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作家，就其对社会的关系而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关系是一样的，即只是一种宫廷侍臣。意大利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从来不曾表示过兴趣。在目前的意大利，革命前的俄国作家，特别是道斯陀也夫斯基与果戈理，最为流行。凡是在资产阶级、手艺人、农民或工人中，有谁想在文学中找寻到他本人希望与需要的回声，那他就到俄国人的古典作品中去寻找。至于意大利文学则不能给他以任何东西的，因为这是一种诌媚拍马的文学。”
　　“当法西斯党掌权之前，有所谓自由派的文学，在法西斯的治下，则有所谓法西斯的文学。但在实际上，前者一点都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后者也不是真正法西斯的。有多少在从前以自由主义为职业的作家，现今在新制度之下还是自由主义者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Benedetto Croce与Cuglielmo Ferrerro并不是文学家，而是历史家。P.Gobetti与M.Vinciguerra也不是文学家，他们实际上是文章家。至于Roberto Bracco则当法西斯党进兵罗马之时，早已从文坛上隐退了。其他所有的人都对法西斯主义屈了膝。谁假使要替无论哪一个文学家写一本小传，都可以用下面这一个主题的，即：‘怎样变成一个舔靴者’。当他们一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并加入了那狭隘的雇佣智识分子的范围以后，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精神上的独立性，一切独创力，以及一切与民众间的联系。凭我心中偶尔记得的，就有以下的证据：安东尼奥·倍尔脱拉梅里开始写过一本名叫Cavalleria Mostardo的小说，其中描写着共和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在罗门那的斗争，但现在则被认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所创作的只是一些叫人读不懂的抒情诗式的小说。阿登可·索非雪在他的Giornale de Bordo一书中，曾经描绘出世界大战前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的烦恼与苦闷，但此后却变成一个“纯粹”的作家了。鲍其斯（A.Borghese）在他的《Rube与我的生死》中，曾将他的时代做了一个极好的分析，但他不能始终如一。他不能不和意大利的作家遭受同样的命运，近来竟写出L'Arciduca与Le Belle那样无聊的作品来了。阿尔道·派拉瑞奇曾经写过Ⅱ Codice di Perela其中讲一个由烟形成的小人，在铁人王国里探险的故事。但他后来出版了《金字塔》，却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马可·伦潘底最初以社会主义作家出名，后来他在民主主义的治下成为民主主义者，在法西斯党治下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时候，他简直默默无闻，但谁都不能预见世界社会变成怎样，谁能继续生存，谁将是最强者的那一年中，伦潘底出版了一本幻想的书：Le Corona di Cristallo。里屋尼达·雷巴西是与共产主义的作家出名的，后来却写些神秘的悲剧。……”
　　“这样的例子，可以漫无休止地列举出来，没有一个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是例外。这就很正确地表示出职业作家在现代意大利生活中的地位，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稍具傲骨或珍惜自己名声的人，都不愿意接受文学家这个头衔。在意大利语中，这名词是一种侮辱。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罗莫洛·脱兰奎里问我道：‘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个可怕的命运？’我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把全身心贡献给那成为意大利现存社会制度之死敌的那个阶级。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使我们不成为舔靴者。’他接受了我的忠告，他要做一个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但他为此却付了极高的代价，政府将他杀死在监狱里了。”
　　“当我和意大利的一切文学流派断绝了一切精神关系之后，我一定也要和他们断绝一切艺术的关系。在那注重论争的Contenutisti派与注重作品形式的Calligrafi派间，经常发生的争吵，就像是宫廷侍臣之间的假决斗——茶杯里的风波。”
　　“同时也有不少像考拉道·阿尔凡罗那样的真有天才的青年人；但他们在精神的箝制中给窒息死了。”
　　“莫索里尼很不满意，因为他的制度没有产生一点像样的文学，虽然意大利的作家，业已尽其所能，以图邀得他的赞美的了。但艺术是一朵野花：它爱好自由。”

　　“他在罗马做投机事业，起初靠着战争，以后靠着和平，以后靠盐……一八六〇年之后，由于一个西、法、拿三个合股公司股票底跌价，他居然占有了这个公司；依照拿波里国王赐予这个公司的权利，妥洛倪有九十多年使用这孚齐诺湖干涸地面之权，但因他有功于毕孟王朝，他就得到这肥沃区域永久占有权以为酬报。初时他仅封公爵，以后升为王爵。”（引文根据绮纹君译本）

　　“头一个是上帝，他是天底的主人。其次是妥洛倪王爷，他是地底主人。其次是妥洛倪王爷底护卫。其次是妥洛倪王爷护卫养的狗子。其次没有了。其次又没有了。其次仍旧是没有了。其次就是贫农。以后就没有了。”

　　“那末政府呢？你把政府放在哪一级呢？”

　　“政府么？”邦丢士·彼拉多插进来解释道，“政府一部分是在第三级，一部分是在第四级……就是狗子那一级，数目是非常之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