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到上海去 那时候从香港到上海，船行两天两夜，我是第一次乘大轮船，经台湾海峡附近时，风浪翻滚，轮船颠簸，一时不能适应，几乎晕船。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到上海念大学的托派朋友，中山人，名刘大汉，他喜欢画国画，拜过名师，后来是个有名的画家。我们坐的是五等仓，租了一张草席，跑到船顶打地铺而睡，以图凉快。轮船虽沿太平洋岸边行驶，却看不到陆地山影，四面都是水天一色，许多海鸥跟着行船飞来飞去。我们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早上看朝阳东升，绚丽多彩，傍晚看夕阳西下，纯朴自然，这一幅幅秀丽的风景画，必将画入青年画家的画卷里。刘大汉后来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在托派出版的《新声》杂志封面设计过四个钟铃，象征着第四国际。几十年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他回国开画展的消息，原来他已在外国生活了。 轮船进入黄浦江后，一个大上海展现在眼前，它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上百万的工人阶级。1925－27年大革命时，三次暴动，夺取政权，但都失败了！眼见黄浦江上一座座工厂，一幢幢楼房，一望无际的外滩，雄伟壮观。使人振奋。然而那时的上海，四周都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租界好比是个孤岛，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方不小，周围沧陷区的的人都纷纷逃难到这里来，因此人称之为“孤岛天堂”。 我到上海后第一个去联系的人就是郑松。那时他在南京路新新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在大门口一个专卖手帕的大柜台上，周围挤满了顾客，但见两个售货员忙得不可交加，其中一人就是郑松。他身体修长，英俊潇洒，很象电影明星刘琼；那位女售货员也英姿飒，后来竟成了郑的爱人，名梁珊。郑松有一段传奇的历史，他早在念中学时，参加学校的抗日宣传队，那天正在街头上演讲，忽遇敌机空袭，一块弹壳射进他体内，人们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抢救，当天报纸报导了这件新闻后，县长等一些官员亲自前往慰问，他一时成为风头人物——小抗日英雄！我到上海后跟他接上了组织关系。郑松后来跟我一起开办民校，工作多年，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同志加兄弟。跟他一起走时，总喜欢用手揽着你的肩膀，对人非常亲切。六十年后，他夫妇从加拿大回国观光，宁愿挤住在我家里，谈天说笑，不住宾馆，那时我们都已是耄耋老人，但他身体健好，风趣不减当年。他喜欢吃中国的“特产”：炸臭豆腐、烘山芋、油条和大饼。有时托人带回一些加拿大的特产，上面亲切地写着“永弟”两个字。 大夏大学我在香港就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那时大夏已迁到抗战大后方，部分迁到上海租界，即如今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的原址，只有十来个课室，设备十分简陋。当时从广东中山到上海来升大的还有许多人，如林成添、林植权、郑凤韶、刘宽德等，多是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或同情者。他们有的考入复旦、同济或大夏，大家常来常往，好不热闹。 我到上海后良叔（刘耀如）安排我与“小谢”同住。他比我大几岁，江苏人，其实他并不姓谢，真名叫藉云龙，他脑壳大，块头大，能说会道，对人十分热情。他不在大学念书，每天上班工作。我们租到白克路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屋顶，旁边就是天台，房间两边没有一人高，我们每人一张小铁床和一张桌子，连个凳子都没有的。房东是广东人，我在房东处搭食，不用开伙。 藉对我读土木工程系很不以为然，认为社会上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告诉他一个笑话：为什么喜欢读土木工程呢？因为小时候有个亲戚搞建筑，专给人造房子，令我非常羡慕，立志将来当个建筑工程师，所以考大学就选土木工程这一系。将来革命成功后，也可以多团结一些技术人员。 我们同住的第一天，他就严肃地对我讲要注意保密，说组织经常遭到破坏，损失惨重，要提高警惕。他关照我不要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不要把地址告诉别人，那怕是同志。在街上如果发现被人盯梢，就要兜圈子把尾巴摔掉。他连自己工作的地方也没有告诉我，当然我也就不问他。我们房间在他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本《圣经》，让别人看到，还以为他是个基督教务长呢！原来天真活泼的我，从此就严肃起来，懂得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的铁蹄下做秘密革命工作，绝不能疏忽大意的。正由于他重视保密，所以后来在不幸发生的几次事故中，他没有被牵连。当然，后来在1952年中共对托“一网打尽”中也不能幸免。 那时候他正在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晚上如果不开会就埋头看书或写作。后来我看到他在《西流》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很感人，在当年描写工人疾苦的小说是难能可贵的。知道他爱好文艺，会写小说我也很感兴趣，就请教他写作方法。他很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我们席地而坐，促膝谈心，一谈几个钟头。原来那时他已是托派市委成员，负责两个工人支部的工作，所以一天到晚是很忙的。我和他同住约一年时间，学到了不少东西，生活十分愉快。抗战胜利后，在托派公开出版的《青年与妇女》月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短篇小说，很受青年读者欢迎。接下来在托派的大型理论月刊《求真杂志》上，竟然也看到他的经济论文，署名“竹云龙”，想不到他会写小说，又能写出洋洋数千言的论文，能文能武，令我十分羡慕。但他说得很平淡，认为写小说或理论文章都是一样的推理，矛盾的展开、结论或结局。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一篇小说和论文也在《青妇》上发表了。我最后看到云龙是1957年在上海监狱里，作为囚犯，公安部组织我们去东北参观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托派20来人参加。那时候他长得更魁梧了，被判无期，还是过去那样谈笑风生，他和杜畏之、陆绩是我们当中最活跃的几个，干部不在时，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学习讨论时，大家也只是人云亦云，“难得胡涂”而已。后来听说他患肝癌，医治无效，惨死狱中。好一个具有天份的托派理论和文学工作者就这样牺牲了！ 欧伯讲史到上海不久，参加了一个学习班，托派领导人彭述之（欧伯）讲《中国革命史》，彭早年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长，是陈独秀的左右手，领导过中国1925-27年的大革命，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导致革命失败后，他同意托洛茨基观点，与陈独秀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接下来又与陈独秀一起被国民党逮捕，直到抗战初才被释放出来。所以他讲中国革命史，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托氏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举出许多生动的事例，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听，特别是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更加深刻沉重！参加学习班的人有王国龙、藉云龙、杨玉琼，他们都是上海临委（市委）的成员，还有高擎宇、刘乃光，刘宽德和我等，地点在新闸路刘宽德家里，彭的妻子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妇女活动家陈碧云，每次也陪同前来。这是托派内部的高级学习班，使我对大革命的历史和对托派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学习班每周一次，持续了好几个月才结束，可惜我们都没有认真做好笔记，否则可以整理成一本有血有肉的中国革命史了。 《校内生活》1941年12月，日帝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租界，沦陷后的上海成了恐怖世界，马路上架起铁丝网，由荷枪实弹的日军把守着，随时对来往行人搜身，随时进入民宅检查，人民失去了自由，受尽欺侮与凌辱，饱尝亡国奴的苦楚，就好比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使人透不过气来。 上海沦陷后，我父亲便不能从澳洲寄钱来供我念大学，第二年便要找工作做，维持生活。正在这时候，组织上派刘家良（大家尊称他为“良叔”）征求我和乃光意见，问我们是否愿意搞油印工作，我们说参加革命就是为革命而工作的，什么艰苦工作都不怕。于是良叔很认真地告诉我们：「日帝占领上海租界后，形势恶劣，原来我们对外宣传铅印出版的《斗争报》，如今已不能出版和散发了，因此由你们两位用油印出版《校内生活》，供同志们学习之用。这是一项重要的秘密工作。同时，由于同志们家里都有许多马、列、托著作和社会科学藏书，很不安全，所以由你们开个旧书摊，把大家的藏书放在那里。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小摊位做些小买卖，既作掩饰，也可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我们都同恴，就这样，乃光和我从此便从事这秘密工作，不与其他人来往，由中央派良叔单线与我们直接联系。 我们在白克路菜场租了一个小摊位，开了一个书摊，大家把一些藏书搬来，我们只摆出普通的书刊作掩护，要紧的书藏在麻袋里，不摆出来，还搞些面包食品小买卖。良叔每星期给我们开一次支部会，或带《校内生活》的稿件来，乃光就在家里刻腊版，到印刷时，我晚上回去帮他一起搞。为了安全，我们连油印机、滚筒都没有的，只用一块橡皮钉在木板上作刮板，简陋的工具，遇到紧急情况收拾起来也方便，听说中共搞地下工作就是这样印发传单的。 良叔名叫刘家良（耀如），广东中山人，北大学生，一直被国民党关在监狱里，抗战初期才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先后被释放出来。他个子修长，身体较弱，可是热情奔放，平易近人。据说他在国民党监狱里埋头学英语。每周跟我们开支部会时，就带着伊罗生那本英文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若干年后，由他翻译的这本有托洛茨基序言的书出版了。 那时候油印的《校内生活》只印三四十份，供同志们传阅。此外，还出版了彭述之、刘家良的《什么叫托派？》或《托派的抗日主张》等小册子。那时的《校内生活》刊登的大都是争论文章，与陈独秀争论，与少数派争论。当时中国托派内部已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是属多数派，主张联合抗日，认为国民党妥协投降，抗日不彻底，因此反对“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少数派则主张把抗日战争变成革命战争；陈独秀都不属于这两派，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后，他不甘心再回到上海，在亭子间里搞地下工作，而去了抗战大后方——武汉，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战，在华中大学、青年会等处公开发表了热情扬溢的演讲，鼓吹团结抗日，受到国人热烈的欢迎。他还指派王凡西到国民党部队搞军事工作，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后来却遭到中共的恶毒污蔑，无中生有地说陈接受日帝津贴，诬陷他为汉奸走狗卖国贼！陈因此无法活动，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好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中国托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这样被淹埋了，他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这些日子，我们与良叔亲如家人，他对我们从思想到生活莫不关怀备至。刘家良是中国托派的二号人物，他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写作能力极强，下笔千言，往往一气呵成，原稿极少删改，小标题是全文完成后为便于人们阅读而添上的。我看到他的一些笔记本，都是一本本的学生练习薄，写得密密麻麻的。他不仅对现代政治有研究，对原始社会也有研究。他后来在《青年与妇女》、《新声》和大型《求真杂志》上发表过大量论文，分析问题逻辑性强，一针见血。上海解放前，他先后与彭述之等人去了香港，那时第四国际总部设在法国，他们储备赴法，但先要在越南住满三年，才能取得法国的签证。于是他们去了越南。不久，惨痛的噩耗传来，刘家良不幸在越南遇难！据说他接受越盟占领区一个参谋长（以前的托派分子）的邀请，去开会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说保证有军队护送，但在开完会后即把他和一些人逮捕，后来在狱中逝世，中国托派的第二号人物，久经考验的出色的理论家，就这样不幸牺牲在越南，时年还不到五十岁！ 上面我讲到那时的《校内生活》多是一些争论文章，小小的托派组织，就分裂成多数与少数两派，听说这已成托派组织的顽症，世界许多国家的托派组织无不如此，争争吵吵，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弄得四分五裂，统一不起来。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形势所迫，形势比人还强。像陈独秀那样才干的人，在那个时代的形势之下，竟然也毫无办法开创一条出路，这就说明了问题的要害。郑超麟一生写过许多批判彭述之的文章，即少数派对多数派的争论文，后来在他临终前整理晚年文集时，也都统统删去了。 我们这个旧书摊也只开了一年多时间，因为后来人们可把图书搬回家里去，便把书摊关闭了。油印出版的《校内生活》由乃光负责，我先后在小学教书和到体育馆管理图书，以维持生活。那时在上海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经常吃的是“面咯哒”。可是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因为旧书摊还有许多好书未搬走，如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选集或全集，有中、英、俄、日文各种版本，以及其他如《鲁迅全集》等，都十分珍贵。我们有空就看书，有时还把英、日版本对照着看，那时我们也略懂些英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