。西共给工人委员会提供的领导和“指示”，都是要让工人委员会变成以最少的组织结构进行的广泛运动，而不是阶级的自主组织。在大公司（西班牙奥利维蒂、马基尼斯塔、阿伊斯拉米巴尔〔Aislamibar〕等等）里的斗争中，采用了议会式的斗争方法，但这意味着内部组织的瓦解以及公开的镇压。或者公开在大街上（比如加泰罗尼亚广场〔Plaza Cataluña〕）召集同促进工人组织无关的会议[20]。这充分暴露了这种完全荒谬的阶级调和政策的矛盾。实际上，西共的政策就是保卫非政治的工人委员会。它还放弃了建设以政治控制为目的的官僚机构（地方调解员之类……）的工作。
工人委员会最早是在1964年开展活动的。与1961至1963年的斗争不同，其最显著的结果是，1964至1965年马德里冶金工人的动员始终处于合法范围——即民团工会与集体协议——之内。工委会在合法范围内的行动，使得金属工会社会部的咨询委员会在1964年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同时推出了他们的社会活动家，干预了大公司（美标、珀金斯与AEG〔1966年〕）的斗争，也改变了阶级运动的性质。他们在生产中心往往是和平主义者和经济斗争主义者。大规模动员消失了，只剩下了官僚主义的号召：“反对生活成本上涨”、“争取最低工资”……等等；这样的做法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斗争，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给西共的妥协政策效劳。但是，如果没有有利的条件，这种改良主义做法就不可能成功。后来，它只是在和公司进行集体协议谈判；斗争因为没有走上街头而未受警察干预；为了分化工人阶级，某些部门的工人工资被提高……
在这个明显的自由化过程中——西共在理论上称其为独裁制度的危机——工委会参加到了具有最低限度自由的最初的选举活动中（1966年9月至10月）。索利斯[21]部长说：“没有人会问这是因何而起，只会问它将走向何方。”这是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高潮。它的公众领袖走遍全国参加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都很多，西共也有了足够的自信，它甚至建议参加第二轮选举，以便在地方与国家层面上获得更多的席位。但它走得还要远。在那一年的《关于巩固党》（Sobre el fortalecimiento del Partido）一文中，还提出了“支部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已经僵化，需要更为灵活的形式”。这件事对现实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在1966年12月的全民公决[22]获得巨大胜利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集结起来并重新得到了政治主动权，因为这次全民公决是吸引公众关注的绝好机会，所以资本为这次进攻做了充分准备。在1967年10月27日的斗争日之前，工委会的公众领袖遭到了监禁。警察重新介入了公司内的斗争。1968年春季是工人委员会走下坡路的标志。受挫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结论很简单。由西共提倡并由工委会实施的政治路线已经完全失败。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必须研究它们与资本的发展计划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工人委员会中出现的其他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在西共的策略的指导下，工人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对弗朗哥国家干预主义逻辑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在资本的计划中，它不是破坏性的因素，而只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西共把这种干预理解为，利用工人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共一直都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将工人的权力从工厂向社会转移，这不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进攻，也不是为了给工人争取到新的合法权利，而是为了下面两个原因：一、在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创造更好的活动条件；二、重新向资产阶级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主导组织。这就是西共不想让工人委员会成为阶级自主组织的原因。如果工人委员会成了阶级自主组织，那么它的行动就会远远超出民主范畴，并打破资本的周期、打碎所有阶级间的联盟。西共的这一策略，可以很好地概括为同一文件中的一句话：“试图通过保卫争取得的合法条件，以影响和扩大政权的自由化。”
对于这一策略，对其结果与贫乏的理论依据，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很多东西。关键是要指出它的用意何在，它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当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利用工人斗争来干预资本的计划时，这样做是为了引导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简而言之，它是在不改变阶级结构的情况下，推动民主化以减少独裁统治的社会支持基础。然而，作为危机结果的自由化（理论分析上）、合法活动与非法活动的“巧妙结合”（战术上），以及全体人民为了反对政权而进行的重新组织（最终目的上），都将因官僚主义的盲目，而被弗朗哥政权的凶狠镇压打垮。西共的阶级妥协策略的首次失败发生在1966年全民公决之前，当时由于它处于（虽然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合法性以内，就无力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质疑。紧接着，工委会在镇压下瓦解了，这就是它最终的失败。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主导着工委会的阶级妥协路线的可悲失败。它把左翼术语和阶级立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调和在了一起。
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主义）的做法，是极左路线的绝佳例证。它拒绝利用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合法性，也拒绝参加任何集体协议的谈判，并重申对无产阶级进行直接政治领导的必要性，将其定义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严重的宗派主义使工委会分裂为一些有名无实的革命工人委员会[23]。这一事实至少在西亚特公司中非常重要，因为这妨碍了在工厂中建立任何形式的自主组织。总之，它的政治思路是为了向国家进攻，需要直接打破资本的周期，而这一切将在新的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关阶级路线的意见不一，从所谓列宁主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各种立场都有。它关于工人斗争反对体制的计划是积累力量，也就是提高阶级觉悟和组织水平，朝着能够成为打破资本最薄弱环节的、作为真正阶级自主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发展。为此，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工厂内部的斗争，这将有助于提高阶级意识并建立起组织。从阶级立场出发虽然是最直观的方法，但它也正是无产阶级真正要走上的道路，实践能够证明唯一可行的路。利用工资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工人阶级克服自身的地方主义与偏见所必要的过程。它在资本发展的内部，在阶级自主的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这一潜在的过程将在1970至1971年的斗争周期中达到高潮，继而彻底摧毁制度对于工人斗争的全部控制。
用资本主义危机反对工人运动
资本马上意识到工人委员会对它构成了威胁。尽管陷入了官僚化，尽管受到了种种蒙骗，工人委员会仍是阶级自主的一种表现，工人阶级觉得工人委员会是自己的代表。起初，弗朗哥国家果断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广泛的镇压，且比先前更具针对性，旨在彻底消灭工人运动。但它没能办到，恰恰相反，工人委员会遍地开花，出现在了更多地区。在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面前，资本试图采取调和的措施，即不是利用工会进行镇压，而是通过工会将工人委员会运动转变为体制的一部分。举行工会选举是为了在政治上抵消作为模范的工人委员会的影响，将其束缚在新的工会中，并首先通过合法性来控制它们。但是，如果从自主的角度来看，工人委员会的职能是无法再被继续阉割的，那么在西共的路线中，却允许“不可调和的”工人斗争与资本的发展计划之间的调和，而不管它们在根本上的矛盾。不管是雇主还是民团工会都无法接受具有最低限度民主的代表制，因为这会影响整个体制对工人斗争的镇压计划。情况朝这发展下去，局势将更尖锐。工人的抗争和国际形势的影响[24]，已经开始阻碍资本周期的正常运转了。
工资斗争的强大压力产生了新的问题，以扩大生产的方式越来越难解决这个问题了。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原因，物价上涨也没法再转嫁工资上涨的压力。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以小规模生产为经营方式的公司不得不依赖外部融资。例如，特别是在1964至1965年期间，有73%的融资是来自外部的短期信贷和债券[25]。在1967年初，投资开始减退，通货膨胀加剧，同时贸易逆差上升。在经济处于半瘫痪的总形势下，工人运动也在蓬勃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弗朗哥国家第一次意识到，面对民主化的诉求，它可以分离出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集团来躲避各阶级再生产出来的力量。在政治层面上，逐渐变得无助的资本，与仍有能力压制阶级运动、将其在政治上转向民主目标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之间，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尤其是工人委员会连续召开了几次全国大会，并且在1967年10月27日作出的反抗镇压、反抗生活成本上升的决定。
但是资本转向了进攻，并很好地认出了谁才是它的敌人。一方面，在工人运动中，工人委员会在政治上指导了最近的动员；另一方面，阶级运动内部的先进分子建立了许多自主的工人委员会，即“另类”的工人运动。对于资本来说，工人运动及其内部的先进分子应当被消灭，阶级运动应当在新的生产过程中被消除，不能再把它们纳入生产周期。本该进行的集体协议谈判被推迟了。比塞塔贬值了。但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进攻，之后将以“稳定计划”（Plan de Estabilización）的形式出现。工资冻结了。用于服务和补贴的公共开支冻结了。利率都上涨了。诸如此类。经济危机被资本顺手用来反对工人阶级。这本质上是一场镇压性的危机。整个1968年里，在以危机之名实行的勒索之下，实施了大量裁员。成百的工人、工委会有名的代表和联络员被监禁。镇压是残酷的。西共只能空谈“保卫合法性”，而工委会正在被打垮[26]。反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危机正在有力展开。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彻底输掉了这场战斗，并拖垮了整个无产阶级。真正的政治斗争从此刻开始。改良主义工人运动陷入危机，左翼重组了。
工人运动的分裂及其原因
改良主义政策的全面破产，在工人组织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西共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克劳丁[27]—桑切斯[28]脱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派也脱党了，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党员即西共（马列）[29]又在1967年脱党[30]。党内的分裂主要是由“红旗”[31]的知识分子于1968年领导的[32]。人民解放阵线在这过程中也脱党了。1968年共产主义行动[33]成立，1969年“怎么办”（Qué hacer）[34]成立。在这段时间内分裂出来的所有党派，都对工人委员会的堕落和改良主义的实践……等等，采取了自我批评的立场。但是总的来说，仅此而已。即便欧洲最重要的阶级运动正在他们眼前发生，西班牙革命左翼在历史上自始至终都是无力的，始终没有超出肤浅的批判的水平。西共（马列）与“红旗”是两个例外，但两者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西共（马列）妄图把用中国的舶来思想包装的马列主义当做公理。对现实的分析使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处于前革命形势，需要追求的目标是“反对专制集团的人民武装起义。”他们批评工人委员会是工会中的受西共操纵的傀儡，又对西共的理论做了批判，即西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堕落成了由叛徒集团领导的改良主义政党。“红旗”对于工人运动危机的分析要明智很多，但同时也更加中派主义。它批评西共已经转变为了修正主义政党，利用了工委会、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还与政权的“改革派”达成政治妥协。红旗重申自己坚决忠于马列主义，它将改组为政党，并提出“争取共和”的口号，同时作为对弗朗哥主义危机的正式理论分析的结果，它将提出新的阶级路线。
西共（马列）与“红旗”不同，但实际上差别不大。实际上，它们只是对于西共的改良主义调和实践进行了“经院式的”和“严肃的”反对。这两个组织都依赖于西共，围绕着西共打转，下的政治定义也总是关于西共的。这两个组织接下来的发展，也证实了它们的突破是很有限的。西共（马列）和“红旗”无力与阶级运动的真实需求建立联系，它们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解释工人运动危机的关键不在于西共的堕落，而在于改良主义与工人自主之间的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组织仍是自身教条的奴隶，最终它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必须要有“真正”的革命党。这就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西班牙阶级运动所下的结论：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路线分歧与在实践上进行创新的问题最终被阉割为：革命如何在它们的领导下更加迅速地发展。
对工人运动危机的另一种解读，是由围绕着“怎么办”杂志重组的小组所提出的。这个派别是在1969年的工人委员会危机中出现的，当时西共的势力减弱了，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35]虽然有着激进的外表，但这不过是为了掩盖它在政治上无力应对危机罢了。虽然这一重组得到了一些前加泰工阵积极分子的支持，但它是从工人委员会中发起的。这对于理解它们的政治立场很重要，“怎么办”反对左派的夸夸其谈，也反对改良主义。它主张工人委员会必须独立于政党，由工人自己在工人委员会当中进行讨论并决定一切。它坚持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统一，反对成立政党，反对由政党领导工人委员会的包办替代主义，也因此被指责为工团主义者。实际上，“怎么办”直觉认识到，阶级运动的发展已经明确表现出了（而在1970年更是如此）作为主观意识的阶级自主与政党组织的危机，这两个关键点是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基本特征。但是，尽管一致倾向于现实运动，“怎么办”、“工人社团”（los Círculos Obreros）与“纲领”（las Plataformas）等小组仍无法克服自身内部的混乱，以及它们在当时政治形势中的局限。它们对于包办替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批判，其局限性可以归纳为：
一．“怎么办”与“工人社团”仍被束缚于群众—先锋队辩证法的观念，他们只是试图更好地适应于它，而不是以确切的方式来解决它。
二．为了不落入教条主义和替代主义，它们在实践中反对干预路线。面对一切它们所认为的阴谋和改良主义，它们的政治干预将缩减为政治教育以及对历史因素（阶级自主、工人民主……）的无条件辩护。到1971年，在它们后来的发展中，工人委员会中的“纲领”小组成为了所有新兴小党派参加的群众组织，而“工人社团”则分裂为了几条相互关联的政治路线。
在这些分裂中，我们能看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政治矛盾。一方面，列宁主义流派当中的异端派别没有放弃建党的的想法（西班牙左派共产主义组织〔Organización de 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OICE〕、共产主义解放同盟〔Unión Comunista de Liberación，UCL〕），此外还有主张完全自主的、更加倾向工团主义的路线（工人鼹鼠〔Topo Obrero〕），最后还有在组织倾向上更加自由的派别，它们批判政党的组织形式，并得出了阶级工团主义的结论（工人自主小组〔Grupos Obreros Autónomos，GOA〕）[36]。但是，尽管有着局限和分歧，围绕着“怎么办”杂志的重组是一项大工程，它也是对阶级运动进行激进解读的最严肃的尝试。阶级自主组织，是作为政治路线的工人自主达到最高点的产物。这是反对工人委员会把自己当作（西共所坚持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唯一真正可用的观点，这不是要倒退到古典工团主义。
阶级运动并没有消亡
虽然关于每年劳资冲突的统计数据能够直观地表现这一过程，但它并没有什么指导性的意义。在1967年，也就是工人委员会遭受镇压并被瓦解之前，共有567次劳资冲突。而在1968年，在工人组织的重组危机中，劳资冲突的数量下降到了236次，但在1969年又增至459次，到了1970年已超过了一千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年，尽管数量减少了，但斗争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来越持久和顽强。工人通过召集全体工人大会来准备对雇主的抗争。为了向雇主施加压力，他们巧妙地结合了部分停工、降低产出和总罢工等斗争方式，从一开始就打破了雇主不肯妥协的态度，而且接下来几乎总能与被解雇的工人团结一致。这些斗争虽然没能扩展开来，但它们在政治上具有极大意义，这一点必须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衡量：
——它们是不受工人委员会机关影响的自主斗争，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它们自己的大会之外，不接受任何的政治指导。
——在这些自主斗争的过程中，在工厂内部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产生了趋向工人统一的重新组合过程。在受到雇主和警察镇压之后，工人总是会提出“要么全走，要么全留”（O todos o ninguno）的口号，这正是培养阶级意识的关键。
——这些地方性的自主斗争成了工人阶级检验自己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实践的实验场所。其中包括自主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最高代表大会与罢工纠察队。以及新的实践：破坏、占领工厂、工会活动预留基金等等……
——这些斗争也为工人阶级树立了榜样。它们证明了工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即使遭到了种种镇压，工人仍能斗争。此外，它们的初步尝试和示范的性质，也被赋予了1969至1971年的新一轮斗争。我们可以从长达163天的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大罢工（1967年）[37]与布兰索尔（Blansol）大罢工（1970年）之间看出这种连续性，这一周期以哈里·沃克大罢工（1970年）作为高潮——它们是到那时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撇开了政党，其中有些罢工甚至是反对那些政党的。它们都是无产阶级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领导的斗争的高潮。它们向我们证明：工人委员会组织上的危机，或者工人运动本身的危机并不等于工人自主的危机，而且这样的经验是必要的。从地下活动到阶级的政治重组，再到阶级自主的建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置身运动之外且往往反对这一运动的，正是那些想要代表工人，却阻碍工人阶级运动的政党。
哈里·沃克大罢工（1970年）
从1968年5月1日起，发生了一系列不受工人委员会机关影响的斗争。西亚特、洛卡（Roca）与巴塞罗那港口；塞维利亚的伊塔萨（Hytasa）；毕尔巴鄂的巴伯尔·韦尔考克斯（Babor Wilcox）[38]……埃塔[39]开始对压迫势力发起攻势，巴斯克地区产生了动荡。政府在吉普斯夸（Guipúzcoa）宣布紧急状态，恢复《反暴徒与恐怖主义法》（Ley de Bandidaje y Terrorismo）的执行，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还宣布到1969年才会解除5.9%的加薪上限[40]。但是，面对集体协议谈判的临近和学生运动的激进化，也为了避免1962年那种经济复苏被自主斗争压倒的情况再次出现，中央政府宣布西班牙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尽管如此，工人阶级还是进行了反击，向5.9%的加薪限制发起冲击。工人斗争的新周期开始了。它的规模小于1962年，但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意义。
1969至1971年。工人运动的新周期的开始
资本从来没能击溃工人阶级。利用体制将工人阶级纳入发展计划之中、利用经济危机……等等，这些都不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政治失败。相反，六十年代的内部斗争，使无产阶级能够创造出真正统一所必须的主观条件。在此期间，在产业链工作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而职员和农业工人的数量都减少了。重点是，所有的前农业短工、移民、青年工人、服务业工人、老工人……等等通过多重的斗争目标，学会了以自我组织的形式统一起来。正是因为在阶级的政治组成（主观方面、斗争经验等）和阶级的技术构成（薪水、奖金等）之间存在着重叠，才使之成为可能。在大多数工厂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模式逐渐使工人阶级的客观结构与其主观构成相一致。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在政治上更加均匀的新无产阶级。工人的统一走出了工厂，使其成为了阶级的政治统一。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劳动条件统一化的过程。当工人阶级在资本内部进行政治重组的同时，还经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过程，即“正式”的工人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决裂。这是改良主义在工人阶级当中逐渐丧失影响力的迹象，它根本不是思想斗争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普遍反映。由西共的政策而造成的工人委员会的危机将加剧这一趋势。由于西共在1971年拒绝参加工会选举，这导致了工人阶级与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大企业中——之间的决裂，也就是群众在政治上与之决裂。而无产阶级能够熟练地运用集体协议谈判、用斗争反对镇压、进行声援斗争……等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统一之际突飞猛进的政治经验，直接导致了这一决裂。没有前些年自主斗争的实践、没有改良主义的危机，1969至1971年的斗争周期便是不可想象的，它在弗朗哥主义的历史上，将计划∕收编工人阶级模式打开了裂痕。即使只用货币主义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证明它。在1961至1963年、1964至1967年的周期中，信贷利率的上升与投资利率的上升之间保持正相关。但到了1971年，尽管公共开支有所增加，信贷扩张却首次无法抑制投资的下降趋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闪烁其词的：体制已经对膨胀和紧缩交替运用的经济政策感到麻木了。而政治未来也前途未卜[41]。
值得纪念的是，同年10月，西亚特公司的工人占领了公司，并在警察前来驱散他们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周期的特性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就只是膨胀和紧缩交替。唯一的新颖之处在于，它首次尝试对流通进行更持久和更严格的控制。在1969年的“政变”中，主业会完全接管政府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一发展计划。它采取了紧缩措施（限制分期付款、进口前定金等），到1970年为止，贸易顺差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的水平也水涨船高。当需求开始减少、危机的最初迹象出现时，大约在1970年底和1971年初，便开始了新的扩张措施。直到年底，新的繁荣阶段才得到稳固，并持续了1972至1973年这两年的时间。面对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工人为了提高购买力而发起了斗争，为此，资本在1969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先是在巴斯克地区，然后扩大到全国。镇压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甚至还影响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神父被监禁，出版社被袭击，大学教授也被驱逐。另一方面，主业会政府基本上保留了计划∕收编工人阶级的体制，并采取了更巧妙的行动。在布尔戈斯审判[42]之后，它没有在西班牙全境宣布紧急状态，或者采取以限制斗争扩展为目的的国家干预，而是宣布在六个月内（1970至1971年间）《西班牙宪章》第18条无效。这样它就可以随意逮捕，警察可以把被拘留者关押72小时以上……通过这种符合“自由化”新气氛的、阴险且针对性的镇压，它企图终结在布尔戈斯审判期间出现的，尤其是巴斯克地区的阶级运动。但它没能办到。尽管书报审查制度让“舆论”对残酷的镇压视而不见，但阶级运动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巴塞罗那达到了最激进的高度。
斗争的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布尔戈斯审判前的1969至1970年斗争；11月至12月期间声援埃塔战士的运动；1971年审判后的斗争。
1969年至1971年的斗争周期，始于在紧急状态下反对5.9%的加薪限制所进行的动员。运动集中在巴斯克地区，于年底扩展到了阿斯图里亚斯，并且要争取的目标变得更为丰富。例如，在乌诺萨（Hunosa），工资斗争同时伴随着争取改善劳动安全措施与反对厂内规章制度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陪审团与办事机关通常都与雇主们（比斯开高炉〔Altos Hornos〕……[43]）密切配合，在塞斯陶（Sestao）和巴拉卡尔多（Baracaldo）地区，镇压达到了出动军队占领的程度。但是资本在很多情况下都让步了。加薪上限被打破。高炉公司的工人赢得了高达30%的加薪[44]。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最初阶段中，在埃兰迪奥（比斯开）的人民动员起来反对陶氏—恩奎内萨（Dow-Unquinesa）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运动中，警察的镇压造成了一名抗议者死亡。在整个周期内，埃兰迪奥的斗争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为新的阶级统一与斗争的不同形式打下了基础。
斗争在1970年蔓延开来。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赫雷斯（Jerez）的短工、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的运输工人、小货车司机、巴塞罗那的迷你瓦特（Miniwatt）和海陆机械[45]的职工、格拉纳达的建筑工人、马德里的铁路工人、巴塞罗那的码头工人……全部都发动起来，参与斗争的产业数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要求很少仅限于工资，而常常是为了集体协议（争取增加工资和更多的补贴）、声援运动、反对经济危机（裁员和降低工资等）或者为了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进行动员的。斗争目标的多样性并没有将运动分散，反而集中到了一点上：反对压迫、为工人的需求而斗争，并对国家的镇压予以还击。他们在运动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集会、厂内外的游行示威、罢工、占厂……最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局部胜利。“另类”工人运动，即有别于正式工人运动的另一种工人运动，怀着十足的力量走上了舞台。
阿斯图里亚斯矿工
在这场斗争周期中，根据记载，反对布尔戈斯审判的动员（声援罢工与游行）在巴斯克比起国内的其他地区更加普遍。这里存在着矛盾。这些动员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因为它们揭露了弗朗哥国家的压迫性质，但是它们脱离了周期内的其他斗争，也就是说，至少在巴斯克地区之外，（就像改良主义那样）作为特殊的政治斗争而被孤立了。它们带有超阶级的人民反抗的性质。
1971年，劳资冲突的数量大约减少了一半，只有六百次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着战斗性的降低。如果对比一下停工的时间和生产上的损失，很容易就能看出斗争正在加剧，它变得更加坚定了。斗争发生了质的飞跃。它在次数上减少，但在经济上变得更长久和更顽强。在1970年，劳资冲突平均持续2天，这一数字在1971年增加了三倍，即平均达到了8天[46]。斗争的策略是有意识的、经过周密计划的。比较积极参加斗争的，不是工资较低的工人，反而是工资较高的工人。禁止声援斗争、允许有条件罢工的有关集体劳资纠纷的法律（1970年5月22日）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近93%的劳资纠纷是无视这一法令进行的。金属业是斗争最坚决的部门，其次是服务业与纺织业。毫无疑问，走得最远的是在西亚特和哈里·沃克工厂的斗争，两者都表现出了工人自主的高度水平。在西亚特公司的斗争中，自主表现为占领工厂和阶级暴力。在哈里·沃克的斗争中，则是直接民主和反对镇压的暴力抗争[47]。尽管警察以宪法第18条被中止为由进行了镇压，工人斗争还是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周期的连续性不可能被政治手段打垮。尽管西共号召为根据新颁布的《工会法》举行的工会选举进行投票，它还是在斗争传统悠久的公司中遭到了抵制，最有觉悟的工人选择了弃权。1971年7月的《公共秩序法》（Ley de Orden Público）与同年11月的《军事刑罚法》（Código Penal y el Militar），为了能够进行更有效和更掩人耳目的镇压而进行了修改。不久之后，新闻与旅游部长桑切斯·贝拉[48]宣布：“没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政府有足够的手段来控制和保障公共秩序。”对此不要忘记，在发给民团工会的那份关于针对工人斗争的战略的著名秘密报告中提到：“劳资冲突始终是一项政治和公共秩序问题。[49]”这句话完全正确。
1969至1971的斗争周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但在此之前，需要指出该周期的总体性质。公司内的斗争结合了两个不同的目标：一，反对资本占有绝对剩余价值（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二，反对资本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反对计时工资和奖金制度，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要进行声援斗争，并且在经济危机面前联合起来。这些目标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本质相同。这就是进行政治统一的关键之处。不应当把他们的主张仅仅理解为要实现的目标，这同样也是工人权力的直接实践。工人阶级既反对那种声称必须通过直接斗争来反对政治权力或者国家的幼稚空谈，也反对无视政权问题的改良主义，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现在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向政权发起进攻，他们懂得了只有起来反抗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阶级的统一在反抗镇压的斗争中找到了它的总目标，但它是在要求自身权力的观念下，从斗争的不同动机中找到了融合的真正基础。
在1969至1971年的斗争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各种斗争具有各自的局部目标，斗争扩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斗争的经验在阶级内部传播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一点也证明了阶级内部的一致。自我组织的形式始终存在，而在被改良主义掌控的少数斗争中，也必须允许召开集会和进行直接斗争。总的来讲，政党组织的危机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政党这种组织已经不能适应阶级构成与斗争的需要。当没有公开面对工人自主的挑战时，政党这样的组织还能够站在工厂和阶级运动之上。就像1968年5月的法国和1969年秋季的意大利……那样，周期中的主角是被称为大众工人（obrero-masa）的社会群体：大众工人是在产业链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人。而这类工人在整个阶级中的政治行动会扩展到其他部门的工人中间。举行集会、自主斗争并要求平等的权利，这些并不是这类工人的特权，其他部门的工人（如银行业、卫生保健业等）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干起来。斗争中最明显的倾向就是，面对经典的要求（谈判、协商等），工人能够团结起来斗争。但同样也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动员。后来，巴斯克地区将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压迫斗争，并发动真正的政治总罢工[50]。
政治意义
1969至1971年的工人斗争周期，使弗朗哥国家陷入了危机，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六十年代的资本扩张机制。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与整合是建立在生产力与工资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便是建立了法律和经济上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资本积累，整个体制还是开始了崩溃。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并不是与之不相关的。资本并没有再生产出受等级制度控制的劳动力，而是再生产出了冲突与对立。资本的发展计划分离崩析，这个体制上的所有环节都断裂了。无产阶级，或者更恰当地说，工人的自主在社会中短暂地形成了。赋予自主力量的阶级运动并没有被束缚在社会中，而是走向了真正的政治领域，向国家发起进攻。或者说，工人阶级是以另一种方式走到了斗争的最前面，它在没有被任何人代表的情况下，从事着自己的政治。它起来反对国家，使其陷入危机。显然，弗朗哥主义的危机不是最后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危机。弗朗哥主义衰落的时期就此开始了。
资本为了反对这一周期的主角即工人阶级，制定了分阶段策略。应当再一次指出，资产阶级的对策不是资本主义自觉的结果，而是它试图克服出现的矛盾所产生的实际需要。资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工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抵挡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为此，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政治上将工厂与社会隔离开来。具体来说意味着：
——将工厂变为封闭的隔离区，将之与社会隔离，这样一来镇压就能轻易打破阶级自主，而不会对外部造成危险的影响。在实践中，其想法是利用社会反对工厂，将后者作为骚乱的源头，也就是对整个体制来说是不稳定的部分。像这样，国家试图扩大其背后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上，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将其分化为在大公司工作的工人和在小公司工作的工人。通过在经济上赋予前者特权，以此来挑拨两者；再用煽动性的宣传，将大公司中的工人说成是“不负责任和自私的”。
——在政治上利用通货膨胀。货币资本已经成为了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有效手段，这使得价值形成过程得以保持连续，因为新的资本构成不受工人斗争的制约。同时，被工人阶级作为工具来使用、作为衡量工人在斗争中实现了多少诉求的工资，成了一个政治变量，它也将被改变，同样也变得无用，被从斗争过程中分离出来。这一点对于抵抗工人的力量至关重要。通货膨胀正是其必要的手段。
为了成功地瓦解和重新吸收工人斗争周期的进攻，资本的对策一如既往，必须同样也要是一项稳定计划。通过紧缩是有可能在政治上击败工人阶级，并收回此前许诺的工资增长。但是资本不能这么做，因为与当前的阶级构成进行直接对抗需要大量的镇压，而这会违背自由化的开放主张。因此，资本的进攻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着。通货膨胀通过扩大货币基数，允许财政自主（autofinancialmento）并增加公共开支来抵消工资的提高。而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最初的阶段，通货膨胀阻止了危机的爆发。但是，这一斗争周期带来了统治危机，这次的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政治措施。资本完全懂得，由于社会与真正政治性的社会领域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渗透作用，阶级运动并不能被削弱，甚至能够通过自我组织和暴力等形式，直接向国家发起进攻。资产阶级看到“一切都政治化了”，都成为了公共秩序问题。为了消除这一危险，资本一直都试图建立一种“冲突过滤器”，即在社会和社会领域之间进行调和（缓冲矛盾）的虚拟政治场所。1971年的国会选举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需要进行的政治改革是无止境的。直到1974年，阿里亚斯·纳瓦罗[51]才敢颁布《结社法》（Estatuto de Asociaciones），但在几个月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失败。
对工厂的政治孤立、通货膨胀和政治改革，是资本主义攻势的重心。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攻势最重要的后果不是资本的重组，而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改良主义被重新引入了工人阶级中间。改良主义企图通过支持“民主化”运动，对弗朗哥独裁政权施加政治危机，不用说，这一尝试自然失败了。在1969至1971年的周期中，对阶级运动进行划分还是非常困难的。工人阶级不受改良主义控制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资本为了反对斗争的阶级主角，在革命缺少出路的情况下，创造出了能使改良主义被重新引入工人阶级的条件，我们接下来就将会看到这一点。1969至1971年的周期撼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了变数，引入了真正的破坏性因素。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危机，它将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在工厂、社区和学校的统治相分离。从独裁统治产生裂缝的那一刻起，随着阶级力量冲破束缚，一个持久的斗争周期开启了。
1972至1973 年，独裁政权的危机与经济扩张
独裁政权克服了危机。工人的斗争达到了政治层面，虽然并未产生革命性突破，但还是给弗朗哥国家造成了内部裂痕。尽管政权显然实现了最后一次经济扩张，独裁统治还是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危机。197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52]。经济的复苏从1971年底起，一直持续到1973年，其与先前的阶段（1966至1969年）完全不同。在短时间内，对外贸易的业绩和通货膨胀的提高反映了经济扩张的真正代价。毫无疑问，这一次由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复苏，即使没有国际债务的重组，也是不可阻挡的。旅游业贡献的收入、移民寄给国内的汇款，以及工业品出口的增加，这些因素是决定性的，也正因为此，国际收支失衡没有成为发展的外部限制。此时，发展的限制在于通货膨胀带来的紧张局势。资本要做的选择是很清楚的。要么吸收斗争周期并借助通货膨胀来发展，要么就是维稳与镇压，它无疑选择了前者，但也没有放弃后面那种手段，正如波耶尔[53]所说：“充分就业带来的社会紧张度，要比社会停滞的平静更加健康[54]。”工人阶级承受了不多不少的通货膨胀。同时，对阶级运动的政治控制也加强了，1973年颁布的新《工会法》直接反映了这一点。集体协议谈判的期限减少并受到限制、工人的强制行为受到处罚、合法程序被简化、签署的协议被允许扩展到其他地区等等。在这项法律下，国家的干预得到增加，垂直工会[55]也有了介入集体协议的可能，从而将工人的参与和阶级运动的形成降低到最小限度。
此外，还有一种旨在避免冲突和斗争扩大化的新办法。对工资增加的系统性控制被废除了，虽然这意味着价格上涨，但可以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这样公司就可以利用提高工资来解决劳资纠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西亚特公司，它在1972年进行了历史性的加薪。工人为了反对剥削的加剧，向这家公司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在1970至1975年间，生产率增加了261%，而工资增加了703%。工资现在不仅与生产率，而且也与总体政治形势挂钩了。工资成为了政治因素，它表现了当前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为体制向工人的工资进攻的通货膨胀，为了摧毁工人自主而加强的对阶级运动的控制，以及对整个无产阶级的镇压，这些就是资本为了将工人斗争重新纳入自己发展计划而打出的牌。自从1971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都持续不了多久，但这一次的繁荣直接取决于工人阶级。资本内化了它发展的局限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矛盾。在通货膨胀的加剧与对外政治依赖的增加背后，在斗争中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幽灵，即阶级自治。
1973年12月20日，由于卡雷罗·布兰科[56]的死，政治危机猛烈地爆发了。同年10月，“石油战争”开始。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已昭然若揭。经济复苏不过是黄粱一梦。
西亚特（SEAT）罢工
工人斗争蔓延开来……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持续的公开斗争的周期包括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其间有短暂的休战期。尽管这两个阶段都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扩张与危机）以及斗争的性质进行区分的，我们仍可以将其视为同一周期内的不同阶段。在数百家工厂中，西亚特公司的斗争仍是最好的例子，在1970至1975年间，在那里发生了一场真正持久不断的斗争。尽管卡雷罗·布兰科在死前不久采取了稳定措施，我们仍可以将他的死看做两个阶段间的过渡期。他的死引起的短暂休战，并没有影响在潘普洛纳进行的抗议运动，也没能阻止任何东西。 1974年1月6日，马德里部分公交汽车司机发起罢工，6500名ASTANO的工人参加了这场罢工……[57]1972至1973年期间的工人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积累加速、工业与金融的集中以及通货膨胀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从1972年9月到1973年9月）几乎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中最高的。如果将1970至1973年的时期考虑在内，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葡萄牙和土耳其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在此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5%[58]。由于维持生活水平的成本不断上升，工人阶级便起来反抗。在经济扩张期间，工人的斗争在原则上意味着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没有失业的威胁（在1972年失业率下降到劳动人口的1.5%）、能从雇主那里争取到让步等等。实际上，雇主的处境要比以往更加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协议谈判都会以援引《强制性规定》（Norma de Obligado Cumplimiento）告终。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军事法庭、大规模裁员、逮捕以及著名的黑名单，这些将在最完美的时机发挥作用。资产阶级不仅拒绝对工人让步，而且还引进了现代的劳动集约化技术。为了提高生产率，它把为加快劳动速度而设置的奖金，以及为扩展工资等级制而设置的“劳动评估”（job evaluation）作为主要手段。
但要注意的是1970至1971年周期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他们没有屈服于雇主与警察的镇压。民团工会被甩在了后面，举行集会成为了惯例。在工委会的组织于危机中饱受争议的同时，工人阶级开始了自我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为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而斗争。从工人委员会性质问题引出的关于自主组织的政治争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已经表明了阶级的自主组织只能是这一阶级的自我组织[59]。但除此之外，在1972年还出现了新的实践，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弗朗哥独裁统治的这些年中最重要的发现∕成果之一。1972年3月，总罢工使费罗尔瘫痪了。同年9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比戈（Vigo）。之后的一年，即1973年，总罢工蔓延开来了，它扩展到了塞尔达尼奥拉—里波莱特（Cerdanyola-Ripollet）和潘普洛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塞罗那[60]。作为工人对雇主与警察的镇压所做出的回应，总罢工真正达到了质的飞跃。作为自主斗争的形式而发起的总罢工，在费罗尔施展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不足为奇的。费罗尔是城市—工厂的典范之一，因为整个城市的经济实际上都围绕着巴桑[61]进行。在巴桑产生的冲突直接反映在了整座城市中。因此，工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本地的总罢工来扩大他们的团结，坚定他们反对国家和雇主的立场。他们是完全自发地，也就是说在没有受到任何外界指导的情况下，将劳资冲突扩展到了街上，勇敢地起来反抗压迫。没有组织就没有扩大和巩固工人运动的可能。巴桑—费罗尔，以及其他诸如AEG—特拉萨、雪铁龙—比戈、伊比利亚汽车—潘普洛纳……等等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凭借本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这些地方能更好地重整自己的力量，并再次统一起来。应当以工厂内部的斗争作为出发点，如果把斗争局限于厂内，那将是严重的错误，为此工人们付出了受到镇压、解雇和遭受失败的代价。这些地方同样也使得工人斗争的社会化成为可能。正如1971年在哈里·沃克罢工中我们能看到的那样，学生与周围居民等也参与了广泛的声援运动。1973年4月在圣阿德里安的特尔米加（巴塞罗那）的斗争中，同样也是如此。1973年的新《工会法》本来打算通过工会来调解阶级冲突，却为工人运动开启了黄金时代。从费罗尔到潘普洛纳，从巴塞罗那到比戈，都产生了同样的运动。只有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才能够解释这一点：为何在相隔如此遥远、斗争传统又如此迥异的不同城市中，无产阶级的各个成分却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对于广大的工人运动，改良主义只能表现出无能和吃惊。它无力掺和进去避免阶级暴力，或是阻止自主斗争成为民主斗争和政治罢工的典范。
1974和1975年：轮到弗朗哥国家面临危机
七十年代的稳定机制，主要是将生产成本的上涨转移给商品价格，这种转移既不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重新吸收，也不能通过降低利润率来维持。由此，避免了结构调整并改善了社会紧张程度，同时也维持了利润率。为了维持表面的利润率，政府推动了通货膨胀并开放了经济特区，它们对于不同行业与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重新分配了利润。因为腐败问题，这些很容易到手的横财并不总是流入工厂，而通常是参与到投机活动中。因此，通货膨胀成为了直接和间接向工人的工资进攻的手段。它的表现形式与劳资谈判中的困难无关，这一点使其成为逐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权重的合适手段。1973年，劳动收入（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占西班牙国民总收入的54.8%，这一数字在英国为77%，在法国为62.5%[62]。1973年底，物价上涨造成了恐慌。资本懂得通货膨胀已经从一种稳定机制，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通货膨胀不再是解毒剂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资本未能打破工资的刚性，还面临着阶级成分与自主实践在工资斗争下逐渐一致的、工人阶级的挑战。为了反对食品价格上涨并对资本施加压力，无产阶级发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并且发起了集体协议谈判，这一举措影响了上百万工人。工人在纲领中要求：一次性发放4000比塞塔、规定每周40小时工作日、每年一个月的假期、结社自由……成千上万的工人投入了斗争中，民团工会被甩在了后面。刚刚才受到生活成本上涨影响的行业，也加入到了工人阶级的运动中。卫生保健业、银行业和教育业等领域的工人也都聚集在了同一目标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求。在社区中，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而进行的争取社会保障的斗争，也在不断加剧着。
货币管控，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遭受了失败。通货膨胀率的增长、价格与工资——确切地说，工资与利润的螺旋上升——公共开支的增加，这些都是经济上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刚性的抽象表现[63]。资本现在已经不能控制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总工资（直接或间接收入）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导致了货币自主。货币脱离了交换价值，成为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总体与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事实，还在不断加剧。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也无法掩盖收入∕工资之比的变化。如果将1973年、1974年、1975年和1976年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工资每年都在增加，产业收入则在减少，1975年增长率为-5.6%，这一比率在1976年保持不变。货币管控没有破坏阶级构成，相反，在争取工资的斗争统一以前，它已经失效了。资本对工人的攻势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不能采取货币的中间手段，而要进行直接的攻击。在进行惯常的武力镇压以前，经济危机再次成为了——资本徒劳无功地挽救局面的——救命稻草。
危机和紧急状态一样，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以及重建对社会控制的政治手段，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在政治上破坏阶级自主；二，重建新的社会支持与权力集团。这些都得在国家形式的相对变化的范围内进行，即国家形式应当从波拿巴专制（弗朗哥国家），转变为由统治集团中不同势力掌权的多元化统治的国家。简而言之，保留弗朗哥主义，但是改变统治的形式，并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两个目标，采取了辩证地结合镇压与开放的政策，以及紧缩计划。开放进程始于1974年2月12日阿里亚斯的著名演讲。阿里亚斯允许建立政治社团，允许出售色情杂志，甚至允许知名的反对派领袖举行公开集会。开放进程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对巴斯克地区的镇压也开始了，并以支持埃塔为借口对所有反弗朗哥的战士进行了镇压。开放是与镇压相结合的。西共声明“变革已经开始”[64]，这说明它还是没有理解资本政策的真正辩证的性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改良主义玩弄起了把资产阶级分成“好”与 “坏”的把戏。我们在分析中需要记住这一点。阿里亚斯的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镇压与开放相结合。开放要求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其中。他援引各种反恐法令来直接镇压革命。正如我们所说，它所使用的不是二分法，而是辩证法[65]。但这一计划注定要失败。镇压（以及警察手段和部长们的命令）依照它自身的规律，脱离了计划并打破了对于开放的设想。更不用说“自上而下”的镇压了，例如在关于开放的演讲几个月后不久，普奇·安蒂奇[66]遭到暗杀、宣布了紧急状态……等等。从皮奥·卡瓦尼利亚斯[67]和伊里莫[68]等亲开放派部长的离职，不难预料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在1975年的头几个月里，原本的“开放”计划最终崩溃了。弗拉加[69]也难逃其责。针对两名埃塔积极分子和三名人民解放阵线积极分子的合法谋杀，也是其可预见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国家的这项导致各种形式的镇压加剧的、虚伪的开放政策中，包括了对无产阶级采取的严厉手段。这项计划于1973年底开始，在1973年10月30日与1974年11月22日颁布了相关法令，但这不足以阻挡工人斗争的攻势。这项计划的大致思路，是将抗通胀计划与镇压政策结合在一起。为了保持利润率，需要通过减少国内消费来降低工资，并促进出口以弥补对外赤字。在同时存在失业、通货膨胀、国民生产总值低增长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实行经济政策也无能为力。通过分析1974年间接连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它的计划是完全不连贯的。我们可以将危机的第一年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月份，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五月开始，通货受到限制。然后到了十月，面对经济放缓，它又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到了第二年二月，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它又回到了限制通货的政策。1975年4月，工资被再次冻结[70]。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对工资的削减，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攻击。在实践中，它又暴露了一个问题：面对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它无法在抗通胀与镇压政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系列的尝试都未能阻止工资的增长，因此也无法重新开展投资活动。1974年，人均工资比上一年增长了25%。1975年，这一增长达到20.4%。考虑到生活成本的增加，实际的增长率分别为15.7％和17％。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工人的反抗是在极为严厉的镇压下进行的。在巴塞罗那，仅在三月份就有470名工人被解雇[71]。
如果说开放——其旨在通过整合，建立更稳定的阶级联盟——遭受了失败，那么紧缩计划也在工人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阶级自主现在要么是被武力镇压，要么是被所谓“工人代表”所 “自由接受”的社会契约给破坏了。在这一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将镇压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换句话说：正在解体中的国家，再也不能利用危机为资本主义服务了。自1970年以来，在政治上深陷统治危机的弗朗哥国家，无法再利用失业、限制工资和镇压等方法来阻挡工人的攻势了。相反，这些剥削和压迫的条件成为了经济斗争的主要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危机，反过来加剧了独裁统治自身的危机。这场危机不再是资本手里的工具，而是掉转过头来反对同一个资本的国家。工人斗争与危机进入了辩证的循环，相互刺激（feed-back）[72]并且迅速蔓延开来，它们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已经势不可挡了。改良主义等待那么多年的就是这一刻。
显然，对于弗朗哥主义的最终崩溃，必须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应当全面分析各阶级的具体反应。这种分析的优势在于：与传统的认识——弗朗哥主义的崩溃是由于各种形式的危机（经济、社会或政治等）的积累而导致的——相比，它把工人斗争置于首要位置。
弗朗哥主义的崩溃
从七十年代初期的斗争周期开始，随着弗朗哥专制独裁的内部分裂，这种统治形式的衰退过程开始了。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压迫：无视最基本的人权、对自决权的剥夺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压制。国家只关注自己，将自己孤立，并越来越作为压迫性的、干涉的手段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已经不再是缓和社会关系的地方，它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引导阶级运动的尝试，反而加剧了这一运动。这一过程成为了孕育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在前几年间，社会矛盾的根源是工厂，即生产关系；社会矛盾集中在了阶级运动上，以工人自主的形式进行它的政治表达。随着弗朗哥主义的衰弱，产生出阶级运动（无产阶级化、工人拒绝工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了，至少也是随着独裁统治的瓦解而陷入了危机。这样一来，工厂就不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唯一根源，而是日益作为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矛盾必然会抛弃它的阶级性质，带上人民和超阶级的性质。但是新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出现。新脱离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小商人等等），并没有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或是成为新的无产阶级。他们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劳动人民”（el pueblo trabajador），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人民运动”（movimiento popular）。跨阶级的联盟得到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向心力，并且随着独裁统治危机的加剧，它将在政治的总动员（独裁统治结束前后，为了争取自治和大赦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扮演主要角色。只有在巴斯克，我们才能看到没有仅限于工人阶级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埃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着弗朗哥国家，埃塔在得不到被“西班牙化”的巴斯克资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在保持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方案。在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下，巴斯克形成了行动—镇压—行动的群众动态，并由此产生了在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群众运动。巴斯克地区的危机，西共影响力的衰弱等等，都是从这种政治现象开始的。
自1974年起，政权加速瓦解。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多的声援斗争，如此顽强而广泛的罢工。作为对镇压的回应，运动脱离了合法轨道。在这个漫长的、势不可挡的瓦解过程中，（资本主义）衰退∕重新适应的辩证法是其最明显的体现，它创造出了种种空隙，让虚拟的政治有了生存空间。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过程将为其阶级调和的政策打开大门。因此它也懂得，在能够使阶级运动继续发展下去的革命出路出现之前，必须先利用独裁统治的内部危机。于是它抓紧成立了政治协商组织。于是在1971年，在加泰罗尼亚诞生了加泰罗尼亚群众大会（la Asamblea de Catalunya），它很快成为了这一地区最重要的阶级调和运动的平台。由于其内部矛盾，改良主义只能对诸如普奇·安蒂奇之死或维多利亚惨案之类的重大事件保持沉默。随着政权的加速瓦解，虚拟政治的空间逐渐向上层建筑扩展。到了1974年9月，仅在加泰罗尼亚就出现了这些政治组织：民主集中派（Concentració Democràtica）、争取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团结（Per la unitat dels socialistas catalans）、共产党革命社会主义集团（Convergencia dels socialistas revolucionaris dels PC）以及争取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民主（Pel reagrupament dels socialistas-democràtics de Catalunya）等等。然而，与随后成立的西班牙民主委员会[73]和民主统一平台[74]相比，这些都不过是小打小闹。政治空间的扩展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红旗”中占大多数的亲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75]的派别脱离了“红旗”，以及普遍右转的情绪，几乎影响了所有工人组织（西班牙工人党[76]、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77]、共产主义左派组织[78]等等），它们都渴望在政治领域上分到一块地盘。但是，这些新的重组、这些突然的转变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它们只有在协商的空间与我们所说的“虚拟政治”的出现下才能产生。资产阶级发觉独裁统治已经无力回天，也懂得镇压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镇压直接助长了政权的崩溃，只有到了这一刻，它才决定协商。
资本，或至少是大部分的资本，选择将协商作为避免事态扩大的，也就是说避免无产阶级利用这场危机的、唯一理性的出路。为了给协商开路，弗朗哥政权放宽了法律：允许罢工（但给予的“权利”非常有限），允许民团工会的改革（即允许罢工工人保留活动基金）。协商需要有对象，显然这一对象只能让改良主义来充当。在下洛夫雷加特[79]总罢工（1975年1月—2月）期间，警察袭击并拘捕了工人。同时在民团工会的内部，协商者和工委会的领袖们却受着同一批警察的保护。现在警察只有在工人组织占上风的时候才会插手[80]。资产阶级政治转了180度。资本放弃了对阶级自主的正面攻击，并为了避免自主的扩大，转向工人阶级内部寻求合作。只有从工人阶级的“内部”，资本才能打破其阶级构成的一致与政治凝聚。改良主义与亲改良主义的资本不谋而合，双方都把谈判作为目标，并在最关键的地方达成了一致。这只是第一步。
从这一刻起，资本就成了改良主义的最好帮手，因为它需要与一个在工人阶级中间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进行协商。改良主义经资本之手，被重新引入了工人阶级。它渗入了西亚特和佩加索的工厂中，并在下洛夫雷加特那样的地区中开始了社会契约的试点。在它无法渗入的地方——比如北方（潘普洛纳，比斯开等地），那里高度发展的阶级自主只有在被更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工人革命组织[81]，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82]）渗入之后，才能停下一切动员，就像1974年12月11日的总罢工当中那样，为了阻止运动走得更远，甚至要许诺“解散镇压机关”。改良主义认识到了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加泰统社党的书记说道：“应当了解我们已经处在了新形势下，这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要求，并且公开地实现它。原先有入狱危险的事情，现在已经能够‘合法地’进行了[83]。”改良主义试图利用工人斗争的动力来达到其目的。1975年工人参与度很高的工会选举，（尤其是经过对葡萄牙经验的分析）成了“用笼头套住工人运动”的最佳机会[84]。工人阶级之所以参加选举，是因为改良主义已经完美地履行了蒙骗与麻痹工人斗争的作用。它提出“保卫文明”，并利用人们的恐惧。在实践中，它在面对罢工时反对罢工权；在工人集会时，它又反对集会权；针对阶级的自主组织，它提出阶级的工会。当无产阶级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资产阶级才终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自由与合法权利。最终，因改良主义的胜利，工人得到的只有许诺——而且马上又反悔了——和参加投票的资格等。
随着弗朗哥主义的加速崩溃，改良主义能够越来越有力地让阶级运动屈服于维持跨阶级联盟的稳定。对占领工厂的过火行为的恐惧，在改良主义的眼中成为一件头疼的事。通过名不符实的“工人委员会”——这么说是因为，它对无产阶级的控制是通过改组后的民团工会进行的——西共战胜了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但它没能摧毁阶级团结及其自主实践的成果。其证据就是，在后弗朗哥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周期内——其中又以维多利亚与洛卡的斗争作为最重要的典范——它们直接继承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斗争的经验。西共反对无产阶级的“战斗”让它很快忘记了，此前自我组织与直接民主的实践不过才刚刚开始，而且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975年11月20日星期四凌晨4点20分，弗朗哥死了。在他最后的几天里，陪伴他的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恐怖主义与镇压的气氛。西班牙重新回到了最初完全孤立的状态，但是出路已经打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积极进行着社会改良措施。资本的和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在目标上达成了一致：进行改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都不去改变。瓦解中的弗朗哥主义并没有远去，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工人自主最后还是被打败了。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在西班牙体现为更政治化的形式，但最终并未产生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而是产生了与资本苟合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面对弗朗哥主义的垮台，彻底的真正民主斗争无法实现，出现的只有替代品。随着工人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倒退，漫长的虚无主义旅程开始了。
[1] 本文写于1980年。直到本书出版时，本文才得以发表。在这个版本中，我们保留了当时激进学术界的一些惯用语，例如大写字母的用法（工人运动、资本等等）。——原注
[2] 《西班牙宪章》（El Fuero de los Españoles）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基本法之一，于1945年颁布。但作者这里搞错了，这段引文出自1938年3月9日颁布的《劳动宪章》（Fuero del Trabajo）。——校对者注
[3] 《IEL新闻公报》（Boletín Informativo IEL），1968年第4与第5号——原注
[4] 工人总同盟（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5]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6] F·米盖雷斯（F. Miguélez），SEAT，《体制的公司模式》（la empresa modelo del régimen）， 巴塞罗那，DOPESA，1977年版——原注
[7] 《1966年西班牙的社会经济演变》（Evolución socioeconómica de España 1966）， 全国社会计划副书记（Vicesecretario Nacional de Ordenación Social），1967年——原注
[8] 主业会（Opus Dei）是一个天主教教团，1928年10月2日在马德里成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一些主业会会员在弗朗哥政府中担任要职，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9]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校对者注
[10] 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PCE）：简称“西共”，1921年11月14日由“西班牙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 Comunista Obrero Español）合并而成。——中译者注
[11] 工人工会反对派（Oposición Sindical Obrera），简称“工反派”（OSO），是20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成立的一个工会组织，该组织企图打入民族工团主义工会，可视为工人委员会的前身。工人委员会成立后解散。——中译者注
[12] 1935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CONS），1940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Nacionales，CENS）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CNS）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13] “民族和解”（Reconciliación Nacional）是西班牙共产党在195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二十周年之际提出的口号，西共自称将“毫无保留为西班牙民族和解做出贡献”，并结束全国分裂状态。——中译者注
[14] 《弗朗哥主义与阶级斗争（1939—1975）》（Franquismo y lucha de clases 〔1939-1975〕），巴塞罗那，Cedos，1977年版——原注
[15] 《对话笔记》（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第九期特刊——原注
[16] J·M·赫尔丹（J. M. Jordan），《货币政策简介》（Introducción a la política monetaria），图卡尔（Tucar）出版社——原注
[17] 《企业简报与采访》（Boletines de empresa e información oral）——原注
[18] 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Confederación Sindical de Comisiones Obreras，C. S. de CC. OO. ），简称“工人委员会”（Comisiones Obreras，CC. OO. ），是西班牙的一个工会组织，受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1962年成立。——中译者注
[19] 人民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ación Popula，FLP）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广泛的反弗朗哥地下组织，主要由大学里的地下学生小组组成。——校对者注
[20] J·桑切斯·奥耶尔（J. Sanz Oller），《在欺骗与希望之间》（Entre el fraude y la esperanza）, 伊比利亚之轮（Ruedo ibérico）出版——原注
[21]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913年9月27日——1990年5月30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年任西班牙工会组织（即御用工会）全国代表，1957—1969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年任劳动部长。——校对者注
[22] 1966年12月14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就《国家组织法》（Ley Orgánica del Estado，即宪法）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有98%的投票赞成《国家组织法》草案，于是《国家组织法》便于1967年 1月1日生效。——校对者注
[23] 萨拉（Sala）与杜兰（Durán）合著，《1967-74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Crítica a la izquierda autoritaria en Cataluña 1967-74），伊比利亚之轮（出版社）——原注
[24] 同上，见《货币政策简介》——原注
[25] 《乌尔吉诃银行调查报告》（Servicio de Estudios del Banco Urquijo），1972年版——原注
[26] 《分析工人委员会发展与诞生所需历史事件与年表》（Cronología de datos y hechos históricos a tener en cuenta para hacer un análisis del nacimiento y desarrollo de las CCOO），1969年版，匿名——原注
[27] 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 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8]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Simón Sánchez Montero，1915年7月31日——2006年3月30日），早年担任裁缝和面包师。1936年加入西共。内战结束后隐匿于塞维利亚。1944年返回马德里。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14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4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56年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再次被捕。1966年获释。1973年再次被捕。1976年获释。1977—1979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29] 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marxista-leninista〕），简称“西共（马列）”（PCE 〔m-l〕），1964年2月由西共内部反对苏联政策的一派发起成立，支持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该党成立后即受弗朗哥政权的残酷镇压。1973年发起成立革命反法西斯爱国者阵线（FRAP）。1975年弗朗哥去世以后继续反对卡洛斯政权。1977年抵制大选。1982年取得合法地位，随后迅速陷入衰落。1992年解散。——中译者注
[30] 同上，见《1967-74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原注
[31] 西班牙共产主义组织（红旗）（La Organización Comunista de España-Bandera Roja），简称红旗（OCE-BR），是西班牙的一个毛派组织，1970年成立。1989年解散。——中译者注
[32] 同上，见《1967-74年加泰罗尼亚主流左派批判》——原注
[33] 共产主义行动（Acción Comunista）是西班牙的一个左派共产主义政党，1964年成立。1978年解散。——中译者注
[34] “怎么办？”小组的一些文件，收录于J·A·迪亚斯（J. A. Díaz），《工人委员会的内部斗争》，布鲁盖拉（Bruguera）。——原注
[35] 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Front Obrer de Catalunya，FOC）是西班牙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1961年成立。该组织支持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59年古巴革命，主张效法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1974年解散。——中译者注
[36] 《1968至1972年巴塞罗那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的演化》（Evolución de las formas organizativ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Barcelona 1968-1972），匿名。——原注
[37] 见《我们的罢工》（Nuestra Huelga），2021年年中应译制完成，与本书同译者。这本书是由罢工工人集体书写的，关于这场弗朗哥时期最长久、最精彩的集体斗争的故事。——中译者注
[38] 同上，见《分析工人委员会……》——原注
[39] 巴斯克祖国与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简称“埃塔”（ETA），是一个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1958年成立。该组织主张在巴斯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脱离西班牙和法国。1961年起开始进行暴力活动。1973年炸死了弗朗哥的接班人、时任西班牙首相的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1975年以后继续反对卡洛斯政权。80年代初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1987年以后多次与西班牙政府展开谈判。1992年以后遭受残酷镇压。2010年发动了最后一次恐怖袭击。2011年10月21日宣布永久停火。2018年5月3日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40] 同上，见《分析工人委员会……》——原注
[41] 基督教领袖协会（Asociación Cristiana de Dirigentes），《1971年社会报告》（Informe Social 1971）——原注
[42] 布尔戈斯审判（El Proceso de Burgos）指1970年12月3—9日针对16位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埃塔”）成员谋杀3名弗朗哥政府官员的案件。法庭企图以“持续叛乱”罪判处16名被告6项死刑和752年监禁。各反对派组织号召反对审判，巴斯克和纳瓦拉地区发动总罢工以示抗议，天主教会也表示反对审判。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掀起了反对审判的运动。案件15名被告人被判处有罪，被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1977年获大赦出狱。这次审判被视为敲响了弗朗哥政权垮台的丧钟。——中译者注
[43] 《巴斯克地区斗争报告》《Informe sobre la lucha en el País Vasco》，1972年，匿名——原注
[44] 同上，见《巴斯克地区斗争报告》——原注
[45] 海陆机械（La 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MTM）是巴塞罗那一家老牌冶金企业，1855年9月14日成立，1989年并入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中译者注
[46] 同上，见《1971年社会报告》——原注
[47] 《哈里·沃克斗争》（La lucha de Harry Walker），由工人自己编写的书。——原注
[48] 阿尔弗雷多·桑切斯·贝拉（Alfredo Sánchez Bella，1916年10月2日——1999年4月24日），西班牙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48—1956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所长。1959—1962年任西班牙驻哥伦比亚大使。1962—1969年任西班牙驻意大利大使。1969—1973年任新闻与旅游部长。——中译者注
[49] 《劳工世界1971》（Mundo laboral 1971），巴塞罗那，1972年11月。——原注
[50] 详见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MCE）的《为人民服务》（Servir al Pueblo）1974年十二月号。——原注
[51] 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1908年12月11日——1989年11月27日），早年担任法官。内战爆发后支持叛军。1944—1949年任莱昂省长。1951—1954年任特内里费省长。1957—1965年任安全总局局长。1965—1973年任马德里市长。1973—1974年任内政部长。1973—1976年任首相。1976年辞职。1977年国会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52] 西班牙银行（Banco de España），《年度公报》（Informe Annual），1973年。——原注
[53] 米盖尔·波耶尔·萨尔瓦多（Miguel Boyer Salvador，1939年2月5日——2014年9月29日），西班牙经济学家。1977年加入社工党。1979—1980年任国会议员。1982—1985年任财政大臣。1985年辞职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54] 《IEL资料文件》（Documento Informativo IEL），1973年11月。——原注
[55] 所谓“垂直工会”（sindicato vertical），就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所以又称“垂直工会”。——校对者注
[56] 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Luis Carrero Blanco，1904年3月4日——1973年12月20日），西班牙海军上将。1921年入伍。1924—1926年参加了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流亡法国。1939年弗朗哥上台后回国。1939—1941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41—1973年任总统府副秘书长。1967—1973年任副首相。1973年6—12月任首相。1973年12月20日被“埃塔”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57] 工人革命组织（ORT）的公报《在斗争中》（En Lucha），1974年1月。——原注
[58] 《经济学家》（El economista），1978年1月。——原注
[59] “解放”（Liberación）杂志非常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演化过程。——原注
[60] 由伊比利亚解放运动（MIL）出版，关于圣阿德里安·德尔·贝索斯（S. Adrián del Besós）地区的事件。——原注
[61] 全称“巴桑国营军事造船有限公司”（Empresa Nacional Bazán de Construcciones Navales Militares S.A），1947年成立，2000年与西班牙造船公司（Astilleros Españoles SA）合并为IZAR。——校对者注
[62] 《危机中的西班牙经济》（La economia española en crisis），1974年与1975年的报告（APIE）。——原注
[63] 《经济学家》（El Economista），1977年9月。——原注
[64] 《等待掌舵人》（Esperando a los capitanes），伊比利亚之轮出版社（Ruedo ibérico）的小册子，第46—48期，多人合著。——原注
[65] 同上，见《等待掌舵人》。——原注
[66] 萨尔瓦多·普奇·安蒂奇（Salvador Puig Antich，1948年5月30日——1974年3月2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1973年被捕。1974年遇害。——中译者注
[67] 彼奥·卡瓦尼利亚斯·加亚斯（Pío Cabanillas Gallas，1923年11月13日——1991年10月10日），政治家。1974年1—10月任信息和旅游部长。1976年加入自由党。1977—1986年任国会议员。1981—1982年任司法部长。1982—1986年、1989—1991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6—1989年任自由党副主席。1989年加入人民党。1991年逝世。——中译者注
[68] 安东尼奥·巴雷拉·德·伊里莫（Antonio Barrera de Irimo，1929年1月4日——2014年9月24日），西班牙经济学家，曾于1973年6月9日——1974年10月29日担任西班牙财政部长。——校对者注
[69]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年11月23日——2012年1月15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3—1975年任驻英国大使。1975—1976年任内政部长。1976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年改组为“人民联盟”，并于1979—1987年担任党主席。1977—1987年任国会议员。1987—1989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9—1990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70] 同上，见《货币政策简介》——原注
[71] 《Avui》，1974年3月。——原注
[72] feed-back是控制论的一个术语，可以被译为“反馈”。——原注
[73] 西班牙民主委员会（La Junta Democrática de España）是西班牙的一个政治团体，旨在反对弗朗哥统治，1974年成立。成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人民社会党（El 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 ，PSP）、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安达卢西亚社会主义联盟（La Alianza Socialista de Andalucía ，ASA）、“民主正义”协会（Justicia Democrática）、卡洛斯党（El Partido Carlista，PC）、西班牙劳动党（El Partido del Trabajo de España ，PTE）和其他无党派人士。1976年解散。——中译者注
[74] 民主统一平台（La 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是西班牙的一个政治团体，旨在反对弗朗哥统治。1975年成立。成员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工人总同盟、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El Movimiento Comunista ，MC）、“民主左翼”（Izquierda Democrática）、西班牙社会民主联盟（Unión Social Demócrata Española ，USDE）、卡洛斯党、加泰罗尼亚重建社会党（El Partit Socialista de Catalunya-Reagrupament）、巴伦西亚国家民主联盟（Unió Democràtica del País Valencià (Unión Democrática del País Valenciano en castellano,，UDPV）、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El Partido Galego Social Demócrata ，PGSD）、工人革命组织（La Organiz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Trabajadores ，ORT）、巴斯克咨询委员会（Consejo Consultivo Vasco）等。1976年与西班牙民主委员会合并。——中译者注
[75]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PSUC）：简称“统社党”，1936年7月23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à Proletari）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覆灭后转入地下，1977年恢复合法地位。——中译者注
[76] 西班牙工人党（Partido del Trabajo del España，PTE）成立于1967年，其前身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的“统一”派（Unidad），原名西班牙共产党（国际派）（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internacional〕）。在1975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西班牙工人党。1979年该党与革命工人组织（Organiz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los Trabajadores）合并为工人党（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校对者注
[77] 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iga Comunista Revolucionaria，LCR）是西班牙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1971年成立。该党成立后即加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1977年取得合法地位。1991年解散。——中译者注
[78] 共产主义左派组织（Organización de Izquierda Comunista，OIC）是1974年从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小党，1979年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Movimiento Comunista）。——校对者注
[79] 下洛夫雷加特（Baix Llobregat）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的一个县。——校对者注
[80] 《无产阶级行动》（Acción Proletaria），第2期，1974年9月。——原注
[81] 工人革命组织（La Organización Revolucionaria de Trabajadores，ORT）是西班牙一个马列毛主义组织，1969年成立。1979年并入西班牙工人党。——中译者注
[82]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Movimiento Comunista de España，MCE）是西班牙一个马列毛主义政党，1972年成立。1978年取得合法地位后急剧衰落。1991年解散。——中译者注
[83] G·洛佩斯·莱蒙多（G. López Raimundo）的报告，1974年，具体日期不明。——原注
[84] 《我们的旗帜》（Nuestra bandera），第82期，1975年11月特刊。——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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