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
1976年，库伦（Jacek 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 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
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注63）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注64）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注65）
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
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注66）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注67）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注68）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 （注69）
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
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戴卓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 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注70）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注71）
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72）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 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73）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
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
注63：以上見戈奧力基，同，頁66-67。
注64：柯斯特，同，頁75。
注65：柯斯特，同，頁74。
注66：柯斯特，同，頁76。
注67：布洛，同，頁130。
注68：同注66。
注69：團結工會一大綱領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它的目標為“建立一個把計劃、自管和市場聯繫起來的新經濟秩序。但重點在通過民主方法制訂計劃和工人自管。
注70：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80。
注71：文件刊於工會地下週報第141期。見《國際觀點》，185期（1990年5月21日），頁6。
注72：早於1982年12月，TKK號召工人該月10日進行總罷工，已經沒有得到響應。
注73：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這兩個不同的階級屬性統一並存於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個矛盾的情況。鑒於波蘭比匈牙利更為險惡的經濟形勢，這種情況的出現更加易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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