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八章 战斗的前夜（5月9日） 在这些天里，真正的战士明显地数科恩-本迪，自第二天起，他就在争取一些温和主义者对“3月22日运动”宗旨的归顺。热斯马尔跌倒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由于顾虑相当多的兄弟工会继续存在的压抑情绪，总是优柔寡断；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仍然倾向于“扩大”与传统工会组织对话。“红色达尼”在各组织联席会议上说：“一切都已决定，我们在星期五晚18时30分示威。我们连夜印刷了15000份传单，现在正在分发中[1]。”经过短暂的讨论，通过了口号，最激进的赢了：运动继续。 民心学生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群众认为三项要求是最起码的，特别在运动处于得民心的顶点时。法国舆论调查所（IFOP）前天对巴黎市民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被提问人赞扬学生，只有16%认为三个先决条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小团体想“扩大”与传统工会的对话只是一时的愿望。于是，塞吉回法国总工会，索瓦热奥回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头征询意见，他们约定稍后碰头。法国总工会主席塞吉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叙述此事[2]：他迟了一个小时回总工会，他首先内疚地看到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被总工会的会员安排在一个“堆放零乱杂物的地方”，正恼怒地等待着他。索瓦热奥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他说，“我要等到胜利之后再刮胡子，”塞吉听到此话，狠狠地讥讽了这个激进主义者一顿。主要的协议没有达成，因为正处于激进阶段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口号不符合高贵的法国总工会的口味。到下星期六，乔治•塞吉大概会改变原来的想法，没刮胡子的人还会等着他的。 政府总是犹豫不决，坚定而又软弱。戴高乐看到《战斗报》上《戴高乐让步了》的标题，怒火万丈。14时30分，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宣布暂缓复课，同时宣布审查科恩-本迪的纪律委员会庭议不定期延迟，等于什么也没做。在小团体那里，都认为继续退缩可能会导致前天晚上的后果，以致在示威进行的时候领袖们还在观望。退缩显然无人响应。大转变之后的夜，一切静悄悄。 阿拉贡热斯马尔，索瓦热奥和科恩-本迪从此以后成为象征性的“三人帮”。当晚，他们聚集在巴黎大学前面的广场上，用扬声器主持着一个临时安排的集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讲话[3]： “昨天，我们想出了我们可能发出的解散的命令，我们没能鼓励这场我们不占优势的力量检验。” 某人问热斯马尔：“我们会有你今晚将驻在巴黎大学的说法，如果有这种说法，可能做到吗？” “昨天上午，我的确宣布过将在巴黎大学宿夜，”阿兰•热斯马尔回答，“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时，出现大学行动委员会的传单，宣布它们将融合在行动委员会里，号召在解除大学禁令之前占领大学。 好几个发言人接着拿起扬声器。突然，自由活动分子雅克•贝纳克和皮埃尔•纪尧姆打断会议高呼起来： “苏联国家保卫局万岁！斯大林万岁[4]！” 随后，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儿举起手指要求发言。这就是阿拉贡。人们开始喝倒彩。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把扬声器递给他……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即使他是叛徒。”阿拉贡试图平息大家，喊叫似的说话。 “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他平静下来，“请你们想一想，这应该是你们所希望的。” 科恩-本迪问他：“既然您声言与学生们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在大街上没见您与他们在一起！” 阿拉贡解释道：“为了给你们带来最大的联合，我将做这一切。” 面对学生们的哄闹，阿拉贡欣然展开他下一期的《法兰西文学报》，随后便在夹杂笑声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坛。 这时，警察加强兵力包围集会的人群。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喊道： “我们只能在这里坚持集会！” 他又转身对在场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活动分子说话。因为他知道克里文的这个组织很早就预定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集会，应该是今晚在“法国大学生互助会”里进行。科恩-本迪要求该会能向“一切革命者”开放。在一片欢呼声中，托派分子们同意了他的要求。 互助会上的激昂当晚，在墙壁上已有裂纹的破旧的互助会里，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发言。一幅狭长的通栏大标语横在主席台上方：“从暴动走向革命”。就是勒内•巴克曼[5]和吕西安•里乌[6]在风暴之后立即出版的那本关于五月的书里绘声绘色描写的一个场面[7]。 互助会的集会在一片烟雾、激昂、笑声和喝彩中进行。这就是运动武装的大前夜，历史性一天的大前夜。 与会者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生联盟（SDS）的来宾在奥尔利机场遭警察局拒绝入境的消息。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 “既然政府不想让他们进来，那我们就再邀请他们，而且我们都要去奥尔利机场迎接他们。”继而，他针对他几个星期以来就在努力排除的宗派主义倾向说道：“一切团体和革命战士都必须在行动中联合起来，迅速地反抗镇压；一切团体必须在运动中抛弃一切盟主权的念头。为了显示这种联合，惟一的办法是：在基层委员会的形式下统一组织行动……‘3月22日运动’，决定重新占领农泰尔文学院；巴黎大学也必须进行同样的行动；无论如何要使法国大学机构瘫痪，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外籍学生和劳动者，还有法国的劳动者仍然关在狱中。” 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发言人林哈特接着讲话，他武断地对这种狂热泼了一桶冷水： “某些同志选择了这样一些口号：‘巴黎大学属于大学生！’而我们宁愿说并提议：‘巴黎大学属于共和保安队。’没有任何道理使我们走进共和国保安队的兵营。相反，在圣图安有一个别动宪兵的兵营，经过一番整顿，就可以变成一个很不错的文学院。”亲华派坚持他们的顽念：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关闭小资产阶级运动陷阱的唯一起点。演说家继续演说：“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学生运动，它们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的大学生处于孤立的状态。运动实际上仍然沿着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前天所显示的姿态走。”演说家接着攻击马居斯[8]：“这是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一点也不在乎马居斯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不涉及工人阶级。”演说家最后说：“学生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摒弃‘工人阶级是学生运动的补充力量’的观点。工人阶级应该是革命的先锋。是否与无产阶级大众相结合，是检验真假革命的标准。” 第二天，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禁止它的战士参加示威。在广泛的示威与暴力的对抗面前，无情地显示他们与自己的宗旨极不相称。亲华派的头头罗贝尔•林哈特终于在那个晚上骤落，孤独地从黑夜里出发，将重新回到消沉的神经质的漫漫路途。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我们不再评论这样或那样的小团体，到此为止。现在，摆在面前的唯一问题就是要弄清是否进行战斗。”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著名领袖，富有杰出演说才能的达尼埃尔•邦萨伊带着图卢兹口音接着科恩-本迪说： “我同意达尼所说的。至少在这个基础上。这不比我们提前安排散会时间或地点的一般问题，同样不比在斗争的背景之外提出运动发展必要性之类的抽象问题，而是关于组织和革命党的作用的问题，这是当前为大家寻找可以接受的战斗主题的重要问题。缺乏运动路线和方向的可能将严重阻碍运动的发展，甚至将有摧毁团结的危险。这是我们要绝对避免的。这也不是运动是否开始被工会组织牵着鼻子走的多余的问题。当一些小团体处于战斗的前锋时，却硬要把它们与群众结合，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和有用的。应该相反，因为它们与世界革命的潮流相吻合；它们的影响以致深化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也使学院运动与群众相接触时开始重视这些先锋团体的作用，使它们都开始自觉地修正它们固有的标准……”邦萨伊继续讲：“从大学将被占领的时刻起，就必须建立学生委员会，以使转折期的大学能够发展成为对资产阶级的大学永远不满的阵地。” 接着，行动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前领导让-路易•佩尼努做了一个严肃但很吸引人的报告： “幸运的是政府终于没有退让，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准备退让！尽管运动表现了很大的战斗力，但却显得那么容易受伤害。只要运动一旦遭受如此的伤害，我们就很难再组织起来。一切收回，一切让步都将是可能的……我们不需要一个罢课罢工的中心委员会！这个中心委员会的角色，现在暂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来扮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则是基层委员会，这是为了在行动中尤其在组织行动中使基层形成一致……特别在运动的开端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区别好几种程度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动机。例如，许多青年劳动者只是因为对警察的憎恶才与学生结合在一起的。在学生暴动和青年暴动之间也存在一个汇合的问题，‘穿黑色皮夹克的阿飞’的奇异现象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之一。在大街上，青年劳动者始终能够站在学生身边对付警察的袭击，他们每次都有流血。好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今晚做出了向一切运动分子和革命学生开放它的集会的决定，这将有利于运动避免各行其是。” 夜深人静，革命者们筋疲力尽，但淬过火的集体战斗豪情洋溢拉丁街。他们将用革命再次约会。 [1] 作者与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谈话。 [2]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亚尔版，1972年。 [3] 所有参加者都叙述了这一幕。巴克曼和里乌也参加了并做了全面叙述，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4]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5] 是运动的庇护所——《观察家新闻》的两个记者，他们在五月以后立即合著出版了《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译者 [6] 同上。 [7]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8]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