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七章 自发调节被削弱 在1879-1929年这半个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成为组织严密的单位，内部潜藏着极具破坏力的紧张关系。这发展的较为直接源头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由于社会要顺从市场机制的需求，所以这机制运行的各种缺陷对社会本体产生了累积性紧张关系。 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是保护主义的效应。当然，有认为市场总是自发调节，因为市场往往产生市场出清[1]的价格；然而这适用于所有市场，无论市场是否自由。但上文已指出，自发调节市场机制有非常不同的含义：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市场。由于这些市场运作具有破坏社会的潜在危险，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阻碍了这些市场的建立，或即使市场建立后也会干扰其自由运作。 经济自由主义者引用美国作为市场经济有能力发挥作用的例证。百年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可以在美国完全自由地交易，似乎不需要社会保护措施；除了关税，政府没有干预工业生活。 解释当然是简单：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是自由的。一直到1890年代，边疆开放，无主权土地取之不竭；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低水平劳动力供应自由流动[2]；一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保持汇率稳定的承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继续有自由供应；因此不存在有自发调节的市场体制。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人、大自然和商业组织都不需要政府干预才能提供的保护。 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社会保护介入。由于无穷无尽的移民不能再自由填补下层劳工，高层劳工不能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有，必须节约；由于为了把货币从政治中分离和把国内贸易和世界贸易联系而引入金本位制；美国赶上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发展：保护土地和耕种者、通过工会主义和立法为劳工提供社会保障，以及中央银行；以上都以最大规模逐—出现。货币保护主义首先现身：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3]，目的在协调金本位制的和地区需求；随后是劳工和土地的保护主义。1920年代的繁荣足以导致严峻的经济萧条，要由「新政[4]」为劳工和土地建立起护城河，其范围要比欧洲更广泛。因此，美国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正反证据；本书认为社会保护是所谓自发调节市场的附属物。 同时，保护主义四处产出社会生活新单位的外壳。新的实体以民族国家形式铸造，但与以前的逍遥自在民族国家只有少许相似。新的甲壳类民族国家以国家符号货币表达身份，这类型主权国家是前所未见的处处提防和绝对专横。符号货币受到国家保护，也受外间世界关注，因为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建基于这些货币。如金钱已公然支配世界，这种金钱是打上了国家的印记。 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理解对民族国家和货币的重视，因为他们习惯性忽略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征。如民族国家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不合时宜，国家货币更不值得关注。自由主义时代的任何自重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怀疑钞票只是不同政治界限对不同纸制品的不同称谓，并不是重要的事物。利用交易市场把一种货币面额兑换成另一种货币面额，只是简单操作；交易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很幸运交易市场是不受国家或政治家控制。西欧正经历新启蒙运动，其怪诞事物包括国家的「部落式[5]」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部落式」主权国家是狭隘思想初露苗头。一直到1930年代，经济入门手册陈述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因此是无关紧要。市场思想的盲点同样漠视了国家和货币现象。自由贸易者对这两方面是以唯名论[6]观点视之。 这联系非常重要，但当时为人忽略。时不时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学说和货币的传统学说，但几乎没有人理解两种学说是用不同术语陈述相同的事情，如其中一种学说是错误，另一学说也是错误。Cunningham[7]或Wagner[8]揭露了国际自由贸易的谬论，但没有与货币联系；另一方面，Macleod[9]或Gesell[10]攻击经典货币理论，但又遵守时尚的贸易制度。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作家完全忽略了货币在建立国家作为当代决定性经济和政治单位时的建构重要性，一如十八世纪的前人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存在。从Ricardo到Wieser，从John Stuart Mill到Marshall和Wicksell这些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支持这立场，而一般受教育的人被教导全神贯注国家或货币的经济问题是次等人的烙印标记。把这些谬论合并为荒诞的命题：即国家货币在文明的社会的制度机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会被认为是空洞的悖论，毫无意义。 实际上，新的国家单位和新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分离的。正是货币为国家和国际体制提供结构力度，并引入一些导致突然崩断的特点。信贷所建基的货币制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保护主义是三方面的驱动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各自发挥作用，但土地和劳动力是与有限（虽然广泛）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农民）联系，货币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因素，往往把不同利益合并为整体。即使货币政策也可以分开和合并，但客观上货币制度是组合国家的最强大经济力量。 劳动力和土地分别主要导致社会立法和谷物税。农民反对让劳工受益和增加工资所带来的负担，而劳工反对食品价格的任何上涨。但一旦落实谷物法和工匠法（自1880年代以来的德国），很难废一法而不废除另一法。农业税和工业税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自卑斯麦在1879年把全面保护主义的思想变得普及，地主和实业家政治组成联盟以争取对大家有好处的关税保护措施；这是德国政治的特征；从关税中得到个人好处，一如建立垄断联盟占便宜一样普遍。 国内和国外的社会和国家保护主义往往会融合。[11] 由谷物税引起的生活成本上涨导致生产商要求保护性关税，而且利用作为垄断政策的补充。工会自然坚持要求高工资以补偿生活成本上涨，因此不能反对这些关税，因为雇主要靠此应付工资上涨。但一旦社会立法的计算方法是基于受限于关税的工资水平，要求雇主承担这种立法的负担是不公道，除非雇主确信将来会继续受到保护。顺提一下，指责集体主义阴谋论要为保护主义运动负责，这说法的事实依据不是很充份，只是把结果误解为成因。保护主义运动的起因是自发性而且扩散范围广泛，但运动一旦开始就必然会建立致力维持保护主义运动的并行利益团体。 比利益集团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的综合结果所建立的实际环境是均匀地扩散。如不同国家有不同生活（实情总是如此），这种差异现在可以追溯到有保护目的的具体立法和行政法规，因为生产和劳工的环境现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税收和各项社会法律。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领土限制移民之前，虽然英国失业严重，英国移民出国的数目已减少，显然是因为祖国的社会环境已大大改善。 但如关税和社会法律营造了人为气候，货币政策营造名副其实的人为天气，天天不同并且影响社会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保护主义的整合力量，因为后者缓慢笨重，而货币保护是永不停止和风起云涌。商人、工会工人和家庭主妇左思右量，农夫计划耕种、父母为子女打算、筹备婚礼的恋人等等在考虑当时取舍时，与其它任何单一因素相比，他们全都直接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稳定时情况确是如此，货币不稳定时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必须做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大决策。政治方面，国家身份是由政府建立；经济方面是授权中央银行。 国际方面，如可能的话，货币制度更为重要。非常荒谬的是货币自由是对贸易限制的结果。由于商品和人员过境流通的障碍越来越多，所以必须更有效保护自由支付。短期货币一瞬间在全球点对点传递；政府之间、私企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国际支付方法有划一监管；即使落后政府拒付外债或企图窜改预算保证，会被认为是暴行，没有信用的〔国家〕被扫到黑暗角落。就世界货币制度的各种问题，各地建立了类似制度，例如代表团，成文宪法定义了国家司法管辖以及管理发布预算，颁布法律，批准条约，承担财务责任的方法，公共会计法规，外国人权利，法庭司法权，汇票本籍，因此也暗喻发钞银行、国外债券持有人以及形形色色债权人的地位。这涉及划一使用银行纸币和铸币，邮政法规，证券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要一致。或许除了最强大国，没有政府能够承担忽视货币禁忌的后果。从国际角度看，货币就是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时段脱离国际体系。 与人员和商品对比，货币不受任何措施阻碍，继续发展其全地域全天候的交易能力。实物流通变得越困难，传达实物的支付变得越容易。当商品和服务贸易放缓以及贸易平衡非常危险地来回摆动，在全球流窜的短期贷款帮助国际收支平衡几乎自动保持流动，也为与可见贸易几近没有关系的作业融资。对商品交易建立的障碍没有影响支付、债务和索赔；国际货币机制的快速增长的灵活性和普遍性，在某程度上正在补充一直在萎缩的世界贸易管道。到了1930年代早期，世界贸易量只是小溪流水，国际短期贷款取得前所未闻的流动性。只要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和短期贷款发挥作用，实际贸易的不平衡不会超出会计记账的能力。有了信贷流通的帮助，得以避免社会混乱；金融手段纠正了经济不平衡。 作为最后手段，市场自发调节被削弱导致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未能周转和恢复就业，当进口不能产生出口，当银行储备监管法令威胁商界陷入恐慌，当国外债务人拒绝还款，政府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在紧急情况下，社会整体通过干预措施表达本身。 促使国家采取多大程度的干预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和经济困难的程度。只要投票〔权〕受到限制和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影响力，干预主义的紧急程度不及有普选权的国家；有了普选权，国家成为百万人民的工具——这百万人民在经济领域中往往要承担被统治者的痛苦。只要就业充分，收入有保障，生产持续，生活标准可信赖，价格稳定，干预的压力自然是少于当持续低潮使工业成为闲置工具和徒劳努力的废墟。 国际方面，以政治方法补充市场自发调节的不完善功能。Ricardo的贸易和货币理论可惜忽视了由于各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出口设施、贸易、运输和银行经验之不同，各国地位有差异。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英国只是贸易宇宙中的小小原子；准确地说，英国的地位与丹麦和危地马拉属同一水平。实际上，世上的国家为数不多，分类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和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国家，进口和外国贷款依赖多种出口商品国家和单一出口商品（小麦或咖啡）的国家。理论可以忽视这些差异，但实际上不能同样忽视这些差异的后果。海外国家往往没有能力清偿外债，或货币贬值危及偿付能力；有时这些国家决定以政治手段恢复平衡和干预外国投资者的财产。经济自我恢复的过程不能依赖任何这些情况，虽然经典学说指出这过程必然能够偿还债务、恢复货币和保护外国人免受重复的类似损失。但这要求有关各国多多少少是世界劳动分工体制的平等参与者，但必须强调情况并非如此。预期货币暴跌的国家会自动增加出口从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或对国外资金的需求会迫使该国赔偿外国人和重新还债，以上都是空想。例如，咖啡或硝酸钾的销售增加，可能使整个市场混乱不堪，而拒付高利率的外债似乎比国家货币贬值更可取。世界市场机制不能承担这样的冒险。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派遣炮舰；拖欠债务的政府，不管是否欺诈，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遭受炮轰，要么偿清债务。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有效强制支付，避免更大损失和保持体制运转。如殖民地土著不掌握贸易对双方有利的无懈可击理论，类似的方法会劝导殖民地人民理解贸易的好处。如当地碰巧有欧洲生产商需要的丰富原材料，而之前没有和谐关系确保土著会改变完全不同的口味追求欧洲产品，情况明显需要干预措施。当然，所有这些困难不会在所谓自发调节体制出现，但越是要有武装干预的的威胁才迫使对方支付，越是要依靠炮舰保持贸易路线畅通，贸易越是跟随国旗之后，而国舰是服务入侵国政府的需要；越加明显的是必须使用政治手段以维持世界经济平衡。 [1] market clear是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即价格波动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量和厂商的生产量，并使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 [2] 原注1：Penrose, E. F., op. cit. 马尔萨斯定律只在土地供应受限的假设才成立。 [3] Federal Reserve System [4]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是指1933年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和复兴(Recovery)，因此也称为三R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 [5] tribalistic [6] 唯名论（Nominalism），中古欧洲的哲学学说，认为现实事物没有普遍本质，只有实质的个体是存在的。与此相对的是「实在论，Realism」。 [7] William Cunningham (1849 – 1919) ，英国经济学家和著名经济史学者，鼓吹经济学要用上史学方法，反对自由贸易。 [8] Adolph Wagner（1835- 1917），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先驱，他主张保护主义的论点是这样：任何有剩余食物和原料的国家都渴望发展国内生产和禁止外国制造商进入；世界各国正踏上自给自足之路，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饿死。 [9] Henry Dunning Macleod (1821–1902)苏格兰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信贷理论，从货币理论创建信贷理论，而不是通常的反向路径。他认为货币和信贷本质上是相同；货币是一般形式的信贷的最高形式。 [10] Silvio Gesell (1862-1930), 成功的德国商人，后研读经济学，对货币和利息理论有卓见。凯因斯惋惜他是沧海遗珠。 [11] 原注2：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40. |