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十二章 戴高乐失踪（5月29日） 贝尔纳·特里科是个冷血动物，一个谦恭而冷漠的高级官员，这位总统府的秘书长自危机开始以来一直保持着高傲的冷静。就是这样一个人，在5月29日（星期三）将近14时，却脸色苍白，精神委顿，焦躁不安，在蓬皮杜的办公室里，几句话像戏剧中的霹雳一样从他嘴里突然迸出来：“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1] 蓬皮杜叫了起来：“那他到外国去了！”[2]在这个办公室里，将军的亲信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奥利维埃·吉夏尔都与总理谈过将军可能崩溃的问题。他们都很震惊，戴高乐失踪了！立即打电话给将军的另一位亲信福卡尔，也毫无所知[3]。问地面防空部队，只知道将军的直升飞机朝圣迪济耶方向飞去了，在那儿加满油以后，将军的云雀3号和护航机突然下降以躲避雷达的探测。询问国防部长梅斯梅尔，他发怒地：“我什么也不知道，问蓬皮杜去！”必须承认难以置信的明显事实：戴高乐失踪了。 蓬皮杜从上午就有这种阴影的预感。9时15分，特里科给总理府秘书长多内迪厄·德布雷斯打来电话，通知他说，将军决定把照例的星期三10时的内阁会议推迟24小时。当时，多内迪厄·德瓦布雷斯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汇报：将军疲劳了，他已出发去科隆贝休息24小时。内阁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下午。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4]里写道：“我立即感到极其忧虑，长期以来，我了解将军的心理变化，也了解他周期性地想辞职不干。我知道科隆贝的气氛多么有利于促使他实现这一愿望，而且戴高乐夫人多年来就希望将军退隐。然而，在5月29日这天上午，辞职的假设就像一场灾难摆在我的面前。”戴高乐不在，参议院议长将代理总统，就是长期的反对派加斯通·莫内维尔。本来有点把握的内阁会议无疑地将在反戴高乐派的阵线里翻倒。这将是戴派的终结。 “我拥抱您”上午，蓬皮杜曾怀着惟一的念头给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打电话，想使将军在离开之前签署解散议会的命令。假若将军在科隆贝闭门谢客或宣布辞职，一切都晚了。特里科答应尽力去做。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抓紧起草解散法令，但特里科总没打电话过来。将近11时[5]，蓬皮杜又与特里科联系，这位爱丽舍宫秘书长暗示自己很为难，因为将军与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在一起，闭门谢客已有1个小时了。其实，蓬皮杜刚刚挂上戴高乐给他的电话，将军说自己三夜未眠，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安静地思考一下，明天将按照预先考虑的方式进行。当蓬皮杜一涉及到解散议会的问题时，将军回答说：假若我们没有能力控制公民投票，我们将同样失去议会选举。即他不同意解散议会。接着，将军突然换了声调，对总理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像往常一样，说他有前途，说：“除意想不到的情况以外，前途是有的。但我对您说，我会回来的。”然而，当蓬皮杜可以说话时，将军突然说：“我拥抱您。”并挂断了电话。蓬皮杜感到震惊[6]。将军拥抱他？这话竟如此出乎意料！总理只有紧接着打电话给特里科，强调解散议会的问题，特里科回答：“太晚了，将军和戴高乐夫人在走廊里。”他们只有商妥派蓬皮杜办公室的一个成员携解散议会的法令去科隆贝见将军。 14时总统失踪的征兆使蓬皮杜更肯定了自己的凄凉预感。将军因气馁而消逝，他走了，这令人惊恐的情景无情地矗立在他面前。这天下午，总工会的队伍在巴黎行进，罢工更加壮观地继续着。孟戴斯和密特朗似乎互相看到他们中的一个已经走进马蒂尼翁府，另一个走进爱丽舍宫了。科思-本迪则当着警察的面重返巴黎。三周以来，总理时刻在遭受感情的侵袭，面对骚乱时他是内政部长，面对学生时他是教育部长，面对工会时他是劳工部长，在议会上排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则是联络部长，还有财政部长德勃雷的背叛。资深戴高乐分子暗中攻击他的行动，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总围着将军不停地说他的坏话。他总是优柔寡断，而一会儿的工夫，好些多数党成员叛变，聚合在孟戴斯的麾下。现在的关键是脆弱的政体在遭受风暴的摧残，在他的身旁崩溃。在危机之初，乔治·蓬皮杜还能耍他的牌，使人相信他的能力和活力，人们还把他当作戴高乐主义的救星和无可争议的接班人一样敬畏。然而到这个星期三的14时，赌注都输光了。将军完结了，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他最阴暗的时刻。 继任？然而必须坚持下去。形势是空前未有的，戴高乐失踪了！悲剧转为闹剧，蓬皮杜成了大笨蛋。总统失踪的消息不可能长期保密下去，政府应该走在前面，以国家的名义公布这个消息。然而总理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决定第二天在电视上宣布，蓬皮杜还不知道怎样宣布为好。但适当宣布可以赢得24小时的时间。14时30分，构成议会多数派的两个组织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独立共和党组成的代表团来到马蒂尼翁府，为了促进解散议会的假设，蓬皮杜接见了他们。在10名代表，两个组织各5名的代表团面前，蓬皮杜平静地报告形势以及内阁会议延期、戴高乐去了科隆贝的情况，惟一省略了不知道将军在哪里[7]。 蓬皮杜继续讲：直到现在，共产党并没支持全面暴动，但自从格勒内尔协议被比扬古的工人抛弃以来，某些情况有了改变。无论是塞吉还是其他工团主义者都谨慎地没有再准备坐下来谈。现在他们改变了主见以及共同的温和主义倾向，包括瓦尔德克·罗歇在内，面对革命的形势，共产党曾希望拯救戴高乐，但现在准备抛弃他。共产党将在两种解决办法之间选择：希望建立一个由孟戴斯或密特朗领导的联合政府，利用过渡状态强加它的主张和被接纳进入政府。或者在罢工和大街上的压力下，共产党自己掌握政权。蓬皮杜补充道：这就是我们将面临的革命形势。 蓬皮杜不相信人们议论了许多年的国民联合政府在目前是个解决办法。另外是埃德加·富尔[8]，也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蓬皮杜给他打了电话，他对蓬皮杜表示坚决拒绝考虑参加联合政府。蓬皮杜结束讲话：迄今我已尽到了我的力量，现在我们都到了说真话的时候，我希望听听你们的见解。 埃纳省的戴派议员居伊·萨巴蒂埃首先发言： “如果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就该我们瞧着他们干。必须立即阻止。” 这时，某人提议在骚乱的情况下下达开枪的命令，“这对有人希望的战斗而言，正是一种回应。”独立共和党的雷蒙·蒙东和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闻此言大叫大嚷起来： “这是疯了。这是加速破坏，这是为全面暴动提供理由和借口。” 亨利·雷伊[9]对总理表示自己的信赖：“您必须发生影响。” 蓬皮杜回答：如果戴高乐能离开，他将按自己的决定做，“必须能让我实现我的计划。” 于是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的一个议员走得更远： “您必须带头，并且需要您挑明戴高乐应该离开。在我们能够做到的程度上，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比他离开更好。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您应该成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10] 对一向严格服从纪律的戴高乐分子来说，这次辩论成为蓬皮杜分子反对将军的阴谋的证据，好些文著都引用过。它们认为在危机期间，蓬皮杜的整个姿态就是要掌握一切权力，不理睬将军的命令，处于权力的真空里，成为总统的缓期反对派。人们不了解这是蓬皮杜在这位议员紧迫下的回答，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戴高乐在哪里，甚至担心有更糟的情况发生。他必须首先挽救政体，因此不得不如此回答。 独立共和党已经推出它的年青领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此时有些急迫地希望看到蓬皮杜达到最高的职位，以使它的领袖有出任总理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它的党员们站在德斯坦的立场上说话。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蒙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如果戴高乐离开的话，相信由您来继任可能易使人们产生错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必要首先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进行选举。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支持您的。” 蓬皮杜以结束谈话的口气说：“现在必须等待将军的决定。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他这最近几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排除他离开。那么，我将尽到我的责任。” 离去时，这两个组织拟定了一封给总统的信交给蓬皮杜转呈，恳求组建联合政府，并要求进行合乎法律的选举。蓬皮杜对此很欣赏。然而总统在哪儿呢？ 孟戴斯掌权？如果蓬皮杜下台，孟戴斯就可能上台。在5月29日这一天里，前议会议长孟戴斯大概自以为理所当然地该重新出来掌管事务了。尽管据说他服务卓越，但12年以来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11]。然而奇迹正在发生，从骚乱中诞生的第五共和国都顶不住骚乱的轮回。左派可能掌握政权，孟戴斯就是左派的头。 这天下午，围绕着这种假设，孟戴斯分子分头行动。首先是法共的态度。法共相反地被认为是这种政体中的胆小鬼，没有走出合法树林的打算，至少目前不。法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官方的一些建筑物，使经济最终瘫痪，建立新政府。问题在于法共担忧以后怎么办？在台上如何顶得住必然由国家掌握的警察和军队的暴力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非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民众反对的形势。 这天上午，一个非常事件向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报警。法国总工会电力分会引起停电停水。28日（星期二），巴黎地区从14时到19时停电，星期三从9时30分到11时停电，随着14时又开始停电。是电力工会单一地采取行动？还是正如法共以前所经历过的那样使局部罢工慢慢地走向全面罢工？或是共产党人在通过逐步的全面罢工走向暴动或罢工？接着，总工会安排它所掌握的巴黎地区的出版业突然发表恶意地攻击民主工人工会的文章。29日下午，民主工人工会的总机被切断了[12]。欧仁·德尚大怒，派人前去特律代纳的邮电部门查询，那里回答说有些技术问题。德尚难以抑制愤怒，给总工会打电话，并威胁要派得力的人手去查询技术问题的所在。总工会才不再坚持，民主工人工会的总机线马上被安装起来。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看来有把自己假设为正处于垮台状态的政府的智囊团的意念，它们下午的示威游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意念：一系列的口号在它们的队伍里铺开，诸如“人民政府”之类。人们都知道“人民”这个词是个空泛僵硬的词。而且游行示威严格地停留在合法性里，它们平静地游行，甚至是欢乐地，充满节日的气氛。但人群还是浩大的，大大超过星期一它们反对沙莱蒂体育场支持孟戴斯的集会的示威。 共产党的机构法国总工会大显身手了，但这不是惟一的解释。工人阶级同样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沙莱蒂体育场的示威同样是其一部分，工人阶级在那个体育场里集会是为了显示必要的团结，并非单纯地反对共产党。人们在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大楼前鼓掌欢呼，然后在拉斐特陈列廊前拉起一条禁止通行的巨幅标语：“在拉斐特陈列廊随时发生着某事：罢工。”在圣拉扎尔车站，由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招待会。有人安装了一些喷水嘴，准备在左派擅入的情况下发射，还特别在阴凉的地方准备了一些酒瓶，这是为了给老铁路员工现总工会主席塞吉祝酒用的，也给弗拉商老头儿，因为塞吉以前当铁路员工时在这里有过一些趣闻，弗拉商永远同情地围绕着他。看来，总工会暴动的微弱愿望将到此打住。 从围绕着孟戴斯下赌注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重在非应用地显示力量。在这个时候，孟戴斯登上政治舞台似乎是不可阻挡的。1小时以来，将军失踪的消息在巴黎迅速传播，这使戴高乐派陷入惊慌之中，也使它的对手们惶惶不安起来。电台也报道了这个消息，顿时全国凝固起来。这下完了，第五共和国骤落。消息公布两天以来，领导人中间一片惊慌并有上升到顶点的趋势。孟戴斯队伍的重新聚合变成了大动荡式的，特别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天际，因为为了遏制革命的浪潮，人们只有都转向他，主要是过去年代的革命对抗的幽灵留下的古老仇恨在作怪，只要某人某事能阻止这种骤落，不管是谁，孟戴斯也行。而且他有未来政府的两名部长顾夫·德姆维尔的亲近和贝当元帅的保卫者颂扬者和极右派律师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像救星一样地指导他。1965年的中间派总统候选人让·勒卡尼埃则在思考统一社会党的议员掌权。弗朗索瓦·密特朗昨天回避了来自孟戴斯的会见要求，但他不能长久地保住这个赌注，他有必要与这个当前的著名人物协商。雷蒙·巴里永在《世界报》上概括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感觉，他发表了一篇短文《明天的双套马车》，毫不含糊地分析了孟戴斯和密特朗。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仍然对孟戴斯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该工会主席欧仁·德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认为这场危机不可能在传统的议会方式里找到解决办法。孟戴斯-弗朗斯是适合回答学生界和工人界广泛民主愿望的，能使政府班子兴旺起来的可接受的人选。”在此期间，德尚向总工会发出警告，即担忧在戴高乐之后他的工会会不会妨碍总工会的议事。“在一些企业里，有多数派工会忽视少数派工会权力的倾向，尽管人们知道少数派应受到尊重，少数派也知道自己的希望，因为我们不是社会民主党赫赫有名的国度。” 德尚好几次拜访前议会议长，使他接受了主要的要求。这位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主席后来向作家菲力普·亚历山大解释说：“我认为如果戴高乐离开，正如我们都有的好的预感一样，70%—80%的人将马上变成孟戴斯派。他们将与广泛代表法国人民的临时政府一起重新找到解放的道路。是的，共产党人懂得这一点，当然，将与他们有一场特殊的争吵，然而最终共产党人将取得进展。我相信这种假设。我对孟戴斯说过，临时政府可能将由他来领导，并以二战时的‘解放’[13]组织为例，说明这个临时政府将成为我们的灵魂，代表所有的左派，同样可以理解为将代表在大学、工人和农民界突然出现的新兴力量，它也将是转移权力，使戴派权力再也达不到的必不可少的程序。”[14] 晚上，孟戴斯会见密特朗。为了使直接的秘密会谈成功，孟戴斯希望到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席的朋友乔治·达扬家中会谈，并带上左派的良师、社论作者、他俩的朋友让·达尼埃尔，孟戴斯是在里沃利街的人行道上与记者们攀谈认识他的。当孟戴斯到达乔治·达扬家中时，看到密特朗由居伊·摩勒、加斯通·德费尔和勒内·比耶尔[15]陪同着在等他时，便对此大发雷霆。他认为这样会把议会左派代表们协商的组织未来政府的计划以及他的伟大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实说，关于过渡阶段的政府班子的组成，官方左派的重要人物们在此之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在总理的人选上还在使他们操心。但所有党派都已指定了他们的代表以组成联盟。孟戴斯对密特朗说：“我遗憾自危机开始以来，我们没有举行过任何严肃的会议。”善于敏捷对答的密特朗挑明一个难题：“共产党人不希望您担任总理，但他们将接受您出任国民教育部部长。”另一方面，联盟不相信学生运动。孟戴斯反驳说，工会、学生和农民的新兴力量应该出现。密特朗反对，他说：“这是怂恿，您这样做会使一切归于失败。您想为热斯马尔谋一个部长头衔？”实际上，孟戴斯是想让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主席德尚做这个“运动”的代表，并希望雅克·莫诺做教育部长。加斯通·德费尔从中调解，并暗示孟戴斯自己向共产党陈述关于学生代表的观点。密特朗打断他的话：“这是我的事。”他们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尾中散去。孟戴斯掌权？不久将复杂起来。 21时30分，前议会议长孟戴斯孤注一掷。明显地，时机是成熟的，明天或许是后天，戴高乐主义就会被打入历史的冷宫，时机将不会再来，现在或者永远。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除了破釜沉舟，别无它路，至少要采取争取候选人的行动。他去波旁宫[16]，大概是为了显示他的合法性，并在一个有点长而且过分雕琢的声明中向记者表示，他准备在临时政府里领头掌权，其中他说到：“没有取得已经显示出来的一切反对政体的力量的信任，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了明天的复兴，明显地，国家一切有生命的力量都应该汇集在一起，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的，‘无一例外地不定比例’。”奚落的用语是漂亮的。孟戴斯乞求于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使五月运动的代表合法化，但被拒绝。 孟戴斯终究没抓住，在这种时候，这些争吵已不再重要。大家无休止地不着边际地议论着的临时政府将永远不会诞生。电视在20时的《每日新闻》中播出：将军返回。 失踪美丽的风光在直升飞机下掠过，老元首出神地凝视着他古老的祖国大地。灿烂阳光照耀下的祥和的法国，也是决斗场和人墙的法国。几分钟以前，顺从的驾驶员使云雀3号突然做了一个俯冲，以这种方式避开雷达的监视，在飞机上几乎看得清香槟地区的麦田，远处便是阿登山的凸起部分，安静地躺在那里。戴高乐知道，他这下将使全法国惊呆。飞机突然转向德国方向，他在进行他一生中最离奇的赌博之一，这就是向巴登——巴登的轻举妄动，五月中最有迷惑力的插曲之一，人们将谈论它数十年，并将收入政治策略的所有经典之中。 戴高乐此行干什么？是法国多年来始终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假设也最多，有的达到荒诞的地步，现在这方面的说法有所进展。某些人说将军是在萨托里基地通过秘密网络与军队的将领们交谈，有的文章说是在阿尔萨斯；有的作品声称已澄清将军此行是要用军队力量收复被占领的地方及其具体布置；某些文章甚至想像将军是在通过特别的秘密网络与美国和苏联通话，协商保住将军的位置的条件[17]。将军默认了这些预测，虽然他要求过绝对保密。无论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神秘、假象、掩饰都是他计划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他计划的实质，如果他有过计划的话。因为从蓬皮杜开始，将军的好几个亲信都认为伟大老人在这一天的动摇是众所周知的。他可能不打算回来了，那么，这是逃跑还是躲闪？20年过去了，主角们都开口说话了，除了主要的。由于缺乏主要的证据，将军去巴登的奥秘还没完全弄清。某些主角们出于高深或是天生的谨慎仍然想隐匿部分真相。然而，细节已慢慢积累起来，新发现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皮埃尔·维昂松-蓬特[18]的杰出篇章[19]和弗朗索瓦·戈盖尔对这个问题的关键文章[20]的问世，也多亏让·拉库蒂尔在他的杰作《戴高乐》[21]一书中用一个有分量的篇章综述此事，还有马絮[22]将军的证言，详细记叙了他与将军的会谈[23]。今天，列出将军失踪的时程表是可能的。 28日晚上，戴高乐叫来他的儿子菲力普·戴高乐。将军交给儿子两封信，其中一封信好像装的是将军的“最后愿望”。然后，戴高乐召来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交给他护送家人的任务。第二天，戴高乐一家来到巴登——巴登马絮将军身边。戴高乐又在将近18时，打电话给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叫他紧急来巴黎。就是说在此前一天，将军就已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施计？他们都不能说，无论是将军还是他的儿子，即使知道什么，对这天晚上的事，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 29日上午，在静谧的爱丽舍宫，将军起得很早，可以说是他的军人习惯。7时，他召来他办公室的主任格扎维埃·德拉舍瓦莱里，他来到爱丽舍宫，看到将军疲惫地直立在他的小厅里，将军对他说：“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会，睡一会。”[24]将近8时，将军召来爱丽舍宫参谋长拉隆德将军，向他交代任务，说他要去见南锡的博瓦莱将军、梅斯的于布洛将军和巴登——巴登的马絮将军，以询问他们及部队的思想情况。此外，拉隆德将军将陪同戴高乐将军的儿子菲力普去巴登，那里将是安全的。我们已经陷入糊涂中，拉隆德带走将军的全家，这意味着将军将长久地引退；然而将军又去咨询军队的将领，这又是为什么，如果说将军已决定离开的话？ 9时30分，总统短暂地召见秘书长特里科，对他说内阁会议将推迟到第二天15时30分召开。当时特里科确实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将军已经疲惫不堪。连日来，特里科主要操心的就是按照规定格式通报将军的好消息，尽可能避免不祥的消息，因为不祥的消息太多了。[25] 下面介绍布瓦西厄将军。他上午乘直升机来到巴黎。布瓦西厄在他的回忆录[26]里已叙述了有关谈话。他叙述面临骚乱和颠覆的将军如何局促不安、失去信心，如何演就变形的法国中这不幸的一幕。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证言的话，那么，布瓦西厄便一本正经地起了一个大早模仿他的岳父： “我的将军，站在您面前的不是您的女婿，而是代表军长和军区司令（布瓦西厄的两个顶头上司）向您汇报情况的第七师师长。”代表两个军队将领，这位女婿说得有些浮华，他坚定地表示：“保卫祖国，随时准备反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任何侵犯。” 戴高乐似乎满意地问道：“如果到了必须考验军队的时候，军队的态度会怎样？” “军队从来没有如此遵守纪律，它等待着命令。” “这就好，我要去看看马絮那里是不是同样的精神状态，随后我将在科隆贝或斯特拉斯堡发表讲话……如果状态是我所希望的。我要离开巴黎，这样，如果今天下午共产党的示威偏离并指向爱丽舍宫，它将不再有目标，人们也不会攻击空空的爱丽舍宫。” 巴登戴高乐接着吩咐布瓦西厄预先通知马絮，这是军官做不到的事。然而戴高乐已做好在联系不上的情况下直接去巴登的准备。照布瓦西厄的意见，去巴登的计划清晰、详细、巧妙。特里科当时预料到总统会呼叫蓬皮杜，布瓦西厄于是走出办公室，戴高乐打电话给他的总理，试图使蓬皮杜放心，但没向总理解释清楚。然后戴高乐与他的夫人一起下楼梯走出爱丽舍宫。在庭院里，警戒局的一个黑人士兵与总统的司机保尔·丰塔尼耶在等着他们。11时24分，一个传达兵前来汇报，他大概秘密走出爱丽舍宫沿着府邸镶有雄鸡标志的铁栅栏兜了一圈，然而才到停车场迎接总统夫妇的。一辆警戒局的车临时担负运送保镖的任务，尾随在将军的轿车后面，朝伊西·莱穆利诺方向驶去。中午，两架云雀3号从机场向东方飞去。知道的人都以为总统要去科隆贝，谁知道将军突然换了节目，大家推测可能去圣迪济耶，因为那里向北离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才50公里，但只在圣迪济耶加满了汽油。这时，出了一个小情况，布瓦西厄必须打电话预先通知马絮，由于罢工电话不通，得不到巴登——巴登的回应[27]。 他们照计划再次出发。几分钟后，将军的电话机掉在机舱的地板上，因为将军的座机突然超低空飞行，尾随着护航机朝东方飞去。戴高乐稳坐在后面的座椅上，这位令人敬畏的旅行者向他的副官弗洛伊克递上一张明细地图，这位副官摊开地图坐在领航员的旁边（因为噪音太大，不能讲话）。“抵抗运动的总司令此刻成了法国田径运动协会的主席。”[28]法国从他的眼下消失，望着巴登——巴登方向，戴高乐感到孤独至极。 前天5月28日，马絮将军在他的巴登——巴登官邸会见了苏联元帅科切沃伊，这位苏联驻东德部队司令官与他的法国对等人一起喝了烈性的伏特加酒，在粗鲁的谈话中流露出反德情绪，还询问了关于“粉碎”惹起法国政府那么大忧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今天5月30日（星期三），雅克·马絮这位五星上将，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一副木刻般的面孔[29]，在简单的午餐之后，穿上红色的翻领上衣和天鹅绒长裤躺在他冬园的长靠背椅上做短暂的休息。到14时45分，一个青年仆人呼叫在这里临时担任符合规定的职务的迪潘，然后迪潘一阵风似的跑进苏珊·马絮的办公室，向正半睡半醒的马絮将军的夫人说有人打来电话，是某个叫“弗洛克”的上校，马絮将军夫人连忙下来接电话，她念着这个名字，拿起电话之后她听道：“这里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请设置跑道信标，5分钟以后，我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我们就在巴登——巴登西南地面上空。” 马絮夫妇既惊讶又激动，已没有时间去思考了。大家在慌乱中准备住所，呵斥仆人，在一片混乱中腾出一个有大床的房间。5分钟之后，两架云雀在驻地着陆。马絮在准确的时间里换上军装。一个传奇般的身影钻出直升机，在弗洛伊克拿着的公文包里寻找眼镜，他看到站在眼前迎接他的一行人，对他终于看到的马絮说：“一切都完了，共产党人煽动国家完全瘫痪，我再不能左右局势了。所以我躲避，因为我感到威胁，以至我们全家来到您这儿寻找避乱，以便决定怎么做。”马絮不同意将军的悲观想法[30]：“您不要这样想，我的将军！您是有威望的人，还有行动的办法。”马絮挽着将军的手臂，一直到他的别墅内，携将军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这时间，苏珊·马絮承担了接待元首夫人的任务，她从元首夫人委顿的面容上就完全看出了一切灾难。在一个房间里，伊冯娜·戴高乐向马絮将军夫人详细地叙述着前天在巴黎的遭遇。在另一个房间里，坐在警戒局驾驶员旁边的一个男人也在讲述他被粗暴凌辱的遭遇，当时他的轿车曾在一个红灯处被扣留[31]。 马絮的“训斥”不一会，两辆轿车载着将军的儿子海军上将菲力普·戴高乐和他的夫人及孩子们抵达。他们在贝克拉夫停留了几分钟，在总统的直升机之后抵达巴登西南，由爱丽舍宫的军事参谋长拉隆德将军护送，拉隆德是在分别完成了向于布洛将军和博瓦莱将军通报情况的使命之后陪着行李和戴高乐的孩子们到达的。 将军向马絮解释：“我对我的儿子说过在这里与他的全家团聚……”然后将军便陷入长时间的自言自语之中，埋怨正繁荣昌盛的国家自取毁灭，埋怨国家使他失望，唠叨着普遍的惊惶和人们的欲望，甚至嘟哝最好的办法是看着他悄悄地离开，接着说道：“蓬皮杜可能错了，开始就向学生让步。但后来他的表现还是好的。”马絮很快地相信将军所言的。将军不再是原来的将军，变得敏感、疲惫、忧心忡忡。将军又自言自语：“去哪里呢？”然后他面向斯特拉斯堡方向对马絮说：“只有向德国当局提出庇护的要求了。”马絮，这个爱好战斗的人，爱饶舌的粗鲁人，老傻瓜，心痛难忍地看着他心中的偶像陷入这种沮丧的状态之中。他暗自庆幸他的德国记者不在场，也可能在等待时机吧。这时，有人端来一盘煎蛋卷，谈话继续下去。马絮后来写道：“我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与将军一起干，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一场竞赛，也将是最自豪的事。”当时，将近有1个小时，马絮直立在总统面前，随着他对将军气馁行为的愤言，一篇鼓励将军战斗的演说词也完成了：“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要是再打算离开，将会失去人望。您应该保持您的形象，解脱自暴自弃，并抓住您所拥有的权力阻止混乱。您气馁了，这确实是您自1940年以来尝试过的第二次灰心。您应该在您所选择的战场上战斗到底，在您所选择的公民投票的战场上同样应该如此，只要您仍然坚持公民投票……即使公民在投票被证明不可能赢得，您仍然有时间辞职……”说到这里，马絮犹豫并咳嗽起来。将军被感动了，因为马絮敢于对他这样说。将军慢慢地站起来，眼睛盯住他的对话者，渴望地敦促他继续说下去[32]。马絮继续说：“……然而没有事前逃跑的，因为您的前线在法国，对您来说，在巴黎。为大家所熟悉的战斗者是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而他并不缺少人为他效忠。” 在这个为时已太晚的谈话里，马絮仍然抓紧时机最后有力地补充道：“我的将军，算了，您还希望什么，您在泥潭里，必须重新留在那里。回那里去吧。”[33] 戴高乐这才恢复知觉，不再有犯罪感。这时，马絮走出办公室以通知法国驻德大使来见国家元首。他对他的两个副官说：“我们难以脱身，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然而，马絮返回办公室不一会，将军突然站起来，靠近马絮，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说：“我走，请叫我的夫人。至于我的儿子，他会决定他该怎么做的。” 下定决心18时，将军返回科隆贝，在花园里跨着大步，并与弗洛伊克谈起花和诗来。乔治·蓬皮杜已决定17时左右去巴登见总统。17时30分，法国军队参谋长富尔凯将军为了证实总统是否仍在巴登而打电话给马絮[34]。国防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在他身边。 “部长想知道拉隆德将军是否在您家及在您那里所做的。” “拉隆德来过我家，巡回通报情况，他又去了梅斯，博瓦莱将军家。” “您见过另一位吗？……最大的？” “见过，但他又走了。” “小心点，马絮，不要装傻！” “什么？装傻？” “马上给我一份报告。” “为什么？我再没什么可说的，您尽可请部长放心。” 对马絮来说，福尔凯问话的含意是明确的。法国国防部长不仅仅要了解戴高乐是否去过德国，而主要要了解的是担心戴高乐背着他是否组织了部队的任何介入，至少担忧马絮对整个内幕说假话，被过多的国家机密所控制，使他们军队首脑眼睁睁地看着却一无所知。戴高乐的确在了解部队的精神状态，对部队做调查并直接试探马絮。然而将军历来未曾提及向武装力量求助的假设，这仅仅是惟一的一次密谈。这种假设只是存在于他的内心里，后来他曾对沙邦[35]说过：“从斯特拉斯堡开始夺回国土，我曾面对它这样想过，但要以最后的意外情况为前提。”由此消除了五月之后上百种文章和书籍所充斥的所谓奥秘：军队将介入吗？人们已看到蓬皮杜仅仅只采取了预防措施，再没做其他的。然而，富尔凯和梅斯梅尔的担忧都表明戴高乐派的阴谋手段之一已经付诸实施：巴登——巴登之行的后面显露出无声威胁的端倪，尽管含糊不清，然而内战和召唤军队的威胁是真实的。它虽然没有形成，但始终存在。 稍后，戴高乐打电话给他的总理，向他说明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总统“视察了部队”，需要休息，将在科隆贝呆到第二天中午。总统的声音显得年轻起来，并用命令的口吻。他同样对特里科说：“我在协调自己内心的想法，现在清晰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做的。我将在15时主持内阁会议。”[36]然后，在晚餐时，他向他的夫人和弗洛伊克朗诵起关于他们刚刚穿过的莱茵河的诗句：“凄凉的莱茵河，永恒不安的见证人，您卷起的波浪，永远准备着汇集泪水。”诵罢他问道：“这是谁写的？”他的副官坦言不知道，戴高乐于是嘲弄人地说：“我一点不奇怪，这是我写的。”[37]第二天早晨，夏尔·戴高乐早起，吩咐将在下午发表声明。 将军的两个5月29日在总统有了5月29日的表演之后，五月运动之后的20年来，对这一天的分析就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雅克·马絮，乔治·蓬皮杜以及形式上的蓬皮杜派是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将军有过昏厥，曾打算离开，准备打退堂鼓，是马絮的详细有力的陈述才使他重新产生信心。蓬皮杜在将军返回巴黎的那天晚上打算辞职。他有理由恼恨将军使他不知晓如此重大的行动。他首先产生将军在耍“计谋”的念头，后来可能产生另外的想法而否决了，还是用他下面的话来恰当地表达他有克制的苦衷吧： “我在此说明，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太多的人已经了解实情，所以没有必要不将此事公布于众。不过，最好还是如实地介绍情况，一定要如实。事实上，将军曾因气馁而出现了精神危机，确信自己输了，因而选择了退却。他一抵达巴登——巴登就做了在那里长期逗留的安排，菲力普·戴高乐一家也在那里。将军召见了法国驻西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西德政府。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并表示了部队的忠诚，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随着又使将军完全改变了主意。法国应该深切感谢马絮将军在这一天的行动。后来，我会见了马絮将军，他向我证实了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我还要补充的是戴高乐将军本人也向我证实了此事，第一次是在6月1日（星期六），第二次是在此后的某一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到这位伟大人物对我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衰弱，我以此为耻。’后来，我又得知阿兰·布瓦西厄将军直接去过科隆贝，持有一封将军给我的信，信的具体措辞我不清楚。然而却把全部权力都委托给我。如果我竭力从宪法的角度去体会的话，这就是信的实质内容。”[38]
对上述说法，马絮的证言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将军关于世界末日到来的谈话，大概从朝他而来的5月24日的大示威就使他产生了这种感觉，正如特里科在那段时间所看到的，将军实际上再不能入睡，呈神经衰弱状态。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主席米歇尔·德巴蒂斯[39]在28日傍晚在电视采访记者米歇尔·德鲁瓦面前和当晚在克里斯蒂昂·富歇面前，都跟在乔治·蓬皮杜面前所说的一样，按照戴高乐派的惯用词汇，他再一次证实了将军关于“世界末日”的谈话。在巴登，将军带去了全家和行李，并要求法国驻西德大使把他的到来和庇护的要求通知西德当局，与马絮的有关谈话最为悲凉。假象的黑幕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并不接受马絮和蓬皮杜的说法，他们认为将军玩弄了最重要的政治手腕，属于他惯用的战争策略之一，并援引戴高乐的著作《未来的陆军》[40]和《剑刃》[41]里的两个军事信条为证，即用丰富而严密的词汇给统帅行为下的明确的定义：“奇袭，古老的出类拔萃的军事艺术……然而，奇袭是在统帅组织下的奇袭，不仅仅是借助于秘密，在对方设想和决策的时候注意他们的意图、部署和泄密，或者以准备工作迷惑对方，而且在假象黑幕的幌子下进行一切。”当然，对手可能截取一些情报，“然而这样正好，我们可以使对手糊涂起来。根据对方的目标，我们只要稍微使对方认错目标，就会有意引对方误入歧途，甚至尝试使用预选考虑的诡计，以至传播迷惑人的假设，有那么多方法可以使用，现今认清每个党派往往是从另一个党派里，我们将发现，真相往往隐藏在假象的后面。”总之，“策略应该是用来使人相信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希望如此又不希望如此的手段。” 根据戴高乐的战术小册子提供的内容，对巴登——巴登之行，人们完全可以描述成另外一回事，作家弗朗索瓦·戈盖尔、皮埃尔·维昂松-蓬特以及让·拉库蒂尔笔下的重要部分就是这样的。 在星期六，戴高乐才明白公民投票活动将是不可能进行的。他还处在气馁之中吗？当然。说他从高处抓住了东西，说法国由于他的影响才进入现代社会，法国之所以走上“机械文明”的道路，应归功于他履行了拯救国家的社会使命。然而现在，法国人被分裂和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攫住了，不听他的。法国人又一次地顺从为改变而改变的煽动，他们不满伟人在不太好的愿望里寻求避乱和打小算盘。伟大老人沉浸在痛苦里，他确信国家在复兴，民族在崛起，稳定地走向繁荣富强，然而现在却看到这三方面在造反行动和总工会的罢工下化为乌有。“混乱”卷走了他10年的作为，人们将为更小的事情而动摇。 可以说，在星期一或星期三，戴高乐当着来访者的面的爆发的诅咒肯定是由衷的，从比扬古的工人拒绝协议的时刻起，就揭开了政府脚边所面临的深渊。在风暴之后的6月份，他对米歇尔·德鲁瓦[42]所说的也是由衷的：“是的，我曾有过引退的欲望[43]。”在5月30日的讲话中，他承认有“面对一切可能，没有例外”的准备。根据安娜[44]和皮埃尔·鲁阿内[45]的回忆，常看到将军在不眠之夜里束手无策的场景，部下无能，相继背叛，他的信徒们对戴高乐派的一举一动了然于胸，也认为他是在台上打发时间，这一切使将军陷入悲凉苦涩、精疲力竭和深深的抑郁之中。应该说他的一切努力是非凡的，平息阿尔及利亚战争、建立新体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TAN）、涉过艰难的欧洲期、制定伟大的对外政策、使国家工业化，这一切似乎都在玩笑中完成，而现在却面临路易-菲力普[46]的怪诞命运，因骚乱而陷入绝境。这太糊涂，太平庸了！ 然而，法国已善于识人，认为戴高乐并没有江郎才尽。多亏他有一天体现国家的命运，多亏他在无尽的衰落之后再度出山掌权，他曾在动乱的风暴中控制着一切，无所畏惧，有效地平息，称他是暴风雨中诞生的人是恰当的。因为他具备拿破仑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种禀性：“凌晨三时的勇气”，也就是让统帅在最意外的失败中保持安宁和冷静，允许统帅在恐慌和疯狂的黑暗中完全理智地做出决策。 戴高乐具备这种天赋，就像他的第二天性，尽管他有易冲动的毛病，炽烈的性格和循环性精神病，这些都可能使他产生周期性的紊乱。当时，其实是明摆着的，虽然他在冷角落里陷入绝境，但还在谋算反击，酝酿可能的出路，探测对手，寻找他们的弱点，用他那出于本能的现实态度澄清错综复杂的“形势”，他总是决定着历史。 蓬皮杜太无能为力了。在他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提前安抚的时候，给予他的让步的回答却是全面罢工的闸门的打开，他对这一点似乎不可原谅，但他有道理：舆论左右着事件。因为舆论支持使国家陷入瘫痪的学生们，舆论也受到使国家没有抵制地陷入停滞状态的全面罢工的欢迎。这一次，舆论确实宣传够了，使潮流倒转了，使人们不再向往秩序。这就是孟戴斯突然得人心，一些人更失去人心的深刻原因。这似乎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惟有这样才能恢复平静。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正面临毁灭。 的确，如果国家突然恢复清醒，如果突然有一个毋容争论的权威发出有力的声音，那么一切不安、忧虑、恐惶就会立即转为支持。5月24日，戴高乐未能用雄心征服法国人，30日，他大概在用恐慌召集法国人。正是因为在这一天他公开表示了他的决心，一切才可能翻转过来。 阴谋面对时局，戴高乐大概认为必须有一个事变，一个使剧情突变的霹雳。这声霹雳要吸引全国人注意，使他们恐慌，同时能促使对手揭去面纱，并引诱他们露出原形，这可能就是将军神秘失踪、引退的滑稽剧和有意识地安排自己从悬崖跌进深渊的真相，戴高乐将毫不掩饰地向世人证明，混乱中的法国人将痉挛地拼命地抓住他。 但是必须选择时机，精心设置一个意外。于是，三天[47]的时间被戴高乐积极地利用起来。铺开这愚弄朋友和敌人的“假象的黑幕”。不需要许多的伪装，戴高乐就显得疲惫、消沉、优柔寡断，使他的政府、内阁、亲信以至他的总理都被他的假象所欺骗，尤其是总理在获悉他失踪的消息时，未能抑制住内心的喊声：“那他是到国外去了！”言下之意，他不再回来了。戴高乐板着惯常的面孔，狠狠地武断地在心里想：眼下，只能这样。因为他仍有必要维持总理对自己的忠诚。青年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自星期六上午起实际上就在准备将军下周的谈话。电视采访记者米歇尔·德鲁瓦星期二下午前来见将军，定下六月初在爱丽舍宫的电视采访。同一天，他打电话给他的情报部长乔治·戈尔斯，这位部长是那么惊讶（因为戴高乐不喜欢用电话），毕恭毕敬地立在电话的另一端[48]。这是要求他密切注意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并要求他立即驱逐广播电视台的占领者们。 将军终于最后约见乔治·蓬皮杜，按照当天会晤的需要，他对蓬皮杜隐瞒了一切意图，并对政府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仅限于关于政府行为的过问，将军说： “从运动开始，您就太乐观了。” “我错在哪里？” “您说您会与总工会达成协议的。” “我达成了这个协议，是总工会未能使它有效，而且共产党有理性保持谈判方向。这个代价是有点大，但我们仍有可能获得成功。”[49] 离开将军时，蓬皮杜很沮丧。本来，他已获悉戴高乐夫人发生小事故受伤的消息和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将继任总理的风声，已使他够沮丧的了。 实际上，将军仍然在筹谋，一系列的假设继续在他的头脑里按序排列。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他尽快地后退一步以便猛冲，那就是共产党的态度。蓬皮杜总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发动突然袭击。戴高乐深知欧洲的事务就是为了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虽然法国并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国人也基本上没有碰法国。但这样的事总是说不定的。总之，将军忧患法共的欲念是强烈的。第二天下午，法国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只离爱丽舍宫几步远，但他们并不愿直接对抗冒流血的危险，认为远离一点好些。戴高乐针对这个情况对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说：“他们不会占领空空的爱丽舍宫。”他认为他们朝他本人或他的家庭而来才值得。我们能想象到这种暴力：将军的近亲将易受到伤害，对将军的伤害可能会是间接的。这种现状和想象对总统夫人的精神刺激触动了将军。那么，只有令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接着假设的一着，是在戴高乐确认发生暴动的情况下惟有依靠军队。但军队在东面。法国的精锐部队驻扎在阿尔萨斯、洛林和德国。军队和军头们的态度究竟怎样？向国防部长梅斯梅尔探询会暴露意图，察觉他依赖军队进行对抗的可怕打算。戴高乐与内政部长富歇和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一起进行探讨，曾确定逮捕群众组织头头的流血选择，这同样是迂回的冒险。他们秘密召来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并要求总统府军事参谋长拉隆德将军进行有关的沟通。他们准备去拜访认为有牢固基础的马絮将军，由戴高乐的亲信陪同前去。将军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被认为是惟一最可靠的人，第二天9时30分，将军又召见了他。在共产党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性的革命者做人质，保障国家行动自由和重新赢得这种自由。完全从这种假设出发，一切部署就绪。从远处旁观，只见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将军，这管保使舆论惊呆并加速倒转。剧本写好了，只等上演。 对这种假设的支持者马絮来说，将处在第一个殉难者的位置上。如何试探这个军头？“马絮，您与我站在一起吗？”将说明不了什么；马絮如果说“不”怎么办？过分泄气的场面相反地将表明这位老好人的真实思想。马絮是那么犹豫、困惑、不安，并由此开始担忧：这是军队，总之，不可能。消息是准确的。马絮就是马絮。戴高乐不怀疑他会叫嚷。戴高乐反复思量，马絮的这种忠诚对他同样是一种激励。戴高乐总是忧心忡忡，他知道自己在这种时候是多么需要这种他从未珍惜过的同伴的绝对忠诚，而自己总是在最后才重新发现这种忠诚。马絮说他的角色在当时是无懈可击的。于是，到15时，将军的另一计划已拟定一半，只待舆论的反应。戴高乐不需要再等下去，他从科隆贝返回巴黎，只需他的支持者们倾听收音机评论他的完美成功就够了。法国充满了恐慌，反对党已经在觑觎政权，但是法国人已经以恐惧的心理拒绝了这种前景。血腥计划，通过6小时的核实已化为泡影，只有抛弃布拉格政变[50]在巴黎重演的可怕幻影。与此相比，公民投票是最好的选择，阁员们像一个人一样投票通过，因为都害怕流血。这幕后的晴天霹雳和这种用走过场表演出来的完美敷衍，使演员们个个沉默不语，观众们目瞪口呆。只能如此显出向前走的样子，却使完结的轮廓分外显示出来。 [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另见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2]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3]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4]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5]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6] 蓬皮杜显然是这次谈话的源头。 [7] 《将军的五月》（让-雷蒙·图尔农著，巴黎·普隆版，1969年）及《1968年5月》（阿德里安·当赛特著，巴黎·普隆版，1971年）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议。 [8] 埃德加·富尔（EdgarFaure），激进党领袖之一，1955—1956年曾任第四共和国的总理。——译者 [9] 亨利·雷伊（HenriRey），戴派政党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主席。——译者 [10] 根据许多传闻，这位保卫第五共和国的议员可能是阿尔班·夏朗东。 [11] 孟戴斯曾在1954年6月19日—1955年2月5日任第四共和国的总理。——译者 [12]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抗战的一个团体，由新闻记者马纽埃尔·德拉维吉里创建。——译者 [14]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15] 此三人见前译者注。——译者 [16] 法国国民议会大厦。——译者 [17] 见某些关于五月运动专号的读物，准确地说这些东西是事件后供人消遣的。 [18] 《世界报》的一名记者，著有《戴高乐的共和国》一书，其中详细记叙了将军失踪的一天。 [19] 见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第二卷《孤儿时代》，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1年。 [20] 弗朗索瓦·戈盖尔，《希望》杂志，第24期。 [21] 见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年。 [22] 马絮（Jacque Massu），法国将军，法国驻西德军队司令，戴高乐去德国巴登就是去他那儿。——译者 [23] 马絮：《巴登68》，巴黎·普隆版，1983年。 [24]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25] 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26] 阿兰·布瓦西厄：《为将军服务》，巴黎·普隆版，1982年。 [27] 阿兰·布瓦西厄：《为将军服务》，巴黎·普隆版。1982年。 [28] 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82年。 [29] 见马絮：《巴登68》。巴登之行的叙述要点来自马絮及他的夫人苏珊的书，证实了弗洛伊克和马絮的副官之间的某些对话。将军间接地证实了对话的声调，即使他的计划没有在马絮的身上生效，他一边仍然说：“马絮还是马絮”，或类似的话。 [30] 弗洛伊克听到过马絮的回答，见弗朗索瓦·弗洛依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82年。 [31] 苏珊·马絮的证言。 [32] 让·拉库蒂尔认为这种传奇般的起死回生有点过分，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33]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34] 见马絮：《巴登68》，巴黎·普隆版，1983年。 [35] 沙邦（JacquesChapon-Delmas，雅克·沙邦-戴尔马）。社会共和党领袖之一，1969年6月20日—1972年7月5日曾任法国总理。时任国民议会议长。——译者 [3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37] 见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巴黎·普隆版，1979年。 [38]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39] 米歇尔·德巴蒂斯：《农民计划》，巴黎瑟伊版，1983年。 [40] 夏尔·戴高乐：《未来的陆军》，巴黎·普隆版，1971年。 [41] 夏尔·戴高乐：《剑刃》，巴黎·普隆版。1970年。 [42] 电视采访记者。——译者。 [43] 6月公民投票活动期间的电视采访。 [44] 爱丽舍宫的服务人员。——译者 [45] 爱丽舍宫的服务人员。——译者 [46] 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法国1830—1848年七月王朝时期的国王，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逃往英国。——译者 [47] 乔治·戈尔斯的新闻顾问让-皮埃尔·于坦向作者叙述过。 [48] 指5月28、29、30日三天。——译者 [49]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50] 布拉格政变。1948年2月，以捷共领袖为首的联合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反动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阴谋被捷克人民在捷共领导下彻底粉碎。——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