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发挥余热 三顾茅庐回沪后，我一直赋闲在家，居委会有时拿些东西要我帮忙抄写，我都爽快地完成了任务。那时居委正缺少一位文教主任，认为我的字写得好，又是个大学生，“退休”在家，十分合适。居委书记和主任便上门来聘请，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她们不清楚的历史吧，如果知道是“劳改释放犯”，肯定不会来请我了。我起先也只以年老为由推辞，但书记和主任还是三顾茅庐，态度真诚，最后只有坦率地说：“我还未平反哩！”那个年代，拨乱反正，平反了刘少奇等许多冤假错案，听到这样说，她们也并不觉得奇怪，倒是那位书记的话，竟使我吃惊，她说：“出来工作等于平反一样的。”这句话说明了：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永世不得翻身；如今不同了，可以重新工作了。这对我来说，是打心坎里值得高兴的事！这几十年来，从“劳改罪犯”到“就业人员”，都是低人一等，腰杆直不起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当然，一个居委的小书记认为“出来工作等于平反一样”，不过是她个人的见解而已，其实事情并不一样，被无理宣判过徒刑的，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正式平反！郑超麟恢复公民权后，虽然给他挂个市政协委员头衔，但1952年“反革命”托案仍未得到平反，他是死也不瞑目的。然而，重新工作虽然并不等于平反，但能够出来工作，也是一件大好事，因此对于居委会如此真诚的聘请，我终于欣然接受下来了。 文教主任居委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为群众服务的机构，实际是基层政权，直属街道办事处领导，居委会管辖着约500户居民。这个居委有9名干部，书记和主任是共产党员，除我一人是男姓外，其余都是女同志，五、六十岁退休后的婆婆妈妈，她们经常到居民家中串门，了解情况，每人包一块（约百户人家）。我因为是男性，所以不要包块。那时候，除居委主任一人拿国家工资外，其余参加居委工作的人，只拿到一些津贴，全靠搞“三产”分到一点钱，因此收入比一般职工低，而工作又十分繁杂，所以人们都不愿到居委工作。后来的情况与那时候不同了，居委干部换成年青有文化的人担任，名正言顺地是国家的基层干部了。但你别小看那时候的婆婆妈妈，她们却是能说会道的社会活动家，整天跑东家窜西家，了解情况，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帮助居民解决一些困难，居委工作成了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居委会有书记和主任，下设治保、调解、文教、老龄、民政、妇代、卫生等七个主任。日常工作就是搞社区服务，老龄关心老人，民政关心军烈属和困难户，文教搞宣传，妇代关心妇幼和计划生育工作，调解负责解决一些民事小纠纷，治保负责里弄安全等等，平时分工负责，有事大家一齐出动，居民有事就找上门来，所以居委干部官职虽小，事务烦多。 文教主任的工作，就是出出墙报，做做纪录，写写总结，搞搞活动。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能够胜任的。居委有三块墙报，一块黑板报，每月出版一两期，那时候都由文教自行编写的。我对出墙报真是驾轻就熟，读中学时，学校举行墙报（那时叫壁报）比赛，他们那个班请广告公司画了一幅刊头画，非常好看，夺得了第一名；我后来开办民众学校时，也教学生办墙报，有一年教育局办民校工作展览，我们展出的墙报是画着一只大蝴蝶或一大本书，然后把文章写在里面，很吸引人，因而也得了奖；再说我在劳改工厂“就业”几十年，队里的墙报都是由我瞎搞的，无非是抄抄报纸而已。所以，如今居委会要出墙报，我搞得很有特色：内容除了摘录一些重要新闻外，就是些老年的保健常识等，而墙报的排版像报纸一样，根据文章的轻重，穿插在不同的位置，错综复杂，不同的标题用不同的颜色和字体，别有风采。不象别的居委会墙报一块块豆干似的，每篇文章一字不漏地抄写，十分呆板。因此，我们居委具有特色的墙报一出版，就吸引了许多中老年读者，每期出版，围观者众，在街道的墙报比赛中，多次获奖。至于做记录、写小结之类，也是我力所能及的事。那时候半年作小结，年终作总结，开展评比。那些婆婆妈妈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许多小结、总结都是请我去写。我学过写小说，抓住居委工作中的一些感动人的典型事例，加以描写，写得比较生动，送上去很受欢迎。说也奇怪，自从我参加居委工作后，我们的居委几乎年年评上先进，由我写小结的调解等各条，也常被评上优胜，可能与我写好总结有关吧。 文教搞活动，主要是参加街道的社区活动，动员中老年居民参加街道的歌咏班、老年交谊舞、烹调班、国画班、戏曲班、英语班等，收费低廉，总有参加的人，特别是参加交谊舞的人更多，大家兴趣盎然，我也是在这里学会跳交谊舞的。居民中有个党员阿姨是个舞迷，开始令人感到奇怪，原来解放后她在纱厂做工，那时候要求年青人都去学跳舞，但后来政策左了，认为跳舞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禁止了2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了禁，所以那位党员阿姨会跳舞也并不奇怪了。街道要我开办个粤语班，因为那时有一些老人要到香港、深圳或国外去看望儿女，想学点粤语，他办了三期，每期有20来个学生，只收一点报名费，教师都是义务的。 居委会为居民服务，例如搞卫生，每星期二定为卫生日，要求居民打扫卫生，有时评比家家户户的灶间卫生，因为这里都是老房子，几户人家共用一个灶间，各管各的，往往弄得很脏。这里的沟渠常塞，居委干部就去通阴沟，深受居民欢迎。还有每天早晨在居委门口做广播操，总有二三十个老年居民参加；又如医疗服务，每星期有两个早上，请来一位退休医生，给居民义务量血压，看毛病，但不开药方；街道有时也组织旅游和节日聚餐等等，吸引了许多中老年居民参加。 基层政权市政建设是三级管理，即市、区和街道。居委会是街道的下属机构，是个实实在在的基层政权，专政的基石。上面下达什么任务，层层下达，最后就落到居委会，落实到居民中去。 我国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时期，就有所谓“保甲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设甲长保长，以此来钳制、统治庶民。国民党一直沿用这反动的保甲制，保长甲长抽丁拉夫，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老百姓真是深恶痛绝！如今的政府，引进了苏联斯大林几十年极权统治的经验，居委会有着比保甲制度更严密的组织：居民十几户设一个小组长，十几个小组设一个块长，居委干部分块包干。在每个块里，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成为治保委员、调解委员、老龄委员、民政委员……等，居委会经常召开各条的会议，如治保主任召集各块的治保委员开会等。居委干部、小组长、和许多委员们，这些婆婆妈妈基层干部，随时随地可以到各家各户去串门聊天，了解情况。上头如果要追查什么人，居委立即喊来有关的小组长和邻居，把那个人的种种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小组长甚至坐在门口看风，随时把情况报告公安局，有什么风吹草动，早在控制之中！89年64事件时，我回广州去了，后来人家告诉我，那时候居委会可忙啦，干部到有大学生的家庭做工作，要求家长阻止青年人上街闹事，居委日夜值班，晚上去撕掉马路上的反动标语云。 在这新保甲制度下，户口管理特别严格，凭户口簿领粮票、油票、布票……；不但搬迁要登记户口，那怕你临时在别处住一夜，也得报临时户口，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监控得严严实实，不让你有半点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就不需要这赤裸裸的保甲制度，人们只有一张身份证明就行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生活，资本主义社会用银行的收支和高科技去监控人，只要你不犯法，不予干预。 我国实行间接的选举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可以直接投票选举总统。我国是分层选举：先从居委居民投票选举区代表，区代表选举市代表，市代表选举省代表，省代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选举国家主席。这样的选举每三年一次，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看来是比较民主些，其实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两派轮流执政，像美国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因为一切报纸、电视的宣传媒体，都控制在大资产阶级手里，所以选来选去，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总统，这样的民主也是很有限度的。 我作为文教，每次选举先用大字公布选民名单，一切“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都没有选举资格。选民榜张贴出来后，让居民排着队前来观看，然后分组讨论并酝酿候选人。经过街道办事处的认真审查和批准，正式候选人名单出来了：共三个候选人。我们居委的治保主任宋阿姨在候选人名单中，因为她能说会道，远近有名，其余两个候选择人大家都不认识，是街道批下来的名单。到选举那天，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居民们分组排好了队，各人分到一张选票，要求在三个候选人中任选两人，在选票的名单上划两个圈。没有到的人可以请别人代选。选举完毕后，当众进行开票，我们居委选举结果是宋阿姨的选票最多，其次是那两个不认识的人中的一个。这样的间接选举，很多居民并不感兴趣，认为是形式主义，因为候选人的名单是上面定下来的，是共产党内定的，连人都没有看到过，怎能投他的票呢？居委会的基层选举尚且如此，再往上的选举更可想而知了，选出来的都是共产党早已圈定的人。 宋阿姨因为工作出色，多年被街道评为治保先进，居民都投她的票，得票很多，因而被选为区人民代表，这个居委会也感到光荣。她当上区代表后，很快就参加了共产党。虽说“人民代表为人民”，但一个小区的代表，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权力，也只能管管垃圾箱之类无关重要的事而已。 总之，居委会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为居民服务，搞了许多活动，办了一些实事，颇受居民欢迎；另方面它是个基层政权，专政的基石，像蜘蛛网一样，把居民监控得严严实实。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居委会干部和小组长们，就是对“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的基层执行者，如监督那些被专政的人去扫街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居委会的工作方法变得文明一些，原来的婆婆妈妈都改为有文化的年青干部了，也不随便到居民家里串门了，因为居民对此十分反感。小组长也只传个信息，有事打个招呼，过去常开的居民会议也不开了，什么卫生日也不搞了，临时户口也不用报了。居委会这个基层政权不是削弱，而是更正规化，居委都有电脑，储存着大量信息，并与上级机关联网。 我1986年在居委工作到1992年，当中请假回广州半年，先后搞了五年多时间的文教工作，这倒是我晚年的一段非常有趣的生活，发挥了余热，也深入到政权的基层，了解到一些情况，感到无比欣慰！直到上面号召70岁以上的一律退下来，让年青同志顶上去时，我才跟其他老阿姨一起，依依不舍地从居委“退休”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