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三章 向埃及运送武器
1955 年 11 月 28 日的《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一幅没有一丝笑容的赫鲁晓夫画像，而封面标题则是：“红色的征服蓝图”。“俄国的游说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副嘲讽的口味：“已经开始入侵亚洲的穷国，兜售其一系列的许诺。”
1955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把自己在重新确定苏联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隐藏了起来。在克里姆林宫阴暗厚重的大墙后，有关苏联对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德国的外交政策之争已经发生。夏天，到处都在传言，莫洛托夫将要被赫鲁晓夫的追随者、《真理报》总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1]所取代，但这件事并未发生。而且，对这种猜测，这位平时倔强的外交部长也设法开一些常见的、公开的玩笑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日内瓦会议上，赫鲁晓夫已经被视为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然而，他对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却还没有被注意到。
赫鲁晓夫要在第三世界第一次体现出苏联介入冷战的一种新的、富有雄心的方法。“让我们在实践中来检验谁的制度更好。” 1955 年底，在访问印度时他说出这番话，“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战争，让我们竞赛吧。”赫鲁晓夫急于要扩大这种竞争，以便影响第三世界。在那里，欧洲帝国的影子消失了，当地的新一代领导人成长起来，他们急需别人的建议、外部的资金，还有承认其合法性。
1955 年 9 月底，赫鲁晓夫对发展中国家的野心引起世界的关注。此时，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埃及要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开罗的行为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局面。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法国领导人的脑海里，开罗的行为也表明，从 1942 年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装甲车攻入亚历山大郊区以来，其统治这片石油产地的巨大野心。中东是苏联探索其影响力的一个出乎意外的地区。 19 世纪，英国和沙皇俄国没有在这里竞争过，也有例外，二战后斯大林曾想在利比亚占一块殖民地，也曾短暂支持过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除此之外，苏联主要还是远离这个地区。埃及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决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个要从这里出发的强烈信号，而埃及则对美国和西欧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赫鲁晓夫用什么条件来设法软化他要影响这个后殖民地的动力，苏联和埃及的这种明显的盟友关系代表着一种十足的现实政治。西方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竟就这么轻易地发生了。
在赫鲁晓夫让莫洛托夫黯然失色之前，苏联就开始设法和埃及建立关系。斯大林死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官向第三世界全面展开攻势，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寻求建立贸易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然而，亚洲和非洲的主权独立运动也不过才五年，实际上还没有多少对象国可以选择。尽管莫斯科也曾努力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关系，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还是博得了莫斯科的青睐。在首选三个伙伴中，最终，埃及成为最吸引苏联的一个伙伴国。然而，这还不好预测。
一开始，苏联和埃及几乎完全局限在经济关系上。 1952 年 7 月，埃及王室被穆罕默德·纳吉布[2]将军领导的军政府推翻，这成了瓦解这种有限关系的催化剂。纳吉布将军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急于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因为英国曾对倒台的法鲁克[3]国王施加了很大影响，准备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援助。 1953 年 8 月，苏联和埃及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同年秋开始贸易谈判，最后达成一项易货贸易协议，次年春正式签约。很快，埃及就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进口了高达其使用量 40 ％的煤油。作为回报，苏联也从埃及购买棉花。
1954 年，纳赛尔取代了纳吉布，和莫斯科的关系似乎停顿下来。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后，几乎才 35 岁的纳赛尔一直是政府的智囊。凭着超凡的魅力，纳赛尔把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吸引在自己周围。一旦借助电台，让埃及人民感觉到他的这种个人魅力，那么，其追随者会达到几百万人。纳赛尔带给听众的是一种扩张的信号。他梦想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成一个国家，由埃及来领导。对此他有许多想法，它们收录在其名为《革命的哲学》一书中。纳赛尔说道：“因为某些原因，看来在阿拉伯世界有一个角色在无目标地漫游，在寻找一个英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到处漫游而精疲力竭的角色最后终于在我们国家边界附近定居下来。它非常疲惫、困乏，它在召唤我们前进，继续走它的路线，穿上它的服装，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来扮演这个角色。”
一开始，纳赛尔并未想到要把他的魅力用在苏联人身上。他一点也不信任共产党，而是设想苏联人将利用阿拉伯的共产党人来削弱他的力量，威胁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因为曾在苏丹担任军官，服过兵役，他对苏丹有一种特殊兴趣。因此，他特别关注莫斯科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所怀有的野心。
上任之初的几个月，纳赛尔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消除大英帝国对埃及的影响力。英国在苏伊士运河还驻有军队，纳赛尔想通过谈判让他们离开埃及。担心自己过于亲近莫斯科，他不想给伦敦一个推迟谈判的借口。
这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自然资源，也没有多少可出口的货物。相反，还要大量进口工业品。意识到埃及所面临的严峻财政困难，纳赛尔允许其政府继续和莫斯科的代表讨论经济问题。确实，纳赛尔和他们秘密会谈，就是要让莫斯科对他的梦想感兴趣，那就是建立一座阿斯旺大坝。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能发电，还能控制尼罗河的水流。他希望苏联人能向他提供财政援助以建设这项工程。
1953 ～ 1954 年初，纳赛尔就已通知苏联代表，希望用现代武器武装埃及军队。尽管暗示或许会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这些武器，但他又不提出正式要求。不想告诉莫斯科的是，他宁愿从美国购买武器。但问题是，从 1950 年以来，美国声称不鼓励武器流入中东地区，以避免另一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发表了一个三方声明，正式警告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只能期望购买那些用于国内治安和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但一点也不能多买。纳赛尔想要更多的武器。
1954 年夏，离埃及数千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大事，差点把克里姆林宫想和纳赛尔建立密切关系的希望带入死胡同。 1954 年 6 月，中美洲另一个年轻、激进的上校被推翻，这件事让纳赛尔更不愿意如此密切地接近莫斯科。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赫鲁晓夫负责设计苏联的外交政策之前，但对莫斯科来说，当它试图帮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到底会出什么差错，危地马拉的雅可比·阿本斯[4]事件将会成为一个永远难忘的、值得吸取教训的实例。在 1955 年有所突破之前，这个悲哀的故事不仅使纳赛尔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将会影响赫鲁晓夫未来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那些美国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1950 年底，当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时，莫斯科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共产党员，尽管外交部知道他的一些顾问是危地马拉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1952 年，危地马拉议会通过一项广泛的土地改革法令。次年，法令允许阿本斯把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实现国有化，这些土地原属于危地马拉两家最大的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和美洲铁路公司。对此，克里姆林宫非常关注，也颇为赞许。
华盛顿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点也不奇怪。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引起美国的担心，担心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杜鲁门政府策划了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第一次秘密行动，但是这个计划直到 1953 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入主白宫后才得以完成。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发出的警告，即第三世界容易被共产主义侵入。作为新政府的代言人，杜勒斯解释了它对西方安全威胁的实质：“在自由世界的前沿，那些殖民地和扈从国大多变成了激烈竞争的战场。西方的政策和苏联的政策在这里很容易就会发生冲突……那些制定征服世界策略的苏联领导人偶然发现了民族主义，以此作为其吸引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在开始阶段，这些共产主义鼓动家们想要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以便使他们与现存的秩序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然后，在它们刚刚赢得独立，凭借其自身能力变得稳固和强大以前，共产党人就会接收这些新政权，利用它们来把其人民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危地马拉很快就被视为一个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意的这次秘密行动，其目标是破坏危地马拉军队对阿本斯的支持。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危地马拉军队的装备很差，尽管那些军事领袖曾经和阿本斯一同在军队服役，但他们把阿本斯对军队所承担的责任视为现代危地马拉的一种惯例，即他能给军队提供多少装备。华盛顿对危地马拉实施尽可能严厉的武器禁运。这个计划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役，以消除军人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担心。与此同时，设计了一系列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的小规模军事战斗，以最终引发一场让人同情的军事政变。
面对武器禁运和宣传战，阿本斯要寻求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武器。 1954 年春，克里姆林宫安排一艘瑞典货船来向其运输捷克武器，并采取许多措施来隐瞒这艘船的航向，甚至连船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直到航行到了加勒比海，才知道苏联的目的。危地马拉人为这批武器支付了 490 万美元。作为商业汇款，这笔钱经过瑞士联合银行和布拉格，被电汇到捷克的一家公司。
就像克里姆林宫看到的那样，这次武器交易引发了系列事件，它们对阿本斯和危地马拉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中央情报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商业汇款的消息，在错误跟踪一艘西德船只后，他们很快就确定武器在这艘瑞典货船上。 1954 年 5 月 25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福斯特·杜勒斯指责运送武器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玩弄阴谋的有力证据。瑞典货船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这件事引发了对华盛顿的强大支持，要求后者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阴谋采取某种措施。“这一船武器就像是一颗被放置在我们后院的原子弹。”美国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科马克[5]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不再是理论，它已经来了。”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是丑闻，而对阿本斯政权来说，它是最终的条件。瑞典货船的靠港加速了中情局发动进攻的步伐。 1954 年 6 月 18 日，一支小部队侵入危地马拉境内数英里。这支部队不是用来推翻阿本斯政权的，中情局负责此事的军官说它“规模太小，装备不足”，它确实也没有这么做。瑞典货船的到来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情绪，这支武装要做的事就是夸大这种情绪，制造骚乱升级的感觉，以此来促使危地马拉军队抛弃阿本斯政权。这一点确实做到了。军队中的骑墙派都知道了这个来自东欧的秘密采购案，他们已经开始把阿本斯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发现瑞典货船，让美国赢得了来自美洲国家组织一些成员国的强有力的支持。早在 1950 年，就有记录显示，这个组织公开反对在西半球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或受苏联的影响。
为敌人提供了如此多的把柄，然而，苏联人却不能为朋友助一臂之力。苏联情报机构，包括克格勃在内，都没有连接危地马拉市的直通电话。苏联海军也没有能力把兵力投送到加勒比海。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苏联军事基地可以利用，以摆出一副出兵姿态。
1954 年 6 月 23 日，危地马拉请求苏联提供帮助。他们要求苏联的外交官至少利用联合国来制止这种侵略行为。次日，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要向危地马拉人民表达莫斯科“最深切的同情”，推动安理会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 6 月 25 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给克里姆林宫发电报，称反叛分子从洪都拉斯基地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危地马拉的城市。这份令人不安的电报被送给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他们决定发表危地马拉外交的这封令人痛心的电报，以便为这个垂死挣扎的政权谋求其他更有利的帮助。
当主席团正在决定不能给危地马拉政权提供多少援助之时，阿本斯也在告诉其内阁成员和追随者，军队叛乱了。两天后，阿本斯政权被一支军事武装推翻。这些人既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同时也不愿意遭受华盛顿所期待的惩罚。
阿本斯政权倒台后的六个月，纳赛尔有意不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似乎危地马拉发生的一切还不足以成为他小心翼翼的借口，而那年夏天等待已久的和英国签订军事协定的结局，则又表明，冒犯西方，至少在短时期内而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英国已同意，在 1956 年年中，放弃其设在苏伊士运河南端城市的军事基地。纳赛尔不想在未来两年内给英国制造任何借口，让他们借以破坏协定以便在埃及继续驻军。
纳赛尔的节制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1955 年 2 月发生的两件大事动摇了他对埃及命运的自信。因此，他决定不能等到 1956 年再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埃及军队。当月，英国政府居间周旋，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军事防卫协定。埃及对这个协定的理解是，废除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以后，英国还想继续保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伊拉克也企图支配这一地区。近代历史上，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埃及和伊拉克两国持续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之争，常常是一个外国帝国挑拨离间另一个帝国，以谋取地区霸权。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6]缺乏纳赛尔的个人魅力，也没有称霸地区的野心。努里既是英国的盟友，同时也对美国示好，他把和土耳其签订的协定看成是一个可以建立更广泛联盟的基础。在伊拉克的领导下，这个联盟将把中东地区所有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所担忧的。
英国一直都在设法介入埃及的事务。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军事防卫协定之前，英国首相艾登就在 1955 年 2 月访问过开罗，他极力劝说埃及领导人，要埃及加入一个反苏军事协定。纳赛尔对英国的企图颇为怀疑，不想加入协定。他告诉艾登，如果苏联入侵埃及，他会请求西方的援助；如果西方国家入侵埃及，他会转而请求东方的援助。
第二件事涉及以色列。 1955 年 2 月 28 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军事防卫协定后的第四天，在一个名为阿里尔·沙龙[7]的年轻军官的指挥下，一支以色列伞兵部队突袭了埃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旨在摧毁这个基地，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就是从这里进攻以色列的。对埃及领土的成功偷袭不但羞辱了纳赛尔，而且还加深了他的怀疑，即以色列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尽管历史上犹太人和英国政权在巴勒斯坦有过斗争，但纳赛尔还是固执地相信，英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一直进行着某种秘密合作。他还让自己相信，是伦敦下令以色列进攻加沙的。“西方势力一直在利用以色列来组织各种针对我们的挑衅行为。”纳赛尔后来对尼基塔·赫鲁晓夫吐露了心声。在他的眼里，对加沙的进犯是对拒绝加入土耳其—巴格达联盟——即所谓的巴格达公约的回应。
1955 年 2 月，唯有一个事件能让莫斯科重新激起和埃及保持密切联系的兴趣。巴格达公约的订立象征着包围圈的收缩，这个包围圈是由西方和其盟友们沿苏联边缘建立起来的。莫斯科担心，用不了多久，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和利比亚这些国家都将加入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联盟中。那样，它就会被转变为一个广泛的地区反苏联盟。莫斯科也看到了它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纳赛尔之间，有着相互的利益关系。纳赛尔想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他的这一梦想是和以土耳其、伊拉克为中心的地区集团是不相容的。
为了释放和埃及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意愿，苏联人在对待埃及邻国苏丹的政策上转了一个 180 度的大弯。 1954 年，苏联宣传部门和苏丹共产党都反对苏丹和埃及建立联盟，当时莫斯科把它视为纳赛尔的一个目标。 1955 年 2 月，莫斯科开始公开支持这个尼罗河谷地的联盟。
对苏丹政策的转变，赫鲁晓夫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还不清楚。 2 月，他一直忙于要通过正式程序免去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事务中。然而，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不久他就对纳赛尔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就像所希望的那样，纳赛尔主动回应了苏联政策的变化，提出就购买苏联武器事宜进行谈判。此时，赫鲁晓夫也受到了鼓舞。但是，当克里姆林宫回答，它可以立即启动严肃的谈判时，纳赛尔却再次变得躲躲闪闪。到 1955 年 5 月，来自开罗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失望。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会谈中，纳赛尔暗示了购买苏联武器所“涉及”的风险，这里很敏锐地联系到危地马拉的那场灾难。而且，刚刚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运动成立大会归来的纳赛尔明确向克里姆林宫保证，他无意加入苏联东欧集团。纳赛尔告诉苏联大使索洛德，他开始担心，随着埃及和苏联两国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加强，会使埃及共产党的活动更加频繁。他认为后者反对他的革命事业。纳赛尔设想，埃及共产党反对纳赛尔的纲领直接来自莫斯科。这位埃及领导人向苏联大使索洛德解释道，他一直怀疑克里姆林宫是否会真正支持他的政府。
多少有些受到激怒的赫鲁晓夫在 6 月访问南斯拉夫时，曾询问铁托对埃及的意见。铁托建议他要有耐心，“纳赛尔真的倾向于苏联。”这位南斯拉夫人答道。
赫鲁晓夫很清楚，莫斯科对纳赛尔的要求如果能实现，它将不得不建立在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上，即削弱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势力。各种信息源源不断，既来自于苏联驻开罗大使馆，也有莫斯科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以及克格勃。这些消息表明，纳赛尔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偏爱美国军事援助的人。赫鲁晓夫对发展两国甚至两国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一点也不乐观。然而，纳赛尔之所以拖延时间，是因为他不相信赫鲁晓夫的观点，即开罗和莫斯科之间肯定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巴格达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两件大事在警告埃及，它需要强大起来。但是，这些并不是向苏联求助的理由。如果能找到说服美国人绕过三方声明的办法，纳赛尔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对埃及一直很慷慨， 1954 年 12 月，华盛顿就向开罗提供了 40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1955 年 6 月，埃及领导人决定，在牵制苏联人的同时，应该利用美国人对中东苏联势力所怀有的恐惧感，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军事援助政策。“俄国人已经向我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武器。” 6 月 9 日，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亨利·拜罗德[8]。为了让他的小小伎俩更可信，因为莫斯科还没有和纳赛尔谈及一项武器援助计划的细节，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为购买武器事宜，他准备一周后访问莫斯科。在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正式答复前，纳赛尔选择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姿态以引起艾森豪威尔的注意。 6 月 16 日，他逮捕了埃及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又去会见美国大使。
拜罗德要求华盛顿给纳赛尔一个理由，让他相信，美国将会卖给他武器。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和纳赛尔交往的政策不能让以色列和英国产生敌意，要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平衡。国内政治，甚至比以色列明显的亲西方倾向还要迫切，要求不能忽视以色列。对英国来说，埃及也同样是个敏感问题。 1954 年埃及和英国谈判签订废除苏伊士军事基地协定期间，英国实际上已经反对过美国对纳赛尔的援助。这一困境的结果就是英美阿尔法计划的出笼，它最初的构想是，通过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在边境相互作出让步、实施大规模发展项目、给双方提供经济援助，来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从 1955 年 1 月以来，虽然华盛顿和伦敦一直在谈论这个阿尔法计划，但还没有启动这个计划。
纳赛尔逮捕共产党领导人的次日，华盛顿就通知埃及，购买武器是受欢迎的，埃及的要求将纳入三方声明的原则框架内考虑。如果埃及的要求是“合理的”，纳赛尔可以期待到华盛顿积极的回应。
6 月 30 日，纳赛尔向美国人提交了一份武器购买清单，他需要价值 2700 万美元的武器，最主要的是 120 辆中型坦克、 15 辆 M-24 可喷射火焰的坦克，还有 26 架 B-26 喷气式飞机。清单是纳赛尔的参谋长递交的。纳赛尔还没有向苏联人提供同样的采购清单。
美国的回应非常迅速。纳赛尔在美国政府内有一批坚定的盟友，美国总统也包括在内。艾森豪威尔看到埃及的武器清单后，认为它是合理的。杜勒斯也不反对这项交易。实际上，中东发生的事件迫使他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做一个全面的声明。 1953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答应要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但后来还是决定到 1954 年中期国会选举之后，再来处理这个敏感的政治事务。
全面声明的起草者面临的问题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目标与中东的现实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协调。首先，纳赛尔想得到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补偿。他并不认为这些难民有权回归到 1948 年前的巴勒斯坦，但他相信，不管他们定居在哪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应该过得更好。然而，纳赛尔的其他目标却从未得到过认同。就像埃及外长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解释的那样：“如果我想乘汽车从埃及到大马士革，我就首先要得到以色列总理的许可。”埃及要求以色列把内格夫沙漠割让给约旦，“包括比什巴在内”。在英国最初制定的以色列建国计划中，也包括这个城市在内。以色列人或美国犹太人根本不会让它同意。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些武器。起初，纳赛尔想以折扣价来得到它们。埃及政府的外汇储备正在以每月 200 万美元的速度在流失。其时，开罗仅有 2400 万美元现金。 8 月初，埃及向美国提交武器清单之后的一个月，纳赛尔亲自到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为购买武器提供经济援助。
拜罗德并不完全理解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与华盛顿对纳赛尔 6 月提交武器清单的回应不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新要求回应很慢。这种延误将会引起许多后果。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正在对纳赛尔失去耐心。赫鲁晓夫并不知道纳赛尔访问美国大使馆的细节，但对此却有所怀疑。他决定派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去埃及，要促使纳赛尔组建一个反巴格达公约联盟的军事联盟。莫斯科向埃及承诺提供武器的决定已经过去三个月，然而，不但埃及人不接受这个提议，连纳赛尔似乎也在有意拖延。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一个亲信，理解赫鲁晓夫的外交思想，他要当一个完美的代表和观察家。
谢皮洛夫是莫斯科的精英人物，“德米特里式的升迁”成为深得赫鲁晓夫青睐的一种说法。 1952 年， 47 岁的谢皮洛夫被提拔为《真理报》主编，在促成苏联新闻反映赫鲁晓夫地位的上升方面，他一直是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支持者。 1955 年 1 月，撰写那篇宣告马林科夫政治生命终结文章的正是谢皮洛夫。那篇完美的、有节奏的文章，批判了马林科夫的经济思想。虽然谢皮洛夫选择了经济专业，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推荐他负责外交工作。 1954 年，他被任命为民族院下属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它是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政府下辖的众多常设委员会之一。在这个岗位上，谢皮洛夫批判了莫洛托夫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路线，同时也反对莫洛托夫扩大和铁托的分歧的愚蠢做法。
谢皮洛夫地位的上升加速了马林科夫的下台。赫鲁晓夫让谢皮洛夫参与制订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行程计划，他的任务是撰写外交公报。苏联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议，把这个公报当成一个加强兄弟友谊和团结的联合公报，而南斯拉夫反对这个联合公报。但是这次失败并未对谢皮洛夫造成不利影响。 1955 年 7 月，为了报答对自己的忠诚，赫鲁晓夫任命谢皮洛夫为三个新任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实际上这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新团队。
“在你访问之前我们一直很怀疑。”纳赛尔的国防部长后来这样告诉谢皮洛夫。 7 月 21 日～ 29 日，谢皮洛夫访问埃及。此行旨在澄清开罗对莫斯科意图的猜疑。纳赛尔非常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澄清他对莫斯科的所有猜疑。因此，他为谢皮洛夫安排了一次个性化的访问。苏联代表被邀请到亚历山大纳赛尔父亲的家里共进晚餐。
谣言在莫斯科流传，称纳赛尔年轻时一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希特勒画像。然而，谢皮洛夫看见的却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认为，纳赛尔的政治观点有些混乱。“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道汤，各种观点混杂在一起，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尤其如此。”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
当谢皮洛夫问及其目标时，纳赛尔向这位《真理报》的编辑介绍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非常愿意建设温和的社会主义。”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谢皮洛夫问道。
“它是一种没有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分子，也没有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纳赛尔答道。
谢皮洛夫未加深思随口答道：“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
然而，纳赛尔想更多地了解莫斯科，并不打算让赫鲁晓夫的特使失望。所以，两个人谈了好几天。“你写过一本书，是吗？”有一次纳赛尔问道。谢皮洛夫写过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那么，有英文版吗？”这个懂英语的埃及人想要这本书，来更多地了解谢皮洛夫的思想。
谢皮洛夫的访问打消了纳赛尔对莫斯科的担心，这足以让他把话题转移到购买苏联武器上。纳赛尔依然没有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下令派出一个秘密军事采购代表团。第一轮谈判是关于苏联提供飞机的问题。埃及人要求提供喷气式战斗机，如米格 -15 。纳赛尔还要求会谈要保密。
苏联人建议把布拉格作为会谈地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正在重新恢复捷克这个秘密渠道，这个渠道最早是为了秘密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运送武器而建立起来的，那是在 1947 ～ 1948 年、以色列国宣布建国之前。现在，随着苏联地缘政治的需要，这个渠道将再次为阿拉伯人服务。为了让代表团的行踪保密，开罗也决定不把此事通知其驻布拉格大使馆。只有极少数的捷克人知道这次会谈。苏联人负责保护埃及代表团的安全，开罗也要求莫斯科提供纳赛尔与其布拉格埃及代表团之间的通信联系。
纳赛尔仍然不满足于这个决定。在埃及，共产党是他的敌人，也是他在阿拉伯其他地区扩大势力的竞争对手。若不是 1955 年 8 月苏丹发生的一件事触及了纳赛尔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纳赛尔或许会再等等，再给美国人一次帮助他的机会。
在纳赛尔和其革命同伴的意识里，苏丹似乎显得很大。 19 世纪以来，英国和埃及都一直试图控制这块地方，因为尼罗河的源头就在那里。 1899 年，英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由英国和埃及共管的政府，实际上它同时也有权控制开罗。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要求废除这个共管政府，让苏丹和埃及联合起来。这个目标涉及这个政权发展尼罗河流域的一系列计划。然而，这也与埃及过去声称的努比拉王国有关，它会让人回想起古代埃及的强大。个人经历对这个年轻革命者的影响也很大。纳赛尔的两个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就是在苏丹港长大的，纳赛尔自己也在苏丹生活过。二战之初，他和后来的军事参谋长阿卜杜勒·哈吉姆·阿迈尔[9]元帅就驻扎在苏丹，当时他们在埃及军队中任中校。因此，苏丹发生的事情把纳赛尔卷入苏联武器交易之中，要理解它也不困难。
虽然 1955 年 2 月后克里姆林宫采取的新路线应该会让纳赛尔感到高兴，但它和苏丹共产党的宣传却自相矛盾。苏丹共产党继续攻击苏丹政府，指责它们“把苏丹出卖给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和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纳赛尔也不能相信，各国的共产党，其行为并不都受制于苏联共产党。最近的 6 月，埃及人就在询问苏联大使索洛德，莫斯科是否在考虑允许苏丹共产党来攻击开罗政府。尽管莫斯科作了保证，但纳赛尔还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即苏丹共产党发表的声明最能体现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真实意图。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更让他相信，他最大的敌人到底在哪里。
8 月 19 日，苏丹南部三个省发生武装动乱。喀土穆政府指责纳赛尔，声称动乱的组织者长期支持苏丹埃及联盟。为庆祝法鲁克国王被推翻三周年，他最近去过开罗。对于这些动乱，纳赛尔束手无策。无论纳赛尔一开始怎么看待这些事件，但他的判断都会受到加沙地带偶发事件的影响，尽管它有几百英里之遥。先前的 8 月 22 日上午，在离加沙 95 公里的地方，以色列人枪杀了一名埃及军官和两个士兵。
就像 2 月所做的一样，纳赛尔把最近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袭击事件和更大的地缘政治阴谋联系了起来。纳赛尔深信，英国在幕后指使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进攻，借以分散埃及对南部苏丹的注意力。纳赛尔认为，南部苏丹的黑人居民无法实行自我管理。因此，他马上断定， 8 月 19 日发生的这些武装动乱一直被外来者操纵着。纳赛尔还断定，苏丹政府将会请求英国的干预，以此来平息动乱。而这又会造成亲埃及的苏丹北方和亲英的南方之间的分离。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进攻后几个小时，纳赛尔最信任的顾问会见了苏联大使索洛德[10]。开罗现在想加快布拉格谈判的步伐。应纳赛尔的请求，这位顾问向苏联大使索洛德摊开了开罗的想法。纳赛尔预计英国将对苏丹南部进行军事干预。埃及和苏丹之间没有道路相连，不管怎样，苏丹北部和南部诸省被一大片沼泽所隔开。埃及军队能够抵达动乱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空运。埃及人对援助苏丹南部深感绝望，纳赛尔的顾问解释道，开罗将会允许苏联飞行员驾驶米格 -15 飞机和苏联军用运输机直接飞抵开罗。
当这些事件在中东升级之时，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抽空回答了纳赛尔关于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杜勒斯不喜欢冷战中的那些骑墙派。“他认为那是犯罪，”艾森豪威尔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古德帕斯特[11]回忆道，“打个比喻说，当真理和正义受到威胁时，许多国家还想保持中立，那是不道德的。”杜勒斯不打算让纳赛尔来命令美国国务卿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对中东政策作出他所期待的那种声明。
美国国务院并未意识到纳赛尔兴趣的戏剧性变化，它们还在继续执行杜勒斯的政策。华盛顿不仅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些动乱的深层次影响，即苏丹的动乱引起了埃及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国务卿还相信，纳赛尔绝不会只满足于一笔具体的可支付得起的武器生意。 8 月 23 日，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被要求会见纳赛尔，并告诉后者，声明马上会出台。次日，拜罗德见到纳赛尔后，发现后者非常消极，没有一点热情。几天后，当拜罗德把杜勒斯的一份未发表的讲话稿交给纳赛尔后，纳赛尔还是非常消沉。“我的感觉是，他（纳赛尔）有些困惑，确实不理解一些渠道的重要性。”拜罗德电报中这样写道。纳赛尔并没有感到如此困惑，以至于心烦意乱、失望。他请求美国对价值 2700 万美元的武器交易予以经济援助，并一直在期待美国的答复。而杜勒斯只是口头上对中东全局性的和平协议作出了模糊的承诺。
当杜勒斯还在最后一次润色讲话稿时，纳赛尔已经向苏联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确信美国不会对埃及购买 M4 坦克予以补贴后，纳赛尔转而要求购买苏联坦克。他也希望提供一揽子的经济援助来购买所有这些武器，包括飞机和刚刚提出来的坦克。无论纳赛尔后来如何解释，但是若按市场价格计算，他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些武器。
经过不懈的努力来取悦纳赛尔，最后，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终于争取到这笔交易。 9 月初，虽未确定武器的数量和型号，但主席团还是原则上同意向埃及出售坦克。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纳赛尔最直接的关切，现在苏联政府允许他购买火炮零件和米格 -15 战斗机，并告诉他，苏联可以接受以易货贸易的方式来支付大部分费用。埃及先以英镑支付 1/5 的费用，然后，开罗可以逐步来支付余款。这主要是以向苏联出口大米、棉花、皮革，甚至以折扣的方式来支付。这些余款实际上变成了一笔每年利息为 2 ％的贷款。这比开罗当初向美国提出的条件还要优惠。 9 月 12 日，苏联和埃及的谈判代表在布拉格签署了这项协议。
一周后，美国中情局驻开罗代表从其渠道中得知了苏联和埃及谈判的一些内容。 9 月 19 日，一个周六晚上，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电告华盛顿：“（埃及）可能接受了苏联的武器报价……据说苏联的报价非常优惠。”最不感到吃惊的人就是美国大使拜罗德。美国国务院要求他警告纳赛尔，埃及和苏联的任何武器交易都“将会引起美国国内最严重的反应，会使我们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更加复杂化”。拜罗德说，不宜再发出这样的威胁。他多次对纳赛尔说过这样的话，同时还许诺，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开罗。他（纳赛尔）似乎在开始破坏这种合作关系，现在应该采取明确的行动。为什么 8 月底华盛顿没有同意纳赛尔的要求，即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他购买美国武器？“这一点很清楚，因为我们不愿意操纵数千万美元而让形势恶化到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地步，那将会导致美国政策在中东的重大挫折……这极有可能。”
苏联人部分确认了和开罗的武器交易。 9 月的第三周，适逢莫洛托夫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全体大会的开幕式，杜勒斯利用这次机会向莫洛托夫求证苏联向埃及卖武器一事。尽管没有明确提到埃及，但莫洛托夫还是承认，和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交易谈判还在进行中，但是“这些非正式会谈不应引起误解”，这件事被理解为“出于商业理由”的考虑。苏联承认得虽然有些勉强，但杜勒斯还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和他的弟弟艾伦商量过这事，看是否要采取行动来阻止纳赛尔做成这笔交易。这位美国国务卿非常着急，他认为，在苏联武器运抵埃及之前，以色列人会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他还担心：一旦得到苏联武器，埃及人或许会进攻以色列。杜勒斯私下接触了英法两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并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发出一个信号：就苏联人卷入中东的现实做好准备。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商量过这件事。杜勒斯认为，恐怕只有莫斯科能中止这笔交易。他认为，纳赛尔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批武器。如果不接受这些武器，会被埃及军人抛弃。但是，不干预中东事务的提法，或许会让苏联人感到害怕。杜勒斯告诉总统，他要草拟一个方案以供总统考虑。
艾伦·杜勒斯认为，他的弟弟找错了人。他怀疑莫斯科会回应总统的抗议。在对待纳赛尔的问题上，国务卿和他的弟弟意见不一。福斯特说，美国曾经给纳赛尔提供过武器。艾伦担心的是，该做的是否都做到了。无论如何，福斯特相信，在这件事上，纳赛尔不可能会改变主意。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建议等等看。而艾伦也马上同意这个建议，认为等几天无关紧要。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派出一个中情局军官到开罗，直接和纳赛尔对话。
毫无疑问，纳赛尔接受莫斯科的米格飞机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尽管如此，但夸大了武器交易的规模，纳赛尔几乎要把它吹捧成一件事关革命的大事。对纳赛尔对这一阶段和莫斯科发展关系的想法，埃及的消息灵通人士并不看好。而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似乎是说， 1955 年 9 月，纳赛尔还没有被说服，向莫斯科打开大门不过是一个个案。他依然希望和华盛顿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9 月 25 日，纳赛尔如实告诉了杜勒斯驻开罗的私人代表——克米特·罗斯福[12]。在那次长达 3 个半小时的会谈中，纳赛尔扮演了一个恳求者的角色。他一再声称，他认为转向东方要求提供武器装备或许是在犯错误。即使他已经和莫斯科达成了 50 架米格飞机的贸易协议，但他还不打算结束在超级大国间玩弄的这个游戏。纳赛尔告诉罗斯福，苏联人已经同意卖给他中程轰炸机、鱼雷快艇、坦克，以及战斗机和火炮零件。他声称，第一批武器预计 10 月初到货。
和艾伦·杜勒斯一样，克米特·罗斯福也认为，尽管达成这笔武器交易，但纳赛尔仍然对“我们寄予最大的希望”。在此情况下，他建议纳赛尔公开声明放弃任何侵略意图。在会见国务院官员之前，这位中情局官员并未讲清这个建议。确实，艾伦·杜勒斯对此也一无所知，事后还怀疑罗斯福何时向他汇报过这个谈话。杜勒斯认为，对纳赛尔来说，秘密进行武器交易是明智之举。这样，在这个协议下进行的实际行动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或许也不会让他那么失望。就武器交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纳赛尔喜欢这个主意，他要利用罗斯福来告诉华盛顿，他想尽快会见福斯特·杜勒斯，以便讨论国务卿的和平建议。
次日，纳赛尔就告诉苏联人，他要就捷克达成的武器交易发表一个公开讲话。当然，他没有说这个主意来自中情局。纳赛尔让他最亲近的助手告诉苏联大使索洛德，在讲话中他要解释，开罗决定向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是为了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作为回应，苏联大使索洛德建议，纳赛尔的讲话不要突出以色列问题，而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埃及军队建设这个实际需要上。纳赛尔同意这个建议。但他也承认，还有别的想法。他要公开宣布他启动谈判的决心，以此来缓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以色列直接进行谈判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纳赛尔希望通过杜勒斯国务卿来进行谈判。
纳赛尔的这些意见提醒苏联人，和纳赛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对美国，纳赛尔还是情有独钟。苏联大使索洛德也劝阻纳赛尔不要和杜勒斯兄弟俩中的任何一人合作。他提醒这位埃及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的计划对埃及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觉得需要一个中间人，”苏联大使索洛德对纳赛尔的助手建议道，“最好请联合国或某个中立政府来担当。”
那天晚上，在开罗的一次武器交易会上，纳赛尔在其长达 3 个小时的讲话中声明，埃及政府将会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赫鲁晓夫针对第三世界的灵活新政策取得了巨大胜利。
“危地马拉，总统先生，危地马拉。” 9 月 28 日上午 9 点，听到这个消息，亲美的埃及驻美大使阿合麦德·侯赛因兴奋地跑进纳赛尔的办公室。当时，纳赛尔正在开罗，他能想到的就是瑞典货船和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垮台。就像后面要提到的那样，纳赛尔的反应很坚决。“让危地马拉见鬼去吧！”纳赛尔说道。
尽管如此，但危地马拉事件对纳赛尔核心集团的士气还是一个威胁。纳赛尔本人最担心的从苏联购买武器所带来的后果。他曾试图软化那天晚上公开讲话所引起的后果。但是，甚至连支持他的美国人罗斯福和拜罗德都曾警告过他，至少美国公众舆论会对这个消息产生强烈反应。
尽管还不完全信任苏联人，但纳赛尔知道他们的用处，他决定和苏联人靠得再近些。同时他也在观察西方尚未作出的反应。这个计划分成两步。首先，他决定要当一个掮客，促成莫斯科对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外交承认。这是一步政治棋，因为这意味着他能监视利雅德和安曼的一举一动，最终，从苏联和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坐收渔利。这样，埃及就会变成这个地区的权利经纪人。他的另一个决定就是迫使苏联再提供一些安全保证：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加快现有订单的处理速度；对埃及的安全，莫斯科最好再作出进一步的口头承诺。同时，纳赛尔私下也在关注华盛顿对捷克武器交易的反应。
9 月 29 日，公开讲话仅仅过了两天，纳赛尔就要求在开罗他的私人住宅会见了苏联大使索洛德。美国先前已经通知埃及，乔治·艾伦[13]将作为特别代表访问埃及，或许他在 9 月 30 日一抵达开罗就拜会纳赛尔。消息灵通人士告诉纳赛尔，艾伦可能会向埃及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埃及不断绝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交易，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纳赛尔预先告诉苏联人，十天内埃及就会输掉和以色列的战争。
苏联大使索洛德并不相信美国会发出这样的最后通牒。纳赛尔持同样看法，但他说，决定向苏联购买武器，这“不但是埃及历史的转折点，而且也是阿拉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眼下正在进行的斗争对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艰苦的”。但是，埃及不能不走在前列。纳赛尔说，他要求埃及军队提高警惕，做好准备，防范“任何可能的突然袭击”。
这次谈话引申出一个大问题：“埃及面临着美国的威胁，对此，苏联将持何种立场？”纳赛尔询问苏联能否尽快提供米格战斗机和 9 月 12 日协议规定的其他武器。“这会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这样，他们就会积极支持在捷克达成的购买协议。”纳赛尔声明，埃及军队很想见到这些武器，“特别是飞机和坦克”。为了尽快运送武器，纳赛尔要求苏联人通过阿尔巴尼亚或南斯拉夫领空，直接把武器空运开罗。
莫斯科的反应很快。苏联不对保卫埃及安全提供军事承诺，但是，如果美国威胁开罗，它也承诺在政治和道义上给予支持。 10 月 1 日，苏联大使索洛德直接把这个消息转达给纳赛尔。纳赛尔听得非常仔细。尽管对此他很失望，但还是极力掩饰住了这种情绪。其他消息甚至更令人失望。莫斯科拒绝派飞机空运武器到开罗。第一批武器将在 10 月底用货船运抵。为了挽回面子，纳赛尔回应道，对他来说，那些飞机能不能尽快供货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压缩苏联派遣的军事专家人数。最初莫斯科想派 130 位军事专家，但纳赛尔要求压缩到 20 人。
几天后，莫斯科的报告称，准备展开附加武器的谈判。虽然他们要在布拉格谈判，但埃及人要和波兰人谈判购买鱼雷艇与潜艇。纳赛尔宁愿和捷克人继续这场谈判，但苏联人坚持要求更换海军武器谈判的中间人。“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陆国家。”苏联大使索洛德解释道。苏联人说，几天后波兰人将会到布拉格谈判。苏联人也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即随米格 -15 战斗机运送的教练机和飞机发动机不超过 20 台。
纳赛尔极想得到这些武器，但因为此前他向中情局的克米特·罗斯福和美国驻埃及大使拜罗德许诺过，无意于当莫斯科的猎物。考虑到接受莫斯科援助的政治标准，如果能得到那些援助，纳赛尔既不想拒绝西方的援助，也不想拒绝苏联的经济援助。他不能打消自己的担忧，即让苏联人进入埃及。他不想让那些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簇拥到开罗，白天写计划，晚上则忙于当地共产党人所从事的地下活动。他甚至不相信那些带着操作手册的米格 -15 战斗机的型号。
纳赛尔也担心，为了实现和西方的缓和，苏联会出卖他。 10 月中旬，在布拉格开始的新一轮武器谈判中，纳赛尔问道，苏联是否会以和埃及建立起的新关系来换取德国协议。此前他听说苏联或许也会加入到 1950 年签署的、令人厌恶的三方声明中，西方欲借此来控制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考虑到在日内瓦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 10 月 18 日，纳赛尔问苏联驻埃及大使，美国媒体报道，两国间正在就这一交易展开谈判，此事是否属实。苏联大使索洛德说，事实上英美的宣传没有任何根据。此时，纳赛尔要求苏联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拒绝加入三方声明。他说这很有必要，若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它可以减少来自美国的阻力。纳赛尔还告诉苏联人，美国刚刚无偿向黎巴嫩提供了武器。纳赛尔想要苏联向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提供武器。担心苏丹人转而投靠英美，纳赛尔建议莫斯科向喀土穆提供武器。这位埃及领导人也要求莫斯科重新考虑它对法属北非民族独立斗争所采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苏联人一直很被动，纳赛尔承认埃及正在向起义者提供援助，他要莫斯科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独立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对这些请求，苏联政府未做任何回应。现在，苏联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中东。
1955 年 10 月 29 日，苏联货船克拉斯诺达尔号把第一批货物——一批重武器运抵埃及后一周，苏联海军在国内遭到一次灾难性打击。停泊在南部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 23662 吨级战列舰“新罗西斯克号”——意大利以前的朱利奥·切扎列号舰，神秘地爆炸， 599 名海军官兵因此丧生。这是 1941 年夏天以来，苏联海军遭受的最大一次灾难。它给苏联领导层敲响了警钟。
这次悲剧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整顿海军的机会。“库兹涅佐夫明显是个危险人物。”赫鲁晓夫说道。他指责海军总司令 N. 库兹涅佐夫[14]造成了这次灾难，“而且，作为总司令，他根本不称职。”赫鲁晓夫和库兹涅佐夫对苏联海军有着不同的想法。库兹涅佐夫想建成一支可以投放常规力量的海军，其在规模及作战能力上能和美国海军相匹敌。而赫鲁晓夫刚想缩小海军规模，未来的武器采购主要限于导弹驱逐舰和潜艇，而不是航空母舰。这次灾难给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清洗海军官员，把自己的人安插在高位。
苏联货船正在向埃及运送武器，同时苏联政府也面临着来自纳赛尔要求援助其他中东国家的压力。就在此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撤销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以便让苏联海军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这件事颇值得注意，赫鲁晓夫对“新罗西斯克号”悲剧的处理方式更能说明， 1955 年的赫鲁晓夫只是想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来支配第三世界国家。
到 1957 年，苏联海军人数将从 60 万缩减至 50 万， 375 艘军舰被封存；建造新型巡洋舰的命令被取消，列宁格勒未完工的四艘巡洋舰被拆毁。从战略上来说，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影响着苏联航空母舰的未来。 1938 年和 1950 年，斯大林曾经两次下令建造航空母舰，但是总有意外事情阻挠着这个目标的实现。 1941 年，纳粹占领了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厂。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计划再次落空。这次本来要计划建造四艘航空母舰。赫鲁晓夫知道，苏联无力负担航空母舰的费用。现在，他取消了这一计划。赫鲁晓夫并无兴趣向冲突地区投放常规兵力，他要为将来所依靠的苏联核威慑能力做好准备。
在纳赛尔再次提出军事援助的背景下，一场有关苏联海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进一步展开。 11 月中旬，开罗声称有证据表明，以色列的活动日益猖獗，要求提供 100 架米格 -15 战斗机，而不是 9 月苏联答应的 80 架；还要求提供 5 艘潜艇。而在初秋，苏联只答应提供 2 艘潜艇。
捷克的武器交易已经成了赫鲁晓夫个人的一次胜利。他主持了莫斯科如何回应纳赛尔要求的讨论。“这件事风险很大。”他对与会者说道。但是，却很值得冒险。“我们一直在中东地区奉行民族独立的政策。”赫鲁晓夫赞许道。风险就是莫斯科或许会被拖入中东战争之中。有传言说，以色列要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埃及从苏联接受武器援助。赫鲁晓夫选择了控制出口武器到埃及的措施。不必增加潜艇数量，但是与会者同意把米格飞机增加到 100 架。讨论也未提及坦克交易。 8 月纳赛尔曾提出提供坦克的要求，不久，莫斯科就安排了坦克交易，尽管它们不是最先进的 T-54 坦克，甚至也不是冷战初期阶段的 T-34 坦克，而是二战时期的 Is-3 坦克。最终，纳赛尔得到了一两艘驱逐舰。“但是，我们不能给他潜艇，不是现在。”赫鲁晓夫说道。
苏联和埃及关系尚待改善的一个问题就涉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 1954 年冬，埃及经贸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漫长访问，埃及国防部副部长侯赛因·拉加卜任代表团团长，他问苏联人是否可以为尼罗河上游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援助。苏联人的回答非常含糊，但是却予以鼓励。代表团离开时，已经为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打下基础。然而，到夏天时，纳赛尔似乎对寻求苏联的援助心有余悸。用金融术语来说，纳赛尔正在寻求至少 10 亿卢布或者 1 亿埃及镑的信用贷款，它们可以原材料、设备和支付苏联技术人员工资的形式支付。苏联人的回应非常谨慎。看上去这是一大笔钱，在他们提供任何资助之前，要派一个五到六人的小组考察阿斯旺工地。然而，埃及政府拒绝向这些技术人员发放入境签证。莫斯科得出结论：因为害怕这支队伍会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他不同意这个苏联技术小组进入埃及内地。
在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纳赛尔最想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在中东扩张势力颇为忧虑，捷克武器交易公开后，他再次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这种焦虑感。西方通常会让经济问题服从于冷战战略。 1955 年秋，深谙此道的纳赛尔开始了一场巧妙的战役，他要让西方相信，他们对苏联在埃及的意图和力量的忧虑是正确的。为了让这个策略更有效，他决定利用西方对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的忧虑，来争取他们对阿斯旺大坝建设提供更有利的援助条件。
这个策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1955 年 11 月埃及财政部长的西方国家之行。在伦敦，埃及财政部长告诉英国外交部，如果对西方国家的报价不满意，埃及可以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援助。几天后，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15]和其助手，共同探讨世界银行对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支持。
纳赛尔还编造了一个借口，来增加财政部长说法的分量。和布莱克会谈次日，埃及报纸发表一篇报道，这是建设部长的一个声明。报道说“埃及已收到波兰资助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报价，埃及政府正在研究这个报价……要到财政部长在美国的谈判结束后才会就此作出决定”。之后几天，埃及财政部长会见了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这个策略奏效了。埃及财政部长访美期间，杜勒斯国务卿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苏联人已经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冷战战场”。
然而，决定性的事件则是来自伦敦。 11 月 27 日，当埃及财政部长还在忙于其美国之行时，安东尼·艾登向艾森豪威尔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称“就像捷克出卖武器一样，波兰也要充当一个傀儡角色”。艾登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支持，以阻止苏联介入大坝建设。“我被说服了，我们要共同努力，把俄国人从这个合同中挤出去，它决定着非洲的未来。”离开美国时，如果埃及财政部长不能确信可以达成协议，那对西方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艾登争辩道。
这都是假消息。无论波兰还是它以苏联的名义，都没有对埃及提出过报价。因为无法接触到埃及的资料，我们还不能确定， 1955 年秋天，那些流传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谎言和虚假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埃及散布的。艾登的警告来源于情报，据说它是由一个潜藏在开罗的化名为“幸运”的英国间谍收集的。这似乎是埃及的一个双重间谍，他利用谎言诱使英国人充当角色，来欺骗美国人。
不管埃及人涉及间谍行为的范围有多大，纳赛尔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都中了他的圈套。在世界历史上，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原因和结果的事例非常罕见。艾登的电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次日，即 1955 年 11 月 28 日，不管其顾问们，特别是财政部长对纳赛尔和阿斯旺大坝有多大的疑心，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由美国来承担这个大工程。因为还不清楚工程到底有多大规模，艾森豪威尔还没有确定这个承诺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是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16]建议派罗伯特·安德森[17]——一个受人尊重的得克萨斯银行家、前国防部副部长，前去开罗和纳赛尔商议此事。
在莫斯科，这些事情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和困惑。克里姆林宫向其驻开罗大使发电报，要让他确定，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苏联东欧集团要参与大坝的建设。大使让其主人相信，他从未做过类似的表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在莫斯科，外交部长断定，为了和西方达成交易，纳赛尔编造了这些谎言。
就西方自己而言，它并没有考虑到被纳赛尔愚弄的可能性。出于和莫斯科展开激烈竞争的担心， 12 月 1 日，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一揽子的工程财政援助方案。方案预计工程将历时 10 年。美国政府决定，世界银行向埃及提供一笔总计 2 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和英国政府另外再提供 2 亿美元的贷款，其中 80％的贷款来自华盛顿。两周后，美国就埃及财政部长的访问发表一份官方声明，宣布美国对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当埃及财政部长登上从伦敦飞往开罗的班机时，已经得知，西方决定向阿斯旺大坝承担 4.2 亿～ 9.6 亿美元的建设费用。纳赛尔的冒险策略奏效了。
1955 年 11 月～ 12 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南亚三国进行了长达 5 个星期的访问，这使之在 1955 年实施的打开第三世界大门的策略达到高潮。其访问目的倒不是为了了解这些国家，尽管他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而是要提高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赫鲁晓夫面对着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需要。他在每个国家都找到了加强双边关系的机会。对提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印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印度，这促使他告诉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印度的形势就和“克伦斯基[18]时期”一样。这在暗示，尼赫鲁政府是一个过渡性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他领导的国家正在迈向社产主义，而这正是 1917 年俄国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充当的角色。
尽管赫鲁晓夫深信印度处在革命前的状态，但他还是不想急于看到尼赫鲁政府的结束。他对印度共产党非常失望。作为莫斯科在南亚次大陆的最亲密的盟友，印度共产党对尼赫鲁政府执行了一条强硬的宗派主义路线，过分强调推翻民选政府的主张，而没有利用尼赫鲁对工业化、公共教育和国有财产所做的承诺，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访问中，赫鲁晓夫草草翻阅了一下印度共产党的杂志，他发现内容很呆板，一点也不吸引人。
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来妨碍苏联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还特别希望和印度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12 月中旬，赫鲁晓夫决定，在回国之前，他和布尔加宁应该再返回印度。原本计划在阿富汗结束访问。然而，赫鲁晓夫想发表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来向印度人证明，在对外政策上，他优先考虑印度。没有去争取外交部门，甚至也没有争取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他就发表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赫鲁晓夫的风格。他决定，莫斯科应该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对克什尔米拥有主权，也希望表达苏联对印度收复葡萄牙一处领土的支持，这是葡萄牙帝国位于印度西海岸的一块残余领土。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可以实现政治回报的投资之地还不限于印度一个国家。当年早些时候，缅甸领导人吴努访问莫斯科之时，俄国人就为之出借苏联飞机，吴努对飞机的舒适性赞不绝口。赫鲁晓夫就此决定赠送缅甸一机飞机，以此来证明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所做的承诺。同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打算付出更大的投资，以改善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
访问途中，两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和中央主席团保持电报联系。访问阿富汗时，代表团向国内发出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作出向阿富汗出售武器的决定。 1955 年，阿富汗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没有共产党，更没有任何进步的统一战线。出于策略考虑，才决定出售武器。赫鲁晓夫想要和第三世界逐步建立起友好关系，也想在苏联周边地区发展一个盟友。阿富汗正好符合这两个目标。最近苏联在埃及的愉快经历也让他有理由相信，整个进程将会非常平稳。
然而，在莫斯科，要向一个非共产党国家而且假装进步的一个传统君主制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对此想法，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反应强烈。“这开了一个先例。”卡冈诺维奇说道，他担心苏联会发现自己会被淹没在潮水般的援助要求之中。
米高扬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马林科夫支持赫鲁晓夫提供这项援助的强烈愿望。没有哪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支持这些政府，他们纯粹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如果要更多地介入与美国的激烈竞争，我们就不得不对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从国家利益来考虑，提供援助是必要的。”这一天，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支持。 12 月中旬，苏联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价值一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当赫鲁晓夫回国时，他已确定，援助也包括一批武器在内。
12 月 21 日一回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要展示对第三世界访问的成果。从 2 月起，苏联政府和印度尼西尼、印度、缅甸、阿富汗、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先后签订贸易协定。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埃及、叙利亚和阿富汗三国既接受军事援助，也接受经济援助。
对第三世界所取得这些成就，让赫鲁晓夫在执政头一年就创造了非凡的业绩。 1 月以来，排挤掉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后，在苏联政策的制定上，他最有发言权。莫斯科重新和南斯拉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奥地利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打开了外交交往的大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强迫苏联在德国问题上作出有损于苏联利益的让步，但这个努力落空了，他开始转向莫斯科，以实现缓和局势和裁军的目标。然而，未来几个月，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他不再能像 1955 年那样，来轻松地控制国际局势，其主动权或许并不是常常在他手里。
[1]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2] 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ed Naguib，1901年2月19日——1984年8月28日），埃及军官。1923年入伍。1944—1948年任西奈半岛地区总督。1948年参加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52年任埃及军事学院院长。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出任陆军总司令。1952—1953年任首相兼战争和海军部长。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1954年任总统兼总理。1954年被迫辞职，并被纳赛尔软禁。1972年获释。1984年去世。
[3] 法鲁克一世（Farouk I，1920年2月11日——1965年3月18日），埃及阿里王朝末代国王，1936年4月28日——1952年7月26日期间在位。1952年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意大利。1965年死于罗马。
[4] 胡安·雅可比·阿本斯·古兹曼（Juan Jacobo Árbenz Guzmán，1913年9月14日——1971年1月27日），危地马拉政治家。1935年入伍。1944年发动革命，推翻了军政府的统治，并于1944—1945年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45—1950年任国防部长。1951—1954年任总统。在任期间鼓吹“精神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大力开展土地改革。由于土地改革损害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195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墨西哥。1957年流亡乌拉圭。1960年支持古巴革命。1965年返回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
[5] 约翰·威廉·麦科马克（John William McCormack，1891年12月21日——1980年11月2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8年曾短暂服役于美军。1920—1922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23—1928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员。1928—1971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0—1947年、1949—1953年、1955—1962年任多数党领袖，1947—1949年、1953—1955年任少数党党鞭，1957—1959年任航天和太空探索委员会主席。1962—1971年任众议院议长兼民主党党团领袖。1971年退休。
[6] 努里·帕夏·赛义德（Nuri Pasha al-Said，1888年12月？日——1958年7月15日），伊拉克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中产阶级家庭。1911年进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领导游击队反抗英国统治，失败后被捕。此后转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同费萨尔合作。1922—1924年任伊拉克警察总干事。1924—1930年任伊拉克军队副总司令。1930—1932年、1938—1940年、1941—1944年、1946—1947年、1949年、1950—1952年、1954—1957年、1958年3—5月任总理，在任期间同英国保持合作。1945—1946年、1948—1949年任伊拉克参议院主席。1958年“七·一四革命”爆发后，企图逃走未果，于7月15日被处决。
[7] 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政治家。1942年秘密参加地下准军事组织。1947—1948年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51年起指挥101部队，并于1953年制造了齐比亚大屠杀。此后相继参加了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1969—1973年任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1973年退役后参加了自由党，同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74年退役并退出自由党。1977年参与创立利库德集团。1977—2006年任国会议员。1977—1981年任农业部长。1981—1983年任国防部长，在任期间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制造了萨布拉和沙蒂拉大屠杀。1984—1990年任产业通商劳动部长。1990—1992年任住建部长。1996—1999年任能源和水资源部长。1998—1999年任外交部长。1999年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1—2006年任总理。2004—2005年期间策划并实施了单方面撤离加沙地带的计划，为此于2005年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行成立了前进党。2006年因中风陷于植物人状态，并被解除一切职务。2014年去世。
[8] 亨利·阿尔弗雷德·拜罗德（Henry Alfred Byroade，1913年7月2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外交官。1937—1952年期间服役于美军。1952—1955年任中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55—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1959年任驻南非大使。1959—1962年任驻阿富汗大使。1963—1968年任驻缅甸大使。1969—1973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73—1977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977年退休。
[9]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吉姆·阿迈尔（Mohamed Abdel Hakim Amer，1919年12月11日——1967年9月13日），埃及资产阶级革命家。1939年入伍。1948年参加了阿以战争。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七月革命。1953—1956年任埃及军队总参谋长。1956年任埃及—叙利亚联合军事司令部总司令，并指挥了苏伊士战争。1956—1961年担任纳赛尔驻叙利亚代表。1961年在叙利亚政变中被捕并被遣返回国。1964—1967年任第一副总统兼埃军副总司令。1967年埃及在“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并提前退休，同年8月因“阴谋发动政变”而被软禁，9月13日服毒自尽。
[10] 丹尼尔·谢苗诺维奇·索洛德（Даниил Семёнович Солод，1908—1988），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9—194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部部长。1940—194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雇员。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3—1944年任驻埃及大使馆顾问。1944—1950年任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大使。1951—1953年任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1953—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1960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副司长。1960—1962年任住几内亚大使。1962—1970年任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雇员。1970年退休。
[11] 安德鲁·杰克逊·古德帕斯特（Andrew Jackson Goodpaster，1915年2月12日——2005年5月16日），1935年入伍。二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1954—1961年任总统参谋秘书兼国防联络官。1961—1962年任德国第8师师长。1963—1981年任总统顾问。1966—196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1967—1968年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68—1969年任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司令。1969—1974年任欧洲盟军司令部总司令兼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1977—1981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81年退休。
[12] 小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 Jr.，1916年2月16日——2000年6月8日），美国情报官员，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19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在大学任教。二战爆发后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0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负责埃及事务，并于1952年支持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4年在伊朗策划了推翻首相摩萨台的行动。1954—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助理副主任。1958年离开中央情报局。
[13] 乔治·维纳布尔·艾伦（George Venable Allen，1903年11月3日——1970年7月11日），美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6—1948年任驻伊朗大使。1948—1949年任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1949—195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3—1954年任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1954—1956年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56—1957年任驻希腊大使。1957—1960年任新闻署署长。1960—1966年任烟草研究所所长。1970年去世。
[14]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 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
[15] 老尤金·“吉恩”·罗伯特·布莱克（Eugene "Gene" Robert Black Sr.，1898年5月1日——1992年2月20日），美国银行家。1917—1918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37—1947年期间在大通银行工作。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1949—1963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62—1968年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16] 小赫伯特·查尔斯·胡佛（Herbert Charles Hoover Jr.，1903年8月4日——1969年7月9日），老赫伯特·胡佛的长子。1954—1957年任美国副国务卿。
[17] 罗伯特·伯纳德·安德森（Robert Bernard Anderson，1910年6月4日——1989年8月14日），早年参加了民主党。1933年任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议员。1933—1934年任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1934—1939年任得克萨斯州税务专员。1954—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6年加入共和党。1957—1961年任财政部长。1964—1973年任驻巴拿马特使。1987年因卷入洗钱和贩毒案件而被判刑并被吊销律师执照。1989年死于纽约。
[18]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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