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国内政策之继续与延长，因为二者皆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必然要伴来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方法之变更。……
　　“在那些年中，苏维埃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国家缔结了许多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勒斯特和约，一九二〇年与爱沙尼亚订约，一九二〇年十月与波兰订立里加和约，一九二二年四月与德国订立拉派罗条约，此外还有许多次要一点的外交协定。但是在那时候，整个苏维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说成‘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赞成签定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给群众以革命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勒斯特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虚伪的‘弃权’形式之下投票赞成这个和约，被布尔塞维克斥为帮助抢劫和强盗的行为。虽然四年以后拉派罗条约是在双方‘平等权利’的形式的基础之上与民主的德国签订的，然而如果德国共产党把这作为口实，而表示信任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它马上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去。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定，当时是不可免的，但决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该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生长来保障的。当齐赤林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之时，提议为着迎合美国的‘舆论’起见，苏维埃宪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正式信中，急迫的提议立刻派齐赤林到某一疗养院休养去。如果任何人在那些日子敢于提议，为着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意而参加空洞虚伪的凯洛格公约或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那么毫无疑义，列宁会提议把这个新发明者送到某一疯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他的提议的。
　　“……当赖伐尔与苏联订约的时候，左派责备：他表面上是连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其实是企图与柏林和罗马接近来反对莫斯科。这一论断也许是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决不与事变之自然的发展相冲突的。
　　“不管一个人怎样估量法苏公约的利害，可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联有权利与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定，以作苏联安全之辅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须明白的和公开的告诉群众，这种部分的和带策略性的协定，在历史势力的总系统之中占什么地位，为着要特别利用法德的冲突，一点也用不着把资产阶级的同盟国，或把那些暂时躲在国际联盟幕下的帝国主义者理想化。可是不仅苏联的外交界，连现时的共产国际也在内，都有系统地把暂时的同盟者描绘成‘和平的朋友’，它们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口号来欺骗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在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中间的政治代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