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星火（5月3日） 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男青年把一块铺路石向一辆旧式雪铁龙警车掷去，旋转的上半身，展开的手臂，一个完美的曲线，近乎缓慢地，车窗玻璃碎片顿时横飞，一个黑影应声倒下。 这是1968年5月的第一块铺路石[1]，打破了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头颅，时间是5月3日17时半，地点是圣米歇尔大街，路易中学的前面[2]。 这块铺路石象征着后来的一切。在没有计划，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投掷者瞄得太准了。这一幕的见证人之一罗朗·卡斯特洛，早已是学生行动主义的老手了，连他也说从未见过这等事[3]。达尼埃尔·科恩-本迪[4]后来说，这个投掷者是他的“3月22日运动”（22mars）的成员[5]。 不仅如此，在那里有数千名围观者，大多数与警察对抗着，紧接着与警察斗争了3个多小时，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那一天，差不多所有大学骚动的领袖都被逮捕了，学生运动呈现衰退，只能重复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以表示反对不感兴趣的秩序，一些没有头头的小组织按溜出游行的惯例来到拉丁区[6]。未去拉丁区的人留下来自由活动，其中的小头目们表面上很平静，脑子里却保持着步兵的警惕[7]。这一小群人自由自在地在巴黎大学周围的空场上聚集。在1968年5月3日这一天，他们就打破了常规，事件形成。 这就是5月第一个星期的关键——所有的公众生活的骑士们纷纷落马，经受第一次锻炼。按照时代的修辞，这就是“群众运动”发动的奥秘：在一个星期前，5次游行，革命的少数派变成了暴动的多数派，而且在这种嬗变中，他们还在寻找革命的点金石。法国的这个由国内战争开始的、经受了双重非殖民化战争[8]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又成功地取代前一种共和政体[9]，在经历了20次谋杀和一次军事政变[10]考验的之后，终于赢得了民意政体，却要向只会以反对一切现实来显示历史风尚、只懂得煽动风暴而不会真正成功的、只知道大喊大叫的青少年组织屈服！这就是五月疯狂的第一周，学生们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一周，关键而又荒诞的一周。 警察在圣殿然而，大学生们在5月3日的一个集会却失败了。这天中午，大约有200人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这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为了揭露刚刚发生在农泰尔文学院的“法西斯恐怖和警察的暴行”而召开的。所谓“暴行”，表现为对8个骚动大学生的传呼，使科恩-本迪等出现在大学纪律委员会的前面；所谓“恐怖”，则由争论西欧小型运动中出现的警察的结实的盔形帽所引起。但终归是大学纪律委员会所采取的方式太不寻常而引起了事件。尤其是使舆论也为之震惊的明确事实再次突然出现：即前天，也就是三个月中的第二次，格拉潘院长宣布农泰尔文学院暂时停课。 “3月22日运动”有别驱逐出它的地盘的危险，它的头目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声誉开始受到伤害，这将使他惟有的号召力变得有些暗淡起来[11]。革命学生联合会（FER）的一个托派分子开始呼吁与工人阶级建立神圣联盟的必要性。接着，法共《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开始撰写有关社论。农泰尔事件已引起新闻报刊的高度注意，法国共产党（PCF）不得不有所表态。这位马歇是法共前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老搭档，也是一位曾参与法共中央权力竞争的老同志，现在是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的当家人，由他负责表态的工作。然而法共历来像当心瘟疫一样提防左倾骚动。马歇看不惯党内的这一倾向，进而否认法共的马克思主义专利，这使他在大学生中打开了影响的缺口，这无异于在为宿敌托派提神，或者是在仿效中国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修正主义”。马歇认为有充分理由对法共猛击一掌，因而他在僵硬腔调的嘲弄面前和笨拙迟钝的作风氛围里[12]，仍然不放弃争辩。为了使自己的发言有力，他模仿法共代表大会的夸张： “在工人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向前的时候，左派小团体一如既往地关系到各个方面。” “这是真的！”听众们喊道。 “尽管他们有错误，然而这些将近百来人的学生小团体却在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本迪的率领下，在他们称为的‘3月22日运动’中统一起来了。” 一阵怀疑的哄笑。“德国”这个限定词使听众们那么粗野地，好象是在模仿似的大叫起来：“犹太！犹太！” 马歇继续讲：“……革命的观点和创举可能只是在为某种嘲笑作准备。其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不注意，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方面藐视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另一方面迅速地暗淡他们自己的‘革命火焰’，以便将来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和管理那里的劳动者。” 这下没有抗议。 马歇仅仅在大学生出身问题上剖析法共：惟有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形成的有产社会环境才可能为政治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往往处在十字路口，而极左的大学生们通常出身低微，往往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很难形成那种社会环境。然而，乔治·马歇的论据是笨拙的，也带有侮辱性。因为许多学生负责人是老共产党员的孩子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通常二者都是，是政治冲突攫住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趋势，并不是出身之类的次要因素在起主要作用。经过五月风暴洗礼的青年一代，为激情所驱使，已经发现了一个敏感的事实：即从第一天起，骚乱的主要行动之一就被定格了——五月运动将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也是反对共产党的；这种表面的对称将不只一次：人们今天都知道，法国资本主义将失去的少，法国共产主义将失去的多。 插曲过去了，巴黎大学天井院的集会重新平静地进行。科恩-本迪讲话，然后是大家不熟悉的一个面容清秀、声音细弱的人讲话。他叫雅克·索瓦热奥，原是统一社会党（PUS）的活动分子，后来的确是无意识地重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偶然地代替了辞职的主席，成为一个没落学生组织的代理职务者。在整整一个月里，他将是学生暴动的最合法的代表。这个聪明的但缺乏经验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将主要依靠统一社会党的前辈来保持航向。下午1点了，他的讲演仍没一点起色，集会的失败是明显的。由于集会已成为警察威胁的目标，不满现状者们在这里连积极同情极左派的传统圈子也没有动员起来。尽管集会人数不多，也尽管存在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和“警察镇压”的威胁，在场的学生还是毫不在乎地准备接受考验。午时，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参加者。 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的心情还是愉快的。他在爱丽舍宫进午餐，竟首先放起了他平时有点讨厌的爵士音乐《费尔南代尔》。然后，侍从特别送上一份刚出版的像敲响胜利钟声似的公报。这是美国和越南将在巴黎举行会谈的公报，为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寻找妥协。这是戴高乐历来的外交主张之一，他在有损西欧鹰派的情况下，在交战国中开启了和谈的大门，战争将结束，戴高乐的外交又一次取得辉煌战功。将军陶醉于斯，对巴黎大学的集会当然一无所知。他曾了解农泰尔文学院动荡的情况，并发出坚强有力的训令。5月1日，当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人送来他们传统的铃兰花束时，将军欠身对他的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说道：“必须结束这个农泰尔事件。”[13]这些捣乱分子还没在美越会谈即将开始的时候来巴黎捣乱呢！至于其它，我们正在进行必要的改革。戴高乐很早就在敦促他的数任部长们实施选择学生进大学的政策，以便他这个高大虚弱的身体最后有力量拉住国家所需要的二流精华人才，因为已经从大学里选择了一些国家准高级负责人。然而，部长们总是支支吾吾，说什么民主化、大学的开放、灵活的方针、结构的适应等等。这一切，在将军眼里都是徒劳的饶舌，因为他看到的结果是这些非选择的预料之中的产品正在制造动荡。那么，至少要维持秩序，使小政治不至于妨碍大政治。 将近下午2时，约300名大学生重返巴黎大学天井院——大学左派惯常的政治集会广场。还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科恩-本迪趁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的一个活动分子指责乔治·马歇的文章的机会悄悄离开。这个热忱而顺从的活动分子同意他的领袖科恩-本迪的意见，对法共舆论企图使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学生运动脱离社会的导向迎头棒喝。一个小时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过去。这时需要刺激，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们于是登上舞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想使与会者的兴趣保持下去。场面被维持到15时。突然，一个气喘吁吁的传讯人带来一个令人激愤的消息：上百个“新法西斯分子[14]”在天文台组成了一个恐怖集体，排着密集的队伍正向巴黎大学开来。喔唷！随着这个根据不足的传言，集会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l）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好象重新找到了战斗的意义。他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掏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并收拢一些走廊里工程用的石头。一阵狂热地喧闹和小型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大部分大学生正在上课，或正在很近的梯形教室里泰然地进行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考试。凑巧“法西斯分子”就要来临，集会者将碰上比自己强的对手。 这些战略准备给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带来了强烈的反应，他害怕农泰尔的传染，同情农泰尔大船上软弱无力的船长——格拉潘院长的命运。他开始关闭控制不住的梯形教室和疏散礼貌的学生，此举反而起到了扩充小团体的作用。巴黎大学的那个小天井院变成了有堡垒保护的小兵营。因为警察们在不显眼的地方监视着集会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引起太大的抗议。校长然后召请警察的最高领导——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然而，这位局长因为没有很好地判断形势，没有取消他下午的一个小小的约会，而使后续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在巴黎上空的直升飞机上向一个专业记者介绍他的部门人员刚使用的巴黎新交通图[15]。晴空万里，他看到了只有稀疏人群的巴黎大学，好象在嘲笑他的高度。巴黎大学在实施惯常的应急措施，警察局对历来在这种情况下关闭大学的两个入口，把大学分离成两个营地的应急措施感到满意，这回仍然如此。同时，由于有警察阻拦，“新法西斯分子”是不可能越过卢森堡公园的界限的，但巴黎大学的活动分子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5月3日中午前后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的极左派大学生们，正发热地等待着敌人——“新法西斯分子”的来临。目睹这一幕，总是忧虑的罗什校长想尽快地把他们从这块讨厌的驻地上遣走。由于年轻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派来的人员传达的部的命令是那么坚强有力[16]，罗什才未勉强为之。罗什请来部长办公室的主任，两人认为警察全面干预的计划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大学不是农泰尔文学院，它要摆脱这一切。他们不得不违背大学传统的独立性，在上司的支持下，罗什召请巴黎警察局局长。问题是局长不在，他在巴黎的天上。警察局办公室主任犹豫不决[17]。警察局应该进入巴黎大学这个马蜂窝吗？维持治安的老兵让·保利尼是警察局长的右臂，他熟悉他的上司的哲学——警察局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大学里惹事。况且，封闭的未知的外籍大学生住宿区处在大学动荡的边缘，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大学生群体中的不满现状者马上就会变成牢固的团结，直到不感兴趣为止。 鉴于校方的请求，保利尼同时要求校方有一个书面申请，这得到了迪里和扎曼斯基两个院长的赞同，罗什在书面申请上签了简短的话：“请求警察局驱逐捣乱分子，以稳定巴黎大学内部秩序。”[18] 14时50分，深蓝色的警服墙堵住了学校街路口，只有少数活动分子从居亚街逃离[19]；大部分留在了那里，武器只有脚下的铺路石；头头们也在礼貌，喊着不冷静的口号。大学生们进退维谷，要么战斗，要么逃跑，或者毫无希望地孤注一掷，这都是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负责人阿兰·克里文[20]，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斯特凡纳·贝格受委托上前与领导行动的警官谈判。他们协商了一个僻静处作为学生离开的出口。1968年5月运动就这样以一个口头协议开始，虽然是短暂的。例行公事的警察们开始检查这些“捣乱分子”的由校长签署的身份证。警察的人数很多，能够在广场上做好这项工作。大约有500名大学生被装上等在外面的大客车里。评论家里皮埃尔·维昂松-蓬特[21]后来说这是全面动手的错误，只要让肇事者离开，防止扩散就足够了，一切就会进入秩序。格里莫如果在场，可能也会如此决定。这次发生在拉丁区中心的大逮捕，更激起了团结一致的运动。“运动的爆发只是或迟或早的事，当时只等一个充分的借口，不在这一天出现，就会在另一天出现。”20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如是说[22]。 第一次骚动由于缺乏“色拉筐[23]”，警察对巴黎不满现状者之精华的装车活动需要持续三个多小时。这时，一些从后面逃离的大学生从拉丁区找来一些增援。这些增援有在圣米歇尔大街东游西逛的一些大学生，有集会迟到的一些活动分子，也有在大逮捕一幕发生之前半途而废的一些人。由于这一幕大逮捕持续了数小时，使如此的政治行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的注意力。于是一个小奇迹发生了，围观的群众中发出了喊声：“释放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停止镇压！”群众马上齐声高呼。让-马赛尔·布格罗和布里斯·拉隆德都是一个小型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大学行动党（MAU）的负责人[24]，向在他们面前忍着痛苦的阿兰·克里文[25]问道： “是谁惹来这些警察？” “大概是新法西斯分子们……” 这个骚动的老手，知道现实是残酷的，靠经年累月的战斗精神往往是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的。学生自发的团结行动往往伴随着职业骚动家的指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像这样侵犯大学的独立，并如此拖拉臭长地装车，10分钟内就能激起事端。第一辆警车驶向喊声之中。“共和国保安队[26]（CRS-SS）！”人们叫着，警察中也有如此叫喊的。第二辆和第三辆警车更震撼人群。警察开始掷催泪弹，清理巴黎大学周围。这时，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额头突然被从20米外掷过来的一块铺路石打破了。这个消息即刻在警察中夸张地传开，一些警察甚至认为他们的这位同事死了。 雇佣的保安队伍没有任何应付游行示威的经验，加上近年很少出现骚乱。这些警察和保安队员们不知道如何确定暴力的程度而粗暴地袭击人群，他们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分散行动开始变得盲目起来，催泪弹到处弥漫。他们面对着所有的人——大学生、过路人、商人、游客、酒吧间的顾客和河边的居民。警察把他们往下面的塞纳河边驱赶。雨点般的警棍，使人眼睛发慌。 意外的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在发生一般事端的情况下，一两名武装的警察就足够驱散人群。但这一次，学生们抗拒并且还手，他们同样想打开一个缺口，一边掷石头一边逃离。人们纠缠着警察，警察吸引着石块，警察陷于混乱。有人从卢森堡公园移来3辆出租汽车，并用石块垒起30厘米高的路障。1968年的专门闹事者们就这样在即兴中安排。抗议活动变成了骚乱。恼羞成怒的警察们更加盲目起来：亨利·达西埃去卢森堡仨兄弟电影院，在王子先生街被警察当着他朋友的面按倒在地，他只是与两个骚乱者隔得较近而已。在医学院街的一个角落，IBM软件销售员克洛德·弗雷什站在他的404号门前，好奇地问跑过来的警察发生了什么事，就接受了两警棍，而警察接着又追赶示威者去了。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个卡车司机因熄火从车上下来，抡起手柄准备启动发动机，却吓得警察直往后退[27]。在米歇尔大道周围的小巷里，尼科尔·勒盖内克[28]和其他几个亲华派分子趁机掀翻停车场上的一些轿车。在圣米歇尔-圣热尔曼大街的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一个老会员亨利·瓦克坎看到一个组织的青年们正在像摇李子树一样摇着一辆警察局的大客车，他不禁喊道：“你们疯了！”青年们回骂：“住口，老混蛋，是你管的事！”[29]瓦克坎曾参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一切示威，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不远处，在圣热尔曼-圣雅克大街的交汇处，聚集着“罗密欧俱乐部”的孩子们，这个俱乐部专供郊区的青少年聚会他们却用无产阶级的全部活力带头捣乱。在那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活动分子矗立在一辆汽车顶上大声喊：“同学们，这是发疯，你们撤退吧！不要跟随破坏分子！”但没有结束。 到21时，骚乱已被控制；大约23时，最后一批示威者才消逝。由于行人的帮助，大约两千名学生在街上坚持了三个多小时。警察们也完全超出了负荷限度。这个星期天，在10号轻罪法庭上，法官德米里埃讲述着他的不安：“星期五，我看到一些极端疯狂的孩子竖起路障，熔化路上的沥青，挖出铺路石，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警察力量在示威者面前退却。确实有一些煽动者，大约40名。但我认为示威者大体上是自发的行动，为一种破坏的兴奋所驱使。”[30] 政府犹豫不决在警察局长格里莫的影响下，政府的反击将是审慎的。晚8时，校长罗什宣布关闭巴黎大学直到恢复平静。当内政部长富歇征询格里莫的意见时[31]，格里莫正准备处理关在警察分局里的被逮捕的活动分子们。这位警察局长建议不要起诉并打算释放他们，因为骚乱发生在他不在的时候。格里莫提议放弃司法程序，大学继续上课。富歇感到纳闷，对放任不管不安，他认为应由司法机关和学校当局严厉惩罚他们。实际上，从骚动的第一个晚上起，政府就在宽容和严厉之间徘徊。在现场，格里莫就在满怀信心地让步和平息辩解。 此刻的爱丽舍宫，完全在考虑它的全球计划，深信此类十分次要的内政事务凭一点刚性就能解决。戴高乐将军要求恢复学校的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如果有闹事者，我们就处罚他们；如果有煽动者，我们就逮捕他们。大学生群体是希望学习的。抓一两个做榜样，多数党对捣乱分子将非此不可。 在戴高乐的严厉和巴黎警察局长的灵活这两种观点之间，政府将没有选择。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管理了。当圣米歇尔大道的骚乱爆发时，总理正在德黑兰参观陈列在莱利银行地下室中伊朗王室的金银珠宝饰物。乔治·蓬皮杜是在骚动的前一天起程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的。按照法国规定，总理出访，应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职务。出于分寸，司法部长仍然留在他的旺多姆部长官邸，只是谨慎地监察着马蒂尼翁总理府，加之总理办公室的主任是个有能力的总爱挖苦人的米歇尔·若贝尔，若克斯只能如此。若克斯是戴高乐主义的要人。当危机将发展时，他认为无疑需要让步，但他不是位置上的人。他是个总喜欢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人。他出生在1901年，选择了外交官的职业。1967年，作为一名外交代表，他与路易·德布罗耶和罗贝尔·比隆一起圆满地签定了埃维昂协议[32]。他的戴高乐主义倾向始于1940年流亡伦敦的时候。同时他也是战前皮埃尔、戈特左派内阁的一分子，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温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发端。1967年他在一个艰难的选区里被选为众议员，又在投票范围狭隘的多数派内部赢得部长的职位，不可思议地如愿以偿，这真是他的一个小战绩。他，鹰钩鼻，充血的脸，也是酒和诗的爱好者，人们曾看见他站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组织文艺晚会[33]。他是政府的元老，但他的三个儿子却应召重返左派舞台，甚至是极左派。他的儿子德里是个学人文科学的大学生，将参加一切游行示威。“他与三四个同学分享一套西服，轮流地穿”，做父亲的笑着说。这样一个父亲怎么会反对学生服务呢？20年后，路易·若克斯和蔼可亲地道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还是未能从上面吸引住这些孩子们。”[34]至少，在他代理总理的头10天危机里，确实没出现一个加利费[35]。 他之下的两名部长，也是工作认真的人。阿兰·佩雷菲特是戴高乐主义的一颗新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NS）兼国立行政学院（ENA）的双料毕业生，一个身居要职雄心勃勃的文人，正在细心地进行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教育改革，他为戴高乐所器重，但为学生们所讨厌，因为他一点也没准备从正面进行教育改革。克里斯蒂昂·富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最早的抵抗运动成员和最早的戴高乐主义者之一，1940年6月17日就到达了伦敦，而戴高乐还是19日到达的，他万分忠实于戴高乐，他颇具军人风度，眉毛炭黑，声音洪亮，体质上可与博沃广场媲美；精神上却差多了，他有文学天赋、爱发牢骚，还有爱任意指挥行政长官的毛病。其实他刚离开教育部，交托他后面的改革，并高度评价教育界。他为获得乔治·蓬皮杜交托的内政部的领导权而自豪，这下可没准备一个字的牢骚。他将是“第五共和国最美丽的成果之一”。其实，这三个男人都宁愿宽厚、人道，都在约束部下粗暴对待青年人的行为，因为这些青年人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将在风暴的开端期间掌舵。当然，他们还是保守的，有时是陈旧过时的，对专制的权力往往感到是负有责任的，甚至有时披着庄严的外衣专横地检查电视。国家权力本来就像菩萨的触手一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无处不存在。至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或是国会的调整，只能慢慢地来。但他们总萦绕着保护青年人的念头，不惜一切地避免流血。富歇后来曾对菲力普·亚历山大[36]说过：“我唯一的忧虑是如何避免流血逐步升级。我常回忆1936年2月6日[37]，那时我也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仿佛再次见到了血淋淋的死者和伤者及震动巴黎的惊人事件。当然，在我们想制止骚乱的时候，能够在技术上做好。只是这样会使我们的正火旺的骚乱引起整个欧洲的注意。”[38] 巴黎第一警察——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走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39]，他爱好能够毫无束缚地倾诉衷情的诗和小说，它们是那样高雅而细腻，然而他却变成了有权威的高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首脑，在首长中也是突出的，这要求有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刚毅的性格。现在将要用暴力抑制来稳定秩序，职业的偶然性给他安排了当警察局长这个没有一点先天心理准备的高位。在这种矛盾的工作中，这位1/4的文学家决定用有效的缓和来促进恢复秩序，他鼓足勇气，遵循他的路线——不流血地抑制骚乱，而又坚持原则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路线。 学生们悲观地蒙着眼睛，像诅咒恶魔一样诅咒现实制度，现在又过于严峻地负载现实，无克制地筑起街垒，这就是悲剧的大悖论：秩序的支柱本来更喜欢橡皮棍离笔杆子远些，榴弹离言论远些，然而现在却这样了。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的强硬和他的怒骂，学生的骚乱毫无疑问会很快平息。他们不是不知道示威者对他们的公论：强硬将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强硬的命令至少应与执行中的缓和相结合，尤其在关键性的骚乱开端。倒是没有经验的临时组成的处在裂缝边缘的学生参谋部，将以惊人的手段向前猛冲，耍弄政界人物如同玩走马灯。看来，他们的背后存在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 [1] 巴黎的老城区的街道多用小方石铺成，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铺路石的传统，没有这个行动，巴黎的革命不算完成。——译者 [2] 这个镜头被《法兰西晚报》的一位摄影师当即摄下，并在该报上有详细的文字叙述，题目是《五月的日子》，《历史知识》专号，巴黎·阿歇特版，1968年。 [3] 见埃尔韦·阿蒙和帕特里克·罗特曼合著的《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4]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 - Bendit）：德国留法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五月风暴中最有名的学生领袖，书中将频繁提到并陆续介绍。“3月22日运动”是他在农泰尔文学院创立的学生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很大。——译者 [5] 与作者的谈话。 [6] 巴黎的大学区。——译者 [7] 引自雅克·贝纳克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文《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封版，1978年。 [8] 1954年法国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1962年后结束北非殖民战争。——译者 [9] 指戴高乐将军建立第五共和国代替了第四共和国。——译者 [10]由于戴高乐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反对此举的“秘密军组织”（OAS）于1960——1961年建立地下组织，先在阿尔及利亚，接着在巴黎制造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件，戴高乐险些在一次行刺事件中丧命。1961年4月22日，4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反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主张，被戴高乐迅速平定。——译者 [11] 有几位作者已详细叙述了尤其是贝纳克，阿蒙和罗特曼也出席了这次集会，还拍摄了一些精彩镜头。 [12] 1968年5月3日《人道报》 。 [13]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14] 指“西方”极右学生组织。——译者 [15] 与作者的谈话。 [16] 阿兰·佩雷菲特已向作者证实了这一切。 [17] 穆里斯·格里莫在他的《五月使你愉快》中已详尽讲述了自己在五月这一个月中的情况。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18] 见勒内·巴克曼和吕西安·里乌合著的《1968年5月》，《那一天》丛书，巴黎·拉丰版，1968年。 [19] 尤其是贝纳克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朋友们都从这里逃走了，贝纳克的前书中已有叙述，这些人是皮埃尔·纪尧姆的老鼹出版社的成员，该社随后走不同的道路，做了罗贝尔·弗里松“修正主义”观点的传播者。 [20]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1]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的革命史》，第二卷《失去父亲的时代》，巴黎·法亚尔版，1971年。 [22]与作者的谈话。 [23] 指囚车。——译者 [24] 与作者的谈话。 [25] 阿兰·克里文（Alain Krevine），巴黎大学的年青讲师，西欧托派倾向组织，所谓“第四国际”——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的负责人，在5月中很活跃。——译者 （录入者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法国支部，也是当时最大一个支部） [26] 隶属法国内政部的流动治安组织，多半是雇佣来的。——译者 [27]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28] 与作者的谈话。 [29]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78年。 [30]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1]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版。 [32] 1967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达成著名的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同时规定，法国有在阿尔及利亚开采石油，使用军事基地的特权。 [33] 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34] 与作者的谈话。 [35] 加利费（Calliffet），疯狂镇压巴黎公社的一名将军、侯爵。——译者 [36] 法国作家，著有关于五月风暴的书《爱丽舍宫在危急中》。——译者 [37] 1936年2月6日，肖当内阁因财政丑闻倒台后几天，各联盟组织在波旁宫国民议会周围集体示威，声讨与“盗贼”勾结的议员。后来开了枪，有几十人死亡，大批人受伤。——译者 [38] 菲力普·亚历山大和乌拉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39] 与作者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