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安德烈·马尔罗《中国大革命序曲》（小说）
第一部 来华
六月二十五日
广州业已宣布总罢工
这一个加上红线以示紧要的无线电报，是在昨天揭贴的。
极目远望，印度洋水波不兴，平静如镜。满天是变幻不定的云彩，大气像浴室里的蒸气似的压抑着我们；我们为浓厚的空气所包围，为温暖的水分所浸透。旅客们在甲板上来回地踱，计算着他们的脚步，很密切地在注意那块白色的揭示牌，因为夜间收到的电报，不久就要在那里揭贴出来。从这些每天收到的无线电报中，戏剧的第一幕已经明确地展露在我们前面，这戏剧愈加具体，终于成为直接的威吓，使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烦恼起来了。以前，广州政府的敌对态度只以空话为限，而目前的无线电报却表示出它突然转入行动了。最使我们受到感动的，还不在于那些罢工、骚扰与巷战；而在于那意外的坚决，它竟与大不列颠一样地坚韧，已经不仅在口头上表示，而且用以攻击英国最宝贵的东西，即它的威名与财富了。
广州政府治下的各省，抵制一切英国货，甚至由中国人承卖的物品，也都在抵制之列；这方法现已逐渐统制着各个市场；香港工厂中的工人则在机器旁怠工；最后，总罢工的发生，那就一下子影响着这个英国属岛的全部贸易；再据报纸的通讯上看来，军事学校的学生异常活动：所有这一切消息，使旅客们觉得遇到了一种完全新式的战争；但这战争系由中国南部无政府主义派的力量所主持，受着一些神秘的同盟者的援助，反对着英国在远东统治的象征物，即香港这一个军事的堡垒，由这堡垒，那个强固的帝国监察着它的臣民。
香港这一个岛，地图上是用黑色画的，并且画得很显明；它像一条门栓似的封住了珠江。沿江岸展开着灰色的一大块，那就是广州，周围的点子，则表示着散处四郊的乡镇。它与英国大炮的距离，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每天旅客们总是注视着这颗小黑点，仿佛在期待着什么启示，他们开始有点不安，现在却忧虑起来了，而且焦灼地猜度着：究竟他们生命所寄的堡垒，——这世界上最富的宝石——行将如何防卫。
假使香港遭到了灾害，早晚沦落为小小的商埠，又假使它简直就此衰微了，那中国能找到许多中坚分子（以前他们老是失败的），从事反对白种人的斗争，而欧洲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将被取消了。我们乘客中的一些棉花商与马商，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们大概都在盘算着：“这事件会怎样地影响到我的事业？”他们那一副满腔心事的脸色，就是目前进行着的可怕斗争的反映；这斗争乃是一个混乱的、临时组织起来的国家，反对着世界上那个最有毅力、最坚韧与最强有力的民族。
甲板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旅客们急忙地奔跑、推拥：因为无线电报贴出来了。
“英国、比利时、美国”——没有重要的消息——“瑞士、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也没有什么，读下去。——“俄国”——呀，也是什么都没有——“中国”——呀！这该读一下了——
共和国的总统……
——读下去——
沈阳：张作霖……
——读下去——
广州。
无线电报很长；站得太远的旅客，想挤近来，我们给挤到壁上了。
大队学生与工人结队游行，由俄国军官指挥的黄埔军校学生，列队压后，竟向沙面开枪。扼守桥梁之欧洲水兵乃以机关枪还击。军校生在其俄国教官的命令之下，数次企图冲袭桥梁，均被击退，且蒙受重大损失。
沙面之欧妇及其儿童，如属可能，将由美船退至香港。英军出动已刻不容缓。
突然间，静了下来。
一种惶惑的情态过去了。谁也不说话。旅客们茫然若失地四散着。不过在右边，有两个法国人走在一起谈话：“先生，究竟各国政府将在什么时候才决心采取坚决办法呢？这办法……”他们一路向酒排间方面走去，震耳的机器声吞没了他们那句话的末尾。
明天可到新加坡。在十天之内，我们还到不了香港……
五点钟
又一个无线电报贴出来了；这时候揭贴电报，那是一件极其非常的事情：
沙面已无电灯。全租界陷于黑暗之中。与广州交通之各个桥梁，均已急忙间筑有防御工事，设置铁丝网，该数处系由炮舰上之探照灯所照明。
新加坡，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
为要检核护照，等得很久。大约有三十辆出差汽车，排列在码头的后面，等着我们租赁。马来小孩子们在喊卖报纸——《海峡时报》、《马来报》。他们立刻给包围了，旅客们买到了报纸，性急地将它揭开来读，沙沙作声，有几张掉在地上，倾刻间给捡起来了。那些没福拿到报纸的人们，从他们较为幸运的同伴们的肩上望过去。但这都是白费力气……因为这些晚报上的消息，以及他们所公布的无线电报，我们昨天在海上就已经知道了。
跳上第一辆放过来的汽车，我向城市驶去，中间经过荒凉的东方式的附郊，那里有一条沙石铺成的道路，围绕着一个宝塔，宝塔的四边，已经变成广告牌了。穿过了桥，我发现左面是满眼青蓝色的中国人居住的区域，那里河上的舢板船，挨挤在一起，仿佛是一群牛羊。右边是英国人的居住区域，那里有银行，有轮船公司，有三和土筑成的伟大房屋，其中设有好几百家公事房；上面，在那四周围着青草的小山上，点缀着许多别墅。这儿英国人的势力，和它在伦敦的势力一样地完整，并且几乎是同样的显明；这种势力为此等贸易上的城堡所保证，而后者却又由武库里的枪炮所保护着的。
此地有渡船的埠头，有名叫来佛尔的旅馆，它有合式而业已荒芜的花园，有从植物园中移植来的棕梠树，印度锡克人的扛搬夫，以及中国人的侍者。它那带有柚子香味的柠檬，乃是亚洲最好的。此地，我也许还能听到些新闻吧？
酒排间里很拥挤。在中央的一张桌子旁，独自坐着一个穿本色布衣服的巨人，他生的那张嘴巴，我仿佛认识：很软，具有丰满的嘴唇，微曲而有点突出，这是一种善于舔吮而多言的嘴唇。……是的，他是梁司基，是一个俄国人，以前他曾经做过古玩收藏者，旅行了两年以后，现在得到了波士顿博物院的资助，在搜寻亚洲艺术中的珍品。
他的座位，靠近弹子盘上那块长方形的大青呢，青呢上即有用图画钉钉着的无线电报。（电报一接到手，一个中国侍者就拿来钉在那里；每当大赛之日，侍者总是抄几份号码送给那些给过小账的客人。）
我过去招呼梁司基。一阵俄国式满心喜悦的表示以后，他指着桌上刚由一个印度人买来，排成风琴管形的五只紫檀木刻成的小象，说道：
“你瞧，我的朋友（我怕已会过他五次面了），我正在收买这些小象。将来我们如果也来从事开掘，我将在重新封墓的时候，把这些象放在里面。五十年之后，第二次开棺的那些人，将在坟墓的底里发现这些小东西，那时小象的身上当然裹上了土，而且剥蚀了，他们会上当。……我觉得愚弄后代真是有趣。在吴哥窟中的一个塔上，我用梵文刻上了一篇极淫秽的文字，很小心地将它弄得极污秽；样子像是很古。芬诺脱将来一定会把它讲解出来的吧，对这班岸然道貌的人也该跟他们开点儿玩笑……”
我不很听他的话；因为我坐在桌子的对面，正从他的肩头读着无线电报：
香港——情势极度严重。鉴于英军或能自香港派遣至广州，故此间有五万余华人，开始罢工。
“你想诬蔑神道吗？梁司基。”
“一个人总得给自己找点消遣。……而像我那样的人，亲爱的朋友，那是很少有消遣的。……有一位半仙告诉过我：死者的精灵在夜里是很痛苦的，因为黑暗妨碍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见到生物，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在月光之下，用枕头（你知道精灵是在枕头里避夜的）中的绒毛做出各种模型来，就跟理发匠用头发来做模型一样。这是很真的，我亲爱的朋友，这是很真的。你只叫在某一个早晨，轻轻打开你的枕头来看，你可以发现这些羽毛已形成各种各样的小图案——有问号式的，十字形的，更有像白鹭，像各种鸟的……我曾经亲自做过几种，用以愚弄精灵，这比愚弄学者更加可怕。不过，我总不能这样地渡过一生。……所以你瞧吧，我亲爱的朋友，我简直跟精灵们一样地痛苦。只是我的夜比他们的更长些吧了，仿佛是漫漫无尽的长夜。……”
“你很悲哀，梁司基？”
“我不会悲哀……我只是缺少爱情与讽刺。因为我回到欧洲去的时候，恰巧这两者都已经逃走了。……”
侍者又拿进了一张新的消息纸来。
香港——罢工已曼延至轮船公司。内海与内河各轮均已停驶。太古公司以及香港、广州、澳门轮船公司各轮上的华人水手，均已离职。
“你不欢喜中国吗？”
“对于中国新近崇拜的神祇，——镜子、电光、留声机器（这个具有喇叭的神）——我也许是欢喜的。留声机器竟是一种野兽，你总不会不知道的吧……一个青色鲜明的帐帷，很奇怪地会落在祖宗祭台的后面，这也能叫人发生奇异的思想。有人以为留声机是一种叫死人气恼的精灵，这思想是值得宣传的。……这思想在北方一定能为人接受。……请看你右面柱上所挂的新加坡的地图吧。你可见海水的蓝色，是从底到顶，逐渐地淡下来的？时间在中国也是这样的递减着；在北方，时间并不存在，地图的颜色是洁白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亲爱的朋友，这个古老的帝国，就像一个溺毙的人，他带着一种淡漠的神情，回顾着血腥的古代史，同时又注视着脖颈——这是它新的拜物教。那是赌博，有赌就别无他求了。你注意到吗？世界已给人放进到骨牌中去。到处是数字、花色，而在这些之上，有两者都值得尊敬的，却还是幸运与风头。……”
侍者又来了。
香港——英国对于华人之总罢工，报以食粮出口的禁令。凡华人食粮存储于香港堆栈者，均不许离埠。华人极度愤慨。
现在，梁司基也随着我注视的方向望去。说道：
“是的，真正的赌博，郑重其事的赌博，该在南方找寻的，在南方，地图上蓝色的程度比较深，因为时间过得有点太快。不过首先，你得注意那些先决条件，即中国无论在舒适的享乐与肉欲方面的美国化，……在广州，旧宝塔的废墟上，现在却建筑了加利福尼亚式的旅馆，十三楼的商店，以及许多可怕的摩天楼，那里头的一楼是电影院；二楼有戏院；三楼有各种游艺——自动机器、木球、走绳索、角斗、跳舞；四楼是吸烟室；五楼茶室；六楼是高等妓女；七楼是一些写字间。再上去那是娼妇所开的居室。更上面，又是一些写字间。屋顶上有花园与中西式的旅馆。四……”
“这一大篇名目背得好熟！你全记住的吗？”
“在亚洲，我的心就注意着这些事情！……不过，当你打断我话头的时候，我正要讲‘四架电梯’，你那样打断我的说话，表示出你缺乏好奇心。”
“我很焦躁地要等你讲那几架‘电梯’的下文。”
“我那几架‘电梯’的下文就是革命。你知道广州政府的存在，主要是依赖着贫民的捐助。不过也有许多富商捐助的，他们送钱给革命者，特别是送给国民党。那位独坐在酒排间靠边桌子旁的胖中国人，侍者正在拿一张无线电报给他的，就是顾琛，他是本地党部的主席……”
（我认识他；因为我口袋里有他的照片。）
“他拥有好几百万元的家产。可是他将自己的财产来赌革命，最近的几天来，他又在赌战争了。”
“这场赌怕有点危险了。”
“你以为如此吗？其实赌输了也不危险。在香港的一条僻静而舒适的街上，你可以看到许多窗扉紧闭的房子，四周围绕着很大的花园……”
又来一个无线电报：
哈尔滨——中东铁路中的布尔什维克官长，命令其职工捐助一部分薪水，以援助香港的罢工者。这一例子，不久将为全部东西伯利亚所效尤。
香港——全体银行关门。
“……那条街上的房子并不是寄宿舍——完全不是的；它们都是私人的住宅，当中国的和平发生危险时，中国的领袖们总是把他们那许多的娇妻送到这些房子里去。某些革命领袖们的娇妻爱妾，与他们政敌的藏娇金屋，只有一墙之隔。这些太太奶奶们有时还来往拜访，当这些将军们、先生们与独裁者们，受着命运的恩赐，相互角逐着，现在又在那些小巷中会面。孙中山经过此地，当然会回忆起自己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
“这些日子已经过去的了。”
“谁能这样说呢？”
“有时候，梁司基，人们是可以这样说的。例如目前广州政府竟敢来反对英国，人们总能说这不是纯属……”
“纯属幻想的吧？”
“本来幻想的王国也是够迷人的，你刚才自己也正在那里游历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忧郁地接口道：
“中国这个国家真是无奇不有。现在竟向英国进攻！自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后，国民党已经普及了全中国。现在它正在广州从事改组，它历尽了无数次挫败与胜利之后，极像萌芽时代的新教徒在日内瓦改组自己一样。……在过去的十四年内，他们怀着愚蠢与伟大两者混和的精神，努力要建设他们的共和国。……真正的转变开始于孙中山的死，那时由布尔什维克所把持的委员会统治了党与政府，这些布尔什维克们！不过像加林那样的人，决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在哪一方面说呢？”
“哦，我的朋友，假使你把布尔什维克解释成革命者，那么加林确乎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过，你假使同我一样把布尔什维克看成为一种特殊型的革命者，在他所具有的各种特点中之一，必须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见称的，那么据我看来，加林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说‘据我看来……’因为我现在同你所讲的事情，其实我自己知道的也就很少。况且，有什么人能认识加林，又有谁能认识鲍罗庭呢？鲍罗庭的真名字叫做勃朗什么，我也不很知道。他是一个拉脱维亚产的犹太人。而加林呢，也是和他一样的不是俄国人。他的父亲是瑞士人。他的教育差不多完全是在法国受的。我所知道他们的，就尽于此。（这两个人正在鼓动中国起来反对我们，但我们关于他们的见解与性格的情报，竟知道得那么少，真是奇怪……）巧得很，如果你对这班人觉得有兴趣，这里倒有一位人物，我们将要谈到他的，此人在我看来，竟是极奇怪，极奇怪的；他是一个年青的中国人，名叫洪，他是恐怖主义者的一个首领。你听见过他吗？”
“没有。”
“这是可惜的。人家告诉过我关于他的事情，我已记不很清楚，不过这是极有趣的呀！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布尔什维克正在教育着的那些人，要回转来反对他们了……”
侍者给我们拿来了可可与冰牛奶，同时又贴出了从香港来的最后的无线电报：
沙面邮政业已不通，电话线被割断。
五点钟
几分钟内我们就要动身。最后，卖报童子来了。他们喘息着攀登了悬桥，带着方才印好的报纸，还是潮湿的，可是立刻就卖完了。我们读到了下面的消息：
广州——湾中停泊之英国汽船已被征发。市内妇孺奉命上船，准备退赴香港。沙面已成军营。
这会有利于英国贸易的！
遣派英军与印军赴广州，业已刻不容缓。
这是多么错误！现在且看香港的消息：
香港——贸易业已停顿。私家旅馆与医院中服务之中国仆役拒绝工作。
未证实消息：各大轮船上之雇员，将于今日午后宣布罢工。
一个酒排间里的茶房在甲板上奔跑，打钟。这是开船的信号。兑钱的印度人要离船了，钱币在他的钱袋里作响。在悬桥的顶端，日本小贩在叫卖东西——藤椅子、肥皂、带子、香料。马来果贩们笨拙地回上岸去，拖着沉重的竹篮，那里蓬蓬松松铺着香蕉叶，满放着黄黄的芒果，与番茄相似的柿子，以及硕大的青橙子。
混乱过后，继之以寂静。然后，全船波动着一种沉重的、震耳欲聋的、但又合乎节拍的声音。这是从机器上发出来的。梁司基急忙地告了别。他刚刚离开船，悬桥就吊起了。
夜来了。我们蒙眬地能看到一些内海的风景，因为我们的船正沿着它的边沿前进：海峡里的岛屿上，长满了中国产的灌木。再过一会，除了灯塔之外，我们再也辨别不出什么。
我在酒排间的露台上写作，又闻到了海上的清气……梁司基刚才所描写的那个美国化的中国，以及轮廓模糊而寂静的岛屿，仿佛都已经消逝在过去中了。另外一个中国涌现了出来，它是动荡而笨拙的，被一种无定形的与苦恼的灵魂所支配着。新加坡的纪念碑、名称、风景以及一切，已从我的脑子里淡去，现在代之而起的，乃是关于那城市笼统的一个印象，它所给予我的与过去其他城市所给我的印象一样的清楚，就是“力致富强”。但人们也不能完全想象出这一战斗场的情形：无论英国人与中国人，都以全力来追逐金钱；至于在下层呢，那是革命的群众，它虽然没有定形，但是积极的，它在地底下奔流，有如江河。不过在这伟大的震天价响着大轮船上汽笛声的商业城市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易辨识的。旧式荷兰风三角顶的屋子，英国维多利亚朝式的家屋，以及筑成方形的住宅，仿佛是在这温暖的红土上植下的木桩；但在这欧洲式的与中国马来式的油漆房屋的另一方面，我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区；这里的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虫虱繁殖的小客栈，以及中国人低级的办公室里；此等办公室有如新岛革命委员会、佐和耳回教国委员会、马来诸邦委员会、夸拉·伦浦耳、麻拉加、盘谷、八打威、苏拉巴亚、苏门答腊、邦尼奥……诸地委员会代表团的办事处。……人力车夫、旅馆侍役、仆役（没有一个欧人没有仆役）、码头工人的联合工会，都隶属于本市的国民党。……在目前，他们都没有行动，仿佛已经熟睡了。此地还不曾有过动乱。不过每一天，洋钱、支票、汇票总是从新加坡寄到广州去。至于那革命组织中赤膊的肥胖的老书记们，则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两手交盘在胸前，不顾风扇的响声，只是在赤道带的炎热中睡觉。
五点钟
香港——港督暂缓离此。实行检查邮件与新闻纸。
上海——华南诸省均有骚扰。各外国领馆门前已堆积石块。
香港——法国驻远东海军司令，弗朗肖大将，于昨日午后离此赴广州。
恐怖主义者继续暴行。英国志愿兵业已动员。
预定在船上举行的宴会，取消了。谁都被焦虑所压抑着，这焦虑恰如酷暑一样地渗透着人心。侍者全不见了。他们都躲避了起来，以免小有错误，即遭旅客怨恨。只有夫妇们，才不互相躲避。大家都很愤慨地指摘电报生的报告太贫乏，虽然我们都知道凡电报总是简略的。男人，无论年青人或老年人，都急速地在船舷散步，仿佛故意要把自己弄疲倦似的。待到中午最热的时候，他们睡在甲板的椅子里，只要听到一点极微的响声。就会惊醒过来。嘴里苦。大家都爱发脾气……
十点钟
香港——二十余艘轮船停在港内。有宣布封锁的可能。
六天后……
西贡，六月二十九日
那是一个荒凉僻静而带乡气的城市，有漫长的街巷，直直的街道花园，在这些花园里，青草滋生在高大的热带树之下。……坐了很久一会车，我们来到了中国人居住的区域，那里有很美丽的镀金招牌，上面写着黑字，有小的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庄口行帮。在我们前面，有一条小铁路伸展在一条青草如茵的大街中。我们挨户数着门牌：三十七，三十五，三十三。……停！我们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了，那房子和这一区域中的其他房屋一样，只不过一小间罢了。大概也是什么庄号之类。门的周围钉满了牌子，上面写着广州各公司不出名的名字。里面，在那些尘埃堆积、败坏不堪的柜台后面，有两个中国人的职员在打瞌睡。一个是尸骸似的，穿着一身白衣，另一个胖子，像泥烧的模型，赤着膊。壁上悬挂着些上海来的彩色石印画：留着前刘海的美女图、鬼怪图与风景画。在我的面前，有三辆脚踏车搅在一起。这是交趾支那国民党主席的家。我用广东话问道：
“老板在家吗？”
“他还没有回来，先生。不过你不妨上去，请你在家里等他吧。”
我由一种梯子走到二楼。那里没有人。坐了下来，懒洋洋地看着四周，只见一个欧洲式的衣橱，一只路易腓力时代式的大理石顶的桌子，一张乌木的华式沙发，两把美国式的大椅子，装饰着各种花样。头顶镜框中，配着一张孙中山的大相片，还有房主人的一张较小的照片。
一种爆炸的声音，与中国人煎油的强烈气味，打窗门口透进来……
楼梯上一阵脚步声。
老板进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国人，与一个名叫热拉尔的法国人，我之所以来此，正是要会他。介绍一番，他们用绿茶款待我，并且托我向中央委员会保证“法属印度支那各支部对于这些民主机关的忠诚不渝，这些机关……”
最后，我同热拉尔走了出来。他是国民党派到印度支那来的特别代表，到此地才几天。他的身材不大，留着胡须，胡子有点灰白了，这样子有些像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面相是痛苦的与迟疑的，可是他的神情是慈祥的。他之为人是介于近视的教授与乡村医生之间。他在我的旁边走着，脚步拖沓，他的香烟一直伸出在前面，而且还装在一只细长烟斗里。
他的车子在路角里等着我们。坐进了车，我们缓缓地开到乡间去。空气的流动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到另外一种气候中了，使我们那紧张而疲倦的肌肉，得以舒散……
“有什么新闻吗？”
他迟疑了一下，因为不知道究竟称我作“先生”呢还是“同志”。
“不多……不外乎你在报纸上所看到的。罢工的命令似乎为各工会所完全遵守的……至于英国人则还是无法应付。志愿军的组织只是一种把戏；对付暴动也许是很好的，但用以反对罢工却是无用的，运米出口的禁令，保证香港在一时间内不致有粮食的缺乏，不过我们的目的，倒从来不曾要使香港全市发生饥荒。这有什么用处呢？此项禁令对于那援助反革命组织的中国富翁，倒是一个使人倾跌的打击……”
“从昨天起就没有什么消息吗？”
“一点也没有。”
“你想交趾支那的政府已经在抄没无线电报吗？”
“不，无线电报局的职员差不多全是‘安南青年团’的团员。假使抄没，他们一定会来通知的。电报不来的原因，一定是香港停止转递了。”
谈话中断了一下。
“那么中国电站的情形又怎样？”
“中国电站都在我们宣传部的影响之下。这就一切都解释了。外间谣传说商会请求他们的主席对英宣战，说广州人监禁了沙面的英国兵，又说有一些严重的示威运动，正在准备中，——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真正严重与确实的事情，即香港的英国人看见财富是打他们那里逃跑了。抵货运动是好的。罢工则是更好。至于罢工的结果将是怎样？可惜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相信马上可以得到些消息，在过去两日内，没有一艘船开到香港，他们都停在珠江里……”
“这里的情形呢？”
“我们在此地的工作并不坏。你走的时候，至少可以叫你带六千块钱去。我希望再能捐到六千元，不过并不一定。我到这儿才四天。”
“从所得的结果来判断，他们一定很兴奋吧？”
“呀！兴奋之极！中国人本来很少热情的，但这次你可不能不说他们是热情人。你想这六千块钱，差不多全是从穷人：苦力、码头工人、工匠等捐来的。”
“哎！他们怀着希望，那是很有理由的。……香港与沙面事件……”
“当然，这一反对英国的潜伏的战争，以及英国之软弱无力，使那些穷人们兴奋欲醉。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不合乎中国风的。”
“你关于这事件的见解，很确信的吗？”
他沉默了。挤缩在车子的角里，眼睛半闭着，他也许在思索，也许只是在新鲜空气的流动中，忘其所以地在尽情享受，这空气之令人舒适，有如浴室。在蔚蓝色的黄昏的雾气里，稻田在车旁呼啸，随处都有池塘，仿佛画着许多巨大的镜子，有些地方像中国式的水墨画，绘着低矮的丛林与宝塔，上面都高竖着无线电的杆子。吻吻嘴唇，拉拉胡须，他回答道：
“英人最近在香港破获一种‘太极会’的阴谋，你听见过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刚到。”
“好吧。这太极会乃是一种秘密的团体。你知道，现在香港与广州的唯一联系，就靠一只名叫‘河南’号的小汽轮。当这汽船停泊在香港的时候，是由一名英国官员与少数几个水兵保护着的。那团体的代表很聪敏，他们懂得当英国人装满军火去接济反革命者的时候，如能在它未到广州之前加以截住，那是极有利的。”
“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这船里吗？”
“没有，这是不可能的。那只船在珠江的僻静处所将军火抛到小船里去，正如苏伊士运河中私贩毒品一样。”
“让我们再来讲那阴谋吧。六名徒党冒着他们生命的险，——这在他们自己是完全清楚的——在夜间杀死了英国的军官与水兵，驾御了这只船，他们在船上工作了四小时，天光时被英国志愿兵的哨兵所捕，那时，他们正预备着开船，带着——你猜带着什么？——一块画着两只眼睛六米突长的木头，这木头是中国船拿来作船头的。”
“我不很了解。……”
“眼睛的作用就在于给那只船作向导。因为盲船一定要撞沉的。”
“呵！呵！我知道了。”
“你觉得惊奇吗？我也是如此。不过对于这种团体，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设法将它拿在手里的。这是一些疯狂的勇士、贪名或图保身价的大富翁、许多学生、苦力等人集合起来的一个团体。”
“这样的团体，不是也和其他的一样，是在少数有力者把持之下的吗？”
“当然，不过这并不能使问题简单。”
“力量永远是力量。”
“这倒决不如此，决不如此！整个问题，倒在于如何应用这个力量。试问你能不能冒着枪弹，去抢那六米突长画着眼睛的木板，以便船只得以前进呢？”
“他们受到枪击吗？”
“不，英国人倒还能抑制！……对于这种有力者，对于这种领袖们，我们是绝无办法的。他们中有几位，教育受得很少，可是信仰极坚，他们准备作任何牺牲。和他们在一起，什么事都办得了。不过倒霉的就是那些专讲空话的、愚蠢不堪的学生们，他们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像背孔夫子的《论语》一样！我不晓得谁是太极会的首领。因为他们同我们没有来往。不过在他们的信徒中，有许多是从美国大学中读书回来的学生……总之，你可以记住：若问最厉害的一个团体，你所信仰的团体，那就是在必要时能抛弃一切，去寻找一块画眼睛的木头的……”
他看见我在微笑，于是喊道：
“呀！你以为我在夸张，在吹牛。不过你会看到，你会看到的……鲍罗庭与加林会告诉你几百件这类的事情。”
“你同加林很熟吗？”
“当然，是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你想听听关于他的事情吗？……你知道他是怎样做宣传部长的？”
“我听见过很少。”
“呵！这个……这很难解释。你知道中国对于它想付之实行的一些思想，并不认识；而它现在却受着一些思想的迷惑，正像法国人在一七八九年迷惑于平等思想一样。也许整个黄种人的亚洲，都是如此吧。例如在日本，当德国人的讲师，开始向他们宣讲尼采哲学的时候，疯狂的学生就跳崖舍身。现在广州的情形，比较的更加难明；但也许是更加可怕。比他们那里的个人主义再要赤裸，简直就难于想象了。现在苦力们觉得他们之所以生存，只因为他们生存，……现在有所谓通俗的意识形态，与那所谓通俗的艺术一般，它并不是某一高深理论的通俗化，而是些与原来理论不相同的东西，……鲍罗庭对农民与工人宣传道：‘你们都是最好的人，因为你们是农民，因为你们是工人，又因为你们是国家最大的两种力量。’这样的宣传是决不能为人接受的。你们想：这些痛苦的打击与濒死的饥饿，怎能使他们成为国家最大的两个力量？而他们之为工为农，已惯于为人所轻视了。他们深怕革命一停止，又要陷回到卑贱中去；而他们的希望，就是要脱离卑贱。至于加林所进行的国家主义的宣传，却告诉他们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他叫他们相信自己的尊严，相信他们自己的意义（如果你愿意用这个名辞的话），这种宣传倒感动了他们，那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假使你要证实此种宣传的效果，你只要注意十几个黄包车夫的情形就好了，他们具有一副狡猾瘦削的猫儿脸，穿着破烂衣服，头戴箬笠，像志愿兵一样的操练着，旁边围绕着一群面带羡慕神情的人们。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力量，在于给每一个人以土地；而这一革命的力量，则正在给每一个人以生活。要想反对这样的一种革命，无论哪一个西欧国家都是没有力量的，……仇恨！人们正要利用这仇恨来干一切事情；但这又是多么的简单呀！我们志愿军的革命热情，是有许多原因的，但首先是为了要得到这样的生活……即，只能唾骂他人的生活！这一点，鲍罗庭还不曾懂得。……”
“这两位大人物，很合得起来吗？”
“鲍罗庭与加林吗？”
开始他仿佛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其实不然，他在思索。他这样的表情很美。这个聪慧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暮色更深了。汽车的马达声之外，唯一可以听见的，只有那合乎节拍的草虫的呜唱。道路的两旁，稻田很快的向后逝去。遥望天际，一株棕榈树的叶子，在微微地动荡。
他说道：“我不信他们很合得起来；不过他们总合得起来就是了，他们两个人相互补足着对方的缺点。鲍罗庭是一个实行家；加林……”
“加林呢？”
“在某种时候，他也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你听我讲吧：在广州，你可以找到两种人。第一种是在一九二一与一九二二年，当孙中山的时候来的，他们想找一个机会来赌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称之为冒险家；在他们看来，中国乃是一本戏剧，而他们自己，则多少是与这剧本有关的角色。这些人所怀着的革命情绪，与某些军人对于军队的嗜好一样。他们从不能接受社会的生活，在生活方面有很大的要求；对于自己的生存，总想使它有一点意义；而现在呢，他们却一切不管，只是服务。另外还有一种人，同鲍罗庭一起来的，那是一些职业的革命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块原料。前者差不多全在宣传部里做事。后者差不多完全在罢工活动及军队中服务。加林是前者的代表与领袖，他们不很有力量，但比较的聪明得多。……”
“你是在鲍罗庭之前到广州的吗？”
“是的。”他回答着，面带微笑，“不过你要相信我，我这些话，是很客观的。……”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客观”这两个字，从广州革命家的嘴唇上，一定是很少能够听见的吧？
“来到广州之前呢？”
他沉默了，我感觉得不安。他会说我问得太唐突吧？他是很有权利这样说我的。不过没有这样说。他又微笑了。将他的手轻轻的放在我的膝盖上，他回答道：
“在那以前，我是河内学院里的教授。”
他的微笑更显露，同时更带有讽刺的味儿，而我的膝盖，也觉得更加沉重了，他接着说：
“不过，我还是愿意做别的事情。你想……”
这些话的后面，也许有什么故事吧？或者他在跟我开玩笑？
他马上又接上去谈话，仿佛在防我再发问题似的：
“鲍罗庭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家，特别勤恳、勇敢，有时很大胆、很单纯，而且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
“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家吗？”
“鲍罗庭是这样的一种人：此人对于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想的：‘我能利用他吗？怎样利用呢？’他这一代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中养成的，他们都觉得为人首先必须正视着现实；必须顾虑到应用政权的困难。此外，他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回忆：那是他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着年轻犹太人的生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任何人所轻视，并且还有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前途……”
草虫继续在唱它们的歌。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些情报呢？”
“几分钟之内。我们现在就要去同堤岸支部的主席聚餐，他是一家吸烟菜馆的老板，就像这家菜馆一样的。”
现在我们正经过许多菜馆，那上面都有大字招牌，并且装饰着镜子。我们所到的这个区域，那里的生活，只是耀眼的光彩与震耳的喧闹；——反光镜、玻璃镜、玻璃球与电灯泡的光芒乱搅在一起，麻将、留声机、铙钹、铜锣、歌唱以及尖锐的笛声又闹成一团……
灯光愈来愈稠密，我们的汽车夫改变了速度，很生气，不断地掀着喇叭，企图从穿白衣的人群中通过；这人群挤得比我们法国街道花园中的人堆更厚；那是工人，以及各种职业的中国人在那里散步，嘴里吃着水果与糖点。汽车过来，他们也不让道，喇叭呜呜的叫，同时安南汽车夫的嘴里拼命在骂人。在这里，一点儿法国的气味都没有。
汽车停靠在一家菜馆的门前，它并不和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菜馆一样，没有装铁栏杆的洋台，但殖民地建筑的风格，也就比较的少；它很像是一家私家的小旅馆。菜馆的大门上面，照例有两个金底黑漆的大字，门口唯一的装饰就是镜子，不论左、右、底下，甚至与踏步垂直的部分，无一不是镜子。在账房里，一位肥胖的中国人在算账；他的光身像一个去头截肢的造像，将这长长的居室遮住了一半；在这长房的深处，我们能看到许多橘子色的身体与好多敏捷的手指在一盘带壳龙虾的旁边忙碌，还有一个由大红色空壳所堆成的金字塔。
在二楼，一位四十来岁，具有猛犬式头颅的中国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引我们到他的私室里，将我们介绍给他的三个同国人。他们身穿纯白衣服，围着军用领子。他们的白头盔放在一张乌木的睡椅上。接着是一番介绍。至于他们的名字，那当然是一个都不能记得的。一张小桌上摆着好几样食品和几只装酱油的小杯，上面没有台毯，四面围着藤椅。悬在天花板上圆球形电灯的光线，在夜的黑幕上穿了许多光明眼。一种模糊的喧闹声，其中不断含有爆竹的炸裂声，牌九的拍拍声，铜锣隆隆响，有时又有单弦梵华林，那种猫叫一般的声音，充满了一室，而急转的电扇，却正在竭力驱除那热气的味道。
那头猛犬同时是主人又是翻译，低声讲着重音很强的法国话：
“法国医院的监督先生，这礼拜中在此地吃过饭……”
对于这一遭遇，他仿佛颇有点引以自傲似的；不过他朋友中最年长的那一位，出来打断了他的话：
“告诉他们说……”
热拉尔立刻通知他们说我是懂得广东话的，他们同情的态度，就更加显著了。谈话开始了，是一种民主主义的空谈，话题都是关于“民权”等等。……由此，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这班人的唯一力量，乃在于他们那种纷乱的感情，他们真正所觉悟到的一切，即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吃了亏，是受着苦难。我于是回想起国民大会时代，法国各省发生的会党了（不过这些中国人是十分文雅的，虽然他们有那样古怪的习惯：把鼻涕缩到喉头，再打嘴里吐出来）。他们是怎样地相信着空话呀！他们把金钱输送给那些执行委员会，但他们对于这种委员会所做的聪敏而坚毅的行为，却是多么地无力呢！……
下面这一些杂乱的消息，就是他们在今日得到的：
“寄居内地各城市中之英人，已被迫避入租借区域。”
“苦力联合会业已决定，以后每一会员每日须捐洋五分以援助香港的罢工工人。”
“为反对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暴行与罪恶，并力求中国人之自由起见，上海与北京正在组织大规模之示威运动。”
“在南方各省中，有大批人民参加志愿军。”
“广州军队从俄国收到大量军火。”
以后的消息，是用大号字印着的，印得很好：
“香港的电气供应，即将断绝。”
“此地已发生五次恐怖主义者的袭击。警长受重伤。”
“该市自来水之供应，势将断绝。”
最后是一些内部政治上的消息，差不多全是关于一个人，即关于陈达的。
饭后，热拉尔和我在白袖的挥舞及恭敬的点头中告别。我们决定去散一会步。空气很新鲜。此地离江不远，江中汽船上发出来的汽笛的吼声，拖长在潮湿的空气里，时时掩没了中国菜馆中嘈杂的声音。
热拉尔走在我的右边，有点烦恼。他今夜酒喝得不少……
“你不舒服吗？”
“不，我很好。”
“你似乎有点烦恼。……”
“是的！”
不过他这回答刚一出口，仿佛立刻就觉得这回答是太简短无礼了，于是马上又添了一句：
“我的烦恼不是没有原由的。”
“不过他们似乎都很愉快呀。”
“呀！他们！”
“而且消息也很好。”
“什么消息？”
“那当然是他们给我们的消息啰。中央电厂的停工。这——”
“那么你没有听见那坐在我身边的人所讲的话吗？”
“没有。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老是谈着革命以及关于他父亲的话，我弄得不能不听他……”
“他说陈达决定要公开与我们作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这难道还不够吗？”
“假使我知道他是谁，我也许会觉得这话是够严重的了。”
“什么！他是广州最有势力的人。”
“在哪一方面？”
我不能讲。不过别怕，你会听到许多关于他的话的。他是革命中右派的精神上的领袖。他的朋友们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称错了的。”
“他究竟需要什么呢？”
“究竟！可见你是很幼稚的。……什么究竟！哦，我不知道。也许连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那么为什么你要为他烦恼呢？”
“我们的报告毋宁是太迫切了一点。现在，他仿佛准备要在七人委员会与舆论之前攻击我们……”
“攻击什么？”
“那我怎能知道？呀！你也许以为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吧，因为你听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无线电讯。我要对你实说：内部是跟外部一样重要的。……问题并不能以香港为限，即令在广州，我们也必须组织起力量来抵抗那些军事的阴谋，英国人不断在进行此种阴谋，并且对它存着很大的希望。……今天我所听见的新闻中，唯一真正可喜的一条，就是英国警察长的受伤。洪这个人比我想象的更为伶俐。洪是恐怖主义者的首领。无线电中偶尔也曾提到他。例如：‘昨天香港有两次袭击……三次……五次。’等等，加林极信仰他。……他与我们一起工作，并且还是加林的秘书。请这只蝇子来当秘书，也是一个好主意！洪具有青年人的热情。不过他很快会失去它的。但他仍不失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去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他。我知道他要拿一枝勃朗宁手枪去行刺港督，可是他却不能用手枪在十步之外打中一扇门。他跑到旅馆里来看我，摇着他的手，两只手比之于他身上的其他各部分是太大了，简直像两把浇水的壶。他是一个小孩子，真正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你不赞成我的计划，’一字一顿地说，仿佛他的口腔在锯断他句子中的每一个字。我解释给他听，他的所谓‘计划’当然是不坏的，不坏的。他听我讲了一刻钟，很苦恼。然后，他说道：‘是的，不过这一切可惜都不相干，因为我已经宣过了誓。’我的话显然没有效果。他曾经在某一个精美的宝塔中，刺破自己的小指来宣了誓。……他极苦闷，极苦闷。我竟以满腔同情看着他，因为这样一类的中国人是很不普通的。最后，在别离的时候，他动一下肩膀，仿佛有虱子在作痒似的，捏紧了我的手，慢慢地说道：‘当我……被……判……极……刑……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青年……人……学我……的榜样。’我有好几年没有听人以‘极刑’这两个字来代替‘死刑’了。因为他读过书。……不过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一点感情，仿佛他在说：‘当我死了以后，要把我火葬。’”
“那么香港总督被杀了没有？”
“本该要在后天一个什么仪式中打死他的。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形：我赤身坐在床上，毛发竦然，因为时候虽然还只是早晨十点，天气已经热得要命，我在鼓声与号声中听见喧嚷，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究竟是仪式告终呢，还是总督的命运告终？……不过已被怀疑的洪，当日早晨就给驱逐出境了。在这车辆与随从仪仗兵的一切混乱中，我仿佛能看到他的口腔在锯断他话语中的每一个音缀，特别我能听到他的声气在说：
“‘当我被……判极刑的时候。’
“我现在还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你得知道，他的话可不是虚声恫吓。他说着这种特别的字眼，确乎是以为能够被判死刑的。他真会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他是怎样出身？”
“贫苦出身。我不信他能认识自己的爹娘。至少对于我，他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的。他虽然没有爹娘，不过有一种人代替的，——这对他很有利——即在西贡卖古玩与纪念品之类的人，代替了他的爹娘。……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不再讲下去了！你愿意喝一点菌酒，喝一点地道的菌酒吗？”
“愿意。”
“这些事情简直是没法拒绝的。我们明天将去看他……在他的身上，你可发现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制造家。他们这种人是愈来愈少了……你要睡觉了吗？”
“不，不很想睡。”
他叫汽车夫来，说道：
“开到迪萨咖啡馆。”
我们的车子开动了。郊外电灯很少，墙影暗澹，反映着巨星的河道，差不多看不清楚了。在蒙蒙的黑夜中，这里那里地能看见一些方形的东西，这是安南人开的小店，那里的商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蓝碗堆里守夜。……热拉尔真的做过教授吗？现在他已经疲倦了，他的性格与说话的字眼都跟着已经变过了。……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我们的车子行得很快；现在我差不多觉得有点冷。缩紧在车子的角落里，两手交叉在胸前，借以取暖。我仿佛还能听到在餐桌旁边纵谈着的民主主义的空话，这些公式在目前的欧洲早已为人所厌听；但在此地，却正在被人应用着，与那生锈的老式汽船在这个国家的江河里航行着一样。我还能看到那种伟大的热情，甚至在老年人的心里都是引起了的……还有那广州的委员会，它在指导一切，由这些无线电讯中可以看出它的地位在逐渐增高，而这些电讯，香港却无法掩蔽，它们竟像是香港所负的累累创伤。
现在，我们正在高悬的灯下经过，灯的周围聚着大群飞虫；我们穿过了许多相互交叉的沙路，这是西贡。在我们赶往本地人住的区域时，驰过好几个法国式的街道花园，满眼是草，草，潮湿的草，发霉的墙，花园茂盛的蔬菜，少数几株棕榈树，一种暖室里一样的空气，远望又看到各个别墅里的灯光。然后，车夫又掀了掀喇叭，因为行人太多。借着安南人小店的铺面里射出来的灯光，我们看见许多挤在一起的模糊的影子。在这里，要不是鼻子里闻到了胡椒与鱼的气息，感觉到潮湿的含着盐分的空气，并且听到木屐滴搭的声音，那我们也许还不知是在亚洲的南方。一会儿，我们又离开了这个区域，大概有十分钟之久吧，我们呼吸着森林的空气。最后，在两条马路——只不过是铺了沙的泥路，没有人行道——的十字巷口，我们的车子停住了。倾刻之间，从门帘里出来了许多安南妇人，说道：“先生们，十个苏一次。”但一见阿拉伯警察的影子，或听得了他的声音，她们就逃跑了。……
当我们走进门的时候，一个妇人叫道：“两个亲爱的！两个！”
“但是，热拉尔，你以为这是好的吗？”
“哗！在交趾支那，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一种咖啡馆，时常有许多穿白裤白衫的安南妓女到这里来。有两个妓女跑到我们的桌子旁边，不过热拉尔做一个手势，她们就跑开了。没有地板，底下就是泥地，墙壁与屋顶都是用茅草编成的，不过在藤桌子上，却放着好几桶香槟酒。女东家走过来同我们握手。她是一个美丽而年轻的安南人，看起来似乎患有肺病，当她向我们微笑的时候，眼睑总是闭紧的。“你很疲倦吗？迪萨。”……“那些坏蛋，老是在想法子欺骗我……”她回答着，同时很娇弱地指着几个正在走出门去的下级军官，他们在高声大笑。我们饮酒……我想热拉尔并没有醉；可是他的行为很有点奇怪；他仿佛只是要寻求肉欲的享乐。妇人们在我们的周围来往。在我们所坐的居室后面，又是另外的一间，低唱的军歌，以及轻软的脚步声，从板壁上面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的邻人一批批在更换；当热拉尔停止讲话的时候，满室仿佛被热带草虫的鸣声所统治着，这声音已经不再合乎节拍的了，而只是单调的、尖锐的、不变的，像是一声漫长的哨子。
七月一日
香港——医院中之全体中国护士实行罢工。
印度支那轮船公司之船只均停泊港内。
昨日又续有暴行发生。
沙面租借地中并无消息传出。
我觉得忧愁、痛苦、烦恼。因为停留在此地干些什么好呢？可是我又不得不静待船开。我无时不在渴望着早到广州。热拉尔和我一起住在旅馆里。我们很早就吃中饭，饭厅里差不多没有旁的吃客；他比昨天更清楚地告诉我关于那个洪的故事。目前大部分英国首领的被刺，实际上都是此人在干的。他又告诉我关于另一个人的故事，此人多少要为洪负些责任的，我们在下午就要去访他。他的名字叫做雷倍西。他是热那亚人。他怀着一个梦游人的平静心地，经历着中国的革命。几年前，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在沙面开了一家铺子。但因他痛恨那些欧洲富人的顾客，竟致将那铺子放弃了，又到一个中国城市里去重开一家商店。当一九二○年间，热拉尔与加林就是在这里与他会面的。他将欧洲市场上的各种劣质货品卖给中国人。他又有好些自动的小木偶——例如唱歌的鸟、跳舞的木人、穿靴的猫，只叫把钱插到里面，这些东西就会自己动作起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谋生的。他说中国话很流利。娶一个美丽的本地人作妻子，她现在逐渐肥胖了。大概在一八九五年吧，他曾经是一位勇敢善战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从来不很高兴谈起他这一段生活；因为回忆时虽可自傲，但总有些悲哀；再见自己衰老如此，更加觉得难受！
“无论如何，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热拉尔与加林总是在七点钟的光景去看他，那时他刚刚开亮了他那大的电气招牌。人们时常可以发现他正被一圈小人儿所包围，他们的头发全梳着髻子，都坐在地上。薄暮的光线射着那些木偶身上的丝织衣与金饰物；一阵锅盆的碰击声从厨房间里传出来。雷倍西斜躺在小店中央的竹榻上，梦想着携带了许多新的木偶儿，到本省内地去旅行。中国人也许会成群结队地等候在他帐篷的门口，想看木偶儿的展览，而他会因此变成富翁。也许会买到一所大厅，里面记备有压球、秋千、穿红色天鹅绒衣服的黑奴、电枪以及各种新发明的玩意儿，甚至或许还能有一组地球戏。……当加林来到的时候，他总是像出浴似的从梦中醒来，摇动一下自己的身体。他会伸手出去和他握手，并且谈论着魔法。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并不是真的迷信。不过有点好奇。他以为世界上，特别是在广州，虽然没有鬼怪存在的证据，但同样也没有鬼怪不存在的证据，因此，人们是可以祈求他们的。遵照着正确的教仪，他曾经祈求过许多鬼怪，至于这些鬼怪的名字，从他在魔法师大亚尔培的不完全的著作中发现出来的起，一直到乞丐与仆人们都很熟悉的那些止。
他虽然发现不出许多鬼怪，但他却得到了好多征验，这些征验，对他有不小的好处，因为可以叫他的顾客吃惊，偶尔还能替他们医治一些小毛病。他不大抽鸦片烟，所以当旁人正在睡午觉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看见他这个白色的剪影在散步，他头戴平顶帽，腰干瘦削，宽大的裤子脚上，束着脚踏车骑手的铗子，于是臀部膨开，有如穿阿拉伯装的法国步兵，因为他出去散步的时候，总拖着一辆旧式脚踏车；这辆车子很少骑，但时常很仔细地擦干净了的。
他在许多收容着的小姑娘与仆人的圈子里生活着，仆人们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听他讲故事，他的中国妻子很体贴地看护他，并且知道他很好奇，想从女孩子们那里得到什么经验。生当这样的年龄，又处于这样温暖的气候之中，他常为恋爱病所缠；所以他不是为要阅读或重读《鞭子的威力，奴隶》或其他同类的法文书，那不会将《所罗门的肩骨》一书释手的。然后，从悠长的梦想中醒来，恐惧的，迷惑的，带着孩子式的微笑，他会对加林惊呼道：“先生，爱情中也会有这样卑鄙龌龊的事情，你想得出吗？”
“不，老朋友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因为……我对它们觉得很有趣味……”
除了这一些书籍之外，他的图书馆中还有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让·格拉夫著的几本小册子。这几本虽然还保存着，不过他已经不再加以赞美的了。
在一九一八年，洪也参加在一群中国青年中，去听他的故事。雷倍西对他发生了同情，于是不再讲鬼怪故事给他听了，而教他法文（他没有一本意文的教科书，不很懂得英文）。当洪能讲法语之后，又来学习阅读。后因他具有亚洲人学习外国语的天才，几乎自修好了英文，只要手头有什么书籍，他就拿来阅读，虽然他手头从不曾有过很多的书。雷倍西的经验，又补足了他从书本上受来的教育。他们俩的友谊很深；但外表并看不出来；洪的粗鲁与雷倍西那种拙劣与卑怯的讽刺，有点难于叫人相信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习惯于贫困的洪，很快就赏识了他老同志那种品格的价值，雷倍西从不施舍而只是叫乞丐们进店来喝一杯酒，等到发现他店里满是饥饿的穷人，并且自己已经是分文不存的时候他就将他们悉数驱逐出去。不过当他的哥哥被解送到别里皮去的时候，雷倍西却牺牲了一切事业，卜居在他的监狱附近，以便慰藉他哥哥在拘禁中的恐惧生活，如当可能时，他偶尔还跑去和他哥哥接吻，以便偷偷地溜一个金“路易”给他。洪听了这个故事，发出像黑人一般的大笑，而这笑却感动了雷倍西。他觉得这青年人有一些勇气，有一种不怕死的奇怪的刚强态度，尤其他有一种使人不快的狂情。于是他就说道：“假使你不在太年青的时候被杀，那将做出一番超凡绝伦的事情来的……”
洪阅读让·格拉夫的著作，读完之后，询问雷倍西关于作者的意见。
雷倍西那时的举动是不常有的；他竟在说话之前思索了起来。
“我得仔细把它想想。因为你知道，我的小朋友，让·格拉夫对于我的意义不仅是普通一个人而已，他是我整个的青年时代……那时候，我梦想着一切事情，但是现在我却在旋机器鸟了……那时是较好于此时……不过两个时期都是错误的。……我说这句话会使你吃惊吧，是的，我们都没有做对。因为……你听我讲吧……既然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那他就不应当企图去改变社会的状态……困难的地方乃在于去知道一个人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假使谁向省长抛一个炸弹，并且杀死了他，这是再好没有。但假使谁出版一张报纸来宣传一种好的主张，那就会被任何人所轻视了……”
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但自己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道理。他不能回到欧洲去；任何手工，现在他都不能做，但他又不愿做别的事情。他住在广州觉得很痛苦，虽然，一般地说来……他是真正痛苦呢，还是因为他过着一种与青年时代的希望极不相符的生活而自责呢？但是这种自责，岂不是傻瓜的举动吗？这一切他都不能说。以前，有人曾要他做孙中山的警察厅长。但因他那时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还太重，而且自知不能对任何人加以斥责与监视。后来，加林曾请他共事。他回答道：“不，不，加林先生，你的美意很好，不过，你知道，现在我想已经太迟了……”他也许是错了吧？……不过无论如何，纵然他对现状不满，但他总已经自安于他的鬼怪，他那论磁学的书籍，他的中国妻子，洪，以及他的自动机器了。
洪将雷倍西那种模糊的意见加以思索。西欧文明对于洪所给的一个唯一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生活的单一性。一种生活，只有一种生活……他从来不曾感觉到对于死的恐惧；因为他从来就不曾懂得究竟死是什么；甚至在目前，他也不能照普通的意义来理解死——他仿佛把死当作是由某种重伤所致的极度的痛苦。他所感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把他的这一种生活，永不能为任何事物所磨灭的生活，毁坏了。
正在这个信心不确定的阶段上，他做了加林的秘书之一。加林之所以选中他，因为他在许多中国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这影响是靠他自己的勇敢获得来的。这些青年形成了国民党的极左派。洪为加林所迷惑，但也并非没有猜疑的；所以他将加林的谈话与命令，每晚去报告雷倍西。这位年老的热那亚人常常斜靠在他的榻上，旋转那纸做的风车，或注视着一个盛水的中国圆球，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奇怪的花园。他时而会放下这件或那件物品，把两手交叉在他瘦小的身上，皱紧了眉头。最后，回答道：
“哦，哦，也许他是对的，这个加林，也许他是对的。……”
最后，因为情形愈来愈困难，而雷倍西也愈加贫困了，所以他愿意在总情报处做点事情；订定条件：他不得受雇于任何方面来侦探任何人，加林就派他到西贡去，因为雷倍西在那里是很有用的。
吃过午饭，我们就出去散步，在炎热的压迫之下，弯着腰，热拉尔也停止了谈话。正当这个时候，显然是可以找到雷倍西的。
我们踏进一个小市场；那里出卖着画片、菩萨、安南铜刻、香烟、柬埔寨的地图、绣龙的丝窗帏，以及挂在墙上，接近天花板，光线不很清楚的许多奇怪的铁制品。在账柜的旁边，坐着一位肥胖的中国人。
“老板在家吗？”
“不在家，先生。”
“他在哪里？”
“不知道。”
“在别斯脱洛咖啡馆吗？”
“也许。或者在别斯脱洛·南龙。”
我们穿过了街道，因为别斯脱洛·南龙咖啡馆是在街道的对面。这是一家清净的咖啡馆；褐色的小蛇在天花板上睡午觉。两个仆人拿着鸦片枪与磁罐，——这是给吸烟客枕头的，——在楼梯上交流地走着。赤膊的小孩子们在我们的前面熟睡，他们的头发，披散在他弯曲着的手臂上。在乌木睡椅上，有一个人独自地放开了手足躺着，他直视前面，微微在摇他的头，一见热拉尔，他就站了起来。我有点儿吃惊，因为我希望看见的本是一位加里波第式的人物，是具有浓眉毛与卷头发的；可是眼前所见的却是一个衰老而瘦小的人，他的手指像干柴节，平直的头发已经变成灰白，剪成汤盘一般的圆形，像是法国十八世纪流行的傀儡戏中人物吉尼奥尔的头。
“这儿有一个人，已经好几年不喝菌酒了，”热拉尔说着，一边指着我。
“哦！”雷倍西说：“你好吗？”
他走了出去。我们跟着他。
当我们穿过马路的时候，热拉尔低声地对我说道：“加林给他取个绰号叫那甫龙。”
我们进了他的店，跑上二楼。那个中国妇人抬起头来，望着我们过去，重新又睡了。房间很大。中间摆一张挂有蚊帐的床。沿墙放着许多东西，上面都置着织有细花纹的纱布。雷倍西离开了我们。我们听见一阵铁锁的声音，硼的一声关上了箱子，又听得水从龙头里流出来，注到杯子里去。“我下去一会儿，”热拉尔说，“我总得同那位中国太太去说几句话，如果她不太瞌睡。因为这会使她快活的。”
他的“一会儿”可并不短。雷倍西倒比他先回来。他手里拿一个盘、一只瓶、糖水与三只杯子。他一言不发，坐下，仍旧静默着，在配制三杯菌酒。一会儿之后：
“哦，你瞧，我已经不问世事了；你瞧……”
我不很懂得他说话的意义，我问他是否知道迪萨咖啡馆，并且告诉他我们昨晚在那边的情形。
“他每晚都上那边去——这家伙。我估计他是欢喜它的。……但只是喝喝酒罢了。……他也已经情趣淡泊了。……”
“雷倍西！”热拉尔喊着，走上了楼梯，一手在摸他的胡子，“这位同志想听你讲讲关于你义子的事情。呀！我已经等了很久。以为你早走了；不过我没有猜对。”
当他提到洪的时候，雷倍西的面色发生了变化，可是他并不曾注意到。
“假使我们不是真正的相知，那我的拳头早已打到你嘴底下了。你怎么能开这个玩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挑的日子太奇怪了。”
“什么日子？”
雷倍西发了怒，耸耸他的肩膀。
“今天早晨你没有去参加总统咖啡馆中的宴会吗？”
“没有。”
“但是你做了什么？”
“我们五点钟有约会。”
“呀！那你最好还是向他探问洪的消息吧。他会告诉你洪已经在猪猡的爪中了……”
“什么，给英国人抓去了吗？什么时候？”
“据说是在昨天晚上。在无线电发出后两小时，也许……”
他用汤匙轻敲着他的杯子，然后一口气喝干了杯。
“改日我就不会拒绝你的要求。……那时也会有菌酒款待同志。……”
沿江而下，七月二日
人们总以为我们愈加接近目的地，愈加会感觉到忧虑。可是并不如此；船上充满了昏沉沉的空气。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手上汗水点点，当我们在浓厚、湿润的雾气中，沿着平坦的江岸前进之时，香港这两个字更加具有真实性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不再是海边的某一个地方，与石山上的一些房屋；每一个人都觉得它是具有生命的了。我们更感到真切的焦虑，因为心境纷乱，又加以身体的疲乏，那是因船进行时机器有规律的震动而发生的；此外，大家都觉得各人的自由生活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刻；现在，各人的身体虽然还不曾受到拘束，而不安之情却已经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候，这时，古代兽性的能力又统治了全船。人们陷在一种麻木不仁的境地，一种因疲乏而淡漠的境地中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曾见到，只听到消息；我们还不曾卷入战斗。……
七月四日
无线电经过极严格的检查，以致人们从那些电讯中甚至无法猜测出一些东西来。这是一种真正战时的检查。
七月五日五点钟
香港已宣布总罢工。
五点半
政府宣布本港已入封锁状态。
在香港湾内，九点钟
我们刚刚经过了灯塔。谁都不想去睡觉。我们，无论男女，都留在甲板上。喝着柠檬、威士忌酒与苏打水。平水望去，一排排电灯泡，用光明的点线绘出了中国菜馆的轮廓。在这上面，隆起那有名的与可怕的石山，它的下部是黑暗而深厚的，逐渐高耸到天上的星星之间，形成了圆顶，变成为一对远东式的浮雕，上面蒙着一层薄雾。它不是一种侧影，也不像是纸儿剪成的表面，而是一种具有深度与立体的东西，有如一个黑暗的世界。一带电灯（这是马路吗？），围绕着那两个浮雕的最高点，即绝顶，好像是一只项圈。远望房屋，只像是一簇簇极其紧接的灯光，差不多与中国菜馆那个闪耀的侧面的上端相混和；随着山势的上升，它们逐渐稀淡，一直消失在明亮的星光之中。海湾里停泊着无数大汽船，由各层窗洞中射出来的高低不一的灯光，反映在尚未凉却的水中，与市内电灯的倒影相混。无论在中国天空与水上的这些灯光，都不能叫人想起它们的创造者——白人——的权力，而只能令人想到波利尼西亚岛上的一种景象：当某一个大节之夜，为要纪念这些图画的神祇，在黑暗中散布了许多萤火虫……
有一张昏暗的垂直的幕布，打我们的前面经过，它遮盖了一切，除了单弦的月琴声外，再听不到其他的声音。这是一只沙船。空气是温暖的——而且是那样的平静！……
灯光闪烁的大地，突然间，不向我们奔来了。停了船。下锚，发出一阵铁机击动的响声。明晨七时，警察要上船来检查。谁都不准登岸。
早晨
船上水手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公司的小汽轮。没有一个苦力来兜揽生意。我们在平滑的水面上前进，船身一点也不摇动。突然间，当我们的小船绕过一个小小的尖端，那里耸立着烟突与信号柱，商业区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沿码头有许多高大的建筑，有一艘从伦敦或汉堡来的邮船，差不多给一个蔬菜堆成的大圆锥体所压住了。天际晶莹清澈的空气似乎在颤动，仿佛它是从火炉中喷出来的。小汽轮停靠在车站附近的码头上，这是广九铁路的终点。
仍旧没有苦力。据说轮船公司曾经请求各个欧洲人开的大旅馆派遣搬夫来。但是一个搬夫也没有。旅客们在水兵的帮助之下，自己搬运行李到岸上来，费了很大的力气。
现在我是在码头上了。那是寂寞荒凉的，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我从一条宽广的马路上走去，看来似乎可以走到市中心去的。房屋的建筑是一半法兰达式与一半现代式的：三角形的屋顶与三和土的平顶相互地错综着。八楼的房屋夹成好几条窄狭的街道，在那些街道的尽头，乃是些长老会的圆顶礼拜堂，这叫人想起伦敦的圣保罗教堂来。上面，到处都能望见石山与绝顶的绿丛。地面极软，人们的靴子走过，并无声息。从地面上起来一种强烈的柏油、沥青与煤油的气味，这和新加坡一样。煤油，打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各式各样装在箱子里的镀镍的物品，门旁刻着各公司名字的铜牌，英国人的商店、茶室、糖果店、只卖游记与杂志的书店；这一切都表示出一种动的生活。香港和西贡的情形一样，没有树木；又和新加坡的情形相似，没有草坪，只有石头。那里处处流露着力量、统治。那里没有住宅，而只有银行、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贴着广告的牌子。在这一切的上面，中国的尖削的山，又在静寂中围住了我们。全市也许是染上了某种疫病吧……这是一个废弃的城市了，被一种像夜的静寂所统治着。不过它还不像是荒芜，而更像是受到了极大的灾难。这是一架脱了齿轮的大机器。
在那准许停靠汽车与人力车的揭示牌底下，没有一辆车子。一个英国兵穿过马路。在我的后面，一个穿木屐的中国人在走路，发出滴搭的声音，似乎有意要加强静寂的情调。
在香港旅馆里，入口的过道中没有一个人。掀了几次电铃之后，一个英国仆人来了，看他的神气很疲倦，睡眼惺忪。他开始一句也不懂我的话。后来又来了一个安南东京的侍者。这些东京省的与安南的侍者，乃是香港政府为要破坏罢工，请印度支那政府派遣来的。不过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也会参加罢工的。这位东京侍者努力想引到我定下的房间里去，但是迷失了道路，后来还是我自己发现了。将行李放好，我又出来了。
我打云咸街走上山去，那条路是狭窄而陡峭的。在此地开始，可以看到地道的中国风光：歌妓穿着极简单的衣服，因为时间还太早，欧亚混血种的姑娘们正要走到大学里去听讲，身穿白色的上衫，短头发，鼻架牛骨眼镜。没有男人。右面，各家新闻纸的印刷所是空无所有。一阵浓郁的水仙花香，从花市场中传出来，这时，我从窗子里望过去，看见一群神采焕发的黑樾樾的人，大家都一动也不动地读着门上贴着的罢工布告。南华日报馆的墙边摆着印字的架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那上面工作。在对面的许多古玩店里有很多古怪的东西，不过店里都是幽黑的。因为电灯已经拆去了。到处我能看到汉朝的大花瓶，当然这中间是真伪都有的；不过一个顾客也没有，人们已经没有玩古董的心情了。
此地是大街。市廛正处在山与海之间，一面是靠山筑屋，另一面是沿海建房的。一切从码头到山顶去的马路，都横截过这条大街，使它像是一张空心的芭蕉叶。本来此地是全岛活动的轴心，但在今天连此地都是寂静与荒凉的。一对对穿童子军装的英国志愿军，很密切地联络着，侦察着，有如警探，他们正要到小菜场去分配蔬菜或肉食。远远地，人们可以听到木屐走路的声音。看不到白色的妇人。看不到摩托车。
现在我走到中国商店的区域了。那里有珠宝商、钻石商以及卖各种奢侈品的铺子。英国人开的店铺逐渐少起来了，最后，拐过一个大湾，英国商店根本就看不到了。那湾儿是双折的，所以道路似乎不通而成为一个大院子了，在这里，你一眼看去尽是各式各样的中国字，黑的、红的、金的，都写在牌子上，这些牌子或者装在门楣的上面，或者挂在空中。这些中国字好像一群虫子似的包围着我。房子都像是三堵墙围起来的大黑洞，从这些黑洞的深处，穿着宽大短衫的掌柜们，坐在账桌里面，眺望街上。他们一见了我，马上就望着那些挂在天花板上似乎已经有几千年的东西——鸟贼鱼干、黑香肠、笔鱼、鱼、带火腿颜色的油鸭——或者望着下面的米袋或鸡蛋箱，这些蛋都黏着黑泥，摆在地上，为稀淡的阳光所照，上面蒙住了褐色的尘埃。行过了这些商店，回头再来看看，发现了他们正在看着我，面容黧黑而带恶意。
在中国人的钱店前面，装着镀金的招牌，又像监狱或屠场似的装着密密的栏杆，英国兵正在站岗；偶尔我听见他们的来复枪敲着沥青路，发出叮当的声音。不过这只是一种无用的象征罢了。英国人的坚韧性也许能从这石山，从中国那里，一家一户地战胜这个城市；但是在三十万中国人的消极抵抗之前，英国人的坚韧力也没有了力量，因为这些中国人是坚决的，已不再愿意屈服了。武器是没有用的。英国现在要失去的将不仅是财富，而且连战斗力都没有了。
十一点钟，我买了几份中国报纸，回到旅馆去。
午饭不开。昨天才从海防来的东京侍者，人数太少，要侍候港内汽船上来的所有旅客，还嫌不够。有人劝我到自动酒排间去吃饭，酒排室离此不远。但是去也没用，因为老板是中国人，酒排间关着。我再回到旅馆里。所有的走廊中都堆满了箱子，毫无秩序地乱堆着，在这箱子堆中，那些可怜的东京侍者昏乱地在奔进奔出，不断地受着客人的使唤。大群的旅客，在无组织的旅馆中挤来拥去。一个小孩在屋角里啼哭。为一大群喧嚷的旅客所包围，老板和经理发着恼，咆哮着，塞住了耳朵，拼命摇头，仿佛要把身上的苍蝇摇掉似的。有些东西已经给人家偷走了。
我本来可以到船上去吃饭的。但是那只小汽艇已经开跑了，而这里可没有别的小船。几天以来，老是恐惧着电气供给的断绝。假使风扇一停止，那么白种人简直是无法生存下去了。时间还没有到正午，但是炎热已经叫人几乎睡着不能醒了。幸有欧洲人组成的志愿军在电气厂做工，才算除去了这个危险，到处都可以看见上下乱跑的旅客，他们在寻找房间，彷徨着，忙碌得有如跳虫，手里拿着皮包或头盔，用手巾楷拭前额，向后梳撂头发，头发早已给汗水湿透了。我们来到时的一阵大喧闹已经平静。现在，说起来很奇怪，闹声简直完全停住了；这些人穿着热带地方的白衣，在那从行李上透出来的刺鼻的牛皮气息中，静静地走来走去。孩子还是在哭。靠近我，有一个从印度支那来的法国人，他因罢工之故，在此已逗留了三日，开始来同我讲话。市上的情形，与旅馆里的一样糟。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只要稍稍从事一下体力的劳动，马上就会浑身大汗的；但是无论男的或女的欧洲人，却被迫着去做那最下等的劳动。所有那些隶属于某一俱乐部的人们，因仆人之缺乏而各俱乐部完全解体，不得不到酒饭店里去用膳，可是那些店里早已有很多的虫子，所以此等不幸的独身男子就每天害怕着毒死。据我所见差不多所有英国人开的铺子全关了门。很少的几家，似乎已经闭而复开了，雇用着欧亚混血儿与间或从上海来的白种人。
不过现在，人群正在向酒排间拥去。因为酒排间的朋友忽然异想天开做了许多夹肉面包，东京侍者们拿来分配，分配得很笨，简直是手足无措。因为他们一方面又得找钱，但对于钱的价值并不知道，他们气恼着，正像刚才那位旅馆老板被一群吵闹不耐的顾客包围时之发脾气一样……
四点钟。我差不多一点儿都没有入睡，午睡不能安静，这在一部分是由于风扇的停止，因为电灯厂并不是经常工作着的。天气还是热得可怕，马路上发光的沥青，反映着青天，发射出一种热气，它和尘埃一起飞扬开来，比空气中的热气更加厉害。国民党的副代表将给我某些证明文件。正代表（一个波罗的省人）则刚被驱逐出境。也许我要去访问罢工的组织者，那位名叫克莱因的德国人。
我只知道这位副代表的名字叫做蒙尼尔，以前在巴黎当过机器工匠，大战时曾充机关枪手。他住在绝顶山麓一所殖民地式很简陋的房子里，当我见他立在门限旁的时候，他的面相使我吃了一惊，我以为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他的神气不像是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他这家伙身材高大，体格强壮，胡子剃得很干净，他的上嘴唇与瘦鼻子离得很近，他那锐利的小眼睛与蓬松的卷发，使人见了他的头，会想到是一只滑稽的小兔子。为人诚恳，多言，显然对于自己之能说法语，极其得意。坐在他的藤椅子里，面前摆着两高杯新鲜薄荷汁，上面蒙着雾气，……十分钟后，他突发地说道：
“呀，老朋友，这是一个好景象：老英国的看家狗，这只唯一忠实的凶狗——香港的本身，已经完全腐烂了，虫蚀了。你今天早晨到了之后，看见过街道上的情形吗？它们不坏吧？唉，简直是很有趣的！不过这算不得什么，老朋友。这算不得什么，我对你讲吧。要真正能懂得它，还必须从内在骨子里去看。”
他那带讽刺的声调与眼皮上的皱纹，使人一望而知是一个奸诈的人，丝毫没有一点天真。
“那么你从内在骨子里看到了些什么呢？”
“呀！那真是无奇不有！你且看货物的价格吧。去年要值五千块钱的房子，今年只能卖一千五百元了。就是这样的价钱，也还是很难卖掉的。这种房屋的价格，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你总该知道的吧。再则，还有那些商店；假使它们在目前还没有关完，那可并不是因为它们还有钱，可以付职员的薪水，这一点你总也可以相信的。这是因为有银行可以通融呀，老朋友。这是因为银行奉到了港督的命令，不得不借资本给它们。这当然会使银行蒙受损失的，如果你想证实一下：究竟他们的情形如何，那你不妨到这些大铺子，例如到惠罗公司、渣甸公司或耶鲁公司里去买一只铅笔刨，或粉刷好了。所有这些绅士们，都会唯恐不及地跑过来侍候你。那里也许会有三个人过来给你包扎你所买好的东西。哈哈，他们现在是有空闲时间了。……而且知道怎样去利用这些闲暇。屠夫、水果店员、轮船上的装货员，都是志愿军充任的……看见麦金公司（Machinchose & Co.）经理的肩上背着一支步枪，倒是很赏心悦目的。他身上穿着皮外套，并不觉得不舒服，因为现在还有一种新鲜的味道；不过在两礼拜以后……
“真正有意思的，老朋友，要算是看他们之寻找罢工者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有时，很偶然的，他们看见某个可怜的中国人，正喊着：‘中国万岁！’或做着同样狡猾的事情，马上就抓起来。这些被抓的是谁呢？哦，那是太极会的会员！你知道太极会的故事吗？”
“是的，热拉尔告诉过我。”
“那很好，老朋友，他们立刻将被捕的人枪杀了……因为这么久，他们竟找不到一个罢工者，生气之极。狂怒的人是不知所措的，但他们对于自己警察的能力，又吹过大牛；于是他们就散布着洪已经被捕的消息。哈！哈！”
“那么，这消息是假的吗？”
“可不是假？”
“但在西贡，谁都相信……”
“呀，这些人的头脑真简单！你想想！洪在广州，很快活着！不过让我们回转来讲英国人吧：上星期我们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元，由此你可以想象出他们是怎样讨厌这罢工了……”
“不过这些反对国民党而离开了广州的富商，大概一定会站在他们一边的吧？”
“这也没有什么。你看从此地到广州去的，每天有多少人？只在昨天，有一只船载了八百个旅客，撞坏在珠江里了。你想英国人对这会有多么大的高兴！这一定会使他们想起当年在德兰士瓦的好日子吧。不过自从国民党走上胜利的道路之后，有这么许多富人政治家围绕在它的左右了。还有许多人之所以趋向国民党，那是受着时疫的传染，这时疫就像空气的毒质，在不洁者的中间传布着……还有，你也得把热情计算在内……这加林决不是一位笨拙的工作者……你只要到那边，到对面去，一到江边就像突然获得了勇气似的……我是十四日在广州的，那时许崇智正打平了叛乱的云南雇佣兵回来。怎样平定的？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是关于染着鲜血的破衣、烂枪、铁刺刀以及死人眼睛的故事。……这些东西，人们是不惯的……把人活埋在江边的污泥里……我亲自看见一个军官是给尖木棒刺死了的。你生平看见过这样的尸首吗？让我们别谈这个了吧……那时街头巷尾都是演讲的人……你会看到民众欢喜的情形……这一场大屠杀，仿佛使他们得到了救星似的。……这是怎样的仇恨！呀！军事的统治！他们是不会遗忘的……当人民遇到一个不带武装的云南人时，他们的办法很简单：杀了他，将他的尸首抛在江里。”
“那么许呢，他们怎样迎接他？”
“他们却把手指放在鼻头上，侧目而视，我这样说，还是学着中国人那种留余地的说法。不过有一件事情使他们惊奇，就是：那得胜的红军并不抢劫。当加林与鲍罗庭以死刑来禁止抢劫的时候；我想：‘哈，哈！你们瞧吧！’可是我想错了。那道命令服从得很好，像我们本国的军队服从同样的命令一般。还有，现在的士兵都已经发饷了。……许只枪毙了十几个兵士，不过我还得补足一句，俄国军官们处处监视着。”
“你认识鲍罗庭吗？”
“我想克里孟梭在四十或四十五岁的时候，一定也是像他一样的。富有经验。人们唯一可以谴责他的，只有他太欢喜俄国人这一点罢了。”
“加林呢？”
“他之聪敏，那是无可否认的。最近，他造成了一桩正式的奇迹：他把广州的罢工者变成为一队积极的宣传员，一支军队了；这些罢工者的生活，是依靠着他和鲍罗庭向政府要来的津贴的。……不过同鲍罗庭在一起，人们能知道将往何处去。加林的神气，现在开始有点像一个骷髅了。究竟他害的什么病，疟疾呢还是痢疾，那是谁都不知道的。有人说他糟蹋自己，他的胡子就是证明。这也许不是真的……不过无论如何，广州有许多人都说他非回欧洲去不可，假使他在东方再多住几时，那他的骨头将会留在此地了。当然他们在广州，多少总有点毛病。我听说陈炯明悬赏十万元购他的头，这笔款子，是英国人答应付的。他们是多么的不耐烦呀！不过这段故事恐怕有些靠不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的，即秘密侦缉处已经答允出三万块钱的赏格。这就已经有趣了。”
“对于你怎样呢？”
“他们仿佛很注意我。假使我不知道这几位先生们，那我也会奇怪为什么他们还不把我驱逐……他们一定替我准备了更好的事情了，不过我自然也采取着普通的预防手段。”
“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能让我进来。……”
“我也是那么说。”
“莫非他们事先没有得到报告。不过无论如何，我所有的证明文件都是丝毫不假的。”
“你真是傻孩子！多感的小儿！来，你瞧吧。”
我们上了二楼。窗子上都蒙着厚席。从空隙里我们看着下面的街道。
“靠近那卖肥皂与甘蔗的老妇人，那个穿蓝衣的老太婆旁边，有两个生着火鸡式嘴巴的青年，你看见吗？哦，他们是侦探我的。另外一个头戴圆盔的美少年，我猜是跟随你的。”
真的。我觉得认识他。他就是当我来到的时候，穿着木屐，在一条荒凉的马路上，跟在我背后的那个中国人。我们下了楼。
“再喝一点薄荷水，好不好？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在这时候能坐在靠背椅里，倒是不坏的……呀！这儿的文件，你最好现在就拿着，免得忘了。英国人想用兵舰来维持广州与香港的联络，这是怎样的一种妙想！克莱因马上就会到此地来。你不妨同他一起走。他本想在此地多住几日的，但因他已经给钉住了，必须立即离开此地，如果我所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话。至于我，不久一定也要轮到了……”
“你能确信，当我今晚出发的时候，不会被搜查的吗？”
“并没有要搜查你的理由。你只是过境罢了。何况他们又知道你所有的证明文件都是没有错儿的，所以搜查你并没有用处。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是以预防为宜。如果他们想对付你，那他们就得把你关在监牢里。不过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危险的。”
“奇怪！”
“不，这很简单。主要因为他们不愿给人以把柄。而且他们更愿依靠着自己的秘密侦探部，要采取温和的手段。他们这样办是对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很特别。你知道，他们在法理上说，现在还没有和广州开战。”
“他们也许会命令轮船公司对我说，所有的床位都已定出。”
“五天之前，我早已把你的票子买来了。那时克莱因还没有到；他们对你也还不曾明确地加以注意。他们也许想发明出某种办法来对付你。但他们可并不很想扣留你在此地。因为他们把你当侦探看待……
“请你告诉我，你并不认识克莱因吧。不，你当然不认识他；你刚到。”
他说这句话的声调，使我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事情不满意他吗？”
“一个人总要做得正直。……他为这事业，曾经被判过好几年苦工，他在红军中当过指挥官，他的军队捕获了恩琴男爵（这位男爵总算幸而落在他的手里……只枪毙了事！），克莱因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但在服务上说来，他是好的。我刚刚看见他在工作，做得真好！哦，我的朋友，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他是懂得怎样去不断推动各个罢工的进行的。
“趁便，我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某一个时期，加林倒做出了一件真正超越自己能力的大事，这就是当他着手来组织军官学校的时候。这不是笑话。我佩服他。要使一个中国人变成一个兵士并不容易，使一个富裕的中国人变成兵士则尤难。他招到了一千个人，他用以编练成一支小军队的干部。一年之后，这支军队将增长十倍，到那时，我将见任何军队，都不能抵抗它了……也许张作霖的军队，还能与它对抗，但我也不敢确定。至于英国人，如果他想玩一套远征军的把戏（除非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力量软弱，不足以阻止他们的出发），好吧，就让他们试试瞧……军队的补充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把名位与阶级给了他的士兵，他已经使他们受人尊敬了。不过就是这一点，别人也能办到的。至于为他人所不及的，就是他使兵士都知有勇气的存在，而勇气这种东西，在中国本来是很少知道的，我向他俯首致敬，因为他所完成的事业，我确乎不能办到。我知道加伦帮助过他，尤其军官学校的校长蒋介石，帮他很大的忙。第一批像样的干部，就是蒋与加林招募来的。他之创立这个学校，正犹英国人之创造这个城市一样，乃是后人继前人，勇气增勇气地，软求着，硬逼着，才把事情向前推进的。这并不是开玩笑……他们去找寻那些古怪的人物（他们那小指头上的指爪留得这么长），劝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给人家屠杀。……我虽然坐在此地，但一切都看得明白！……有一位前任总督把一个儿子送进黄埔军校，这给了他以很大的帮助。后来我想，蒋把自己的子弟也送到那里去了……这一切都做得很好……这样一来，使他的学生都觉得他们并不是兵士，而是革命的仆人。这也是极好的。在二十五日沙面所发生的事情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结果如何了。”
“结果并不很好，……”
“难道因为没有占领沙面吗？你以为他们是要占领它的吗？”
“关于这件事情，你可有可靠的情报？”
“你到了那面就可以得到的。我想局势的关键在于陈达。他这个人，你一定要把既成的事实放在他前面的。而这一点在目前则更加必要了。我们将来会看到的。至于我们在目前已经见到的，就是当他们的机关枪开始向我们的人扫射的时候，群众照例跑开了；但约莫有五十个人吧，他们都是军官学校的学生，却站定了，并且予以反击。他们后来被发现的时候，业已躺在地上，正是他们所站立的地方，离机关枪大约有三十米之遥。在那一天，中国已经相当改变了，我是这么想着。”
“那么攻击沙面，为什么会就是反对陈达呢？”
“我只说‘也许’是如此。就我所得的印象说来，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和好；关于他的朋友，——胡汉民省长，我并不觉得可信。”
“热拉尔也是焦虑着这一层。”
“陈达之有势力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所怀疑的在于他的势力是否能常在我们这一边。”
“为什么？”
“这很难解释……你心里又得记住甘地和他那回教徒首领的故事了。陈达以为我们太残暴，太坚决，太不……太不看重正义。”
“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地获得一般人的信仰吗？”
“最近似乎日渐在衰退了。……”
“他究竟拥有哪一个机关？”
“他虽然是许多秘密会社的主席，但他可没有确定的机关。你不记得吗？老朋友，当甘地对‘哈太尔’发布命令，指挥人民出来罢工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机关，然而民众却不顾威尔士亲王的来临，竟立刻遵命停工了；当亲王经过加尔各答的时候，那城市简直变成为聋哑学校了。结果则许多印度人失了业，有些人竟饥饿而死。但即令如此，此地道德的力量也同样真实的，它之真实，有如这一椅子或桌子……”
“不过甘地是一位圣人……”
“他也许是一位圣人——关于这，群众可一点儿也不知道。甘地是一个神话式的英雄，这才是事情的真理之所在。陈达也是如此。你在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人物。……”
“政府呢？”
“广州政府吗？”
“是的。”
“它像一把天平秤中间的杆子，永远在其求平直的企图中动摇着，这是说它的一方面是加林与鲍罗庭，另一方面是陈达，前者握有警察并且统治着工会，后者则无所统治，但仍旧是存在的，政府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着。……无政府的状态，老朋友，你知道并不是在没有政府的时候，而是在政府无力的时候发生的。因为某种政府组织总是会有的，只当事情进行得很糟的时候，才会有好几个政府；这话就已经道尽一切了。这个广州政府，加林准备把它完全牵入战斗中去。所以他要它发布他那凶狠的命令。这当然要触怒英国人的！要使香港的港湾中没有船只，开往中国的船只不准在香港停靠，那么它就失去了商埠的作用。仅仅这一个思想，已足以使英国人要求作军事的干涉了。好吧！……如果军事干涉真的一来，那加林的处境会很困难；不过也是快活的……快活的……”
“为什么？”
“呀……这很难说。政府，你得知道，那是愿意同我们一起前进的；如果可能的话，它还愿意跑在我们的前面。不过它如果跟我们跑得太远，那它就怕被英国人，或者被我们所吞没了。因为英国人有的是钱！假使目前的问题只在于反对香港，那倒简单；但是还有内部！这内部！正因为还有这内部的问题，他们希望把我们……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着……”
他沉默了。我们饮着大杯薄荷水。一切都很寂静，这种寂静在热带地方是很稀奇的。甚至连风扇都静止了。街上没有一声叫卖，没有中国人的爆竹，没有鸟鸣，也没有虫唱。什么都没有。一阵很弱的微风，从海湾里吹拂进来，使窗上悬挂的席帘轻拍作响，露出一小角白墙，上面歇着熟睡的蜥蜴，同时从马路上带进了一阵煮沥青的气味。有时，人们能听见远远的海外，传来一下孤独的与发哑的汽笛声。……
大约在五点钟光景，克莱因到了。他显然很疲倦，两手按着膝盖，立刻倒在一张藤椅子里；在他的重压之下，椅子在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他的身材高大，肩膀宽广，具有一张特别的脸，使我吃惊；他那种人，在英国比在德国更常能遇见；明亮的眼睛，长在浓眉毛之下，扁平的鼻子，以及下垂的嘴。从鼻子到下颔，有着很深的纹路，粗壮的颈脖，叫人见了想起那凶猛的狗，想起拳师，或屠夫。住在欧洲，他的皮肤一定是红的；因为他的脸颊上仍旧还微微带有红点。在此地，他已经变成樱色的了，和所有欧洲人的皮肤一样。他开始用法国话来谈话，带着强烈的北部德语中的重音，这使他那沙哑的语音上，加了一个拖长的，差不多是比利时语式的声调。但因极度疲倦的缘故，他讲外国话很吃力，他就马上找对手来讲德国话了。蒙尼尔时时把他们两人谈话的主要点翻译成法语：
“广州的总罢工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延长两个星期了。它的目的在于加强极端派革命领袖的权力，减弱温和派的地位，以及摧毁香港财富的来源，即那些与英国人做买卖而反对国民党的中国商人们的财产。在这两星期中，鲍罗庭与加林要从罢工基金中拿出钱来支助那五万罢工者，这宗基金是取自广州的税款，以及由各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者寄来的。现在香港也实行总罢工了，有十万多工人剥夺了生计。广州政府不得不把罢工津贴分派给这一大批人，以致此项基金在几天之内就会耗竭。那些手艺工人已经领不到津贴了。在香港，英国侦探从来无法破坏广州方面的组织，但在目前，本市警察在那携带机关枪的志愿军的支助之下，已颇能镇压暴动了。最近几日来的暴力运动，所以都以吵闹一下为限。工人们准备去复工，这是英国人所最最希望的。
“加林现在是实际上的宣传部长，他与鲍罗庭一样地懂得局势的危险到了何种程度，他知道这一次大罢工的势力，虽然使住在远东的所有白人吃惊；但已经到了崩坏的前夜了。他们这俩人都还有另外的武器来反对英国人；因为他们从来把香港的罢工只看成为一种临时的运动。不过他们只以各种特殊组织（这些组织与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大会下的各委员会相似）的领袖资格来活动的；现在，他们已发觉在过去所赖以活动的各种办法，快要为政府拒绝采取了。陈达呢，据克莱因说，正利用他所有的势力来反对他们。同时，无政府主义的运动正以一种最危险的方式发展着。这是能为人们所预见到的；恐怖的行动，甚至在广州本地都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最后，国民党的老敌人——陈炯明将军，受到了英国人巨额金钱的接济，已准备起兵来进攻广州了。”
六点钟。在码头上。光辉已经从天际消失。在黄色土地所形成的大曲线的两端，整齐的棕榈树耸立在中国商店的上面；它们整天里仿佛在慢慢地干枯下去，现在看来似乎都活起来了。在对面，即在九龙，有二十几个烟囱，望去似乎是死的，但其中有几个却开始懒洋洋地以一缕轻烟，在清爽的天空中散布黑气了。两只公事汽船（都是由海军驾驶的）一来一往地在岛的面前慢慢地行着。沿着码头，停泊了许多无人看管的舢板，一动也不动，而庞大的汽船，仿佛永远要在海湾里停泊的了。
在我们这只船的周围，那是怎样的一种喧闹！几百个穿着白竹布衫的中国人，呼喊着，相互地推挤着。拿着雨伞的男子们，推倒了女人，她们的小脚上穿着红鞋子。仆人们在搬运木箱子或带响锁的铁皮箱。稍微离开一点，靠近柱子，有一群穿黑裤与薄紧身衣的中国年轻女人，在等待上船。码头上的大声喧嚷，年轻妇女们的哭喊，汽笛的尖叫，浑成一片。
占住了舱位之后，我就跑到甲板上去。筋疲力竭的克莱因已经倒在床上睡觉。船开了。斜倚在椅子里，我在暮色苍茫中回看着香港，它的灯光在逐渐地亮起来。……渐渐地，那座石山上的灯火，开始像一套不动的大焰火的中心，不过还是暗淡的，同时天上的大星，也还是白色的，天空则很快地在变换颜色。
据说不久以前，此地的电光招牌还要多得多，但这些发光的商业象征，却好像舞台上的台脚灯一样，逐一在熄灭下去了。
当这些灯光逐日在熄灭下去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却日益积极而有力量了。这种人民用通告与命令来防御他们自己。……除了我周围那个美丽的正在暗下去的天，我还能见到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革命。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此地，而像我们的文化一样，是远远的，是各大都市的卫星。他们的革命呢？……正因为他们那革命的天性，所以他们的城市还能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新加坡，表面上是愉快而恬静的，但它聚会着秘密团体中的成千万团员，而且中国人挤集在这个岛上，过着囚徒似的生活。西贡与堤岸，在它的附郊，人们很可怜地在尝试着时髦的夜生活，他们的电泡四周簇聚着虫子，他们那里有两种反对的精神潮流，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空气，这在一方面是昏蒙；另一方面是仇恨。香港，确实已经从睡眠中觉醒过来了，它表示出在一个中国的城市里，怎样可以从消极、静默与淡漠中造成出仇恨来。……
广州的情形，还有待于观察。
现在我所能看见的香港岛的全部，只是由一串闪烁的光点所绘成的一个侧影，这些光点在幽黑的天空中，无力地缩小着。巨大的广告字浮现在房屋的上面，这都是英国大公司的广告，在一个月之前，这些灿烂光明的电球曾经照耀着全市的。可是现在因为电气太宝贵了，不能作为广告之用。它们那光亮的颜色，已经消逝在黑暗中了。机器业已生了锈，而且脱了齿轮。在一个突变之后，它们的地位，将被中国山上的颓垣残壁所代替，遍地泥泞，复点缀着块块衰草，它将消失在蜂拥着蚊虫的夜里，这地方将如它在三千年以前的情景一样。聪敏的蛀木虫就这样地，使这水浸的岛国回返到蒙昧状态，留着它富丽堂皇的外观，但使那辉煌过的财富的象征（现在已变成巨大的黑招牌），再不能满天照耀了……
寂静。绝对的寂静，以及那天空的星星。离我们不远，有打鱼的沙船经过，它们趁着潮水行驶，我们也乘这潮水溯江而上。听不到一点声音，看不见一个人脸。那包围着我们的山，那静静的水，那死样的江（它向黑暗中奔去，仿佛是一个盲子），这一切仿佛都不是人世间的东西。打我们旁边经过的小船，除非它船尾上，也许挂着一盏半明不灭的纸灯，简直一点也没有人类的气味……
“甚至连气味都不相同。……”
夜来临了。克莱因在我的旁边。他差不多以最低音用法语同我讲话：
“不相同……以前你曾经在江里夜航过吗？我的意思是说在欧洲。”
“是的。……”
“多么的不同呀，可不是吗？多么的不同！在家乡，夜间的寂静是一种和平……但在此地，时时都有听到机关枪声音的可能。”
这是真的。这里的夜只是一种休战。此种寂静，立刻会被枪声所打破的。克莱因指着那不易觉察到的、忽明忽暗的火光。
“那些都是我们的人。”他仍旧用极低的声音说话。他的声调为着不要叫人家听见。“那面倒没有什么。灯光已经熄灭了。你且看这儿吧，在这凳上。这是多么好看的一种展览！”
在甲板上，我们的背后有十个英国青年，他们的各家公司都有分店开在沙面，现在他们是前去帮助志愿军的。他们围绕着两个年青的妇人，据说是两位新闻记者（她们也许是秘密侦探部派去的），他们正在讲故事：“他曾要求莫斯科送一个水晶棺材来，要和列宁的一样。但俄国人送的只是一个玻璃的（他们一定谈着孙中山）。后来……”。
克莱因耸耸肩。
“这不过是些傻子……”
他的手按着我的胳膊，看着我：
“当巴黎公社的时候，有一个家伙被捕了，他叫道：‘但是先生们，我从来不干预政治。’一个有意思的小伙子回答道：‘一点儿也不错。’可是他的头还是给打碎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很难解释，尤其是说法国话的时候。……不过同样的人，并不老是受罪的。我记得曾经在某一次宴会席上，看见了几个……像这几个一样的人，呀！我多么想弄一把手枪来打碎他们的……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的那种微笑……呀！你且看这些先生们嘴脸的神气吧，老是那么唏闹的！谁如果能叫这样的人懂得世界上有种叫做‘人生’这东西的存在，那才算怪呢！一个人，德国话说就是Ein Mensch，真是一种稀奇的动物。这是什么呀，到底？”
我故意不给他回答。我真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讲这一套话，究竟因为非说不可呢，还是为了应酬！究竟他是对我呢，还是对他自己讲话？他说话的音阶极低，但不宏大；在这嗡嗡的蚊子声中听来有点发哑。他的手在震颤。因为不睡已经三天。他疲倦得半死了。
我们的后面有一道铁栏杆，两个头上包布的印度兵，手拿来复枪在守卫着，栏杆的那面就是中国旅客，他们在静静地赌博与吸烟。克莱因转过头去，望着那栏杆上粗厚的铁条。
“你可知道，当一个人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是能容忍那最可怕与最可耻的事情的？不过，在那时，我常常梦想要把全城的人都给毒死。我知道这是能够办到的。当我恢复自由之后，我只叫跑到贮藏室里去，就能拿到大量的氰化物，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电学家，他能供给这些毒药的。每当我的痛苦难于忍受的时候，就用这个思想来安慰自己。这样一来，我就会觉得好过得多。囚徒、疯癎病者、梅毒患者、受伤的人，都不像其他的人。凡不能忍受……的人。”
甲板上落着一颗子弹，回声犹在，克莱因惊跳了起来。一会儿，他的心里平静了，很苦痛地接着说道：
“今夜我太兴奋了。……竟困乏到这种地步！
“这些事情的记忆留在我的心头。在贫苦的背后，总存在着人的灵魂……当这贫苦过去以后，那就得把这种灵魂留下来……这是难的……
“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人，革命是什么东西呢？革命的本质是那样重要的。究竟这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那是谁都不知道的；不过它首先总是从这一事实中发生出来，即世界上贫苦的现象太厉害了，这不仅由于缺乏金钱，而是由于富人们过着优裕生活的时候，别人却连最低生活都没有法儿过……”
他说话的声音更加有力了。双肘支撑在船尾的栏杆上，那上面余热未退。他那阔大的肩膀向前移动，仿佛是挥拳的姿势。
“此地，那是怎样的一种变故！当商人们去充当志愿军，想去恢复那旧时状态的时候，他们的区域已经烧了三天。小脚妇女们像矮脚鹭鸶一般地跑路，后来，除了尸骸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又一次地……”
他停顿了一下，茫然不知所视；然后接着道：
“这一切都是太愚蠢……蒙尼克人、奥德赛人……其他的许多人……也总是愚蠢。……”
他说着“愚蠢”这两个字，用一种憎恨的声调。
“他们在那边像是兔子，或者像是图画中的人物。这是悲剧吗？不是的，这是愚，愚蠢……尤其是当他们生了胡子的时候，他们应该对自己说：他们实在是早已被杀的人了。人们决不相信……”
他又沉默了，全身的重量倚靠在损坏了的栏杆上。蚊子与其他虫子，簇拥在甲板上蒙着布的灯旁。愈来愈密了，江水与两旁的江岸，仿佛只是船上灯光反映出去的影子。在黑暗的天际，现在随处能看到一些模糊的高高的影子，这大概是渔人的网，或许是……
“克莱因？”
“Was?”他脱口而出地回答了一句德国话，立即就觉得了，于是改用法语问我，“什么？”
“为什么你不去睡觉？”
“我要……太疲倦。下面却太热……”
我找一张长椅子过来，放在他的旁边。他一言不发，放开手足坐了下去，头俯向肩前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或者痴呆了。全船除了值班的职员、印度人的哨兵与我之外，统统已经睡着了，栏杆那边的中国人睡在他们的箱子上；白种人则在甲板的椅子上或在房舱里。在机器声的间歇中，船上唯一可以听见的声息，只是熟睡者的打酣声，以及一个中国老人因闻着蚊烟香的气味而作的不断的咳嗽。侍者为要杀死蚊子，满船焚着蚊烟香。
我睡了一个钟头。醒来时还是疲倦，嘴里干，眼皮黏着。再睡固然不可能，但我也没有全醒。沉重地站立起来，在甲板上踱了几步。现在，除了机器的急转声之外，真是绝对的寂静。我甚至听不到那个开始扰我瞌睡的干咳了。蚊烟香的气味似乎已经弥漫了一船。克莱因熟睡着。一阵新鲜空气像雾也似的包裹了我，使我打个寒颤。
我逃进了自己的房舱。但我不能除去那因睡眠不好而发生的困重之感：头痛、疲倦、寒战……我想好好地洗一个澡（但是困难得很，因为水不够）。开了电扇，打开了窗洞。这倒觉得好了一点。
坐在床位上，无事可做，于是从口袋里把我的一切文件纸张逐一地拿出来。其中有出卖热带病药的广告，有旧信，有法国邮船公司的印着小三色旗的白纸……我都将它们撕成小块，从窗洞中抛到江里。在另一只口袋里，那是他们称之为“加林”的这个人寄给我的一些旧信。为了谨慎起见，我不愿留这些信件在我的行囊里。还有一张是什么呢？喔！那是蒙尼尔托我带的一些文件的单子。让我看看吧。那里有很多……不过单子上有两个文件是打上了标记的：第一是秘密侦探机关所作的关于陈达的一个报告之抄本，那上面还有我们侦探所作的注释；第二件是香港警察局的一张报告，是关于加林的。
关闭而且锁上了我的舱门之后，从衬衫袋里拿出蒙尼尔所给我的大信封来。我所要的两个文件是在最后。关于陈达的那个笔记使我发生兴趣，可惜很短。用黑墨水写的。冒头是迅笔捷书地写着——“陈达”两字，后面则用红铅笔写着正楷大字“摘录”，这无疑是某个英国侦探的报告中的一段：
摘录
一九二五年六月
密件
对于你二十八日的几个问题，兹作以下的回答：
一、并不做事。在广州，他最为人所尊敬。
二、勇足以自戕，然仅此而已。
三、对于鲍罗庭以后之提议，定将予以反对。
四、是，他似乎已为……所包围所恫吓……
在这页纸的末尾，是我们那位侦探的笔迹，——与头上“陈达”二字的笔迹一样，——写着如下的一句话：“其余即将续报。”
……我极不耐烦地想到达广州！
现在且看另一张笔录。比较长，而且是密码。在纸张的顶上写着：“火急，立转。密码译法附件。”
为好奇心，甚至为某种焦虑所激动，我开始来把它翻译。好几年来，我是这个人最亲近的朋友，他现在怎样了？我已经有五年不曾见他。但在这次旅途中，却没有一天不叫我回忆到他，因为或者有人对我谈到他，或者在无线电讯中知道他的工作……
我想起了他，仿佛还是当年在马赛最后一次会晤时的神气；不过他的脸上又添了后几年来饱经风霜的痕迹：灰色的大眼睛，差不多没有睫毛，瘦小而微弯的鼻子，——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面颊上刻着两条细而显的纹路，下达他那薄嘴唇的两端，他那嘴唇，人们时常可以在罗马式的半身像上看到的。不过他脸上的神情，与其说是由那面上极显著的特点发生的，倒还不如说是由那生有坚硬嘴唇的嘴而来的，那紧张的嘴唇，连接着有力的牙床骨而运动；这张有力而强劲的嘴……
在疲倦的状态中，慢慢地译读着这个报告，其中的文句层出不穷地引起了我的回忆。我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今夜，我正像一个醉人在寻他的梦。……
“皮埃尔·加林（Pierre Garin），有时读成为加林（Garine）或哈林（Harine）。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五日生于日内瓦。父亲名莫里斯·加林（Maurice Garin），瑞士人，其妻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米尔斯基（Sophia Alexaudrovna Mirsky）为俄人。”
他生于一八九四年。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年纪加上两岁？
“他是一个能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与某一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案有关，曾于一九一四年在巴黎被判罪。”
不对。他从来不曾是一个“能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他年才二十，刚刚读毕了文科，尚未脱离它的影响，只有它关于人生中冲突着的伟力的启示，使他受到感触（“除了回忆录之外，是否还有值得写写的书呢？”），他不关心于固定的思想体系、环境所给他的任何东西，他都决心采纳。他与前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为伍；虽然在这些人中间，他发现有许多警察的侦探。他在这些人中间所找到的，就是一种特殊的空气，一种天下大乱的希望。有几次，他参加了一次会议出来，我就听见他所讲的话，已学着他刚才遇见的那些人之讽刺与嘲骂的口气了，这真是纯洁的青年！他曾经戴了巴克莱的小帽去开会，这些人都讨论着怎样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这些傻子们要享有权利。但在实际上却只有一种‘权利’是不滑稽的，这就是力量之更有效的应用。”他那时的理想还悬在天空，与他想象力的游戏相通，而他的想象则给“正义圣者”（Saint Just）所盘据了的。
普通，人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但正所谓野心家者，就是说他那执迷的心，使自己意识里存着某些固定的事情非做到不可。然他却还不能有不断努力务达最后胜利的意志，也不能去准备这些胜利；或使他的生活与这些事情合而为一；无论在心理上，或在性格上，他都不适于做这种事情。可是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种对于权力的渴望，它好像是一种顽固的疾病。有一天，他对我说：“要成为一个领袖，不很由于一个人的灵魂使然，而由于他的成功。”“这是不幸，”他带着讽刺地又加上这么一句。几天以后，他正在阅读回忆录（La Memorial），说道：“成功比任何东西更能支持一个领袖的灵魂。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确曾说过那样的话：‘任凭我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浪漫史，到头总还是一样！’……你看，就是天才也会有腐败的一天……”
他知道自己为所激动的那种灵感，决不是一现即逝的，它与其他的许多东西一样，贯彻了年青人的精神，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它，因它而引起的一切危险，他都在所不辞。他之所以渴望权力，乃是为了权力的本身，而不是为了名利，或尊敬。如果他又因梦想的孩子气的需要，老是梦想到权力，那么他那种梦想差不多是由于体力上的原因的。如果我们再用“故事”来打比方，那它是一种痉挛，是一种等待时紧张的力，它就像那矮胖的野兽扑物时的可笑样子。结果，他视权力之实际施行为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救济与痛苦的豁免。
他懂得自己排遣。为人勇敢。他知道无论何种失败，其极限总只有死。所以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对于死就很少顾虑。至于那可能的胜利，那时他倒还不曾明确地想到。
逐渐地，一种明确的决心开始代替那年青时代之模糊的希望，虽然在那时，粗暴还是他性质中最显著的一点，这性质还不能为他的决心所克制；不过带着心地轻浮的那种粗暴，却只能在二十余岁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为那时的生命还不过是一个抽象东西罢了。
不过，他很快就遭遇到生活的一切残酷的打击。有一天早晨，在洛桑，我收到了一位同志的来信，他告诉我皮埃尔为一件打胎的重案所累；两天之后，皮埃尔自己给我来了一信，告诉我详细的情形。
马尔萨斯主义的宣传，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中虽很积极；但因自己的信仰而愿意义务打胎的收生婆却还很少；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她们“为这主义”而工作，不过受点报酬。皮埃尔这个人，不知是由于信仰呢，还是由于虚荣，屡次捐助出不少的钱去帮助那些自己不能出钱的青年妇女打胎。他从他母亲那里承继了一笔很大的遗产。这一事实未为那警察报告所记载。凡有求于他的，从不会遭到拒绝，这是周知的事。因此常常有人去请他帮助。现在这件事情，是有几个收生婆给人告发而被捕，他也被控以同谋之罪。
他开始感觉得心慌意乱。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但是要把这些事情弄到法庭上去审判，这一古怪的举动，使他吃惊。将来到底要判些什么罪，他一点儿也不曾想到。那时我常常看到他，因为他已经保释了。证人的对质，对他毫无兴趣；因为一点也不好玩。至于那进行预审的大胡子法官，态度淡漠而富有成见，仿佛他要把这些事实作成一种司法的寓言；这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反对自动机器的斗争，而这架机器乃是一个平庸的辩论家。
有一天，当他回答法官的一个问题时，说道：“这有什么关系？”法官答道：“咦！这对于刑罚的应用，那是不无关系的。”这一答语使他烦恼。因为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真会判罪的。现在，他虽然很勇敢，而且还是瞧不起那些法官们，可是他已在设法弄几个接近的人来参与这件案子，可以帮他的忙。他觉得在这样污秽这样可笑的一桩案子上赌自己的生命，仿佛太荒谬了，因为这案子并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给事情牵住在洛桑，我不能到庭旁听。
后来，他告诉我，整个诉讼的进行，在他看来仿佛是虚幻的，并且还不是梦一般的虚幻，而是某种奇怪的喜剧式的虚幻，有些事情简直是卑鄙而十分阴险的。只有舞台，才能把法院里那种做作的印象表演出来。十二位和气的商店老板组成了一个陪审官团，主席法官用小学校长那种疲倦的声调宣读誓词，立刻对这几位老板发生了影响，这使他有点惊讶，因为他们一时间都仿佛充满了公正裁判的愿望，他们要勤快地审判而且要绝无过错。至于他们之是否能够懂得这一案子的事实，那显然是毫不关心的。某个证人出首证明时之坚信，其他几人的犹豫，主席法官进行审判时的态度（那是一个专家处在一群无知者中的态度），他对某几个退庭证人说话时的那种痛恨神气，这一切都使皮埃尔相信在真正的事实与所进行的仪式之间，其实并无联系。开始，他深深地感觉到兴趣；被告辩护的游戏使他兴奋，可是不久之后，他对这一切都感得厌倦了。当最后几个证人陈述之时，他微笑着想道：“审判，显然是由于不了解，因为案子一经了解，根本就不能再审判了。”法官与领袖律师用一种犯罪的普通名称，企图把这一切事件的经过解释给陪审官听的时候，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滑稽的讽刺诗，他不禁失笑起来。不过在这法庭里，正义的力量伸张得那么大，法官、警察与拥挤的群众是那样融和无间的，仿佛绝对不许有愤怒的余地。忘记了他的微笑，皮埃尔陷在一种无可奈何的鄙视的与憎恶的精神状态中了，此等状态，在无论哪个狂人的集团之前，或在任何人类愚蠢的大暴露中，都会发生的。
他觉得自己串着这种傀儡的角色，很是生气。仿佛由于某种必要，他串着一本戏剧中的一个闲角，心理上完全不配，全靠那观众的愚蠢才能混口饭吃的。他身上感觉得疲倦与病痛，甚至于不愿告诉这些人说：你们错了。他带着烦燥与委屈的混和之感，等待着戏剧的终结，因为这也就是他受难的终结。
在开庭审判的前一天，他给拘禁在一个独人监里，只当这个时候，他才开始确知那审判的真实性与严重性。只当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这是一个判罪的问题，他的自由已经发生了危险，而且这一空洞的喜剧的结局，会在某一个不一定的时期内，被罚过那专吃蔬菜的生活了。实际的监狱生活，现在他业已经验了的，倒并不十分使他难过；不过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中，要渡过他的时光，——也许是很长的——这憧憬，不管在他的命运中将来还会有什么减轻痛苦的遭遇，但那时总使他充满着一种凶恶的预觉，这预觉复因他目前孤寂无助的状态而增强着。
“被判徒刑六月。”
但是我一定不愿意夸张其词。皮埃尔打电报给我说，庭上准许他缓刑。
在下面这封信中，他写道：
“鉴于社会之能够进化，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好的；但我以为它是荒谬的。不好与荒谬，那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我之所以要想尽一切方法来使那些笨蛋们释放我，或不顾一切地要谋得我的自由，那是因为我生平——不仅我个人的——有一种思想，它为了上述这个极古怪的理由，不能不反对监狱。
“‘荒谬的，’我决不想说是‘不合理的’。改革社会的可能性，这问题对我并不发生兴趣。这倒不在于社会之欠缺正义使我痛苦，而是为了更深刻的原因；即我不能从属于任何方式的社会制度。我是一个无社会的人，正如我是无神论者一样。这一切，假使我还是一个学生，那就全没有关系。可是，我知道我将终生与社会相处，而且我假使不同内在的自我作伪，那就绝对不能踏进社会了。”
不久以后，他又写道：“世界上有一种比任何感情都更深刻的感情，任何确实可以达到的东西，比之于它，简直是等于乌有；这情感就是完全的失望，它乃是构成力量之最强的支持之一。”
“一九一四年八月。被送至法军外籍军团中服务；于一九一五年之末脱逃。”
这是假的。他并没有被“送”到军团中去；那是他自己去应征的。他决不能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战争的起源，太远了，他并不关心。他以为德军之侵入比利时，只能证明战争之敏捷的意义。他之所以要选择这一军团去当兵，只因为那是最容易加入进去的一个部队。他所要求于战争的，就是斗争，他在战争中又发现了其他的事情，即数百万的人，消极与安静地处在那大暴乱之中。他之脱离军队，曾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思考，而其决心则在军团中分发一种新式武器——清除战壕的武器——的时候才下的。在那以前，清除战壕是用一种短剑样子还像是战争的武器；但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许多阔叶小刀，上面装着栗树木的柄，怪可怕的，够叫人瞧不起的，有如普通的厨刀……
我不知道他怎样得以脱逃而且到了瑞士，不过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的行踪很诡秘，因为据报他“失了踪”（为此我在英国警察的报告上看到了“脱逃”那两个字，有点惊奇。当然，现在他已没有再将它保守秘密的理由了）。
“在各种投机的金融事业上，亏蚀了他的财产。”
他常是一个赌棍。
“因他通几国语言，被任为周立区一家和平主义者所开的印刷所的经理，缘此，与俄国的革命者发生关系。”
既是瑞士父亲与俄国母亲所生的儿子，他自然能讲德、法、俄三种语言。英语是他在大学里学习了的。他没有做过印刷所的经理，但当过一个团体的翻译所主任，该团体的出版品也不一定是和平主义的。
诚如那英国警察的报告所云，他曾有机会和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的几个青年人相往还。不过他立刻发觉出他现在所交接的是一些技术人员而不是宣传家。这一群人对他并不很恳挚；不过他之曾受审判——它尚未被人忘却——使他获得准予加入的权利。但他始终没有参加过工作（他并不愿做党员，因为他知道自己受不了它那种教权政治式的方法，同时他也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他和这些人之间，仅以同志的友谊关系为限。该团体中的青年们，比他们的领袖们，更使他发生兴趣。关于这些领袖们，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们的演说，这些演说是在充满烟气的咖啡馆中，对着一二十个倦倚在桌子上的听众，用谈话的声调讲出了的，至于那倦卧的听众们，只有在脸上表示着注意的神情。他从不曾见过列宁。布尔什维克们的专门技术，以及他们那革命的热情，虽然能使他感动赞叹，但是他们那些教条的渣滓却令他生恼。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之所谓革命精神必须从已发生的革命中产生，而革命也者，首先必须是一种事物的状态。
当俄国革命真正发生之时，他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志一个个离开了周立区，都答允着给他设法能到俄国去。他觉得到俄国去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的。每当他的一个同志离去的时候，他虽不妒忌，但总怀着一种遭了盗劫的茫然之感。
十月革命之后，他比以前更想到俄国去。他写信给他的朋友们。但是党的领袖们太忙了，无暇答复那瑞士的来信。他们的疏懒，使他忧郁与愤慨。他写信给我道：“真是上帝知道，我曾经看见过热中于某一思想的人，又看见过许多人，他们或献身于他们的孩子，或营营于他们的金钱，或舍身于他们的妻子，甚至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希望，有如他们之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四肢一样；人们是陶醉着，陷溺着，忘记了一切，只惦记着他们所欲求的事物，他们以极度的热忱来防卫或追求着这个事物。……如果我说：我想有一百万法郎，人们许会把我当作贪夫；如果我说要有一万万，那我会被人称为梦想者了，虽然，也许还有人会称我为强者的。但是，假使我说：我把自己的青春视为赌博的牌，那他们大概会把我当作一个可怜的幻想家吧。不过，我现在却正在赌着这样的赌博呢，相信我吧，这赌博正像那可怜的穷鬼在蒙台卡罗所玩的一套，如果输了，那是准备着自杀的，如果我能够骗人，那我愿意欺骗。具有一个心，一个男人的心，但是并不知道它向一个妇人披沥之后，却为她所轻视，那是很常见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原因是由于错误，你爱说它有多么错误就让你说好了。不过当一个人在把自己的生命来打赌的时候，他是不能有什么错误的。这仿佛是很明显的，虽然，将一种坚决的思想放在自己的命运上，似乎比集中在他日常琐事上，梦想上与希望上要蠢得多……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我能找到作第一次旅行的旅费（这种钱我以前是那样愚蠢地浪费掉了的），那我将作孤注的一掷了。……”
“一九一八年末，被共产国际遣派至广州。”
这是荒唐无稽的。当他在中学读书的时代，认识了我的一个朋友，名兰勃脱，他的年纪较我们大得多，他的父辈是法国的官吏，是我父辈的朋友。那时我的父辈正在海防做买卖，兰勃脱与大多数生长于该市的欧洲儿童一样，是由广州奶妈管养大的，所以我和他两人都能说广州话。他在一九一四年初赴安南东京。不久就厌弃了殖民地的生活，到了中国，在那里，他成为孙中山的一个帮手。宣战以后，他并没有回来服兵役。他和皮埃尔维持着通讯关系；并且答允替他设法到广州来。至于皮埃尔呢，虽然他并不把这句话当什么真，但已经开始来学习中国文字了，结果没有多大成功。在一九一八年六月间的某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兰勃脱寄来的信，其中这样说：“倘你决心离开欧洲，望告我。我能为你谋一职位；月薪八百元。”他立刻给了回音。在十一月底，当世界大战停止以后，他又收到了一封信，其中附有马赛银行的汇票一纸，所汇的款子，除去他的旅费以外，略有多余。
那时我手头也有一点钱；所以与他同赴马赛。
我们在市上闲逛了一日。人们生息在地中海上的空气里，仿佛一切工作都是轻快而容易的。街上，照耀着冬日灰淡的阳光，到处都是穿蓝色军用大氅的兵士，他们还没有复员。……
我那同伴的神气稍有变化。尤其他的双颊上带着战争的痕迹，现在是更消瘦了，更紧张了，刻着垂直的线纹，这就更加衬出那冷酷的灰色眼睛的无情，薄嘴上的曲线，以及由此延下去的两条纹路的深度。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话。经过了好久。他被一种感情所困恼着，那是烦燥，他虽然竭力想加以掩饰，但他那急促的谈话却仍旧透露出他的不耐烦。
他问道：“你真正懂得懊悔的味道吗？”
我停住了，有点吃惊。
“真正的懊悔，”他叹息道，“并不是你在书上或舞台上所能发现的，而是反对着自己，反对着另一时期的自己的一种感情。”
“这感情乃是某种严重事件的结果，而此种事件却不是偶然所能犯成的……”
“这正是靠偶然的。”
“不，一个人有过了年青时代的经验之后，如果再会懊悔，那只因他不能利用教训……”
那时，他突然间感觉到我的惊奇，于是说道：“我可以引俄国人为证。”因为我们刚巧经过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面满放着俄国小说家的著作。
“他们所写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缺点，这缺点有点近乎懊悔之类。这些作家们之所以有缺点，因为他们没有杀过人。所以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杀了人以后，总感觉到懊悔，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差不多没有因杀人而有所改变（我只说：差不多）。其实我相信，他们杀人以后，会发现世界是完全改变了的，它的前途也改变了，它不再是‘犯罪者’的世界，而是杀人者的世界了。凭你以为世界是不变的，或者说不很变的也好，但我总不能相信这种世界，是实有的。在一个杀人的凶手（当然，只有那思想清楚的凶手）看来：世界上无所谓犯罪，而只有凶杀。”
“你这种思想假使给人稍稍夸张一下，未免太过分了……”
“思想本不该扩大与夸张的！”
略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
“一个人无论怎样厌弃他自己，但决不会厌弃到像他所说的那种程度。人们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某件大事情上，绝不放松，常时想着它，迷恋于它，或许是……”
他故意把句子不说完，耸耸肩膀。
“可惜你不是信徒。否则你倒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牧师……”
“喔，不！第一因为那被称为丑恶的事情，我并不以为可耻。它们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容受它们，有如忍受冬天的寒冷。我并不要把它们绳之以法。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牧师。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我不爱人类。甚至我不爱穷人，虽然我将为他们而斗争……”
“你一方面把他们看成较优于其他的人，但同时你又把他们看成一丘之貉。”
“决不如此。”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以为他们较好呢，还是不以为他们是一丘之貉？”
“我确以为他们较好，但他们之所以较好，只因为他们是被征服者。是的，因为一般地说来，他们较有人心，比别人更有人性；更具有屈服者的德性。……我虽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我十分厌恶那个阶级，这一点是很确定的；至于别的阶级呢，那我很知道：一旦我和他们一起胜利之后。他们又会变成可鄙的了……我们之间只有一件东西是相同的：就是我们的斗争，而这是最明白不过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面去呢？”
这一会可就轮到他来顿口了。一会儿，他问我道：
“你觉得莫明其妙吗？”
“当然使我奇怪，人们都会觉得奇怪的。”
“我之所以要到那边去，因为我再不要在法庭中装傻子了，这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我现在绝不关心着自己的生命。不过这是明白、确切而显著的。我需要某一种权力——你听到吗？——或者我将来能得到它，要不然就更糟了。”
“假使失败，你就更糟，可不是吗？”
“假使我失败了，那我将在那边或在别的地方，重新来过。假使我被人家杀了，那问题就解决了。”
他的行李已经搬上了船。我们热烈地握手。他走到酒排间，没有人侍候，他独自个儿读起书来。我雇一辆出差汽车。几个年青的意大利妇女们在码头上唱歌。当我的车子远去的时候，她们的歌声追逐着我，复伴以一种从新漆的汽船上传过来的油漆的气味。
“孙中山雇为法律顾问，月薪八百元，当我们拒绝以专家供给广州政府之后，孙中山就委他将宣传部加以改组与管理（目前即为该部部长）。”
这是真的，当他到广州的时候，知道每月有八百块墨西哥大洋的薪水，非常喜欢。但在三个月之后，他发现孙中山政府中所雇用的文武官员的薪水，都是靠不住的。他们的生活，完全靠着聚敛与贿赂。他发给一些证书给鸦片进口商，使他们可以冒充宣传部的秘密代表，因而逃过警察的检查，由于这一方法，他在七个月之内弄到了十万金法郎。虽然这数目并不大，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使他可以不怕意外的打击了。三月以后，兰勃脱离开了广州，加林成为宣传部部长；此后，该部才不是一个滑稽的装样机关。
宣传部这个机关，本来只是一个演歌舞喜剧的地方，地位常在动摇，现在皮埃尔把它巩固起来，使它成为一种战斗的武器，他握住了财权，差不多开除了全体职员，并且使他的属下完全服从他的指挥，不过他的这些改革，虽然深为孙中山所赏识，而且得到他的允许；政府却不支薪给这些新官吏，因此在几个月内，皮埃尔每天都得设法来发薪水给他们。自从将政治警察处归并到宣传部以后，他进而统辖了市公安局与秘密警察部。他漠视着政府的皇皇大令，径自从鸦片进口商、妓院与赌场老板身上征收秘密税，借以维持宣传部的费用。
因此，在警察的报告书中，我们能找到下面的话：
“为人强干，但无道德。”（道德这两个字使我觉得有趣）
“他选择能干的同事，都为第三国际服务。”
真实的情形并不如此简单。当他知道那梦想已久的工具已经快要创立成功了。他用尽方法来使它不致于被人摧毁。他也完全懂得，在适当的时机，不管他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孙中山还是会毫不迟疑地将他踢开；他尽量以温和的手段行动，同时步子却很坚定。皮埃尔集合国民党中的青年党员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虽乏机智，但有狂气；而他在不断增加的俄国代表，以及从西伯利亚及华北被饥饿所驱来的退伍兵的帮助之下，终于将他们训练成功。当孙中山与鲍罗庭在上海会面之前，莫斯科的国际已经对皮埃尔通了声气，向他提起以前在周立区的关系。莫斯科发现他是决心与国际合作的。因为如果要把广州组织起来实行革命，要把某种不易的政策来替代那中国人之变化无定的欲望，他只能在莫斯科找到这些必要的工具。因此，他利用自己对孙中山所发生的任何影响，助成他与俄国发生关系，而当鲍罗庭来到广州以后，他天然要成为鲍罗庭的合作者与联盟者了。
在鲍罗庭到广州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内，他非常高兴，而且已经决定了某种有力的行动，这是我在皮埃尔的来信中得悉的。此后，他的信更少了，再后，我很惊奇地知道这个“可笑的小小的广州政府”，竟敢与英国斗争，而且以统一中国为其目的。
当我破产之后，他给了我前赴广州的机会，正犹六年前兰勃脱给他的机会一样，那时只有从远东公司的无线电中，我才能得到关于广州与香港间斗争的消息。船靠锡兰岛，我从一位国民党驻哥伦布的代表那里，接到了头一批的训令。那时正下着雨，——只能在热带地方下的那种雨。当我正听着那个广东老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在低云之下飞驶，一阵乱吹的风，掠过了滴水的棕榈树叶，沙沙作声。我很难相信刚才听到的话是能够表示真实的——斗争，死亡，凄惨……回上船，跑到酒排间去，还是为那中国人的一席话所迷惑着，更为好奇心所动，于是把皮埃尔最近的来信，拿出来重读一遍，才真正明白他是起着领袖作用的。现在，这些信展开在我的床上，在我这白色的房舱中，我望着它们，仿佛看到了我那朋友的模糊的影像，同时引起了各种回忆：有的清晰，有的昏蒙，只见一片为斜雨袭击的大洋；边上镶着锡兰高原的灰色漫长的岸线，上面笼罩了凝固的乌云……
“你知道我是怎样地渴望着你的来到，不过你别希望在此地能找到一种与我离法时所怀的感想相符的生活。要获得我以前所梦想的，与我目前所实施的那种权力，就必须有农夫式的勤恳，百折不挠的毅力，与日增不已的决心；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品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这样地写，也许会使你吃惊吧。不过我所缺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已在此间的同事们中找到了，并且我相信自己也已经获得了这一精神。我之所以能得到这种力量，因为当我做那与我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时，那是毫无顾忌的。”
在我赴广州的途中，每天都阅读着无线电讯，因为它是皮埃尔来信之最好代替品。这一部分的警察报告极不完全。在页尾，用蓝铅笔画着两个大的惊叹号。也许这是一个老的笔记吧？不过第二页上的内容却是有条有理的：
“宣传部业已有稳固的财政基础，因华侨及各工会捐款的百分之几，已拨为该部经费。此间人士极想与英军开战。其主要原因，仿佛在于该部的宣传。因加林属下的各个工作者之努力宣传，强迫性的工会，已在此间邀得承认。不过这一点，我相信毋须重视。因鲍罗庭在组织罢工纠察队之前，就已要求成立此种工会了。此地已经成立了七个不同的警察处（公开的与秘密的），宣传部之下也分为七处。‘政治训练班’业已成立，这是一个造成演说家与宣传员的学校。司法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经过了国民党政治局的关系，业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这一点我也不想看重它的意义）。最后，我要报告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即他现在正要公布一道命令，其实这命令只叫甫经提议，就足以使我们要求大不列颠作军事干涉的，那命令即：凡在香港停靠之船只，一概不准开入广州河港。关于这道命令，谢巴爵士说得最对：它简直像毒瘤一般，定能致香港于死地。这句话已在宣传部的数处张贴。”
下面还有五行英文字，底下都用红铅笔画上两道：
“敢请特别注意下面的事实：此人现在病剧，患着恶性疟疾与周期性的痢疾。有人说他的病症业已绝望。无论如何，他已不能再在热带地方久住了。”
对于这，我可有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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