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十八年五月） 十年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 一·导言——读中国共产党最近决议案的感想中国共产党，直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的指挥，间接受苏俄共产党的指挥，在中国国民党厉行清党以后，知道这种寄生附魂的方法已经失败，要想在中国标榜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幌子，来煽动一般无智识的农工，做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能不另起炉灶，率性抛开了国民党，自己挂起『布尔札维克』的招牌来，大吹大擂一下。 他们最近开了一个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议决了今后共产党的任务，也就是他们现时的总策略。我在朋友处看见一本第六期的布尔札维克，中间所记着的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运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运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他们又说：『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种策略，可以说是『制造暴动』的策略，也就是牺牲农工，刍狗群众的策略，张溥泉先生称为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吴稚晖先生称为『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实在不是冤枉他们。 单看上面所说中国共产党目前努力的三点，似乎还不能尽量发现他们所采方法的狠毒性，我且再一述他们今后的口号和政纲，他们现在既然不为国民党所容，他就不再托庇于『国民革命』四字之下，完全显出『阶级革命』的色彩；所以，他们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要用暴动的手段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换言之，『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乃是他们鼓动武装暴动的总口号。至于政纲呢，他们对于乡村农民方面，所用为诱惑的香饵的有下列数条：（1）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2）完全取消租田制度；（3）同盟抗租抗税；（4）取消一切苛约和重利债务；（5）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6）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对于城市的工人和贫民，他们高呼着：（1）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2）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3）工厂归工人管；（4）厉行劳动法；（5）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6）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从这种口号和政纲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今后所走的途径，完全是想亦步亦趋的学那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共产党，他们迷信了列宁的理论，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要在生产落后的地万，才得成功。因此渴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落后的国家里，生吞活剥地干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来；他们上面所用的口号和政纲，原不过用来欺骗一般无智识的工农群众，跟着他们造成『红色恐怖，』以便夺取政权，而其结果之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又何尝值得他们作一度的思索呢？ 中国共产党用甜言蜜语来欺骗群众，下狠心辣手来牺牲群众，原不是目前的新发明，也不过因袭他们祖传的家法，中国共产党的祖师，当然是苏俄共产党的领袖列宁了，所以他们所干的勾当，不过是窃取列宁的唾余，中国共产党所标榜的『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率直言之，就是标榜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已。列宁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以为乃是无产者握有压迫资产者的统治权，不受法律的制限，完全以暴力为根基。布哈林在共产党的计划中尤其阐发得明白，他说：『专政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强的权，决不宽恕仇敌的权；劳动阶级专政的意思，就是劳动阶级管理国事的权，压制有产阶级和地主的权。』他又说：『……暴力是为革命和建设共产制度所必要的，——是劳动者专政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劳工手里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一柄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资本家。』而还有最老实爽利的一句话：『他们（共产党）的标语是用劳动者暴力政治，用无产阶级专政做到共产主义。』我们从列宁和布哈林两个人的说话里，可以知道共产党所标榜的政治，完全是『暴力政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鼓动无产者实行屠杀的残酷把戏而已，较之古代的专制帝王，现在的凶恶军阀，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共产党党员秉承了列宁这种残忍的遗教，所以湘鄂赣粤一年以来受他们的荼毒，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还说南昌暴动的失败和叶贺潮汕的失败，其原因由于前敌指挥者不实行革命的政策，而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充其意之所至，必使中国没有一个乡村不发现农民暴动，没有一个城市不发生工人暴动，没有一处不杀人盈野流血成渠，而后大快于心！ 其尤不可恕的一点，共产党主宰苏俄的经验，自己早已觉得共产主义之扦格难行，改变方针，采用了资本主义变相的新经济政策，已逾六年，却偏偏要挂羊头卖狗肉，硬把共产主义向中国宣传；明知中国生产落后，贫富阶级不甚悬殊，却偏偏要用种种方法，造成工农失业的环境，逼迫工厂非跟他们暴动不可。不过他们所借以号召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后无产者所得的利益如何如何，以致一般浅见的或甚而至于盲目的工农群众，被他们诱惑得不亦乐乎；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苏俄的景象，就可使工农群众顿然醒悟过来了。苏俄革命，今年已届十周，贫民游丐，何尝减少？国家富力，损失几何？所谓专政者何尝是普遍的无产阶级，不过是共产党专政罢了；更何尝是共产党——马克斯的忠实信徒，左右不过是几个变相的贵族甚而至于一个独夫在那里专政罢了。我想，要希望我们一般民众不上他们法宝的圈套，对于十年以来共产党专政下的苏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实有一度介绍之必要；因此，勉强参考了几种书籍论文，写这一篇，——这是我作此文的动机。 二·自苏俄十年来历史的回顾我在追述十年来苏俄历史之初，先要声明：我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好歹暂且不管，而对于共产党的行为，却不妨凭了他们所标榜的主义，加以批评，对于共产党治下的苏俄，更其愿意根据事实去下一种不偏不倚的判断，绝无特别好恶爱憎于其间。 自一九一七年俄国专制的皇朝推翻，共产党获得政权，到今年十一月，恰是十周纪念。我们在目前能依据了事实，讨论苏俄政治的结果和趋势，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大幸，曾有一个时期，苏俄完全其他各国隔绝，真相不明，我们要观察也无从观察，要判断也无从判断，现在却不然，各国和苏俄外交上，商务上的往还，逐渐密切，游历考察的人，也前后踵接，著作风行。虽则苏俄政府绝对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但就他们党内的纠纷和报章杂志所透露的消息而观，已可见其真相之一鳞一爪，我们凭了这些事实，把苏俄共产党的政治作一个综合的观察，当然不是完全不可靠的了。 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换言之，为要达到他们的目的起见，尽可把一切事物来做工具。惟其如此，十年中间苏俄的历史，在在可以发见共产党的专政者带有两种面具：一副是朋友，一副是仇敌；一副是未达目的以前的善士，一副是已握权力以后的凶神。当共产党没有执政以前，列宁是全俄主张民主主义的最有力者，他要使全民武装去争政权，主张立刻召集『制宪会议，』但是等到群众附和了他，他就因为『制宪会议』不能赞同他的政策，在二十四小时内用兵力去解散了。『制宪会议』解散以后，共产党政府依然自称为民众政府，『劳农政府，』正如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一样，那时候的『民众』『劳农』不过被列宁看作用过的具而已。并且，他们既然自称劳农政府，而同时又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俄国的劳工和农人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而无产阶级不过约占百分之四，苟其真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能称为劳农政府了。更进一层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又并非指全体的无产阶级，只有几个共产党党员在那里执政；那些不信仰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无产者，纵然是深信社会主义，其不见容于苏俄，正和其他『反革命』者异罪同科，即此可见十年来的苏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共产党转正，而共产党党员不到一百万人，只不过约占全俄人口百分之一的半数，那么，无产阶级实已做了共产党的工具。不仅此也，实际上目前苏俄的统治者，还不是共产党的全体，不过一个七人组织的『政治局』在那里发号施令；而即此『政治局，』骨子里实在不过受斯达林一个人的主宰罢了。那么，连一百不到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也无异做了列宁，斯达林等的工具。工具主义发挥到这步田地，真是无以复加。打开天窗说亮话，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谓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谓苏维埃，所谓选举，所谓民主，都不过掩耳盗铃之谈，我们看到列宁逝世以后，连立有大功的特罗茨基，徐诺维夫，卡米诺夫，都已先后遭受摈斥驱逐的待遇，就可以想见『民主集权』的真意实在和『独夫专制』丝毫无异。奈何还有昏聩之徒，醉心于『民主集权』的谬说，讽歌赞叹，以为世界，得未曾有，允宜学步邯郸？奈何还有无数愚昧的农工，受他们的催眠，甘于再做徒徒牺牲的工具而不悟？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且把苏俄十年来的历史分三个时期来略叙一番罢：（一）赤白斗争时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三）共产党分裂时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 （一）赤白斗争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年）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宁与其党徒掌握政权之前，他们早有两次未成熟的革命的经验：第一次，当一九○五年俄国在满洲失败之后，共产党乘机鼓动革命，可是他们缺少训练不能团结，而对于所恃为革命主力的工人，更其一些没有下过预备功夫，连浅近的标语口号都不能了解，结果自然失败。第二次，一九一七年七月间的革命，共产党揭举『和平与土地』的标帜，似乎可以吸收全国的同情了，可是兵士抗不受命，农人纷夺土地，革命何尝能够成功。列宁有鉴于此，竭力把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处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军，才很轻易的推翻了克伦斯基的政府。因此，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一面与德国先行签定休战条约，一面希望各国继续战争，而惹起德奥与协约国内部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以为共产革命势必普及于全欧乃至于世界的。他们这种妄想，能不能如愿以偿，暂且不说；但看他们在苏俄国境以内，要实行整个的马克斯主义，已经觉得扞格不通了。 共产党把从前贵族和资产阶级驱逐出境，瓜分他们的财产，数给贫民，以为就是实行了共产主义；如果真这样容易，那实在简单极了，殊不知在混乱的时期，贫民靠了富贵人家瓜分来的家具，甚而至于金玉珠宝，究竟不能作为衣食的，于是不得不强迫征发农民的粮食分配应用，而农民乃大觉醒。到了一九一八年夏间，各地反革命的运动迭起；以农民为主力的社会革命党，到处做反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受了共产『恐怖』主义的感化，除了派人到各乡村去宣传反对征发农产品外，也到处杀起共产党来。那年八月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泼兰有狙击列宁之举，反共产党的运动到了最高潮；于是列宁的党徒施行报仇的政策，不过他们杀不着社会革命党，只好屠杀贵族，兵士，和有产阶级的人们来出气。 不过共产党尽管用恐怖的手段来报复，终究不能平复反对的潮流和获得农民的粮食，因为那时农民已经归附于反共产运动之下，以为这是他们的救星了。列宁对此，没有办法，只好于一九一八年夏秋之交，把西比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和其他苏俄南部的大部地方让给白党——共产党——人物统治。 却不料白党得了一些势，就引起各国的野心，以为乘此机会联合助白攻赤，必能把共产政府根本推倒，其实，这一着反足以延长共产党执政的运命。一则俄国人始终没有忘记拿破仑的故事，一旦外兵侵入，反使共产党可以用爱国的名义，团结人民一致御外。二则白党其时正获胜利，见了有外国赞助，更加有恃无恐，遂由傲慢而趋于报复，失了他们初时救民水火的本意。那些白党领袖，渐渐不着眼于解救农民，却专顾到恢复地盘，同时因为共产党领袖是几个犹太人，就对于手无寸铁的平常犹太人，大肆屠杀劫掠；因此，在城市中心，白色恐怖的滋味也就不亚于红色恐怖。人民觉得以暴易暴，牛羊何择，同情心当然逐渐减低而至于消失。所以双方相持到一九一九年的秋冬之交，白党的势力先后消灭，除了日本有一部分军队尚在远东，蓝格尔的军队尚在克利米亚以外，几乎俄罗斯完全染成红色了。红军领袖特罗茨基因势利导，就把他胜利的军队，由革命军的性质，一变而为劳工军，换言之，无异把应募征兵的工人，练成有力的军队，而共产政府的基础始形稳固。一九二○年夏，波兰受了几个英国军事代表的怂恿，突然进兵乌克兰境内的开伏地方，大败红军，而苏俄政府就檄令全俄人民，不分赤白，合御外侮，共卫祖国，居然有大批从前俄皇时代的军官应命而赴前敌。结果，红军大败波兰军队，长驱而入华沙，共产党认为鼓动全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至，讵知被法将惠干统兵于三日内驱逐俄军出波兰境。于是双方解和，恢复未战以前的原状，苏俄赤化全欧的企图固不得逞，而共产党在俄国的政权却因此而更趋稳定。等到同年秋冬，蓝格尔军队失败，共产党遂统一全俄。 我们从这一段历史看来，觉得共产党在苏俄起初实在有失败的理由，而所以竟告成功者，完全由于外力的干涉和白党的傲慢。因此，我们应该觉悟，要反对共产党专政的残暴行为，第一不要仰仗外力，反使他们有爱国的美名可以假借，第二从事反共产运动的领袖和军队自己不要腐化恶化，失了民心！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上面我己说过，在一九二〇年末，苏俄共产党对于外来的压迫，逐渐解除，可是内部依然不十分安定。一九二一年春，克朗斯太军队叛变；一两月后，泰卜伏省的农民，因怀恨于粮食的征发，也继起叛变，惨杀粮食征发员和共产党人，连派往的一师军队也变了，到三月末，据说有二万五千人至六万人公然反抗。这些情形，足以证明共产党征发粮食的强制手段和废除交易的共产政策，实在不为一般俄人所欢迎。 列宁那时是一个狄克推多，他明白了这个缘故，就立刻下令，准许在泰卜伏省和邻近各省恢复金钱买卖的贸易制度，并且设法把食盐石油等等必需的物品赶快运到需要甚殷的地方，供给人民使用。这样一来，各地反抗的风潮顿时平息下来，那就更可证明共产党的政策实在有变通之必要了。列宁与其党徒相争相持了许久，到了同年八月九日，那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正式公布；从此，俄罗斯名虽共产党专政，而实际上已无异恢复其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地位，这就是俗语所谓，『说真方，卖假药。』 自从新经济政策宣布以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形，没有多大变更。无论他们称新经济政策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好，『社会共产主义』也好，或者为两三年前共产党大会里有人称他为『共产资本主义』也好，总之，苏俄依然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却已经是有了不可动摇的铁证了。 苏俄政府循了这个变相资本主义的政策前进，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之交，共产党的成绩大有可观。紊乱的币制整理好了，游离的份子结合起来了，工厂的制造和商品的贸易都恢复了，于是俄国重复与其余的世界往还，不再被人们看做疯人院了。凡此种种，苏俄所以收再造之功，完全是由于采用新经济政策的效力。 新经济政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币制的整理和各种银行制度的恢复。苏俄共产党的计划，原来是主张一切银行收归国有，并且只许组成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换言之，就是由劳农国家独揽全体银行事业，而同时希望货币的废除。可是实际上他们不能这么办，只好采用新经济政策，整理币制，并且容许各种银行的存在。苏俄起初因国家度支，入不敷出，每年滥发纸币，以致币价大跌。一九二〇年，国家预算不敷数由发行纸币补足者，占百分之八十五；一九二〇——二二年减至百分之七十四，二二——二三年减至百分之五十三；二三——二四年减至百分之二十九。国家的生产力，既因采用新经济政策而逐渐加增，政府也就同时整理币制，一九二二年末，国家银行发行一种新纸币，以现金为保证，到了一九二四年春，信用渐立，旧纸币绝迹于市场，新币制的基础遂形确定。因此。国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国家税收也逐渐加增。 讲到银行，则最上有国家银行，不但统一发行纸币权，并且把国家经济的重要业务监集中起来。此外，有工商银行，资助工业和国内贸易；有外国通商银行，资助国外贸易，有电业银行，资助电气事业；有合作银行，资助一切合作事业；有中央农业银行，把一万五千个乡村信用贷款机关集中起来，为资助农业的总枢。总之，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运用银行的制度，确立货币的信用，苏俄政府的财政，方有回复而入于佳境的转机；我们于此，不能不佩服列宁临机应变的手腕高明，更不能不觉悟共产主义的方法不但不适用于中国，就连俄国也不适用。 （三）共产党分裂时期（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苏俄自一九二四年初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党内部逐渐分裂，如果列宁至今尚在，或者不致如此。不过无论列宁存在与否，共产党一方面不愿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不能不迁就俄国人民的习惯和观念，终必至于因畸轻畸重而起争执。史丹林和特罗茨基辈的分裂，就是一个好例。特罗茨基被解除陆军大权以后，于本年（一九二七）九月间，向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说：『当苏维埃政治局受我指导的时期内，我们尽力恢复对外的关系。我已经拟定了具体政策的大纲，苏俄对英美德实业团给予让与后，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得巨款，向外国市场购买苏俄所不能自制的机器和器具。』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当局不懂外人的心理，正和俄皇时代相似。自称苏俄政府的一派人物，其腐化而缺乏主义，也和俄皇的爪牙一样。凡反对这一派意思的人，其命运的危险。正和反对俄皇的敕令一样。』特罗茨基说了这几句话，斯达林就把他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开除了。但他们尽管分裂，而苏俄之需要恢复国际关系，已于特罗茨基寥寥数语中揭布出来。 苏俄何以需要恢复国际关系呢？因为今日之苏俄，真可谓离世界而孤立，而同时不得不有求于世界的赞助。对英邦交的断绝，对法关系的恶化，以至最近对华宣传的失败，凡此种种，均足证明苏俄外交政策之濒于破产而不得不改弦更张。苏俄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在乎因苏俄的革命而引起世界革命，讵知欧洲休战而后，事实的演变并不如此。如法德关系的改善，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英国新劳工法的宣布，诸如此类，世界革命在西欧的动机完全没有。苏俄不得志于西欧，遂标榜『扶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鼓动近东远东民族独立的风潮。但是结果，则东方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固然一时蓬蓬勃勃，大有成功之望，而对于共产党的指挥却一概不甘再受羁绊。可是因为东方民族运动勃兴之故，英国对俄的感情日恶，而终至于绝交，若法若德若意也都对英表示相当的同情。由此，可见苏俄的国际环境，到现在实已非常恶劣，无可讳言。 但是，另一方面，苏俄生产力虽逐渐恢复到战前状况，却仍需要大宗资本，发展实业。一九二六年末，苏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桂毕希夫曾说，『各种工业最困难之点，是缺乏运用的资本。』今年（一大二七）三月间的报告，他又说，『一九二六年以前历年工业的发展，都只利用从前余存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现在几乎用完了。』即此可知苏俄实在需要外资的源源输入，使他工业，农业，矿业，运输业一一有大量的发展，——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苏俄既然有如此的需要，则其不能不设法恢复他的国际关系，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可是斯达林见不及次，宜乎特罗茨基不胜其愤激了。 四·产业的崩坏与经济的回复要明了十年来苏俄的经济状况，必先说到俄国帝政时代的农奴制度。原来俄国旧俗，农民往往为大地主的奴隶，不啻为土地的附属物，可以买卖成交如牲畜一般，直到一八六一年亚历山大二世才解放农奴。但其时农奴解放，而土地依然不能为一般农民所有，贫困无减于昔，农业也没有比中古时代显著的进步。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推翻了皇室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共产党既以『和平与土地』号召革命而成功，当然要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本来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第一步就要计划生产和分配方法的如何改革，而土地收为国有和废除市场贸易制度，遂成为他们入手的方案。现在先把苏俄那时的共产制度约略说明其要点： （１）农业方面 照苏俄宪法第三条的规定，一切土地都归公有，不须何等赔偿，公平分配于农人；凡森林，水利，地下富源，家畜，及农具模范农场等，统归公有。这件没收土地的事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实行；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公布法律，详定土地分配，使用，和处分的方法。 （２）工业方面 苏俄宪法第三条又规定，要把制造工场，矿山，铁道，和其他生产交通机关全为苏俄所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开始没收工业；一九一八年六月，规定工业国有办法，没收矿业，冶金，电气工业等等一般大工业，把他们的产业和资本都收归国有。又凡经营这等工业的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等，资本在二十万卢布以上者，也都没收其财产。 （３）商业方面 苏俄政府绝不承认个人经营的商业和贸易的，由国家管理生产机关，经营生产事业，按国民劳动成绩，由国家直接分配，所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中间，不许有牟利的商人，就连农产物的买卖，也为国家独占。惟其如此，不必有货币，更不必有银行，因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间和一九一八年一月问，没收银行和银行的债权现金，同时又取消一切公债。 苏俄的共产党人，以为这几种政策实施以后，生产分配的大权都操之于国家，凡积累的资本均已化私为公，社会无复贫富阶级之悬殊，人民只须出其劳力，即可以免费得到衣食住行教育医药娱乐等之享用，社会主义的黄金世界，自然就在眼前。讵知他们试验的结果，不但黄金世界没有发见，反而大闹饥荒，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间，全国的产业，由凋敝而趋于崩坏，几至于不能自存。 农业方面，因为土地收归国有，农产物都被征发，农民自然不愿意尽力耕种去得多量的收获，即使偶有余剩的粮食，也必秘密储藏。而且土地从大地主手里移转到国家，仍与『耕者有其田』的希望不相符合，他们农民的没有土地，和往日丝毫无二，又不甘心去多种田地。因此田地荒芜，收获减少，粮食恐慌的大问题，自然应运而生。直到新经济政策颁行以后一二年，方才渐有转机。试观革命以后历年的耕地面积数，就可明了共产政策时代农业崩坏之程度如何可惊！ 耕地面积表（见前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校教授S.N.prokopovicz所著苏俄经济的歧途）
依据上列的数字，可以证明在共产主义的政策实施期内，农业逐渐衰败。到了一九二二年，耕地面积较一九一七年减少百分之三四·六，较战前减少百分之四三·四之多，其农产物的锐减也就不言而喻了。 工业方面，因为一切大工业都归国有，工人握权，工厂管理不得其法，专家退避，原料缺乏，机械损坏，工人工作能力退化，运输工具缺少，以致工厂大部分陷于停顿，几乎不能生产，就使少数能勉强生产的，数量也当然大减。观左表，可知工业上所受共产制度的损失比农业还要重大！
商业方面，苏俄的共产政府本来不许有个人商业的，所以苏俄内地市场生产品的交易额，一九二一年，由战前的四十七亿卢布减至六亿卢布，加以禁用货币，一切实已回复以物换物的原始状态。至于国营分配事业的结果，则国家为供给一般市民粮食起见，不能不向农民强制征收其生产品，而农民怨声载道，遂为势所必至。我们且看下列两表所表示出来的运输货物数量与国外贸易数额，便可明了共产制度下的商业，凋敝到如何地步了
农工商各业的凋敝崩坏，既如上述，当然要影响到社会的金融和国家的财政，其结果则为卢布的跌价与纸币的充斥。原来共产党的理想，认定货物的交易不必有赖于货币，以为纸币的跌价正可以促成废止货币的实现。但是国家财政，岁入与岁出不能平衡时势不能无所弥补，只有增发纸币，而货币何尝能够废止？于是苏俄立国后最初几年间，只见纸币发行额之激增，其骇人之数额有如左表：（见世界室主人之苏俄评论）
苏俄初期产业的崩坏，完全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所造成。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代的苏俄经济政策，其实与其他各国在欧战期间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大异，为何结果不同？因为：（一）各国受战祸只有四年，而俄国则有七年（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还有内战。）牺牲当然更大；（二）俄国战前工业并不发达，输出原料品，输入制造品，战争期内国外贸易等于停止，国内工业又因为运输燃料原料的缺乏和工人生产力的降低，大为减色，以致城市的工业品不足以交换农村的粮食，而农人收获的谷物，遂为政府强制征发，以分配于军队和城市的居民，农人自有所不愿.；（三）各国政府的管理大工厂，一等战事停滞即行发还，而苏俄政府不愿如此；各国政府总想限制纸币的滥发，而苏俄政府则颇想借纸币跌价而使有产阶级的资产化为乌有；各国征发粮食，权在政府，立意公允，而苏俄征发之权属于贫农，其目的在使富农不能保有其收获。综此三因，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后，自然工业农业相继崩坏，人民生活大感不安，不但农民怨嗟，兵士工人也都为了没有食物燃料，大家愤懑。结果，乃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彼得格勒工厂的罢工，莫斯科的兵士也表同情，而终于三月间有克朗斯太军队的叛变。 列宁到底是苏俄革命的英杰，不失为一个勇于自承己过的有作为者，他知道战时共产主义原不过是应急之策，既然发见了农民和一般人民的反感，不能不另定方针，于是所谓新经济政策者，乃以列宁之领导而通过于一九二一年三月间的共产党第十次大会，新经济政策之主要点，即在废止征发谷物制度，而代人农税，换言之，农民除了以其一小部分之收获纳税外，其余剩之谷物可以自由销售；因此，耕地面积加增，农产随之丰富。城市居民既须以制造品与农民交易谷物，金钱买卖的商行为当然为国家所承认而不复加以禁止，货币制度也就不能不加一番整理。同时苏俄政府更把小工业交还原主，中等工业租给人民，而大工业也由国家按其种类，自设托拉斯，许其自治，并酌定其中一部分得分外人投资经营，所以工业逐渐可有起色。此外苏俄对外关系也开始慢慢恢复，一九二一年三月，俄英商约和俄土商约都签订了，五月间俄德条约签订了，七月间俄匈交还俘虏的条约签订了，九月二日和挪威订约了，十二月六日和意大利订商约了，凡此种种，可以表示列宁颁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渴想恢复国际间的贸易，使其本国人民经济状态得以复苏。总之，苏俄的产业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是一个时代，以后另是一个时代，而其关键全在新经济政策之实施；换言之，即在毅然改变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而逐渐地恢复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和私人事业罢了。我们且看采用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经济的回复，究竟有怎样的成绩。 第一俄国的国富潜力，首在农业，而农民又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故先说农业。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的致命伤，在于没收土地后强制征发农产物。新经济政策既然承认农民对于其收获之权利，政府除征收农产之一部为租税外，其余部分农民得自由处置，则一般农民自然乐于耕种，耕作面积之增加，为意中之举。试观下列苏俄中央统计局之历年耕作面积比较表，和S.N.Prokopovicz教授所根据的耕地面积百分率表，都可明了远年来耕作面积已逐渐恢复战前的数量了。
耕作面积已增加，农业机器的需要亦随之而省加，不论国内制造的或国外输入的，都有恢复战前数量的倾向，试观下表：
更就农产数量一方面说，也有恢复战前状态的趋势，兹先根据英国商务调査公司的调查，约略比较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一三年的重要谷类产额如下表：
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B.E.SKVIRSKY的报告，试以一九二三—二四年度之农产额为一〇〇，计算以后诸年的指数列为左面两表，尤可见近年农业发达的速率至为可惊。
我们再看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农业的经营是用何种方法。原来苏俄虽收土地为国有，而大部分农田面积和生产工具都属于农民，此即所谓私营农田。至公营农田有两种：一为苏维埃农田，由政府所经营；一为合营农田，用合作方法经营，总计起来，仅占甚小部分。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统计，就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农产总额与可供销售额分析私营，国营，合营三种而比较其百分率，如下表：
第二，且说工业。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最显著的成绩是工业产率的增进。至于生产方法，则大半恃乎经济上独立自治的托辣斯，他们乃是各个生产单位的工厂为了共同目的组织起来，负经营营理的责任，由政府代表主持；有以一地方或一分邦为范围的，有以全联邦为范围的，而国内工业生产品要无不集中于种种托辣斯之手。各托辣斯的活动，都以国家经济机关的计划为根据，又受国家银行的资助，但既为自治组织，则原料不足，可以自由买入，制造之品，可以自由卖出，营业以本身盈亏为前提，产额遂因之而增进。当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度（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生产额较上年度约增百分之四十六，第二年度又较第一年度约增百分之四十四，虽还不能恢复战前的生产率，但较产额最低之一九二〇年，实已增至一倍以上。试以最近数年各重要工业的产额，计算对于战前一九一三年，产额的百分率，有几种实已超过原额，而大都总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观下表即可明了。
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各大工业平均每年较前一年进步之百分率如下表：
至于就工业品生产额的总数而论，近数年来也有显著的进步，试以战前价格为标准，如下表（单位百万卢布）
苏俄近年来工业之进步，更可就电气事业之发达一点上加以证明。试单将近年国家预算上支出重要电气事业建设费和修缮费，有如下表：
工业既然进步，工人数目，当然也随之而逐年增加。据该局的报告，大工业中，以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的工人数目为根据，比较每年工人数目对于前一年之百分率，如下表：
但是，苏俄工业虽然进步，工人数目虽然增加，一九二六——二七年大工业的工人数目虽然已约有二百五十八万人之多，可是因为原料不足，设备不良，资本不敷，工业的发展不能如所预期，故多数国营工场，都感工人过多的痛苦，失业问题当然不为解决。据英国商务调査公司的报告，一九二六年三月间工会会员之失业者有一·一八二·五〇〇人，非工会会员之失业者也相彷佛，假定苏俄人口除了农民以外有一千三四百万人（全人口约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万人），而失业工人达二百三十余万人，是已约占百分之十六，不可谓不多。此外，工人工作的效率，也颇见低减，往往逢星期日或例假日的次日，工人到厂者不过十分之二。惟其如此，所以工人数目的增加，不能认为工业发展的惟一左证。不过无论如何，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工业资本的增加，产额的增加，工人的增加，已表现着苏俄工业确有转机的趋势了。 第三，再说商业方面。新经济政策之特点，在于一方面由政府管理输出入贸易，一方面于一定范围之内，容许私人与外国资本参与。因为苏俄货品缺乏，不能不由政府设法限制外货之流入，使对外贸易，常常维持其出超之地位，间接得以维持对外之币价。同时以事势所迫，不能不于国营以外，容许私人营业，而对于私人资本又往往许以种种利权，借以吸收外资。至于国内贸易，除了国营以外，也允许私人营业；不过在立法上行政上加以种种限制例如课税较重，原料索价较昂，所以私人营业交易虽逐渐增加，而比到国营和合作经营的事业，则逐年有落后的趋势。试观下表，便可明了。
苏俄的对外贸易，也逐渐进步，不过没有和国内贸易同样进步得快，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现在贸易额还只有达战前的半数，见下表：
据最近十三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所载，自战前起至一九二五年止，苏俄历年来的对外贸易额，更可见新经济政策颁行前后对外贸易情形的转变。兹以一九一三年的物价为标准，列表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第四，国家财政和金融。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以为货币可以废止，故对于纸币的充斥和跌价，毫不引以为忧，而且年年滥发纸币，漫无限制。一九一四年的纸币发行额为一·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卢布，而一九二〇年以后，则为数大可惊人，有如左表：
我们中国人受卢布的损失，不可谓不巨，观右表，当然可以明白，卢布所以狂跌的原因了。苏俄政府既于一九二一年颁行新经济政策，承认商业，恢复银行，一九二二年遂不得不决计整理金融和财政。其入手方法，为设立国家银行，掌理发行纸币，其单位『采尔逢纳，』（Tchervonctz）等于十卢布。新纸币发行额中，四分之一须以现金或外国货币为准备，其余以短期证券为准备。银行供给政府短期借款时，得发行纸币，但须准备二分之一之现金。此外尚有人民财政委员会所发的库券，以卢布为单位，和银币铜币。采尔逢纳既有可靠的准备，信用当然大好，不能和从前滥发的卢布票同日而语了。所以一九二三年一月，采尔逢纳仅占全国通币百分之三；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则已占百分之八十，而苏俄旧卢布票逐渐绝迹。据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的调査，采尔逢纳的发行额为七八一·三六三·六〇〇卢布，其中以现金为准备的有二一六·一三一卢布，以外币为准备的有四八·八七四·七〇〇卢布。 苏俄国家银行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恢复，到一九二七年，资本总额达二千五百万采尔逢纳，公积金达五千三百万卢布。银行为金融枢纽，也就是一切工商界的血脉，今据苏俄驻美情报局长的报告，将有关金融业贷借各点，分列数表于左，以明苏俄工商业逐渐恢复的趋势。
讲到财政，以前苏俄国家岁出入的不平衡往往以发行纸币为补充，政府力谋减少其数额，故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党开第十一次大会时，决议纸币补充预算之短欠以一万八千万卢布为限，至一九二四——二五年的预算，已经无此项目。同时苏俄联邦的预算，则逐年膨胀如下表：（单位百万卢布）
五 苏俄共产党内部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特罗茨基被摈斥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外，十二月一日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议决，开除特罗茨基，徐诺维夫的党籍，并把特罗茨基，卡米诺夫，赖可夫斯基等约百名的人物一概放逐，这是可以算得苏俄共产党长期内讧的结束，虽则以后未必全无问题，而目前似已告一段落。大概言之，苏俄共产党的专政，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至列宁病前为列宁独断时期；第二，自一九二三年列宁病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开第十四次大会后，徐诺维夫等反对斯达林以前，为斯达林，徐诺维夫，卡米诺夫三人结合时期；第三，自一九二六年初，新反对派成立，徐诺维夫卡米诺夫等也反对干部派，并与特罗茨基携手，至一九二七年底大家尽被开除党籍为止，为各反对派团结时期；第四，自一九二七年底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决议开除反对派重要领袖党籍以后。当为斯达林大权独揽时期。我们从这四个时期的划分里，就可以看出苏俄共产党内部分裂的转变痕迹。 共产党之在苏俄，自以为团结最坚信仰惟一的团体，何以今有内讧呢？简单言之，起初彼此或尚为政见不同而辩难，继则变为感情意见的争执，终于大家借政策为口实而互攫势力。所以，如徐诺维夫，卡米诺夫辈，昔日可以赞助斯达林，攻击特罗茨基，今日可以联络特罗茨基，反对斯达林，翻云覆雨，恬不为怪了。现在姑且把他们内讧的历史约略叙述于后。 苏俄共产党内部之反干部运动，自一九一七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即已萌芽。一九一八年三月共产党第七次大会讨论批准对德和约时，特罗茨基，布哈林等提出异议，指为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反对派气焰渐高，一时有「左翼共产党」的徽号，但对德签订和约，终究为多数所通过，反干部的运动，因此还振作不起。 此后因为连年内战，加以外国的出兵干涉，援助白党，共产党为协力对外计，分裂的痕迹自然消沉了多时。可是几年战争的结果，他们的党和政治组织，渐渐有以军事为基础的趋势，命令可以决定党内生活的命运，流弊所及，党内的干部人物渐渐的离开了民众，而形成一种官僚阶级。于是一九二〇年有新反对派出现，起而攻击干部派的官僚化，就是所谓『劳动者反对派』。他们这一派，是以前人民委员会农动工商委员叙利亚尼可夫（A.Shliapnjkov），现任苏俄驻墨大使柯伦泰（Aleksandra Kollontai）为领袖。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共产党开第十次会议时，提出攻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案，说中央委员会不能清党，不能与官僚主义奋斗，不能使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指导机关工人化。叙利亚尼可夫的演说词，并且明白指出他们的党是正在那里变化，中央委员会不但不能从无产阶级吸收新党员，就连保持原来固有的党员也不能做到。 到了一九二一年，列宁取消所谓『战时共产主义』，颁布新经济政策，苏俄的经济界固然有了来苏之望，可是一部分劳动者共产党人却大不以为然。列宁认为这种『左翼幼稚行动』应该加以纠正，在共产党第十次大会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实行，竭力防阻反对派的小组发表一切宣言，反对派主张国营工业的管理权应移转于工团之手，因此更引起干部派的清党运动，几乎四分之一党员顿被开除党籍，在排出党外的十五万人之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工人们，而反对派也居其一部分。不过这种压迫政策并不能杜绝反对派的活动，他们依然有小组织，有秘密的通信机关，中央委员叙利亚尼可夫就是领袖之一，列宁虽想摈他于中央委员会之外而事实上没有成功。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间，『劳动者反对派』以二十四人的签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公然指斥苏俄共产党的领袖压迫无产阶级，禁止他们在党内发言，命令他们选举领袖所示意的人，而置党于不顾。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可以知道新经济政策初行的时候，苏俄共产党内部是分裂争论得很烈的。后来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成绩良好，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些进步了，群众的生活机能有些活气了，大家觉得再要回复单纯的共产主义当无异于发疯，于是从前竭力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人也就不得不掩旗息鼓，而反干部派的运动乃较前锐减。 一九二三年，苏俄经济界发见了一种危机，大企业的工厂都关了门，失业的人陡然加增，工人罢工的风潮继续不断。在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因新经济政策承认他们的地位而逐渐增厚势力，以致从前有七十万党员的一个党，那时只剩三十五万一千人，而其中只有五万四千人是工人。党内的反干部运动当然消灭了，沉寂了，可是他们的领袖倒也自惊起来了。徐诺维夫在革命第六周年纪念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说明党内这种沉寂的现象是要不得的，于是中央委员会允许公开讨论党内的问题，而各方面讨论的文字也就风起云涌的发表出来，其范围则超出乎中央委员会所许可者之外。尤奇者，那时最强烈的反对派领袖就是特罗茨基，他著一篇文字，题为『新进路』，责备所以造成党内这种现象的是握权领袖们之过。他以为官僚主义不是从下级来的，不是从真正工人群众来的，却是从上级产生的，从腐化的中央委员会养成的。特罗茨基一方为中央委员之一，一方持此理论以唤起一般军队和青年学生，共同努力于反干部运动。起初公开讨论的时候，干部派还不以为意，到了特罗茨基，赖迭克等做了领袖，显然有反对党的行动，他们干部派就开始对特罗茨基加以剧烈的攻击了。那一年的秋季和一九二四年的一月间，全俄嚣然争论，莫衷一是，直至一九二四年列宁病殁以后，大家视线转移，这个问题方告暂息。 可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反对派又有生力军增加出来，声势格外浩大了，那年十二月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议席上，对于先前反干部运动的处置，颇有争议。干部中人因为态度不同，自己分裂起来了，如徐诺维夫，卡米诺夫，苏可立可夫，克鲁蒲斯卡亚夫人等也因为攻击干部处置特罗茨基方法的不适当，自己变成新反对派了。他们主张将特罗茨基严加处罚，但斯达林，布哈林等不予赞同，于是他们指挥着列宁格纳的党务机关，去排斥斯达林等，因目的不得达，乃更进而攻击干部派的政策。他们以为干部派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造成私有财产增加的机会，增加小富农的势力，不能救济乡村一般的贫穷。他们又以为不鼓起全世界普遍的社会革命，苏俄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从建造成功，而干部派的政策是逐渐远离世界革命的途径的。他们更以为党中，公开讨论和党员发表意见是应该容许的，而干部派往往以多数压迫少数，并且指摘少数派的讨论为违背党纪，以致共产党内不能实现民主化。这些都是新反对派所持以攻击中央委员会的理由。也就是徐诺维夫，卡米诺夫等所以与斯达林绝缘而转与特罗次基握手的理由。 以上所述的各种反对派，本来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也许他们相互间的异点比较他们与干部派间的异点为多，但是他们因为反干部的目标相同，就结合一致，等到特罗次基加入，全党全国都受了很深刻的震动。他们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发表宣言，力诋干部派的行动，又组织了许多秘密会议，散布秘密文件，仿佛在俄皇专制之下的秘密活动。同时干部派也到处派遣密探，参加各种会议，秘密报告其结果，相持至一九二七年夏，反对派的领袖们大为活动。五月九日，徐诺维夫在一个莫斯科非共产党员大会中，作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的演说；七月间斯密露亚被迫离莫斯科时，群众欢迎，作反干部的示威运动，特罗茨基也有取攻势的演说。同时，苏俄的国际地位非常紧张。英国与苏俄绝交；苏俄驻波兰大使被刺；苏俄境内有许多地方被攻，战云密布。特罗茨基就屡著论文，责问党的领袖们有否捍卫国家的能力，并且竭力主张效法克勒蒙苏，在法国危急的时候，起而推翻无用的政府。干部派的对付方法，除使用压力外，开了许多党内的会议，利用这些会议，大家起来要求排斥特罗茨基和徐诺维夫于中央委员会以外。可是愈用压迫威吓的方法，反对派愈形团结，几乎与干部派势不两立了，于是列宁的夫人克鲁蒲斯卡亚鉴于党将由分裂而趋于危亡，毅然脱离了反对派，但是还不能息争。双方既不能互让调和，遂逐渐由政见不同之争，变而为意气，感情，势力之争，干部派觉得非将反对派扫除净尽不可。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把特罗茨基和徐诺维夫开除党籍，十二月间把反干部派的一百左右主要人物尽数放逐，都是苏俄共党十年内讧自然的结果，早可预料其必有这一天的，不过不能断定那一派是胜利者罢了。 我们大略看了苏俄共产党内部分裂的历史，可以明白一点，就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起，苏俄共产党自命为信仰惟一和团结最坚的团体，所以绝对禁忌党中分派，殊不知他们所迷信的共产主义，究竟是马克斯主义呢？抑是列宁主义呢？他们究竟相信马克斯，承认经济落后的俄国很难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信仰列宁，承认只要无产阶级取到政权就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呢？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他们究竟信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变相的国家社会主义呢？还是仍旧信仰纯粹的共产主义呢？他们究竟相信列宁是要优容农民的势力呢？还是要限制农民的优势呢？他们究竟相信俄国应该先尽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呢？还是相信俄国应该先帮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呢？……诸如此类，他们的信仰还不曾到得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共信不立，难怪他们互信不生，而至于自相分裂自相争轧了。我们现在可把他们的分裂为前车之鉴，在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立场上，赶紧建筑起共信来，方才可以永久有坚固的团结。回想去年我们宁汉对峙的痛史，也就是为了共信不立所致，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呵！ 六 结论——共产党专政所持理论的批评苏俄共产党专政，已经满十年了；十年中间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他们共产党内部的纷争，前几节都已大概说过。最后，我们要揭出：这十年来俄国的政局究竟是一种什么政局？共产党人说，俄国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却知道实际上是共产党专政，是共产党内的一派自命为正统派的专政。至于何以他们要专政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论，姑且简略说明如左： 他们所持理论的出发点，是马克斯主义的国家论。用马克斯主义的眼光来看国家，不是伦理观念的具体化，也不是法律的普遍有效制度的实现，也不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一种权力，却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是握有权力的掠夺阶级用以压迫被掠夺者阶级而维持生产的外表条件的一种政治组织。由此推想，他们以为国家最后就是一种压迫的特殊势力，纵使民主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国家只包含着一种阶级——无产阶级，总是不能代表全社会的。他们以为已往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换了一个少数人的新阶级来统治，仍旧有多数人被压迫着，只有无产阶级的胜利才可以解放全人类，因为无产阶级以下没有什么阶级再待解放了。经济方面，他们以为必由国家用社会的名义掌握了生产机关，然后国家可以代表全社会，政府不必管理人而只须管理事务和生产方法便了。但是，他们想，无产阶级推翻了有产阶级的政府，夺取了军权政权。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由工人们掌握并保有国家的政权，用以为压迫有产阶级的权力。这些便是他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 我们要批评这种理论，先要认清楚：（一）国家是否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二）要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否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三）由无产阶级专政去压迫资产阶级。是否足以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 第一点，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群人民用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一个团体，并不仅是一个统治机关，尤其不是一个阶级统治机关。故国家乃是在这个国家区域以内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整个的团体组织，无论何人不得不［“不”字疑为多出——录入者］私有的，其统治权当然属于人民之全体，而不能为某一阶级所独有的。 第二点，我们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理而非生理，故阶级斗争绝不是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惟一方法，就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斯，恩格尔，也都不主张达到共产目的的途径一定要到处一样。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说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以用马克斯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是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斯的阶级战争，无产专政，便用不着』。我们尽可以运用三民主义中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方法，根本融化劳资两种阶级的存在，合而为一，以造成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何必一定要鼓动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挑衅呢？ 第三点，社会主义的社会，乃是社会上各阶级利益可以均等发展的一个社会。换言之，在这种社会里，要土地资本可以由各阶级共有，生产力的组织可以由各阶级共治，生产品的分配可以由各阶级共享。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如果要造成这种社会，当然要有能够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府，而不是某一阶级专政的政府所能做到的。故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其一切设施，至多不过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决不顾及全民的利益，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分别。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共产党原不过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一方面欺骗无产阶级民众，使得误信他们可以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民众的势力，作为他们自己少数人攫取政权的阶梯。回看已往十年苏俄的历史，究竟是不是真的无产阶级专政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实行了共产庄义，提高了劳工生活呢？奈何中国还有拜俄迷的妄人，失却了自信力，专想叫中国追随俄国去蹈他覆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