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五、决战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骚乱的工人和警察之间的争斗不仅成了韩国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也对韩国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被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解雇了的美国人责怪说，是现代汽车公司及其子公司里所发生的罢工延误或者完全停止了汽车的交货。当1988年和1989年汽车销售骤跌时，按期交货是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关键。 格雷·沃纳毫不留情的批评工会：“工会是一个致命的组织。”这位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的前任经理这一评论坦率极了。现代汽车公司里进行的多次罢工之所以破坏性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深入地渗透进了公司的结构之中。美国人不理解，在这个看来好像非常守纪律的社会里，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的公开叛乱来反对地位似乎很稳固的当局。“不只是计时工们罢工，”沃纳说，“连研制人员和工程师也都参加了罢工。”在美国，尽管劳资之间僵持不下，“但在底特律还没有出现那样的问题。”总地说来，沃纳估计“他们每年都要失掉10％的工会会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四年了，而且从没有发生过改观”。 蔚山记者朴英珠撰文称：“环境会促使工人去使用暴力，——因为有这么多的工人，大众心理对人们也有煽动作用。”他预言，罢工最终会把现代公司耗垮，迫使其实行真正的变革。“如果罢工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现代公司肯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采取暴力行动的原因。即使形势现在平静下来了，罢工也不会结束。工人们都很年轻，对暴力行为很敏感。”——也就是说当警察跟他们过不去时，罢工还会发生。此外，官员们的粗暴专横也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态度上的冲突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高墙内外早已是很明显的了，但是，从公司大多数重大事件来看，政府是能够将工会里持不同政见者镇压下去的。1987年6月29日，转折的时刻到来了。卢泰愚迫使其倔强的盟友全斗焕总统作出承诺，同意在1988年任期结束时下台，同时还接受了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生产线上负责管理28个工人的领班李全愚说：“自从民主宣言发表以后，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了。”说得更切题一点，从对工人有利的方面来看，就是他们有权罢工了——只要他们预先递交了正式的通知，经过了冷却期，并且履行了其他的手续。 迫使全斗焕政权屈从于卢泰愚劝告的催化剂是100多万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每天都聚集在汉城中心市厅广场上，有时还搞些暴力活动，场面十分壮观。在眼下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领导人在作出让步的同时才迟迟认识到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工人们在工资和利益方面远远落后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以致于韩国可能会不可思议地进入内战的恶梦，其结果可能是，1961年5月16日由青年将军朴正熙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军人政府被推翻。曾经有过类似的事件：1960年4月，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青年学生举行的示威导致了李承晚政权的倒台。 卢式的民主，仅仅是对压力的一种让步而不是对改革的承诺。但是，现代公司却感觉到了它的影响。卢和其前任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一个像现代公司这样强大的组织可以对有害的宣传进行压制，——而且很可能会对其进行起诉。在朴正熙时代和全斗焕时代，负责监督新闻的审查官们，把看上去好像不适合印刷出版的东西都给简单地删掉了，违反官方政策的建议从来不会见诸报端。另一个区别是：在过去政权的统治下，一个工人是不可能梦想建立一个工会的，——或试图把一个现存的公司工会变成一个负责变革的机构。 然而，对新政策与旧政策到底有多大区别也不是人人都已看清楚的。放宽以前高度限制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政府或财阀的观点真的与过去不一样了。“全政权和卢政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位从汉城大学来蔚山援助工人斗争的年轻组织者说，“在全斗焕政权时期，没有民主的工人工会，但现在，政府在行使权力时更加狡诈，他们创办工会而不再逮捕工会干部了。在全政权的统治下，几乎没有逮捕过人，因为那时没有工会或工会运动，只有偶然发生的小规模的自发的罢工，——而且从未出现过暴力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非常弱，几乎不可能显示出工人的力量。” 1991年底到1992年初卢政权在工会政策上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劳资之间最奇特的僵持时期再度暴露了出来。1989年和1990年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发生暴乱之后，制造企业里的冲突一度发展得很慢，——如此之慢以致于郑世永董事长在1991年秋天声称：“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好转的迹像。”就现代汽车公司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工会的纠纷，我们经历过生产的混乱。但是今年，我们设法避免了这样的问题”。现代汽车公司的资方作出决定，除了应该得到的6个月工资和奖金之外，不再发给工人“额外的”1个半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了。这引起了工会的抗议，骚乱于12月份再次上演。 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的态度是：由于赢利急剧下降，公司无力支付另外的奖金。即使在赢利特别好的年份——如1990年——现代汽车公司是将年终奖金作为礼物来赠送的，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工人们则不同意，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方不想接受工会。”朴祥辙说。他是两年前被公司装配线办公室解雇的，目前是现代汽车公司工会培训部的主任。“公司不是民主地管理公司，没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公司总是在违背诺言。”朴坚决地捍卫了工人的忠诚。“上次下大雨，一些轿车泡在了水里，”他说，“是工会会员们冲了出来，将车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公司表扬了我们，并答应给我们发奖金过中秋节。”秋天丰收以后，韩国人都要搞家庭聚会来祭奠祖先。“他们说这份奖金将在年底发给我们。” 朴在特殊的环境下和我谈了一次话。那是1992年1月18日，距离公司拒绝发放奖金已有6个星期。在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经理会议室里，工人们头戴写有“继续斗争”口号的头带，举着铁管和竹棍在屋外走来走去。工人们已经接管了现代汽车公司的整个工厂，经理和主任们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院外的大街上并没有警察，可在通往大院的各条路上却布置了数千名警察，他们检查着过往行人的证件，在查明是“局外人”，没有参加里面工人的活动之后才予以放行。 1000多名工人聚集在总部和装配线之间的草坪上。风帽遮住了他们的脸，火堆在草地上劈啪作响地燃烧着，摇曳不定的火焰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大部分火堆烧的是汽车轮胎。有人正在发表演讲。工人们单调而有节奏地喊着口号，而且还放声高唱：“为自由而战”“为我们工会的工人而战”。有很多风帽遮面的工人，手持铁管和竹棒，守卫在大院的入门处，仔细检查着来访人员的证件和身份证，——就像工厂被占领之前现代汽车公司的保安人员做得那样。 朴愉快地一口口地抿着咖啡，坐在电话机旁打着电话。起初，他不愿意发给我与韩国记者一样的记者通行证。所有通行证的发放都要经过他的“许可”。他告诉我说，由于美国迫使韩国开放进口美国的产品，结果很多工人都有很强的反美情绪。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攻击你。”不久，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但是我还想知道工人们的看法。他当时急切地想使我相信工人们是“负责的”，不是“破坏性的”，为了能与资方谈成条件恢复生产，他们正在保卫着厂院。“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会炸一颗炸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炸呢？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啊。” 大院内的景象给我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现代汽车公司总部前的停车场内，到处散放着被弄坏了的小轿车。在大楼的二三层，工人们砸掉了十几部计算机，办公桌和办公室的地板上散落着计算机屏幕的玻璃碎片。很多电话机被拔掉了，家具也被毁坏了。但朴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经理们的办公室清洁整齐，大部分的计算机都没有被动过，通往中心计算机房的门仍然被锁着，文件柜也是关着的。几天前，即1月16日，公司为了对工人怠工进行报复而关闭了工厂，他们将工人们挡在门外，不让进厂。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厂院。很显然，一些鲁莽的家伙搞了一些破坏活动。 朴对工人炸了许多贵重资产的报道很是生气。“有关爆炸的报道全是胡说八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将这样的说法归罪于资方的代理人。为了反驳这一说法，工人们带记者进了一间黑暗的组装车间。在几条汽车生产线上，一动不动地高悬着几辆组装了一半的小汽车。工人们这样做，是想借此证明：资方指责他们故意毁坏资产、破坏生产完全是在撒谎。 控诉与反控诉在现代汽车公司院内的工会领导人和外面的经理们之间来回地折腾着。经理们现在正聚集在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新的总部大楼里。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负责销售、保养和修理那些目前在南韩道路上跑的几百万辆现代牌汽车。记者们顺利地从现代汽车公司的厂院来到了汽车服务公司的总部大楼。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面带微笑地用纸杯装的咖啡招待了他们，还给了他们一些宣传品并作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不时地有一车车头戴钢盔身佩警棍并做好了准备的警察，在厂院周围进入了阵位。有报道说，他们计划要穿过船坞发动攻击。船坞里停泊着满载出口汽车的船只。有几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嗡嗡作响，——其中包括一两架警方的，另外—架是现代公司的。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空无一人，除了几家招待记者的小饭馆外，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大多数工人并不真心希望罢工，”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经理说，“如果他们罢工，对谁都没好处，工资没了，工作没了，机器和厂房可能还会遭到毁坏。”他说，在1月16日下午5点公司关闭工厂之前，工人们已经怠工一个月了。“有时他们一天也生产不了一辆汽车，生产率几乎是零。”工人们耍弄了经理，说他们的目的是要生产“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汽车，所以他们必须放慢速度”。可是，工厂在关闭后的当天就被他们占领了，这着实让经理们大吃了一惊。黄昏时分，工人们涌到了几个大门口，强迫保安人员离开，并从墙上蜂涌而入。“大部分工人想工作，”那位经理坚决认为，并坚信“下周会正常开工的”。 导致最近一次罢工的原因，不仅仅是现代公司在那些常见的困难方面没有满足工会的条件，前一两年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公司在1990年开始生产两种新车型汽车——现代S双门运动赛车和现代伊兰特拉中型轿车。1991年，公司生产了767656辆汽车，并力争来年要将产量增加到100万辆。公司建造了一些新的车间并整修了拥挤在厂院里的旧车间，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989年的21000人增加到1992年的41000人。“新工人都是没有成家的青年人，”郑世永的一位助理说，他不愿告诉我姓名，“他们缺乏经验，这是个问题。” 现代汽车公司把它的很多新工人描绘成不安定、没有根基、难以控制的人。而工人们也有理有据地指责现代公司太贪婪。尽管扩大生产的昂贵成本和在美国的一些不可逾越的困难，现代汽车公司1990年的利润仍为4500万美元，1991年又增长了55％，——但在资方看来，这还不足以和工人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财富。“我们还得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增加投资，”世永的助理辩解说。他不知道现代汽车公司在应付这样一些问题的同时，如何才能加快达到它日产7500辆的目标，他说：“有些时候我们才日产2500辆。这离预期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些韩国的观察家对此表示赞同。当我们在现代汽车公司总部等候来自工会的最新消息时，一位韩国记者问我：“韩国汽车怎样才能有竞争力？”工会领导人的抱怨和不满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现实是，工资在同一时期也翻了一番。现在，包括正常的奖金在内，工人平均每月能拿到大约相当于1400美元的工资。一这个统计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并且可能会因此强迫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提高它的汽车价格而降低产品的世界竞争力。公司1991年向美国仅出口了106729辆汽车——而且把美国市场减少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工人的工作效率太低。汽车的一些毛病是由于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其他一些毛病则是组装线上的问题——资方说这更是工人不应该得到“额外奖金”的理由。 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积极地油印出了自从12月2日工人们开始消极怠工以来所导致的损失摘要。摘要的第一栏是“生产损失”：57869辆，第二栏是12月份“出口损失”：20000辆，紧接着是1月份预计损失：23000辆。宣传材料的另一页列举了“一次长时间的罢工对全国经济的影响”。 这份材料把实际的影响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第一点：“我们的销售商们将要宣布破产。”第二点：“由于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关键性的工业公司，所以全国的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第三点：“现代汽车公司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韩国人民。”第四点：“由于罢工，韩国人民的公司正在艰难地挣扎着。”最后是第五点：“因为罢工，韩国的汽车工业将会出现倒退。” 长时间罢工所带来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不仅使所有汽车公司关门，而且也使456家零件供应厂商和1500家二次承包商以及大约150000名领取他们工资的工人停了工。像浦项综合制铁公司和东部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推迟铁和锌的装运，而现代电子公司的那些主要在集团公司内销售的产品也失去了主要的市场。由于无法将货物装运给国际上的买主，现代公司担心，随着客户纷纷转向其竞争对手，公司蒙受的损失将无法估量。政府官员们和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有必要对罢工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样，一些公司才不致于破产，整个国家才能免受罢工之苦。劳动部长官崔丙律郑重宣布：“我们将严格地依法办事。” 还有一种担心，如果罢工不能尽快结束，必将蔓延到现代重工业公司。在船只销售激增，加班加点工作成为家常便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罢工显然会成为工人们效仿的榜样。“我们很关心，但并不担心，”六儿子郑梦准和助手们共进午餐时这样说到。自从1989年初辞去公司总裁后，他一直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顾问”，专职从事政治活动。在公司对面的钻石饭店咖啡厅里，梦准正在向外眺望，他坚信院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天下午，当越来越多的警察在附近的路上修筑阵地时，梦准却在一个由现代公司出资修建的福利中心和工人们打篮球。正当梦准假装对这场暴风雨无动于衷的时候，他所在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曾经担任过现代重工公司总经理的朴丙基提出了一个常规的看法：“地下组织的政客们应对工会问题负责。” 1月21日上午，工人们正稀稀落落地守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院内。警察抓住时机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而且看上去越来越猛烈。工会主席李宪乾走进现代汽车公司总部。他看上去闷闷不乐，但依然倔强。“几乎没有戏剧性解决的可能了，”他告诉我说，“公司方面只想让工会让步。”李是在5年前受雇到修理车间工作的，在此之前，他在大宇汽车公司工作了3年。他是个富有理性的人。“我们正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问题。今天在和资方会谈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有意作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但是公司方面却想让我们彻底投降。”他没有透露“很大让步”的内容，——现在毫无疑问，公司坚持要所有“偷了”他们财产的工人全力退让，而他们自己则不愿意作出任何的妥协。 “预计早上5点警方会发起进攻。”工会培训部主任朴祥辙晚上和记者们交谈时这样猜测，“我们曾试图进行一些谈判，但公司方面不想和工会接触，所以直到现在也毫无进展。“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难过。“工会试图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公司却不想谈判，所以冲突是在所难免了。”为了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边嚷边比划地向我讲述了她儿子所要忍受的工作条件。朴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一叠文件给我看。这些文件表明，公司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工会的行动，并把工会会员列入了黑名单。“警方明天早上将要对这些和平的生产场所发起进攻，”他一边说着一边挑衅似地给手表上着发条，“不管他们来多少部队，工会都将战斗到底。” 在沿街往南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里，记者们挤满了这里的记者室。令人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准备要熬一整夜，等着看进攻。没有人想在警察投放催泪瓦斯，登墙猛攻乱打时和工人们呆在一起，但谁也不想错过那个可以从外边了解全部过程的机会。晚上10点，到了报纸上午版的截稿时间了。记者们用电话向各自的报纸传送着最新消息、引文和详细的报道。这时，一个记者从街上回来了。“在大门口已看不到工人了，”他说，“看上去好像他们全都走了。”后来才渐渐知道，工人们在最后虚张声势了一下之后选择了隐遁。他们不愿在一场必败的垂死斗争中被打得脑袋开花遍体鳞伤，然后被拖上囚车扔进监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公司大院。门口无人把守，既没有资方的人也没有工会的人。相反，在压扁了的汽车前面，警察正排着长队悄然地进入停车场。现代公司的经理们也慢慢地回来了，他们面带不自然的微笑在黑暗中互相打着招呼，偶尔也和记者谈上几句话，查看被破坏了的东西。大门旁边到处扔的是工人们使用过的铁管和棍棒，里外墙上涂写着标语口号。警察看上去很紧张，但没有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装载催泪瓦斯用的黑色卡车就停在外面，不过已经用不着它了。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工人们到底哪儿去了。有人早就注意到了，在最后的一两天，院内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很明显，在防暴警察开进之前，他们早已有计划地逐渐秘密撤离了作业场。到现在为止，警察已多达15000人。 第二天早上，即1月22日，现代公司的经理们返回了办公室。工会会员们前一天还在这里进行过一次演讲。董事长郑世永和他的部分随员从我身边大步向经理套间走去。当这儿被工人们占据的时候，我在里面溜达过好几次。郑世永的主要办公室是在汉城的现代公司总部，但他在这里的办公室也是很显眼的——一套带有私人厕所的套间，连厕所里也铺着地毯。当我祝贺他回来时，他一脸铁青地说：“有什么好祝贺的，那么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只有算命先生才知道，”他回答说。尽管88％的工会会员经投票否决了罢工，郑还是担心：“但还有极少数的人主张罢工。”还有什么要评述的吗？他只是想说：“很对不起人民和当局。”说着，他便和一些主要的职员开紧急会议去了。 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都在地下室里。一天前，工会领导人还在这里召开过记者招待会。1月23日，墙上所有的标语都被涂掉了，公司贴出了一份“最后报告”：“待售的汽车被毁1758辆，其中包括120辆出口汽车；公司业务用车被毁34辆；机箱、零件、镙栓、镙帽被毁损失7500万韩元（以1比750韩元计算合100万美元）；设施及汽车附件的损失43亿韩元（570万美元）；产销损失：3100亿韩元（41400万美元）；有关公司和现代公司的总损失：1万亿韩元（133000万美元）。” 一位公关部经理递给我一份油印的用朝鲜文写的报告，标题是：“现代汽车公司目前的形势”。报告里列出了一个星期的业务安排次序。第一天很简单：“打扫公司卫生”和“调查损失情况”，第二天：“小型部件生产线的负责人进行情况介绍”，“班组领导：焊接，切割，情况介绍，做劝说工作”，“对遭受损坏的设施进行修理以便恢复生产”。第三天：“公司预计会有15000名工人来报到上班”，“首当其冲的计划是进行劝说工作，以便恢复正常的生产”。第四天，在恢复正常的全面生产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些事是：“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就恢复正常生产而达成一致；寻求正常化的氛围；解释公司为什么要在1月15日以一种合法的手段关闭工 厂”。 公司把新创立的启发式的方法与过了时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混在一起。这从一份备忘录里得到了证实。资方一方面选择了教育的途径，许诺要原谅那些完全理解了公司目的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们领入歧途的人的过错，另一方面却一直期望着对那些首恶分子和愚蠢地追随他们的人进行严厉的惩罚。很显然是考虑到了潜在的威胁，备忘录在结束时列出了一些“公司所考虑到的问题”。其中首先是“警方应当尽快地将那些领导过工会的重要工人抓起来”，而且“团结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厂外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弱”，备忘录最后指出，“公司的形势将会更好”。 位于万套公寓大厦附近，离现代重工公司几个街区远的现代集团公司工会联盟办公室里，感到困惑不解的工会代表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罢工为什么草草结束了？正如他们所能告诉人们的那样，工会已决定战术性地撤退了。“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办公室雇员韩正华说。尽管他从来没为现代汽车公司工作过，也不是其工会的会员，更没有在罢工期间去过工厂，但为了支持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领导者们，他用了“我们”这个称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了战斗，我们出来是为了到外面去战斗，根本没打算要回去工作，谁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公司命令停止罢工，工会的领导人都躲了起来，谁也找不到他们。” 警察搜查了办公室并就“正向其他公司蔓延的罢工提了很多的问题”。韩说：“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干不成”。一位工人主动驾车将我送到了现代公司被解雇工人办公室。那里也没有人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怀疑骚乱是否结束了。“暂时，工人不会罢工了，”一个人说，但是，“将来会有更多的罢工。”这是一个保险的预言，因为，如果工会失败了的话，工会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如果资方获胜了的话，那也是通过暴力而不是靠谈判取得的，因此，愤恨会郁积下来并不断发展成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对抗。 然而，目前工会会员们普遍持一种观望的情绪。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始人金根泰认为，在蔚山喧闹杂乱的力量显示中，工会运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1985年曾被判过刑，在监狱里呆了3年，受过电刑的折磨。由于他在汉城示威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1990年重新被捕入狱，又被监禁了2年。“我们的要求提得太过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1992年8月出狱后告诉我说，“工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工人本身是摇摆不定的。“工会的性质变了。”李善源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说，“很多人不喜欢暴力。曾有那么多的人遭逮捕，被解雇，这使他们感到害怕，很多人不想罢工。” 金在狱中和三位工会激进主义分子一起服过一段时间的刑，其中一位是现代汽车公司的。金认为，现代公司在用非常熟练的办法诽谤工会的同时，还有“一套复杂的渗透工会、瓦解工会力量的办法”。李富荣曾是一位极端分子，1989年在向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发表演讲后遭到监禁。但在汉城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为欢迎金归来而举办的招待会上，他已变得服服贴贴的了。“工会阵营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李议员说，“工会运动完全被改变了，我们应该承认变化了的形势。”除此之外，“工人害怕失业，”金说，“劳资双方应该找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一起来保护公司不被政府所消灭”——这是对郑挑战的一种回应。同时，“现代公司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在“现代市”的工人和企业所有人之间的冲突中，存在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 到目前为止，蔚山的工会骚动每年都发生一次，和汉城的学生运动极为相似。一度是统治集团仇敌的金泳三1993年初就任了总统，但现代公司的工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少安抚。现代公司工会联盟成功地将蔚山现代公司各工厂的工人团结在了一起，成了罢工运动的先锋。1993年夏季的罢工是零零散散并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也挺激烈，不过大多数时候却显得不那么协调，但比其他任何纠纷都更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时，韩国受到了经济衰退的打击，它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也因此深受其害，它几乎已经无法承受可能会毁灭其经济的旷日持久的罢工了。 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要求给工人增加14.5％到20.3％的工资，这大大超过了现代公司所建议的4.7％。然而，尽管金泳三强调要追究郑周永及其同党在竞选中的无礼和违法行为，政府看上去似乎还是站在公司一边的。在现代汽车公司，担忧最为严重，体现出这个国家作为制成品出口商在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地位。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一个难以预测的连锁反应。1993年上半年，现代汽车公司的产量占了韩国汽车生产的48％——关闭工厂将会迫使2600家供应厂商和承包商减慢或者停止生产。一位能源资源部的官员在6月17日概述罢工将产生的影响时指出：“现代汽车公司如果发生罢工的话，那将会给我们目前正迅速发展的汽车出口亮出红灯，并且会进一步危害整个工业，因为现代公司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 两天之后的6月19日，金泳三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打算小心翼翼、不偏不倚地作出努力，使劳资双方都保持负责的态度。政府“将以合法的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他在青瓦台与一些公司领导人共进早餐时这样说。这些人是因为与工人建立了“模范的关系”才得到他的亲自关心的。他“既不会抨击任何一方，也不会对任何一方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金也试图公正地裁决责任究竟在谁，并再三表明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指出：“尽管现代公司的工人比其他地方工人的工资要高，但那里每年都要发生劳资纠纷。”他怀疑“现代公司的资方是不是对工人缺乏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与金的前任军政府所颁布的一些严厉的法令相比，这样的措辞肯定要婉转得多，但其作用却没有丝毫变化。青瓦台的一位职员后来暗示说，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直在鼓励着工会的会员们，并且还给他们通风报信说“警察将要被派进来打散这些非法的罢工”。金是偏向资方一边而反对工人的，他说工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极端的自私，那不仅将会损害他们的企业，而且还将会损害国家的经济，而最终受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担心“现代公司工人们自私自利之心已经无法改变”——按照韩国的标准，这是对朴或金在派部队出击之前从未表现出的理智的一种大胆的猜测。 罢工之所以变得错综复杂，部分是由于其松散的性质所致。6月份，现代汽车公司，工人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在现代电气工程公司，为了显示与资方的团结一致，当国际标准化组织正按计划进行定期检查时，工人们同意推迟进行罢工。现代精工公司的工人们进行了长达3周的罢工，然后在6月下旬突然又回来工作了，但他们计划每天静坐罢工一个小时，这样，就不会给资方一种工人们已向他们屈服了的错误印象”。随着罢工的继续激化，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现代精工公司工会、现代钢管公司工会和现代木材公司工会的领导们决定回去工作一天，以此作为一种姿态来博得经理们的真诚。高丽合纤公司的工人们宣布了一个“家庭节”来作为罢工一天的理由。该公司是由郑周永的姐夫金龙洙经营的，虽然使用了现代公司的标志，但并不是集团的一员。 7月5日，当政府正要公布一个使国家摆脱经济萧条的“五年经济计划”时，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下令进行总罢工。罢工给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令所有的人——从依靠现代公司福利生活的当地居民到汉城的官僚们——惊慌不已。7月的一天，大约有2万名市民进行集会，抗议罢工。蔚山小型工业协会的主席吴海爱评论说：“劳资双方的纠纷给企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他领着1万名会员前来敦促现代公司的工人们结束罢工。当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休息”了3个小时，现代重工的工人们静坐罢工了2小时以后，汉城一位劳动部的官员预计，蔚山的摩擦已使国家在6月份的出口损失了2亿美元。第一个月的怠工使现代集团公司的销售损失了46430万美元，出口损失了12630万美元。现代汽车公司估计，其国内销售损失了36488万美元，出口损失了9150万美元，供应厂商损失了20500万美元。 进入7月份的第三周，随着各项损失的不断加剧，政府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在1万名防暴警察整装待命的同时，劳动部长官李仁济飞到蔚山。他警告说，在同工会领导人和郑世永会见之后政府就要出面干涉了。他建议郑世永也做出点牺牲。更确切地讲，他给了一个48小时之内回厂工作的最后期限，并援用了劳动纠纷调解法来对现代汽车公司的纠纷进行干涉。他说：“劳资双方都应严格地、真心实意地遵守这些原则”，并认为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根据紧急法，在试图调解期间，工会的工人必须停止罢工20天。“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必须返回生产岗位从事正常的生产，”李说。他估计截至那个时候，生产损失已达2300亿韩元了，相当于29亿多美元，出口损失达28400万美元。这令政府愤怒难忍。 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在双方看来都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首先，防暴警察猛攻了现代精工公司的一个工厂。它不是蔚山现代汽车公司隔壁的那家工厂，而是在昌原生产铁路用车的那家，位于釜山的两边。上午9点刚过不久，大约1000名警察涌进了厂院，很快就平息了有400名工人参加的静坐罢工，停工1个多月以来的最后3个晚上，他们是在那儿度过的（但警察没抓住精工公司工会的5位领导人，他们在2天前就逃跑了）。大约有200名工人在工厂的铁门里面，他们将铁门紧锁着。警察威胁说要进行猛烈的攻击。2小时后，所有工人投降了。然而，这天的最大新闻则是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在蔚山经过一整夜的谈判之后，真的达成了类似妥协的一个协议。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必动用军队来支持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 谈判代表们“在午夜时分休息了一会儿”，一位记者报道说，“然后在早上4点10分又继续进行谈判，并在妥协的协议上签名盖章。这实际上结束了为期36天的矛盾冲突。”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月工资早就达到1500美元了，这次又增长了4.73％，奖金增加到相当于月工资的650％（原为600％），另外还有住房基金以及每年7月31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休假。但纠纷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工人们是以不到1％的极少的票数之差才批准了这个协议，现代汽车公司的28300名工会会员中只是14175人支持妥协，在377票无效之后只取得24票的优势。一些同意妥协的工人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前些时候的罢工结束时说的一样，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又别无选择，不让步就得面对军队——失掉更多的工资。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现代汽车妥协的同时，包括现代重工业和现代精工在内的7家公司的工会领导人立即下令进行罢工，他们说罢工将要一直持续到迫使资方做出让步为止。然而，罢工的热情正在逐渐地消退。继现代汽车公司恢复生产之后，钢管公司的工人7月24日回厂上班，高丽法兰盘公司的工人7月28日回厂上班，尾浦造船厂的工人7月30日回厂上班。至此，只剩下4个公司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在怠工、静坐、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之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关闭公司大院的所有大门。1800名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5％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4％，反对接受“最后”的提议。由于怕再在公司大院里引起一场激战，在8月初的一个炎热的星期六，现代重工业公司放弃了它的闭厂计划，而它的工人们决定再继续“休假”5天。 最明智的选择依然是避免武装冲突。在工人们从“未经批准的”暑期休假回来之后的日子里，反抗的意愿甚至在沸腾的现代重工业的大院里也忽隐忽现。由于一些公司对那些拒不让步的鲁莽家伙和空想家们的要求毫不妥协，工会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表示同意回厂上班。首先是建筑设备公司的工人8月7日回厂，然后是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人8月12日回厂，最后是木材公司的工人8月18日回厂。最大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8月19日也都回厂工作了。6月份，正当工人们进行罢工时，一位高级经济官员便警告说：“今年如果经济的发展再被工会问题所淹没的话，那么一连几年都会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当工人们刚一返回工厂开始全天工作的时候，现代汽车公司便决心要全速达到目标。他们为现代集团公司树立了一个榜样。1993年的罢工已载入了历史，但是，在一个冲突不断的社会里这是不祥的——北方和南方，政府和企业，激进派和保守派，以及劳资双方，好像永无休止地一直争吵不停，问题的真正解决遥遥无期。到1994年中期，现代重工业公司里又是一片混乱。在现代重工业院内的足球场召开的集会上，工人们严守纪律，他们跟着啦啦队长一起振臂高呼，高喊着他们的要求。6月24日开始的罢工起初只是局部的，但随着工人们要求在人事纪律委员会里拥有同资方一样多的席位，罢工的势头越来越猛。人事纪律委员会是一个被现代公司的老板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部门。在郑世永7月20日下令停工并关闭工厂后，数千工人涌过栅栏进入工厂。其中的数百人占领了一艘正处于最后建造阶段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并露宿在他们4年前就占领过的那台轨道式起重机和一台较小的在院墙上方隐约可见的起重机上。 一天上午，我朝大门口的门卫挥手打了个招呼就进去了。我一直走到罢工者搭起的一排排帐篷前，然后免费搭了一辆汽车去看那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所停泊的码头。工会的会旗垂挂在船的栏杆上，有好几百名罢工者正坐在码头上听一位罢工领导人作精力充沛的演讲，他们不时地齐声高喊口号。那天晚上，在露天体育场的集会上，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系着白领带的罢工者，同一位强硬的保守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当胜利的工人们随着革命音乐的旋律来回挥舞着一面写有“LNG（液化天然气）”字母的红旗时，这一场面才告结束。“现代公司的产品是在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条件下制造出来的。”金明浩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宣称。 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先后有16名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身亡。为此，现代重工业工会毫不留情地谴责了热情的现代重工业的老板们，——他们指责“郑家王朝”为了使其力量永久地长存而将不能胜任工作的密友安插在了最高的职位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罢工。”最近刚从现代公司办的蔚山大学毕业的金说，“我们想要结束这种罢工——这次将永远地结束了。”政府答应要对一些罢工的领导者进行起诉，但是，当现代重工业工会主席李甲龙宣布劳动部长官南再熙拒绝了现代重工业公司方面提出的派军警袭击公司大院的请求时，引起了一片欢呼，——这表明部长对现代重工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为郑周永提供大部分资金一事仍然牢记在心。 郑世永于8月18日在强大的政府压力下不得不敞开了工厂大门。这时工会已分裂成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激进派和想要回去工作的温和派。6天后，即在罢工的第61天，工会终于投降了，作出妥协并达成了协议。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增加了11.3％，每年的奖金从6个半月的工资增加到7个月。然而，对他们罢工的那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同意“不工作就没工资”。反过来，现代重工业公司也同意不对49名工会干部进行刑事起诉。强硬派的处境岌岌可危，数千名工人退出了工会，不愿冒险再响应罢工的号召了。现代重工公司估计销售额损失了6亿美元，其中包括31900万美元的出口损失，另外，分包商们也损失了2亿美元。 显然，发生在蔚山的冲突是韩国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公司与竞争者、承包商、用户、官僚、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普通工人将要持续进行下去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工会斗争的强度可能会因工人们分享到了韩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减弱，但工会斗争仍在进行之中，它将伴随着韩国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