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四期
A·马尔劳论（续）
杜比作，小邨译
第一，他底《世界》里的诸要素已经摇乱，而且把它们放拢在一个新的图案中了；旧模型中若干更重要的特性也在新的模型中隐掉了。《希望》的世界为人民阵线的总和所规定，它并不包含右左这两个极端。佛郎哥全能主义的魔障是承认的，它的破灭也已经在《希望》的原则中假设好，而《希望》在一切人物看来都一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法西斯派并没有被绘入这部小说底内在的道德计划中去；他们是抽象的敌人，悲剧的作者，超然的牵线人，仅此而已。这种资本家——因为法西斯派就是资本家呀！——的除外，就是人民阵线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人民阵线主义则因为必须抹煞资本主义的存在以维持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故排除了法西斯党人在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基础并把他弄成为从火星里来的怪物。固然，马尔劳也借了他的顽固的预言者——加尔西亚的口，把法西斯的政治学归之于“屈辱的崇拜”，因而给法西斯党人以一种渺茫的心理学上的立足地。但是因为他并不准在这部小说里实行这种崇拜，所以我们便不得不拿加尔西亚的话来代替它。如此，你假使把《人之命运》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右派、左派和中派通通出现，且他们的历史任务均有适当的估价——和《希望》底狭窄的世界，即以一种短促和倒霉的政治联盟为背景的世界一较，你便可以找出两种不同的实际：一种是设计和判断得很好的实际，另一种是由反动教条的曲折镜歪曲了的实际。
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更其干脆地被除去了道德的存在。首先，他们被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只在一个纯粹统计的地方提过一次；第四国际也经过一个小人物提过一次，这个小人物从前是“赞成托洛斯基主义”的，但后来已唾弃了它。第二，他们的主角却由人民阵线本身来充当，人民阵线是被假设着要尽可能快来造成革命的——和共和党人、天主教徒与诸色人等一起！这回史大林派的宣传机关好像教会一样，有它的特殊的宽容，也有它的特有的禁忌。凡是以党底结论为目的的作家，那是可以自由经由他所高兴的任何道路抵达目的地的。而且假定他不描写人民阵线底神圣的全能性中的根本矛盾，他便可以随便谈谈革命和反对派问题。在西班牙的场合中，他可以自由追随着官家的理论，照这种理论说来，战争是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间的斗争（这条路线，当他向自由派人说话时，他照例是遵循的），或者假如他是向“左倾的”智识分子的听众讲话，那末他可以把人民阵线描画成为一个革命的集团，这个集团之所以躲在保守的口号后面，为的是“不要叫中等阶级害怕”。而《希望》显然是向左派智识分子说话的。马尔劳是在各种各式急进派中享有盛名的作家，尤其他是一个接近过托洛斯基主义的作家，所以他这作品，及其苦心设想出来用以维持左翼现状的理论，对于那继长增高的反史大林主义运动是很有影响的。因此他的人物才被准许去担当革命；而且他还可以不把反对派呼为“疯狗”或“佛郎哥的代理人”——官家的名词不见容于这部小说的文雅的气氛——只简单地把他们从图画中抹去了。
但是一种全能性，不管它多么神圣，却总使戏剧式的文学材料陷于贫乏。于是马尔劳模糊了超于协调之上底斗争的真正意义，并抹杀了整个革命的反对派之后，他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找到了一个政治上无害的等价物来代替戏剧式底冲突的要素。结果他把无政府党人当作陈和乔的直系遗裔。他们已吸收了死的苦恼，“牺牲的崇拜”，孤寂英雄的情感——所有这些无用之物，这种无用之物与一种历史上过时的个人主义是同生共死的。我们碰到几种自由主义者的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碰到一个智识分子，他和共产党人讨论革命的意义，与政治行动相反的伦理行动的问题，而且他之出现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底同情的，但分明又是孤寂的基督。（我们很有理由猜度：在这些争论中，纪德、西龙其他反史大林主义的智识分子是在受一种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底牧师式的教训）这位自由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和史大林主义等量齐观，而他的史大林主义的政敌则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辩护这位自由主义者所悲叹的官僚主义底堕落的象征。这些谈话虽然活泼，富于创造性，且充满理念的幽灵（假如不是它们的实体），但它们却和人物自身一样的抽象；它们很少涉到西班牙的任何真实问题；它们发生在一种感情的欢乐的氛围气中，而这种氛围气却隐蔽了矛盾的真正核心——干脆说一句，它们是给弄得“鸡零狗碎”了，是马尔劳两面同时一手玩弄的棋局阴谋；它们的目的是给一个故事以一种内部反映的形像，及一种经过衡量和试验底价值的意义，而这个故事实际上却是派别报告的一块独石柱。
小说中人物们底道德自由的幻想又由这一件事实毁坏：即种种不同底哲学上的流派，不断遇到了它们政治上的等价物，而且就是在实践的平面上所“暴露”的也是一样。其实，《希望》的自觉的目的似乎是代史大林主义底教练队的独断家肃清歧途百出的世界。而且正好似共产国际的政客设法把人民阵线的策略施行于各国而不管它们国内需要如何一样，《希望》也展开一个战争的局面，这个局面要求一些例外底行动方式，随后又把这些方式扩大为普遍的价值。这位自由主义的智识份子，无论如何，却非常有意义的被他在政治上的副本，这个卑屈的无政府党的下级党员所反映着。我们已经在巴塞仑那的行动中看过他，但是等到反调协的危机愈来愈紧张，他便愈来愈减少他的同情，在托莱杜的几幕里，他走到他的最低点。他漠视军事学，在纪律之下，他是阴郁的，在严重关头，他又变得“丑恶”了。他怀疑他的上级人员的叛卖，但他却在他自己的组织内包庇间谍。他一时勇敢到发狂，转瞬间他又跑掉了。我们懂得这种典型：他已泄露了维多·雨果底《暴徒》场面之一了。
根究自由主义的道德价值是一会事：马尔劳在做这件事时，他只是暴露一种陈旧的意识而已（不管用怎样简单的方法）。但是伪装了无政府党工人又是一回事，因为他在这里正在攻击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身了。在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底轻蔑的讽刺画后面有什么真正的特质呢？他们的“怀疑”只是被出卖多次的那一个阶级的警惕性而已。他们之憎恶“纪律”是工人接受资产阶级人民阵线时所取的温和的憎厌态度。而他们的“牺牲崇拜”——这是最丑怪的游戏文句——除了是被剥削者底本能的战斗性又是什么呢？
警惕性，战斗性——对这两者，对这些革命底重要的德性，马尔劳却提出“谨慎，严格，纪律”来对抗。在第一章里的青年共产党人马奴哀尔恐怕是《希望》底全能道德的最好的例子；而他实际上，依照象征的意义，却由马尔劳本人来代表。马奴哀尔在战前是一个智识份子，他的过去似乎已很清楚的揭露他的心境。因为他之写入《希望》中，是充作一个已唾弃了智识阶级底妄想的军人。他已抛弃了“异议的崇拜”而代以“行动的崇拜”。他已以理想交换意识。他已丢掉他的苦恼而穿上一套制服。而且他于短短的数星期内从共产党的下级爬到共和军的副团长职，借以继续证明他的转变的紧张性。但关于马奴哀尔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并非从他的同志那里而是从他的上司内卫团的一个团长那里获得新智识。这位天主教的和警察的首脑，多年来便在枪杀工人，他只是为了几项含胡的理由便投机加入共和政府方面。我们猜想，他已给人民阵线底“惊人的博爱”感化了，这种博爱，马尔劳惯常拿来代表一种溶炉，在这个溶炉里面，种种不同的政纲、哲学和利益通通溶合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式底希望的温和汤羹。马奴哀尔于是从那位团长那里学会“谨慎，严格，纪律”。而那位团长从马奴哀尔那里知道共产党人情愿向资产阶级，甚至向一个警察长领教。这一点实际上也说明了那种“惊人的博爱”的神话。人民阵线中的资产阶级份子容忍群众的理想；但群众则学习彷照资产阶级的行为，并因此而按照他们的利益做事。
那末，马尔劳终于抛弃了死的苦恼——拿无政府党人做牺牲！——并当即出现一个机械的共产党人，马奴哀尔，当作复活的象征。或许他企图把加尔西亚，这个那样富于理论化的人，来补足马奴哀尔，犹如把超自我补足自我一样。真的，加尔西亚本人并不和共产党人接近，他自认对他们的野蛮的党和学理的虔敬不大喜欢。但谈到这些虔敬的属性，这些社会和伦理的关连，他便提不出一个问题来。在他自己的特殊水准上，他是积极主义的重要辩护者，又是智识份子底重要的被追放者。在实际生活中，他好像那些非正式的史大林派的预言家一样（他们会用，例如字义发展学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来代替正统的争论），他只是用心理的方式来代替政治的方式；他用他一己底嗜好的系统，他底易于招怨的牺牲，异议等的崇拜，武装起来，他和那些政客一样，安排着要一网打尽那些游错了方向的鱼。加尔西亚因此博得了某一社会模型（无疑是短命的，但它只叫苟延一天，却总是确实的）的荣誉，这一模型就是共产国际底自由党外活动家的模型，它是人民阵线主义底奴役政治学草率砌成的。
《希望》，也是在那种头脑之下产生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