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十四章 报复（6月） 五月运动在六月里慢慢死去。这是临终的一个月，报复的一个月。 学生运动的退潮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大学总是被没有工作的大学生们占领着，工人们总是罢工，的确，他们在运动的开端说了不少大话，当离心的趋势仍然成进攻的火势在戴高乐退却中烧得更剧烈时，运动还在徒劳地寻找它的筹码和冲击波，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6月1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又组织起3000人的游行示威，从蒙帕尔拉斯车站到奥斯特利茨车站，一路高喊“选举，叛卖”，在从右向左转的法国很难再发现不得人心的口号了。全国学联副主席索瓦热奥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领袖克里文在人群面前鼓吹学生——工人的团结，号召继续战斗下去。他们高喊“嗨——嗨——嗨，我们越来越‘疯人派’”，“我们不为选票廉价出卖罢工”。人们还相信吗？ 当晚，在巴黎大学的一个大梯形教室里，科恩-本迪疯狂地反对复工的可能。一些学生队伍好几次去弗兰试图再次与工人联手，然而法国总工会却提防着暴风雨的再到来，总是冷淡地对待，并设置许多无法理解的障碍，即使工会内的青年工人们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毕竟挡不住比“要求满足后的复工”更富幻想前景的诱惑。但工人阶级中这类“激进化的派别”，即变成的左派分子们，过分地出现在传统工会旁边，这将成为继承五月的奥秘之一，以他们的名义，左派主张在他们的这次梦幻之后将再延伸十年。 继续运动的唯意识论倾向表现得相当强烈，继而表现为分散的小型冲突，有的甚至很激烈，这将在15天内继续占据舞台的正面。美术学院的防御据点是最后一个战斗方阵，联合作战行动仍然匆忙地上了马[1]。6月4日，警察进驻弗兰，但那里的工人纠察队阻止他们收回工厂，被赶了出来，罢工还在继续。雷诺汽车制造厂到6月15日才收回。第二天（6月5日），被号召的大学生们前来协助工人们。他们连夜赶印了一万份传单，并准备第二天凌晨5时到工厂门口集中，重建罢工纠察队。直到这时，由于神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呼唤，每每高傲地判定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式”的亲华派才重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发表了一个火红的声明：“戴高乐派的独裁……已经向工人阶级发出了挑战书。雷诺的工人们知道全国的工人都在支持他们。工人阶级，再次紧密团结起来。同志，坚守您的战斗岗位——工厂！”他们煽动武装斗争，但人们在这次疯狂中终于保持了理智，他们只有暂且搁置，等待工人阶级的觉醒。只有工人阶级愿意，才能通过武装斗争。为以防万一，一辆装满莫洛托夫混合物催泪弹的警方卡车通过秘密路线开往弗兰。 5时，对事件激化应付责任的工联主义者热斯马尔与上百个大学生一起与工人们汇合，奇迹产生了，罢工纠察队重建起来了。热斯马尔鼓动：“我们听从工人阶级的安排，共同重新占领工厂！”但将近10时，警察采取行动，猛烈冲击，工人纠察队和学生们边撤退边用石块反击警察。于是他们分散在附近的场地上进行田园诗般的小型游击战。接着，共和国保安队又控制了附近的场地。亲华派分子们只好返回。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佩雷尔广场举行示威，但只有上千人到来，也被警察驱散。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大发雷霆，反对这种“左倾行动”，他认为这样实际上是在帮助资方使弗兰-雷诺这个“工人堡垒”遭受损失。在弗兰，许多工人撕碎法共的《人道报》。亲华派这才相信工人的动员可能要长期围绕着一条僵硬的路线。弗兰成了他们的困扰。 三个死者6月10日，一个小团体由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纠察队队长让-马克·萨尔蒙带领着准备去战斗的地点集合，他们先在默朗[2]附近的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上集中，几个别动宪兵向他们冲过来，学生们一下找不到比跳河更好的逃路。萨尔蒙在冰凉的河中游着，看见十几米远的河中有一个战士在挣扎，他试图靠近，但衣服妨碍了他的动作。上面是一座桥，一个过路人跳入河中营救，但太晚了。这个年轻人沉于河底，他叫吉尔·托坦，一个17岁的中学生，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纠察队员，就这样沉入塞纳河中。 消息迅速传遍拉丁区，大约五千学生自发汇集到圣米歇尔大道上，与警察对峙了一昼夜。第二天，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号召在19时举行示威。这一天，在索肖地区，共和国保安队的一粒9毫米大的子弹击中了皮埃尔·贝洛，一个呆在朋友珀若家中的铜匠——包铁工人。另一名工人亨利·布朗歇在逃离时从墙上摔下死去。从五月到六月直到最后，人们都在避免这样的事，权力机构对这些人的死亡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牵涉。然而在两天里却死了3个人。在撤退时，通常会造成大量的伤亡。1968年事件的死者总共达5人，2名学生，2名工人，1名警察分局局长。5名死者在错误的内战里显得太过分，这是为革命的空名而献身的真正殉难者。然而也是那时在那么多地方仅有的5名死者，由于权力机构的铁腕行动所导致的残杀。 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东站举行抗议。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现在的确感到难以相信这些事，他同样为恢复了镇静的政府所敦促。他完全包围了东站，示威者们坠入陷阱之中。这一夜同样是漫长的、激烈的，起码会有72座街垒路障在巴黎筑起来，它们每一个都可能丢掉上十万张新戴高乐派选民的选票。大家嘲骂公民投票：“投票，叛卖”；“这只是开始，继续战斗下去”。在1968年，法国共产党和传统的左派明显地将失去许多选票，而他们却还在认为一会儿就会获胜。 第二天，为了尽快结束运动和终结无政府主义的复兴，部长内阁会议决定取缔十一个左派组织，其中有三个是五月的主角，即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科恩-本迪的“3月22日运动”和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除此之外，全体部长会议只能机械地举行，讨论的话题已衰竭，一切事件都在狂热里过去，这个第一级委员会已经好几次计划改变社会和大学，但其效果实在不佳。科恩-本迪已从德国返回，他疲惫不堪，手足无措，看穿了一切，又看到难以置信的这些天，他需要时间和距离来思考这次运动。他就这样在落潮的阴沉早晨里平静地回忆已结束的醒着的梦。巴黎大学的占领在穹顶建筑里结束，使人难以摆脱的流浪汉们早已容忍不了这个古老学院的所有正式房客们，想不到6月12日，新来的警察们也将他们统统驱逐了出去。6月16日，同样的驱逐在奥戴翁剧院上演，这是5月14日占领者们的第一个目标，从那以后，占领使这个剧院徒有其名。这次警察没遇上冲突地收回了奥戴翁。巴黎大学中一个难以协调的行动委员会曾占领一个速印处，使他再不能印刷自己愿意印的宣传品，里面的废纸和垃圾几乎泛滥到所有的大厅和梯形教室，招来大批的老鼠，大学生们纷纷离去，拉丁区的流浪汉们乘机占领了大学生们感到不适的位置。这些流浪汉们肮脏、好斗、肌肉发达，有力的手里通常旋转着自行车链条，提着短粗木棍，几乎主宰了巴黎大学本来就成问题的秩序。当警察到达这里时，几乎没有人表示反抗。被取缔了的小团体的头头们决定不再用暴力反击警察，他们只能考虑在五月以后再说。暑假已经来临，这有利于必需的缓和，也有利于不安的、大有作为的战士们找个僻静处学习、反思。 “疯人派”的这个春天结束，左派的夏天和左派往后整整10年的北欧神州般的梦幻开始。他们将沉浸在榴弹的回响和街垒的回忆中。缺口已被打开，只需扩大就够了。然而历史的方向并不总是战士的方向。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缺口仅仅只是暂时地合拢。1968年5月的光芒将辐射法国社会，风尚的革命将改变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革命反而变得朦朦胧胧。 恢复运转一个月的工人罢工也在消散，与学生运动落潮的节奏差不多。从戴高乐讲话的第二天起，汽油便灌满了加油站。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周末，可以看到法国人在阳光下度假的影子。星期一开始恢复，起初很慢。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不希望罢工无限地拖延下去，却希望以巨大的让步来证明他还是严守法规的。于是，谈判切切实实地展开，从公务员问题到雇员问题，从一个行业谈到另一个行业。5日，谈国营铁路公司，邮电局，巴黎运输公司。6日，全国教育联合会撤消罢工的命令，并通知孩子们可以返回学校。但是，冶金行业，这个阶级觉悟最高的堡垒，对妥协不满。雷诺工厂需要等到6月15日才能复工，因为雷诺工人虽然同意恢复运转，但必须以完善格勒内尔协议为条件，这需要时间。时时有许多最顽固的企业，坚决不同意复工。至6月19日，只剩下15万罢工者。6月中的弗兰工业区，仍然有两个单位在罢工，即国立行政学院和福利-贝尔热企业，还是关于女搬运工的要求问题。 海啸·蓬皮杜将是胜利者从6月1日起，举行新的部长会议。形势在6月第一周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也付出了几乎集体辞职的惨重代价。代总理、内政部长富歇，国民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已辞职）都将面临下船人的旧境地。情报部长戈尔斯和劳工部长让纳内也将辞职，他们的部门实际上停滞整整一个月了。青年体育部长米索夫早已感觉不好，人们已看到他所管的青年一代的所作所为。弗雷·比约特和迪马也都准备登上离去的火车。 德勃雷早在格勒内尔协议期间辞职离开了财政部，去了外交部，外交部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则更换他去了里沃利街的财政部。领土规划整治部部长马赛兰在风暴中表现甚佳，有可能转到内政部。还有一群坚定不移的戴高乐派的混合人物和突出的戴高乐左派人物莫朗达、加比唐、玛丽-马德莱娜·迪内施、德沙尔特以及蓬皮杜派分子夏朗东、勒·特勒、加莱被允许进入会场。是蓬皮杜提升了他们，然而蓬皮杜却不得不忍受加比唐之类事件的发生，公开地叛变、甚至正值风暴期间建议他和他的政府班子辞职。戴高乐坚持他的计划，加比唐在那里表明他的计划。仅仅为了准备选举，戴高乐的确有一个过渡政府的计划。在罢工渐次停止的情况下，延续的学生运动对罢工的及时援助，扩大了5月30日总统讲话之后所掀起的反击的影响，如同海啸。如此的不祥之兆，使他们难以置信。两天来，左派试图追回他们的幻想。密特朗像裹煤球一般延迟他的记者招待会。孟戴斯-弗朗斯看到让-马赛尔·让纳内突然去格勒诺布尔反对他，这位劳工部长与工会组织在一起比他更自如，使他不得不艰难地战斗到精疲力尽。虽然戴高乐回答米歇尔·德鲁瓦的电视采访时有过坦白，“是的，我曾有过引退的念头”，可是他也抨击了他最好的同盟者共产党，这些天来，共产党同样是孤立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戴高乐曾特别说过这样的知心话：“我也是个革命者。”他的确比一篇关于工人分享利润的长篇论文[3]走得还要快。一个月前，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第一次就此好好地幽默了他一番：“我们十分愿意相信戴高乐的完全改革……但这种改革的进程可能需要我们用十分的兴趣和十二分的好奇心陪着。” 6月18日，拉乌尔·萨朗[4]和一串1961年至1962年的叛逆军人，即珀蒂-克拉马[5]别动队的成员们被赦免出狱。雅克·劳斯戴尔[6]也已经返回法国。政府有人保证这次赦免不是任何交易的结果。 6月23日，波涛涌起。多数党汇集在“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UDR）的首字母缩略口号下，选票激增10个百分点达到43.65%，中间派略有衰退，左派失去5个百分点。到第二轮投票，戴高乐派和独立共和党拿走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例如保卫新共和联盟就赢得97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在丧失中取得61个席位，法国共产党在丧失中仅取得31个席位。自法兰西第二帝国以来，人们从没见过多数党取得如此骄人的战果。 投票的第二天，蓬皮杜在迟疑片刻之后，终于首先明白自己被张冠李戴地解了职，然而只有忍受着，外交部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已被任命为总理，自动乱以来，他就不断抨击蓬皮杜的行动。戴高乐将军当然不会忘记上半月来的方方面面，三年来，他就在限制蓬皮杜势力的上升，然而还是有蓬皮杜如今的解散国民议会的断然紧迫措施。何况，还要圆满完成自己的杰作——工人分享利润和地方分权的计划。一年前，他就在争取国家和政府通过，然而蓬皮杜并不欣赏他这一杰作，认为他的改革措施是可怕的，也是很难以试验的，使他的杰作与成功绝缘。将军于是另选一人振兴自己的路线，以他总是给人以决定性影响的天性，在最后的刹那间摒弃了蓬皮杜。然而，三周的强烈震荡却是永远的，戴高乐将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苦行的折磨隐含着胜利。乔治·蓬皮杜是“共和国的储君”。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的总管是注定是要失败的。然而，他的孤寂穿越将比他想象的还要短暂。1968年5月的胜利者将是他。他的政治彼世，仍然是托起法国的希望。对他的记忆将永远刻在人们的思想里。 [1]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3] 指经济学家、财政监察委员和国家储蓄组织储备金库的负责人布洛赫-莱内（Bloch-Lainé，Francois）的一本题为《争取企业改革》的重要小册子。该册子试图研究怎样使工人从雇佣他们的公司分享到一定的“利润”。戴高乐仔细读了这本书，在公共场合赞扬了作者，并在私下和他进行了多次长谈。 [4] 拉乌尔·萨朗（RaoulSalan），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部队总司令，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之一。1961年4月22日，四名将军在阿尔及尔逮捕了法国政府代表莫兰和罗贝尔·比隆，夺取了政权，申明他们的意图是以武力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拉乌尔·萨朗是四将军之一。释放他们的决定在复活节以前已做出，但谣传这是戴高乐巴登-巴登之行与马絮进行的交易。——译者 [5] 珀蒂-克拉马，法国地名，因1962年秘密军组织在此谋杀戴高乐而闻名。——译者 [6] 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oustelle），戴高乐的亲密战友之一，因反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主义政策和温和行动而与戴决裂，1960年被戴高乐摒于新内阁之外。1961年流亡国外，达7年之久，1968年回法国。——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