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被国民党逮捕 到1948年，国共内战打了三年，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国临近解放，国民党到处乱抓人。正当我们庆祝结婚一周年纪念的那天晚上，我和阿罗突然莫明其妙地，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逮捕！后来才晓得，原来是抓上海立信学校的共产党学生，我们有位女同志陶瑞兰曾在立信念过书，结果乱抓到她，可是那时她已回广东，不在上海，抓不到她，军警就在她家里乱搜，发现床底下有许多《青年与妇女》杂志，就认为她是共产党无疑，便搜查得更仔细，发现了我的一张结婚小照，就反复查问她家人。原来我曾租过她家的灶坡间住过，大家十分熟悉，我结婚时陶就向我讨了一张小照，想不到竟然因此出了事！那时候抓人不要任何证据，也没有什么逮捕证，真是无法无天的世界！ 那时候我开办民校，身上挂着教育局的徵章，军警还比较客气，乱翻了一下，好在我家里对文件之类收藏得好，他们只看到几本《求真》与《青年与妇女》杂志，也就信为共产党的证据，竟然把我和阿罗抓去。 我们起先被告关在威海卫路一处临时的拘留所，二十几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旁边放个马桶，又脏又臭，因为人多，晚上睡也睡不下，你的脚碰到我的头，我的脚踏实着你的腰，有的人干脆靠墙边坐着。他们大都是无缘无故被抓进来的，大家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到第二天，阿罗被放出来，她胆子很大，竟然闯到我们男拘留所这边来，告诉我她已释放，叫我放心，她会想方设法，你也会很快出来的！当时我还摸不着头脑，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被捕？我被关押三天还没有审讯过，但到第四天，却突然把我押解到北四川路上海警备司令总部的大牢里。谁都知道这里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场，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人称之为“阎王殿”，多少革命志士被残酷屠杀的地方。我被关在一间黑牢里，高处只有一个小窗，日间透着微弱的亮光，但见人影浮动，约十来个人，看不清面目。后来才能知道他们多半是搞工会工作的工人，都被当作共产党抓来的。但他们很镇定，毫不畏惧，并且很关心别人，知道我是办民校的，对我很尊重和照顾，他们有的也可能是共产党员。 在大牢里，日里夜里不断听到铁门、脚镣声，不断听到受刑者的惨叫声，令人毛骨耸然！一切反动派对待不同政见者，称之为政敌，严刑迫供，置之死地而后已。那年为了镇压电车工人罢工，王孝和就是从这里被拖出去枪毙的！听说立信学校的一个共产党员，原来就关在这里，因为用刑太残酷，他便吞下自己的眼镜而自杀的！ 我经过几次审讯，才知道是立信学校的共产党案被牵连的。因为在陶和我家里都看到《求真》与《青年与妇女》杂志这些刊物，上头已知道我并非共产党人，但国民党对托派革命党也在镇压之列，当年陈独秀、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就长期限被关押在国民党的大牢里，直到抗战之初才被释放出来的。我与立信案子毫无关系，审讯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我当然也不会牵连到其他人，也算经得起又一次的严峻考验！虽未用过刑，但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阿罗在外，也知道是立信学校事件，与托派无关，所以四出活动，托人保释。由于她当厂长的哥哥托到司令部的一位法官，也用了一些钱，于是我从小黑牢被转到一间有光线的大牢去，大大地改善了监狱里的非人生活环境。这里的空气比黑牢好些，有个水厕。蹲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多是国民党的什么官，但有两位广东人，他们是《观察》杂志的编辑，由於杂志刊出一篇文章，被认为泄露了军事秘密，使国民党打了败仗，蒋光头大发雷霆，下令把《观察》杂志社封了，不但编辑和一切工作人员被捕，凡到杂志社去的人都被抓起来，一下子抓了几十人！由于杂志社有钱，每天外面有人送饭菜进来给予两个编辑吃，我来了以后就请我一起吃，在狱中能品尝美味佳肴，实在难得。后来听说这位叫林元的编辑被押解到南京去。解放后，旧《观察》改为《新观察》，林元也成了名记者。当年国民党没有抓到的主编储安平，却在后来共产党的反右斗争中成了个大右派！ 罗在外面与立信案的家属联系上后，跟大家一起到“参议院”告状，要求警备司令部释放政治犯！那时候蒋光头已隐退，由李宗仁当总统。1949年2月11日上海大公报刊出题为《政治犯百名 家属盼早归》的报道： “自1月25日李代总统饬令行政院采取祥和措施，如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等，迄今已半月有余。据悉，本市仍有若干政治嫌疑犯未获释放。現有一部分被押者家属具呈市参议会请求转请警备部早日审理释放。呈文上名单共有102人，抄录于次：…………”
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李洛明，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派也无可奈何，一些被无缘无故抓好去的人就交保释放了。不久，我也被交保释放了，从被抓到释放，冤枉被关押了三个多月！释放时那位熟悉的法官关心地告诉我：“现在外面很乱，出去后最好离开上海，否则有再被捕的危险。”1949年3月间我出狱时，内战形势大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节节胜利，大军南下，上海已临近解放。我返复考虑到苏共与中共几十年的反托史，留在上海是危险的。那时候托派中央已迁移到香港，彭述之、刘家良、乃光、郑松等人都已先后离开上海了。法官的忠告是有道理的，留在上海还有再被抓的危险，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决定与罗真南下，一同回到我的老家广东再作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