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附录二 经济行为及社会结构：镶嵌之困惑[1]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和制度，是社会理论的传统问题。本文探讨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行动在何种程度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结构。虽然一般的新古典学派提出「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2]来解释这行动；改革派经济学者试图以「过度社会化」重弹社会结构旧调，被Dennis Wrong批评。相互矛盾的「不足论」和「过度论」都忽略了社会关系的持续结构，在细致解释经济行动时没有考虑这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结构。Oliver Williamson研究「市场和阶层」，他的评论很能说明论点。 引言：镶嵌的问题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和制度，是社会理论的传统问题。因为这些关系一直存在，没有「关系」的情况只存在于思想实验，一如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3]」或 John Rawls「原初立场[4]」。效益主义的传统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多假设社会关系对理性又私利的行为影响不大，因而导出的理想性状态与上述的思想实验相差不远。「镶嵌论」是与此相对的极端观念：行为和制度是如此持续受限于社会关系，要独立建构这两者是严重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镶嵌情况；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学者和历史学者大多认为这些行为在「市场前」社会中是极大程度中镶嵌在社会关系，但在现代社会是颇为自主独立。这观念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是越来越分离的范畴，经济交易不再是由交易人士的社会或亲属关系定义，而是各自出于私利的理性计算。有一些进一步的说法是传统情况已倒转了：经济生活不再镶嵌于社会关系，而是市场现象。一般认为「镶嵌论」关连到Polanyi及同道中人的人类学「实质论[5]」学派以及历史学和政治科学的「道德经济体系」；这明显与马克斯思想有关连。 但只有少数经济学者同意「现代化」中断了「镶嵌」；大多数反而声言早期社会的「镶嵌」程度不是大大高于现代市场的低水平。亚当‧斯密的定调说法是「人性有一定的倾向…以实物代工资，以物易物和以物换物」，又假设因为原始社会的唯一生产因素是劳动力，货物交易必然以劳动力的成本比例计较。自1920年代以来，一些人类学家也有同样立场；被称为「形式论[6]」：即使是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保持相当独立，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没什么可以派上用场。近年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重拾对社会制度经济分析的兴趣，对这问题有了新见解：在早期和现今社会中被认为是「镶嵌」在一起的行为和制度，可更好以有理性的原子化个人追求私利来解释。 我的个人见解有别于这两派学说。我要强调「非市场社会」的经济行为其镶嵌程度是低于实质论和发展理论的声言，而且受「现代化」的影响也不是他们所说的强烈；但我也认为受影响的程度是多于形式论和经济学家所设想。我提出「镶嵌」概念的理解，以现代社会的问题为例阐述其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交易是在市场中进行，而又沉淀在层级结构的企业之内？ 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社会化或是低度，或是过度的概念Dennis Wrong在1961年抱怨「现代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社会化的概念是过犹不及」；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人们对其他人的意见极为敏感，因而顺从了大众同意的习俗和价值（经社会化而内部化），并不以为服从是负担。他同意个人镶嵌于社会的概念弥补了Hobbes的「人人各自为事」概念的不足，但强烈指出不应过度强调「镶嵌」的程度，以为这可以排除纠纷矛盾。 在另一极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功利角度看人类行为，形成「原子化，低度社会化」的概念。这概念排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有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任何生产者或消费者对总合供求的影响不可能显著，因此对价格或交易的其他条件的影响也不可能显著。Albert Hirschman己指出：「数目众多的买家卖家，各自有完整信息，在双方没有见面或社交接触的情况下发挥着承价的功能。完美的竞争没有讨价还价，谈判，抗议或相互调整的空间。参与契约的各方无需涉及彼此要持续认识的关系。」 完美竞争的理想化市场一直承受多方学界的抨击而不倒，是因为「自发调节的经济结构」有政治吸引力，但少有人提到和理解另一理由：经济分析如不涉及社会关系，至少在经济范畴不用顾及社会安宁。Hobbes的论点认为社会交流和经济交易如没有冲突，人们必需有互信，社会没有不法之事；但如「自然状态」中人们没有社会关系或制度背景，这愿景是不可能之事。他的解决之道是在这之上设置独裁权威。古典自由主义（因而古典经济学）的对立说法是竞争性市场排除了压制性政治结构，因此无需用到武力或不法手段。「竞争」决定了不由个人操纵的贸易条件。如生意人遇上彼此猜疑或不法之事，大可以另觅愿意以市场条件做交易的生意人；社会关系和相关枝节因此带来摩擦。 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拖了竞争性市场的后腿。亚当‧斯密抱怨「行家之间少有来往，但每有对话都是针对大众的阴谋，或是合谋抬价。」他的放任自由政治观未能对这问题提出很多解决办法，但有反对要求行业人士登记在案，因为这方便了行业人士从不相识到彼此有联络。这样的办法颇见儿戏，但看得到他了解完美的竞争必先要社会原子化。 一些经济学家最近评论「社会影响」建构了人们习得自动和机械式追随的习俗、习惯和常态的过程，没有理会这会如何影响理性的抉择。James Duesenberry 取笑「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理性选择；社会学研究他们如何没有选择。」Wrong认为这是「过度社会化」。 「低度社会化[7]」与「过度社会化[8]」之间明显有差异，但应留意两者有共通之处：行动和决定是取决于原子化的行动者；这在理论上至关重要。「低度社会化论」认为「原子化」是因为私利主义狭隘地追求功利。「过度社会化论」认为行为模式已内部化，社会关系对行为的影响只是有限；即使行为内部化有其社会性根源，但这论点其实与功利主义大同小异。功利功能的源起没有定论，因此大众同意的习俗和价值完全指导了行为；这与「过度社会化论」雷同。两个论点解决社会秩序的办法都是把行动者在周边背景中原子化。Hobbes的名著《巨灵[9]》描述「自然状态」中的人民在原子化后深受社会秩序失控之苦，乐意向权威巨灵奉献本身的权利，以后快乐地过着顺民的生活；人民以「社会契约」为名，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过度社会化」的状态。 现代经济学家解释「社会影响」时，一般提出「过度社会化」是如何和怎样的论点，即是扭转了「社会影响只是边缘」的说法。Michael Piore强调在分级的劳工市场中，不同劳工市场有不同的决策风格：理性选择、习俗以及匹配各自背景的命令结构。Samuel Bowles 和Herbert Gintis指出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认知过程，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教育。下层劳工学会要遵守法纪，精英份子的四年大学课程强调「与生产高级阶层匹配的社会关系…之后或是更上层楼，或是走进适当的生产阶层。」 这些社会影响的「过度社会化」概念颇为机械化：一旦知道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工市场阶级，一切行为都是自动化，因为行为已经深度社会化。这论点认为社会影响是诸事安排妥当的外部力量，一如有神论的上帝，深入人们的心灵和肉体，改变人们如何决定的方式。一旦知道人们如何被影响，社会关系和结构已是无关重要。所有社会影响都是在个人的脑袋，因此在作出决定时，他是一如任何「经济人」一样原子化，或许遵守不同的决策规矩。较为深入（也较少社会化）的文化影响分析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一次性，而是持续的过程，在互动中持续建立和重建。文化影响人民，人民也重塑文化，部份原因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策略原因。 即使有些经济学家重视社会关系，但必然纠缠于这些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定位，可称之为「关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镶嵌」。其论点描述的人际关系是极为一成不变和平均而言，没有具体内容、历史或结构性定位。行动者的行为是出于他们的角色的定位和规范；因此论点阐明夫妻之间、顾佣之间、罪犯与执法者之间如何互动，但没有假设这些关系有角色以外的个别内容。结构社会学批评这是把个人关系的具体内容贬低为整体概念的次要角色；比对从最终价值取向得出的规范性角色描述，这只是偶发现象。在经济模式中，如此看待社会关系有其自相矛盾的效果：即使决策似乎不止涉及个人，但依然承认原子化决策。因为被分析的个体群集（一般是二人关系，但有时是较大的组群）是提取自社会背景，个人的行为被原子化，脱离其他组群的行为和本身关系的历史。这没有清除原子化，只是转移到分析的二元或较高层次。留意这是利用「过度社会化」概念（行动者的行为只依据本身的指定角色）补充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概念。 要有用分析人们的行为，就要避免这两极端论点隐含的原子化。行动者的行为或决策不是在社会背景之外，也不是亦步亦趋依循他们刚好身处社会类别的特定阶层写下的剧本。他们的有目标行为是镶嵌于具体和持续的社会关系。下文说明「镶嵌」概念如何改变研究经济行为的理论性和实证性方法。首先要收窄范围集中在经济生活的信任和不当行为，然后以「市场和阶层」的问题说明如何利用「镶嵌」概念来分析问题。 经济生活的镶嵌、信任和不当行为自从1970年，经济学家对以往忽略的信任和不当行为问题重拾兴趣。Oliver Williamson指出现实中的经济行动者不仅追求私利，也利用「机会主义」：即是以诡计追求私利，懂得掩饰的行动者取得交易优势。因此，经济人不是一般假设的追求私利，而是更为细致和转弯抹角。 这是现代经济学一项特别的假设：追求经济利益只是以相对比较文质彬彬的手法而为之，避开了Hobbes揭示的问题，即是为何人们不多以暴力和欺诈追求本身利益。Hobbes已清楚指出「私利」的本质意义没有排除暴力和欺诈。这项假设得以成立，部份原因是可以想象自发调整市场的竞争力量能压制暴力和欺诈。这样的概念足以说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概念彼此互补：竞争性市场的原子化行动者已把行为的规范性标准内部化，得以保障交易有序。 近年来，这份信心有了动摇，因为对不完全竞争市场有较精密的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少数参与者有已支付成本和具体人力资源投资；在这些情况，所谓竞争性市场的纪律未能压制欺骗行为。因此，日常经济生活有没有被暴力和欺诈捣乱这老问题重浮上面。 经济学文献提出两项基本答案，各自关连「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概念。「低度社会化」论认为以前认为借助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措施应被视为针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以前认为这些制度没有经济功能，但因为安排得法，不当行为要付出成本，因此不当行为受到压制。但这只是「信任」的功能性代用品，不能产生「信任」。这类型的主要措施有旨在减少偷懒、怠工或盗窃专利机密动机的明明暗暗合约（包括延迟支付和法定退休计划），以及以法令这些权威制度压抑机会主义。这些是「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因为这不容许具体的个人关系及其内含的裙带关系鼓励不当行为。以这些措施取代信任，实际上是Hobbes式难题：任何理性的个人会有动机逃避措施，很难想象这些逃避行为不会祸及日常经济生活。 其他经济学家理解到「信任」必然有发挥作用，因为只靠制度措施不足以完全阻止暴力或欺骗。「信任」从何而来？有学者提出「一般道德」的解释：社会演变，会产生某些隐性协议，关系到社会存活或至少有助社会运作。大家都接受「一般道德」的存在，这可见于日常经济生活的大小事情；但若称之为普及和自动的反应就有些「过度社会化」的特色，因为经济生活中的道德行动根本不是自动或普及。 经济学家在远离家居的餐厅用餐，结账时留下小费。这在三方面违反了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一）双方并不认识；（二）彼此以后有交易的机会极为渺茫；（三）不留小费这回事也不会传到双方以后可能有交易的其他人。这例子不涉及暴力或欺诈，只能以「一般道德」来解释。但如涉及昂贵成本，「一般道德」是否发挥作用？ 「镶嵌论」反过来强调具体个人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结构（网络）产生信任和压制不当行为。人们普遍偏重与有信誉的人交易，可见大多数人实际上不放心只是信赖一般道德或制度措施。经济学家已指出：不弄虚作假，其中一项动机是不想伤及本身名誉；但这是把名誉视为一般商品的「低度社会化」概念，把弄虚作假作为机会的机率计算。实际上，人们只是在没有更好信息的情况才接受这些一般性信息；如有可信任的人曾与对方交易，他的评语比一般信息更好更可信；如之前曾与对方交易的经验，那才是最好最可信。个人经验是较好信息，因为（一）成本低，（二）更相信本人的信息：内容较丰富，较多细节和较准确；（三）为维持长期交易关系，对方有动机赢得你的信任；（四）持续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动机之上添加了社会内容，加强了对信任和不占便宜的期望。 没有人怀疑在亲密关系中会有上一句的效果；亲密关系让行为变得更容易预见，免除了陌生人彼此怀疑的恐惧。电影院失火，人人匆忙逃生，往往造成惨剧。群众心理学研究认为这是不理性，但Roger Brown指出这情况是涉及n人的「囚犯困境」：每个逃生的人都很理性，因为没有什么担保人人会冷静逐一步出灾场。家中失火不会导致人踩人的惨剧，因为家中各人彼此有信心。 在商业关系中，信心的程度更为参差，但个人关系的力量往往可以避免「囚犯困境」；这力量不是交易者的特质，而是建基于彼此的扎实关系。一般的标准经济分析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身份和以往的关系，但理性的个人清楚知道可以依赖这些关系。较之于一般信誉，他们更依赖以往的交易经验来预期对方会否忠诚交易。 至此为止，本文指出经济生活中的信任源自社会关系，不是制度性措施或一般道德。但这可能是以一项乐观功能主义取代另一项；关系网络在前者发挥了维持秩序的功能，不是道德或措施。要减少风险，一是要理解作为解决秩序的办法，镶嵌式立场不是强于其他论点，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命的不同范畴有不定期、不同程度的渗透，因此一些劣根性，例如不信任、机会主义有机可乘；所以总会有失序的时刻。 二是坚持社会关系可能确实是信任和可信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确保这两者，甚至可能比没有社会关系更有可能为不当行为和冲突提供机会。理由如下： （一）基于其本质，人际关系衍生的信任有更多不当行为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大家都知道会「伤害心爱的人」，而对方因为对你的信任可能更容易（比对于陌生人）受到伤害。（在「囚犯困境」的场景，甲方知道合谋者乙方肯定会否认控罪，就更有动机认罪。〔这样，甲方从轻发落，乙方处以重刑。〕在这情景，利用人际关系解除困境是利用了受害一方的不对称讯息。）社会生活中这简单事实是信心的基础；「信心」为了隐藏的目的，培养了一些关系，有时是长期关系。在商业世界，有些罪行（例如骗案）是要先培养信任关系才有机可乘。信任程度越高，不当行为做成的损害越大。这些不当行为并不常见，足以说明人际关系和信誉的重要性；但不当行为偶有发生，也说明人际关系和信誉不是完全可信。 （二）暴力和欺诈往往是小组行事，小组各人要有一定程度的内部信任，这一般承传自现有的关系。例如，收受回扣和合谋围标不是个人罪行，一旦东窗事发，大家都奇怪涉及这么多人的罪行怎能长期以来不被揭发。执法人员要费尽心思打开缺口：先找住一个人，然后凭借他的供辞揭露其他人的罪行，之后雪球越滚越大。 人际关系导致信任，也导致不当行为。制度经济学的功能学派强调正当的一面，指出「因为持续关系，即使追求私利，不择手段的精明之士也会有看来是愚蠢或纯粹利他的行为。钻石市场的大额交易只是双方握手就成交。」这种交易可以成立，是因为交易行为不是原子化，而是镶嵌于钻石商人的紧密群体，他们紧密监察彼此的行为。一如其他紧密群体，行内人有清晰定义的行为标准，容易监察；不当行为很快传遍群体。但这样的信任程度有很大的诱惑；钻石交易往往有「内鬼」大案。 （三）暴力和欺诈造成失序的程度相当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构成。Hobbes过于强调原子化自然状态中可能的失序程度：在没有持续社会关系的情况，只会有断断续续的二元关系。范围较大的失序是因为捣乱鬼合谋，他们不可能之前没有关系。不同的结盟导致各自归边；如双方没有足够的跨界联系，未能形成足以防止冲突的利益，这就是「战争」。商业世界也是如此：除非冲突双方能够召集颇大数目的同路人，否则冲突不会一发不可收拾；例如偶尔发生的敌意收购事件。 即使没有社会关系，不必然会有失序和不当行为。上文提到社会关系防止不当行为。在真正原子化的情况，不当行为的程度往往是低度，只会是偶发，互不关连和小规模。Hobbes提出的问题确实是问题，但若是以社会结构来理顺这问题，那就要承认可能触发比「自然状态」中更大规模的失序。 镶嵌论解说经济生活的信任和秩序问题，是在「过度社会化」的一般道德和「低度社会化」的非人性制度措施之间分析和追随社会关系的具体模式。有别于Hobbes的立场或其他论述，镶嵌论没有对普世秩序或失序一锤定音，而是假设社会结构的细节决定会发现的事物。 市场和层级的问题Oliver Williamson对经济生活的镶嵌论提出有力的论点；他质疑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在层级式企业界限内发挥，而不是在跨越这些界限的市场程序中发挥。他的答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一致：在任何情况观察所见的组织形式是最能有效应付经济交易的成本。层级式组织的企业常见有一些组织形式未能保证最后成果，时常重复，经常要为专项交易投入未能用于别处的金钱、时间和能量。反之，市场界面的企业之间的交易一般是简单，不重复和不需要专项交易的投入，例如一次性购买标准货品。 在这样的说法，前一种的交易是在层级之内已内部化。理由之一是「受限的理性[10]」：经济行动者未能预测可能适用于长期契约的复杂偶发事态。如交易已内部化，就无需预测复杂偶发事态，无需繁复的谈判，交由企业的管治结构解决就可以了。另一理由是「机会主义[11]」：经济行动者为了私利的理性行为，会用尽可能的手段，包括诡计和诈骗。如在同一企业，容易找到对方，这种权威性关系能较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 以权威性关系克制机会主义似乎是重提Hobbes的分析论点，但只是限于经济范畴。Williamson论点的Hobbes式分析是这样的：内部组织不用面对自主企业之间自动契约有冲突时萌生的经验，企业内部的争执一般不用上法庭解决；这是解决歧见的有效方法。复杂和时常重复的交易，双方要有长期关系，而机会主义危及长期关系。市场环境经常改变，其中关系既复杂和不能预测，一些初期契约根本不能全面顾及，又没有强制执行契约的权威性关系。推崇权威性关系是反映Hobbes的「过度社会化」国家政权的分析，「市场」类似Hobbes的「自然状态」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和匿名市场，但缺少了全面竞争性环境的规律。Williamson也理解他的诠释有不足之处，承认市场的群体压力培养可信任的行为，而且预期客人可能回头会打消占便宜的念头，以不当手段谋私会被行家和社会孤立；「公平交易」的商誉是企业的资产。有很多实际例子说明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但Williamson以为这些只是例外，未能认识到这些二元关系是镶嵌于较广泛的社会关系。 本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匿名市场在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任何交易都关连社会关系。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比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长期，而企业之间交易的社会层次也使人质疑Williamson的说法：复杂市场类似Hobbes的「自然状态」，只有层级性组织的内部化才可以解决问题。 常见社会上的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互有关连。Adam Smith不喜欢的商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而大大小小的企业透过高层管理人员「交换式」出任对方的董事职位而维系着紧密关系。这些商业关系渗入了社会元素，反之亦然，尤其在商场精英阶层。很多商业纠纷以「人情」解决，不是上法庭，甚至无需依合约办事。 人际关系不只限于精英高层，交易涉及的多重层次都有人际关系。有研究发现买手绝少如古典理论所说的在「现货市场[12]」购买，而是光顾有长期关系的卖家。只有严重突发事情才会打乱这买卖关系。这样的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理由：寻找新卖家和建立新关系要花成本，人是惯性动物，与相熟的卖家交易风险较低，以及买卖双方已建立个人关系，或许从中得到市场信息。商业行为镶嵌于社会关系，致使较容易解决纷争。如交易有阻延或出错，双方不会立即拿出合约，找律师出头，而是直接联络解决问题。 某些社会文化尤其注重社会关系，例如日本。日本人经常在公余时间与同事和外人聚会，形成个人关系。一旦关系巩固，就不容易动摇。外商到日本做生意，经常埋怨这些关系促使日本商人的决策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首先考虑人际关系。 类似的人际关系亦常见诸许多行业的分判制度，特别是建造业。总承办商与分判商保持密切关系，致使工程分判无需竞争性投标，不受制度性规则监管。Eccles认为这种「半企业」组织是在纯粹市场和纵向式结构企业之间。本文认为这「半途模式」不完全成立，因为实证而言，纯粹市场极为罕见。比诸许多买卖关系，分判制更近乎纵向式结构，因为分判商通常与总承办商一起在同一工地作业。况且分判合约一般是固定价格契约，因此有明显动机想办法降低表现要求。 虽然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没有衍生一些纵向式整合企业的层级结构来解决「问题」。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总承办商与分判商有长期关系，大家都在同一行业，这样会保障行为标准，因此无需权威性关系已可阻吓不当行为，而且更为优胜。有研究亦发现即使行业中有很多企业，总承办商同一时间只会聘用两三个分判商。这可以用「投资」角度解释：双方从持续工作关系中得到不同寻常的好处，也可能是参与双方的人员从日常社交和工作中得到满足。若然双方都是现货市场中交易，每次要建立关系，这很累人的。一如经济生活的其他部份，社会关系的界面可能衍生自纯粹经济交易，日后渐趋重要。 在劳工市场方面，Williamson断言层级式企业优胜于市场交易，是在于能够向员工传达准确讯息。与单一企业比较，市场企业之间的沟通往往没有丰富的共识语言。在层级管理中，如上司熟悉员工脾性，传达讯息尤其准确。员工的个人资料和评价不是只局限在企业之部，也会传到外间。除了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个人关系，（以美国为例）员工跳槽是闲事，方便了人事数据的流通。 本文认为Williamson过度强调组织之内的层级权力。例如，他以为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较容易得到企业员工的合作；但内部审计可能避重就轻，流于表面。Dalton和Eccles的研究也指出企业之内的人际关系和办公室政治屡屡影响表面看来是纯粹的行政管理措施，例如成本会计，内部价格转移。纵合式管理本应解决问题，但因为上述原因，有些管理人员埋怨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为困难。 这些「过度社会化」实证研究有力反驳了企业内层级式管理的所谓「优点」：员工更为服从、雇员先顾全企业而抑制本身的利益等等。况且有深厚个人关系的中层管理人员会「合作」逃避总部的审计。大企业的员工流动性较低，内部劳工市场职级分明，各有进升渠道，致使这些逃避性合作行为变得更为容易。Weber提出的理想官僚架构明确职位之间的关系，不受人事调动影响，本来可以避免这类问题。但James Lincoln的研究指出如员工流动性低，官僚架构的人际色彩越浓烈，最终改变了网络和组织的方向。 至此为止，本文强调要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比企业之内的权威更为重要；这论点不同于市场论和层级论。较为持平的看法是要同时顾及企业之内的「市场」关系和社会连系，要留意权力关系，否则本文的论点是忽略了社会关系在市场发挥解决冲突的平顺功能。冲突是现实，从大众津津乐道的法律诉讼到偶尔发生报章报导的「割喉式」减价竞争。因为企业之间有效行使权力可防止公开争端，可以假设公开争端只是企业争端的小部份。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争端才会公诸于世。Hobbes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全民开战」就有着这粗略均势的意味。但如争议双方有一方有明显势力优势，另一方会早早投降减少损失。 强势企业的论题还有许多论述之处，但有关互任董事、工业企业的财务安排等等的研究文献已足以说明不能忽视权力关系。这也间接引证要解决复杂的谈判，把双方置于同一层级组织并不是万应良方；解决这些复杂谈判往往借助企业之间的明明暗暗权力关系。 最后要提到工业和组织社会学认为在企业内部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献着重要区分企业的「正规」和「非正规」组织：天真的社会学者才会相信官方的组织结构。层级式组织和企业内部化有关连，但不是最好的解释。内部化的效应可能催生比之前独立的市场实体有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 Williamson的市场及层级论和本文提到的镶嵌论对解释和预期有什么区别。对经济生活中抑制机会主义或不当行为和社会一般有序和彼此合作，Williamson的解释是纵向式层级的企业已接掌复杂的经济活动。但上文提到的实证指出即使是复杂交易，跨越企业的市场也能维持高度有序，反而企业之内会高度失序。这是否会发生（而不是Williamson预期会发生）取决于人际关系以及企业内外关系网络的性质。本文主张「有序和失序」与「忠诚不欺和不当行为」是与这些关系的结构有关，而不是组织形式。 市场企业可能纵向组合而不是相互交易，这情况有某些后果。如其他因素相同，但交易企业没有连系彼此的个人关系或最终导致矛盾、失序、机会主义或不当行为的网络，可以预期有偏向纵向整合的压力。在另一方面，如有稳定的关系网络调解复杂的交易和导致企业之间的行为标准，这些压力应不会发生。 Williamson的假设隐喻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当前的企业形式，为了避免机会主义，企业必然依随上文描述的纵向整合方向；本文则视之为压力而矣，因为Williamson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必然要有追求效率的强大选择压力；以及（二）有些行动者必然要有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可以建构纵向整合式企业的能力和资源。 Williamson没有清楚交代确保交易有效组织的选择压力。新制度经济学无言默认，似乎是隐含达尔文的论点：无论源头为何，有效方案得以持续，亦类似生物世界的「天择[13]」。因此虽然不是全部商企家能够准确掌握和利用商机，但纵向整合方案在交易成本和经济规模效应方面有较理性的特性，因而有更好的生存特性；这是Williamson的论据。但如此引用达尔文观点也可适用于任何制度分析：所谓「选择压力」的运作既不是研究主题或可证伪的命题，这只是自家之言。 即使能够解释「选择压力」有助某种组织形式有较高生存机会，但依然不能说明如何造就这些形式。引用生物演化论解释这些情况是「突变」、只是避重就轻；一如其他功能性说法，这也是不能自动假设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必然可行的。纵向整合要有资源，包括一些市场力量、取得资本（通过利润投资或资本市场），以及与法律和监管机构的适当联系。 如「选择压力」薄弱（尤其是Williamson声称会导致纵向整合的不完美市场），资源不足，上文提到的社会—结构性组合依然关连到交易成本的效益，但不足以保证必然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与效率没有关连的综合动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为重要，例如高层企管的个人决心。 本文提出的论点指出未来对市场和阶层组织的研究，要仔细和有系统研究促成经济交易的个人关系实际模式；这样才能更好理解纵向整合的动机，更能明白在原子化市场和完全整合企业之间的各种整合形式，例如上文提到建造业的半企业形式。这类型的中间形式与个人关系网络息息相关，如不重视则不能充份理解个人关系网络如何影响组织形式。这方面的数据数据比科技和市场组织的相关数据难找得多，也因为经济框架的主导形式是原子化的个体参与者，因此以为个人关系网络并不重要。 讨论要点本文提出大多数行为紧密镶嵌于人际关系网络，避开了人类行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论点。本人认为这适用于全部行为，但本文只集中经济行为，理由有（一）一般专业研究极大程度集中于行动的原子化理论，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二）社会学极少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无形中默认经济学者假设「市场过程」不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只有磨擦性作用，不是核心作用。即使少数社会学学者有研究以市场为核心的过程，其后的分析也会避而不谈。例如社会学文献描述个人的背景和收入，但不分析决定工资的劳工市场。 本文指出全部市场过程都可付诸社会学分析，这些分析可揭示这些过程的核心作用。本文以「信任」和「不当行为」为例，也提出Williamson的「市场与阶层」论点，说明「镶嵌观点」如何不同看待经济学者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视制度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避免从社会、历史和法律角度分析制度；如此功能性分析忽视了社会结构的仔细分析，而本文则认为这是现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研究重点。 「理性选择论」只是狭隘地集中于原子化个体和经济目标，与本文的「镶嵌观点」截然不同。若是广义地看，两者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上文有多处抨击经济学的社会化「过度或低度」论点其背后的基础是「心理修正主义[14]」，试图不以理性选择来解释经济学理论。我反而认为虽然「理性选择论」总是麻烦多多，但依然是很好的假设，不应随手放弃。要分析一些看来是「非理性行为」，如能置之于环境的局限（例如镶嵌论），就可以容易明白。全面分析「非专业劳工市场」的社会局限，可以明白他们似乎不完全是对「文化」规则的自动反应，而是对所处环境的理性反应。从严格的经济动机来看，管理人员参与「默许定价」的行为损及企业利益，是愚蠢的行为；但如从个人位置和网络关系分析，这种行为有适当的意义。如暂且放下经济目标，另外从社交、认可、地位和权力层次考虑，这些行为是否理性或只是工具性就有了另一方面的解读。经济学少有认同后列的因素是理性，因为他们往往把「利」与「情」划分得清清楚楚，只考虑「利」这一个经济因素，又假设其他动机只见诸不同和「非理性」组织的范畴，因而经济学者传统上对经济活动没有社会分折，没有引用心理学。我认为经济不止忽略了心理学，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社会结构。 最后必须指出「镶嵌论」的因果分析是颇为粗疏；「镶嵌论」对宏观历史和宏观结构的含义及其社会—结构特色，我知之不多，因此对现代社会或政、经改变的源头如何可以解答大问题，愚见未及这水平。我一再提到「镶嵌论」的近因关系，因为要了解大改革，必先要了解改革的机制，而最少为人了解的就是这些改变对经济活动镶嵌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不了解这些关系就无从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连。 「市场和层级」案例最能说明「镶嵌论」分析宏观利益模式的因果关系。纵向组合的规模和市场充斥小型企业，不仅是研究业界组织的小课题，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现况制度的大课题，例如对二元经济、依赖发展和现代商界精英的研究。对小企业是否被大企业「泰山压顶」的研究，一直是以泛泛而言的宏观政治和宏观经济论点出之，没有引用社会结构的成因。 例如，对二元经济的研究往往以为大量小企业是生存在大企业的「边缘」，承担了后者面对不稳定商业循环和科研的风险，小企业失败不会影响大企业的利益。我认为小企业得以生存是因为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之上还有紧密的社会关系，减少了整合的压力。这没有抹杀转移风险的解释，但「镶嵌论」可以解释有这么多没有卫星和附属地位的小企业，尤其是有紧密关系的小企业，但不足以解释为何市场有这样多类型的社会结构。这问题涉及较宏观的分析，因此先要理解市场中社会结构的重要性。 「市场和层级」的分折固然重要，而本文提出只是作为说明例子。我深信「镶嵌论」广泛适用于其他范畴，而经济学不应忽略社会学观点，社会学家也应参与经济研究，不应固步自封，以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特例。。 （译文省略了引文，请参见原文。） [1] 原文：Mark Granovetter :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93。译文略有删节。 [2] atomized-actor [3] state of nature：社会形成之前的无政府、原始政治情境；人受到自身情欲支配，相互之间可谓是平等的，但因为没有公共权威，人们乃处于彼此对立的战争状态，肇因在于人人不确定自身的安全。自然状态不会有工业、文化、和贸易等，因为「持续担忧和对死亡恐惧，人们的生活将是孤独、穷困、险恶、粗野、和短暂」，因此自然状态即是战争状态。（参考） [4] original position。假设社会上人人处于无知之幕，以理性的选择方式建立社会契约，以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合理分享社会的利益（参考）。 [5] substantivist [6] formalist [7] under-socialized [8] over-socialised [9] Leviathan. 有中译为《利维坦》。 [10] bounded rationality [11] opportunism [12] spot market [13] natural selection，亦称「自然选择」。 [14] psychological revisio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