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三、暂时的和平 现代重工业公司高级副总裁沈永秀说：“我们将建立一种新的工会活动准则，一切都必须按法律程序和准则进行。”警察镇压了激进工人的暴乱10天后，现代重工业公司普通工人的观点彻底改变，反过来接受了法律原则——包括1989年4月28日工会主席的选举。“郑梦准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当问到如何评价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第六个儿子时，计票人兼选举委员会主席郑始淳说。“将来他会理智地控制这个公司。”郑始淳对那些扔石头和燃烧弹的人们带来麻烦的暗示不屑一顾。他似乎要让自己确信——要让别的工人也确信——管理部门如果在心里还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别人的一切行动也只能是徒劳。 “我们的工作时间将更加合理。”郑始淳预言。他相信公司会把工作周减少到折衷的46小时，还要像工人所要求的那样——加班要付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以及6个月的奖金。“从现在起，我们的管理部门将对工人的愿望作出让步，”他说，首先是“福利和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的信任”。其次“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坦诚交流和协商”。“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组织送了一些传单给我们的工人，敦促他们联合抵制选举”他又说，“但是候选人中有罢工者，因此联合抵制毫无理由。” 在亲眼目睹了暴乱后，我几乎不能相信劳工领导人现在能心情平静地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劳资双方都坚持认为，“边打边谈”的策略会带来最终的胜利。在现代重工业公司选举新的工会主席这天，遵从法律和秩序井然似乎表明公司和工会突然对他们的愚蠢行为而后悔。 投票本身就无秩序可言。“这里没有抗议，”郑说，到下午2点半，18550名合法选举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投了票。“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公司十几处投票站的情景似乎出自讲述密切的劳工关系的教科书上。“我们的工会有困难，”申仁钧说，他是工会选举官员之一，电子设计部的技术员，但他没看出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努力工作，”他保证，并朝那些充当警卫和监督者的工会会员招招手。 申不能否认“现代集团工人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他认为麻烦仅限于“增加工资的讨论”这一点上。正如他所说，似乎罢工和暴乱抗议都被忘却了。“我总是以现代为荣，”他说。至于激进分子，“他们当然爱他们的公司，并且也会为公司，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努力工作”。在谈话中，一排排工人站在投票所的入口处，互相尊敬地鞠躬。监票员仔细地核对投票者的身份。当下午7点开始计票时，工会的警卫也在体育馆里外站着。没有迹象表明有警察或公司的保安人员，他们没有必要出面。 在六个候选人、15463张选票中，朱尚明以9306张赢得胜利。令外国来访者惊奇的是，这位新的工会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将尽力为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作。”这位起重机操作员说：“我将让所有的人看到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人不再想示威了。”在这次每人都认为是想象中最自由、最公平、最公开的选举后，朱忍不住高兴起来。他说：“现代集团正努力改变，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为了使工人们高兴，除了更彬彬有礼地商谈和许诺更多的商谈外，现代集团在做什么呢？“他们引进新的机器来改善厂房里面的空气，净化空气。”他说，解决了除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对现实工作条件最为严重的抱怨之一。“下一步，他们将解决取暖和空调”——对于已习惯于在冰冷的冬天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以及在可怕的夏日里大汗淋漓的工人们来说，这是另外两个问题。6月1日，工会和资方谈判代表将讨论增加工资。朱满怀希望地估计，工会成员盼望已久的增加工资将会实现。 在趋向和平的情形下，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的心理变化明显表明，郑家不想再冒一次罢工的险。当警察再来援救他们时，他们也许不能像郑家所希望的那样快速有力，并且汉城的官员已传出话来，从长期利益着想，该到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了。至于郑周永的作用，有很多猜测。没有人对他的权力怀疑，但问题是他选择何种方式去使用权力。是他策划了先镇压，后解决？——那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授权给现场的谈判代表和专家的？ “示威使郑紧张极了，”朱说，“他把权力交给职员去解决所有问题，他说：‘你们自己去解决。’”但是在关键时刻，职员“必须征求郑的同意，他来决定一切”。没有人相信弟弟世永被卷入此事，尽管他有集团董事长的头衔，儿子梦准的真正作用也被认为是次要的。“郑梦准什么也没干，虽然他是个政治家。”朱说，暗示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双重职务。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总裁，朴永旭是罢工的先期受害者。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期，他是现代集团统治核心圈内的一员。他最初于1987年12月被派往蔚山。“我处理不了这些劳工问题。”朴在1989年2月被调到汉城担任轻松而又无权的现代研究所所长时说。他没有对罢工所造成的伤害寻根究底，但把它归咎为“民主化进程中社会的大变革”——一种无人能争辩的观点。“现代重工业公司是靶子而不是牺牲品。”朴在他要提前退休时说，“你不明白这些激进分子的想法是什么。” 朴永旭擅长以高明的手腕获取巨额美元贷款，人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处理好罢工的问题而在郑周永面前失宠。这是他在劳工关系领域中的洗礼。他显然缺乏这种能力。郑自己拒绝承认冲突的复杂性，坚持他的任何高级官员对任何问题都能应付。“劳动成本从1980年到1988年上涨了50％。我们的集团还不是如此有效率。”朴用一种缺乏底气的语气说，“管理费用越来越高。” 朴提出了一种郑不屑一顾的个人意见。“我们不得不完全改变我们的战略，”他说，“我们得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我们得做一次大的转变。”朴确信将有一次新的转变——但这需要没有郑周永的介入。“从长远着想，为了遵循社会的变化，”他说，“企业文化规范和企业复兴”必须有所变化。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意识”。他说公司应“更好地对待”工人。 朴说得越多，听起来越革命。对一位曾是郑的得力助手来说这样的想法难能可贵。“人类的精神不只是金钱。在东方社会，心与心交流更为重要，那意味着态度。”即使朴在他一生中处理最棘手的问题时遭到了失败，但他相信，他的话也许尚有些影响。当他还是现代重工业公司总裁时，他递交了一份有关现代重工业公司“战略转变”的报告给现代研究所——几个月后，他自己作为该所所长评估自己的报告。 在朱尚明当选为工会主席前后，这种思想正泛滥。管理部门和工人们都歇了口气——没有别的。不久朱明确表示，他不会被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成为老板们的走狗。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不能容忍的——释放所有在罢工中被捕的人员，并让他们和其他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以这种或那种理由解雇的人一道回来上班。“如果现代拒绝重新雇用他们，”他说，“我将继续斗争。”重新雇用是让“形势恢复到如罢工前一样”所必须的——首先一步就是展开下一轮的谈判。 “由于领导人的被捕，麻烦总是不断发生，”朴永洙对《庆尚日报》的记者说。《庆尚日报》是蔚山唯一的报纸。“这是最大的问题，人际关系比金钱更为重要。让领导人出狱是一种义务和责任。”第二天，从与一名劳工管理部门的高级经理和参加在公司大礼堂举行的充满火药味的集会的工会会员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劳资双方在这一点上的矛盾。“今天的会议将不讨论被解雇工人的问题”，集会前一小时左右，经理徐文华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说。“我们得看法院怎么做，”他解释说，那些犯罪的人也许不再适合他们原来的工作。不管怎样，“那些不遵守工会政策的人将不会回来”——意思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会重新雇用任何可能引导工会成员再次进行“非法”罢工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只有对过去表示反悔的人才能回来。” 当工人们开始挤进公司大礼堂集会时，显然徐文华对此情绪还不了解。“释放被捕雇员”已不只是装饰在旗帜和标牌上的口号，而是演讲者向挤在大礼堂的8000到10000名工人的呼吁。“罢工时间太长了，人们想要和平，”崔吉——一名工程部成员说。“我们将看看会后公司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要尽力让那些解雇的工人重新获得雇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一名又一名讲演者都要求“所有被捕工人”能重获自由。一名获释人员说：“那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对组织者和工会领导的逮捕始于1987年，这给了工人一个战斗口号——就像对外国势力扣押人质那样紧扣心弦。“我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反对逮捕工人”。张锡奎说。他是工会联盟组织的一名领薪官员。他把每一次逮捕都看作一件扣人心弦的轰动案件，它们给工人的要求增加了感情成分，但却被另外的人看成是受简单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而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 正如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预料的那样，工人们除了被捕人员的问题，拒绝谈任何别的问题。“位于万套公寓的人们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焊工权昌吉说，“他们想要公司道歉。在这种时候不会有更多的示威，但是我们要求释放监狱里的那些人。”总是时隐时现地存在新的罢工威胁。“我们将请求公司释放被捕人员并且撤回民事诉讼，”权说，“如果拒绝我们的要求，最坏的情况就是罢工将会重新掀起，公司和工会双方都将受损。” 1990年，如果那就是一年前等待他们的命运，现在没有理由相信还会有更坏的事发生。“最终我们想要妥协，”权说。“这就是解决办法。”一名年轻的经理助理——李旭炯——给双方提了一些建议，他不是工会会员。“结果对任何人都没好处，”他说，“如果我是工会领导，我宁愿进行更多的理智谈判。如果我是高层管理人员，我将更加关心工作条件。如果我是郑董事长，我更愿意接受改善条件。”管理部门做了些什么来改善条件呢？他评述说：“夏天热，冬天冷，通风差”。 李将评论延伸到他自己的责任：“办公室的工人抱怨上层管理人员未授权他们处理问题。如果我是郑，我会强调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他们应该下放更多的权力，让我们做决定，为公司的发展作出贡献”。作为出发点，他建议董事们应该能自己决定，“增加工资，作好协调工作并且使环境变得比现在更好”。他说，高层老板不应该坚持以“我们的生活很好”为由来搪塞一切。 然而，这种制度恰好掩盖了对威信或名誉的威胁。尽管张锡奎是一名拿薪水的工会联盟官员，但却从未为现代工作过。他用第一手资料讲述了地方警察和法官合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经过。他因播放“镇压工人”的录音带，并散发描述工人每天为了家庭衣食而挣扎的宣传手册，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于1990年2月被捕。法院判他三个月的监禁，这是当局把他们视为讨厌鬼而进行的典型惩罚——在狱中呆上一段时间就足够痛苦了，不过这不至于危险到挨打或长期坐牢。 张被关在南釜警察局。在韩国，被控违法者在一间大的环形单人牢房区等候，然后才到长期牢房。“南釜是韩国最差的。”张说，“其他罪犯殴打政治犯，并且从他们身上拿走钱和别的东西。”他相信警察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鼓动对政治犯的污辱，让他们难受。他在审判前被送去的釜山监狱情况要好一些。“釜山那儿没有体罚和殴打，”他说，“但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很困难。”釜山把政治犯关在一特别的区域里，在狱期间禁止他们劳动。就在他适应了他周围的环境时，张逃脱了缓期一年的审判——这一判决使他获释而重新加入到工人的斗争中去了。 从他的经历看，现代集团比其他“财阀”残忍得多。张有这种看法是可以原谅的。“现代集团很强硬严厉，最糟了。”他说道，并未指明现代集团的哪一家公司。更特别的是，张说现代重工业公司可能是所有现代集团中最坏的。流氓团伙攻击，大门外的暴力，持续几周的罢工——在既代表了韩国经济奇迹的光荣，又代表了其耻辱的工业实体中，劳资双方的斗争中还会有什么比这里更糟糕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