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一期
我们怎样参加西班牙的内战
——苏联前任驻西欧军事密探长克利维茨基作——
刘素英 译
苏联干涉西班牙的故事仍然成了目前行将结束底西班牙大悲剧的秘史。全世界都晓得有苏联干涉西班牙的事情。而且世间所知的大概止于这种简单的事实了。但还没有人知道斯大林为什么干涉西班牙，他在那里怎样进行他的活动，谁是负责他的活动的幕后人，又他从他到西班牙的冒险事业中得到些什么。
苏联官员之参加组织苏联对西班牙的干涉者，只剩了我这一个海外余生，而且目下还只有我能够自由揭露这近代史底戏剧式的一页了。因为我是苏联的西欧情报部主任，所以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每一重要的国际步骤我都有份。我手里握住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主要钥匙，而西班牙的插戏正是这种政策的有机的一部分。
斯大林的国船漂流到遥远的西班牙港口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早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来，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已成了一个苦恼的政策，这是因为畏俱孤立而起的。在东方有方兴未艾的日本的威胁，在西方又有德国的威胁，在东西夹攻之中，斯大林便向世界列强搜求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他拼命想和希特勒妥协，时而得到鼓动，时而又受了挫折。他设法恢复旧日沙俄与法国的协约，但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那种强固的同盟。他与英国携手的企图甚至更少成功。一九三五年安东尼·艾登及赖发尔总长曾正式访问莫斯科。外交委员长李诺维夫曾到华盛顿去获得美国的承认，并在日内瓦尽主角的作用。他得到遍及全世界的声誓，然而他所得到的仅一声誉而已。伦敦是不会做决定的约束的。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简直有如一根稻草，难以寄托。
莫斯科与马德里
斯大林一面追求安全，一面于佛朗哥反叛爆发后把视线转向西班牙。他把焦急的心情抑制着，像他一向所做的一样。首先是一个静观及秘密探查的时期。斯大林想证实佛朗哥的胜利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容易。
于是斯大林干涉西班牙了，他满想在马德里造出一个克里姆林宫的奴仆来。这样一个努力在一方面会保证他与巴黎及伦敦的联系，在另一方面则加强他和柏林及罗马做买卖的地位。他一经掌握西班牙（在英法看来西班牙是生存攸系的战略重镇）的政府，他遂成了一个被赏识的力量及一个被切望的同盟者了。而他的国境也找到安全了，这是他求之不得。
但是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不同，他在西班牙弄的很稳健。假如斯大林能像墨索里尼冒险站在佛朗哥方面一样的站在政府军方面，则苏联的干涉在某一时期中也许起了决定的作用呢。但是斯大林没有冒什么险。他甚至相信西班牙银行的黄金足以偿付他对马德里的物质援助而有余。斯大林极力避免苏联牵入大战中。他实行干涉政策时，他谨守着“站在炮火线外！”这句格言。这个口号通过整个干涉运动而成了我们的主要的口号。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即佛朗哥将军掀起反叛西班牙政府的旗帜的日子，我在荷兰海牙的总部里。我乔装一个奥国古董家，和我的妻子一道住在那里。这样的假装可以无形中掩饰我的华丽的住所，我所接到的大笔欵项，以及我经常赴欧洲各地的旅行。
我几乎尽全力在纳粹的德国建立密探网。斯大林想和希特勒妥协的努力仍不断失败。克里姆林宫对当时正在柏林谈判的德意日协定非常关切。我正在密切的注意这个秘密协定。
帕拉尼斯山外第一炮声的时候，我派一个密探到法西交界的汉底市，一个到里斯本，以便在佛朗哥区域内组织一个秘密的情报机关。
上述只是官样文章的措辞罢了。我没有接到莫斯科关于西班牙的任何训令，而且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密探和马德里政府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以苏联政府欧洲情报部的负责首脑的资格，简单的收集情报，并把它转寄到莫斯科去。
在柏林和罗马，在汉堡和热那亚，在伯里门和拿颇利，我的密探都报告我说佛朗哥正从德意得有力的帮助。
我把该项情报呈交克里姆林宫，他们沉默地收下它，我仍然得不着关于西班牙的训令。
只有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的支部打破了莫斯科的沉默。共产国际的总机关老早就被推到无声无臭的角落去了，同时它的宣言在我们内部会议中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斯大林本人曾经轻蔑地把共产国际视为lavochka——小店，这个形容词就是它流行于苏维埃上层的绰号。
共产国际本来是特地为燃起世界革命而设的火炬，它现在已堕落成为斯大林外交政策上多少有点用处的辅助物了。他可以随便在任何外国内利用他的lavochka，或者给一个不友好政府掀起一些内部的纠纷，或者在任何国际问题上影响舆论。
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政策实行时，他便拿共产国际出来利用，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共产党的忠实党员都放弃了他们对统治政权的反对态度，并在“民主”的名义之下与其他的政党联合起来。他们的技巧便是借助于他们的“同路人”和受骗者去选出一个亲苏的全国的执行机关。在法国，“人民阵线”——以Front Populaire闻名于世——已经把莱翁勃伦捧上台了。但是，靠伦敦为后台老板，而在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者，正是莱翁伯伦啊。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科洛夫也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负责人，他就是德国纵火案的英雄，而这件案子也就是纳粹统治德国的先声。但是五年来的宣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还得了所有革命骚动的帮助，结果总共只造成了三千个共产党员而已。
西班牙的职工会和所有强大的革命政党，依然执拗地反对共产党，西班牙的共和政府已存在了五年，但它仍然拒绝承认苏联政府，而且和莫斯科还没有外交关系。
黄金换成铁
自然共产国际方在臭骂佛朗哥。它在每一国家内组织群众大会和给马德里募捐。它从苏联派遣许多外国共产党员到西班牙去，他们都是被本国政府驱逐出来在苏联过亡命客的生涯的。
西班牙战争给共产国际少数仍然怀着世界革命的理想的老领袖，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些革命家都是经过第一次流血清党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审判案”的劫余者，他们都成了驯服的一群了。他们的一切呐喊产生不出军械、坦克车、飞机和一切军需品，这些东西都是马德里所需要而佛朗哥却从法西斯列强获得的。
意大利和德国对佛朗哥的军事援助已暴露于世，西班牙的各派革命领袖都拼命向外求援，克里姆林宫一点回声也没有。西班牙内战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火了，但斯大林还是保持沉默和不动。
欧洲及美国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方为这次革命激励舆论及请求捐助，他们都在问，为什么苏联不帮助保卫西班牙的革命？
虽然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银行中握有价值七万万美金的黄金储蓄，但共和政府想向英国的维卡斯，捷克的斯柯达，法国的史纳达，甚至德国的强大的军火制造家购买军火的一切努力都给不干涉政策挫败了。
上述就是我的密探所注视的国际形势，他们不断把这消息送到海牙总部报告我。我迅速把这些情报转给莫斯科。斯大林依然沉默。
后来到了八月间，三个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得到莫斯科的许可，秘密到了奥特赛港。他们是来购买军需品的，他们提出以西班牙的黄金巨款来作交易。但他们不准到莫斯科，只静悄悄地被关在奥特赛的一间旅馆里。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那一天，斯大林向对外贸易委员会发出一道命令，禁止“各种武器、军用品、军事原料、飞机和军舰等输出或再输出到西班牙或道经西班牙”。
这道命令公布了，而且在下星期一广播到全世界去。苏联官方这道命令莱翁伯伦的不干涉政策相唱和。于是激起西欧及美国的一切团体起来加以猛烈的抨击，而共产国际方在那些地方发狂地唤起人们同情绝望的西班牙政府哩。
当时斯大林还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的非常会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威，因此也是苏联政府的最高权威，政治局的决议案是无上的权力。它们在战场里就等于命令。
在这次政治局的会议里，斯大林宣布要立即在西班牙动作。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那个时候，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已在马德里上台了，拉科·加巴列劳得到了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已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他是这政府总理同时又是军事部长。加巴列劳是西班牙社会党的领袖，他和莱翁勃伦一样赞成和苏联合作。
斯大林认为旧的西班牙已经完结，新的西班牙决不能孑然自存。它须加入德意的阵营或它们的敌对的阵营。斯大林说，无论法国和英国都不答应罗马和柏林去统治西班牙的，因为它扼住了地中海的咽喉。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及伦敦是生存攸关的，斯大林有这样的见解，他认为可以在西班牙产生一个受莫斯科操纵的政制。假如他把西班牙收入自己的夹袋里，他就能够造成一个真正的和长久的英法苏同盟。同时他的干涉还会重新燃起苏联的外国党徒的信心，这个信心已因为他肃清老布尔什维克而动摇了。
在西班牙还有价值七万万美金的黄金储藏，加巴列劳政府正想花费这笔巨款来购买军事原料。当苏联冠冕堂皇地坚守它所颁布的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时，究竟有多少黄金运入苏联以偿付那批卖给西班牙的军火，这是急不容缓要加以查究的问题。
政治局决定立即动作。斯大林再三的警告他的部属，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处置得绝对秘密，为的是消除足以使他的政府牵入战争的任何可能，他的最后一句话便是：Podalshe ot artilleiskavo ognia——“站在炮火线外！”这句话被那些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人奉为圣旨，而且像一道命令似的传达给所有服务的高级官吏。
两天之后一个特别专差坐飞机来到荷兰，把莫斯科训令带给我，我的命令是这样：“立即把你的活动拓展到西班牙内战中，动员所有适当的密探以及用种种有效的办法迅速建立一个购买和运输军火到西班牙的组织，目下正派出一特别密探到巴黎帮助你进行该项工作，他将在该地向你作报告，且在你的监督之下工作。”
同时，在莫斯科，斯大林已训令当时克伯乌首领亚戈达在西班牙建立苏联秘密警察的支部。八月十四日，亚戈达在莫斯科，在他的总部——卢比扬卡大楼里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者为红军总参谋部的乌列茨基将军，目下的海军委员长及当时的克伯乌军事力量的司令官，佛仑诺夫斯基，（目前在较为心腹的一部分人他已认为斯大林的亲信之一了。）以及我的一个同志，即克伯乌海外部主任斯卢茨基等人。
我从斯卢茨基处知道（我在巴黎和别的地方常常和他碰面）在这次会议里，他的衙门里的一个干练的官员已被派到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去建立克伯乌组织。这个人就是尼可尔斯基，又名斯韦德，又名伏里华，又名奥洛夫。
这次卢比扬卡会议决定在西班牙成立苏联的秘密警察来负责共产国际的活动，它又决定使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和克伯乌的政策相“协调”或配合。
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些决议案中有一条是令克伯乌警察在各国发动派遣志愿军到西班牙的运动。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都有一个委员是执行克伯乌秘密使命的。
在许多国家里面（包括美国），那一支拯救西班牙革命的十字军宛如一只高的国际远征队，在人道的名义之下去拯救民主和保持正义。世界各处的年轻人都自愿到西班牙为上述的理想而奋斗。但是与佛朗哥斗争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无论在政治信仰上或策略上都不是统一的。它由许多党派构成——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党、工团主义派、社会党。共产党人最多也不过是个少数。斯大林党能否获得统治权，且利用它做一个武器迫使英法和苏联缔结同盟，完全视乎他能否在共和军的阵营里击破顽强的反共产主义反对派。把派遣满怀理想的外国志愿军入西班牙的运动加以操纵，并阻止他们与一切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和野心的分子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卢比扬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来解决装运军火入西班牙的重大问题，这个决议案就是由俄国和国外同时推动该项工作。
亚戈达亲自处理国内方面的事宜。他负的责任甚至比我的还要困难，因为他必须在苏联领土内做得干净，不要让人知道政府参加这宗生意。
外交的曲折
亚戈达召见克伯乌的奥仑斯基上尉，同时命令他在苏联组织一家军火贸易的“私家公司”。奥伦斯基上尉在秘密侦探工作中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当安东尼·艾登和赖伐尔总理访问苏联的时候，克伯乌甚至还委任他去干护送他们的工作。
“你在奥特赛港找到三个西班牙人，他们在那里已受冷落多时了，”亚戈达对奥伦斯基上尉说。“他们在我国想非官式的向我们购买军火，你去办一家中立的私家店号和他们做交易。”
在苏俄，政府是军火的唯一制造者，谁也不能向它买一支手枪，那么，在苏联领土上设立一家贩卖军火的私家商店，这个念头太不近人情了，苏联的公民一分钟也不相信。但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事变中，为了国外的用场这幕滑稽戏是必须的。实际上，奥伦斯基的责任正是组织和布置一个偷运军火商的网，他做得太聪明了，国外密探一点影子也发觉不出来。
“假使你弄成功的话，”亚戈达告诉他说，“你回来时把你的衣服预先开一个洞，准备镶上红旗勋章好了。”
奥伦斯基上尉启程到奥特赛去，他奉令只用现金成交，他还得到一个消息，称上述几个西班牙人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船只装运该项军火，当然，这些军火就是红军兵工厂交付的。他有了一些赋予全权的空白命令，而且所有奥特赛的官厅（从秘密警察、地方长官到区苏维埃主席）都受他节制。
战争的掮客
乌列茨基将军代表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出席卢比扬卡会议。正是他那一局负责办理我们这件生意的技术的军事事宜。在情报局中又正是他那一部决定兵工厂供给的军需品的分量和种类，规定派送西班牙的军事专家、驾驶员、炮队和坦克车军官的数量。凡有关军事方面者，这些人都受红军总参谋部的命令；此外，他们便要受秘密警察的监督了。
斯大林干涉西班牙现在开始了。我一活动起来宛如处身于前线一样，其实呢，我负的责任也就是一个积极的战争义务。我从伦敦调一个重要的密探来，从斯托金调另一个，又从瑞士调第三个，我安排在巴黎会见他们，并和莫斯科委派给我的特别密探开一次会议。这位密探叫做季民，是一个军火专家，又是克伯乌军事科的科员。
九月二十一日，我们秘密会见于巴黎。季民带来一道直白梗切的训令，嘱我们千万不要允许任何可能使苏联政府与我们的军火贸易牵连一道。我们要以私人的名义，经过专为上述目的而成立的商号来办理军火。
为了输出入军需品，除了我们现存的“商号”前哨之外，我们第一步便是计划成立一些“外表上”是“独立和私家”的商号，并把他们连成一个新的欧洲的连锁，这是欧洲的一门老生意。
成功与否端赖乎择人是否得当。我们恰好有这样的人，他们中许多都是参加国外什么“苏联之友”及许多“和平与民主同盟”等团体的，而这些团体又和国外各种共产党中心联合一道的。克伯乌和红军军事情报局，都把这些社团的某些社员视为战争后备队和苏联国防系统的便衣补助队。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在保护苏联的非正式的工作中，受过长期试验的人。有少数人是谋私利者和事业赞营家，但他们多数都是忠实的理想家。
他们都是审慎的，可靠的，他们都有适当的关系，而且在任何情形中，他们都能扮演一个角色，而不致露出马脚。我们供给资本。我们布置他们的办事处。我们保证他们的利润。
十天之内在巴黎、伦敦、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苏黎士、华沙、贝拉格、布鲁塞尔及其他欧洲城市内，一连串挂新招牌的出入口商行成立起来，在每一间商行里有一个克伯乌的代理，他是一个沉默的帮办。他管理财政，监理一切交易事宜。万一错了一着，他就要赔掉他的性命。
当这些商行在欧美市场，搜买相宜的军需品时，运输的问题迫切地要我来注意。在斯堪的纳维亚可用高价找到适当的商船，困难的就是获得运输军火到西班牙的特许证。我们打算先运往法国，然后又转运到西班牙共和军的港口。但法国外交部拒绝批准出港单。
只有一个办法——从其他政府获得领事的证明书，特准该项买得的军火输入他们本国。我从拉丁美洲某些领事馆里可以获得一些无限制的证明书，我们偶然又从欧洲及亚洲的国家里得到同样的证明书。
我们用这些证明书获得出港单。船只启行了，它不是赴南美或中国而是赴西班牙共和军的港口。
我们向捷克的斯柯达，向法国的几个商行，向波兰和荷兰的其他商行大量的采购。我们甚至还在纳粹的德国购买军器，这是军火贸易的本来性质。我派一个密探代表我们的一家荷兰商行，经赴汉堡，我们已打探清楚在该地有一批略为陈旧的来福枪、机关枪拍卖。那家德国商店的经理只愿讲价钱、银行证书和合法的办货单。
一幕海上的假装跳舞
我们买的东西并非全部都是上等货，因为目下欧洲的军器很快便过时了。但我们的目的是给加巴列劳政府采办一些可以射击的长枪和大炮，且要赶快采办它们。马德里的形势正变得非常恶劣。
十月中旬，运军火的船开始抵达共和军的西班牙。苏联的接济由两面入来。我的组织专用外国船，这些船多数是斯堪的纳维亚注册。
奥伦斯基上尉在奥特特赛开设的“私家商店”开始是用西班牙船只，但是它们的数量有限。因为斯大林害怕卷入战争，他坚持要严守秘密，因此莫斯科不准利用带有苏联证书行驶的苏联船只，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潜水艇和军舰开始袭击和劫夺驶赴西班牙海岸的货船之后。
但奥伦斯基上尉是足智多谋的家伙。他请求格柏乌护照科科长慕拉供给他一些伪造的外国出港单。慕拉的护照科已利用政府的无穷材料，把伪造的技术发展到惊人的完备。
数月之后，我在莫斯科挪揄他接受红军奖章时，慕拉向我说，“什么？这是一个新的活动园地——伪造船证哩！”他又说：“你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呢！”
苏联的船只用上述的假船证，改换新名，挂外国旗，装上军需品从奥特赛驶出，并卒能瞒过波斯、颇拉斯，蓋德意的反间谍密探正在该地严密监视。当船只安然驶入共和军港口，卸清它们的货物时，它们的名字又改回俄国名字，而且挂上它们本国的旗帜驶回奥特赛。
马德里正在绝望的求买飞机。莫斯科来了反响，下令我办理。佛朗哥正向首都挺进，他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队霸制上空。我们的飞行员和机器匠刚抵马德里，但政府军的飞机寥寥无几且都是蹩脚贷。我一定要在欧洲某地觅得轰炸机和驱逐机的供给，且要能够成交得快。当然没有一家私家店号能够立即备办一大批军用机，只有一个政府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航空事业进步甚速，我们很有理由可以作个假定，一个友好的政府会允准出让它的军备的，因为它借此可以使它的空军近代化。我决意在东欧方面找寻这样的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有五十架法国制的旧式战斗机。
显然这件事要找一个特别代理人。我有一个适当的人，他是一个贵族，是欧洲某一家贵族的儿子，他还有最好的交谊和无可非议的银行保证书。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苏联的忠实友人，又是西班牙政府派方面的热心保护者。他曾经替我们做过一点事。我知道我是能够劳动他的。
我请他到荷兰来，把情形扼要地告诉他。第二天他飞赴东欧某国的首都。当晚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的巴黎代理人，我的代理人又转打一个电话到海牙给我，嘱我于第二天早上在某时某地静候一次直通电话。第二天电话来时，我那位贵族的朋友用极小心的隐语，把他的晦气的经过报告我。
他已获人介绍去见该国的军事部长。他把他的卡片呈交该部长（卡片上面印有世界上最大银行之一的名字）之后，他便把他来访的任务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我来此拜谒是想同贵国政府购买一批军用飞机。未知部长是否赐准发卖。我们像照部长定的价钱至少采购五十架飞机。”
这位部长从他的办公桌子旁突然站起来。他把这位来客的卡片再看了一遍。他脸色发白，把介绍信审查了一下。于是他向我的代理人从容地说：“我请你立即离开我的办公室。”
他说：“请部长原谅。请允许我再说一句话。这件事是光明正大的交易，我的任务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是援助西班牙政府的事情。我这次是以我国各团体代表的资格来访的，这些团体深信我们应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保护西班牙共和国，我们深信贵国也想将法西斯列强逐出地中海及防止意大利操纵它。”
“我是军事部长，我不是一个生意人。”这位部长冷冷地答道，“早上好，先生。”
“事情没有希望——完全没有希望了。”我的代理人在电话里向我说。
（待续）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